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試譯
安東尼奧·葛蘭西死于1937年。在后來七十五年中的前十年，實際上，除了來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老同志外，幾乎是沒有多少人知道葛蘭西的，因為他出版、可用的作品極少。這不是說他不流行，因為據說，帕爾米羅·陶里亞蒂是在葛蘭西的路線，或至少是在他對葛蘭西路線的闡釋上領導意大利共產黨的。不僅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時候，絕大多數人，甚至共產黨員，對葛蘭西除名字外幾乎還是一無所知。在他死后的第二個十年間，他在意大利變得極其著名，遠在共產黨圈子外也廣受欽佩。共產黨——主要是埃伊瑙迪出版社——大量出版了他的作品。無論后來對這些早期版本作了怎樣的批評，它們都使葛蘭西得到了廣泛的閱讀并允許意大利人去判斷他作為重要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者更普遍地說，作為二十世紀意大利文化中一個重要人物的水平。
但只是意大利人。因為在這十年間，出于實踐上的目的，葛蘭西在他自己的國家外還相當不為人所知，因為他實際上沒有被翻譯。事實上，嘗試在英國和美國出版他感人的獄中書信的努力失敗了。除了在意大利有個人聯系，能夠閱讀意大利語的少數人——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之外他在阿爾卑斯山脈的另一面也幾乎不存在。
在第三個十年間，在國外第一次出現了對葛蘭西的嚴肅的興趣。這無疑是受去-斯大林化，甚至更多地是受獨立態度的影響，1956年后陶里亞蒂使自己成為這種態度的發言人。在這一時期的所有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出現了他的作品和黨外關于他的觀念的初步探討的英文選本。在意大利意外，英語國家看起來是最早對葛蘭西發展出持續興趣的。悖論性的是在意大利本國，在同樣的十年間，對葛蘭西的批評變得清晰有時甚至顯得尖銳，而意大利共產黨對他作品的闡釋的爭論也得到了發展。
最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葛蘭西完全地屬于自己（不再片面受闡釋）。在意大利本國，其著作的出版因《獄中書信》（1965）全本，許多早期和政治著作，以及更為首要的，杰拉塔納(Gerratana)里程碑式的研究，以及按編年次序編排的《獄中筆記》（1975）的出版而第一次建立在令人滿意的學術基礎之上。葛蘭西的生平和他在共產黨史上扮演的角色都變得更為清晰，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由共產黨推動和鼓勵的，對其自身檔案的系統的歷史研究。爭論還在繼續，但在這里我不打算進一步探討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意大利的葛蘭西辯論。在國外，葛蘭西著作的譯本第一次在充分選擇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由霍爾(Hoare)和諾埃爾·史密斯(Nowell Smith)編輯的勞倫斯&維沙特(Lawrence & Wishart)兩卷本譯本的出版，變得可用。同時出版的還有像菲奧里(Fiori)的《生平》[1]那樣的二手著作的譯本。這里再一次地，在沒有嘗試在用我們語言撰寫的，關于葛蘭西的不斷增長的文獻——這些文獻代表了不同的，但廣泛得到尊重的觀點——的情況下，說在葛蘭西去世四十周年紀念日的時候，人們再沒有不知道葛蘭西的借口是足夠充分的。更準確地說，他現在知名了，甚至對那些實際上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的人來說也如此。像“霸權”那樣典型的葛蘭西的術語在馬克思主義，甚至非馬克思主義的關于政治和歷史的探討中開始像弗洛伊德的術語在戰間期出現那樣偶然，有時也是寬松地出現。葛蘭西已經成為我們智識宇宙的一部分。他作為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我看來是自1917年以來西方出現的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然而他說了什么以及他說的東西為什么重要，與他重要這個簡單的事實相比并不為人所知。這里我要單獨舉出一個證明他重要的理由：他的政治理論。
思想家并不創造他們抽象的觀念，而只有在他們時代的歷史和政治的語境中才能得到理解，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的觀察。如果說馬克思總在強調，人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話，人思想他們自己的觀念——的話，那么，他同時也在強調，他們只能在這樣的境況下這么做（原因《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日》）：在他們發現自己直接地，處在被給予或繼承而來的境況下。葛蘭西的思想是相當原初性的。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并確實也是一名列寧主義者，而我（之所以這么說）不是要浪費時間來為他辯護，反對那些號稱準確地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并擁有他們自己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的版權的，形形色色的宗派主義者對他的指控。然而對我們之中，那些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無論是1914年之前的還是1917年之后的——下成長的人來說，他經常是一名相當令人驚奇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如說，相對地，他對經濟的發展著墨甚少，在政治上卻談了許多，包括關于以及就像克羅齊，索萊爾和馬基雅維利那樣的理論家而言的政治，這些理論家在經典著作中一般來說并不突出或者說根本就不被提及。因此，發掘葛蘭西的背景和歷史經驗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這種原創性是很重要的。我不需要再補充，無論如何這也不會消解他的智識地位。
當葛蘭西進入墨索里尼的監獄的時候，它是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而葛蘭西時代的意大利具有許多歷史的特殊性，這些特性鼓勵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新的）出發。我要簡略地談談其中的一些特性。
(1)意大利，在某種程度上，在當時就其在單一的一個國家中同時包含了（殖民的）都會和殖民地，發達和落后區域而言，是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微觀縮影。撒丁島，葛蘭西的故鄉，是意大利落后——更不用說古老——和半殖民地一面的典型；都靈及那里的菲亞特公司——在那里，葛蘭西成為工人階級領袖——在那時和在現在一樣，都是工業資本主義最發達階段以及大眾從移民農民向工人的轉變的典型。換言之，一個聰明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占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好位置——與來自完全屬于其中某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一樣——在這個位置上可以同時把握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第三世界”及二者之間的互動的本質。意外地，認為葛蘭西只是“西方共產主義”的理論家也就是錯誤的。他的思想既不專屬于發達工業國家也不專用于這些國家。
(2)意大利歷史特性的一個重要后果是，甚至在1914年前意大利的勞工運動既是工業的又是土地的，即使無產階級的又是以農民為基礎的。從這點來看它在1914年之前，在歐洲差不多是獨立的，盡管這里我也不打算對此進行進一步的說明。然而，兩點簡單的說明將指出這點的相關性。共產主義影響力最強的區域（艾米利亞，托斯卡納，翁布里亞）都不是工業區，而戰后意大利工會運動的偉大領導人，迪·維托里奧(Di Vittorio)，是一個南方人和一個農場-工人。就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落后的，半殖民的南方——在其勞工運動中扮演的不同尋常的重要角色而言，意大利很難說是特別孤獨的。無論如何，這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在葛蘭西的思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3)第三個特性是意大利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和一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的特征。我們只要回憶三件事情就夠了：(a)意大利在現代文明和資本主義上領先其他國家數個世紀，但卻不能維持它的成就并偏向陷入了文藝復興和復興運動之間的死水；(b)與法國不同意大利資產階級并沒有通過一場勝利的革命建立其社會，而且與德國不同，它也沒有接受來自上層的古老的統治階級提供的那種妥協性的解決方案。它制造了一場部分的革命：意大利的統一部分地是從上——通過加富爾——部分地從下——通過加里波第——完成的；(c)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意大利資產階級在完成其創造意大利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上失敗——或者說部分地失敗——了。它的革命是為完成的而像葛蘭西那樣的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因此也會對他們的運動的可能的角色——作為民族/國家的潛在的領導者，民族/國家歷史的承擔者——有著特別的意識。
(4)意大利過去不（現在也不）僅僅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就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它是一個這樣的國家，其中，教會是一種意大利的特別制度，一種在沒有國家機器/裝置，以及在與國家機器分離的情況下維持統治階級統治的模式。它也曾是一個民族精英文化先于民族國家的國度。因此一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會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識到葛蘭西所謂的“霸權”，也即，權威得到維持，但又不純粹以強制性的力量為基礎來維持的方式。
(5)因此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這里我只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意大利就成了一個政治實驗的實驗室。這個國家長期以來都有著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傳統，從十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到二十世紀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傳統就不是偶然；因為甚至我們現在稱作政治社會學的學科的先驅，也往往與意大利有關或從意大利經驗獲得他們的觀念——我想到的是像索萊爾和米歇爾那樣的人。因此，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對作為問題的政治理論有著特別的經驗也就不奇怪了。
(6)最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意大利是這樣的一個國度，在這里，在1917年后，社會革命的一些目標以及甚至是一些主觀的條件，看起來依然存在——這比英國和法國，甚至，我要指出，比德國還要突出。然而這場革命并沒有成功。相反，法西斯掌權了。那么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對俄國十月革命未能成功地向西方國家傳播以及在這些國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替代性的策略和戰略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分析上走在前列就只是自然的結果了。那，當然，就是葛蘭西著手要解決的問題。
這也把我帶到了我主要的觀點，也即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于，他是關于政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驅。因為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政治寫了許多，但他們卻不愿意在這個領域發展一種普遍的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正如恩格斯在著名的注釋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的晚期書信中指出的那樣——他們認為指出“法律關系以及國家的種種形式不能從它們自身來理解，而植根于生活的物質境況/條件”（《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更加重要。因此他們強調的，首先是“從基本的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恩格斯致梅林）。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關于像同質的本質和結構，國家的組織和構成，以及政治運動的本質和組織那樣的問題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出自當時（事件）的注釋的觀察的形式進行的，一般來說是其他論述的附帶論述——也許，只有他們關于國家起源和歷史特征的理論例外。足夠符合邏輯地，在奪權前夜，列寧感到一種關于國家和革命的系統理論的需求，但眾所周知，隨后十月革命在他完成理論的創作之前就已經發生了。而我要指出，在第二國際時期發展出來的關于結構，組織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的討論，主要與實踐的問題有關。其理論的歸納是附帶性的和即興的，也許只有民族問題的領域除外，在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已經從實踐上開始打草稿。我不是說這沒有帶來重要的理論創新，因為在列寧那里創新是很明顯的，盡管是在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我們閱讀關于列寧的新型政黨的概念，比如說，我們就會發現，令人吃驚地，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爭論的介入是如此之少，盡管像考茨基，盧森堡，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馬爾可夫和梁贊諾夫那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參與了爭論。一種政治的理論確實隱含其中，但它只是部分地顯露出來。
對于這一空隙，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說，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之前，這看起來并沒有那么重要。但那時，我要指出，它變成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缺陷。在俄國之外革命遭遇了失敗或根本就沒有發生，而一種系統性的——不僅關于贏取權力的運動策略，還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技術問題有關，這個問題在1917年一直沒有被人們看作一個具體而直接的問題來嚴肅地思考——重新思考變得必要。在蘇聯內部，在蘇聯政權從它為維持自身以成為永久性的存在的絕望斗爭中出現的時候，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會——就其政治結構和制度而言，以及，作為一個“公民社會”——是什么且應當是什么樣子的問題也出現了。本質上說這是近年來一直困擾馬克思主義者的，并且在當時也注定要在蘇聯共產主義者，毛主義者和“歐洲共產主義者”，更不用說那些外在于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之間得到討論的問題。
我強調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這里我們談論的問題與兩組不同的政治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和本質。葛蘭西試圖同時把握這兩組問題，盡管有的評注家在我看來對其中的一組問題進行了過度的強調，也即，策略問題。但是，無論這些問題的本質是什么，很快，在共產主義內部它就變得不可討論，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一直如此。事實上，人們可以說對葛蘭西來說，要在他的著作中把握這些問題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他在監獄里（寫作），被切斷了與外界政治的聯系，并且是為未來而不是當下而寫作。
這不是說他不是政治地寫作——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的當前形勢而言。事實上，理解葛蘭西的作品的諸多困難之一，就在于他想當然地接受了一種與情景和討論的熟悉性，而這些東西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是未知或已經遺忘了的。因此佩里·安德森才會在最近的作品中提醒我們，葛蘭西一些最有個性的思想，源于并進一步發展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在共產國際的辯論中出現的那些主體。總之，他被引向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發展一種完全政治的理論的元素的方向，而他很可能是第一個這么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不會試圖總結他的觀念：相反，我要揀出其中的一些線索并著重強調它們在我看來的重要性。
葛蘭西，就認為政治是“一種自治的活動”（《獄中筆記》），內在于由歷史發展設定的語境和限制而言，并且因為他的特別之處在于著手探究“政治科學在馬克思主義的關于世界的系統（自洽且邏輯的）概念中占據或應當占據的位置”（同上）而是一名政治理論家。然而，這不僅僅意味著，他在馬克思主義中引入在他的英雄，馬基雅維利——這個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并不經常出現——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的那種討論。政治對他來說不僅是贏得社會主義的策略的核心，更是社會主義本身的核心。政治對他來說，就像霍爾和諾威爾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是“核心性的人類活動，個體意識借以被帶入與社會和自然世界——就其所有的形式而言——的接觸的手段”（《獄中筆記》）。簡言之，它（的含義）要比通常使用的那個術語更寬泛。甚至比葛蘭西自己狹義的“政治的科學與藝術”都要寬泛，他把后者界定為“由研究的實踐法則和對喚醒對實在事實的興趣，對激發更加精確更加嚴格的政治洞見來說有用的細節性的觀察組成的機體”。它部分地含蓄于實踐的概念本身：理解世界和改變世界是一回事。而實踐，人們自己創造的，盡管是在給定的——以及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創造的歷史，就是他們的所作所為，而不僅僅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中，人開始對社會的矛盾有所意識。實踐，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努力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簡而言之，它是可以被稱作政治行動的那種東西。但它也部分地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承認：政治行動本身并不是一種自治的活動，即便它“生于經濟生活的‘永恒’和‘有機’的領土”。
這適用于社會主義的建構也適用于——也許更多地適用于前者——其他地方。你可以說對葛蘭西來說，社會主義的基礎并不是經濟意義上的社會化——亦即，社會所有和規劃的經濟（盡管這顯然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框架）——而是政治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化，也就是說，一直以來被稱作在集體的人身上形成習慣的過程的那種東西，這個過程會使社會行動彼岸的自治，并消除對某種外部的，強制規范的機器/裝置的需要；自治但又有所意識。葛蘭西談論的社會主義中生產的角色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創造物質上富足的社會的手段，盡管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在跳過這點的時候他毫不懷疑最大化生產的必要性。這是因為人在生產中的地位對他在資本主義下的意識來說是和核心性的；因為這種意識的自然的學校，就是工人在大工廠里的經驗。葛蘭西傾向于——在他在都靈的經驗的啟發下——把大規模的現代工廠看作社會主義的學校，而不盡然是異化的場所。
但重點在于，社會主義中的生產因此就不能只被單獨地被看做一個技術或經濟的問題；它必須被同時被看作是技術和經濟的問題，而且從他的觀點來看，這主要是一個關于政治教育和政治結構的問題。甚至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從這點來看這種社會是進步的，工作/勞動的概念就教育而言也是核心性的，因為“關于社會和自然的次序以工作/勞動為中介，以人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為中介的觀察，創造了一種關于從魔法和迷信中解放出來的世界的直覺的元素。它為關于世界的那種歷史的，辯證的概念的發展提供了基礎，這種概念理解運動與變革……它把當代的世界設想為過去的，所有時代的綜合，它把自身投向未來。那就是基本的學校的真實基礎。”而我們可能注意到在葛蘭西那里一個持續主題的跳躍：未來。
葛蘭西的政治理論的主要論題在1931年九月的那封著名的書信中得到了闡述：
我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計劃……我極大地在當前這個詞所具有的意義——它指的主要是偉大的知識分子——之外拓展了知識分子的觀念。這項研究將把握導向國家的一些特定的決定因素。通常，國家被理解為政治的社會（也就是說，使人民大眾與給定時刻的生產和經濟支配類型保持一致的強制機器/暴力裝置的獨裁）而非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均衡（也就是說，通過所謂的像教會，工會和學校等那樣的四人組織來執行的，某個社會群體對整個民族社會的霸權）。確切來說，公民社會就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專有領域。[2]
如今作為強制與霸權制度之均衡（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是二者的統一）的國家概念本身并不新奇，至少對那些現實地看待世界的人來說如此。顯然，統治階級不僅依賴強制力和權威，也依賴來自霸權——葛蘭西稱之為由統治群體所行使的“智識和道德的領導”以及“支配性的基礎群體強加于社會生活之上的總體的方向”——的同意。在葛蘭西那里新鮮的是這樣一個觀察，即甚至資產階級霸權也不是自治的，相反它是通過有意識的政治行動和組織來實現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資產階級只有像馬基雅維利提議的那樣，通過這樣的行動——事實上是通過某種雅各賓主義——才能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掌握霸權。一個階級必須超越葛蘭西所謂的“經濟-合作的”組織以在政治上變得霸權；附帶地，這也就是為什么甚至最激進的工會主義也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下屬部分。這樣，“支配”或“霸權”階級與“下屬/次屬”階級之間的區分也就是根本性的了。因為革命的基本問題在于如何使一個迄今為止一直處于從屬地位的階級有能力掌控霸權，相信自己是一個潛在的統治階級并對其他階級也在這點上顯得可信。
對葛蘭西來說，黨——“現代的君主”——的重要性就在這里。因為與總體而言擋在資產階級時期——關于這個時期葛蘭西也做了一些杰出的評論——的發展的歷史重要性截然不同，他認為只有通過黨的運動和組織，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只有通過黨，工人階級才能發展其（階級）意識并超越自發的“經濟-合作”或工聯主義的階段。事實上，一如我們知道的那樣，社會主義在它取得勝利的地方導致了黨向國家的轉變并且社會主義本身也是通過黨向國家的轉變來完成的。在他關于黨的角色的大觀點上，葛蘭西在深層次上說是列寧主義的，盡管在他關于具體而言在某個既定時期黨的組織應該是什么或關于黨的生活的本質是什么的觀點上不必然如此。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他關于黨的本質和功能的討論要先進、超越于列寧的觀點。
當然，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這樣一個事實，即黨和階級，無論在歷史上是如何地統一，實際上不是一回事，并可能分離——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帶來了許多問題。葛蘭西也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同時他也意識到官僚化的危險。確實，他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發展的敵視甚至在他在監獄里的時候也給他帶來了許多麻煩。我希望我可以說他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充足的解決方案，但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做到了這點，我同樣懷疑迄今為止，有人真的做到了這點。但盡管如此，葛蘭西在官僚集中化上的評論，盡管濃縮且艱澀（比如說，《獄中筆記》），還是值得嚴肅研究。
另一個新鮮的地方時葛蘭西對統治機器/裝置，霸權形式的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說威權主義形式的統治機器，本質上在于“知識分子”的堅持。他把這些裝置界定為一種為這些目的服務的社會在功能上的某種分化，而不是某類特殊的精英或某種特別的范疇或多個范疇。換言之，對葛蘭西來說，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不是所有人但在行使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現在，在他強調了社會過程中上層建筑的自治角色，甚或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政客并不必然等同于公園長椅上的工人這個簡單事實的意義上說，這點是重要的。然而，盡管在葛蘭西那里它經常走向絕妙的歷史論述，我本人還是沒有看到這一觀察對葛蘭西的政治理論來說和他本人顯然認為的那樣同樣地重要。特別是，我認為他在所謂“傳統”知識分子和為一種新階級本身所生產出來的“有機”知識分子之間做出的區分——至少在某些國家——比他暗示的更不重要。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在這里還沒有完整地把握他復雜而艱澀的思想，而我當然也應該強調這點，即這個問題對葛蘭西本人來說非常重要——從他在這個問題上花費的篇幅來判斷。
另一方面，葛蘭西的策略思想不僅——就像一直以來那樣——充滿了相當杰出的歷史洞見，也具有重大的實踐上的重要性。我認為我們應當把三件相當分離的事情關聯起來：葛蘭西的總體分析，他關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共產主義策略的觀念，以及最后，在既定時間意大利共產黨關于策略的實際觀念，后者當然受到了陶里亞蒂對葛蘭西理論的解讀，以及陶里亞蒂的繼承者的解讀的啟發。我不想深入第三點，因為這些討論與本文的目的無關，我也不想用過多的篇幅來討論第二點，因為我們對葛蘭西的判斷并不依賴于他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特定情境的評價。有充足的理由來堅持這點，比如說，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是一部深刻而基本的著作，即便馬克思本人在1852年到1870年對拿破侖三世的態度以及他對拿破侖三世的體制的評估經常是不現實的情況下也如此。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任何對葛蘭西本人或陶里亞蒂的策略的批評。二者都是可維護的。且不論這些問題，我想單獨列出葛蘭西的策略理論中的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不是葛蘭西選擇了某種在西方拖延或“象征性”福利（延緩福利或選擇象征性的福利）的策略——這種策略與他所謂的“正面的戰爭”或運動的戰爭相反——這個事實，而是他如何分析這些選項。在預先接受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開始在意大利和在西方大部分地區不可能發生十月革命——也不存在支持這樣一場革命的現實條件——的情況下，顯然，他不得不考慮一種長期拉動的策略。但事實上他在原則上并不是專注于他預測的和推薦的漫長的“立場戰爭”的特定的結果。這可能直接導致向社會主義，向另一個運動戰和進攻階段，或向某個其他的策略階段的過度。可能發生的是什么，（這）必然取決于具體情境中的變化。然而，他確實考慮了一種少數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同樣清晰地面對的可能性，即在西方，革命的失敗可能會通過他所謂的某種“被動的革命”而導致一種更加危險的，進步力量的長期的弱化。一方面，統治階級可能會允許特定的要求以預先阻止和避免革命，另一方面，革命運動可能會發現它在實踐中（盡管在理論中并不必然如此）接受了它的重要性并可能被侵蝕并在政治上被整合納入體系（參見《獄中筆記》）。簡言之，“立場的戰爭”必須被系統地思考為一種斗爭的策略而不僅僅是某種在不存在建設街壘之前景的情況下革命必須做的事情。葛蘭西當然也吸取了1914年社會民主的經驗，即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歷史決定論。對歷史來說，等待工人不知怎么地自動地掌權是不夠的。
第二點是，葛蘭西對把工人階級變成潛在的統治階級的斗爭，為霸權而進行的斗爭在權力的轉移之前，以及在權力轉移期間及轉移之后都必須發動起來的堅持。但這種斗爭并不僅僅是“立場的戰爭”的一個面向，它也是一切情勢下革命策略的決定性的一個方面。自然，在權力的轉換之前盡可能地贏取權力，在那些統治階級權力的核心在于大眾的次屬/服從而非強制的國家特別重要。在大部分“西方”國家就這樣，無論超-左派怎么說，也無論這個事實是如何地不受質問，即歸根到底，強制在那里是為了被使用。正如我們可能在，比如說，智利和烏拉圭看到的那樣，在特定的一點（程度）之外，用強制來維持統治老實說變得與表面上或真實的同意的使用不兼容，而統治者不得不在霸權和強力，笑里藏刀和鐵拳二者之間進行選擇。在他們選擇強力的地方，結果一般來說也并不支持工人階級運動。
然而，正如我們甚至在已經發生過一場推翻舊統治者的革命的，像葡萄牙那樣的國家中可以看到的那樣，在缺乏霸權性的強力的情況下，甚至革命也不得不潰敗。他們必須從階層贏取足夠的支持和同意，然而又要脫離就有的體制。霸權的基本問題，擦略低看，并不是革命者如何掌權，盡管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問題在于，他們如何變得被接受，不僅被接受為一種政治上的存在或不可避免的統治者，更被接受為向導和領導。這顯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如何贏取同意，另一方面，革命者是否準備好行使領導權。也要考慮的具體的政治情景，它既是民族國家的，也是國際性的：它可能使革命者的努力變得更加有效或更加艱難。波蘭共產黨遠在1945年很可能不被接受為一種霸權的力量，盡管他們準備成為這樣的一種力量；但多虧了國際的情景，他們確立了自己的權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1918年很可能被接受為一種霸權的力量，但他們并不愿意像霸權力量那樣行動。因此也就有了德國革命的悲劇。在1945年和1968年，捷克共產黨員本可以被接受為一種霸權的力量，并且也準備好扮演這樣的角色，但他們卻不被允許這么做。在過渡（無論其本質或速度如何）之前，期間和之后為霸權而進行的斗爭仍然是決定性的。
第三點是，葛蘭西的策略，以一種永恒的有組織的階級運動為其核心，在這個意義上他關于“黨”的觀念回到了馬克思本人的概念，至少是后期馬克思的，認為黨，可以說是有組織的階級的觀念，盡管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甚至也不是列寧，沒有集中在正式的組織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政治的領導和結構形式，以及對他所謂的階級和政黨之間的“有機”聯系上。在十月革命的時候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群眾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絕大多數革命理論家，包括1917年之前的布爾什維克，都被迫僅僅以動員大眾的自發的不滿——在這些自發的抗議不被允許或經常是改良主義的情況下——的干部黨或活動家群體來進行思考。他們還不能從永恒的根深蒂固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大眾工人階級運動方面來進行思考，而這些運動實際上在其國家的政治場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都靈運動——葛蘭西在這場運動中形成了他的觀念——是一個相對罕見的例外。而盡管它是共產國際創造共產主義群眾政黨之努力的主要成就之一，還種種跡象表明，比如說，在所謂“第三時期”的宗派主義中，共產國際的領導（在一些具有大眾勞工運動的國家中區別于共產黨員）對以古老方式發展的大眾勞工運動問題并不熟悉。
這里，葛蘭西對革命者與群眾運動的“有機”聯系的強調是很重要的。意大利的歷史經驗使他熟知沒有這種“有機”聯系，而是如其可能并在它們可能的時候進行動員“志愿者”群體的革命的少數派，它們“根本不是真正的群眾黨……而是吉普賽幫派或游牧民在政治上的等價物”（《獄中筆記》）。甚至今天——也許特別是在今天——許多左派政策也是這樣，出于相同的原因，不以具備其群眾組織的真正的工人階級，而是以一個觀念上的工人階級，以某種對工人階級或其他任何可動員的群體的外部觀念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葛蘭西的原創性在于，他是一個從未屈服于這種誘惑的革命者。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本身——作為它的實在而不是作為在理論中它應當是的那種東西——應當是葛蘭西的分析與策略的基礎。
但是，正如我反復強調的那樣，葛蘭西的政治思想不僅僅是策略性，工具性或操作性的。其目標不僅僅是勝利，在勝利之后另一種不同的次序和分析的類型會隨之而開始。在那時和現在都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葛蘭西以一些歷史的問題或事件作為他的出發點然后從它開始歸納，后者不僅與統治階級的政治或某些相同情景的政治相關，更與普遍而言的政治有關。那是因為他持續地意識到，在所有人或至少在從歷史上看范圍非常廣泛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政治關系之間，存在某種共通的東西——比如說，他喜歡提醒我們注意，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差異。他從未忘記社會，要大于經濟的支配和政治的權力的結構，甚至在被階級斗爭撕裂的時候（恩格斯在很久之前就指出了這點）社會還是具備某種特定的內聚力，而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自由，則提供了把它們建構為由自由人組成的真實的共同體/社群的可能性。他從未忘記為一個社會——無論是實際的社會還是潛在的社會——負責，要大于考察直接的階級或部門甚或國家的利益：比如說，它預設了“與過去，與傳統或與未來”的連續性。因此葛蘭西堅持革命不僅僅是對剝削者的剝削，而且，在意大利，也是對人民的創造，對一個民族/國家的實現——這既是作為對過去的否定，也是對過去的完成。確實，葛蘭西的作品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少得到討論——確切來說，在過去，在一場革命中被革命化了的是什么，以及被保存的是什么，為什么以及如何保存；也即連續性與革命之間的辯證的問題。
但當然了，對葛蘭西來說，這本身并不重要，它在同時作為一種大眾動員和自我轉變的，智識和到的改變，集體的自我發展的手段的時候才是重要的，而這些都是人民在其斗爭中，在新的霸權階級及其運動的領導下改變和塑造自身的過程的一個部分。而盡管葛蘭西共享了常見的對關于社會主義未來的推測的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大多數其他人不一樣，他確實在運動本身的本質中尋找此類推測的線索。如果他通過如此清楚而細致入微的分析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結構和發展是一場政治運動，是一個黨的話；如果他追溯了，比如說，一場永恒的、有組織的運動——這種運動區別于那種快速的“爆炸”——最細的枝節與分子元素（就像他說的那樣）的話；那么，這恰恰是因為他認為未來的社會是以他所謂的通過這樣一場運動并且只能通過這樣一場運動來完成的“某種集體意志的形成”為基礎的。因為只有這樣，一個直到現在都處于次屬地位的階級才能把自身轉變為一個潛在的霸權階級——如果你愿意的話，也可以說，只有這樣，它才適于建設社會主義。只有這樣，它，才能通過它的政黨，實際地成為“現代的君主”，變革的政治引擎。而在建造自身的時候它也會在某種意義上完成對這樣的一些基礎的確立，而新的社會，正是在這些基礎上建成的，而它的一些綱領也會在其中并通過它表現出來。
最后，我要問，為什么我在這個章節中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為政治理論家的葛蘭西身上。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一個不同尋常地有趣而令人興奮的政治理論家。當然，也不是因為他對黨或國家應當如何組織給出了藥方。和馬基雅維利一樣，它是一個思考社會應當如何奠立或轉變，而非思考構成性的細節，更不要說在游說通信中比比皆是的瑣碎細節的理論家。我之所以強調葛蘭西的這一面，是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他是最為清楚地意識到政治作為社會一個特別層面的重要性的一個，這也是因為他承認，在政治中涉及的不僅僅是權力。這，具有重大的實踐上的重要性，至少對社會主義者來說如此。
資產階級社會，至少在發達國家中，出于歷史的原因——這里將不再深入這些原因——一直以來都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政治框架和機制上。這就是為什么政治的安排對強化資產階級霸權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手段，這樣諸如保衛共和，保衛民主，或保衛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口號才能在主要使統治者受益的情況下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結合在一起；但這不是說，這些口號與被統治者無關。這些口號因此而遠不止是對強制的粉飾，甚至也不僅僅是單純的詭計與欺瞞。
社會主義社會則，這也是出于廣泛的歷史原因，集中于其他的任務，尤其是那些計劃經濟，并且（權力的決定性的問題是例外，而且，也許，在多民族國家，同樣例外的還有其組成民族之間的聯系問題）對它們實際上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過程的關注要少得多。這些都盡可能地被留給了非正式的操作，這些操作有時甚至違反了已經得到接受的憲法或黨的條例——比如說規律性地召開代表大會——并經常是在某種模糊中完成的。在極端的情況下，就像在近幾年來的C國那樣，對國家的未來產生影響的重大的政治決策看起來是從頂層的統治者的小群體的斗爭中突然出現的，而這些決策的本質并不清楚，因為它們從來就沒有得到過公開的討論。在這樣的情況下肯定有問題。且不說這種對政治的忽視的其他缺點，在人民大眾被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甚至可能被允許向去政治化和對公共問題的冷漠漂移的情況下，我們怎么可能期望改變人類生活，創造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社會區別于社會地所有并管理的經濟）呢？這點變得越來越清楚：大多數社會主義社會對其政治安排的忽視，正造成（社會主義的）嚴重的虛弱，而這，必須得到治療。社會主義的未來，無論在那些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那些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取決于更多地關注這些問題。
在堅持政治的決定性的重要性的同時，葛蘭西把注意力集中在社會主義的建構以及社會主義的獲勝的決定性的一面。這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的一個暗示。因此，一位把政治作為其分析核心的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今天也就特別值得閱讀，注意并在思想上加以消化了。
[注]譯自Eric Hobsbawm, “Gramsci”, 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 of Marx and Marxism（《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故事》）, Little, Brown, 2011, 第十二章，pp.31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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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蘭西的《獄中筆記》已經由約瑟夫·A. 布蒂杰格(Joseph A. Buttigieg)全部譯為英文（NY, 1992-97）。弗蘭克·羅森加爾騰(Frank Rosengarten)編輯的《獄中書信》全本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以兩卷本的形式出版(NY, 1993-4)。英語文獻中最簡易的入門書還是Q.霍爾和G.諾威爾-史密斯合編的《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筆記選》(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也可以參考大衛·佛格克(David Forgacs)的《葛蘭西讀本：1916-35年著作選》(A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35)。詹姆斯·馬丁(James Martin)編輯的四卷本《安東尼奧·葛蘭西：對政治哲學家領軍人物的批判評論》(Antonio Gramsci: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London and NY, 2001)則提供了關于這位思想家的廣泛的意見。更為新近的研究有安妮·朔斯塔克·薩松(Anne Showstak Sassoon)的《葛蘭西與當代政治：超越智識的悲觀主義》(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London and NY, 2000)和P.艾夫斯(P. Ives)的《葛蘭西那里的語言和霸權》(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London and Ann Arbor, 2004)。
[2] A.葛蘭西：《獄中書信》(Lettre del Carcere; Turin, 1965), p.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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