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原則的證偽——對巴蘭和斯威齊的一個批判

　　沈尤佳

　　【內容提要】巴蘭和斯威齊認為等價交換只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原則，不符合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然而，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中，無產者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沒有不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產者組織無產者生產，生產結果(含剩余價值)歸資產者所有。即使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簡單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中，人們在物的形態上交換勞動，商品賣不出去的風險由商品生產者承擔，人手的產物反過來統治了人;只能根據社會必要勞動量來交換勞動，承認勞動所結合的生產資料差異的特權。人類不能借助還沒有擺脫對物的依賴的等價交換原則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權。

　　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意識形態的現實經濟基礎是自由、等價的商品交換形式。巴蘭和斯威齊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就是從對等價交換原則的評價開始的。他們從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歷程證偽資產階級等價交換原則的普遍性，即他們認為等價交換只是資本主義某一階段的原則。例如，他們指出，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所有的交換原則全部臣服于血腥的暴力和掠奪;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由于商品不按照它們的生產成本而是根據如何得到最大可能的利潤來規定價格，等價交換原則已經轉化為合理經濟組織的促進者的對立物”，壟斷“是對價值概念和等價交換原則最初所表現的合理性的根本否定”。然而，他們承認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等價交換原則是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真正主導者。這一點與馬克思存在根本的分歧。馬克思研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時，認為統治商品生產的規律是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巴蘭、斯威齊與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認識分歧的根源之一在于方法論的差別。巴蘭和斯威齊立足于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歷程，通過對分配和流通方式的變遷的分析來完成他們的批判。而馬克思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等價交換的流通領域，而是進一步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通過對雇傭勞動關系的分析完成他的批判。顯然，巴蘭和斯威齊在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這一點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在批判的方法論上，相對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言，是一種非科學的倒退。因為，任何流通、分配過程中的矛盾在本質上都是由生產過程中的矛盾所決定的，他們的本末倒置的邏輯導致僅僅停留在對資本主義表面現象的分析上，導致錯誤地認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等價交換原則是自由、平等的原則。

　　本文全面梳理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評價。馬克思主要通過商品價值規律轉化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思路完成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但他也把研究對象放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中，承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反封建的進步價值。然而，只是梳理馬克思現有的研究結論還是不夠的，它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困擾著很多人的問題，自由、平等、人權的價值觀作為一般的人類理想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它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上實現過嗎?或者在未來什么條件下實現?本文秉承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證明，即使剝離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生產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等價交換也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只要還存在商品關系，只要人還沒有擺脫對物的依賴，自由、平等、人權的人類理想很難在現實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完全實現。

　　一、馬克思承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在于權力關系的重新安排。“金錢騎士”代替了“佩劍騎士”在社會結構中的統治地位，君權被“人權”所替代。君權是“神授的”，由皇帝或國王獨占，并且是世襲的，是特權;而人權則是普遍的。關鍵是如何理解這里的“人”或“人權”。

　　人權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普遍的”財產私有權。在財產權利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人”，指的是資產者，他們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代表，每一單位資本獲得的權利是均等的。“人人平等”的本原定義指向的是經濟領域，確認的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財產權利。其他政治的、宗教的權利，都是附著其上的泛化。

　　離開了流通領域，資本不再成其為活的能自行增值的資本，還原為死的貨幣。因此，“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平等”權力要依靠“自由”的市場交換來實現。封建社會，已經出現市場交換這種經濟形式，盡管規模狹小，零星發生。為什么資本主義以前的市場交換，如奴隸交易、土地交易，跟等級制相聯系;而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同樣是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的交易，卻跟自由平等相聯系?顯然僅僅用交易規模和發生頻率是無法解釋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個問題的線索。“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一般只不過是幻想，確切些說，可叫作——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并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原先的封建貴族或庶民，作為商品的買者和賣者，都只是貨幣或商品的人格化代表，“對賣者來說，一個用3先令購買商品的工人和一個用3先令購買商品的國王，兩者職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現為3先令的形式。他們之間的一切差別都消失了。”血緣宗法規定的身份等級差別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神授的“君權”到普遍的“人權”是歷史的進步，盡管這里的“人”是資產者。人們往往用對私有財產的有效保護去證明這種歷史進步性，這陷入循環論證，因為“人權”本身就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財產權利。事實上，從“君權”到“人權”的歷史進步性體現在適應了生產力的往前發展。

　　封建社會初期以青銅工具、耦耕為生產力標志，農業產出水平低下。暴力征服者占有了土地和人口以后，宣布自己為君主，他成為土地及人口以及它們結合生產獲得的產出的當然所有者。與他存在血緣宗法關系的少數貴族被分封土地及人口，但這一地塊上產出的剩余由君主和貴族共享，封地可繼承但不得流轉買賣，理論上可以收回。因而，土地是君主一個人私有的，少數貴族擁有的是不完整的占有權，更多的人口是與土地一樣的肉身的農業生產資料。貴族依附于君主存在。

　　隨著農業勞動工具發展到鐵工具、牛耕，農業勞動者的剩余產品增多。勞動力強的家庭在份地之外又開墾出一些耕地，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加快，分化出民間兼并土地的地主階級。經濟剩余的豐富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人口增長的結果是土地相對人口變得稀缺，沒有新的荒地可供拓殖。由庶民上升為貴族的通道變得狹隘，一是政治渠道——科舉軍功，另一個是經濟渠道——工商業者積累了貨幣可以購置田產。通過政治渠道獲取貴族身份顯然是困難的。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水平畢竟很低，生產僅夠維持自給自足，可充當工商業交易對象的經濟剩余是偶然出現的，規模狹小，貨幣積累的速度緩慢，貴族身份從經濟渠道獲得的難度很大。并且，在君主對全國土地擁有最高所有權的前提下，貴族的土地可能在任意的罪名下被罰沒。土地所有者，即使是大土地所有者，依然對君主存在著人身依附的關系。

　　生產力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有了質的飛躍：社會生產較之以前的時代極大地豐富，使得一切生產不以使用價值為目的，而以交換價值為目的。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普遍化到這樣的程度：一切生產資料、產品，甚至勞動力本身皆是商品，一切人僅僅作為商品私有權的人格化代表發生聯系，貨幣持有者的身份等級失去意義，人的社會地位以是否持有貨幣、持有貨幣的多寡來衡量，身份等級制被打破。“君權”到“人權”的過程，就是封建的與身份等級相聯系的特權制的土地所有制演進到資本主義的普權制的財產私有制的同一過程，本身是生產力往前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適應和推動了生產力的更進一步往前發展。

　　尤其是勞動者獲得對自己勞動能力的完全的所有權，“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這對勞動者而言雖然不是徹底的解放，卻是第一步驟的擺脫人身依附的解放。

　　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取代等價交換規律的觀念反映

　　1.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不自由、不平等的

　　奉行市場交換原則的資產階級國家高舉“自由平等”的旗幟，告訴它的人民：“如果一個人變窮了，另一個人變富了，那么這是他們的自由意志，而決不是由經濟關系即他們彼此發生的經濟聯系本身所造成的。甚至遺產繼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類似的法律關系，都絲毫無損于這種天然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說，個人的主觀意志能夠決定個人財富的多寡。這當然不是事實，事實是人人都想致富，但富者寡窮者眾。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往往以個人的懶惰、愚笨、揮霍解釋貧窮的原因。個人在生產關系體系中所處的客觀地位(個人是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還是勞動力出賣者的身份)，把窮人固定在貧窮的位置上從來不被提起。

　　事實上，“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這是馬克思模擬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對自由平等的解釋。他在接下去的行文中穿透流通領域的迷霧，深入生產領域，指出了勞動力與貨幣“自由”交換訂立的“平等”契約的實質。“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性質受到財產占有情況的規定。不占有生活資料，同時也缺乏生產資料從事自給自足的生產的無產者，饑餓迫使他出于生存的本能謀求被雇傭。在沒有其他解除饑餓的各選項的條件下，出賣勞動力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流通領域的“平等”交換形式確保了生產領域資本對勞動力的絕對支配權和對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權，流通領域的“平等”交換是生產領域的不平等和強制的條件。“人們忘記了：交換價值作為整個生產制度的客觀基礎這一前提，從一開始就已經包含著對個人的強制”。馬克思這里所說的交換價值，就是一定數量的已經積累的貨幣。少數人占有可轉換為資本的相當數量的貨幣，多數人不占有可轉換為資本的一定數量的貨幣，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即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

　　“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觀念是在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中提出來的。恩格斯指出，“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亞當•斯密也對“人”的經濟行為作過一番描述，“資本一經在個別人手中積聚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從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投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與生活資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假若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所得，不能多于他們墊付的資本，他便不會有雇傭工人的興趣;而且，如果他們所得的利潤不能和他們所墊付的資本額保持相當的比例，他就不會進行大投資而只進行小投。”顯然，這里的“人”就是資產者。

　　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把資產者的本性泛化為一切人的本性，提出“經濟人”的假設;把資產者的訴求——在身份上確立與封建君主同等的人的地位，建立國內統一的自由貿易市場、在法律上確立私有財產免受封建君主侵犯的平等權利——泛化為一切人的訴求。從人性出發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合理性，歷史不再被看作是天神、上帝、絕對觀念或某個英雄人物按一定目的所創造的，對于完成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把資產者的人性泛化為一切人的人性，把資產者的利益訴求泛化為一切人的利益訴求，就把資產者與勞動者的差別抹殺了。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自由平等，把勞動者不能選擇不反復出賣勞動力的不自由抹殺了，也把資本無償占有勞動的產品、勞動者不得占有勞動的產品的不平等抹殺了。

　　2.資本的強制采取了保護私有財產的“人權”形式

　　資本強制勞動者持續地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第一要務。然而，資本的強制采取了與奴隸制或封建制生產截然不同的方法。“在資本中，工人的聯合并不是由于直接的身體上的強制，并不是由于強制勞動、徭役勞動、奴隸勞動而成為被迫的;這種聯合所以成為被迫的，是因為生產條件是他人的財產”。組織對無產者的剝削僅僅依靠保持他們一無所有的狀態就可以了，即依靠“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就足夠了。自然而然地，保護“財產權利神圣不可侵犯”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存在的全部意義。

　　國家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資產者賦予國家的權力只限于私人利益和競爭必要的范圍，這是資產階級組織國家政權的原則。“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資產者不允許國家干預他們的私人利益，資產者賦予國家的權力的多少只限于為保證他們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競爭所必需的范圍之內;因為資產者一般以國家公民的姿態出現只限于他們的私人利益要他們這樣做的范圍之內。”資本主義競爭只需要一個提供私人部門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政府，按照公共產品提供的效率原則組織國家政權，強調權力來自下級的讓渡。這要分兩個層次來解釋。

　　第一個層次，地方自治，強調“中央權力來自地方”，保證貼近市場參與主體的基層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為什么尊重地方權力?“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資本私有權和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什么呢?競爭。“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首先，競爭要求“在一種商品上只應耗費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表現為競爭的外部強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要求勞動力大致具備相當的身體素質、教育程度和就業技能;要求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子女教育、養老)水平均質化。這就要求勞動者的流出地區提供大致相同的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其次，“由競爭造成的一切關系，如地方局限性的消失、發展交通、分工的發展、世界貿易、無產階級、機器等等”。所謂“地方局限性的消失”，除了打破商品、資本、勞動力的地區流動障礙之外，各地方政府為工業提供大致相當的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礎設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上述兩點歸結到一起，競爭的壓力才是資產階級政權根據“公共產品配置有效性”“選擇”地方自治的根本原因。

　　第二個層次，議會民主制，強調“地方權力來自人民”。“盡管個人A需要個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這個商品，反過來也一樣，相反地他們互相承認對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這里第一次出現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誰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財產。”國家機器不需要組織自上而下的人身依附和非經濟強制，只需要保護資產者的財產權利，生存的本能足以迫使無產者反復地出賣勞動力給資產者。這種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資產者的財產所有權，就是西方普世價值所謂的“人權”。本原上保護資產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法律契約，在法律文本的表述上，泛化到保護一切人(包括資產者和無產者)對作為個人消費品的生活資料的所有權。個人消費品(無論其以實物形式還是相當于其價值的貨幣形式存在)很難轉化為可以自行增值的生產資料，對個人消費品私有權的保護并不影響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但是，這種泛化卻很巧妙地契合了普世價值宣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更進一步說，法律上的“財產權利”泛化為政治方面的議會民主制，賦予人民選擇A政黨或B政黨代表其行使國家權力的“自由”權利，然而，人民只能在A政黨和B政黨之間進行選擇，這種選擇并不是人民真正的“自由”選擇，因為無論A政黨還是B政黨，不過是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內部的分化，失去金錢支持的候選人，根本不可能進入選舉的備選項中。

　　三、簡單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規律反映了人對物的依賴性，依然是不自由、不平等的

　　正如斯威齊自己揭示的，只要在形式和實質之間，有一個只有用精密的分析才能加以彌合的距離，那么理解力就玩起奇妙的把戲來。錯誤和幻想，容易被人當作明顯的常識來接受，甚至給想象中的科學解釋提供依據……這個原理特別適用于商品和商品生產。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所引起的想法，同該社會組織形式所依據的社會關系，二者之間常常只有一種模糊的和顛倒的關系。馬克思在他的商品拜物教學說中，第一次察覺到這個事實，并看出它對于近代意識形態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商品的神秘性質從哪里來?“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具體而言，“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最后，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在商品世界里，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商品與商品的物的交換關系，商品的形式用物的關系掩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種物的關系掩蓋下，人們將勞動的社會性看作為商品的物的性質;勞動時間也是披著價值量的外衣發揮作用，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直接的表現為商品與商品之間的關系。商品形式的這種物的關系掩蓋了人的關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是對商品拜物教的描述。

　　剔除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關系，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即勞動者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直接結合的條件下，用物的關系(特別是物的量)來承認、表現、衡量勞動關系(特別是勞動的量)，能夠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嗎?盡管人們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但我們提出，根據馬克思對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等價交換規律的研究，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首先，根據“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在商品世界里，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商品與商品的物的交換關系，在這種物的關系掩蓋下，人們將生產商品的勞動的社會性質看作為商品的物的性質。這種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實質上是指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私人勞動的社會性在這里不是直接地通過私人勞動的特殊性表現為社會勞動，而是通過不同種的物即勞動產品的交換表現出來。在商品生產世界里，生產者的勞動首先是私人的事情，即生產者是根據私人的意志決定生產什么和怎樣生產。這樣，生產者的勞動就首先表現為一種私人性質的勞動，即私人勞動。但是，另一方面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產品并非為自己消費，而是為別人生產，要拿到市場上去交換，這樣它又是一種為社會的勞動，是社會性質的勞動，每個私人的勞動實質上都是社會總勞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解決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矛盾的方式必須通過交換的形式。交換在這里不是以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商品的轉手。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以商品的轉手方式解決。交換或者說商品轉手的困難在于，“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價值。這個產品只有通過貨幣，才取得一般的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也就是說，商品是人手的產物，反過來統治人。在交換的網絡里，勞動的產物——商品——必須交換出去，而能否交換出去是由他人的需要說了算的，因而，商品生產者的勞動不是真正自由的勞動。

　　其次，根據“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商品交換，從表面看是一種形態的勞動與另一種形態的勞動的等量交換，然而，商品關系所反映的等量勞動交換是在物的形態上的勞動的相互交換，即等價交換。這個“等量勞動”中包含著生產資料的優劣帶給勞動效率的影響。不管實際勞動耗費怎樣，等量等質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場上換得同量的其他物品，這是商品關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實際上，具有同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在同種的等量物品內耗費的實際勞動往往是不同的。影響這一點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生產資料的優劣所帶給勞動者勞動效率的影響。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同等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的勞動者，會因技術裝備的好壞而花費不同量的勞動。可是，在真正的商品關系下，即通過物的形態來交換勞動的條件下，交換雙方在交換產品時根本不考慮(因為都承認對方是其生產資料的單獨全權主人)也不可能考慮(因為是在物的形態上交換)這一點，這正是商品關系，即通過物進行勞動交換的關系，與直接勞動交換關系的本質區別之一。也就是說，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等量勞動交換，是以交換雙方互相承認對方是其生產資料的全權所有者為前提的。在物的形態上交換勞動，人們只能根據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人與人之間在與勞動相結合的生產資料的優劣上的不平等(這種結合機會的差異不同程度上受到人占有的社會資源的天賦差異的影響，如社會關系、戶籍、國籍等)，直接表現為物的數量和質量的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被承認下來。在舊的勞動分工沒有消除，人的勞動不能直接表現，而不得不通過分工體系和物的交換來間接表現的條件下，即人依然無法擺脫對物的依賴，人的勞動關系通過物的市場交換的網絡承認、表現、衡量的條件下，“等價交換”的價值決定首先當然來自直接的勞動凝結，卻其次受到勞動過程中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優劣的顯著影響，因而依據這個價值而兌現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勞動者之間依然無法實現真正的、完全的平等。

　　四、結論

　　關于資本主義“自由、平等、人權”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巴蘭和斯威齊所指認的資本主義壟斷階段是遠遠不夠的。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自由、平等是僅僅建立在流通領域的表面的自由平等基礎上的觀念的自由平等。如果深入生產領域，不難發現，由于生產條件分配上的先決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人成為資產者，更多的人淪為無產者。不占有生活資料，同時也缺乏生產資料從事自給自足的生產的無產者，饑餓迫使他出于生存的本能謀求被雇傭。在沒有其他解除饑餓的備選項的條件下，出賣勞動力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資產者組織無產者進行生產，生產的產品歸資產者所有，剩余產品無償地歸屬資產者，生產結果的分配、從而下一次再生產的先決條件是不平等的。人權，其實質是資產者對生產條件的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這里的“人”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資產者。經由法律文本把對財產權利的保護泛化到對一般人的生活資料所有權的保護，“人”的概念由資產者泛化到一切人，抹殺了資產者和無產者的階級差別。保護資產者財產權利神圣不可侵犯是資本強制勞動的條件，西方政治體制的地方自治和議會民主服從于資產者的財產權利，并從對資產者財產權利的保護中衍生出來。

　　如果研究僅止于此，那么，還有一個迷惑性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自由、平等、人權”作為一般性的人類理想是否可以存在呢?我們通過剔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簡單商品經濟的分析嘗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商品生產條件下人與物的顛倒關系掩蓋了人的勞動的主體性。受到舊分工體系的局限，人們不是為自己的需要，而是為兌現自己的勞動(即人手的產物里面凝結的價值)依據他人的需要從事生產。生產過程是自由支配的，但是，價值的商品形式置換為價值的貨幣形式的交換過程是不自由的，因為人們在物的形態上交換勞動，商品賣不出去的風險由商品生產者承擔，等于是人手的產物反過來統治人。而且也是不平等的，因為人們只能根據社會必要勞動量來交換勞動，人與人之間在與勞動過程中結合的生產資料的優劣上的不平等(這種結合機會的差異不同程度上受到人占有的社會資源的天賦差異的影響，如社會關系、戶籍、國籍等)會影響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大小，直接表現為物的數量和質量的不平等，承認這種不平等就無法實現勞動的真正平等。“自由、平等、人權”的人的生命價值在人還沒有擺脫對物的依賴的現實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馬克思早己指出人獲得真正自由的生命價值的條件，那就是“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7期，摘自2011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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