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的紀念與建黨90周年之后3.0時代的合法性

　　——答　李樹泉　老師之約

　　時事聯結：(1)中央統戰部新聞發言人張獻生說;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可以說已經基本涵蓋了目前我國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廣泛的覆蓋面，所以除了現有政黨以外沒有必要組建新的政黨。(2)巴黎公社140周年。

　　文章摘要：(1)巴黎公社經驗：人民大民主是共和國的第三合法性，人民大民主，很顯然是未來三十年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2)很顯然，某種信息時代的社區文化，吸收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經濟內核以及巴黎公社民主的社區政權，應當是未來三十年地方地方政權組織大變革的基本方向。(3)無產階級，顯然應當是未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性主體，從字面意義上來說，主體社會主義和勞動社會主義是完全正確的。(4)巴黎公社漏洞是沒有來得及進行文化建設，而未來中國共產黨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信譽，才能夠保持其執政地位。

　　1871年巴黎公社的逝去已經140余年，這140年在宇宙的發展史上不過是滄海的一瞬，但是關于巴黎公社的話題仍然長久不懈怠。孔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一百多年的光景雖然不比“金猴奮起千鈞棒”的五百年一個輪回那么纏綿悱惻。但是沒有疑問的是，巴黎公社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革命模式所能達到的最高峰，革命所能夠達到的民主化程度在這里達到西歐歷史的顛峰，然后一直在舊凡爾賽式的資本窠臼里徘徊，直到20世紀的五月風暴以另一種形式演繹了巴黎公社的現代版;作為東方的毛主義某種響應的形式。

　　關于巴黎公社的研究在東西方儼然成為一門學問，尤其在蘇聯解體后巴黎公社多樣化的思想體系成為了攻擊斯大林體制的利器。但是這絲毫無損于巴黎公社研究的邏輯起點：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民主的范本。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從巴黎公社經驗、巴黎公社教訓、巴黎公社啟示來談問題。

　　一、 巴黎公社經驗：人民大民主是共和國的第三合法性

　　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術語，其常識性的直觀判斷標準是一個國家鎮壓力量是朝著增強的方向發展，還是朝著減弱的方向發展。很顯然，當我們看到廣東東莞厚街500名武裝警察上街作秀，朝著表達暴力、耀武揚威的方向發展時，我們不得不說這是朝人民的示威，是朝人民政權性質的悖逆。廣東多次模擬鎮壓討薪工人的演習，更多地是將暴力機器用于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不得不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是否某些地方政權，正在走向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二是這些地方政權的合法性是大幅度地降低，而且使用暴力對付群眾已經到了一定的技術水準。列寧認為，蘇維埃國家的政府機構應當遵循巴黎公社原則：一是政府由人民普選出的代表組成，即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各級人民代表和國家官員的工資不能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他們隨時可以被選民撤換。無疑，這些原則是非常珍貴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如果這些原則不是在蘇聯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被一再背叛，那么民主這一旗幟就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武器而不是成為資產階級攻擊社會主義的利器。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制度(包含工農內部民主和對外圍反動階級的專政)是消滅專制主義的最佳武器，也是跳出“周期率”的唯一途徑。

　　盡管內部有許多不同，巴黎公社取得了重大進步，包括政教分離，婦女選舉權，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數以百計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廢除，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于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公社發還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工具。這些進步在今天看來，大部分已經獲得，但是在當時那個時代，無論如何都會被認為是極左。作為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向表現為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

　　建國以后，毛澤東嘗試著將黨和人民結合起來，通過中上層精英的上山下鄉參加勞動和工人農民參與國家大事、關心國家大事，從而消除知識和勞動兩極分化的現象，消除腦力勞動對體力勞動的剝削。然而，文革結束以后，在稍微為我一點的松動下，黨員也是人的思想指導下，一些黨員失去了理想，變成了經濟決定論者和庸俗的物質享受主義者，向著全民黨、三個代表黨的方向來演進。

　　黨一旦將資本利潤作為政黨合法性(而不是制度和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基礎，就意味著必然從社會公正、進步領域步步后退;當然這種短暫的聯盟可能是兩個結局：資本消滅共產黨自身，或共產黨消滅資本，即以短暫結盟為開始，以共產黨的最后被消滅為歸宿。

　　共產黨存在的基礎首要的是它的意識形態乃至創造性的理想與文化，而不是經濟基礎。鄧認為干部選拔要看成績，這是功績論的指示和提醒。成績由此就成為黨存在的一個基礎論斷。還有歷史功績論與社會主義優越論(并不實際存在，而且主體性歸結到經濟優越論)，孰不知這一建立是非常脆弱的，因為經濟本身是難以長久恒定繁榮的，特別是建立市場化后，權力控制市場之后。必須從制度上給人以民主、自由、福利來保持黨的合法性。單純歷史和經濟都是非常脆弱的，在甚囂塵上的否定建國以來歷史的思潮下，共產黨的歷史和革命合法性被不斷地嘲弄和消解，已經在重慶以外的地區喪失了存在的大環境。而經濟則受到外部資本的控制、受到市場經濟規則和WTO規則的左右，已經喪失了為人民服務的功能。

　　經濟、歷史的喪失，使得黨內的某些人正在為黨尋找另外一條合法性的道路，這個探索是有階級性的，黨內右派主張西化道路，從西方那里得到國際承認，和西方資本結合起來鎮壓、剝削中國人民，從而獲得政權的合法性;而黨內的社會主義派，則主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消除兩極分化和剝削，給人民以民主，民族獨立和復興，文化自覺和自強，從而崛起于世界。很顯然，我們要爭取后一種對人民有利的、光明的結局，而反對前一種喪失主權、喪失國格的喪權辱國的結局。

　　人民大民主，很顯然是未來三十年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巴黎公社教訓：人民公社是巴黎公社的揚棄

　　卡爾·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著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產。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結果銀行資產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巴黎公社雖然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原則，但是它沒有能夠解決外部軍事威脅的問題和法國的銀行問題。正是在經濟和軍事這兩個問題上，巴黎公社遭遇了失敗，這說明經濟和軍事是生存問題，而民主問題顯然不能立即轉化為經濟和軍事能量。民主是一個必須有保障的、脆弱的東西。但凡昂貴的東西必然是脆弱的，正如民主。巴黎公社告訴我們的重要教訓就是：經濟主體都是有階級性的，貨幣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但是誰控制它，如何使用它才具有權力意義。

　　巴黎公社和美國的民主一樣，常常被認為是一種特例。希臘的民主制度之所以那么發達，是因為它都是人口和土地面積小的城市國家。中國不一樣，中國從古到現代都是大一統的國家，所以似乎必須使用集權才能維持下去。在暴力時代這都是必然的產物。常有人認為，巴黎公社大民主只能在小范圍內實現，而龐大的國家必須依靠代表制度。但是事實上，信息時代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即選舉制度和代表的透明化，已經可以達到人人盡知的程度。一個國家就可以是一個巴黎公社。

　　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偉大的創舉，它告訴我們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就是人民公社自發地形成了建國后的中國特色利益集團，每個人民公社都是一個利益集團，都是一個公民組織和文化社區。誰難道能夠抹殺南街村在今天殘酷的資本慢性屠殺社會里保護自己的村民和自身文化的功績嗎?你見到過有比這更有力的公民組織嗎?人民公社不僅僅關注著大民主權利，還關注著經濟的結構性重組和文化的建設，它實在地將群眾看成是一個需要協作、互助、生活于集體中的文化人，而不是一個自由人。很顯然，是由社會產生國家，國家應當服從社會，接受社會的教育，而不是相反，人民要有撤換、更換、推翻體制的權利，要有防止專制、特權、威權過度和保護平民自由、聰明才智的機制。巴黎公社實際是精英統治，但人民可以有各種權利對精英進行有效的遏制，很顯然理想的機制應當是人民中先鋒人員和勞動群眾友好制約、協作平衡的關系。

　　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改革派，很顯然，中國未來的經濟模式應當是給予基層的群眾更多的組織權，應當是建立在階級性基礎上的公民社會。在這個公民社會里，基層群眾的組織過大過強才是正常，而美國式的公民社會給中上層精英以金錢和知識左右權力提供了便利，但是對大眾而言仍然是薄弱地帶。

　　很顯然，某種信息時代的社區文化，吸收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經濟內核以及巴黎公社民主的社區政權，應當是未來三十年地方地方政權組織大變革的基本方向。

　　三、巴黎公社啟示：階級性是社會主義正途

　　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視為解放社會的原型或者預示，因為它的政治系統是基于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寧，以及后來的列寧和托洛茨基都試圖從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特別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顛覆政權”)。

　　巴黎公社為了防止官員腐化，制訂了嚴格的官吏薪金標準，但是我們改革的三十年，在走著官員黑色收入成為暴發戶的道路。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我國人大代表的數量之多創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員之多也是世界罕見的”，他們的代表力難免讓人質疑。政協變為了資本家的言論舞臺;那么人大呢，客觀上也成了官員的代表大會。

　　同時，今天的政府再次肯定了黨代表所有利益集團的“全民黨”說法。據中新網報道，中央外宣辦定于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請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等方面情況，并回答記者提問。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中央統戰部新聞發言人張獻生說;關于建立新的政黨問題，大家知道，現在政黨必須有固定的組織發展范圍，擁有一定群眾基礎，必須符合國家憲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目前中國有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共九個政黨，這九個政黨都有相對固定的組織和發展范圍。中國共產黨主要吸收中國的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八個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各有側重，主要吸收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或一部分新的社會階層中的中上層人士。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可以說已經基本涵蓋了目前我國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除了九個政黨之外，我們國家政治體制中還有一個無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作為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吸收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難以覆蓋的部分社會階層人士，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廣泛的覆蓋面，所以除了現有政黨以外沒有必要組建新的政黨。

　　我并不主張暴力革命，而是主張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改革，必須實行以階級性作為指導，重新恢復到工人、農民為基礎的改革上來。這才是未來三十年中國中央政權改革的方向。

　　傳統的無產階級論，主要是指被雇傭的工人階級，在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工人的整個階級地位符合無產階級的各種條件。

　　但是，在局勢的沖擊下，無產階級的含義本身也在發生著動搖。

　　無產階級一般意義上是指的是沒有生產資料、屬于被雇傭地位的階級。注意，沒有生產資料只是意味著沒有可用于產生的物質資料。

　　我的意思是說，工人可以擁有房屋、汽車，但是如果這些東西只是附屬物質，而不能用于生產活動，即不能產生財富，也不能產生利潤，那么即使一個地主占有了萬億畝的土地，那也只意味著法權意義上的所有。

　　因此，有意義的只是可增可塑、能長能消的部分。

　　不占有生產資料，只是提供了無產階級的物質條件，但是無產者要成為一個階級，首要的條件是通過社會生產聯系在一起，并具有共同的利益訴求。

　　無產階級意味著精神不受物質的制約，或者是因為缺少關鍵物質(生產資料)而自然地不受某種限制性法權的制約，或者是因為具有強烈的精神，能夠超越他所處的物質占有條件。

　　工人、貧農并不天然意味著就是無產階級，能夠拋棄個人所處的階級利益的某些官僚、地主、貴族、資本家、知識分子，也是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對于敵對陣營的叛變分子來說，不是因為無產階級而大公無私，而是因為大公無私而成為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但是精神接受物質的制約，乃是常態。而精神能夠超脫物質，卻往往是稀少的變態。而這種變態恰恰是人類社會高于畜牲社會的地方。

　　如果人類能夠突破制度的限制，而利用強大的精神文明成果突破物質的限制，能夠自覺地接近無產階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物質條件的充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所處的時代生產力整體在提高，因而物質條件的基本存在基礎也提升了門檻。

　　當人類隨著物質的相對充裕而能夠稍微脫離一點物質的狹隘性時，他們就越發自然地接近世界的本相。

　　物質是精神存在的基礎，但是精神卻高于物質，這是毛主義立足于馬列卻發展的部分。正是在這一部分中，體現了人類高于叢林法則的地方，也體現了人類文明的程度。

　　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古典中國老莊哲學中超越個人的精神傳統。

　　以往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概念只是強調物質決定意識的自然客觀性，卻忽視了在一部分狹小的領域內，意識能夠決定物質的人類主動性，才是無產階級高于資產階級的地方。

　　無產階級，顯然應當是未來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性主體，從字面意義上來說，主體社會主義和勞動社會主義是完全正確的。

　　四、巴黎公社漏洞：文化建設

　　歷史沒有給予巴黎公社更多的時間來考察其發展，其實巴黎公社的一個重要漏洞就在于思想的多元化為未來和平建設時期，無法提供一個統一有效的文化平臺。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在巴黎組織了公社選舉。公社的92名成員(確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復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由于評價者意識形態的不同，對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認為它是無政府主義;也有人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實驗;更有被認為標志當代世界政治左翼運動崛起光輝起始里程碑，影響廣大深遠。馬克思認為它是對他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俄羅斯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則對此持反對意見，因為它既沒有依賴于一個先鋒隊，也沒有掌控國家或者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實際上還是無政府主義。其實這兩個邏輯并不矛盾，馬克思是認為巴黎公社證明了共產主義是一種客觀現象，巴黎公社是一個邏輯的必然過程;而巴枯寧則是從建構的角度來出發，探求巴黎公社是否能夠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結果。

　　韓德強提出了文化建黨的問題，這是一個很為核心的關鍵問題。但是文化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帶有首先覺悟的一批知識分子灌輸的性質。在官員代表大會上，少數點綴的幾個農民代表也都是經過了“資本和私利”的洗腦，成了官員和企業家的綁定“二奶”，因而上了電視臺、報紙，成了被政府和企業家抬舉的明星“朋友”。這是因為社會大環境變化了，意識形態環境發生了變化，領導力量的黨的方針發生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工人、農民如數進入人大，也只是體現個人利益的傳聲筒，而不是代表整體利益的大公無私者。

　　經濟是個硬實力，它的積累是實在的;而文化是軟實力，一旦破壞，無法以數量、技術等力量建設。意識形態信譽、道德、信仰、誠信這些品質不是三十年經濟建設就能夠取得的，它一旦被破壞將以驚人的破壞力摧毀社會的基礎。而這種摧毀起源于黨內。多數的入黨都是為了升官發財，相當數量的黨員早已經不是共產黨人。

　　很顯然，體制內的愛國者們在危機面前只有緊密地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堅決清除國內外的買辦勢力和官僚腐敗分子，消滅政治、經濟分配結構中的各種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兌現憲法中關于“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消除兩極分化和剝削，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信譽，才能夠保持其執政地位。

　　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執迷不悟，一味逃避和壓制，只怕西風正烈，火借風勢，眾蟻噬穴，將令時局不堪收拾。屆時堤壩潰爛，大廈傾倒，民生涂炭，國亡政息，體制內的愛國者將和買辦勢力囫圇吞棗、不再細分，一切接受歷史無情的審判。

　　得民心者得天下，同樣，給以工農大眾為階級主體的人民以民主者，塑造向上、健康的文化新人、理想信仰新黨、活力新國，是我們紀念建黨90周年的一大啟迪。

　　20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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