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西方的漫漫長路上，有一個檻，越過和越不過，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這個檻便是：針對中國的輿論封鎖和誤導是西方精英階層自覺而有意的行動，且曠日持久，從19世紀就開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覺和有意”這一層或拒絕看透這一層的人，一般就永遠停在了檻前。
有人可能會問這么暗搞圖什么？的確，若看不透西人擅于精密設計的腦子，便難以想象這么一環套一環地布局，終極目的是什么。那是一板一眼都設好了邏輯線路的，原始文明屬于觀賞范疇，不具備對話的可能——所有手腳是繞到這個原點的。
起自西方的對原始文明的“高抬貴手”，是聲東擊西的絕妙設計，既展現“開放的胸懷”，又剿殺了真正的文明對手，可見“開放”是要將對手堵在門外的。要知道，他們對原始文明可不是從一開始就取觀賞態度的，在戰船到達其他大陸的幾百年間，全部消滅一直是目標。20世紀隨著東方陣營的聯手，發覺樹敵太多，反倒幫了真正的對手，于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調整，而且彎轉得極大，一反常態變得用沾濕的眼睛欣賞了。那是用不切實際的渲染和贊美，捧虛滅實。這么一導向還真是碩果累累，全球大都市的小資們無不模仿著贊嘆非洲藝術、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前面滅，后面贊，前后兩種無理性可通的做法，目的卻始終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圍清掉真正的競爭者和對話者。用轉移視線法輕易就辦到了。但害人多少也會殃及池魚，長年謳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驚人的速度退化，大眾藝術原始化已成定勢。
對原始文明的炒作發動于上世紀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脫了褲子進原始森林才幸福。從美術的“返樸歸真”，到泛濫的黑人舞蹈音樂，最后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藝術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館，幾十年洗腦還真達到了目的。欣賞原始藝術憑直覺美感就行，不像中華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賞者必經學徒階段，掌握其復雜的文化語言，方解其妙。上百年來我們就在幫助西方文明培養中國學徒，同時將自身文明的學徒階段縮減和去除。
我對原始文明并無好惡，只是接連碰到一些不可解釋的事，一樁樁連在一起想，就拼湊出并不明示的圖案。首先發現在巴黎各種博物館能看到的臨時展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發達的文明的比例，遠不如一些處在原始狀態的文明，也就是說辦10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爾（把這個小窮國捧為“幸福楷模”的真實目的，這么看昭然若揭）之類的原始文化展，未必會辦一次中華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難遇的事，何況從引言到介紹看下來也讓你產生這不過是個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對事物的解釋權，這是他們從不放手的。長年顛倒行事，必定誤導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個孤島，它的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文明。19世紀這樣的觀念是明打明說的，今天轉到了地下。
有人可能問：繞了一大圈否定了中國又能達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誰來占據文明制高點。占據文明制高點才能搶占道德高地。那又為什么要搶占文明制高點不能平起平坐，對話交流呢？這就進入了所有謀略的中心：如何擁有話語權。話語權的搭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絕不是善良、公平心、開放、透明甚至自身強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據制高點，才能控制話語的流向。一般人之看到話語權是國力和霸權的產物，而忽略它同時也是一個精密的操縱系統，沒有神不知鬼不覺的技巧，光靠最大建立起來也不服人。而技巧的核心就是話語的流向操縱于誰手。
由于流向決定了話語權實際在誰的手里，搶占制高點就是重中之重，是決定流向的關鍵。而能否站住制高點，就在于文明的自信。試想如果上層精英守不住閘門，讓民眾常年接觸比歐洲古代文明發達得多的中華文明，老老實實告訴他們世界史的真是景象，維持了200年的文明制高點不就搖搖欲墜了嗎？當年靠兵艦火炮把我們幾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有怎么能輕易讓你復活呢？文明的自信就像肢體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難，文明本身隨著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譚。常年維持這種自信，我們中國人以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質，這樣的想法非常本真，在沒有惡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國遭遇了需要絕對精神統治權的征服者，他們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而是惠譽和抹殺別人。用并不誠實的手段刻意維的持文明自信，為永遠占據文明制高點，提供了廣泛的民間認同，亦謂不擇手段把持話語權，最大限度地杜絕了民間的反感或不配合。因為奪取永久的話語權并不是靠一種公正的權威，而是操縱的技巧：讓我的話語不受阻擋地流向你，而你的話語流不過來。目前這個世界所謂的“擁有話語權”，就是這么一回事。在這里，制造認同是雙向的，構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對手的文明自信的基礎上實現的，使得話語的流向不但不受阻，反被欣然接受。
如果只是這樣對待中國，有人可能會另尋因果，但新世紀之前對待日本也沒有好到哪里，直到發現真正的對手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法國曾經歷了一場針對日本人的媒體毀譽大戰，與今天對中國的毀譽類似。從質疑日本的政治體制是假民主到分析日本人是螞蟻般的勞動機器（對中國人則連“螞蟻”這樣的詞都沒有，直接用“奴隸”），無所不用其極，就因為那時日本經濟大油趕超美國之勢，必須不惜一切遏制。當要“打劫”一個國家時，“獨立只是分子”打前站，敲邊鼓，配合得不亦樂乎。如果遏制對手只是用謀略和競爭倒也罷了，問題是最拿手的是道德上潑臟水。記得當時吵得最厲害的，就是日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國家，找出一大堆日本國民的“劣根性”來證明。這個罪名真是打人的萬靈帽，一扣上怎么欺侮別人，民間都拍手叫好，跟兩百年以前為領土和財富攻打別國，總是先把人家放在基督教正統的對立面如出一轍。這場惡搞弄到最后，日本有益抗議者特意跑到巴黎，吧自己裝扮成螞蟻，一頭跳進塞納河。
《向西看的那個檻》續
看完《向西看的那個檻》，有人可能追問：西方世界似乎繞了一大圈來否定中華文明，這究竟能達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占據文明制高點。占據了文明制高點，才能搶占道德高地。搶占文明制高點就進入了所有謀略的中心：如何擁有話語權。
話語權的構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絕不是善良、公平心、開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強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據制高點，才能控制話語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話語權是國力和霸權的產物，而忽略它是一個精密的操縱系統。其實，技巧的核心就是話語的流向操縱于誰手。
而能否占住制高點，就在于文明的自信。當年侵略者靠兵艦火炮把我們幾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可見這個精神統治權是要抓到底的。文明的自信就像肢體的一 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難，文明本身隨著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譚。中國人以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質，能長年維持這種自信，這樣想非常天真，在沒有 惡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國遭遇了需要絕對精神統治權的征服者，他們并不只是抬高自己，還詆毀和抹殺別人。用并不誠實的手段刻意維持 著文明自信，為永遠占據文明制高點，提供了廣泛的民間認同，亦為不擇手段把持話語權，最大限度地杜絕了民間的反感或不配合。因為奪取永久話語權并不是靠一 種公正的權威，而是操縱的技巧：讓我的話語不受阻擋地流向你，而你的話語流不過來。目前這個世界所謂的“擁有話語權”，就是這么回事。在這里，制造認同是 雙向的，構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對手文明自信的基礎上實現的，使得話語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擋，反被欣然接受。
話語的流向是一場精準謀劃的戰爭。引一位法國漢學家的話說：中國在這場圖謀已久的戰爭中至今處在不設防狀態。在這里，解構對手的“話語平臺”與自建平臺是雙管齊下的，操縱輿論的力量 不在于往自己臉上抹金，而在于往對手頭上扣屎盆子！話語的流向絕非信息的“交流”，而自始至終都被視作一場戰爭！
西方世界對“話語平 臺”的控制有一張嚴密的網，從文化到體育無所不包，沒有一個環節是疏忽的。就說體育吧，掌控“話語”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國人有優勢的體育比賽；不傳播中 國自己組辦的賽事；在各類國際比賽中封鎖中國人參賽的事實。比如環法自行車比賽是法國媒體暑期大炒的項目，組委會邀請了中國自行車選手，但這種事不讓法國 民眾知道。為什么？因為請中國選手參賽不像挑選大陸電影界名人參加電影節，藝術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頭，不管大陸藝人自我感覺臉上多么風光，在法國這頭就 是為負面話語配料、送料的；而大陸自行車選手參賽則難變成這個性質，既然屬于正面話語的范疇，就必須阻止其流入。邀中國人來，是為了中國媒體替法國旅游做 宣傳，也就是只讓話語流出去。所以沒有任何一家電視臺或報紙提供哪怕一張中國人參賽的畫面，媒介從業人員的廣泛“自覺”讓人不得不佩服這個民族自覺的權力 意識以及不與外人謀的“內忠”。直到賽后數月法國媒體報道西班牙冠軍有服用興奮劑嫌疑，順帶提到有一位中國自行車選手也被懷疑，中國人參賽才透過一則負面 新聞泄露出來。
這些針對中國人的負面話語，經年累月，視利益需要時收時放。其實法國民眾對世界是兩眼一抹黑，“新聞自由”更多是操縱的 自由。比如嫦娥二號升天的新聞是封鎖的；法國人也不知中國的高速火車比法國快；不知中國有退休制度（法國媒體聲稱中國人連退休二字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 中國婦女與男人同工同酬（法國婦女工資比男人少30%）。不知中國能用高科技織布、煉鐵、造汽車（至今多數民眾認定中國人連織布技術都要偷法國的）；不知 朝鮮戰爭美國人是打不過才談判的；不知從制瓷、造紙到印刷均傳自中國；不知鴉片戰爭是英國人強迫中國人吸毒；不知法國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燒了圓明 園……
這么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狹窄來解釋，但關鍵還是出于控制話語流向的焦慮。每開一個口，都不同程度給了對方“話語平臺”，控制不好， 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文化領域的看守就更嚴密了，因為這是“話語戰爭”的主攻戰場，一般采取全面封鎖或只放負面話語兩個步驟，這樣做既保證“話語平臺”永 遠在自己手里，又讓受眾沒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權利。比如中國電影在這里的“專家”嘴里，除了被挑來的幾個電影人，其余均不存在。中國人租下巴黎電影院自辦 電影周，那兩本文娛節目表，居然連續兩年把放映地點“寫錯”！可見他們之所以成天與競爭對手打“言論自由”牌，就在于自己早已握有將百姓視野圈進狹小區域 的決勝籌碼。
上海電影節的新聞也被封鎖得滴水不漏，因為這是掌握價值判斷權的關鍵“平臺”。為此無論法國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榮譽，傳媒 萬馬齊喑，無一例外，名人也自覺遵從，在上海讓中國人以為他們榮幸得很，回到本土則唯恐國人知道，與中國藝人拿外譽當上帝光環截然不同。比如中國媒體廣泛 報道前總統希拉克要到中國推銷其回憶錄，但這條新聞在法國是封鎖的。以希拉克與傳媒的深刻聯系會找不到幾家媒體報道？呂克貝松在上海作電影節評委主席， 回國則三緘其口。為什么當事人與傳媒在“防火墻體系”中配合默契目標一致？沒有人會為這樣的封鎖抱怨失去自由，更不會把去外國電影節當成要爭的福利。在他 們看來這早已不是言論自由或藝術自由的問題，而事關價值判斷權歸于誰手，從價值判斷權還可以引申到藝術定價權，在這里精英階層人人有這種自我意識。
價值判斷權直接關系文明的生存，單從經濟上講它也決定了幾乎所有事物的定價權。簡單說話語的流向不光決定一件襯衫、一瓶面霜或一塊手表、一只手袋的定價 權，也決定一部文藝作品乃至一個人的定價權。“中國造”的商品雖然質量同等但價格卻遠低于價值，這就是控制世界話語流向的看不見的手決定的。中國人還遠遠 沒有意識到這只看不見的手翻云覆雨的厲害，這只無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數年時間，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將某國產品變得一錢不值。這真是神不知鬼 不覺的“打劫”！所以各國的“城墻”是阻擋“話語戰爭”、令看不見的手設法擴大“打劫”范圍的工具。內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輿論的心臟控于他手都無知無覺。
單講阻截中國的話語，難以服人，下面說說日本。如果說對中國是全封鎖，對日本則是有封有放，對科技、工業是放，這意味著承認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這個 “話語平臺”背后是巨大財富，除了西方盟國間，輕易是不讓別國分享的，因為這決定了工業產品的定價權。不斷讓百姓接受某國技術水平高的信息，就是潛移默化 的洗腦，讓其認同某國產品貴得有理。產品檔次的提升，質優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絕對作用，關鍵在于西方是否讓你擠進“話語平臺”。這才是當今世界最殘酷的現 實！話語是操控消費者價值判斷的閘門，此閘門的開啟與關閉，造成的現實結果是：中國人愿意花一萬塊錢買一只法國品牌的皮包，而法國人要求中國人以最低價格 向他們出售同樣質量的物品。兩國民眾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南轅北轍的價值判斷？一件尋常物品的價值真有如此懸殊的差異？話語已成為現代戰爭劫財篡權的武器。
即使對日本這個盟友，主導上層建筑價值判斷的“話語平臺”也是不給的。如東京電影節幾十年被封鎖（足見電影是話語戰爭的戰略要地），法國人不知道有此電 影節，即便業內參賽或得獎，也只字不報。不能在民眾心里樹立西方之外還有別的精神統治中心！馴養獵犬的要訣即杜絕其吃他食的可能。沒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 得到與其西方同行一樣的對待，幾位受寵的導演都是西方捧出來為搗毀本國電影工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可見藝術自由不過是拆掉別人的城墻，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僅 僅是身負藝術使命。
從上述實例看，話語的流向絕不是自發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識的接力和傳遞過程，越是高叫“言論自由” 的社會，監控機制越嚴密；這不是一場公平游戲，而是從一開始就設計好了方向。構建自身和解構對手的“話語平臺”兩者缺一不可；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從天 而降”的餡餅無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話語是現代戰爭的標準武器，話語流向事關國家與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樣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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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評《用開放的心態看世界》：看世界少用“心態”多用“頭腦”
看世界少用“心態”多用“頭腦”
2011年07月20日 02:53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1793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國的虛實，其余目的均未達到，乾隆雖禮貌待客但什么都沒答應。馬特使個人其實沒什么可抱怨的，中方對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員送使團走時依依不舍、淚灑衣襟。但英國人畢竟不是中國人，記得愛默生在他的《英國人的氣質》一書中說過，英國人腦袋寧死在目的上，絕不會因為個人得到好處就忘了使命。所以馬特使絲毫沒有被中國人對他的籠絡打動，他在半年橫跨中國的旅行中，一路收集軍情，順帶偷竊諸如茶樹之類的技術“專利”，這一切都在對他們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員眼皮底下進行。回到英國，馬特使也未有一刻顧念朝夕相處的中國人對他的情誼，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橋，反而開始謀劃后來給中國帶來滅頂之災的那場戰爭。
我固然不希望中國人也有英國人那樣的海盜本性，因為5歲學童的要求得到滿足，就忘了美國軍艦在中國大門口耀武揚威，是不是有點像當年那位淚水漣漣的陪同官？如果說，清末的中國對世界處于一種“不知彼，不知己”的狀態，那么今天我們至多處于“不知彼而知己”罷了。因此“知彼”，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為“知彼”提供一個窗口。
最近在翻閱法國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刊時，讀到一本右翼執政黨黨員Chenva Tieu的小書：《有關中國玩藝兒的教材》。文中對那句名言“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世界將為之發抖”的解釋頗為精辟。Tieu認為，將這句話歸于“拿破侖語錄”頗能說明西方文明的某種潛意識：“如果他（指拿破侖）擁有中國那么多人力的話，他無疑將發動對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象中的中國，一個亞歷山大大帝統率的中國，一個擁有哥侖布或拿破侖的中國，就將不是中國了！因為這樣一個擁有那些征服者、充滿了跨越邊界和與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國，根本就是歐洲各國輪番想象或塑造出來的，事實上中國從來沒有試圖嘗試這一切。”Tieu準確地將兩個文明的本質差異用寥寥幾筆勾勒出來：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質和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所以我不認為中國由于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為中心，就應該為野蠻入侵承擔責任。說中國因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邏輯。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別：他相信并接受了中國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嶺，是近代以來被放在征服棋盤上的文明難以彌合的巨大傷口，它注定了看見與看不見“那個檻”。不接受原罪與夢想“天朝大國”，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兩碼事。
遺憾的是，這樣的見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筆下出現（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會講國語的華裔），因為我們往往以中式良心與西方人將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們的本能來揣摩中國人一樣。不可否認，西方是近現代工業文明的火車頭，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經過戰爭與災難，將他文明碾壓在地，至今沒人能測算損失成本。這個文明充滿與生俱來的征服欲。雖然有人對前輩洗劫中國，感到愧疚，但統治精英并無悔意，法國為將猶太人遣送納粹德國而懺悔、對販賣黑奴道歉……但何時對火燒圓明園道歉？再說怎么會道歉，如果中國人都覺得挨打是自己不好。在統治階層的刻意隱瞞下，普通民眾甚至不知道法國曾在19世紀野蠻入侵中國，中法之間發生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一系列以法國為施害者、中國為受害者的打劫條約。法國《世界報》股東之一、奢侈品集團老板彼埃爾·貝爾熱就是在這種普遍無愧的氛圍中，將圓明園兩個獸首拿出來拍賣，還將這一搶來的贓物與“中國的人權”掛鉤。強盜總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譴責火燒圓明園的信中所說，政府可以是強盜，人民永遠不是。我從來沒有將百姓與操縱他們的統治者混為一談。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為“西方文明諱”，將西方視中國為征服對象的事實抹去。《向西看的那個檻》被法國一家網站翻譯成法語刊登，有意思的是，譯者為事先圈定讀者的思維而有意偏譯，而偏導的方向恰恰與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轍：自大、排外、仇視西方。打人的與被打的思想統一到如此程度，打人者如此反應頗合邏輯，被打的人低頭認罪他都心有余悸，若抬起頭直視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還不罪加三等。網民的詮釋雖各有不同，卻同意“文章所舉事例是無可爭議的”。有的網友還表示過去“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細節”。細節的篡變，真假摻和，關鍵是長期接力，大眾在這種輿論操縱的技巧中無知無覺。所以在文明另一極的中國人上百年沒有發現，不足為奇，在征服者設定的思想軌道上做慣性思維，沒有幾代人是脫不出的。技能型智慧與思想的獨到并無必然聯系。
所以舉幾個美國例子——女兒的歷史課、學習太極拳、掛上五星紅旗等來證明我說的“不符合事實”，是用對葉子的了解來證明研究森林的人無理。以美國國土之大，華人之眾，在某地某時，看不到我說的現象，是可能的。太極拳早已成為一項國際體育運動，各國都有人練，法國也不例外，就像中國學小提琴的人成千上萬一樣。班上掛五星紅旗只是美國人給予接納的人的一點公平，甚至是禮貌的一部分。這面小旗也毫不阻礙美軍炸掉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介紹“南京大屠殺”確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華裔歸化的考量，何況針對的是中美二戰的共同敵人日本，這同樣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軍事同盟，以及針對中國大張旗鼓的聯合軍事演習！
我佩服西方統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極擅長讓被洗腦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被洗！這是一門高等藝術，讓人察覺的，就不叫洗腦而叫灌輸了。潘先生舉了李娜奪得法網女單冠軍的例子來反證。如果一個體育項目，西方人占絕對優勢，且由正拓展中國市場的國際奢侈品集團贊助經營，偶爾有個冠軍讓中國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體不報道，那就不叫洗腦了。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軍是否同樣命運，比較報道李娜奪冠的新聞與對中國奧運新聞的惡意操作（我曾寫過一文記述在法國觀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可看到什么叫輿論操縱。更何況，在關于李娜的報道中有一些微妙“細節”，比如法國媒體在不封奪冠事實的同時，大多摻進了附加主題，說李娜是與政府對抗的人（法國《解放報》報道標題“李娜，一個樸實的反抗者”），她的成功與其母國無關，她根本移民德國。這些“細節”才是“洗腦”的內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處。由此一個中學女孩在美國學中國歷史，極有可能辨不出這類“細節”。再說快成年的女兒要到美國的課堂上才第一次感覺中國不錯，豈不是中華文明的悲哀？
至于以法國之眼涵蓋西方，是因為此“西方”不是泛指歐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種基督教國家，也不是七國集團，而是英、法、美三國。自17世紀英國打掉西班牙，英法成為列強瓜分世界的主謀，一戰英法聯合戰敗德、俄，二戰美英聯手制服德、日，法國搖身一變擠進戰勝國行列，征服統領權移交美國。數百年來，西方主要就是這三個國家在全球發動軍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義上始終未被打敗。
臆想“這個民族簡直太傻、太劣質了”，是把我沒有說過的話套在我頭上。感嘆中國人善而天真與認定其“劣質”之間的鴻溝，任何不帶預設眼光的人都能分辨。于我而言，看見中國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較后的領悟，絕非“天朝大國”的先天意識，更不可等同于“目中無人”。當我們津津樂道于西方奢侈品，甚至將其請入國家博物館時，人家并沒有滿足“市場經濟的魅力”，而是竭盡全力在一切領域、用盡一切手段（從新聞、電影到廣告、出版等有形無形的方式）詆毀中國產品。當奧運開幕式李寧點燃火炬時，法國人是這樣解說的：中國人推出“李寧牌”與法國的XX牌爭奪市場！封殺中國高鐵、嫦娥號……非關新聞價值而是利益驅動，是刻意避免為中國制造做免費廣告！在以征服為目的的西方上層精英看來，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計之中！
何以中國人眼睛亮一點，就是對西方的仇視？此種荒謬邏輯為什么總像“衛士”似的沖出來遮擋已經毫無憂患意識的國人之眼，好像我們介紹一頭肉食動物時，說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視老虎？把中國人任何一點自尊都上綱上線扣上“排外”的罪名，把“開放”作為對中國人的道德要挾，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設計的思維陷阱。
其實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視野里沒什么不好，以“國際主義胸懷”去搭橋也多多益善，只不過若以為2008年后西方輿論對中國略抬貴手，是中方友誼搭橋而非抗爭與實力迫對方調整戰略方針，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夠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馬戛爾尼的中國官員沒被英國紳士的溫文爾雅和自己兩面討好的心理蒙住雙眼，一路細察來客的真實意圖，也許中國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發現天敵的到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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