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會垮臺？

 黃爾文：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會垮臺？　　

一  被遺漏的環節　　

迄今為止，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社會形態中最先進、最優越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建立在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根本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　　

所有已經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顯示了過去社會與之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社會生產高速發展，社會成員得到人類歷史上最公正的待遇。雖然有時候會出現一些波折，比如戰爭、重大自然災害以及重大政治變動，但只要社會的經濟基礎不變，總能很快地醫治戰爭創傷，或者戰勝自然災害、克服各種不利影響，使社會生活恢復常態。因此社會成員生活非常穩定，而且還在不斷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狀態改變。　　

按理說，這是一種最有生命力的社會與國家形態。　　

但不幸的是，二戰后地球上出現的那么多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全都垮臺了。　　

國際國內，研究其原因的文獻，不說浩如煙海，至少也算汗牛充棟。　　

如果拋開那些別有用心的文章和有意混淆是非的觀點，主要研究結果，將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集中到內外兩個方面：在內部，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執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在外部，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起著催化作用。由于存在這種內外互動，因此引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　　

這個結論一般地說是正確的，而且也引起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并采取了許多措施。　　

但是所有措施都沒有阻擋住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臺的趨勢。就連首先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發起反修大論戰、在國內以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目的進行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如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幾乎蕩然無存，基本上走到了垮臺的邊緣。　　

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前面所說到的“內外互動”，是不是還有某個重要的環節被人們忽略了？　　

這正是本文要分析并進行探討的。　　

“內因是根據”。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先排除外部因素，即先排除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影響，從內部尋找原因。然后再考慮外部因素。　　

這樣，問題首先歸結為：某個國家的修正主義分子，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倒轉歷史的車輪，引起社會的倒退？　　

如果真要這么認為，很明顯，這是唯心史觀的說法。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英雄不能創造歷史。同樣，沒有人民群眾的作用，極少數修正主義分子也無法改寫歷史。　　

因此，我們只能從修正主義如何影響人民群眾——即從修正主義分子和人民群眾的關系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　　

如果有人說，是修正主義分子欺騙了人民群眾，也不能令人信服。面對這種情況，正如馬克思對法國曾出現的復辟進行分析時所說的：　　

“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一個民族和一個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這樣的言談并沒有揭開這個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個說法罷了。還應當說明，為什么一個有３６００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已經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國家總人口接近或超過3600萬，蘇聯人口接近3億，整個社會主義集團人口總數超過10億。所以，我們更應當說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人口總數中占有那么大比例的人民群眾，為什么會被極少數修正主義分子欺騙，做了修正主義的俘虜，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的垮臺。　　

要解開這個謎底，就必須從社會的經濟基礎——生產關系方面來尋找人民群眾內部的原因，尋找人民群眾階級意識方面的原因，即尋找到可以產生群體性的、足以顛覆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經濟根源，這才能作出最終的解釋。這是馬克思告訴我們的方法。　　

首先要研究的仍然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對這個基礎，我們可以簡單地用下面一個公式來表達：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交換關系+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　　

我們的分析，就從等號右邊這三個方面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特別是第一和第三——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的相互關系方面來展開。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中，起著決定作用、決定了社會性質、也決定了人民群眾在社會中經濟地位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反映社會的分配關系，它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即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分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合理的分配制度當然是按勞分配。但由于分配制度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交換關系直接決定了人民群眾獲得生活資料的多寡。在社會產品尚未達到極大豐富、尚不能充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的社會主義時期，由于分配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所以最容易受到人民群眾的關注。 　　

這就是說，雖然人民群眾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的，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在；但與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相關的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卻更容易受到人民群眾的關注。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認識，對它的決定作用，反倒很容易被忽略。　　

無論是對生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普通勞動者進行訪問，還是對社會進行滿意度調查，所有的抱怨幾乎全都集中到與人們日常生活相關的各種問題上。幾乎沒有人提及所有制問題。　　

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一個矛盾——就像我們前面說的，出現了一個認識上的巨大差異：最重要的東西反而被忽略了。　　

在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奪取政權之前，這一矛盾——即認識上的差異，是不存在的。那時，奪取生產資料就等同于奪取了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直接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例如，組織起來的農民，奪取了土地，也就等于奪取了生活資料的控制權，等于直接獲得了生活資料。而在人民群眾奪取政權、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緊密相關的內在聯系被隱蔽起來了，人們只注意到個人的工資、收入、食品、住房，很難看到生產資料——土地、工廠、礦山對他們個人生活的影響，——認識上的差異首次產生了。　　

對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一代人來說，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并不太大，因為他們親手建立了這樣一種制度。但在他們身后，從第二代開始，到第三代第四代人，越往后，認識上的差異就越大。　　

這首先是因為，公有制天生就是一種排斥個人隨意處置公共財產的制度，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公有制；對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土地、工廠等，每個個人也都沒有直接的處置權，只有受委托的人——例如管理者，在代表多數人意志的前提下，才能對生產資料加以處置——這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特點。此外，單純從經濟上考察，由于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很容易推動產生社會化的大生產，對社會化大生產的管理要求，又必然引起管理權的高度集中，使之集中到少數管理者的手中、集中到國家的手中。這本來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后必然出現的一種正常的管理狀態，是社會分工造成的——就好像一個乘客坐上了一艘大船，他不能直接參與輪船的駕駛一樣。對輪船行駛的管理操作權屬于船長和水手。乘船者和駕船者分工不同。　　

但這么一來，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他們中的每一個個人，都會感受到雙重的排斥：一方面受到公有制本身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因專業分工引起的管理權的排斥。于是，他們中的每一個個人，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無法直接感受到自己在管理中的存在，也無法直接感受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以及這二者之間所包含的內在聯系。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圍繞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油、鹽、醬、醋、柴，是他們的衣、食、住、行，醫藥、衛生，家庭、教育，等等和生活直接相關的東西。　　

而到后來，隨著生產的持續發展，生產規模的日益擴大，人民群眾幾乎完全用不著在意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否存在，也很難直接感受到社會上的生產資料，工廠、礦山、土地、鐵路、各種資源——總之，用于社會生產的除人力之外的各種物質要素，也包含有自己的一份，自然而然地會將全部目光集中到個人的生活資料占有方面。　　

國家的主人地位、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逐漸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概念”——盡管這個“抽象”是一個“科學的抽象”，但抽象的概念是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　　

這樣，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包括其中最先進、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處于一種類似于過去社會小私有者的生活環境。　　

可以肯定地說，在這種類似于小私有者的環境下，自發產生出來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識，而是一種小私有者的意識。　　

這種小私有者的意識，即通常人們所說的“私心”，與過去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產生的根源上，存在差別，但又存在許多共同點。它首先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發展的根本動力所在，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在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形態當中產生出消極因素的源泉——也是在人民當中的先進分子，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當中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　　

那么，小私有者的意識，在政治上具有哪些特點呢？　　

目光短淺，只顧個人，不顧集體和國家；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這些特點與修正主義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小私有者的意識對社會革命是什么態度呢？　　

最主要的是搖擺不定：革起命來十分狂熱，比任何人都革命；當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比任何人都彷徨、都失落；反革命的時候，比任何人都堅決——一切都以是否有利于個人、是否符合個人當前利益來做判斷。　　

因此，小私有者對革命具有兩面性。　　

事實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群眾中自發地產生出的小私有者意識同樣具有兩面性。其消極的一面，正是一種“群體性的、足以顛覆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一旦被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加以利用，被修正主義分子加以引導、推動，很有可能會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　　

這就是人民群眾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能夠迎合修正主義路線、被修正主義分子左右很容易被修正主義分子欺騙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修正主義理論的重要原因。也是理論界對社會主義為什么會垮臺的原因進行分析總結的時候，長期都被忽略的一個重要環節。　　

歸根結底，問題出在意識形態方面，出在文化方面，而并沒有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本身。　　

對這一點，有誰能夠在理論上提出帶根本性的反對意見嗎？　　

這樣提出問題，目的并不止于為已經垮臺的社會主義唱挽歌、為將要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奏安魂曲。更不是要把社會主義垮臺的歷史原因推到人民群眾頭上。如果不是因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未能繼續保持階級先鋒隊的先進性質，未能利用無產階級專政來持續不斷地啟動對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根本不會提出來。現在提出，根本目的還是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挽救即將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　　

應當說，這個方法之根本要點，就存在于我們分析的過程之中。　　

二  必須突破小私有者的狹隘眼光　　

在上一節里，我們指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即使是其中最先進、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階級，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也無法直接感受到生產資料公有制與自己的利益密切相關。他們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處于一種由于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形成的類似于過去社會小私有者的生活環境。在這種生活環境下，自發產生出來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識，而是一種類似于小私有者的意識。這種意識即使在黨員和干部隊伍中也極其廣泛地存在著。這種意識具有雙重性質。從積極的方面說，它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發展的根本動力。但從另一個角度，它同時也是人民群眾意識形態當中產生出消極因素的源泉。這種消極因素被修正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加以利用，終于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　　

如果要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去證明這一事實的存在，以及造成的后果，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我相信，許多人都看過這段讓人極度震撼的視頻：　　　　

大群大群的人歡呼著從四面八方擁到克里姆林宮前的紅場。到處都是興高采烈的人群。廣場上，宮墻上，樓頂上。鐮刀斧頭紅旗從高處拋落下來，被人群隨意踐踏。然后，廣場上燃起了一堆大火——這是用共產黨員的黨證引燃的大火。一隊隊 “共產黨員”走向火堆旁，把自己的黨證丟入火堆，那火越燒越大，越燃越高，烈焰熊熊……。在我的心里，似乎留下一個永久的印記，只要閉上眼，就可以看到那堆用黨證燃起跳動著的妖艷的火焰。　　

我相信，面對這樣的場景，看到這樣的火堆，誰都會感到極度震撼。可是，人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在火堆前焚燒黨證的全是特權階層、資產階級分子和“政治精英”嗎？不是！他們中必定大部分是政治經濟地位和現在中國的無產階級非常接近工農群眾。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你：蘇聯解體前共產黨員人數是世界上除中國外最多的國家，最多時接近2千萬（在整個衛國戰爭中，蘇軍陣亡800萬人，其中230萬人為共產黨員，也可以說明蘇聯共產黨員人數之多），但現在，俄羅斯共產黨有多少人？有人訪問久加諾夫：“不到20萬！”　　

1千900萬人燒掉了自己的黨證——在行動上，在心里，他們退出了共產黨！　　　　

也許他們沒有走到紅場上，但結果又有什么不同？1千900萬！蘇聯沒有那么多資本家！即使加上特權階層、資產階級分子和反動政治精英，也沒有那么多！所以，他們中相當大一部分，必定是當時蘇聯的無產階級，是蘇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他們得到了幻想中的幸福生活沒有？沒有。他們唯一得到的是蘇聯的分裂和經濟上的衰退，是兩極分化和財富集聚到少數寡頭手里，是社會動亂，官僚與黑社會橫行霸道，是生活狀態的每況日下。而在這個過程中，蘇聯的無產階級“容忍”了資本主義的復僻，他們用自己的“默許”變成了資產階級殺死自己的“幫兇”，終于葬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如果有人認為，那是蘇聯的事，離中國太遙遠了！　　

那就說說中國的事。　　

1976年2月底，中國開展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到3月底，包括一部分外地群眾也不聽勸阻，紛紛趕往北京，要在清明節那一天，表達自己對周總理逝世的哀悼。4月4日，接近200萬人涌向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花圈多達兩千余個。有人發表講演，也有人在紀念碑上貼下了“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這種帶點殺氣的詩詞。終于在第二天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　　

200萬人！幾乎全是工人、農民、學生，全是人民群眾！　　

不管當時這200萬群眾的動機如何，也不管當時對這一事件所下的結論是否正確，但左派力量盛極而衰，由此出現重大轉折，當確定無疑；盡管鄧小平因此而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客觀上，此次事件為日后鄧小平再次上臺和更大的崛起起到了造勢的效果。　　

鄧小平重新上臺之后，對這一事件給予平反，必然會贏得這些人的好感。當他提出“小康”、“先富”、“滿足物質需要”一類口號時，這200萬群眾又怎能不歡欣鼓舞？　　

實際上，中國當時歡欣鼓舞的又何止2000萬？很可能遠遠超過2個億！因為這些口號無一不是正正打中了他們的心坎——打中了他們發自內心的、想要使自己的日子過得更美好的愿望。這些自發產生出的、類似于小私有者的小小的愿望當然非常美好，也非常合理，但當他們把所有的目光都局限在這樣一個小圈子里的時候，自然看不到也不關心許許多多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悄悄地發生：　　

股市鑼聲的敲響說明社會主義的中國被植入了一顆資本主義的毒瘤；國營企業的股份化等于把原先不可分割的公有的生產資料切割成了碎片并且可以賣給私人；工廠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說明了他們國家主人的身份已經被從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位置上剝離；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說明開始允許土地交易了，原先的主人要用自己終身的積蓄去購買原屬于自己土地上自己的棲身之所；國營變成國有盡管一字之差卻說明占據代表國家那一層人已經公開地把國家幾十年幾乎全部社會積累當成了自己的財富，他們開始從人民公仆變成了人民的主人；等等等等。　　

他們看不到這一切，就因為類似于小私有者的眼光使他們只能看到一個狹小的世界。他們總想著逃避政治斗爭、含辛茹苦地工作，企圖靠個人的努力奮斗去改變自己的處境，卻想不到那只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他們所處的社會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根本沒有那種機會。他們看不到：世界上除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能夠把整個勞動者階級變成社會的主人，使他們富足、幸福。延續了幾千年的私有制是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要改變自己的處境，只有依靠和自己工人階級地位相同的人的團結斗爭，使自己所在的階級重新成為社會的主人。　　

這就是三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中國的人民群眾看不到許多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他們用自己的“默許”變成了資產階級使他們從國家的主人落入奴隸般悲慘境地的“幫兇”，不僅在很大范圍里葬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也終于葬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這就足以證明我們所要證明的基本事實。　　

從這一被證明過的事實出發，我們可以做出幾個符合邏輯的推論。　　

第一個推論：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從根本上說，不是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盡管保留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但不存在使之必然垮臺的因素。　　

第二個推論：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主要存在于意識形態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核心是人民群眾的認識問題：人民群眾的大多數沒有認識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對自己生存的極端重要性，人民群眾的階級意識沒有被徹底喚醒，這使人民群眾中自發產生出的類似于小私有者的思維意識在全社會擁有了一個龐大的受響應人群——這樣，一方面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修正主義分子，會對修正主義分子形成存在和保護的環境，另一方面也為修正主義分子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第三個推論：要避免社會主義國家垮臺，必須使人民群眾突破小私有者的狹隘眼光，認識到到自身所處的階級地位，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這才能使他們的階級意識徹底煥發出來，成為反修防修的主力軍，防止社會主義的垮臺，或者挽救即將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于危難之中。　　

討論這三個推論有什么意義呢？　　

第一，確立并增強我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很明顯，社會主義垮臺的根本動力并不是來自于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盡管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舊社會的痕跡——資產階級的法權，但這些東西只要加以約束，不足以產生使社會主義滅亡的根本趨勢。公有制本身具有的先進性足以克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不良影響。　　

社會主義公有制無疑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制度。是廣大人民群眾獲得解放得到幸福和穩定的生活的唯一途徑。即使社會主義已經垮臺了，這種信心都應永遠保持。　　

第二，認識到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主要存在于意識形態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認清了這一點，就能更清醒地與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文化勢力作堅決的斗爭。但對正處于垮臺途中或即將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情況卻要復雜得多——我們將來再作進一步討論。　　

第三，使一切革命者明確自己的中心任務是什么？就是堅持在斗爭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廣大的人民群眾突破小私有者的狹隘眼界，認清自己的階級地位，認清只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才能保證他們得到幸福穩定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煥發他們的斗志，才能動員他們參與到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或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偉大斗爭中去。沒有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參與，這種斗爭要么會變成一種純粹的政治清談，要么就會被資產階級利用，成為麻痹人民群眾的工具。這一點，甚至對于已經垮臺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幾個字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又何其艱苦、何其困難！　　

早在1961年，毛主席就以反修防修為目的，全力倡導、發起對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發動群眾，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根基上鞏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受到了資本主義路線代表人物的頑強抵抗——他們做了許多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事。到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與劉少奇發生嚴重分歧，群眾不僅沒有成為運動的基本力量，在斗爭中受到教育，甚至經常被當成斗爭和打擊的對象。這種教育與反教育的斗爭長期存在。直到1966年，群眾仍然沒有被發動起來，處處受到壓制，終于引發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的政治目的，當然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還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目的，就是讓人民群眾在斗爭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斗爭中受到社會主義教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本身，就宣示了無產階級“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堅定決心。　　

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斗綱領，“斗私、批修”，實際上首先是對無產階級自己——每個無產階級戰士頭腦中的敵人——傳統的私有制觀念和愚昧、落后、迷信的舊觀念進行宣戰。這才能從根源上鏟除修正主義賴以生長的溫床。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共產主義革命的徹底性時提出的兩個決裂之一，即：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這里，所謂的“傳統觀念”其核心顯然就是指私有制觀念。這和毛主席發起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斗私”這一目標是完全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當中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大量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力求從理論上提高工人階級的素質，也與這一目標相關。　　

但是，必須特別指出，“斗私”也好，“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也好，從理論上提高也好，并不是不要群眾的利益，而是保護群眾的利益。是對群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保護，是對個人、集體、國家三者利益從根本上的保護。　　

試問，如果喪失了群眾中每個個人的利益，又何來群眾的利益？如果沒有了工人階級中每個工人的利益，又哪里談得上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沒有私人的利益，公共利益又從何談起？　　

此外，中國共產黨就是因為代表了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才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才能夠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并對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并且從根本上否定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必然失去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支持，這個黨也就必然垮臺。　　

可見，如果不把利益問題說清楚，不把公與私之間的關系說清楚，啟發階級意識、突破小私有者的狹隘眼光、煥發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就是一句純粹的空話。當這些東西全都成為空話以后，失去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也會成為一句空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就必然會垮臺。 　　

三  公有思想與私有思想的決戰  　　

在上一節末尾，我們提出了一個議題：把利益問題說清楚。因為如果不把利益問題說清楚，不把公與私之間的關系說清楚，啟發階級意識、煥發群眾的革命斗志，就會成為一句純粹的空話，其結果當然免不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　　

我們所說的利益是什么？當然首先是指對人生存有用、有益的物質。　　

恩格斯在歸納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這里，“吃、喝、住、穿”所需的材料，糧食、水、住房、衣服，即每個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他的最基本的物質需求，滿足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使生活條件穩定并一點點改善，對這個人來說，顯然是他最大的利益需求。　　

問題是，保證他生存所需的這些生活資料又是從哪里來的？　　

誰都知道，是生產出來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生產生活資料的資料——土地、工廠、機器，等等，我們把它們叫做生產資料。有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才可以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滿足人的需求，使人生存；沒有生產資料，再多的生活資料也會用盡，人就會餓死。所以，對于需要生活資料的人來說——不管他是否直接從事生產活動，都很容易理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同樣重要，從長遠來說，甚至比生活資料還要重要——過去小生產時代，農民把土地、耕牛、種子看得比生命還要緊，有的農民遇到災年，寧愿餓死，都不吃來春要用的種子，就是這個道理。　　

這么一來，就涉及到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利益的關系問題。　　

第一種情況，你有一點生產資料，比如一小塊土地，一頭牛，以及犁、鏵等農具，你有種子，也有勞動能力；你自耕自種，生產一點糧食，供自己食用。種一些棉花，手工紡紗、織布，做成衣服，供自己穿。多余的產品去市場上換一些其它生活用品——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小農經濟中小私有者的生存狀態。　　

但這種日子除了清苦，還極不穩定。因為生產效率太低，也無力抵抗各種天災人禍的沖擊，未必符合人的利益需求。　　

因為在完全私有化的條件下，普遍存在的情況是，你多半會失去你賴以生存的唯一生產資料——在農村，由于自然災害，或者其他社會、政治原因，土地的兼并是不可避免的。生產資料——土地，會集中起來，落到地主的手里；在城市，機器、廠房，終歸也會落入少數企業家、資本家之手——因為只有組織起來的大生產，才有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才有可能生存下來。　　

只有很小的機會，你可以把其它人手中的生產資料占有在自己的手中，成為一個較大的私有者。但競爭極為殘酷。你首先要成為一個剝削者，然后要經受“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考驗。　　

第二種情況，你沒有生產資料，或許你在生存競爭中失敗了，不管你是否身患疾病，勞動能力多么孱弱，你都得為別人打工——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地主、老財、工廠主、資本家打工，來換取一點微薄的收入，即得到維持生存的一點少得可憐的生活資料，勉強活下去。　　

除此之外，你只能靠賣血或賣身，或者乞討，獲得一些生活資料，來維持短暫的生存。　　

除這兩種情況，當然還有第三種情況，比如寄生者，附屬階層，靠招搖撞騙搶劫偷盜生存，等等，不屬于本源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從前面所說的兩種情況，可以看出，生產資料除了是生產生活資料的資料，還是一種可以被集中起來用于強行占有別人勞動的物質資料，是一種可以被用來剝削、壓迫他人的物質資料，是一切物質利益的根本。　　

控制了生產資料，就等于控制了沒有生產資料的人的生存權。因此，要談論物質利益問題，顯然避不開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話題。　　

至于工資，不管是實物工資，還是現金工資，無非是生產資料占有者對為他們打工的勞動者所需生活資料的一種分配形式。　　

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有權決定給他的雇傭工人發多少工資——盡管也要受到勞動力市場的約束，但后備工人總是遠遠多于他需要雇傭的工人。利用這一點，他總是盡可能壓低給工人的工資。壓下來1分錢，他自己就多得1分錢。對個別的工人，他的權力是絕對的。　　

總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決定了生活資料的分配權，而不是相反。　　

這里提到“所有權”中的“權”，涉及一點“法”的問題。法律無非是靠國家的力量，靠警察、監獄、軍隊——這些暴力手段來強制推行并維持的對社會上某種關系的認可和保護。但歸根結底，還是反映出經濟關系、利益關系。在本文中，為了避免旁支蔓引、頭緒過多，涉及的“所有權”——法律允許的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僅指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包括下文反復使用的“所有權”、“所有制”一類概念，主要屬于經濟學范疇。　　

這樣，如果不考慮人的勞動因素，僅僅從物質利益這個角度，我們也很容易理解：　　

——生產生活資料的資料是滿足人的物質需求的根本條件。　　

——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　　

——生產資料所有權代表了每個人最根本的利益。　　

對“生產生活資料的資料是滿足人的物質需求的根本條件”這一條，前文已經做了充分解釋。　　

但是，“決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 、“代表了每個人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意思？　　

這就是說，每個人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由他是否擁有生產資料來決定。沒有生產資料的人，只能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去打工才能生存。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不用勞動，卻可以靠手中占有的生產資料去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　　

于是，根據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使社會劃分出階級：沒有生產資料的人，被稱作“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狀態有一定差異，但總體上是相同的：缺衣少食，住房簡陋，衛生條件比較差，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生產資料，或者說，這是由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兩種說法在經濟學上的含義完全相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即資產階級，他們不勞而獲，生活條件則要比無產階級好得多。或許也比較文明、時尚、講究禮儀，但更多的是奢侈、腐朽和糜爛。　　

在過去社會，沒有生產資料的人總是遠遠多于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遠遠多于資產階級。那么，他們當中是否有可能通過個人的努力和奮斗，使自己跨入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即資產階級的行列，并以此來改善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　　

盡管資產階級也在極力鼓吹這種可能性，同時也會通過比如博彩業來制造幾個這樣的典型，并大肆宣傳，但真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在資產階級極力維護的私有制社會，資本的聚集，財富的兩極分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包括整個資產階級的人數也都在不斷減少，無產階級的隊伍只會越來越龐大，整個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只會越來越趨于惡化。憑個人的力量是根本無法改變這種社會趨勢的。　　

只有使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被剝奪的勞動成果，通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使整個勞動階級上升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才能使無產階級中每個無產者的社會生存狀態得到根本性改善。這既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了從屬于這個階級的每一個無產者的利益。　　

由此可見，每個個人的利益，與自己所屬的階級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脫離了階級利益的個人利益。　　

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全部勞動階級上升為國家統治階級的社會。全部勞動階級——包括其中每一個勞動者，作為國家的主人，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全都擁有了生產資料，因此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態全都得到根本性改善。勞動階級之中的每個個人，也因此獲得了幸福生活的條件。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代表了全部勞動階級——包括其中每一個勞動者短期的和長遠的利益，代表他們眼前的和根本的利益。對于每一個勞動者，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包含了他們短期的和長遠的、眼前的和根本的利益——這是對我們討論利益問題的一個小結。　　

下面來討論公與私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之所以引起無數爭議，要害是割斷了公與私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用一種孤立僵化的、絕對化的認識方法來看待公與私的關系。為一些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及行為辯護，進而為私有制度辯護。　　

世界上，每個人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存；在階級社會，每個人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階級而存在。每個人與社會、與自己所屬的階級的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割不斷的。社會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同時代表社會上每個個人的利益，階級利益代表了從屬于這個階級每個個人的利益。　　

盡管個人利益有時也會和社會公眾利益和本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但社會不應當為了少數人或少數人的階級的利益而覆滅，階級利益也不會因個人的利益而改變。所以在任何情況下，社會的公共利益，階級的共同利益，都高于個人的利益。這就是公與私關系的實質，只不過有許多人看不透這一點。　　

我們在前面討論利益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涉及了這種關系。階級利益為公，個人利益為私。沒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只有通過共同的努力和斗爭，使自己所在的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才能改變自己的處境，實現個人利益。階級的公共利益實現了，個人的利益也實現了。這就是公有思想的源泉。　　

實際上，公有思想的產生和傳播早已有之，至少有幾千年的歷史。直到馬克思主義誕生，通過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闡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與階級劃分以及個人的關系，才使這一思想成為科學。但是，直到世界上建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才使公有思想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真實的物質基礎,這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正如前面分析的，生產資料本身就是物質資料。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成為公有思想的物質基礎。也正是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公有制思想第一次出現了現實基礎，有可能使全世界私有思想產生的基礎徹底覆滅，所以這種最先進的思想，遭到了全世界范圍內前所未有的攻擊和圍剿，其集中的表現，就是用個人狹隘的私有思想來否定公有思想。而社會主義時期，正是一個兩種思想大決戰的時期。　　

這種大決戰，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是兩條道路的斗爭，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制度上集中表現為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爭奪：是搞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還是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而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這種決戰的核心，則集中表現在公有思想與私有思想的決戰上。　　

四  這是最后的斗爭　　

這篇文章盡管標題中帶有“國家”、“垮臺”這種字眼，但前三節著墨并不多；此外，結合中國現實社會的分析幾乎沒有。這倒不是作者忘記了。　　

既然我們提到了前人各種分析中可能有一個遺漏環節——涉及到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群眾中廣泛存在一種類似于小私有者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消極方面與修正主義的政治特征非常相似，有可能會迎合修正主義的政治要求，在人民群眾中形成一種思潮，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　　

作為一種思想，或者社會思潮，我們當然需要從經濟基礎上分析，尋找這種思想的經濟根源，考察這種思想是否是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產生出來的。　　

如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就產生著使其必然崩潰的因素和趨勢，那么我們回歸社會主義的要求豈不是毫無意義？此外，原來非常清晰的經濟利益——所有制關系——階級分析方法，在這三十年時間，竟然被一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家”搞的越來越復雜，越來越不知所云，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所有制，階級的劃分說起。這難免使整個分析有些冗長。　　

盡管本人的表述未必盡善盡美，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本身并不枯燥難懂。相反，是非常淺顯，而且非常嚴密、科學的，掌握起來也并不困難。這樣，我們從前面的分析中仍然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出如下結論：　　

社會主義社會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所出現過的各種經濟形態中最先進、最優越、能夠代表最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制度，是廣大人民群眾獲得解放得到幸福和穩定的生活的唯一途徑。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從根本上說，不是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其根本動力并不是來自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盡管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舊社會的痕跡——資產階級的法權，但這些東西只要加以約束，不足以產生使社會主義滅亡的根本趨勢。　　

公有制本身具有的先進性足以克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不良影響。如果人們能夠突破小私有者的眼光，看的更長遠一些，看到生產資料所有制與自己的利益關系，社會主義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不僅不應當成為極端個人主義的溫床，成為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反而應當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因此，造成社會主義國家垮臺的原因，存在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是意識形態方面即文化方面的原因。其核心就是強行依附于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之上的私有觀念。　　

這就是我們的分析結果。接下來，我們簡略地判斷一下私有觀念會對國家政權造成什么影響。　　

很明顯，這種私有觀念一旦滲透到思想意志并不那么堅定的掌權者頭腦當中，就會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因為手中的權力以某種“理由”不再接受人民大眾的監督——例如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理由”，權力就變得既可為公也可為私，這樣，“公器”竟變成折磨他們、考驗他們的噩夢！　　

終于，因為經受不住考驗，大批的黨員垮下來了，大批的高官垮下來了，其中也有不少戰爭年代就投身革命現在被稱之為“老革命”的同路人，他們盡管當了大官，只要能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子女，自己一個狹小的圈子里的人謀得一點私利，老革命變成反革命，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堅定的修正主義者，深謀遠慮的戰略家變成一個個鼠目寸光的庸人。他們的行為真像一個寓言描寫的橡樹底下的豬一樣。那頭豬靠吃橡樹上落下的橡子為生。吃飽了就睡覺，睡醒了去拱土，啃橡樹的根。終于有一天，橡樹倒了，豬也失去了食物來源，活活餓死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就像那棵被啃去樹根、被掘倒了的大橡樹一樣，是被一群豬一樣眼光短淺的“政治家”出于狹隘的私利推出臺一些貌似宏偉的政策一點點搞垮的。隨著社會主義的垮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會喪失自己生存的根基——自己的長遠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當年提出的“斗私批修”和依靠人民群眾對權力進行監督的“四大”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　　　　

下面說說中國目前的情況。　　

參照物是1949年的中國。當時紅色政權剛剛建立，大部分國土也剛剛解放。還未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農村基本上是個體的小農經濟，城市工商業是私有經濟，外資及之前四大家族的產業全部被沒收，形成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雛形。賭博經濟被全部取消。　　

再看現在，農村基本上也是個體的小農經濟；城市工商業基本上是私有經濟；國有經濟，其所有制形式，被蒙上了一層面紗，可以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但更像國家資本主義形態。搞清楚這一點其實并不重要。因為計劃經濟即使在國有企業之間，也幾乎完全不存在了。這種更接近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在國民經濟當中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相當于當年沒收四大家族和從蔣介石那里繼承下來的產業。不同的是，目前中國經濟基礎當中有70萬家超國民待遇的外資企業。他們是被請進來“合法”地在中國“安家落戶”的“殖民經濟”，不可能實行簡單的沒收。此外，在中國實體經濟之上，還寄生著一個龐大的賭博經濟——虛擬經濟系統，控制著中國經濟命脈。1949年的時候，這種資本主義的毒瘤剛剛萌生，就被連根鏟除了。　　

1949年的中國。當時的經濟，可以算是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事實上，中國人民在前三十年，已經在這張白紙上畫出了一幅氣勢磅礴、描繪出中華民族壯麗山河的巨大圖畫。框架既出，余下的無非是精工細琢，對細節加以潤色和完善。但后30年執畫筆者畫工拙劣，畫布上被添加了無數敗筆，一幅大好圖畫如今已面目全非。繼續作畫自然無比艱難。　　

如果有人辯解說，這三十年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現在有那么多汽車，還有電腦、手機，城市多么繁華！　　

我要說，這三十年沒有發展，而是倒退了！首先生產關系倒退了，公有制倒退為私有制，工人農民喪失了主人地位，成了雇傭工，這就是最大的倒退，是社會的大倒退。此外，中國有必要生產那么多小轎車嗎？中國工人農民有購買轎車的需求嗎？生產能力達到全國每100人一輛汽車，且不掌握核心技術，這就叫畸形發展！礦山被竭澤而漁似的開采，面臨枯竭，環境被大面積污染，難以復原；出賣子孫后代賴以生存的資源，占用大量良田，換來城市的虛假繁華；對比之下農村只有老人兒童留守的“空心村”是多么寒酸！種糧食的人越來越少，聚集在城市中的人的糧食很可能已經不夠吃了。接下來，他們只能去吃明知有害的進口轉基因食品。這就是政府為什么不顧輿論的強烈反對，不顧國家糧食安全，執意要進口那么多轉基因糧食的唯一解釋。三十年來，開采出來的資源跑到哪去了？大部分并沒有留在中國的土地上，為當代中國人民造福，為中國人民的子孫后代造福，而是跑到了國外。即使進口一些資源和能源，也是為了使更多凝結著中國人民的血汗的資源往外國跑。中國經濟基礎已經變成了一架巨大的輸血機器，吸取中華民族的血液，供養中華民族的敵人。這就是所謂發展的實際結果。所以，說發展是假的，倒退才是真的。　　

當然，我們的處境與1949年相比，目前的政權面對的社會改造任務，顯然比1949年的政權要更加困難，更加艱巨，更加兇險。　　

因為從旗幟上看，從憲法和執政黨的黨章上看，政權還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中。還有一支常備的軍隊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中。這只軍隊三十年來，一直站在鐵幕的后面，很難看到它的真正立場，目前是中國人民最后的希望。至于警察、監獄、司法、城管，以及附屬這個系統的律師階層，使用“為改革保駕護航”的口號，接受資本的收買，伙同黑社會，早就大面積地存在了——重慶打黑，暴露出來的公、檢、法隊伍中的問題與律師問題，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罷了。他們早已經開始公開或半公開地成為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 　　

 “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沖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　　

——以上文字摘自列寧：《國家與革命》 　　

列寧所說的國家性質，同樣也反映在中國國家目前的狀態之中。三十年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逐步改變了性質，原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專政工具，正逐步墮落為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　　

重慶打黑，整肅公安干警檢查司法系統，說明中國共產黨高層還是有能力扭轉專政工具的墮落，因為共產黨背后站有一只龐大的野戰軍，是任何警察系統都無法對抗的力量。問題是，這種扭轉行動第一是不徹底，第二并未全面展開。　　

如果國家已經完全失去了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轉變不會發生。但畢竟還是發生了。　　

或許，正是因為面前的任務、面對的困難超過了1949年，所以他們在等待時機？或許他們需要積蓄力量，等待人民的支持？　　

我們當然希望中國盡快地進入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程中。一旦這一進程開始，就意味著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總決戰的開始。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具有了徹底戰勝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最后的斗爭。　　

最后的問題是：我們的希望在哪里？是否在于那些共產黨高官的覺醒？期待他們的繼續轉變？　　

如果這樣回答就錯了。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如何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如何團結起來為本階級的利益奮斗。　　

一旦中國的勞動人民覺醒了，就可以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　　

辯證法可以使我們很清楚地理解，共產黨內必然分成左中右，共產黨高層也絕不是死水一潭。左中右的力量對比必然是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且永遠是兩頭小中間大。即黨內左右派都是少數，中間派永遠是大多數。　　

因此，群眾的力量一定可以推動共產黨內力量對比的改變，推動左派繼續向前進，隨著左派力量的加強，黨內中間派就會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左派的隊伍當中，最后徹底戰勝黨內的右派重新形成一個代表最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利益的新的人民領袖。共產黨就一定會重新發揮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　　

能否達到這種政治狀態，關鍵在于人民群眾的覺醒。除了加大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力度，持續加深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也正在喚醒他們的革命意識，加速他們的覺醒。這一天總會到來。　　

總之，我們應當相信自己的力量，更要相信勞動人民群眾的力量。要相信勞動人民群眾一定能夠團結起來，因為他們的利益是共同的。一旦勞動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就形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可以徹底戰勝修正主義，戰勝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創造一個無比輝煌的未來。　　

請永遠記住國際歌的幾句歌詞：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的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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