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意識形態批判”政治：新/后馬克思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
作者：[英]特里爾·卡弗 著 張秀琴 魏天舒 譯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4期
摘要： 全球化理論顯然發端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發展。為了清晰評估當今全球經濟形勢，我們首先必須澄清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中的一些理論困惑，因為這些困惑本身也構成了當前形勢的一部分。唯有澄清它們，新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才能凸顯其獨到的意義。在全球經濟發展低迷、信用危機和階級斗爭公開化的新時期，以20國集團為代表的多極化國際關系新格局現已開始公開挑戰二元對立的傳統格局。全球化理論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而國際政治經濟也將依賴于意識形態批判。
關鍵詞： 意識形態批判;新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無疑是當代全球化理論的“精神家園”，也是意識形態理論的政治家園——盡管不是意識形態概念的最初發源地。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直到1932年才得以首次“完整”公開發表并成為20世紀的經典之作，此后，對于這一術語的使用無不與該文本的思想遺產相關。20世紀自封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推動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并把社會主義定義為對“自由”市場和資本積累“私有化”的抵制。[1]這一政治運動也揭示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或資產階級民主）的共存以及（如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所通常宣稱的）那種事實上的連續性。
然而，馬克思為何會在通信中否認他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據恩格斯的兩次指證）[2]？“意識形態”一詞（作為一個重要術語）為何又在馬克思1846年以后的著述以及《資本論》第1卷（1867年）中消失了呢？一直存在的這些有趣的思想和實踐的困惑，使得全球化理論很難對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形勢作出正確評估。因為這些困惑本身就是實踐（思想和政治）的一部分，這就使得全球化政治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如何看待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觀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民主和經濟等關系，就決定了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他對全球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主義的判斷。
矛盾的是：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學術上遭到了質疑，在政治上也被認為是垂死的，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馬克思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受人關注。因為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回事，而且其間肯定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正如特爾本（GÖran Therborn）所指出的：“馬克思會被多次再現，人們會對馬克思進行嶄新的闡釋，也會從中獲取更多的洞見，但對‘主義’的認同將會日趨減少。”[3]畢竟，馬克思畢生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而這正是任何一種全球化理論的核心。“意識形態”這個詞似乎聽起來有些過時了，也很少有人愿意對之加以系統研究。但是在這樣一個全球都關注生態和宗教的時代，再加上各種不同的全球化理論間的交鋒，觀念顯得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特別是它們在調動人的思想方面的強大有效性，使其更顯重要性。但凡觀念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會存在系統的建構者，而意識形態首先必須具有系統性。盡管有些謹慎，但全球化理論中依然包含有馬克思的階級批判精神。
在這場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的企業日益轉向“緊急資助”和驚人的“嚴格管控”的社會民主政權背景下，馬克思的思考方式又能給我們帶來些什么呢？
一、意識形態：從“批判”、“非批判”到“科學”
1．意識形態：作為批判
意識形態概念多年來一直是一個理論難題，而這一概念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得它很難得到合理的再造。意識形態概念史就是矛盾對立范疇的競爭史（如真理與科學的對立史）。作為“觀念的科學”，“意識形態”一詞最初出現于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唯理論革命之中，它立足于客觀分類系統和分辨真偽，是知識分子精英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治國密鑰。然而在隨后的帝國時代，拿破侖將這一“科學”宣布為“危險的形而上學”，認為它導致了意識形態家的出現。與天主教會及其他保守力量的政治妥協使得拿破侖在最初統治的10年間反對唯理論和科學研究——雖然這僅僅適用于社會，而沒有涉及他所鼓勵的科學和工業技術。隨后，意識形態概念逐漸喪失了原有的中性用法。意識形態既可以是一門科學，并因此是真理；也可以是形而上學，并因此是非科學。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必須備有足夠的理論資源，并力圖給予深入闡明。
在早期著述中（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都否認所謂無限永恒真理的存在，認為所有關于人與社會的普遍性的論斷都難免具有片面性，因為這些論斷都與著述者或實務者（當然也包括共產主義者）自身的階級地位有關。馬克思對哲學的反對及其一貫的歷史主義（將其與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相聯系）的態度，仿佛是為了努力避免在高度抽象的層面來瑣碎地探討意識形態與真理或科學的對立。因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并不是那種認為觀念（哲學理論）能夠自己分辨出謬誤（或迷信）與真理（或科學）——如唯理論者所做的那樣，也不是真理優先論，即認為真理已將意識形態與常識進行了區分（如拿破侖要做的）。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是一種正在進行的批判。
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一個時髦的科學理論領域）表面上是在敘述和分析，但實際上卻典型地具有選擇性，缺乏深謀遠慮，有時甚至公開其階級利益傾向性。馬克思認為，一些特定階級要為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進行似是而非的合法性論爭，而這一過程是要借助于精選的、有誤導性的、自私的和簡易的觀念系統來完成的，正如政治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所做的那樣。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無意中用“德意志意識形態家”來描述那些詭辯家和寫粗劣作品的哲學家（以及當時馬克思所著力批判的其他對象）的典型特點，即他們都沉湎于對觀念的崇拜。一旦這些糟糕的半吊子思想家不在了，“意識形態”概念在馬克思生活和工作中的必要性也就大大減少了。
然而馬克思對自私的政治學說的批判性質疑態度卻保留了下來，而且他對批判對象的充滿論戰性的輕蔑態度比以往更強烈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個總的觀點（即認為所有的觀念都有其階級來源）一直都是馬克思從事政治批判和思想評論的基石。但這是一篇把觀念放置在實踐的、并因此總是政治的背景之中的一般性論文。它不是以特定階級為出發點，為了迎合某一哲學家而對真理下定義；它也不是以某一階級為基礎，嚴格地從意識形態中推導出真理；更沒有把所有觀念都命名為意識形態，而是對它們進行了區分（其中包括無產階級的觀念和意識形態）。這些重要的區分在意識形態概念以后的演變中得以保持。
2．意識形態：與批判的分離
19世紀80年代，當恩格斯歷史性地回顧自己和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的著述時，他把政治經濟學批判視為馬克思早期以論戰形式對“德意志意識形態家”的批判的繼續和發展，于是，這一先前被忽視的領域又重新浮出水面。由此，當恩格斯回顧他和馬克思在40年前對社會主義、“唯物主義”哲學家（如費爾巴哈）思想的研究，并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的思想轉型和翻閱先前未被提及的原始手稿（如20世紀才公開出版并被命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稿）時，“意識形態”概念又被重新提起。盡管恩格斯竭力重申他和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的立場，但在已經發生變化的19世紀8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他的觀點已有所改變：此時，新的科學和唯物主義（植根于物理科學和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唯物主義”顛倒）思想為恩格斯的探討提供了方向。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起源，因為恩格斯在“哲學上”發展了“意識形態”概念，即把它定義為一種需要反對的哲學唯心主義，是恩格斯努力界定的“唯物主義”的對立面；也是一種需要反對的階級偏見——無產階級除外。有別于馬克思早期關于變動的階級結構與流變的觀念系統之間的歷史關系問題的一般性議題，是恩格斯定義的關鍵，即恩格斯主要關注的是科學、真理和“虛假意識”的“哲學”問題，而這正是馬克思打算擱置的。
不過，我們仍然有理由認為：與其說馬克思把上述問題留給了恩格斯，毋寧說出于某種原因，馬克思把它徹底地擱置在了一邊。[4]理由是：這一哲學定義所倡導的想法和做法，似乎讓人覺得它正是在重蹈19世紀40年代被馬克思所嚴厲批判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們”的覆轍。特別是它斷言政治策略將取決于哲學問題的抽象解決，例如如何精確區分真理與謬誤、科學與非科學等。而在馬克思看來，這都是階級政治實踐活動的阻礙或替代。
顯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要為無產階級政治實踐服務的現實武器（而不僅僅是哲學抽象）。盡管這聽起來有點矛盾，但不斷發展的意識形態批判和哲學思維之間無論如何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揭示的是所謂的經濟科學與統治階級利益之間的政治關聯；后者則與科學和真理相關，因而是遠離階級關系和政治的純學術的東西。
3．意識形態：作為科學
無論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還是恩格斯在意識形態和科學之間所做的“唯物主義”區分，都沒有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從他們的觀點來看，這似乎又是一個矛盾。對馬克思來說，這沒有什么奇怪的，因為意識形態恰是徹底譴責的對象，而無產階級政治的推動則應該建立在對“經濟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徹底批判基礎之上。或許找出批判與政治關聯性的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他把對工資的抽象批判，和對那些不得不全身心為工資討價還價的工人的分析聯系了起來。與那些政治經濟學家相反，馬克思認為，工資關系并不是普遍的、天生的和公平的，而是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產生的虛偽謊言。階級地位和抽象分析于是在政治中結合了起來。
同樣，恩格斯也認為不存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不管是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意識形態還是哲學意識形態）不可能是科學的，也不可能是真理性的，因為它不是唯物主義的。這就是他和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那些將馬克思主義系統化為深奧的辯證哲學的著述中所界定和捍衛的。無疑這已成為一種政治資本，但卻有可能是背離馬克思原意的。
和恩格斯一樣，列寧也隨后進入哲學領域，但在對待“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問題的立場上，卻同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反。列寧的歸納是：真理必須服從階級立場，因此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這一術語的存在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以恩格斯簡化的哲學工作為基礎（恩格斯努力將科學與意識形態截然區分開來），列寧省略了在意識形態和科學（或真理）之間做區分的工作。在列寧看來，工人階級本身的政治使命感所催生的觀念一定具有階級性，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所有的觀念和思想轉變都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由于像恩格斯這樣的、在政治上致力于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哲學家，已經在他的“哲學”工作中證明了唯物辯證法的真理性，而且這些真理性的觀念又都植根于具體的無產階級政治和實踐活動。正是由于這些真理性觀念從一開始就已內在地包含了階級偏見，所以可稱其為意識形態。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對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距離，并將之視為貶義詞，但列寧顯然認為這一概念非常有用，因為它既有利于激發廣義的“階級偏見”，也有利于具體的科學真理。這里我所討論的“意識形態批判”來源于馬克思最初的構想，相對于哲學方面，它更多地根植于政治問題，因此作為一個典范，它有助于我們反思當今的全球化和社會主義運動。
二、晚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
1.“晚期資本主義”有多晚？
“意識形態批判”是如何與二戰（和冷戰）后的階級政治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否構成了“晚期資本主義”[5]的一部分？19世紀40年代以來，如下這一問題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即：如何表述階級地位和促進階級運動才能找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并實際地開展反抗活動。一種社會制度應該允許并要求個人能力和財富的增長與積累，同時也要允許和鼓勵這種優勢的代代相傳。但通常人們并未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制度的共同劣勢，所以上述目標實現起來并非易事。而且，由于地理殖民和“發展”所帶來的不利世襲鏈條的截然差異，階級統一性很難達成。事實上即便是在面對全球日益不平等或者處在生活質量不斷下降的區域，近些年來在所有的政治認同中，階級問題也似乎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線。而這恰好給新、后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提供了施展其能量的舞臺。
1848年前，無論是否喜歡，自由主義者都被“認為”是革命派而不單純是激進派。1848年之后，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則開始向“社會主義”靠攏，為了實現再分配的目標，他們在理論和實踐中主張稅收和消費。一些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逐漸向此靠攏，遠離了馬克思一再強調的產業工人階級的重要性和廢除貨幣經濟的必要性等思想。[6]20世紀中葉以后，盡管東亞、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援引馬克思的詞句和精神，但“馬克思派”還是在學術方面開始發生演變，并由此衍生出兩大學術陣營：新馬克思主義和舊馬克思主義。二者都承擔著階級批判（以意識形態批判為導火索）的時政任務。而那些明確反對階級存在的作為“對立派”的新自由主義則暫時處于閉合期。
2．新馬克思主義
“新馬克思主義”[7]本質上是圍繞著階級問題和階級政治（尤其針對各種規模的弱勢群體）對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新定位。它采納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論題，即從任何觀念都必然具有階級性這一原則出發，以反對現代經濟學本身——正如馬克思幾乎出于同樣的原因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做的批判那樣。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關注的是國家和國際財富創造，以及與成本和價格有關的生產要素和工業生產。如同古典政治經濟學一樣，現代經濟學很少關注“誰吃虧”的問題（也不去做邊緣化或去中心的研究）。
根據特爾本的調查，具有新馬克思主義特征的研究包括：懷特（Erik Olin Wright）的經濟社會學、布倫納（Robert Brenner）的經濟史學（盡管他以謹慎的實證假說而不是籠統的實證歸納為框架，但卻斷然采納馬恩的傳統）和羅默（John C.Roemer）著名的關于剝削和公平分配問題的研究（以更加“標準”的經濟學為前提）。很快，特爾本又把如下研究納入新馬克思主義行列，即一些致力于研究跨國階級和階級關系的學者，致力于“網絡社會”研究的卡斯特（Manuel Castell），還有致力于全球資本主義問題研究的格萊恩（Andrew Glyn）等人（如制度學派）。與此相近的，特爾本也在新馬克思主義隊伍中提到了致力于全球文化與文學研究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以及哈特和內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更為嚴謹的作品《帝國》（Empire）和《大眾》（Multitude），或許羅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也應榮歸此列。
新馬克思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尤顯強大，在這里，資源個人控制與集體控制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地交織在全球經濟舞臺；國家優先權和當今政治格局等問題已經很少有人買賬。[8]新馬克思主義也排除了恩格斯的哲學化努力——包括唯物主義學說、科學和決定論，以及思想的體系構建，以便讓馬克思主義能夠并應該解釋一切問題。[9]然而與馬克思不同，新馬克思主義者很少花時間去批判直接產生貨幣和資本的概念與實踐，而是致力于以一種馬克思式的視角與運動，關注生產過程本身[10]，考察代系缺陷是如何在勞動力循環周期之中、并借助于財富和權力得以分配的司法和政治關系之中產生的。新自由主義并未把上述問題視為問題，或僅僅是允許做最低限度的調節和再分配，他們一直認為財富的創造正是得益于擴大版的不平等模式。而新馬克思主義則更多關注公司和國家結構，在他們看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不平等問題肯定是更加嚴重了（這就是我所定義的傳統“意識形態批判”的工作）。新馬克思主義者可能不會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們并不反對限制企業的貪婪和國家的同謀活動等時下的流行病癥，他們也要證明新自由主義者關于財富創造的理論是錯誤的。
3．后馬克思主義
后馬克思主義[11]則主要立基于文化、意識以及表征等語言和符號形式來討論經濟學問題。相對于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言，后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做法顯得十分激進。后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戰后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在這一過程中，語言（作為文本、話語、符號和意義）被視為主體間性世界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表達和交往的媒介——因此，世界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經驗和認知而得以構建。
但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離馬克思很遠。閱讀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述就會發現，一些特定的概念作為一種邏輯的和批判的揭示方式，開始歷史性地構建我們的社會生活。特別是馬克思側重分析了資本主義主導生產方式中的一些關鍵性概念，這些概念（商品、價值、貨幣、資本等）并非只是描述性的，而是構建性的：只要我們使用它們，就是在承認它們的存在，即以事物、制度、實踐和規范等的名義賦予它們（僅僅是它們）以現實性。換句話說，貨幣并不是某類客體的名字，而是一種話語實踐標簽，在這里，存在著更大規模的權力集中、資源操縱和社會控制等交往活動。這也同樣可以作為一個（假定的）技術系統應用于現代經濟學領域，因為現代經濟學無論如何通過人類主體的市場化活動鏡像反映和強化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概念（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如我們在今天的“跳傘”等概念中所看到的那樣）。
然而，這一觀點完全背離了恩格斯的唯物論所提出的客觀現實性原則，即真理性的、科學的語言必然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映。語言之所以是辯證的，恰因為現實本身是變動不居的，是辯證的。恩格斯的這一觀點一方面因其關于肯定性話語而催生了工人階級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生產活動和政治活動間的變化關系以及人類意識和意志及行為的關系等問題一直未能解決：恩格斯似乎認為，社會主義將在“物質”經濟領域發動有效變革，而不只是在自覺的人群中傳播思想和搞政治運動。[12]
后馬克思主義起源于拉克勞和墨菲（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的奠基之作《領導權和社會主義的策略》。在該書中，他們的立場是鮮明的，即階級政治是人類主體通過話語建構工作和政治代理機構生產出來的，此外無他。但正如上文所述，階級政治在聯系人類行為和政治身份的斗爭中存在著很多競爭對手，而且（顯然）這種階級政治本身作為一種分析或政治范疇，其號召力在不斷下降，因此很容易被攻擊為解構主義、碎片化、無組織和不切實際的純學術；也很容易在混亂的認同形式斗爭中被批判為政治不明，因為它要求在自由國家和市場經濟體制下建設自以為是的法律和經濟框架。盡管有人敏銳地指出后馬克思主義對待政治聯盟問題的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但幾乎沒有多少后馬克思主義者支持用馬克思的批判方法來致力于自己時代的經濟學批判，而且他們的文章與馬克思相比往往缺乏時政性和沖擊力。總之，后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批判方面無所作為。
當然也有例外。特爾本在他廣泛的調查（發表在《新左翼評論》[13]）中就令人奇怪地把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排除在外。鮑德里亞卓越地指出后現代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符號循環，這是對馬克思關于現代資本主義是物的循環的論斷（即拜物教，也即物質對象被認為擁有自身獨立的生命）的一個拙劣的模仿。符號在鮑德里亞這里因此是被盲目崇拜的對象，所以資本主義作為生產者所生產的不是其自身的現實而是超現實。雖然鮑德里亞本人因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和“9·11”恐怖襲擊事件中的著名政治觀點而聞名，但他的哲學思考很難被稱為政治理論。
吉布森（Katherine Gibson）和格拉漢姆（Julie Graham)等致力于反思馬克思主義和公有制集體經濟問題的論者都曾直接談及這一論題，即如何在一個多元身份政治時代建設一種社會階級政治。如果階級不是一種身份，沒有社會宗旨而被理論化了，或者消失在經驗之中并被付諸實踐，那它如何又能被稱作一種政治呢？他們給出了答案：理論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以促使“主體通過并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去創造條件，以便認識他們的生存環境并規劃他們的未來”[14]。
如果說新馬克思主義是以經驗論為基礎的社會學，那么后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后基礎主義的哲學。特爾本特別指出了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的后馬克思主義，但巴里巴爾的哲學旨趣遠在早期拉克勞和墨菲之下。特爾本同時分析了奧菲（Claus Offe）的觀點，指出奧菲聚焦國家、現代性、“東西方”以及市場之間的內在關系，但比起亞索普（Bob Jessop）的國家理論，其社會學傾向少了許多。盡管在特爾本看來，幾乎任何公開其政治觀點的左翼分子都有資格作為一名后馬克思主義者，但我仍然主張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之間畫一條分界線，而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學轉向”就是界標。
4．社會主義
如今的“社會主義”在西方指的是以社會—民主為代表，立足于階級妥協和提高消費并為實現再分配而建立的松散的政治形式。因此，根據妥協的性質，今天的“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有著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幾乎馬克思針對資本積累條件下的現代工業生產所做的全部批判，都是新自由主義所要鼓吹或為之開脫的對象。如果是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一定會把新自由主義者稱為“意識形態家”，就像他給當時的德國哲學社會主義者的稱呼一樣，因為他們認為解決了哲學世界的概念問題就等于是解決了現實世界的政治問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自我調節，以分析和批判為工具來吸收不合規定的邏輯和市場因素，這一點非常類似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家”用自由政治意識來解決社會問題。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的意識形態批判暴露了它捍衛財富積累和集權的階級偏見，以及對工人階級利益的抵觸——盡管它拒不承認。
然而，社會民主很容易瓦解為（某種）福利國家，它不僅得到民主政體的大量撥款支持，同時也得到當代資本家利益集團的大量投資。另外，大西洋地區（或英吉利海峽）的福利國家通常被籠統地界定為“社會主義—自由市場”體系；這就（有可能）把歐洲大陸核心國家體系與北美地區的“私營企業—自由市場”體系區別開來。這種歐美中心論根源于工業化、殖民主義和商業帝國主義歷史，也很容易被視為現代化的發展方案和20世紀下半葉的增長特性——但現在已遭到嚴重質疑。
意識形態批判在這里發揮了作用：抨擊了那種以知識和種族等級劃分為由將少數幾個國家稱為所謂“西方世界”或“第一世界”的主張。但在21世紀，世界的發展動搖了這種一直很牢固的二元格局。巴西、中國和印度正快速、成功而持續地推動其社會發展并不斷取得豐碩的經濟成就，但這些國家并沒有遵循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方傳統發展模式。其中中國也許是最令人吃驚的一個案例：在經歷了民族解放和計劃經濟時代之后，她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新代表。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連續的經濟改革賦予私營及混合經濟成分以合法性，外商投資也大量引入，于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消費需求增長以及創造盈余的出口基礎之上，中國經濟飛速增長——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國內貨幣經濟政策、國際化銀行和金融框架下運行的。
與其把這些發展視為向作為共產主義唯一“對立面”的資本主義的倒退，毋寧說它們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的一種超越。這里所展現出的，是對專制統治、民主政治、“發達”以及平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另一種詮釋。同時，其他新興經濟體和20國集團的主要成員也沒有表現出資本主義式的或以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發展模式，而且政府類型與經濟增長率、社會穩定以及其他“成功”舉措之間也沒有必然的聯系。當然這些舉措目前正因氣候變化和生態基準而被重新定義，也即人們不再把成功和發展歸結為簡單的經濟增長和“高端消費”等。通常的政治性評價看起來也不足以對如下范疇進行分類和評價：專制與民主、一黨制與多黨制、平民與軍隊、單一文化與多元文化等。
在全球金融危機和信貸緊縮、全球經濟衰退和航天“刺激”一攬子計劃實施的今天，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必勝信念，還是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都在力圖尋找平衡——雖然基于不同的原因。此時，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社會民主和一黨制國家的兼容問題，而鑒于社會民主黨在一些國家（如日本和瑞典）的長期執政，這個問題并不像它一開始看起來那么明確，特別是“9·11事件”后，一些多黨制政體反倒表現出對憲法和人權的極端不尊重。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不能在二元論的框架下來分析和判斷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同樣，更不能用這一框架來指導今天的全球化理論，因為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在一黨制政體和民主制之間，在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之間，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做出截然二分。只要國際政治經濟試圖應付當今全球貿易和金融的多極復雜性，它就必然要依靠意識形態批判的某些要素來獲取政治意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造成了階級和特權階級結構的產生，并要求進行階級統治，而意識形態批判則旨在揭露這一切。
注釋：
[1] Francis Wheen，Karl Marx，London：Fourth Estate，1999，p.1；Andrew Heywood，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4th ed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23-127.
[2] 參見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給伯恩施坦的信：“法國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這樣一種特別的產物，以致有一次馬克思對拉法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85頁）以及1890年8月5日恩格斯給施密特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32頁），實際上，恩格斯并非如本文作者卡弗所說的那樣兩次談到馬克思的這一說法，而是至少四次談到這一話題，另外兩處分別是：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給拉法格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46頁），以及1890年9月7日恩格斯的《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81頁）。——譯者注
[3] Göran Therborn，“After Dialectics：Radical Social Theory in a Post-Communist World，” New Left Review，no.43，2007.
[4] Terrell Carver，“Karl Marx”，in Steven M.Emmanuel (ed.)，The Blackwell Guide to Modern Philosophers：From Descartes to Nietzsche，Malden，MA：Blackwell，2001，pp.370-389.
[5] Ernest Mandel，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2.
[6] 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7] Robert O.Gorman，Neo-Marxism：The Meaning of Modern Radicalis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Therborn，“After Dialectics，”pp.104-109.
[8] Mark Rupert and M.Scott Solomon，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Futures，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2006.
[9] 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Basingstoke：Macmillan，1989，pp.232-252。特爾本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而摒棄了最初的歷史哲學分析”，他用“馬克思主義”替代了“馬克思”，而這正是本文所要反對的。
[10] V.Spike Peterson，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tegrating Reproductive，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New York：Routledge，2003.
[11] Göran Therborn，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London:Verso，2008；Terrell Carver，“Post-Marxism，” in Gary Browning，Abigail Halcli，and Frank Webster (eds)，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Theories of the Present，London：Sage，2000，pp.71-83.
[12] 當然這個問題在20世紀早期早已在修正主義之爭中討論過了（Steger，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pp.66-85）。還要注意這里的雙重替代，即用生產活動替代了經濟，用物質替代了人類活動。
[13] Therborn，“After Dialectics”.
[14] J.K.Gibson-Graham，Stephen Resnick，Richard Wolff (eds)，Re/Presenting Class：Essays in Postmodern Marx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19；J.K.Gibson-Graham，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作者：Terrell Carver系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哲學教授；譯者：張秀琴，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魏天舒，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文2：后馬克思主義：時代背景與理論策略
作者：高遠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4期
摘要： 二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間，盡管西方左翼思潮在政治、文化方面頗有建樹，但是在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卻長期缺失。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后馬克思主義在解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社會主義策略，力圖突破西方左翼思潮長期面臨的理論困境。通過對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的考察以及對其理論策略的分析，可以發現，盡管后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運作上有許多獨到之處，但是西方左翼思潮數十年來的痼疾并未在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得到根本解決，問題的癥結看來在于左翼經濟理論何以建構的問題。
關鍵詞： 后馬克思主義;拉克勞與墨菲;左翼力量;解構;策略
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不僅僅是基于對傳統馬克思主義作出的批判與反思，從現實層面來看，它的根本目標是要擺脫戰后西方左翼理論在經濟領域的話語權長期缺失的境況，開辟出一條嶄新的左翼理論建構道路。后馬克思主義雖然找到了制約左翼理論發展的癥結所在，但是它所提出的一系列解決方案只是給人們提供了一些富有啟示性的思路，實質上未能突破西方左翼理論發展的瓶頸。
一、時代變遷——從福利自由主義走向新自由主義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拉克勞與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一種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顛覆式”解構的面目出現在國際學術界。我們暫且不論后馬克思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是否還能稱其為馬克思主義，首先來考察一下后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問題域。必須指出的是，在后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正是上世紀60—7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理論探討中的薄弱環節，即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宏觀分析。
按照拉克勞與墨菲的說法，他們之所以主張后馬克思主義，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當今時代脫節的問題，因此他們理論運作的基本思路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的理論設定展開徹底的批判，從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入手來重新闡釋和激活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與戰斗性。拉克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人們從傳統來思維，當然，與傳統的關系，不應當是屈服、重復，反而應當是變革、批判的關系。在與傳統的關系中，人們必須構建自己的差異話語，同時，這意味著連續和斷裂……任何傳統都應當被重新銘寫，否則它將會死亡。”[1]一種“與馬克思主義話語總體化特征的緩慢斷裂”[2]，這是拉克勞在該篇訪談中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把持的解構主義立場，正如他在評價自己時所說的那樣：“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總體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不是那種在馬克思主義中追尋‘故土’，追求完整和諧世界觀的人。我與馬克思主義所玩的語言游戲更復雜，它們總是試圖表達別的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3]對“整體性”特征的批判和否定，構成了拉克勞與墨菲“后馬克思主義”的基調。
后馬克思主義與傳統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的理論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如果我們僅僅從理論觀點上對兩者進行直接比較，最后得出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結論，這并無多大意義。或許，我們可以從拉克勞與墨菲那本最著名的著作《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書名中的“策略”一詞得到啟示，從“策略性”這個角度對后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加以回顧的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左翼理論界會作出這樣一種“異質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解讀。
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萌芽時期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正式出現是在80年代中期。彼時的英國正籠罩在因中東石油危機爆發而帶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的陰云之中，失業人數和通貨膨脹率競相攀升，一場劇烈的政壇變革隨之到來。撒切爾領導的保守黨于1979年贏得大選，她本人一出任首相就拋棄了二戰以后占主流的主張全面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路線，倡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采取緊縮貨幣供給、降低稅率、壓縮政府開支和減少財政赤字、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放松管制等手段，使英國經濟一時間擺脫了重重陰霾，經濟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都優于歐陸和美日等主要工業國家，顯現出了少有的活力，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撒切爾實行的這一條經濟路線和一系列社會政策被學界稱之為“撒切爾主義”。“撒切爾主義”的出現對于左翼運動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沖擊，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英國甚至西方社會在80年代以后左翼運動的走向。尤其是在削弱工會勢力上，撒切爾政府通過立法手段約束、限制工會活動，將勞資改革作為穩定經濟與社會秩序的有力武器來分化與破壞勞工階級的團結。另外，為了緩解經濟與政治壓力，撒切爾政府通過私有化的手段使大批工會會員成為股票擁有者，這就使得工會活動的斗爭性大大減弱，社會影響力逐漸降低。因此，在英國國內經濟逐漸好轉的形勢下，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右翼政治勢力取得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進一步擠占了早已式微的左翼力量的社會活動空間。
撒切爾夫人的上臺和新自由主義在英國的興起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大洋的另一端，1981年美國總統里根一上臺所推行的新貨幣政策，同樣也是遵循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短短兩年時間內，保守主義勢力在英美兩國先后執掌了國家最高權力，并且很快形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此后比較成功地引領了各自國家的經濟從衰退走向復蘇。新自由主義的抬頭，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盛行了20多年的戰后福利自由主義的一次重要轉型。但是左翼勢力面對當時社會經濟的蕭條境況卻束手無策，既不能從理論上對社會政治及經濟狀況作出具有說服力的解讀，更無力在現實政治上對擺脫經濟困境有所作為。從整個戰后發展史來看，在西方社會，無論是戰后福利自由主義的實施，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左翼政治力量均未能提出與之相抗衡的社會改革方案。
二、兩難境地——左翼力量面臨的現實問題與理論困局
從上世紀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經歷了一個從衰弱到復興、又從繁榮到衰退的反復過程，但是在這數十年時間里，西方左翼力量始終沒有抓住歷史提供的機遇，發展出能夠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切中資本主義制度要害的現代經濟理論。只是等到8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陣營即將解體時，才出現了以戴維·施韋卡特為代表的“經濟民主”左翼經濟理論。可以這樣說，西方社會的左翼力量在經濟理論領域長期的“失語”和“不在場”，是造成60—70年代左翼力量領導的一系列民主運動看似轟轟烈烈、實則并未對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產生根本性沖擊的深層原因。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大體制的夾縫中追尋理想社會的實現路徑無疑是十分艱難的，因為對于任何一種社會抗爭而言，是否能還原為一種政治性的話語以及用哪一種話語來進行解讀，這是左翼理論家必須面對的棘手理論難題，社會經濟層面所發生的變化更是讓許多左翼思想家感到困惑。二戰后相當長的時期里，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的盛行，勞資和平共處的資本主義改良策略的實施，一方面，促進了勞動者工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的增加，從而逐漸形成“福利國家”的模式；另一方面，隨著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大大增強，從而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最終使得資本積累得以更大規模地進行。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的現象趨緩，并培育出一個日益龐大的階層——中產階級。正是由于這些變化，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不僅沒有被撼動，反而是原先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正受到不斷涌現的新社會運動持續的沖擊、剝離與分化，原先設定的“革命”角色并未出演，而自身的階級性色彩卻似乎變得越來越淡薄。無論是西方國家的左翼政黨還是工會組織，都感覺到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群眾性社會運動很難用一個固定的“階級”概念加以框定，傳統的階級劃分標準已經不再適應逐步邁入后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20世紀60—70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左翼力量積極參與了街頭政治實踐，但是由于自身的體制外性質，決定了左翼力量天然地與政權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從而難以對國家的政治生活發揮實質性的重要作用。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除了美國保羅·斯威齊的激進經濟學派對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說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批判之外，左翼理論界一直不能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左翼經濟理論來與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相抗衡。西方左翼理論界一方面質疑甚至反感列寧主義延續下來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暴力斗爭道路，擔憂因此導致集權體制的出現；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下的種種便利，試圖在不根本否定資本主義體制的前提下進行廣泛的政治與文化變革。正是由于在國家的主流政治和經濟活動層面話語權的闕如，使得西方左翼力量在西方社會發揮的影響力相當有限，只能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出一些聲音。
歷史就是這樣地捉弄人，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邊是英國的“新左翼”運動正走向終結，一邊是“新自由主義”在英國的變種——“撒切爾主義”正在崛起。顯然，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舞臺上，前者的悲情謝幕和后者的粉墨登場同時進行并非歷史的巧合，這是西方左翼力量在經濟領域長期“失語”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也是其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重視經濟因素這一特點的必然結果。
三、解構傳統——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策略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近10年的時間里，對于西方左翼力量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分野期。20世紀60—70年代火熱的左翼運動黃金期業已成為過往，“革命”的激情逐漸褪去。對于左翼力量來說，無論是思想家還是普通民眾，都不得不面對一個黯淡的左翼運動低潮期。在此局面下，左翼力量不得不進行痛苦的反思。不同的左翼理論家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場、理論素養、價值理念和個性特點，選擇了不同的歸宿。1979年，著名的希臘裔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尼科斯·普蘭查斯由于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悲觀失望而自殺身亡。曾經在法國左翼運動中叱咤風云的福柯，70年代后期逐漸遁入書齋，開始梳理古代文獻并著手《性史》的寫作。凡此種種，意味著一個時代的逐漸逝去。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左翼運動并未就此停息。80年代中期走上歷史舞臺的后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對當時正走向式微的英國“新左翼”運動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的一種接續。這個新的歷史使命就是：在新自由主義理論在西方社會甚囂塵上的不利局面下，左翼力量必須思索，如何才能重新煥發自身的生命活力。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經濟要素的重視乃是構建階級斗爭理論的最重要的基礎。但是伴隨著當代西方社會中白領階層的增加，中產階級地位的上升，工人階級在社會與政治方面重要性的衰落導致“工人階級”這個概念在理論上越來越缺乏說服力，進而引發了對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質疑。拉克勞與墨菲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指出：“左翼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4]在他們看來，階級理論并不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瓶頸，最大的困難在于“本質主義的最后堡壘”——經濟基礎。
在拉克勞與墨菲看來，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能夠有個好的前景，就必須祛除“經濟的最終決定性作用”。他們考察了自葛蘭西到盧卡奇再到阿爾都塞的理論，最終發現，制約這些人物理論進一步發展的根源，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經濟決定論”的堅持。鑒于此，他們大膽地走上了一條與傳統左翼理論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范疇的徹底解構。
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拉克勞與墨菲指出：“假如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和合理的基礎，應該歸于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了保證這一點，馬克思主義不得不訴諸于虛構：把勞動力想象成為商品。”[5]勞動力成為商品，這個提法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是成立的，因為只有勞動力通過商品化這個渠道融入到資本邏輯的支配之中，最終才能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權力形式。但是在拉克勞與墨菲看來，勞動力作為商品這個提法應當加以批判。因為“把勞動力定義為對于資本的使用價值掩蓋了對人的社會實踐能力所進行的生產投入與為了資本所有權足以保證消費勞動力提供的生產服務所進行的持續投入之間的絕對差別”[6]。并不是簡單地將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就能完成整個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為“假如資本家需要在生產過程的核心之處進行控制沒有被認識到，那么生產力的發展就變得不可理解了”[7]。“無疑，對于勞動過程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長期被忽視了。”[8]拉克勞與墨菲認為，盡管在勞動過程中，勞動力以商品化的形式出現，然而僅僅將勞動力商品化并不能完成整個勞動過程，其間還要加入知識、管理等因素，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勞動力商品還始終受到資本的制約與控制。因此，在勞動過程中存在著“多元決定”的狀況，勞動力這一因素并不是決定性的，所以不能僅僅把勞動力看作是一個經濟概念，而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政治概念。這樣，就可以擺脫將經濟范疇與政治范疇相重疊的傾向，從而就消解了經濟本質主義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在他們看來，這正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要害所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存在著“還原主義”的現象，即通過對經濟層面根源性與必要性的強調而上升到對政治層面實踐主體領導權的訴求。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建構這一部分內容就是這種理論框架的集中表現——“經濟空間本身被結構化為政治空間”[9]。拉克勞與墨菲認為，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盡管有聯系，但只能是發生在“接合”作用上的聯系，并不存在決定論上的邏輯聯系。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拉克勞與墨菲對摒棄“經濟本質主義”所做的努力。應當說，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的確揭示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的一些薄弱環節，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在這里，我們也發現了后馬克思主義正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摒棄“經濟本質主義”的影響而摒棄了經濟概念本身。在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只是為了展現社會關系而存在，并不與政治發生內在必然的聯系。因此，他們將勞動力成為商品這個核心概念消解掉，在此基礎之上解構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架構，自然而然地進一步瓦解了由此發展出的政治理論架構，將“階級”這一重要概念予以摧毀。經濟概念與政治概念此時只能是作為零散的“要素”而存在，在必要時才通過“接合”作用而“鏈接”起來。他們所力圖達到的，就是避免經濟范疇對其他范疇施加結構性的強力控制。在這里可以明顯看出，對“本質主義”的恐懼貫穿著后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的始終。
拉克勞與墨菲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批判看似深刻，破壞力極強，實質上是十分蒼白、脆弱的。他們所作的努力實質上只是在逃避，不僅沒有建構出一套新的經濟理論體系，反而使人在認識上更加無所適從。對于這種簡單化的理論解構并不能僅僅從表面上理解為是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硬傷”，而應當理解為是一種“策略”——拉克勞與墨菲試圖為他們所要構建的“激進民主”最大程度地抹去理論上的障礙。對于“經濟本質主義”的批判只是一種策略的需要，并不是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著力論述的內容。他們在經濟范疇內觸及傳統馬克思主義比較薄弱和空白的部分便淺嘗輒止，接著通過巧妙的話語轉化和鏈接迅速向政治范疇轉移，試圖淡化乃至消解經濟因素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所起到的作用。根本上，拉克勞與墨菲所要消解的并不是經濟關系，而是經濟范疇本身。他們消解了經濟要素，同樣也消解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治前提。
那么，后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要采取這樣的策略？實際上，這又回到了我們前文所述的一個重大問題：在二戰結束后的數十年間，西方左翼思潮在經濟理論方面建樹貧乏，無法在經濟領域發揮強而有力的深遠影響。正如鮑爾斯所指出的那樣：“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文化和政治分析與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經濟理論各自孤立地發展。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創新本身沒有延伸到經濟理論上去，兩種趨勢中爭論的問題并沒有涉及那么多的經濟理論自身的建構……因此，對經濟主義的批評僅限于對經濟決定論的批評。”[10]當然，拉克勞與墨菲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深知經濟理論的建構對于左翼思潮的發展前景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們也明白面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實，要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框架內進行經濟理論的重構，具有何等的艱巨性與復雜性，甚至對他們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選擇了這樣一種策略：首先做出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具有“本質主義”性質的設定，然后通過對“本質主義”的批判達到解構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目的。這樣做的結果，不僅能夠消解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面對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實能否創新、如何創新這一理論難題，還能將他們所構建的“接合”概念、“領導權”概念以及“多元決定”概念進一步強化，從而為“激進民主”理論的建構鋪平道路。然而，拉克勞與墨菲對經濟要素的消解和對經濟問題的回避，實際上是在耍弄一種掩耳盜鈴式的不承認主義手法，并不能最終解決西方左翼理論的發展問題。顯然，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還是應該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通過對當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入分析與批判，最終把握時代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上層建筑的政治特點。因此，西方左翼思潮幾十年來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在拉克勞與墨菲那里依舊沒有完成，關于經濟理論的建構問題依然是個繞不過去的坎。如果在經濟領域左翼思潮不能建構起一套能夠充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特點的理論，并在學術上和社會實踐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那么無論左翼理論在政治或文化方面提出何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說，最終都只會變成喧鬧的文化現象，無法在實質上對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產生根本性的觸動作用。
注釋：
[1][2][3] [英]恩斯特·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13、212頁。
[4][5][6][7][8][9] [英]恩斯特·拉克勞、尚塔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86、87、87、85頁。
[10] 周凡、李惠斌主編：《后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