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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彪: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鄭彪 · 2011-10-15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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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鄭彪

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享有“當代歌德”美譽的著名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在題為《假如沒有馬克思》一文中說:“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后生者只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于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蠢、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藐視。”文章的題目說的是馬克思,其實無疑包括列寧以及一切工農運動的領袖、思想家和為社會主義奮斗者,他說:“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他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隸制的陰郁的狀態(tài)之中;沒有斗爭,沒有起義,沒有罷工,這需要發(fā)動,需要引導,資本家是連半步也不讓的。”(1)海因里希的觀察深刻,“一部進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負義史”,這其實是在批判近代引領世界的西方文明。長期以來馬克思及其主義被人為地削弱,有一個詞叫作被“邊緣化”;而列寧及其主義簡直就是被妖魔化。事實勝于雄辯,勝過一打教科書。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災難,使得東西方不由自主地想起馬克思和列寧。

著名美國金融專家邁克爾·赫德森說,要理解美國得多讀讀列寧和約翰·霍布森(Lohn Hobson)的著作。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寫于1906年。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年代是歐洲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世界歷史的一個高點和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由此引起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革的起點。列寧站在歷史的高點,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以其天才般的政治洞察力和領導力,特別是建立在對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發(fā)展趨勢和歷史地位的分析基礎上對革命發(fā)動時機驚人準確的把握,不僅成功地領導人民群眾干成了十月革命,翻轉了歷史乾坤,而且列寧主義特別是他的“帝國主義論”,經過百年歷史風云的洗禮,至今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至今我們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解決關于帝國主義、經濟危機乃至戰(zhàn)爭與和平等種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都還要向列寧請教。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勇敢地面對經濟全球化包括加入WTO,也就是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勇則勇矣,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代價。究其理論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讀列寧的書,豈但不讀,學術界追隨西方思潮,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僅遭到邊緣化,列寧主義則被開除出學術視野。這種情況使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yè)的發(fā)展受到損失,其實學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少著作表現出作者對帝國主義完全喪失思維能力,實踐中各領域發(fā)生危及國家安全的傾向,就是明證。歷史再次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探索和揭示社會發(fā)展內在的、本質的和必然的聯(lián)系,是一門科學,無論在方法論和內容上都具有西方社會科學包括地緣政治學難以比擬的優(yōu)勢。這里限于篇幅,對“帝國主義論”普遍而重大的現實意義,難以全面深入地展開研究,只能做一點蜻蜓點水的探討。

一、關于帝國主義的基本理論

(一)關于帝國主義的定義和實質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概念充斥西方報刊書籍,含義十分混亂,列寧指出:“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2)列寧認為這個定義最主要有兩點:一是銀行資本與產業(yè)資本混合生長的金融資本的壟斷;二是“瓜分世界(領土)”。對于前者,當代金融資本的壟斷已經遠遠超過列寧時代;對于后者,“瓜分世界(領土)”已經發(fā)展到今天要“沖突”掉非西方文明體和絕大部分世界人口,由西方極少數人獨霸地球。美國從大英帝國解體的教訓中發(fā)現已經不再需要直接瓜分領土(那樣成本太高,很笨),而轉向控制(相對壟斷)資源。即薩米爾·阿明所指出當代西方霸權在于控制世界五大資源:自然資源、技術資源、金融資源、信息資源、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為了控制這五大資源,首先要控制人們首先是各國精英的頭腦,于是美國將冷戰(zhàn)發(fā)展成為一場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大規(guī)模全球洗腦、收買運動的地緣政治戰(zhàn)爭,其意識形態(tài)是新自由主義。美國金融海嘯發(fā)生以后,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世界崩潰。

(二)關于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及其演變

列寧指出:“這樣的定義畢竟是不夠的。因此,如果不忘記所有定義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永遠也不可能包括充分發(fā)展的現象一切方面的聯(lián)系,就應當給帝國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其中要包括帝國主義的如下五個基本特征”。(3)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人們曾經耳熟能詳,百年以來,這五大特征已經有很大的發(fā)展變化。

甲.壟斷組織:“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國把本國的生產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內市場必然是同國外市場相聯(lián)系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所以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隨著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lián)系、殖民地聯(lián)系和‘勢力范圍’的極力擴大,這些壟斷同盟就‘自然地’走向達成世界性的協(xié)議,形成國際卡特爾。”(4)從產業(yè)壟斷發(fā)展到金融壟斷,從經濟壟斷發(fā)展到政治壟斷和全球五大資源壟斷乃至對人們頭腦中思想的壟斷和話語權壟斷,可見當代的壟斷已經登峰造極,遠遠超出百年前。某些西方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不僅富可敵國,而且實際上已經成為沖擊民族國家的某種國際經濟政治實體,例如,美國孟山都、杜邦和瑞士先正達三家公司幾乎壟斷了世界一半的商業(yè)種子市場;嘉吉公司等五家公司控制著85%的世界糧食貿易,實際上負有地緣政治使命。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領域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金融資本的壟斷,世界排名1000家銀行中前45家銀行占總資產的45%。(5)列寧認為壟斷是社會主義的入口,千真萬確;但是離開階級斗爭,入口硬是入不進去。

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是企業(yè)之間的競爭,技術落后的企業(yè)被淘汰;壟斷競爭是壟斷企業(yè)扼殺不服從壟斷的企業(yè)的競爭;現在是跨國公司(銀行)之間的競爭和跨國公司與不服從于壟斷組織利益的國際政治主體——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前者打著經濟全球化的旗號,在WTO和國際專利制度的規(guī)則下,迫使民族國家,特別是非西方文明的后發(fā)國家服從于自己的利益;如不服從,就發(fā)動包括貿易戰(zhàn)、匯率戰(zhàn)和引發(fā)金融危機洗劫財富等方式在內的地緣政治戰(zhàn)爭。如果還不服從,就發(fā)動“顏色革命”,或者訴諸武力,包括直接轟炸之類。最后再通過各種手段,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以違反人權等名義送上國際法庭。

列寧時代是金融資本對生產和流通的壟斷,也就是經濟壟斷,但已經發(fā)展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壟斷,政治犯罪化、黑社會化已然公開化、合法化,影響所及,發(fā)展中國家也有這種趨勢,以致在當今世界政治舞臺上有時已經難得聽見正義的聲音,而“我是流氓,我怕誰”的邪惡叫囂卻不絕于耳。不到一百年,壟斷資本就從對物質資源的壟斷發(fā)展到對思想-文化資源的壟斷,即對人的頭腦思維的壟斷,而且已經在策劃推廣人體芯片植入的“芯片人計劃”。資本吞噬人,物質吞噬精神,久已成為事實,未來是否會發(fā)生技術吞噬人類(例如,未來是否會發(fā)生機器人、基因人吞噬自然人,“芯片人”還是人嗎)?“文明沖突”釀成種族沖突,從工業(yè)化導致生物滅絕發(fā)展到人類為爭奪地球剩余資源而血拼,從種族滅絕,再到人類滅絕,這已經成為當代人類社會日益關注和憂心的重大政治問題。這一切表明,壟斷已經走向極致,已經威脅到全人類生存,就必然遭到全球反對而走向非壟斷,面臨拆分,或者人類與壟斷資本集團同歸于盡,這是說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或歷史趨勢。

乙.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yè)資本而是金融資本。”(6)當代帝國主義的特點已經發(fā)展為金融資本壟斷+五種資源壟斷+思想壟斷。百年前列寧已經發(fā)現“銀行發(fā)展成為具有真正‘包羅一切的性質’的機構”,(7)工商界已經在抱怨銀行的“恐怖主義”性質。(8)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過渡階段,由于銀行資本與工業(yè)資本混合生長形成金融資本,已經產生金融資本對產業(yè)資本利潤的巧取豪奪,如德國經濟學家克斯特納所說,“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干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這種金融勾當和欺騙行為的基礎是生產社會化,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于......投機者。”(9)但是在列寧時代,在第二國際理論家魯道夫·希法亭那里表述的,金融資本還只是“由銀行支配而由工業(yè)家運用的資本”,(10)即使發(fā)展到壟斷,資本輸出成為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也主要是輸出到實體經濟。經歷戰(zhàn)后科技革命,實體經濟得到空前迅猛的發(fā)展。西方國家在滯漲中退出實體經濟的巨量貨幣資本,需要尋找更加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如果沒有,就需要創(chuàng)造這些投資領域,需要“創(chuàng)新”投資(生錢)方法,因為需求也創(chuàng)造供給。于是有投資銀行這個金融恐龍橫空出世,如郎咸平所說:“他們不僅僅與產業(yè)資本融合,而且與傳統(tǒng)的銀行資本融合;這種融合已經不是簡單的合作,而是通過各種金融工具,控制產業(yè)資本和傳統(tǒng)的銀行資本。不僅如此,他們還充分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發(fā)明各種金融產品和杠桿工具,撬動全球全社會的資本,呼風喚雨,為一己私利,牢牢控制全球的經濟資源。他們不僅能使某個產業(yè)破產,還能做到使某個國家破產。”(11)產業(yè)資本和商業(yè)資本流通中暫時閑置的資本,大量轉化為金融投機資本,以合乎市場規(guī)則的金融掠奪獲得的詐騙利潤,冒充財富,制造經濟泡沫和虛假繁榮。所以當代西方國際金融資本具有特別嚴重的侵略性和掠奪性。

經過20世紀70-80年代的金融創(chuàng)新,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層出不窮,在形形色色連專家都難以看懂的金融產品和有關合同中將各種金融詐騙手段表演得出神入化,掩飾得天衣無縫。斯蒂格利茨指出,這些金融創(chuàng)新,“如同‘變化’一樣,創(chuàng)新并無任何內在價值,他可能是壞的(‘騙子’貸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有可能是好的。”(12)在金融創(chuàng)新浪潮中,西方國家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賭場,不僅產業(yè)資本被吸引進入賭場,公民個人資產以及社會養(yǎng)老金也被卷入賭場。在發(fā)達國家,人們“退休后,他們對金融市場的依賴日益加強。養(yǎng)老金計劃中的主要份額已經從養(yǎng)老金固定收益轉向為公共和私有養(yǎng)老金賬戶固定繳款計劃。養(yǎng)老基金常和期貨交易相聯(lián),如谷物或燃料的期貨交易。沒人能知道他最終會得到多少養(yǎng)老收入。最后,正是賭場經濟決定了養(yǎng)老金受益的最終價值。”(13)所謂養(yǎng)老金的“最終價值”,包括最終“毫無價值”,所以,巴菲特將金融創(chuàng)新稱作“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如果說“20世紀(初)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tǒng)治到金融資本統(tǒng)治的轉折點”,(14)指的是1900年的經濟危機),那么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是金融資本統(tǒng)治發(fā)展的另一個轉折點。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金融創(chuàng)新浪潮,金融業(yè)的許多權力轉移到投資銀行手中,后者占據了金融業(yè)的統(tǒng)治地位。投資銀行原本只是資本市場的中介,發(fā)展成為金融壟斷企業(yè),高盛這種公司被稱為“高盛帝國”。而且它的厲害之處還在于與美國財政部實行“人事捆綁”,綁架美國,滲透和企圖控制“中美國”。俄羅斯學者說20世紀美國愈來愈表現出其具有黑社會性質,就包括這種“影子政府”控制下的“旋轉門”現象。還有一個現象是,以往的金融危機是銀行家破產自殺,現在是金融業(yè)倒閉風潮中大銀行家樂顛顛數錢。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呼風喚雨,拿國運作賭注,以極少數私人發(fā)財為目的,終于搞出金融海嘯,為國際社會千夫所指。美國的國際威望空前跌落,現在主要靠航母和導彈撐著了。

金融業(yè)發(fā)展到當代經濟體系的“恐怖主義”階段,20世紀90年代美國金融產業(yè)的利潤總額(包括保險業(yè)和不動產業(yè))超過了所有非金融產業(yè)的利潤總和。(15)本質上是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畸形發(fā)展的結果,其政治本質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包括匯率機制、國際貿易、資本國際化的復雜體系以及國債機制在內,成為在全球范圍掠奪各國財富的地緣政治工具。在列寧時代,“在股份公司里常見的、在資產負債表上玩弄平衡把戲的典型例子,向我們說明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會干起冒險勾當來,心里要比私人企業(yè)家輕松得多。編制資產負債表的最新技術,不但使董事會能夠把所干的冒險勾當瞞過普通的股東,而且是主要的當事人在冒險失敗的時候,能夠用及時出賣股票的辦法來推卸責任,而私人企業(yè)家卻要用自己的性命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負責”。(16)這就是金融海嘯發(fā)生之后,美國中下層百姓和各國受害者聽到華爾街及其后臺老板在點鈔機前發(fā)出“天堂里的笑聲”,極為憤怒的原因所在。美國的當代商業(yè)、政治、法律制度“完善”到金融寡頭可以為所欲為,只有掠奪自由,而沒有破產風險;或者雖有企業(yè)破產風險,極少數個人股東或高管卻能因“破產”而發(fā)財;這些市場上的金融把戲,包括股票市場上玩弄資產負債表的把戲,都已經全球化了。

發(fā)行股票后溢價出售,所得叫做“創(chuàng)業(yè)利潤”,是希法亭的理論創(chuàng)新,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金融創(chuàng)新奠基。從列寧所說的“替壟斷者向全社會征收貢賦”,(17)發(fā)展到向全世界征收貢賦;從控制本國政府發(fā)展到控制各國政府;從向各國政府強制攤派債券發(fā)展到向世界各國征收“炭幣”;這大概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最后表現形式。此外,“拿發(fā)展得最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來做投機生意,也是金融資本的一種特別盈利的業(yè)務。”(18)百年前在發(fā)達國家這種特別盈利的業(yè)務,在近十幾年的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被譽為“經營城市”的秘方,其實是百年前西方金融資本賺錢方式在當代的翻版。人們罵房地產商黑心,固然不錯,但其實不盡公平,背后是金融資本和權力“資本”,包括國際壟斷資本。發(fā)展中國家的國有銀行在通脹走高的條件下,一直維持低利率,加以實行不夠公平的稅負政策,往往被民間稱為殺貧濟富,并非完全沒有根據。

丙.資本輸出:20世紀70年代以后,帝國主義的特征已經不僅是資本輸出,而是“文化帝國主義”(摩根索語)的全球擴張,包括游戲規(guī)則輸出、新自由主義思想理論和美國商業(yè)文化包裝的西方價值觀輸出、全球洗腦運動,以服務于其全球戰(zhàn)略。美國的商品資本輸出尤其表現為大規(guī)模的無孔不入的文化商品,大量的粗鄙低俗的文化商品,利用人性的弱點,煽動人類最原始、最低俗的感情,腐蝕人的精神和心靈,宣揚極端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消費至上主義、去政治化、去本土化、泛娛樂化、男性女性化,詆毀一切高尚、利他、愛國的思想和行為,將任何神圣嚴肅的事物、人物都普遍地搞笑化、庸俗化,等等,這一切都成為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有利于削弱發(fā)展中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壟斷資本掃蕩全球。無數事實表明,精神垮了,國家必垮;歷史被消滅,文化被征服,包括領袖、英雄人物被妖魔化,接下來就是國家和民族消亡。當代資本輸出和金融統(tǒng)治在發(fā)展中國家造就食利者階層,不勞而獲、一夜暴富思潮泛濫,物欲征服精神,使得“高尚成為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人和社會的精神面貌迅速退化,整個社會日益散發(fā)出腐朽的惡臭,人類社會在集體向下沉淪,這是當代美國壟斷資本極力推動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的社會特征,這一切包括所謂“亡國滅種”都在為“減少”世界人口開辟道路。

希法亭說:“金融資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統(tǒng)治。”列寧稱贊他說的很對。(19)過去帝國主義以資本輸出為特征,是列強競相貸款給殖民地國家,因為債權人占便宜:“獲得貿易條約上的讓步,開設煤站,建設港口,得到利益豐厚的租讓,接受大炮訂貨”,等等。(20)現在倒過來,是發(fā)達國家債臺高筑,而發(fā)展中國家被迫或自愿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貸款給美帝國,現在是債務國占便宜,吃債權國,債權國吃虧,吃大虧,而且很可能最后壞賬。即便如此,由于復雜的原因,債權國還得報以苦惱人的笑。列寧指出:“金融資本的統(tǒng)治是在加劇這種不平衡和矛盾”,(21)今天也是如此,是在加劇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體系崩潰。

丁.國際壟斷同盟:壟斷組織已經從卡特爾、辛迪加,發(fā)展到當代多國公司、全球公司,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說:“目際壟斷組織已經形成強大的同盟,也就是說,通過產業(yè)鏈高效整合的形式,牢牢控制著某個行業(yè)或者產業(yè)。”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孟山都公司的案例,有關資料揭示了他們是如何操控全球農業(yè)、推廣轉基因技術和產品以服務于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

戊.世界領土瓜分完畢:列寧時代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領土是為了瓜分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列寧指出,以后只能是反復瓜分。現在的超級大國只有一個,已經不是瓜分,而是要獨占全球剩余資源,獨占地球家園。早在1852年英國政治家迪斯累里已經認識到,“殖民地是吊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22)所以,當代帝國主義找到了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控制和政治支配的新辦法,這就是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和跨國公司。除此之外,更厲害的還在于壟斷資本要控制人類的精神世界、人們的頭腦和整個心靈,甚至發(fā)展到要向人類身體中植入芯片。郎咸平教授指出:“新帝國主義,其帝國主義的本性并沒有變。產業(yè)資本、金融資本和國家之間配合得更加嫻熟和默契。它們利用資本和軍事實力,創(chuàng)建所謂的游戲規(guī)則,設置圈套,套牢弱勢國家和民族。新帝國主義不僅僅是要自然資源,而是要牢牢控制從農業(yè)到工業(yè)到各種可能牟利的產業(yè),最終實現從思想上控制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產業(yè)上讓你完全依附宗主國。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帝國主義的新本質。”(23)過去殖民地進行奴化教育,血雨腥風,人們抗拒;現在進行洗腦,“暖風吹得‘游’人醉”,舒舒服服地洗腦,往往樂于接受,也就“傻瓜化”了。所以,斯蒂格利茨稱之為“一群資本主義白癡”,大前研一稱現在是“低智商時代”。做到這一步,西方就從文化上徹底征服世界和各種非西方文明,也就充分證明了有色人種不行,是“垃圾人口”,理應清除。現在就有人情愿給美國人“當孫子”,或者再當“三百年殖民地”,未來是否會有人自認是劣等民族,甘愿被清除,也未可知。

(三)帝國主義的腐朽性

一個時期以來向往西化美國化的思潮背后,是向往美國的富裕和生活方式。但是,美國生活方式已經被證明不可持續(xù)。當代美國的富裕也已經變味,“美國的富裕完全是一種‘流入性’的富裕。外國資金、熟練工人和進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國,而美國只需付出以美元紙幣計價的債務。美國獲得外國資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致其本國境內的生產已越來越少。”(24)過度積累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性資本過剩,產能過剩,世界經濟從工業(yè)化時代進入金融投機時代。這個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傾向于制造資產(股票、房地產等)價格上漲的經濟泡沫和投機、尋租牟利,而不是通過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致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目的不是發(fā)展經濟創(chuàng)造財富,而是掠奪財富,不是走向繁榮,而是走向獨霸,也就是走向毀滅。戰(zhàn)后發(fā)展中國家的處境和展示的前景,證明西方國家的戰(zhàn)略是將其推入深淵,確實是為了消滅人口,種族滅絕。這才是“文明沖突”的真義。這是美國的國家戰(zhàn)略,也是帝國主義垂死性、腐朽性的極致。

按照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資本的占有與資本在生產領域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與產業(yè)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與其它一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是一般資本主義的特征。(25)食利者是指靠存款特別是靠持有有價證券取得利息或股息收入為生的剝削者。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貨幣資本大量積聚于壟斷資本集團手中,食利者階層人數大大增加,是帝國主義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現之一。當代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金融業(yè)爆炸性發(fā)展,使得美國股息占總利潤的比例,從1979年的22.8%增長到2008年的44.3%。(26)不到三十年中股息占總利潤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不難設想食利者階層的人數也必然大大增加。與之相聯(lián)系的美國經濟“空心化”,也是帝國主義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現。

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帝國主義、全球最大的剝削者、搭便車者和眾矢之的。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美國人不儲蓄,而是用自己的錢投資基金股票債券不動產來贏利,美國政府通過向外國發(fā)行債券為本國赤字和投資融資,“通過使歐洲和亞洲的中央銀行接受不限量的美元儲備而向他們征稅”,美國向世界經濟體系無限制地輸出美元紙幣,并吸收世界各國的商品出口,以此維持國內的高消費水平。美國財政部發(fā)行的債券總額大大超過了美國政府的償還能力,美國也已經公開表示它不會清償這些債券。(27)赫德森指出:“過去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一直只集中關注公司如何投資于其它國家,榨取利潤和利息。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營投資者和出口商來實現的。但當今的新型金融全球帝國主義發(fā)生在政府之間,具體而言,發(fā)生于美國政府與國際收支盈余國家的央行之間。這些國家的盈余增長得越大,也就有更多的美元被迫轉而購買美國財政部的債券。”(28)這種美元霸權條件下形成的帝國主義,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創(chuàng)新”,是將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發(fā)展到極致的表現。

當代帝國主義的腐朽性表現為高度寄生性,表現為美國經濟空洞化而靠負債和進口(外國)推動、美元霸權豢養(yǎng)下的金融資本統(tǒng)治和廣義的當代國際食利者階層(社會中下層甚至失業(yè)者也能從全球“財富效應”中食利)。列寧時代的金融帝國的統(tǒng)治,是建立在自有資本和資本輸出基礎上的;當代帝國主義的寄生性,發(fā)展到以外國資本和資本輸入基礎上支撐本國食利,不僅壟斷資本集團,非剝削者也成為變相的全球“食利者階層”的補充,社會一天不借錢,不輸血,不食利,就不能生存,而這主要靠武力威脅來維持美元霸權和全球心理預期。德雷克大學經濟學教授侯賽因·扎德(Hossein-zadeh)說,海外軍國主義為美國精英和工人階級帶來了巨額利潤,實現了繁榮,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稱美國為“軍事低成本或寄生的帝國主義”。(29)可見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已經發(fā)展到極致。美國還有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但是大量用于發(fā)展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上面,即使發(fā)展出新興產業(yè),經濟上有所復振,歸根結蒂,政治上已經是窮途末路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商品輸出,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是資本輸出,當代帝國主義的特征是規(guī)則、文化-意識形態(tài)輸出(戰(zhàn)略欺騙、洗腦),現在已經搞不下去了。

列寧指出:“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30)“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經濟問題,不研究這個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認識現在的戰(zhàn)爭和現在的政治。”(31)“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瓦解、腐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個生活環(huán)境而被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所俘虜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必然產物。”(32)在列寧時代,“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劃分出極少數特別富強的國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計算,也不到1/5),他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現在當然更多的多了”。(33)列寧指的剪息票還只是資本輸出的收益,每年80億到100億法郎。“這種大量超額利潤(因為它是在資本家從‘自己’國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之外得來的)可以用來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34)戰(zhàn)后到20世紀70年代,超額利潤太多,可以“收買”本國整個工人階級,以后更發(fā)展到收買發(fā)展中國家的精英。這些精英階層經濟地位改變,政治地位有些或許沒有改變,但是收入大增,生活方式改變,價值觀和世界觀隨之改變,他們的眼界狹窄,與“整個世界觀來說已經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階層”一起,成為全世界范圍內的“工人貴族”,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會很多),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可資利用的社會基礎,站在發(fā)達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一邊,反對自己的國家。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一種“達沃斯人”。

一個時期以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推動下,隨著世界經濟中網絡、房地產和金融泡沫泛起的是西方“普世文化”泡沫,或稱“達沃斯文化”,即所謂精英文化。亨廷頓說,普世文化是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它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35)關于普世文化,亨廷頓嘲笑它是一些“深刻而不恰當,恰當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當又不深刻的”觀點。(36)因為“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37)“達沃斯文化”語出“達沃斯論壇”,也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年一度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一座美麗的小城舉行。每年都有一千名左右主要來自發(fā)達國家的,也有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世界級的富商巨賈、金融寡頭、政府高官、學者名流和媒體人士云集達沃斯。這些人一般具有顯赫的地位和學位,有資深的經濟政治文化背景,有自由主義的共同理念,受雇于著名跨國公司(銀行)、政府機構和學術機構,享有豐厚的經濟收入或巨額資產以及較高的社會知名度,操著熟練的英語,在國內國際上層社會擁有廣泛的人脈資源,享受一種超高質量也超高度西化的生活方式,擁有社會精英的美譽和心理。他們被稱為達沃斯人,自視是一種掌握了“金融煉金術”的“超人”;他們的文化也稱達沃斯文化。達沃斯人由于掌控了所有國際機構、跨國公司和大量重要的政府職位,因此達沃斯人及其文化的影響力,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當廣泛而巨大。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破產和世界金融、經濟泡沫的破滅,世界金融機構、金融體制、經濟政治秩序的變動和重組,“普世文化-達沃斯精英文化”日益處于尷尬的境地,其文化也正在迅速湮滅。2009年達沃斯論壇沒有邀請經濟學家就是一個證明。達沃斯人主要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富豪、政客和學者,據估計在發(fā)展中國家總計不到500萬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1%,占發(fā)展中國家人口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頓說:“它遠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達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領導人不一定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制。”(38)達沃斯人屬于新自由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上層人士,在發(fā)展中國家人數不多,但能呼風喚雨,影響很大,在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也有大量不明真相的擁躉和追隨者,至于他們“不一定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確保權力控制”,這出自亨廷頓敏銳的觀察,智利等拉美國家的“芝加哥小子”、印尼的“伯克利匪幫”、俄羅斯的“蓋達爾-丘拜斯”集團的覆滅表明,趨勢確是如此,但是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當代世界經濟政治類似現象的經濟根源,知識分子中分化的現象與之類似,這也是當代帝國主義階段比較突出的地緣政治現象,以美國為最典型。但是,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這種情況正在改變,社會結構又在重新分化。對此,發(fā)達國家和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的先進知識分子和左翼學者,如沃勒斯坦、弗蘭克、阿明等人,許多人其實看得很清楚,也有政治自覺,表現為以其研究工作推動世界格局演變,將這一目的表述得最直白的,就是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

所謂中產階級,不是一個科學概念,早期是指資產階級。當代發(fā)達國家的所謂中產階級,其大部分實際上處于歷史上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地位,無非是指有相對穩(wěn)定的工作,自備了交通工具(小汽車),部分人有自用的房產,未必有多少資產,甚至于沒有存款,如此而已。在中國,許多人早已經實現“小康”,但是在社會經濟地位和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中國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資產階級倒是形成了,中產階級既不是一個科學概念,總體上也不是一個穩(wěn)定的存在,至于在未來中國要培育一個西方那樣龐大的中產階級,那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政治幻想,或者是一種麻醉劑。由于戰(zhàn)后資本主義經濟大周期的繁榮較長,加以有福利制度,社會相對穩(wěn)定,這種特殊地緣政治條件下產生的社會結構變化使人們產生幻覺,大量滋生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政治上最容易被蒙蔽。這是東西方政治平衡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象,隨著兩級世界格局傾覆,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也隨之改變,中產階級地位大面積塌陷,社會正在覺醒。只是由于全社會長期政治意識退化,理論準備不足,中下層社會的政治發(fā)育較差,更缺乏組織。所以社會政治形勢尚在發(fā)酵之中,需要啟蒙,需要聯(lián)合,需要時間。但是,帝國主義的腐朽性總要在政治上找到出路,這個出路,歷史上要么是戰(zhàn)爭,要么是革命;后來說要么戰(zhàn)爭引起革命,要么革命制止戰(zhàn)爭;這個革命,歷史上多是暴力革命,在當代條件下,特別是在發(fā)達國家,主要可能是非暴力的社會革命;而在發(fā)展中國家,情況要更加復雜得多。

二、關于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一)   關于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

列寧認為,第二國際掩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真相,拒絕生產關系分析,“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的基礎不過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天真的愿望’”,(39)是充當新帝國主義的辯護士,“這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是在用官場口吻頌揚‘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美妙”。(40)這種思潮多年來再次流行,版本很多,這里試舉一例。

有一種奇談說,金融海嘯發(fā)生后,美國人尤其善于利用市場規(guī)律和技術,而我們則偏向于關注輿論。大家都在談論美元貶值、美元信用崩潰、美元債務巨大,“但是從結果和事實看,美元維穩(wěn),美元外匯儲備的地位在上升,‘崩潰論’、‘美元危機論’等輿論過于簡單和短期,不能輕易作為我們的決策依據。”(41)按照這種觀點,應當把對美國和美元長期看多和“‘挺’美”,作為我們的決策依據,換言之,還要繼續(xù)增持包括美國國債在內的美元外匯儲備。這種言論出自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在2010年6月24日發(fā)表此文,距離美國“兩房”宣布退市,中國近4000億美元投資遭難剛剛一周,全國政協(xié)委員、香港劉夢熊先生強烈要求有關方面就此進行調查的正義呼聲言猶在耳。之所以會發(fā)表這樣的觀點,除了別的原因以外,恐怕也是因為作者有嚴重的崇美情結,據該女士說,“美國人很有遠見,非常善于利用危機實現自己的長遠目的。無論是發(fā)生在別的國家、地區(qū)的金融危機,還是發(fā)生于本國的金融危機,美國都在努力使之成為實現戰(zhàn)略目標的契機。”(42)這倒也是實話,美國做的一切都服從于其地緣政治戰(zhàn)略,確實“很有遠見”,可惜美國人的帝國主義遠見對中國極為不利,不值得歌頌、崇拜和追隨。其實不是美國人有遠見,而是美國沒有正義,也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優(yōu)勢,而且對資本主義政治失去信心,對前景不看好,才拼命搞錢:用美元霸權維持軍事霸權,用軍事霸權維持美元預期。這個連環(huán)套玩不下去了,才策劃出金融海嘯。美國善于金融操縱和操作,這確實是美國的強項。但是這些都屬于“術”的層面,屬于“近見”。而經濟上的技術面玩得再精,終歸要受制于基本面,就是政治。無論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美國已經玩砸了,按照老套路已經玩不下去,才玩出一個黑人總統(tǒng)當政,也不過是如此水平,無力回天。但是,從根本上說,沒有用:技術面要服從于基本面。如果說美國有遠見,那是指美國早就有禍亂全球、獨霸資源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這方面確實利害,而且許多國家深受其害。可是,如果這也值得崇拜,就全無心肝了。世界經濟,國際金融,歷來都是遠遠超出經濟層面的政治游戲,現在已經提升到“文明沖突”(種族對決的別名)層面,這些都非西式金融專家們所能看懂,其知識結構已經殖民地化;或者能看懂,卻自覺追隨,這就更成問題了。長期以來,發(fā)展中國家流行崇美、恐美思潮,實為一種并非中國特有的地緣政治現象。

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學者,對資本主義制度和體系的看法基本上是兩派,一派看“空”派,主要是基本分析派,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非馬克思主義,包括難以數計的西方著名學者,如喬姆斯基、沃勒斯坦、阿明、赫德森,等等;另一派是看“多”派,主要是純技術分析派,更多的是屬于特殊利益集團,如某些達沃斯人。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后者的觀點在西方已經愈來愈缺乏聽眾,只是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還有正在走向衰竭的影響力。

(二)   從機會主義到取消主義

這是列寧批判過的錯誤思潮。取消主義是俄國1905-1907年革命失敗后孟什維克中的一個派別主張。這個派別背棄黨綱的革命要求和黨的革命口號,企圖取消秘密的無產階級政黨,主張建立一個在合法范圍內活動的“公開的工人黨”,因而被稱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會議取消派被清除出黨。中國近年來有“改旗易幟”的輿論,實為取消派思潮的當代中國版,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拒絕,2009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鄭重宣布中共“絕不改旗易幟”。

無論怎樣強調金融資本統(tǒng)治,如果將其同帝國主義的本質割裂開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就失去意義。列寧指出:“考茨基挑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即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應當叫做帝國主義還是叫做金融資本階段,是毫無意義的爭論。隨便你怎樣叫都是一樣。關鍵在于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同他的經濟割裂開了,把兼并解釋為金融資本‘比較愛好的’政策......這樣一來,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這樣一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43)列寧有一雙鷹眼,極其銳利,一眼就看穿考茨基的要害在于“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同他的經濟割裂開了”,列寧同考茨基的斗爭理論上在于揭露還是回避和掩蓋帝國主義的矛盾深刻性,后者實際上主張階級調和,反對暴力革命;實踐上在于要不要“十月革命”。同時又一個帝國主義辯護士、德國人“庫諾笨拙而又無恥地推論說:帝國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是進步的,所以必須跪在帝國主義面前歌功頌德!這種話就像民粹派在1894-1895年諷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說的那些話,說什么如果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那么他們就應當開起酒館來培植資本主義。”(44)連考茨基當年都反對庫諾,人們看到百年前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潮,在20世紀60-70年代又卷土重來,到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流毒中國。例如,主張“給美國人當孫子”和“三百年殖民地”之類的人,也是“跪在帝國主義面前歌功頌德”的當代中國庫諾。現在看起來,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開起酒館來培植資本主義”,有其某種必要性;但是“開起酒館來培植帝國主義”,則萬萬使不得,因為會亡國滅種。所以,那種以為中國和平崛起可以“不觸動托拉斯和銀行的經濟基礎,那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不過是一種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45)

(三)對帝國主義批評的根本問題

列寧指出:“在這方面最危險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不愿意了解: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密切聯(lián)系起來,就是空話和謊言。”(46)多年來,反對帝國主義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提法所代替,這是形勢需要,是策略,是正確的。至于機會主義,許多人似乎已經不了解其含義了。問題在于,即使是當代條件下,“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的基礎(也)不過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天真的愿望’”。(47)陳云同志在1989年一再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幾位同志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特別是1984年10月陳云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發(fā)言后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更是很不尋常的,實為一種抵制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和傾向的斗爭。既然如此,正如列寧所尖銳地指出的:“是前進,去進一步加劇和加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呢,還是后退,去緩和這些矛盾?這些問題(仍)是對帝國主義批評的根本問題。”(48)“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由金融寡頭的壓迫和自由競爭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動和民族壓迫的加強,所以在20世紀初期,幾乎在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都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派。”(49)考茨基的錯誤源于理論上沒有與其劃清界線,實踐上與其同流合污。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在于加劇和加深帝國主義的矛盾,這是前進;緩和其矛盾,是后退。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lián)的理論和實踐總體上是后退,先是嘗試性的,后來鴉片吸上了癮,走向政治背叛和戰(zhàn)略改變,最后就完蛋了。現在的形勢與列寧時代不同,所以策略必須改變,完全正確;但是如果戰(zhàn)略改變,就難免重蹈前車之覆了。今天對待帝國主義仍然存在兩種思路:是前進還是后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關系到戰(zhàn)略、政策和前途命運。

列寧和毛澤東是20世紀集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于一身的極為罕見的大師,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最忌憚也最敬畏的東方革命領袖。學養(yǎng)之于一流的政治家,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素質。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演講時說:有學問就像站在山頂上,看得遠;沒學問就像站在山坳里,什么也看不見,會苦煞人的。他還在1944年8月12日修改一篇文章時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50)后發(fā)國家的發(fā)展和改革,遭遇許多挫折甚至曲折,原因很多,讀書不夠,或輕視讀書,迷信經驗;或不善于讀書,特別是不認真看書學習,沒有弄通馬克思主義,也就難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容易追隨西方理論和經驗,導致模糊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而忽略了人民群眾,這是一個深層原因。這方面,歸根結蒂還需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十七大報告語),當然包括列寧主義,也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

一個時期以來的情況是,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無人公開反對,但是暗中抵制;說堅持列寧主義,一定有人反對,因為要“告別革命”;說堅持毛澤東思想,一定有人要跳起來,因為據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包括毛澤東思想。這種奇談怪論流行有年,是將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不通,也陷鄧公于不義。2011年7月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理論上更加成熟的表現,而“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胡錦濤語)。其實鄧小平同志對列寧主義非常慎重,1991年春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列寧指出的大時代(指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要去動它。(51)1992年春,他又在一次談話中說:“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52)1989年陳云同志更明確地指出:“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53)陳云同志“大呼特呼”列寧的時候,相信有些人聽不明白,甚至聽不進去。現在時間已經過去22年了,與1989年那個在改革開放史上留下重要印記的一年的形勢,許多方面既有霄壤之別,竟又何其相似乃爾,重溫陳云同志的這段話,不免使人感慨萬千。

注釋:

(1)(德)海因里希·伯爾:《假如沒有馬克思》,《伯爾文論》,轉引自烏有之鄉(xiāng)網2008年9月4日。

(2)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頁。

(3)同上,第78頁。

(4)同上,第58頁。

(5)數字引自(日)Yasuo Fukuda:《世界貿易組織: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

(6)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

(7)同上,第36頁。

(8)同上,第36頁。

(9)同上,第20頁。

(10)同上,第39頁。

(11)郎咸平:《帝國主義在中國》,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12)(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一群資本主義白癡》,《國外社會科學》2009年7月號。

(13)(日)Yasuo Fukuda:《世界貿易組織: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

(14)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頁。

(15)(日)Yasuo Fukuda:《世界貿易組織: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

(16)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頁。

(17)同上,第45頁。

(18)同上,第48頁。

(19)同上,第74頁。

(20)同上,第56頁。

(21)同上,第83頁。

(22)同上,第68頁。

(23)郎咸平:《新帝國主義》,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24)(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頁。

(25)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780頁。

(26)(韓)Hyungkee Kim:《大衰退之后的資本主義:新型漸進型發(fā)展模式》,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

(27)(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 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28)同上。

(29)轉引自(加)馬耀邦著,李冬梅譯:《美國批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混亂》,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頁。

(30)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序言,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34)同上。

(35)(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劉菲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36)同上,第44頁。

(37)同上,第43頁。

(38)同上,第200頁。

(39)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頁。

(40)同上,第38頁。

(41)譚雅玲:《金融危機,美國賺的比賠得多》,《環(huán)球時報》2010年6月24日。

(42)同上。

(43)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頁。

(44)同上,第82頁。

(45)同上。

(46)同上,第113頁。

(47)同上,第98頁。

(48)同上,第98頁。

(49)同上。

(50)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58頁。

(51)李慎明:《當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及應對》,原載《紅旗文稿》,轉引自新華網2009年7月2日。

(5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頁。

(53)《陳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頁。

(本文寫于2010年8月,為拙著《中國經濟前沿與世界新時代》的第二章第二節(jié),該書即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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