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別到種族、階級和全球化
——女性研究豐富和深刻了美國社會學發展
王瑩
女性主義是如何影響美國社會學的呢？“女性主義”對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含義。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間，女性主義的價值觀和理念在全國范圍的社會運動中應運而生。在1972年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我就讀的大學），女性占入學新生的40%、應屆畢業生的30%、研究生錄取的 28%、博士生的24%、博士學位的12%、講師的38%、助理教授的9%、副教授的6%和教授的3%。這種模式成為20世紀70年代全國所有重點大學的典型性代表。
為什么女性研究在社會學中如此稀缺呢？如何讓那些具有社會經驗的婦女把自身經驗應用于社會學學科體系本身呢？馬克思、韋伯、涂爾干、托克維爾和西方早期的啟蒙思想家是如何在研究中描述婦女的經歷的？這些思想家會如何把婦女在家庭、友誼和工作場所等各個領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概念化？婦女在世界各個國家的神話故事中處于什么位置呢？她們在經驗社會學領域研究中處于什么位置？由于這些問題的蔓延，同時伴隨著知識分子各種各樣的爭議、辯論、靈感和混亂思想，文藝復興運動逐步展開。
我們可以簡要追溯其演變歷程。起初，有一些將女性角色加入經驗社會學的微小嘗試。有學者在進行自尊、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地位等領域研究時，將男女分別開來單獨研究。加入女性研究，能使經驗社會學研究更加深刻。以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社會學的社會流動研究為例，社會學家往往把一個人與他的父親或祖父的職業狀況和社會地位進行對比。如果他的父親是一個清掃街道的工人，而他是科學家，那么他就被認為是家族中上升趨勢的代表。但僅僅是講此人和他的父親進行比較，而不需要和他的母親或者把父母雙方的情況結合起來進行比較嗎？而這個人妻子的狀況以及社會流動性又如何呢？于是出現了一系列源于身份、名譽和社會秩序中的地位等性別關系的問題，相對來說很狹隘的經驗研究很快變得更為復雜和有趣。
從人類研究到男性與女性研究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人類研究被認定為是對男性進行的研究，甚至很多時候邊緣化或者扭曲了婦女的經歷？事實上，如果男性和女性的經歷被認定為是同等重要的話，為什么還會出現在男性與女性問題上的不協調研究呢？針對這一問題，一些學者開始探索“他”和“她”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
例如，從早期許多關于對婚姻問題進行的文字討論中可以看出，似乎男性和女性在對待生活的態度上具有相同的忍耐度，似乎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經驗主義。但在《婚姻的未來》（1982年）（The Future of Marriage）一書中寫道，杰西·伯納德（Jessie Bernard）論辯了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模式——婚姻傾度，男性往往娶比他社會地位低的女性，而女性嫁給比她社會地位高的男性。換句話來說，男性的擇偶標準是女性要略微年輕，其教育程度、工作和收入比男性略低，而女性的擇偶標準是男性要比女性年齡稍大，在教育程度、工作和收入上比女性略高。在這種擇偶條件下，被婚姻剩下的往往是一部分最優質女性和最底層男性。這和麗諾爾·威茨曼（Lenore Weitzman）在1985年寫的《離婚革命：美國婦女和兒童正經歷意外的社會和經濟后果》（The Divorce Revoluti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一書觀點類似。同樣，特里·阿德爾（Terry Arendell）在1986年出版的《母親與離婚》（Mothers and Divorce），和她在1995年出版的《父親與離婚》（Fathers and Divorce）書中卻透露出很大的不同，離婚往往使婦女陷入貧困，但是男性收入卻會略微提升。離婚以后，母親和孩子還會繼續保持來往，但是令人們吃驚的是，父親和孩子卻往往停止聯系。
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以往家庭婚姻研究的不足，開始從進行兒童研究和人類發展學研究轉向性別差異研究，從而使他們重新思考人類發展領域的不同問題。在《母愛的復制》（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中，社會學家南希·喬多羅（Nancy Chodorow）發展了社會—精神分析理論，主要分析了兒子和母親、女兒和母親在早期不同階段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不同個性特征。同樣在她的另一本《不同聲音的表達》（In a Different Voice）一書中引用了心理學家卡羅爾·吉利根（Carol Gilligan）對經典的道德推理理論的批判，發現女孩比男孩表現出更加滯后的道德推理。隨后她開始重新思考道德推理理論，重新運用它來分析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通過進行進化人類學、實驗心理學和母子紐帶關系的研究過程，吉利根更加全面地概括了人類的關系模型。她認為，人類不需要長輩是從他們有能力照顧自己和同情他人開始的，因此她抨擊許多啟蒙思想家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和競爭，例如一些生物社會學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李奧納·泰格（Lionel Tiger）支持人的好斗性和追求自身利益。
在經濟發展領域，類似的重新思考和研究仍然在繼續。Esther Boserup在《經濟發展中的婦女角色》（Wome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全面闡述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農耕勞動力輸出、所對應的家庭經濟收入水平，以及匹配的新娘的嫁妝和彩禮價格。她在書中同時指出，全球的移民趨勢朝女性化移民方向發展。婦女遷移的增多并非是以家庭團聚為目的，而是為了找到合適的工作。例如，在一些南部國家，如斯里蘭卡和菲律賓，婦女把自己家庭的孩子和老人留在那里，卻前往北半球國家做保姆來照顧當地的孩子和老人。
從性別差異到性別、種族和階級的相互影響
社會學研究面臨著復雜性的新階段：交叉性。現在學者們對性別問題進行探索，他們更加認真地探討了南半球一些國家農村里貧窮的婦女、城市里的婦女工人以及上流社會的家庭主婦之間的巨大區別。這并不是簡單的婦女形象的概括，而是具有一定的階級、區域、種族、民族和宗教團體的婦女研究，影響我們對各種角色和階層的思考。例如帕特麗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認為，在談到“母親”這個看似只有單一含義的角色時，我們需要考慮白人和黑人婦女的不同，由于黑人遭受過的奴役歷史，現今在撫養孩子、照顧丈夫中也面臨著困難的經濟狀況，這些都要考慮進研究中。
關注分歧現象也激發學者們關注各行各業的婦女之間的相互交流。例如我們可以關注“全球服務鏈”環節，美國的男性很可能會把照顧孩子和年邁的父母的撫養權移交給自己的妻子，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服務鏈中的第一個環節；妻子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轉交給雇傭的菲律賓婦女保姆照顧，這是服務鏈中的第二個環節；保姆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留給她在菲律賓城市里生活的母親照顧，成為第三環；而保姆的母親用收到的匯款租用當地的保姆、照顧孩子，這是第四環；當地菲律賓保姆可能來自更遙遠的農村，就把孩子留給農村的大女兒照顧，這是服務鏈的最后一環。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并不是簡單的從北到南流動資金，而是從南到北貼心的照顧。
最后，女性主義改變了社會學的面貌，更深入地探討了社會學背后的內涵。女性主義開始讓我們對人類的本性、社會、戰爭、全球變暖等議題進行新的辯論，對生態女性主義發出呼吁。
今天，大約有一半社會學家是女性。在1951年，美國社會學協會提供的20個部門和其專業部門領域甚至都沒有性別學專業。今天，美國社會學協會有50 個部門，其中最大的一個部門是研究性別學專業的。這是女性主義偉大的勝利。女性主義更大的勝利是，由女性學者和男性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極大地擴展了社會學研究的思想范圍，豐富和發展了整個社會學體系。
20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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