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對90年歷史的沉思之六---關于改革開放

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六、關于改革開放

⒈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未開始了改革開放并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

現在有一種“公認”的說法，就是說改革開發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還有一種“公認”的說法，就是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但是，細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有關文件，似乎并不支持這這些說法。

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里，只有一處講到了“改革”二字。相反，“公報”強調的是，“為了迎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任務，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人們還說，我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不支持這一說法。“公報”根本沒有提出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反，“公報”說，經過深入討論，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而在“決定”（草案）——也不僅是“草案”里，甚至在1979年9月下旬舉行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所通過正式“決定”里都強調，“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決定”還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

實際上，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華國鋒、李先念以及負責農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堅決主張要搞集體經濟，反對搞包產到戶，鄧小平當時沒有表態。華國鋒多次講湖南洞庭湖“雙搶”的經驗，證明組織起來搞互助合作可以形成新的生產力 ；李先念也多次講，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而王任重則從理論和實踐凍結核上論證集體經濟的優越性。這使得當時擔任農委副主任、主張包產到戶的杜潤生也沒有辦法，雖然支持包產到戶的有胡耀邦和趙紫陽，還有萬里等。胡耀邦雖然支持包產到戶，但是四中全會剛作出的決定，他也不好進行修改。杜在1980年1月舉行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后就會議紀要問題找趙紫陽商量，趙說，國外發達國家都搞家庭農場，解決農業問題很成功，包產到戶這類問題可以試，不要堵死。他還“出招”說，先念、任重他們有意見，文件還要發，可不用國務院名義，以國家農委名義下發。于是就把問題淡化了。緊接著，在1980年2月下旬舉行了十一屆五中全會。在這次全會上，胡耀邦、趙紫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被免去領導職務。接著，胡耀邦取代華國鋒擔任中央領導人，趙紫陽取代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萬里則取代王任重擔任農委主任，這一系列人事變動，都為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創造了條件，但是，無論是五中全會，還是后來的六中全會、七中全會，都沒有就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過決定。就正式的中央文件來說，還是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肯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堅持集體經濟、反對包產到戶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讀杜潤生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回憶文章可知，農村推行所謂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某些人（主要是趙紫陽、萬里、胡耀邦等）違背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用“人事變動”等不正當的手段強行貫徹自己意圖的結果。這以后，違背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有關決定大搞包產到戶的小崗村被捧上了天，成為“天下第一村”，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當時，許多地方的領導人對這樣的改革是地址的，許多農村基層干部也是抵制的。在強大的壓力下，有的公社和生產隊堅持了下來，有的則被迫違心地進行了“改革”。實際上，這樣的“改革”，只是某些人的“偏好”，它們既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草案）無關，也與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無關，是根本違背這些決定精神的。

至于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在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曾經提到一句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的口號，……”（《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頁）但是，事實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里根本就找不到所謂的“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這樣的說法。人們在“公報“里看到的是：“現在，全國范圍內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雖然少數地區和部門的運動比較落后，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抓緊進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體來說，實行全黨工作中心轉變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顯然，“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和“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 ”并不是一回事：一個是結束已經進行了兩年時間的揭批林彪和 “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一個是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怎么可以將兩者混為一談呢？

我說“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僅因為它是毛澤東說的，而且是因為它也是所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堅持的共識。《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句話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注：“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頁）當被稱為“蘇黎世三人團”的卡·赫希伯格和愛·伯恩斯坦、卡·施拉姆在1879年發表右傾機會主義的文章《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即在9月16-18日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寫了一封措辭極為強硬的“通告信”，其中寫道：“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和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這種地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頁）馬恩的這個不惜以黨的分裂為代價聲明，最清楚不過地說明，對階級斗爭態度是一個多么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里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破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頁）列寧的話清楚地說明，階級斗爭是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認識事物一個規律，是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復雜的社會現象的一條指導性線索。而“規律”也好，“指導性線索”也好，不僅是毛澤東所說的“綱”嗎？在我看來，列寧的話乃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作的最好的解釋。

對于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否定階級斗爭，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對《共產黨宣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背離，是完全錯誤的。

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并沒有否定階級斗爭，也沒有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公報”說，“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松同他們的階級斗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公報”沒有提到境外敵人對于我國的顛覆和破壞活動，應該是者一個很大的失誤。早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將在第一屆全國政協的開幕詞里，毛澤東就教導我們，“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做最后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后，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意義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頁）1966年2月，當中共中央辦公廳把把毛澤東有關機要保密工作的論述輯印在一起以供相關人員學習，毛在這段話后面加了一個批注：“這一段話講得準確，請同志們經常地討論這個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可見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和堅定不移。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講階級斗爭時卻只講“我們國內”而不講國際和境外，竟然把帝國主義這個最大的危險和頭號敵人給忘了。這些年來，國際反動勢力，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他們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我們，對我威迫利誘、軟硬兼施，對我國大搞顛覆和破壞活動，干盡了壞事。它們支持魏京生，支持民運分子，支持臺獨、藏獨、疆獨，支持法輪功，還炸我使館、毀我戰機，支持國內極右勢力，妄圖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我們怎么可以放松自己的的警惕呢？尤有甚者，近年來我們跟帝國主義大講共同利益、互利共贏，建立所謂“戰略伙伴“關系，甚至提出要“同舟共濟”、“共赴時艱”，共同對付經濟危機。結果怎樣呢？吃虧的當然是中國，不僅經濟上大受損失，而且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也大受損害。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它的本質絕不會改變，它是絕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現在是到認識這一點并且改正錯誤的時候的了。階級斗爭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在階級斗爭嚴重存在的情況下，不“以階級斗爭為綱”是絕對不行的。

最近讀《胡喬木文集》，其文章也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并沒有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也沒有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

我們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舉行的。半個月后，即1979年1月7日，胡喬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頭會上做了一個講話，他說：“對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形式和作用的認識，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理論問題。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說，‘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個提法后來被林彪、‘四人幫’疑惑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黨章總綱也采用了這個說法，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毛主席沒有說過‘始終’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康生加的。加上這兩個字，就把毛主席的講話搞得面目全非，在邏輯上也講不通。”胡的這一說法并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根據周恩來在“十大”報告中說，“九大”報告先是林彪讓陳伯達起草，毛澤東覺得不行，后來的報告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就算是康生加了“始終”二字，毛澤東怎么會不知道呢？而且，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階段，當然由它的“始終”，就是不加這兩個字，也不能說整個歷史階段的開始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在它的終了就不存在了。這里一個重要問題是，由于存在著帝國主義的顛覆和破壞，國內也必然會存在敵對的階級和集團。這恐怕才是加“始終”二字的原因。后來葉劍英在1978年3月舉行的五屆一次人大會上作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是還再一次引用了毛澤東這個加了“始終”二字的話。如果此話是康生的篡改過的，葉劍英還會引用嗎？顯然，胡喬木在“始終”二字上做文章是沒有意義的。關于所謂“邏輯上說不通”，其實是胡自己的理解有問題。胡說，“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姐姐斗爭始終存在，那怎么消滅階級，怎么進入共產主義？那豈不等于說，社會主義永遠不是社會主義，或永遠不能實現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這種始終存在的錯誤提法，迫切需要糾正，也很容易就糾正，但是也要經過中央決定，采取一定的手續才好把它正式糾正過來。”（《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35頁）實際上，列寧講“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并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已經不存在階級了，而是說，社會主義要吧消滅階級作為自己的目的。對這個問題，列寧曾在《偉大的創舉》一文里講過一段話：“‘消滅階級’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在這里，列寧說得很清楚，“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只是說它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僅僅推翻地主資本家還是不夠的，還包括消滅城鄉差別和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領導的差別這樣的內容，這樣，社會主義就要很長時間才能實現。毛澤東說“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又有什么”邏輯上說不通”的呢？更不要說當帝國主義還包圍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從世界的范圍來說，是根本談不上階級和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這樣的問題的。

在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胡喬木雖然在“始終“二字上大做了一番并不成功的文章，但是他并沒有否定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基本觀點。后來

在這個講話里，胡喬木還說到“以階級斗爭為綱”。他說，“又比如，‘以階級斗爭為綱’，應當怎樣理解？這個提法要看在什么意義上，在什么范圍內講才有意義。不講清楚就會引起思想上合實際工作中的混亂。人們會認為，只要還有殘余形態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就還是社會前進的動力。這樣就勢必造成階級斗爭的人為的擴大化。而且，照這樣推論，社會一旦消滅了階級，失掉了以階級的在問題是一個綱的根據社會發展似乎就沒有綱、沒有動力，或者忽然有別的矛盾起而代之，成為綱和動力了。這是牽涉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定要給予科學的解釋。”（《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頁）

胡喬木的這些話對“以階級斗爭為綱”有許多限制，說了不少微詞。他把推翻剝削階級以后的階級斗爭稱為“殘余形態的階級斗爭”，把對這種階級斗爭是否仍然是社會前進的動力表示懷疑。他顯然忘記了列寧的一個偉大教導：“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內對被剝削者還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的剝削者，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反抗。”“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愿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驗證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為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斗爭，……。”（《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頁）這一斗爭的慘烈是考前的，怎么把它說成是“殘余形態的階級斗爭”呢？至于這種階級斗爭是不是社會前進的動力，那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剝削階級取得了勝利，就地社會制度就會復辟，整個社會就會倒退，百姓就要遭殃；而如果被剝削者取得勝利，新的社會制度就會得到鞏固和發展，勞動者這個社會最大的生產力就得到保護，社會就能繼續向前發展。階級斗爭顯然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不過，胡喬木并沒有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反，他承認“這是牽涉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并且主張“一定要給予科學的解釋”，實際上，這就表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并沒有“果斷地停止使用”這個“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說它“不適用于社會主義”。

還要指出的是，就在1979年1月7日在中宣部發表講話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6日，他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了一個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的演講，一共講了三個問題，既沒有講改革開放，也沒有講“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這兩個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并沒有將其作為重大問題來討論，也沒有通過相應的決定。

后來的一些說法，包括領導人的說法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的說法，存在明顯的失實問題。這樣的事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是卻發生了。這應該引為教訓，講話也好，起草文件也好，都應該以確鑿的事實為根據，而不能根據印象，更不能憑空想象，否則甚至會給人造成欺騙之嫌，帶來不良的社會后果。

⒉改革開放是一個新的偉大的革命嗎？

鄧小平在1984年10月10日會見德國總理科爾時說，“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對內經濟搞活，對外更加開放，雖然城市改革比農村復雜，但是在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我們對城市改革很有信心。農村改革三年見效，城市改革時間要長一些，三年五載也會見效。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公布后，人們就會看到我們全面改革的雄心壯志。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頁）

鄧小平對勃蘭特的這個講話似乎太過自信了。農村改革并沒有“三年見效”。就以那個被稱為“天下第一村”的小崗村來說，它不過是回到集體化前個體經營的狀態，實際上一個倒退，哪里談得上 “革命”二字？至于說“見效”，不僅三年沒有見效，現在已經過去32年了，又見到了什么真正的效果？人們見到的是，它像一個乞討者，不斷向國家伸手，向社會伸手，如果不是國家給它不斷派干部，給它送錢、送物，社會給它送去各種各樣的支持和幫助，使它的面貌有一些改觀，它本身有什么生機和活力可言？拿得出什么可供人們學習的東西？實際上，人們到那里參觀，既學不到什么革命精神，也學不到什么正面的經驗。人們看電視劇《永遠的忠誠》，看到的是一個為小崗村奉獻了一切的悲劇性人物沈浩，但卻根本看不到一個值得人們學習和仿效的小崗村。說到底，小崗村人頭腦里只有一個千百年舊社會留下的一個“私”字，他們所做的唯一的驚天動地的“偉業”就是“按手印”，就是下決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對著干。當時某些人支持小崗村就是違背中央決定的，而后來的領導人居然繼續把小崗村樹為改革的典型就更加不可思議了。至于城市改革，顯然也不像鄧所想象的那樣：“三年五載也可見效”。這里，顯然是把人的私心看成了改革的動力。當時曾經在一些企業推行承包制，一些人認為“一包就靈”。其實，問題并不如此簡單。一旦把“私”字作為解放思想的動力，也許可以奏效于一時，但是，很可能就會造成預想不到的后果。1984年底一些企業利用生產基金濫發獎金，國家財政赤字大大超出原來的估計。這一國家多發了100億元的鈔票，引起了通貨膨脹。（《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7頁；《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頁）

后來，鄧小平講話就謹慎了許多。雖然他還是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他同時又謹慎地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六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只出了我們已經遇到的一些風險。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農村的改革三年見效，包括城市、農村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更復雜了，我們設想要五年見效。這中間一定還會犯錯誤，還會出問題。”（《鄧小平文選》私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應該指出，這里說的“風險”和“問題”，不僅是指經濟上的，也是指政治上的。1985年5、6月間，他在與臺灣進步學者陳鼓應談話時說，“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現代化，決不能搞自由化，決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同上，第123頁）

再后來，他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同上，第142頁）鄧小平在這里的說法與上面的說法顯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他不再說“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了，而是回到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提法：“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不過鄧還是留了一個“革命”提法的尾巴：“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只是他沒有進一步說明這“一定的范圍”和“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究竟是指什么。不過后來當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邁克••華萊士對他說“看來中國在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至少是試圖進行一場新的革命”時，他回答說，“這個話是對的，我們也講現在我們搞的實質上是一場革命。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那就難免要犯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頁）從把革命理解為一種試驗這個意義上說，說改革是一種革命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與歷史上的偉大革命相提并論，那就不適合了。

實際上，人們看到，鄧小平以后沒有再講“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一類話，甚至連“一定的范圍”和“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樣的話也沒有再講。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一個問題上。他更多強調的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使講改革開放，也把它與四項原則聯系起來。比如1987年6月12日在會見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我們黨改革是達到什么目的么？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同上，第241頁)

而到90年代以后，他不僅沒有再講改革是革命之類的話，還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他首先反思的就是農村改革。1990年3月，他在與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社會化生產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鄉鎮企業很重要，要發展，要提高農業問題始終要抓得很緊。農村富起來容易，貧窮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農業就完了。”（同上，第355頁）1991年1、2月間，他又同上海市的分有責任是，“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當然，太著急也不行，要用事實來證明。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同上，第367頁）這些話實際上反映了他當時是在反思。

鄧小平對改革的反思還在繼續。1992年7月23、24日，鄧小平在審閱十四大報告時說：“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國有制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此說恐有誤，應是第二產業，這從下一句話講“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可以證明。——引者），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是會提出來的。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要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和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我最早提出兩個飛躍思想的時候，李先念說他都贊成，說這是一個大思想。這個思想一直沒有闡發。”（《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頁）如果說，他在1990年講“兩個飛躍”的“第二個飛躍”時還是把它作為“長期發展過程”來論述的，而這一次，雖然也不過只隔了兩年，他已經把它當做現實的問題來談論了。這表明，他對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持懷疑的態度了。遺憾的是，鄧小平的這個意見不僅在江澤民的十四大報告里沒有得到反映，后來在他作十五大、十六大報告時也沒有得到反映。鄧小平關于“兩個飛躍”的思想，即農業還是要走集體化道路的思想，在江澤民任上一直沒有得到闡發、宣傳和落實，當然，后來也沒有得到闡發、宣傳和落實。看來，一直頌揚“鄧小平理論”的第三代領導人，并沒有像他們口頭上所宣稱的那樣去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去辦事。

除了對農村改革的反思，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也有反思。1992年12月18日，他在《參考消息》上讀到《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和《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兩篇文章，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附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他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說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頁）1993年9月16日，在與其弟鄧墾談話時更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他說，第1364頁）對于改革中出現的這些問題，鄧小平顯然已經感到不安了。但是，人們卻看不到后來的領導人有什么有力的措施來加以糾正，以致問題越來越大，至今也沒有能夠得到解決。這是一個很大的隱憂，應該真正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關鍵在于，不是就事論事，就分配談分配，而是要抓住根本，敢于碰硬，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原理，從所有制入手來解決問題。若能如此，這個問題肯定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近年來，關于改革開放又有新的提法，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的革命”。改革開放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用這樣的高調門唱頌歌，群眾能接受嗎？用它能夠解決問題嗎？

從理論上來說，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改革解釋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一個最具權威性的解釋，也是大家所能夠接受的解釋，現在將其解釋為“革命”顯然是與之相矛盾的。因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只是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進行部分的調整和改革，而革命就不同了，革命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根本改造或徹底改造。列寧在講到新經濟政策時曾說，“與原先的革命辦法相比，這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辦法（革命這種改造是最徹底、最根本地摧毀舊事物，而不是審慎地、緩慢地、逐漸地改造舊事物，力求盡可能少加以破壞）。”（《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頁）按照十二節 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法，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 “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怎么能夠是一種“最徹底、最根本地摧毀舊事物”的革命呢？中國是一個成功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果改革開放前的一切當做“舊事物”來加以“摧毀”的話，它究竟是一個什么革命？究竟是一個進步，還是一個倒退，就大可懷疑了。

從語言上來說，把改革說成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也很成問題。偉大一詞往往是后人對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頌揚，而改革開放還在進行之中，其功過是非應該由歷史來評價，現在領導改革開放的人怎么可以自己說自己“偉大”呢？這豈不是有自吹自擂，“王婆賣瓜，自賣自夸i”之嫌嗎？

⒊改革開放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本文前面已經指出，改革開放并不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它應該是從1984年10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因為正是這次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了包括農村和城市改革在內的全面的改革；也正是在全會通過的這個《決定》里給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權威解釋。如果按照一般的說法，改革開放距今已有33年；如果按照后一種說法，改革開放也已有了27年。總之一句話，時間都相當長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問：改革開放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些人可能還不大能接受。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 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頁）

——“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從身心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同時，第139頁）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頁）

——“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同上，第172頁）

應該說，鄧小平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認為，如果出現了兩階級分化，如果出現了新資產階級，如果出現社會風氣變壞，形成貪污、盜竊和賄賂橫行的世界，那改革就失敗了，中國就走上邪路了。

現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似乎沒有人敢于用鄧小平提出的標準來衡量改革開放的成功和失敗。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是回避不了的。人們有理由根據鄧小平關于改革成敗的論述要求中央領導人回答：中國有沒有出現兩極分化？有沒有出現新資產階級？中國的社會風氣有沒有變壞，形成貪污、盜竊和賄賂橫行的世界？

如果真正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正以實踐為作為檢驗改革開國成敗的標準，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首先說兩極分化。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6躍升到2007年 的0.47，以后有進一步高升，去年達到0.5以上。收入水平差距之大不僅和改革開放前不能相比，就是比之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大大超過，可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之嚴重。之所以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公，有人認為是國家壟斷造成的。問題是，過去一些行業也是國家壟斷，但是并沒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可見根本的問題并不在這里。根本的問題是所有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實現的公有制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大搞私有化，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達到50%，而其所雇用的勞動者則高達全部雇傭勞動者人數的80%。這兩個數字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日前在視察黑龍江時所提供的，應該是可靠的官方數字。顯然，對于私營企業主來說，他付給工人的工資不過是勞動力的價值，只要勞動者能夠生存，能夠在勞動一天以后第二天能夠繼續做工就行了，因此他們總是把工資壓得很低，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必定是收入差距的擴大。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事實也是這樣。我國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收入已從過去占GDP的55.4%降到39.74%,，而企業的盈余則從占GDP的21.25%上升到31.29%。這種趨勢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仍在繼續之中。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存在行業的問題。據統計，全國證券、航空、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煙草等八個行業的員工人數只占全國職工總人數的8%,，而他們的收入卻占到全國職工總收入的55%。這些企業都是國營企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也是生產關系發生變化的結果。關鍵在于，這些帶有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按照國家的現行政策，可以把他們所獲得的利潤的絕大部分留在本企業而不上繳國家，這就使得這些企業把本應上繳給國家的利潤變成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福利，而為了“激勵”，落在高管手里的部分尤為可觀。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極其錯誤的。列寧早就指出，“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部門的所有權合法化，都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都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徹底背棄……。””《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頁）。

此外，國家公務員利用職權，“近水樓臺先得月”，率先給自己加工資，而且幅度很大，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一個重大問題。還有所謂三公消費，數字大得驚人，人民群眾對此也非常不滿。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它使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嚴重地脫離群眾，是國家機關變質，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

其次說新資產階級的形成。本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基本上消滅了。說基本上，是因為改造資產階級不僅是要改變他們的生產關系，還要包括人的改造，而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但是改革開放后，由于實行了一系列鼓勵和扶持私營經濟的政策，新的資產階級迅速地成長了起來。其增長速度之快，甚至令一些西方的資本家也無法想象，感到吃驚。這些年來，各地發展私營經濟好像在開展競賽。前幾年， 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很快，走在全國前頭，于是全國許多地方的省委書記或省長都前去取經。后來，江蘇的民營經濟加快了發展速度，趕了上來，一位記者甚至做了這樣的報道：“連續3年，江蘇民營企業的數量超過浙江、廣東，雄居全國第一！這是江蘇民營經濟向全省7400萬人交出的喜人答卷，也是為全省GDP增長作出重大貢獻的成績單。”好像全省人民都在關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如此制造輿論，其實，哪是這種情況。前不久，《財富》雜志公布世界500強名單，中國有69家企業榜上有名，其中有兩家私營企業，一個是華為公司，一個是江蘇沙鋼集團。這說明，中國不僅有資本家，還有世界級的大資本家。網上有人將其與美、日的私營企業為主的情況比較，認為中國的上榜企業不值得人們關注，在他們看來，中國要有一大批世界級的大資本家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這表明，占有了財富的階級，同時也是掌握了輿論的階級。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上層建筑也在隨之發生變化。

如果說，過去要論述新資產階級形成這個問題需要拿出數據，那么現在，當私營企業已經占據半壁江山的時候，再拘泥于數字恐怕就顯得有些迂腐了。應該說，在今天新資產階級形成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現在，中國有八成的工人私人資本家的企業里出賣了動力，受資本家的剝削，你還能說，沒有形成新資產階級嗎 ？實際上，早在前幾年，中國1%的家庭就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這幾年，不僅資本家的數量在增加，其資本的規模也在擴大。今天已經有兩個大資本家進入了世界500強，如果再出一批大資本家，那財富就會更加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里，而國家的命運也會集中在這極少數人的手里，中國的老百姓還有什么希望？

不僅資本家人數在增長，資本的規模在擴大，而且為資本家服務的官員、知識分子也在迅速地向他們靠攏。他們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語言，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我們只能如實地將他們稱為新資產階級。

在新資產階級形成的同時，社會在各方面也都為這個新資產階級準備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新資產階級要住豪宅，于是富人區、別墅區就應運而生；新資產階級要坐高速列車出行，于是高速鐵路就迅速修建，適應其需要的商務席和一等席車廂也隨之配套齊全；新資產階級是社會的新貴，他們要有貴族化的活動場所，盡管中國國土資源有限，城市水資源也嚴重不足，但是，“錢能通神”，一個個高爾夫球場還是如雨后春筍般地建設起來；新資產階級是暴發戶，往往要附庸風雅，他們要講究美觀，于是不惜重金請老外來中國設計各種建筑，并且要周圍的建筑與之協調，如不協調，又不惜勞民傷財要對周圍地區的屋頂進行“改造”；新資產階級還有他們特殊的需要，于是，色情場所，賭博場所雖然在新中國早已禁絕，但也可以為之重新開放。這一切，無疑極大地加深了社會的鴻溝，激化了社會的矛盾，但也是新資產階級出生后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復次說農村改革。關于農村改革，前面已經多次提及，現在是專門講它的失敗。本來，小農經濟是一種落后的果實的的生產方式，馬爾列斯有很多論述，毛澤東也有很多論述，而有的人就是不聽，最后失敗是很自然的。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它不能發揮協作的優越性，它也不能大規模地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更不能使用農業機械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它所能靠的只是過度勞動和消費不足。最初搞家庭承包時，它可以靠起早貪黑、省吃儉用來發展生產節約開支，但是，它沒有后勁，不能持久。開始，過去集體經濟時留下的水利設施還能繼續利用，但是，時間一長，這些水利設施因為年久失修，效益就大大下降。靠吃集體經濟時的老本顯然是不行的。這些年自然災害頻發，不是澇就是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大不如前，顯然與此有關。

農業區情況如此，牧業區情況更糟。家庭承包后，一家一戶為單位，為了增加收入，家家都多養牲畜，造成了草原因過度放牧而退化的現象。過去的草原，牧草可長到半人多高，而草原退化后的牧草稀稀拉拉。這不是一個地方的現象，新疆、青海、內蒙古，差不多所有牧區都有這種現象。最近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播放了青海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手段。說穿了，這個方法和手段就是成立合作社，減少放牧的牲畜數量，讓草原休養生息，逐漸使草原復壯；同時讓合作市社開展多種經營，把勞動力轉移到工副業生產上去。實踐證明，這個在小農經濟下不能解決的難題，一旦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就迎刃而解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孰優孰劣不是很清楚了嗎？但是，我們是付了那么多年的代價才將其弄清楚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現在的農村實際上是靠政府的反哺政策來維持的。給農民免除農業稅，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或者通過土地流轉讓他們得到一部分土地收入，但是，這種從外部輸血打氣的辦法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農業生產本身應該有自己內在的動力，才能做到持續的發展。這是一個如何建設新農村的大問題，要解決好，只能走社會化、集體化的道路，舍此別無他途。

最后說開放。毛澤東并不反對開放，文化大革命也并沒有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所“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3頁）事實也是這樣，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封鎖禁運，搞所謂制裁，才是無法做生意的原因。但是，沖破他們的封鎖和制裁，我們還是做了生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還從西方國家進口了一些大型的成套設備，如軋鋼設備、石油化工設備核裝置，裝備了武鋼、北京石化、上海石化、四川尼綸廠等大型企業。但是，這種開放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的，完全不同于舊中國的那種所謂開放。改革開放以后，開放的規模當然更大了，但在指導思想上卻出現了盲目引進的問題。許多地方為了引進外資展開惡性競爭，給外商以種種優惠條件，也不管這些項目是否先進，對環境是否造成不良影響，統統引了進來。甚至提出發展“兩頭在外”的所謂“外向型經濟”的口號，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中國被綁上了以美國為首的所謂“經濟全球化”的戰車。其實中國并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相反，所受到的傷害卻很大。由于對外商的“優惠”，中國工人的工資被壓得很低，飽受外商的剝削，大量的利潤被裝進外商的腰包；一些大量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項目造成中國資源枯竭、環境惡化；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也被壓得很低，使西方國家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購買中國的商品，緩和他們國內的矛盾；中國用血汗換來的外匯卻不能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只能用來購買美國的的國債和債券，而美國是一個債臺高筑的國家，只能用發行鈔票的方法來清償債務，中國卻要吞下由于美元貶值所造成的苦果。現在都喜歡說“互利共贏”，這里哪里有什么“互利”，又怎么談得上“共贏”？

應該說，我們的損失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本來，美帝國主義一貫敵視我國，是我們兇惡的敵人，但是，由于在經濟上綁在一起，我們卻要和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強調雙方具有“共同利益”。本來，當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時，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國家都會感到高興，因為這表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就要響了”。這里不妨舉馬克思和恩格斯例子來說明。我們知道，馬克思曾準確地預言了185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他在1856年9月26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不認為，一場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會遲于1857年冬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頁）果然不出馬克思所料，1857年11月這個危機爆發了。對此次危機的爆發，馬恩都感到由衷的高興。馬克思在1857年11月13日給恩格斯寫信說，“雖然我自己正遭到經濟上的困難，但是從1849年以來，我還沒有像在這次危機爆發時這樣感到愜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頁）此時的恩格斯雖然為了馬克思寫作《資本論》，還在干“畜生干的生意經”，自己的財產在危機中也受到了損失，但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危機的爆發也從內心感到高興。他在1857年11月15日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說，“我的情況正同你一樣。自從紐約的投機崩潰以來，我在這里再也不能安靜，而在這普遍崩潰的情況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來，資產階級的污穢畢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現在，這些污穢被沖洗掉了，我又變成另一個人了。危機將像海水浴一樣對我的身體有好處，我現在已經感覺到這一點了。1848年我們說過，我們的時代來了，并且從一定意義上講確實是來了，而這一次它完全地來了，現在是生死的問題了。我對軍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實際的意義；我將立即研究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和法國軍隊現有組織和基本戰術，除此之外就是騎馬，即獵狐，這是一種真正的訓練。”（同上，第203-20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表明，他們和資本主義的利益是完全敵對的，他們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可是我們現在領導人的態度就完全不用了。他們在危機時向帝國主義國家表態說，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同舟共濟”、“共度時艱”，不客氣地的，這哪里還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哪里還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這正是把我國經濟捆綁在世界帝國主義主義經濟戰車上，搞“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嚴重的政治后果。

總之，根據鄧小平所確定的改革成敗的標準，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實踐所產生的上述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更加完善和發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和變異了，許多地方變得和資本主義差不多了。西方國家的輿論界公開地把“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稱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并不是攻擊的語言，而是根據事實得出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有勇氣說，改革沒有獲得成功，改革是失敗的。

承認改革開放的失敗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應該有這樣的勇氣。在這方面，毛澤東就是一個榜樣。他在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就承認自己犯過許多錯誤。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就連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00周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嗎？它雖然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但是，革命的果實卻落到了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手里，國家不僅沒有進步，反而不如以前。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坦承：“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治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4頁）他還說，“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同上，第115頁）孫中山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尚能如此襟懷坦白，公開承認革命失敗，難道素稱具有三大作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不能公開承認改革開放的失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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