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統制經濟體制的矛盾
現在流行的說法，將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經濟體制稱為“計劃經濟體制”，將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稱為“市場經濟體制”。這兩種說法都是不確切的。
經濟體制是對一個社會形態中不同階段特殊經濟關系性質的規定，也是階段性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經濟制度是一般，是總體，經濟體制是一般中的特殊，總體中的階段。經濟體制是經濟制度的具體存在，是經濟制度矛盾的展開與階段性體現。經濟體制的特殊性，是區別于同一制度下其他經濟體制的，而非與經濟制度的一般性相對立。同一制度中各個特殊經濟體制，都要貫徹并體現經濟制度的本質和原則；經濟制度的本質和原則也只有貫徹于各特殊的經濟體制中，才是實在的。經濟體制隨著經濟制度矛盾階段性的變化而轉化，這是必要的，但不是對經濟制度的否定，而是對在前的特殊經濟體制的否定，經濟制度的一般性本質和原則既是這種轉化的大前提，又在這種轉化中得以堅持并提升。
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關系在一個階段矛盾各方面對立統一的集中體現，是以法律、法規和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制衡，這是經濟制度本質和原則的要求，更是經濟生活中各個矛盾方面、各種勢力斗爭的結果。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是各方勢力的相互矛盾，其框架，也是由各經濟權利的關系和相互作用構成的。經濟體制所涉及的經濟權利，與經濟制度在層次上是有區別的。經濟制度層次的權利，主要是所有權，包括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兩個基本權利。這也是一個經濟制度的基石。以兩個所有權主體而構成的社會勢力之均衡形成立法權，由立法權明確規定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及所有權的權能所派生的各種權利，這是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經濟體制是經濟制度的權利體系中的一個層次，它并不涉及所有權的規定與改變，而是在既定的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所有權的前提下，以占有權、監督權、管理權等權利構成的對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界定與導引。
經濟體制中的主要權利，是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它們是所有權派生的，是所有權的占有權能的體現。占有權也要由立法規定，它的權能在于控制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使用和收益，但收益權并不屬于行使占有權的個人或機構，而是屬于所有權主體（當然，也有所有權主體自己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其收益權也歸其自己）。在這些權利派生或“委托代理”中形成的關系，必須有相應的社會機制加以界定和維系，這又需要兩個權利，一是監督權，二是管理權，它們都表現為社會總體對個體權利的制約，但其法權根據，仍是所有權，由專門機構行使所有權派生并集合的總體性權利，在保證所有權主體利益的基礎上，制約和協調權利體系。
中國初級公有制的矛盾與缺陷，集中體現于其體制，即統制經濟體制上。現時的中國經濟學界以“計劃經濟體制”來界定中國初級公有制的經濟體制，是不準確的。而“計劃經濟”的提法，是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派經濟學家對蘇聯和中國初級公有制的稱謂，其涵義不僅是指體制，還包括制度。與之相應，他們稱其本國的經濟制度和體制為“市場經濟”。這樣做，避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主義和制度的本質差別，不僅使中國經濟學界便于接受，也將制度性內容貫徹于“改革”之中，對公有制經濟的“私有化”就是如此。
計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蘇聯和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實際經濟活動中，都可以感到它的存在。計劃曾被馬克思作為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后所建立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經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蘇聯教科書甚至將“有計劃按比例”稱為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之一。國家制訂的經濟計劃，甚至具有法律、法規的權威。雖然如此，當時的經濟體制也不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并不是這個經濟體制體質的規定。作為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建立的初級公有制的經濟體制，是高度集權的國家以行政方式對經濟全面控制的必要形式，計劃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和手段。對這種經濟體制的概念表示，顯然不能用“計劃經濟”，而應用“統制經濟”。其全稱應為初級公有制的統制經濟體制。
中國革命奪取政權以后之所以要實行公有制，而公有制初級階段之所以采取統制經濟體制，是由中國經濟矛盾的歷史演化決定的，這里當然有“蘇聯模式”的影響，但它只是外因，內因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矛盾。以革命隊伍為基礎和主干，以軍隊和黨組織的集權等級制為基本組織形式所建立的新政權，在政治上必然實行行政集權體制，并由政治統制經濟，在經濟上實行統制經濟體制。這既是中國初級公有制的統制經濟體制的成因，也是其首要的特點。由于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所造成的這第一個特點，又引發了中國公有制初級階段統制經濟體制的第二個特點，這就是在理論上，甚至在法律條文上，都明確“全民”或“集體”是公有制經濟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又不規定“全民”或“集體”中個體成員的所有權，而是由政府或集體單位行使所有權。這樣，就使公有制的權利體系中缺失了占有權環節，本應行使占有權的機構直接行使所有權，“全民”和“集體”中全部個體成員的所有權被虛置。初級公有制體系中的這種缺陷，展開于統制經濟體制，就使本應行使占有權的國家機構成了所有權主體，而集體單位也被國家機構所掌控。這樣，由黨和軍隊組織轉變而來的國家機構就成了初級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和主持者，對經濟的決策與計劃、管理、經營都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內容，經濟的組織機構成為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成了國家機構的附屬或分支，并按黨政機構的行政方式委派管理者，管理者是國家機構公務人員，按行政級別領取工資。集體經濟單位的負責人，也由黨政機構任命或指派。政治全面系統地統制著經濟。第三個特點，是由前兩個特點所決定的，是這個體制的運作沿用黨、政、軍的工作方式。不論經濟決策、計劃的制定，乃至經濟管理的各環節，大體上都由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政府來實施。其主要負責人，也都是從事黨務和由軍人轉業而來的，其工作方式，也就承襲了黨、政、軍的工作方式。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直到今天電視里還經常會看到高層會議的主席臺上，有“首長”二字的名牌。這既是避其名諱，又是軍隊稱謂的沿用。而“文山會海”已成為黨政等機構工作的主要形式，它也是經濟管理工作的主要形式。由此而形成的“集體領導”和“長官意志”并行不悖，衙門作風、官僚主義等等通行于統制經濟體制。
以上三個特點，歸結起來正是公有制初級階段民主法制不健全的集中體現。雖然如此，半軍事化的統制經濟體制，不僅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也有現實的合理性。依然包含著革命精神的統制經濟體制，在實行工業化的初期，還是起到了相當積極作用的。只是到后期，原有的革命精神逐漸消退，其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統制經濟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
中國公有制初級階段統制經濟體制的矛盾，已經包含于其特點中，就是行政集權機構掌控經濟生活的全部公共權利，由此控制所有權，以行政性管理制約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構和企業經營管理。
經濟體制層次的矛盾是制度層次矛盾的具體化，是主要經濟矛盾的展開。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制度層次的矛盾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先是建國初期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后有二十余年只存在公有制經濟兩種形式，再就是以家庭承包土地使用權恢復個體小農經濟，并鼓勵私有資本，以至官僚資本的再生。這已不是簡單的回復，其中主要差別則是官僚資本的被沒收與再生。而其原因，就是行政集權體制的存在與作用。半個世紀以來，行政集權體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有制成分的變化，都是受這個體制制約的。而所有制層次的各矛盾方面，特別是其主要矛盾兩方面的斗爭，也勢必展現于經濟體制層次。統制經濟體制也是一個矛盾體，其中各因素在斗爭中演變著。
雖然GDP主義經濟學家宣揚的以“市場經濟”改變“計劃經濟”已進行了三十年，但中國現實的經濟體制依然是統制經濟體制，改變或“轉軌”的只是統制的方式和范圍。其原因，就在于行政集權體制仍然存在，并主導著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及運行機制，以至經營管理和對外經濟關系。在統制經濟體制的矛盾中，行政集權體制既是其主干，又是體制層次經濟矛盾的主導。行政集權機構對公共權利的掌控，不僅主導和主持著公有制經濟，而且掌控著全部自然資源，主導經濟的發展方式和方向。
對統制經濟體制矛盾的認識，幾乎沒有展開。迄今為止，對經濟體制的認識，一是停留于“計劃經濟”這個不準確的提法上；二是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三是不能將經濟體制作為一個矛盾層次。當我們從矛盾分析來規定統制經濟體制時，首要的一點，就是明確行政集權體制在其矛盾中的主導地位。與行政集權體制相對應的，既有公有制經濟中的所有權主體——國有企業職工和集體所有制的成員，也有個體小農經濟和私有資本的所有權主體，更重要的是由這個體制滋生的官僚資本的掌控者。
在取消個體小農經濟和私有資本時期，行政集權體制掌控著公有制經濟的公共權利，它既體現著公有制經濟的運作，又潛藏著官僚資本再生的危險。在經濟體制層面形成以行政集權體制為一方，以各種所有制形式的所有權主體為另一方的矛盾。這種矛盾既是總體性的，又是特殊性的，即行政集權體制分別與各種所有制形式所有權主體的矛盾。行政集權體制，曾以其在統制經濟體制矛盾中的主導地位，取消了舊官僚資本、個體小農經濟、私有資本，將之變成公有制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集權機構及其負責人已成為全部所有權的行使者。但是，由于未能及時對之進行民主法制的改革，其中潛伏的官僚資本勢力又逐步強化，不僅滋生了官僚資本，而且利用統制經濟體制，對所有制層面施加影響，導致個體小農經濟和私有資本的再生。
官僚資本勢力努力固守行政集權體制，以求進一步擴大官僚資本，為此，它堅決反對民主原則指導下經濟體制層面的改革與法制。行政集權體制不變，統制經濟體制也就依然保存著。
現有的統制經濟體制處于“轉軌”過程中，其矛盾的主導力量還是行政集權體制，但它的作用方式有所不同，對于公有制經濟，即仍存留下來的國有企業，它一如既往，全面掌控，不同的是不再像以前那樣把擴大國有企業規模和范圍作為目標，而是努力加強行業壟斷和獲取壟斷利益。作為行使占有權的政府利用法律規定的不明確，行使只有所有權主體才能具有的處置權，以各種方式將壟斷行業以外的國有企業處理給私人，并給仍保留的國有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以高額“年薪”，以明顯區別實行雇傭制的職工。對于個體小農經濟和私有資本，則主要從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所有者的角度加以控制，并從監督權和管理權加以掌控。
將初級公有制經濟的統制經濟體制稱為“計劃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體制”來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批判，由于沒有準確的概念界定，其對象是不確定的，批判往往無的放矢，既有對屬于制度層次的公有制的損傷，又沒能揭示統制經濟體制矛盾的實質。概而論之，這種批判的不準確有：一、基本上沒有認知行政集權體制的特點，沒有涉及構成其主要矛盾的成因和主導力量的行政集權體制。二、只是從比較這個思維的初步形式，將中國的某些經濟指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行業技術水平、企業效益等，與西方國家相關指標做了簡單對比，就依“唯生產力論”做出評判，宣布“計劃經濟體制”不可取。三、因為未明確制度與體制的層次區別，而且是套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的批判，往往將對公有制的攻擊摻雜在對體制的批判中，而“私有化”的思路和言論也由此而得以大行其道。四、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批判，因為避開了統制經濟體制中的行政集權體制，所以就集中于對“計劃”的指責，致使本應有計劃的總體管理和調控受到干擾，不能制訂科學的計劃，特別是在產業結構及行業布局等方面，計劃的功能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這些不準確的批判，并未揭示公有制初級階段統制經濟體制的矛盾，也就不能從中發現解決矛盾的正確途徑。因為是以簡單的對比發現了中國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的差距，于是得出結論：放棄自己的經濟體制（甚至制度），效法西方國家的經濟體制（甚至制度）。名之曰“轉軌”。直接取來西方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市場經濟”這個術語，以及相關的論證，就成為“計劃經濟”“轉軌”的目標。
“轉型”是做了，但行政集權體制未變，統制經濟體制依然。“轉型”的同時，還有一個提法，曰“接軌”，即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接轉”。“接軌”似乎比“轉型”更為形象地表示了主導者的意圖。發明些提法的人無疑是受了解放前山西軍閥閻錫山為了地方割據，將山西的鐵路軌距修得比外省狹，以防他省軍閥將軍車直接開到山西。不論山西火車向外省開，還是外省火車向山西開，都要換車輪。而今天中國與俄國的鐵路軌道也不一致，火車過國境總要換車輪。為了通車方便，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鐵路轉軌，統一軌道行距，鐵路接軌，交通大便利。以“接軌”表示經濟體制的改變，其用意也很明確：不是要外國鐵路按中國鐵路軌距轉變，而是按外國軌距轉變中國鐵路軌距。我們看到，“參加世界經濟大循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貨幣組織，以及“筑巢引鳳”引進外國資本，等等樣樣，真的實現了“接軌”和“轉機”。但是，機車未變，車箱未變，行駛的依舊是行政集權體制主導的統制經濟體制。
依然如故的統制經濟體制在內容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GDP主義的介入，這就使“轉型”中的統制經濟體制在強化其行政集權的同時，將GDP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目標，以行政集權的方式，動用各種資源和勞動力，不惜代價，不計后果地增長GDP。不僅嚴重壓低勞動力價格，破壞環境，浪費資源，更導致經濟結構極端不合理。在短期GDP“大躍進”的凱歌聲中，為以后經濟發展制造了巨大隱患。而統制經濟體制所駕馭的“市場經濟”，既有“市場失靈”，又有“政府失靈”，東捂西堵，漏洞不斷。這里一個突出事例，就是房地產業，在十幾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房價一路飚升，從幾百元漲到幾千元、一萬元，乃至四五萬元。房地產業是GDP增長的第一號功臣！終于房價成了中國經濟的一個焦點，不僅使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甚至威脅到行政集權體制。于是從二○○六年起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但似乎以油潑火，房價依然狂漲。好不容易等到二○○八年秋由美國“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爆發，中國房價才有所降溫，可是GDP主義經濟學家又以GDP必須“保八”才能保持社會穩定相要挾，迫使政府以超常優惠的信貸優惠政策救房價，竟在二○○九年一年時間內放出五萬億貸款給房地產業，致使房價進一步高漲。二○一○年第一季度又發放房貸八千億，“地王”頻生，房價高得嚇人。這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典型。于是不得不于四月中下旬陸續出臺一些較嚴的約束房貨政策，GDP主義經濟學家和房地產代言人就又發生警告：這樣做是恢復計劃經濟體制！而且斷言“新政”不久就會收回。房地產商和炒房者聯合對抗，堅決不降價，必使政府進一步“失靈”而后快。而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如統計局和住房建設部等不能及時公布房地產信息，致命房地產數據神秘莫測，如真實房價、空置量和空置率等竟比軍事秘密還嚴格保密。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又為了局部利益，消極應對中央政府的房地產“新政”。如此下去，必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危害。
房地產業的混亂，突出地反映了統制經濟體制“轉軌”中的矛盾，其實質是以強化行政集權體制為內核和主干，以GDP主義導引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外圍和手段的矛盾。類似房地產業的問題，在能源、冶金、制造、外貿等各個行業都存在。這就是經濟體制矛盾在經濟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上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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