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對90年歷史的沉思之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⒈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一個科學概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共產主義”這一科學概念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馬克思在其早期著述中還把“社會主義”看作是比“共產主義”更高的概念。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說來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并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形式。”但在講到“社會主義”時則說，“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何等的意義：人的本質力量的新的證明和人的力量的新的充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頁）但是到了1845年底，當恩格斯撰寫《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此文載于1846年底出版的《萊茵年鑒》第二卷）時，情況就不同了。恩格斯在文中寫道：“這個會一致熱烈歡迎共產主義原則和共產主義一詞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頁）恩格斯還在《現代興起的今日尚存的共產主義移民區記述》一文里說，“如果你同人們談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么往往會發現：他們認為就事情本身是完全正確的，并且表示共產主義是某種十分美好的東西；他們接著又說：‘但是，任何時候要使這類事情見諸實現是不可能的。’這種反對意見經常出現，本文作者認為，……。共產主義，即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國的許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國的一個地方已經真正實現，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它們還頗有成效。”（同上，第221頁）

后來，在1846年5月發表的《反克利蓋的通告》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確地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對于在紐約出版的德文報紙《人民論壇報》主編克利蓋以決議的形式提出了公開的批評，認為他“所宣傳的傾向不是共產主義的”，“大大地損害了共產主義政黨在歐洲及美洲的聲譽”，指出他“以‘共產主義’的名義所鼓吹的那些荒謬的傷感主義的夢囈，如果被工人接受，就會使他們的意志頹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頁）

恩格斯在1847年寫的《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里對“共產主義”概念做了一個清楚的解釋：“共產主義不是學說，而是行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被共產主義者做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歷史的整個過程，特別是這個過程目前在文明各國的實際結果。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于大工業以及和大工業相伴而生的一些現象：……。在共產主義作為理論的時候，那么它就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個斗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1-312頁）而在《共產主義原理》的第24個問題里，他更對“共產主義者”和“和社會主義者”的區別做了一個科學的說明：

“所謂社會主義者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那些封建的和宗法社會的擁護者，……

“第二類是現代社會的擁護者，……

“最后，第三類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和共產主義者同道，他們希望實現XXX個問題（手稿上為空白，指的是第18個問題。——〈馬恩全集〉編者注。第18個問題是關于“革命進程”的。——引者）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是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當做引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而是當做足以消除現代社會中的貧困和苦難的措施。這些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者是不夠了解本階級解放條件的無產者，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直到爭得民主制度產生的社會主義措施為止，這個階級在許多方面都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產主義者在需要行動的時候，只要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不為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效勞和不攻擊共產主義者，就應當和這些社會主義者達成協議，并且盡可能和他們采取共同的政策。當然，共同行動并不排除那些存在于他們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分歧意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462頁）

12頁）

接著，就是1847年底《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地用 “共產主義”這一名稱，而未用“社會主義”這一名稱。

在1875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里，馬克思第一次把共產主義社會區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他寫道：

“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哪個舊社會的痕跡。……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只有在哪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頁）

現在許多論著都認為，把共產主義的社會的第一階段稱作社會主義是從列寧開始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這并不符合事實。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說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頁）既然是“通常稱為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這已經是流行的說法，說明在列寧寫《國家與革命》之前已經這樣說了，并不是“列寧第一次明確指出的”。實際上，恩格斯早在〈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年）序》里就已經指出，“我們的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明確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兩個不同階段而加以區分了。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為《“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年）》寫的序言里還進一步闡明了適應共產主義作為黨的名稱的道理。他說，“讀者將會看到，在所有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這篇文章里，我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指對工人階級懷有或多或少持久但總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義者，……。在德國，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是拉薩爾派，……。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帶有伸縮性的名稱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過得去，雖然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來說，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同上）

根據恩格斯的這一論述，為了區別于第二國際已經變修的社會民主黨，列寧在醞釀和籌建第三國際的過程中，決定更改黨名，將社會民主黨改名為共產黨，并且將改名作為參加第三國際的一個條件，同時將第三國際定名為共產國際。

抗戰勝利前夕，由于考慮要建立聯合政府，曾有不少人要共產黨改名，而毛澤東卻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意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頁）

⒉從共產主義“近在眼前”到共產主義“遙遙無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這個人類的最高理想而奮斗。當然，共產主義不是一蹴可就的，它需要經過不同的階段一步一步地努力奮斗才能實現。于是就有了“兩步走”思想的提出，就有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提出。這是1922年舉行的“二大”的一個功績。不過盡管是兩步走，盡管是要 先完成民主革命這個最低綱領，但是，最高綱領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構成了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我們看到，無論是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的環境里，還說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共產主義的戰士們心里都懷著共產主義的大目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在與敵人進行這殊死的斗爭。他們高唱的最悲壯的歌曲不是別的歌曲，正是“英特納雄奈爾”的“國際歌”；他們高呼的最壯烈的口號不是別的口號，正是“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多少先烈懷著對共產主義的憧憬銀彈身亡而毫無悔恨。而活著的人，正如毛澤東所說，“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頁）正是這種為共產主義而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崇高思想鼓舞著一代一代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前赴后繼英勇斗爭，才贏得了革命的勝利。因此，當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后，人們希望盡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然，在生產力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在人民還缺乏共產主義覺悟的情況下，認為共產主義就已經“近在眼前”是過于樂觀了。應該說，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不能引導人們進入共產主義，還降低了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對于生產力的發展起了某種破壞的作用。這個教訓顯然是應該記取的。

但是，人們在汲取這一教訓的同時，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把共產主義看得高不可攀，遙不可及。就以共產主義必須達到“產品極大豐富”這一條來說，有人就以為這一條是很難達到的。其根據是：人們的欲望是無限的，怎么也難以滿足人們“按需分配”對于產品的需要。其實，任何一個健康人對于各種產品的需要都是有限的。比如吃多少糧食、肉類、牛奶、雞蛋、蔬菜、水果，穿多少衣服，用多少耐用消費品，都是有限的，多了不僅吃不下、穿不了、用不上，而且還會造成許多麻煩。上世紀美國有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曾寫過一本很著名的暢銷書，書名就叫做《豐裕社會》。他一反過去經濟學家只研究貧困，他正好相反，研究富裕帶來的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存在階級對立、貧富兩級分化的情況下研究富裕帶來的問題，實際上掩蓋了社會的矛盾，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指出社會上有些問題是富裕帶來的卻是有積極意義的。事實上，社會產品也不是越多越好。現在搞那么多的公路、車輛特別是私人轎車是不是都是必要的？這樣多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給人們帶來了方便，還說帶來了麻煩？如果改變一種生活方式，這么多的道路和和車輛特別是私人轎車實際上多余的。所以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并不是要多少多少產品，關鍵是滿足人們的合理的有益于健康的需要。應該說，在現有生產力下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并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難。在這方面，毛澤東曾說，“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滿足的。”“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滿足需要，因為需要是不斷被創造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列寧說，“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習慣于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制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頁）列寧還說，“從資產階級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熱諷地說社會主義者許諾每個人都有權利領取任何數量的巧克力糖、汽車、鋼琴等等，而對每個公民的勞動不加任何監督。就是今天，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在用這樣的嘲諷來搪塞，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他們愚昧無知和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說他們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正如米亞洛夫斯基作品（指《神學校特寫》——引者）中的神學校學生一樣，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列寧選集》第3卷，第198頁）

需要指出的是，共產主義的新人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通過外部的灌輸和自己的學習，還需要經過實踐的鍛煉，但是，它也絕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遙不可及的。那么多革命先烈的事跡，那么多英雄模范的事跡，已經用事實證明，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建立起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而他們的事跡本身就是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極好教材。

毛澤東一貫重視共產主義的宣傳。早在《新民主主義論》里，他就講過這樣一段話：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在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么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手棋，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救起；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

毛澤東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提出“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 可達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同上，第706頁）

但是，毛澤東如此重視的“對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和“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的學習與應用，現在是大大地削弱了。

記得是1979年（或者是1980年），中宣部還曾要求批判過“共產主義渺茫”論。據說，當時鎮江農機學院有一位教政治經濟學的教師，曾跟學生說，“共產主義離我們還很遙遠，最后一章（關于共產主義的一章）就不講了”，因而引來了對“共產主義渺茫”論的批判。這說明那時對于共產主義的宣傳還是很重視的。但是后來就大大地不同了。甚至在中央黨校這樣一個本是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殿堂，居然有也教員大講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假說”，宣揚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乃至宣揚什么“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樣一些腐朽沒落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怎么能夠培養得出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來呢？

實際上，也不只是一些中央黨校的教師，就是黨的領導人，也不見他們宣傳共產主義。就以中央領導人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八十周年和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來說，他們也都不曾宣傳過為共產主義奮斗這個大目標。我們看到，在慶祝九十周年的講話中倒是說了這樣一句話：“黨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講生產關系，不講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斗，而只講發展生產力，只講改善人民生活，那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也會這樣說的。這個說法怎么能夠取代“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目標呢？如果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這樣一個任何資產階級政黨都能接受的目標，那它還能叫共產黨嗎？

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百年”說是導致“共產主義渺茫”論的根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是十三大正式提出來的。本來，由于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而不是一個發達國家，稱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人們可以接受的。事實上，列寧曾經說過“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概念，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是在1918年（《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頁）一次是在1920年（《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3頁）毛澤東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曾說過，“社會主義這個階段，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把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個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產品都極為豐富和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應該說，提出“初級階段”是有它的理論根據的。

問題是，在初級階段提出十年后，又在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了“初級階段“這樣的歷史進程，至少需要100年時間。至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那還需要更長得多的時間，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檢出不屑地努力奮斗。”（《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我們知道，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1987年，此時距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有30年以上時間，而提出初級階段“至少100年”又在其后10年，就是說，初級階段至少要140年，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又要更長時間，需要“十幾代”到“幾十代人”的時間，那么到共產主義肯定也就遙遙無期、十分渺茫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要那么長的時間？據說是了發展生產力，為了趕上資本主義國家。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要多種經濟共同發展。說到底，是要在中國再發展100年以上的資本主義！這是什么理論？這不是資本主義補課論又是什么？這樣熱心地發展資本主義，當然共產主義就越發渺茫了。共產主義渺茫論的根子就在這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蘇黎世“三人團”的宣言時曾說過這樣的話：“綱領不是要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限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其實不是為了自己有生之年，而是為了死后遺留給兒孫們。眼前應將‘全部力量和精力’用于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補補綴綴，為的是讓人看起來畢竟還在做一點什么事請，而同時又不致嚇跑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頁）

對照一下今天的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得真是一針見血啊！

綱領是行動的指南，它是為當代人寫的，而不是為后世的子孫們寫的，更不是為一百年乃至幾百年后的人們寫的。連今天的共產黨人都不能為共產主義奮斗，還能指望幾百年后的人們會繼承他們的遺志，為實現共產主義二奮斗嗎？在今天的中國，老子是共產黨員或黨的領導干部，而兒孫卻入了外國籍、成了外國人的現象大量存在，這些人真的相信幾百年后會實現共產主義嗎？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

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十五大報告里講的，以后好像是每會必講。最近的“七一”講話也講得十分突出。講話說了九十年來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第二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講話說，“ 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把90年的“三件大事”最后落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上，而和實現共產主義沒有任何的聯系，好像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以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為了實現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是為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樣說究竟有什么根據呢？。

有人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初可能是孫中山講的。我查了《孫中山全集》，但沒有查到。在《孫中山全集》中，人們只知道孫中山在1905年7月30日成立同盟會的《盟書》里是這樣寫的；

“聯盟人    省    府    縣人○○○  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

天運乙巳年七月  日

中國同盟會○○○”

（《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詩句1986年版，第276-277頁）

這里沒有說“復興中華”，而是用的“恢復中華”；而從“驅除韃虜”一句看，這里講的“中華”指的應該是漢人，而不是現在包含 56個民準的大“中華”；當時所說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實就是推翻滿清，恢復漢人統治。

這一點，孫中山在1911年12月30日主持制定的《中國同盟會意見書》里也有十分明確的闡述：

“本會以異族僭亂，天地黲黷，民不聊生，負澄清天下之任，使曩者朱明之緒無絕，太平之師不熠，則猶是漢家天下，政由己出，張弛自易。”（《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77頁）

這里所說的“異族僭亂”和“漢家天下”也都表明孫中山的“中華”指的只是漢族，而并不包括所謂“異族”在內。顯然，他所說的“恢復中華”與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不是一回事。

稍微接近一點的，可能與毛澤東的一句話有關。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決定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會后，毛澤東于12月27日向黨的活動分子做了一個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講了一句非常鼓舞人心并且至今仍膾炙人口的話：“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但是，這句話是和抗日戰爭聯系在一起的。這里講“光復舊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顯然是指通過血戰收復被日本侵占的大好河山，強調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和能力。看來與今天一些人所說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似乎也并不是一回事。

從文字上看，這句口號的關鍵詞是“中華民族復興”，與蔣介石在上世紀30年代授意組織的 “中華民族復興社”倒很接近。我們知道，在上世紀30年代初，即在1931年“9.18”事件后，蔣介石為了貫徹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加強鎮壓以共產黨為代表的抗日民族運動，同時也是為了加強控制其政府內部，授意賀衷寒、桂永清、肖贊青、滕杰、康澤、戴笠、鄭介民等于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一個帶有情報性質的軍事性團體，即“中華民族復興社”，并且由自己親任社長。由于復興社的干部均穿藍衣藍骷，故復興社又稱“藍衣社”。其后又在4月建立了一個復興社的核心組織，即所謂“力行社”。抗戰開始后，“力行社”的特務處又發展為“軍統“，由戴笠領導。由于“中華民族復興社”等組織不過是蔣介石進行法西斯反動統治的工具，其所作所為無不為人們所痛恨，我們怎么可以用這樣一個與之非常接近的名稱來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呢？

問題在于，共產主義者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全世界的無產者從來都是互相支持的，他們的斗爭從來都是國際性的，他們的奮斗目標不應該僅僅局限于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他們的奮斗目標應該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應該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上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口號顯然是與其格格不入的。

還應該看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口號還包含著對于自己民族歷史的不正確的評價。我們當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我們并不否認過去的歷史，也不贊成隔斷歷史的做法。應該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上中國的繼續和發展，對于歷史上的中國，我們固然負有繼承和發揚光大其優良歷史傳統的責任，我們更負有對歷史進行革故鼎新的偉大使命。未來的中國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比擬的，我們的奮斗目標應該是朝前看，而絕不應該是往后看。毛澤東在第一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他說：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我們正在前進。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所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當時中國還沒有電視，但是，人們通過廣播聽到了毛澤東的這一講話。他每講一句，都在會場上引起巨大的反響，贏得人們熱烈的掌聲。而當后來人們在觀看新聞記錄片電影時差不多也懷有同樣激動的心情，受到極大的鼓舞。毛澤東在這里說的“事業”就是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而這個事業是“我們的前人所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表明我們已大大地超過了我們的前人，做的是“他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事實也是如此。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中國共產黨嗎？有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嗎？有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嗎？沒有，從來也沒有過。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實現“民族復興”，那豈不是說，我們還不如我們的前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還不如歷史上那些些剝削階級的事業？我們所做的還不如歷代帝王將相所做過的事情？提出這樣的口號又怎么能夠鼓舞人民為實現未來的偉大目標去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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