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什么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這一命題是鄧小平的發明。一九七七年五月，他在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談到：“今年四月十日我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斗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運用這個思想體系。”爾后，他又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中談到：“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這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提出的一個卓越的命題。它樹起了“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當時黨內一方面已開始將毛澤東思想教條化，就是搞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另一方面，黨內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逆流，鄧小平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通過批判否定的逆流，樹立起了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它對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進行了規范。這個概念至少涵蓋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意思。第一，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2頁）；第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反對以偏概全和庸俗化對待毛澤東思想，“林彪否定毛澤東思想，說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澤東思想。林彪還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第二卷第42-43頁）；第三，毛澤東思想不僅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指導思想，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9頁）；第四，毛澤東思想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9頁）。　　

鄧小平不僅提出了“完善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這一命題，而且領導全黨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一九八一年，我們黨形成了那個著名的《決議》。這個《決議》對“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作了詮釋和概括。它將毛澤東思想定義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并將毛澤東思想概括為“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六個方面的內容。同時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從此，《決議》中的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主流的毛澤東思想，亦即鄧小平致力確立的“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定格在了《決議》之中，事情結束了。　　

但是，凡是認為事情已經結束的地方，往往才是問題的開始。因為人的認識、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不可能一次完結，因為概括和總結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體系的任務難以完全徹底完成，因為從今以后如何認識、對待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竟然引起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吶！　　

一、《決議》夸大了毛澤東的錯誤。　　

《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高的，對毛澤東的功績是肯定的。《決議》評價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決議》對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創立的功績基本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因為《決議》對發生的一些具體的錯誤所作的結論是不準確的，有些甚至是嚴重失實的。　　

1、《決議》說：“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決議》對“反右”斗爭中出現的錯誤所作的結論是準確的，但主要責任不在毛澤東，主要責任恰恰在中共中央的執行機構——中央書記處和地方各級黨委負責人。因為毛澤東的反右斗爭理論和政策，說得明明白白、講得清清楚楚，有他的雄文《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事情正在起變化》、《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做革命的促進派》為證。毛澤東認為“右派分子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5頁）。并且，“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堅決的骨干分子經常鬧的，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為他們拍掌的、擁護他們的。”（同上，第441頁）；并且，反右是為了改造右派，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新人，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心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同上，第455頁）對此，中共中央原書記處書記鄧力群曾有公允之論：“我們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這套理論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內部矛盾講得很清楚……按照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對黨的領導，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即使他有嚴重的錯誤，也不應當成敵我矛盾，不應劃為右派。還有一個數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說是4000人，后來擴大到8000人，最后毛主席全國展開以后控制在10萬人，實際上搞了55萬人。各個單位、各個地方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這不能歸于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相反是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的。”（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明明是違反毛澤東的理論和政策的錯誤，可是由于《決議》中語焉不詳、責任不清，一干別有用心的人趁機將責任一古腦兒推給毛澤東，而右派分子則對毛澤東進行了持續不斷的三十多年的攻擊和控訴。　　

2、《決議》說：“毛澤東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對“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運動的狂飚突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醒悟得最早、制止得最力、形成的理論成果最高、在政策上講得最清的恰恰是毛澤東同志。正是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促進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思考，使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很快走向了成熟，尤其是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很早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的體系。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它的特殊規律，必須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辦事，“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表明，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五億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我勸吳芝圃同志（河南省委書記、信陽餓死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筆者注）不要同陳伯達搞在一起，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毛澤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鑒于“五風”，尤其是“共產風”日盛，毛澤東決心“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并且直接發表致省到生產隊的公開信，要求講真話，講求實際：“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直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而且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正是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助長了“大躍進”期間“五風”的愈演愈烈、越刮越猛。比如，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　　

“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談過，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屆三中全會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天津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溥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31-732頁）　　

原來人民公社竟是這樣吹出來的。　　

可見，正是中央和地方各級負責同志沒有理解和執行毛澤東制定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理論和政策，才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三年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可是《決議》將主要責任推到毛澤東身上，右派精英則據此將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一些人，擴大成三年國難時期餓死3000萬、4000萬，甚至5000-7000萬的罄竹難書、罪無可赦的滔天大罪！　　

3、《決議》說：“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　　

如果說“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有“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的缺點的話，那么差不多五十年之后，中央制定的“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尤其是之前“實現國民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的經濟路線與當時的總路線有什么本質不同？這個路線又有什么缺點？　　

4、《決議》說：“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　　

這只能說是歷史的吊詭。其問題的癥結是：廬山會議本來已對“左”的傾向作了全面反思，并且即將形成決議，彭德懷為何還提出清算“左”的錯誤？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又起了什么作用？李銳、田家英等秀才們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地方大員們又起了什么作用？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毛澤東固然負有責任，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同志更負有責任。劉少奇就將廬山事件提高到了分裂黨的高度。彭德懷同志本人就不負責任？畢竟是他改變了廬山會議的方向，并且改變了中國一段時期的發展路線。　　

5、《決議》說：“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復辟，并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的根源。”　　

然而，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理論，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肇發于1957年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理論之所以被認為是“左”禍之源而加以徹底否定，一是因為政治博弈的需要，二是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主要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主要矛盾學說的誤解。毛澤東沒有嚴格區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他不僅那樣說了，而且分明那樣做了。按照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是功績，而不是錯誤。鄧力群就十分贊同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他說：“這段話（指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于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論述。——筆者注）能夠說不對嗎？能夠說同馬恩列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相違背嗎？十中全會公報的這段話是總結了國內外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現在看這次的北戴河工作會議，八屆十中全會是正確的。過去的印象里頭，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認為是一種干擾。現在看，十中全會是端正政治方向。沒有十中全會確實可能走偏方向。及時提出這一個問題，避免了這樣一個危險。1962年調整工作取得成績，不應該只講劉少奇的貢獻，應該把毛主席的貢獻、中央集體的貢獻放在一起來估價。”（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　　

6、《決議》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現在看來，這不是毛澤東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毛澤東的功績，它對于純潔黨的隊伍、加強黨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事實表明，“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的恰恰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　　

7、《決議》說：“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確實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一方面，這場運動不僅摧毀了封資修的東西，而且摧毀了一些紅色的東西；另一方面，它不僅重建了紅色文化，而且創建了人民大眾文化，只能說這是一個毀譽參半、對錯并存的運動吧。　　

8、《決議》說：“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即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群眾。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面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總之，《決議》是對“文革”全盤否定，對毛澤東是橫加指責，只是比直斥毛澤東“文革有罪”稍遜一步。　　

的確，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異數。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文革”已深入中國的歷史、人類社會的歷史，必將成為中國和世界的永恒話題。“文革”的內涵太豐富了，“文革”的經驗教訓也太多姿多彩了，絕不是《決議》簡單的概括所能涵蓋，也絕不只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當然，這也不是拙作闡述的重點。這里，我只能簡單談幾點對毛澤東和“文革”的看法。　　

第一，“文革”確有錯誤。“文革”的錯誤就是“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就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就是在“文革”運動高峰時，嚴重沖擊了生產；就是“文革”中的派性斗爭。然而，“文革”的這些錯誤恰恰又是沒有正確地執行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政策所造成的，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而造成的。　　

第二，毛澤東確有錯誤。毛澤東的錯誤就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被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所迷惑和利用，就是一度支持和慫恿了“文革”極左思想，就是一度姑息和容忍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就是一度姑息和放縱別人搞個人崇拜。但毛澤東不是沒有看到這些問題。1970年12月，毛澤東對他的老朋友斯諾說：“‘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里說要文斗，不要武斗，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后把腳收回來。第二條我很不高興，就是抓了俘虜，虐待。個人崇拜是討嫌的。”　　

第三，“文革”的直接矛頭確實是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就是如此認為的。有沒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當權派？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的判斷絕對沒有錯誤。而且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黨內事實上存在嚴重分歧，一部分黨內領導人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第四，“文革”是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鳳凰涅槃。“文革”雖然號召奪權，但是向走資派奪權。奪權雖然是“文革”的一個直接目的，但不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吐故納新。“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空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轉引自《紅旗》雜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論）它是一九五七年共產黨內整頓“三風”，即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運動的繼續，是對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國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繼續，是為了實踐謝覺哉同志所說的與中國 “官國”傳統的徹底決裂，是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它雖然剝奪和限制了一批干部的政治權利，甚至人身權利，但它確實培養和造就了一個焦裕祿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它對中國共產黨自我更新的長期目標雖然失敗了，但是他的救贖行動已經深深嵌入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靈魂之中。　　

第五，“文革”是為了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鳳凰涅槃。“文革”的重點是整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沒有一個“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我們這里暫姑且不論。但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怎樣的社會主義”的爭論，在黨內爭論是很激烈的。比如說有人主張以俄為師。但蘇聯從赫魯曉夫一上臺就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彭真、張全景等黨的領導人都認為蘇聯變修從赫魯曉夫就開始了，最終經戈爾巴喬夫之手忘黨忘國。比如說有人主張以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為藍圖。雖然中國沒有第二國際的傳統，走向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數十年后，謝韜就認為中國改革走的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路子，搞的就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自然也有自己的社會主義藍圖。這個藍圖集中體現在他一九六二年發出的“五·七”指示里：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有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運動。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魚），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個“五·七”指示勾畫的是一幅美妙而又質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藍圖。它既是對過去社會主義本質內容的自然銜接——“勞動者一定要管理上層建筑，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毛主席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及談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力；又是“文革”所追求的全新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它是一個學校式的社會，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實現天下平等的社會，是一個淡化商品流通的社會。這個公平、平等或者扁平化的社會，“文革”是部分地實現了。美國友好人士韓丁說：“有一個時期，文化革命似乎是歷史的分水嶺，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們擺脫了舊中國的上層建筑，擺脫了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將他們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新的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自我更新的長遠構想失敗了，但中國社會主義的自我救贖的精神卻在烈火中永生了。　　

第六，“文革”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自我更新。“文革”提倡的是狠斗“私”字一閃念，主張的是靈魂深處暴發革命，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改造”和“互幫互學”。比如，全國人民學雷鋒，全體干部學習焦裕祿，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等。盡管“文革”后來被稱為血雨腥風，“被貶為最最離奇古怪的玩弄陰謀、相互撕殺，一場徹頭徹尾的任意胡作非為的爭權奪利的派性斗爭。”（韓丁語）但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承認，“文革”時期社會秩序是穩定的，社會風氣是好的，干部隊伍是廉潔的，中國人民曾作為“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的“四有”公民傲立于世界之林。毛澤東的中華民族自我更新的長遠目標雖然失敗了，但作為一種精神價值卻是已經遺傳下來了。　　

第七，“文革”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文革”的經濟理論是“抓革命、促生產”，基本原則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基本方法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盡管“文革”在運動初期曾使國民經濟造成了一些損失，但整個“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　　

由此可見，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雖然有錯誤，甚至是嚴重錯誤，但“文革”絕對不是“浩劫“、“災難”、“崩潰”，絕對不是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背叛，恰恰相反，是對它們的自我救贖和自我革命。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雖有錯誤，但他沒有嚴重錯誤，更沒有什么“悲劇性”錯誤。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一生不是“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而是功昭日月、光照千秋，而他的過失和錯誤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也許臺灣著名作家李敖的觀點是對毛澤東的功績和錯誤的最好詮釋，他說：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因為他起到了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正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強國。但中國成為軍事強國，并不等于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富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化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直追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二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上有汽車、火車和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么？它們是典型的殖民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之類。（轉引自張夢寧《李敖竟如此評說毛澤東》）　　

二、《決議》沒有全面科學地概括毛澤東思想　　

《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表面看來，不僅顯得循名據實，而且顯得有根有據。因為它是遵循中共歷史上形成的關于毛澤東思想的邏輯和具體內容來進行概括的。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曾經作過三次概括。　　

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的概括。它將毛澤東思想概括為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四個方面：　　

在政治上，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在中國革命的任務和階級關系的問題上、革命戰爭和根據地的問題上以及進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導上為黨制定了正確的理論路線和方針；在軍事上，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規定了服從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我們的軍隊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領導的服務于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我們的戰爭必須在承認敵強我弱的條件上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和我之優點，充分地依據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在組織上，制定了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從事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其中的第二次概括是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這樣的概括：　　

“毛澤東思想從它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至是發展著、完整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件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于文化的理論與政策。　　

對照我們黨“七大”上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概括，《決議》的定義和概括好象顯得更加精煉、也更加科學。但它只是邏輯形式的更加精煉、更加科學，只是它認為是科學的毛澤東思想的更加精煉、更加科學，至于它認為是錯誤的、不成熟的理論，則是毫不手軟，斥之門外。例如《決議》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就實行了“金圣嘆式”的外科手術。不惟如此，《決議》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邏輯形式也是值得商榷的，基本不涉及毛澤東精神和毛澤東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也是不可原諒的。　　

1、《決議》閹割、肢解和腰斬了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決議》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依據新民主義革命勝利所創造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政治條件，采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內部還存在著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內部要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確方針。他多次強調不要機械搬用外國的經驗，而要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這種情況出發，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漢族和少數民族、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外援等各種關系，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綜合平衡。他還強調工人是企業的主人，要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人員、工人、干部“三結合”。他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以便團結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思想。　　

這個概括的言外之意和言下之意是：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是正確的，必須全面肯定。　　

——毛澤東科學、嚴謹、系統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矛盾學說，只是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正確的而被肯定。至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學說，因為嚴重脫離社會主義實際而被基本否定了。　　

——毛澤東科學、嚴謹、系統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學說只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文學藝術的方針，是正確的而被肯定。至于中共中央曾經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由于“有了特定的含義”而被徹底否定了。　　

——毛澤東科學、嚴謹、系統的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只是因為正確處理十大關系、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內部各種關系、“鞍鋼憲法”的管理理論是正確的而被肯定。至于毛澤東其他科學、嚴謹、系統的政治經濟理論則被摒棄了。　　

——毛澤東科學、嚴謹、系統的關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由于“說了許多官話和空話”而被棄置一旁了。　　

直白地說，《決議》基本否定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矛盾規律的學說，基本否定了毛澤東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基本棄置了毛澤東關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本棄置了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一個閹割、肢解和腰斬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亦即閹割、肢解和腰斬毛澤東思想的《決議》。但是，無論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看，還是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看，一點也不支持《決議》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作這樣閹割、肢解和腰斬。　　

（1）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理論的深化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在于馬克思（包括恩格斯）全面、深入、細致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態，從而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規律。人類社會之所以是有秩序和有規律的發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人類社會自身的矛盾運動。這個根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這里有必要討論一下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關系問題。在馬克思和毛澤東那里，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時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換的。例如說，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也是。根本矛盾與主要矛盾有時也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換的。例如，毛澤東說：“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毛澤東選集》第314頁）“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都為這個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毛澤東選集》第320頁）但它們的內涵在馬克思和毛澤東那里卻是準確無誤的。將支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矛盾稱為根本矛盾，將支配人類社會單獨的社會形態發展的矛盾稱為基本矛盾，將支配人類社會單獨的社會形態所表現出來的主要階級之間的矛盾稱為主要矛盾應該不違反革命導師們的原意。　　

事實上，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艾思奇同志已說得比較明白透徹了：　　

資本主義大工業把成千的勞動者組織在一個企業或工廠里做工使生產過程有了一種集體的性質或社會公共的性質，生產過程的這種社會以共性質要求把生產資料歸社會公共所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和一切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資本家私有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它的生產力之間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其他矛盾都是從這一個根本矛盾上產生出來、表現出來的，這些矛盾的表現有各種各樣，現在只講最主要的兩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是：個別企業和工廠內的生產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都是盲目的、無計劃的、無政府的……資本家為追逐利潤而生的的這種制度和大工業的巨大生產力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生產關系和它的生產力的發展日益不相容了。　　

以上講了第一個主要的矛盾，現在講第二個主要矛盾，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的矛盾。這樣，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是尖銳的對立著，兩個階級的斗爭不斷地發展，特別到了危機恐慌時期，工人階級的痛苦就更為加深，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斗爭，就常常要發展成革命的危機……（艾思奇《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發展史》第115-119頁）　　

資本主義社會兩個主要矛盾！熟讀革命導師經典著作的艾思奇同志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關于主要矛盾的論述，只不過因為馬、思、列、斯、毛等革命導師沒有做出明確的區分而“夫子之道”“今女畫”罷了。然而艾思奇早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個主要矛盾”實屬難能可貴。事實上，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至今仍是“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心有戚戚，卻不敢越過雷池。鄧力群就自道過他的傷感：　　

《決議》（指八大決議）里講的是生產的發展趕不上需要的發展，生產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需要，毛主席這里講到了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的矛盾，要通過計劃去調節，這種矛盾和前面講的社會內部階級矛盾究竟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研究。生產和需要是個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內部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又是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矛盾怎么加以區別，他們相互的關系如何？應該怎樣理解，我對這個問題還沒把握，提出來大家一起商量，大家一起考慮。（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第27頁）　　

馬克思主義者大可不必傷感，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早就不僅那樣說了，而且那樣做了；毛澤東不僅那樣說了，而且那樣做了。　　

對人類社會這個根本矛盾，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已做了最好的詮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識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構成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引發生產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因此，在以馬克思看來，正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根本矛盾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而經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最后的階級斗爭過渡到共產主義。但這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形態。每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自然會表現出自身的特殊形態。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決不像那些形上學者所理解的那樣，每個國家和民族都要這樣一步一步走：摩爾根曾經揭示資本主義時代的印度安人尚還過著原始生活呢！馬克思、恩格斯還曾設想過飛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呢！中國的西藏自治區就一步從農奴社會跨越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之所以不可避免，就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矛盾是激烈對抗的矛盾。　　

馬克思說：“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榮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832頁）　　

有人以當今資本主義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一段時間欣欣向榮，反過來革了蘇東社會主義命的現實，證明馬克思的理論過時了，馬克思的預言破產了。這純粹是睜眼瞎掰：難道資本主義不是日益走向壟斷了嗎？難道資本主義不是日益暴露出它的痼疾、弊病和缺陷了嗎？難道資本主義不是日益加劇了世界的對抗了嗎？難道社會主義不是在重挫后又在曲折地向前發展了嗎？難道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就等于社會主義的失敗嗎？難道資本主義不是在自己革自己的命嗎？這些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日益生產了兩個對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值，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而代替了他們由于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于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3頁）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生產著財富、財富集中、血腥貪婪和少數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又生產著貧困、饑餓、悲慘、奴役和多數人的地獄；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生產生產力、生產經濟危機、生產階級和階級剝削，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生產著社會危機、生產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自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結成孿生兄弟，就開始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個別人的行為到階級意識的斗爭。這個斗爭有時激烈、有時緩和，有時對抗、有時非對抗。無產階級希望和平地廢除私有制，取得統治權。“但愿如此，共產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但是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強力的壓制，共產主義的敵人這樣做無非是想盡方法引起革命。因此，……那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將會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無產階級的事業。”（同上，第一卷，第219頁）而且，歷史證明了資產階級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推向革命。”比如，梯也爾對巴黎起義的屠殺和鎮壓：“于是，在整整一個星期內對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愈來愈殘酷的屠殺達到了頂點，用后裝槍殺人還不夠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殺戰敗者……當無產階級敢于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時，統治階級的瘋狂暴戾能達到何種程度。”（同上，第三卷第332頁）。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同自己最后一個最兇惡的敵人——資產階級進行戰斗，并且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毛澤東直接繼承和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上述關于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矛盾學說。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仍然是——或者是他老人家明確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既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又是他創立的矛盾學說的根本出發點，是對“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10頁）的觀點的科學演繹。他認為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矛盾，經歷了“從特殊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個別的矛盾認識過程。”（同上，第318頁）作為馬克思學生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也必然也經歷了馬克思的矛盾認識過程。那么，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沒有明說，但他老人家不僅分明說了，而且基本是傾后半生之力在加以解決。他分明那樣說了。他認為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無比正確：“馬克思把這一法則（對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的法則——筆者注）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于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于在個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同上，第318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73頁）“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同上，第374頁）。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仍然是商品生產。他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說：“斯大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對……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那么，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要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我們發展商品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在這方面，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現在有一種傾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多越好，共產主義要有步驟。范縣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調查一下。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他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種主張是不對的。總之，我國商品不發達，經濟學家在蒙混過關，被抓到了小辮子。”（鄧力群輯《毛主席談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但在一定時期要有一個穩定的邊。毛澤東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到兩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這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有的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忽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1961年根據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基本核定單位和生產單位是生產隊）。人民公社如果沒有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也就不能實現從集體所有制的過渡。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轉變到基本社有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變化、變革的過程。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積極性，一切企業專門由條條來管，會產生很大的片面性。兩種所有制的長期共存也會有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問題。　　

因此，必須首先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制，然后是單一的社會主義人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鄧力群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毛澤東認為先解決所有制問題，再發展生產力是一般規律。“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雖然不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孕育，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是一致的。”（鄧力群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毛澤東認為，我們是建設的是“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轉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認為，“八大”概括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不正確。“‘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轉引自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他老人家為什么認為不對，沒有明說。我猜想，可能是“八大”闡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將基本矛盾的內涵闡述清楚，因為按照“八大”的闡述，任何社會的基本矛盾都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雖然沒有明說，但他老人家不僅分明那樣說了，而且不遺余力、堅持不懈、一以貫之、始終不渝地那樣做了。毛澤東牢牢牽住所有制和勞動者權利——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導方面——這一牛鼻子，目的是既要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又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和社會主義大廈的最終建成。因此，根據毛澤東說的和做的，我們可以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概括為：　　

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　　

這一基本矛盾，人們不僅感覺到了，而且認識到了，只不過被一種良好的愿望遮蔽住了：這就是人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片面性的認識。首先，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有著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它反映著全民與集體、集體與集體、全民與全民之間的勞動者聯合的生產關系，是共同締造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互助協作的關系，因而它不會發生競爭、掠奪和彼此吞并的行為，同時，也不會產生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困的資本主義；其次，認為這種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它的生產目的不是為著榨取剩余價值，而是直接為著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再次，認為這種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共同發生作用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從而這種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不會導致社會生產的混亂和通漲，即不會引發社會經濟危機。　　

但是，通往天國的大道不是良好的愿望筑成的。就在中國人民憧憬著“社會主義是天堂”時，無情的事實卻一巴掌將中國人民打回了人間，個別地方甚至跌入了萬丈深淵，以致幾十年后，中國的右派和國內外敵對勢力仍在大叫大嚷：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餓死人事件！要清算毛澤東！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俄國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都在確立的初期發生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這種國家和集體所有制與社會主義生產這種有計劃按比例的社會化商品生產的矛盾運動引起的。這個矛盾運動雖然既相適應，又相矛盾，并且一般地并不表現為對抗性的矛盾，但這些非對抗性的矛盾更復雜、更普遍，處理起來更棘棘手、更缺少現在的手段。“文革”之所以從革上層建筑的命開始，改革之所以從革經濟基礎的命著手，其實質都是調整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旨在解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沖突。從這個方面來說，“文革”和改革雖然表現為尖銳的對立和不可調和，但目的和內容卻是驚人的一致，因此，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改革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DNA雙螺旋結構”，未來的中國社會主義不但需要社會主義的改革，而且更需要“文革”。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在我國，雖然所有制的改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頁）更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級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一句話，只要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沒有確立起對資本主義的絕對優勢，只要社會主義沒有成為大多數人的理想和信念，只要存在著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條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不僅貫穿著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始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型態和專政機器。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的矛盾即敵我矛盾，非對抗性的矛盾即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產生的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相互轉化。因此，不僅要正確處理敵我矛盾，而且更要應該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　　

綜上所述，自然會得出下面的結論：　　

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矛盾，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對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根本矛盾論述的自然引申、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揭示了但未明確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即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論述的自然引申、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論述的自然引申、繼承和發展。　　

建立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基礎之上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正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揭示，是已經經過社會歷史考驗，并經得起社會主義社會整個歷史階段考驗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天才貢獻，而不是什么錯誤，更不是什么謬誤！　　

（2）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的專政”。而這個專政則是“要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個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的任務非常艱巨，“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79-480頁）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在列寧那里更是大大地豐富了起來。他認為，承認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必須無情地鎮壓一切剝削者和一切壞分子，必須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頑強的斗爭，必須教育和改造小生產者，必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要辯證地看“按勞分配”，要注意社會主義公有制分配上的缺點，要不斷克服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的缺陷，要同新生的資產階級作頑強的斗爭等等。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已經成為一個科學嚴謹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國家學說，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它是更加嚴謹、科學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它雖然直接承繼了馬克思、列寧，但它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以及以蘇為鑒的結果卻是全面地豐富和發展了。　　

（3）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對國際共運的經驗和教訓的借鑒和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　　

A、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對國際共運經驗和教訓的借鑒。　　

首先是以蘇為鑒。斯大林在上個世紀1930年代在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匆忙宣布消滅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只是到他逝世前一年才在鐵的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蘇聯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實際繼承人、無產階級的叛徒赫魯曉夫不僅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全面推行“三合兩全”的修正主義路線；他不僅使蘇聯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特權階層，而且將蘇聯的經濟基礎改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從而使蘇聯事實上易了幟，更了色。后來，蘇聯的亡黨亡國也就毫不奇怪、見怪不怪了。　　

其次是以波匈為鑒。一九五六年，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接連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這是兩起不同性質的事件。波蘭和蘇聯關系緊張的事件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部事務，可是“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蘇聯對波蘭實行武裝干涉。匈牙利事件則是國內反革命分子與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相互勾結、旨在推翻匈牙利黨和國家的反革命事件，可是蘇共決定撤退駐匈蘇軍。波匈事件雖然在中國黨正確的斡旋下，很快被平息，但也向同樣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敲響了警鐘：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資主本義復辟的土壤，如果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制定的政策不當，必然有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而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依歸，則必然會有陷入社會帝國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危險。　　

B、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更主要的是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經驗的概括和總結。　　

無庸置疑，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并舉這一樂章寫得非常優美動聽，就連改造的主要對象——民族資產階級也是“服服貼貼，敲鑼打鼓”。但是，就在“八大”剛剛宣布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時，一方面，共產黨內地刮起了強勁的浮夸風、高指標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共產風等“五風”，以為共產主義就在眼前；另一方面，右派則抓住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失誤來了一個猖狂的資產階級進攻，瘋狂地叫囂“輪流坐莊”，趕共產黨下臺，嚴峻的事實教育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然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思考和探索。毛澤東正是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才形成了他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　　

歷史已經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低頭。歷史不會屈從任何權威，但它會向真理低頭。毛澤東時代取得的偉大成就證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真理。這些成就就記載在《決議》中和一系列記載毛澤東時代成就的文獻之中，銘刻在共和國的歷史和肌體之中。　　

蘇東波社會主義國家全面實現資本主義復辟，證明歷史已經向它低頭，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精確地向毛澤東的預言演繹，證明歷史已向它低頭。　　

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鐵的歷史面前必然向它低頭。胡喬木曾經認為中國“左”了二十年后，但他經過長期的、反復的思考探索、比較，最終痛切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實在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鄧力群則一直認為，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正確的；彭真在歸真前認為，蘇聯忘黨忘國開始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反證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而鄧小平在晚年則幾乎得出了與毛澤東相同的理論結論。　　

2、《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和闡述的內容值得商榷。　　

（1）《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既不科學也不準確。《決議》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定義看似科學準確，實則似是而非、大謬不然。　　

回顧歷史，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經歷了三個時期、三種提法：第一時期是七大的概括，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提法。七大黨章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了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了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主義的革命中的繼續與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國的東西，又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報告還特別論述毛澤東思想的國際意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及俄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曾經產生了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而列寧不但曾經指導俄國人們獲得了徹底的解放，而且指導了與正在指導著世界人民去獲得解放。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生，毛澤東所做的也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便產生了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也指導了與正在指導著中國人民去獲得徹底的解放，并將對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特別是東方各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貢獻。”　　

第二時期，是上個世紀1960年代初的概括，即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的提法。一九六0年，經中共中央批準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于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顯然，《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不僅與我們黨前兩次的提法具有明顯差異，更與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也具有明顯差別。第一，《決議》的定義根本否定毛澤東思想對世界革命的指導意義。毛澤東思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而是全面地、系統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思想事實上像列寧主義那樣不僅是一種民族現象，而且是一種國際現象；不僅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而且必然對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具有理論指導意義；不僅創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而且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給予了實際的指導。且無論當年亞非拉如火如荼、風雨如磬的民族革命，就在當今尼泊爾革命就舉著毛澤東的旗幟，阿富汗交戰雙方也都在學習毛澤東的游擊戰術。可是《決議》的定義卻將毛澤東思想的國際意義一筆勾銷了。第二，《決議》事實上否定了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原創者。《決議》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寶貴結晶。”這句話雖然是放之四海無不準的真理，但對任何思想、理論性的東西卻又是謬之千里的說法。列寧多次說過，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光輝的成果，是全人類智慧的光輝結晶，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理論來源就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英法空想社會主義，并且充當“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列寧在定義馬克思主義時，卻簡潔明了、毫不客氣：“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列寧《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第5頁）斯大林在長期領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在理論上也卓有建樹，可是他對列寧主義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論列寧主義的基礎》）毛澤東思想必然也只能產生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但沒有毛澤東這位天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的分析、推理、歸納、判斷和創造，就沒有科學完整系統的毛澤東思想。然而《決議》的定義卻讓前前后后中國上億的黨員尤其是讓那些列寧所說“白給也不要的黨員”也摘得“結晶”的桃子！真事奇事時時有，此事特別奇。　　

（2）《決議》概括的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的邏輯是自相矛盾。眾所周知，列寧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括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斯大林將列寧主義概括為：關于壟斷資本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關于民族殖民地，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六個具體方面。列寧和斯大林都是把相對獨立的對象進行并列，而《決議》卻把相互交叉，甚至包涵的關系進行并列。例如《決議》將政策和策略、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獨立出來，試問，如果沒有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隊戰略理論，沒有政策和策略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到底有幾斤幾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是否稱得上完善？沒有政策和策略，沒有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黨的建設是否能落到實處？這決不是《決議》故意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而是由于閹割、肢解和腰斬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而不得不故意而為之。　　

（3）《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引發了嚴重的后果。《決議》本想按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確立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但由于《決議》主觀上想實事求是，客觀上卻很難實事求是，結果過份夸大毛澤東的錯誤，基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基本否定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理論。基本棄置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徹底拋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根本否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的提法。這不僅將毛澤東思想從“世世代代”要高舉起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冷落”、“淡化”、“邊緣”的地位，而且為“非毛”、“否毛”、“毀毛”、“去毛”洞開了方便之門，從而使毛澤東思想成了真正的伊壁鳩魯的神，從而在根本上造成了當今黨的指導思想的嚴重混亂，造成在西方“普世價值”進攻下窮于應付、被動挨打的被動局面。　　

三、《決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引發的后果　　

由于《決議》過份夸大了毛澤東的錯誤，閹割、肢解和腰斬了毛澤東思想，套用趙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詞：“那后果是相當的嚴重！”——這個相當嚴重的后果就是：共產主義的旗幟，社會主義的旗幟，人民要革命、國家要發展、民族要解放的旗幟像斷了線的風箏只能是低低的飄揚了。　　

1、《決議》實際上自挖了社會主義墻角。《決議》或明或暗地表明了毛澤東在“八大”閉幕后三天就改變了“八大”的正確路線，就開始了“左”的征程。爾后，又開始長達十年的“文革”全局性錯誤。這實際是說中國社會主義從它尚未完全確立時起到毛澤東逝世后的一段時間內，長達二十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都生活在“左”禍里！果真如此，誰還堅信社會主義的優越？誰還堅信社會主義的信念？誰還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不惟如此，更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提供了“板上釘釘、確鑿無疑”的否定社會主義、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事實依據，因為這些事實是寫在黨的《決議》上的啊！　　

2、《決議》實際上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確，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現在還寫在《黨章》里，寫在《憲法》中。但是，黨的各級領導人并不全是辯證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到底有多少人還能辯證地對待并且實際運用毛澤東思想？一段時間，如果念叨毛澤東思想竟被認為是瘋人院里逃出來的呢！何況黨內那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勢力早就把毛澤東當成了“政治僵尸”，把毛澤東思想當成了“邪教”呢！　　

3、《決議》實際上自毀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澤東的旗幟就是中國人民的旗幟，毛澤東的信仰就是中國人民的信仰，毛澤東的精神就是中國人民的精神，毛澤東的思想就是中國人民的思想，毛澤東的意志就是中國人民的意志，相當一段時間幾乎是中國人民的共識。《決議》公布后，毛澤東跌下了神壇，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也被摔得粉碎，中國人民的偶像倒了，道德行為也越來越失范了，以致最講“禮義廉恥”的國家成為當今最“寡廉鮮恥”的國家了。　　

4、《決議》實際制造了黨的指導思想難以自洽的難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黨的指導思想曾經排起長長的一字長蛇陣，叫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而且，這似乎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時準備并接納新形式下形成的什么主義、思想和理論加入這“一字長蛇陣”。這真是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奇觀異事。這本身就是指導思想混亂的一種表現，因為共產黨內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就都有了各有所本、各取所需的理論。這其中的道道人人明白，個個不說。不料，重慶黨校的蘇偉教授卻將這層窗戶紙捅得透亮，說得也有趣，實際上也回答了這一問題。不過蘇偉教授直面現實，實話實說，說明他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人，我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而蘇偉教授相信人性，相信上帝的終極價值，又證明他不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得加以批判。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蘇偉教授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戰對象。可惜，中國一些吃馬克思列寧主義飯的所謂專家學者卻遠在蘇偉教授之下的。　　

“人本性自私（看來，蘇教授是相信人性論的！），又要控制它，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呢？西方人采取最終在上帝那個終極價值面前解決（我們是不是也請回一個上帝？）。而我們呢，我們的終極價值觀在哪里呢？建國后講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后來走了彎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關健的是這彎路走得多長多遠？在蘇教授那里大概是二十年）。出現信仰危機，大家不怎么信了。（是不是批判過頭了，否定過度了的緣故？）改革開放后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兩極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機繼續發展（孔子說要每事問，我們也來個每事問：為什么？）。現在的情況是既沒有完整統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論（爽快、實在！一個近80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竟然沒有一個統一的信念和理論，那不是比社會民主黨還不如嗎？這樣的黨還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嗎？還有凝聚力和戰斗力嗎？）又沒有西方那種現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國人的終極價值觀出現真空。為什么說我們沒有完整統一的中共信仰呢，就是我們呢，把黨的理論分為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部分（看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了？并且這兩部分不說是對抗的，也是難以調和的？）。而事實是毛澤東思想的道德感召力要強得多，但建設社會主義的技術性理論要弱得多。我們拋棄它的建設路線（不知蘇教授是真的健忘，還是有別樣情懷？因為，改革開放時期，首先拋棄的倒正是毛澤東確立的政治路線！），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沒有繼承得好（能繼承好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建設是強項，講效率講得好些。鄧小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這個東西說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來的“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等就更是一般性的號召了（說得實在，可是這些已是大舉特舉、舉了又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　　

怎樣把毛澤東思想的強項——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既其“價值理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強項——建設方式，既其“工具理性”（不知“價值”和“工具”的層次如何確定？“工具”能替代“價值”嗎？）統一起來，形成我們黨和國家統一的終極價值觀（理論愈徹底就愈能服人，關鍵是看你的理論徹不徹底、科不科學、堅不堅持，總不能像亞當斯密那樣不僅理論分裂，而且人格分裂，所謂經濟上為己、道德上為人吧？）來使我們黨既能發展市場經濟，又能駕馭市場經濟呢？這可能是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一個歷史課題。　　

這確實是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一個歷史性的課題。這個課題實際就從《決議》夸大毛澤東的錯誤，閹割、肢解和腰斬毛澤東思想時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四、應該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最近李銳、胡績偉、辛子陵、茅于軾等數百名中國的所謂“良心”（他們總是這樣自許，其實是中國的狼心）實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人物、左派眼中如假包換的右派，上書中共中央，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左”右兩派第一次形成了共識。不過名雖相同，實則相悖。右派要求重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為了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拔除中國社會主義肌體上最后一根刺，鑿沉中國社會主義之船，駕起中國資本主義之船；左派要求重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要彰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要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就是要本著“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精神，還清白于毛澤東，樹立起“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讓中國社會主義走得更好些，走得更穩些，走得更健康些，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旗幟。中國“左”右兩派的目的背道而馳，主張卻是一致，這表面明中國“左”右兩派都感到政治對決的時候到了。我們主張中國共產黨的團結，中國人民的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中國各階級、各階層的團結，但絕不拿原則——拿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做交易，以維持表面的團結。事實上，沒有原則的團結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團結。因此，為了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了求得黨內思想上、政治上、指導思想上的真正統一和團結，為了中國人民的真誠的團結，為了重新找回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確實需要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中國早就開始了這一征程。　　

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就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進了一步。他在贊成《決議》評價的基礎上，突出了“毛澤東思想是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永遠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指南。”　　

“毛澤東同志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毛澤東同志在艱苦漫長的革命歲月中，表現出一個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應手的斗爭藝術和駕馭全局的領導才能，他是從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領袖，永遠屬于人民；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他的偉大品格具有動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學思想具有非凡的號召力，他和他的戰友們所創造的彪炳史冊的豐功偉業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們所尊重；他的革命實踐和光輝業績已經載入史冊。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遠鼓舞著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繼續推動著歷史的前進，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驕傲，是我們國家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胡錦濤對毛澤東也作出了“毛澤東同志為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的評價。（胡錦濤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對這些評價，右派自然痛心疾首，如喪考妣；但“左”派也覺得胸中氣悶、心情抑郁。個中原因恐怕是務實的少，應景的多；落實的少，說說的多。尤其是這些聲音早就淹沒在“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更加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靠深化改革來解決”等等喧囂聲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還沒有真正到位。因此，必須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重新進行評價。但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僅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事情，而且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事情。為了水到渠成地達到全面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我們建議：　　

第一，必須以共產主義價值觀引領輿論陣地。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現在是越來越激烈了。鄧小平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我理解最大的失誤就是失去了共產主義價值觀領導和駕馭意識形態的能力。市面上到處可見《厚黑學》、《國富論》、《誰動了我的奶酪？》、《經濟學是什么？》，但就是不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國家與革命》、《毛澤東選集》。人們張口閉口經濟人、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就是諱言社會責任、勞動者權利、公有經濟、民生民情；人們張口閉口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坎昆、薩繆爾森，就是難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就是鄧小平也就要被人高高掛起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引領和統率意識形態陣地。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必然要求，這也是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前提。　　

第二，必須給中國人 準備好精神食糧。新中國有一個時期曾經是紅寶書的海洋，這曾經引起全國人民強烈的逆反；現在則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市面上成了西方“白皮書“的海洋，革命導師的著作包括鄧小平著作，都難得一見了。要重新評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必須讓人民了解和懂得歷史尤其是新中國歷史，了解和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現在的情況是：相對于中老年人，由于多年不讀馬列，已經陌生了、忘記了，好像是“白發宮女憶唐皇”；而相對于大部分年輕人，由于缺乏基本的馬列主義常識，則好像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應該有計劃地出版和再版一批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建議出版《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全集》。這既是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又是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需要。　　

第三，必須拓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生存空間。在當代中國，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其實就是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理論，就是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占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高揚共產主義的旗幟。奇怪的是，在當今中國宣揚毛澤東思想，倒像是中世紀走出來的紅毛怪物，成了反對改革開放、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必須從這種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要立法嚴厲禁止和打擊故意詆毀、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行為；要實事求是地澄清“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等幾個關鍵階段的歷史事實，把真相告訴廣大群眾；要開辟輿論陣地，展開對毛澤東思想的學術討論；要以毛澤東思想為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樣又是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要求。　　

五、什么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　　

在我黨歷史上，曾經庸俗化、機械化運用過毛澤東思想，《決議》在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的同時，又閹割、肢解和腰斬了毛澤東思想。雖然以偏概全、庸俗化運用毛澤東思想不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但被閹割、肢解和腰斬的毛澤東思想同樣也不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那么，什么是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呢？　　

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全面系統地繼承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策略，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和策略，是關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是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即毛澤東的哲學，是成熟了的中國共產主義精神也即毛澤東的精神。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亦即毛澤東思想階段。　　

這個定義反映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淵源、時代特征、基本內容和歷史地位，具體內涵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①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精辟而科學的剖析，不僅發現了剩余價值，而且發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規律，而且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而得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結論，共產主義不僅將是人類的終極價值，而且將是人類社會最美好的終極制度。馬克思“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史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為這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余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所積累而成的價值總量”。（《馬克恩、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574頁、第66-67頁）。正是人類社會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造成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對立。因此，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以往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資本主義社會，不論它的思想家將其描繪成是怎樣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是怎樣的“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賦人權”，“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7頁）而與資產階級相伴相生的無產階級除了勞動的雙手之外仍然是一無所有。　　

因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這個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工具。一句話，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首先取得勝利。　　

②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通過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精辟而科學地分析，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取得一國或數國的勝利是可能的。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重要組織部分的基本結論。　　

列寧認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由于它的寄生和壟斷，必然造成財富的集中和金融寡頭的統治，必然造成世界殖民地的被加速分割，必然加劇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和附屬國之間的矛盾，必然加劇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也正由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環節首先在單獨一國或數國獲得勝利是可能的。而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之下，在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鞏固和建立社會主義也是完全能夠實現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論斷。　　

③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對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深刻而又科學的分析，揭示了中國革命規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規律，極在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從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一最基本國情出發，并通過對這一國家和社會形態深刻而又科學的分析，揭示了中國革命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武裝斗爭道路的規律；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而奪取全國勝利既是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開始的規律；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力量和平贖買整個民族資產階級，變個體農民為集體農民，變個體手工業為集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規律。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后，通過對中國國情全面而精辟的分析，通過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把握，又揭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政治建設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也即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貫穿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始終，因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規律，等等，不僅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而且將毛澤東思想推向了人類思想上一個新的高峰；不僅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而且極大地推進了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2、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活的靈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的活的靈魂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具體的問題具體的分析。毛澤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射中國實際之“的”的最佳射手兼教練。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射中國民主革命之“的”，射得準，射得精彩，不僅受到中國人民的真心擁護，而且受到他的敵人的真心佩服。毛澤東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之“的”的準頭如何、精彩如何至今尚有爭議，但公正的歷史必將證明：毛澤東射得照樣準、射得照樣精彩，不僅得到他的人民的真心崇信，而且得到他的敵人的欽佩。毛澤東之所以是中國獨一無二、獨孤求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佳射手兼教練，就在于他靈活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活的靈魂，并將其變為自己思想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是把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精髓的典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包羅萬象、博大精深的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學說。毛澤東在運用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的前提下，在民主革命中，毛澤東主要擇取了“階級斗爭”四個字；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主要擇取了“無產階級專政”六個字，這樣就把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紛雜繁蕪的狀態用這樣一根紅線串聯起來，清晰地呈現在人民面前，讓人民知道如何趨避，如何奮斗，為什么而奮斗。毛澤東更是踐行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典范。毛澤東早在他求學的時期就以游學的方式開展了社會調查。國民革命時期，他通過翔實的實地考察，寫出了著名的農村社會調查報告《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報告熱烈地肯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經濟上和政治上打擊地主、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等。革命行動“好得很”。“好得很”是毛澤東實地調查的結論，也是對“從中層以上社會到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的反擊，因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5-16）并且初步提出了武裝農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農民是民主革命主力軍的思想：“是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從而如何對待農民成為衡量是否革命的尺度：“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他們將沖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同上，第13頁）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反對教條主義的宣言書——《反對本本主義》。這個宣言書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要了解中國情況和各種實際情況，就要開展調查，就要調查“工業無產階級、手工業工人、雇農、貧農、城市貧民、游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中農、富農、地主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等社會階級”；調查就能解決問題，因為“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調查就會有發言權，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部宣言書“反對本本主義”，實際上是“反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反對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上級指示神圣化、教條化、宗教化”，以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明確指出：“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延安整風首先整頓的就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文風，主張和發揚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大躍進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受到挫折，毛澤東首先發現了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為解決大躍進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在全黨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研讀三本書，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學研的結果是基本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體系。毛澤東在他垂垂老矣、生命將盡的時候，仍然在進行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這就是聯系當時實際作出的“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這是一筆寶貴的遺產，值得中國共產黨人挖掘、探討和運用。正是毛澤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實際，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包括它的活的靈魂即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它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等三個基本方面。　　

3、毛澤東思想是立足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的科學。毛澤東思想不是書齋里的學問，不是向壁虛構的什么理論體系；而是立足于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際，并且總是走在歷史前頭的實踐的學問。它是立足于中國實際的理論。沒有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就沒有統一戰線的理論；沒有土地革命戰爭，就沒有中國武裝斗爭道路理論；沒有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就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和策略。毛澤東思想又是站在歷史之巔的理論。它是對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作出的合符規律的概括和總結，同時，又反過來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給以精確的指導。“它是站在海岸眺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的一只帆船，它是站在高山之顛遠看東方之光射噴薄而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不僅能精確預見到事物即將發生的趨勢，給革命以現實的指導，而且能預見到事物長期的發展趨勢，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以長遠的指導。　　

4、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動向導。毛澤東思想是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這個實踐固然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但更主要的還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或者說毛澤東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之一。毛澤東認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世界共運發展到新的歷史條件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制定本國的具體路線和政策的時候，必然也必須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但這并不妨礙制定世界人民革命的原則和綱領，這是因為各國的具體矛盾和世界的普遍矛盾是對立統一的；這是因為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世界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尖銳對立，決定了當今世界決不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而是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鞏固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個國際共運的革命原則，既不是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和內政，也不是輸出革命，而且也輸出不了革命；不僅不妨礙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而且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依據，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上，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系；在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因此，毛澤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和向導，而且還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動指南和向導。　　

5、毛澤東思想是人類哲學思維的一個新的高峰。毛澤東認為，哲學就是認識論，就是對必然和自由的認識，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所謂必然就是指事物的規律，所謂自由就是對事物規律的認識，并用認識了的事物規律來指導人們、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事物規律之所以能夠認識，就在于事物就是矛盾；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在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于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于矛盾的相互轉化和發展。事物規律之所以能被認識，就在于人類社會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就在于人們必然要開展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實踐活動；就在于人們的認識是一個能動的循環往復、以致無窮的過程；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現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7頁）。但是，無產階級的實踐是人民群眾的實踐，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人民大眾的認識論，這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和原則。這就必須明確哲學的目的不在于認識世界，而在于能動地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在社會科學領域里，就是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制定出合符社會發展規律的原則、綱領、路線、方針、措施，用以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和實際行動。并且，只要人類的歷史不完結，人們的認識就不會完結，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的論點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因此，自從毛澤東哲學橫空了世后，詰屈聱牙，酸澀難啃的哲學成了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哲學，象牙塔里少數人的哲學成了山野草民、人民大眾的斗爭；多元的哲學成了辯證唯物主義一元認識論的哲學，只是解釋世界的哲學成了真正認識世界并且能動改造世界的哲學，并且在毛澤東那里人類自然和社會歷史是那樣的簡約明白，而又牢牢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本質、方向和發展前景。毛澤東的哲學不僅是當代人類思維的最高峰，而且將是人類思想史上的新高峰。　　

6、毛澤東思想是共產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毛澤東仙逝已經三十五年了，但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懷念更真摯、更深沉了，為什么？這固然是毛澤東創立的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散發的巨大征服力量，固然是毛澤東的功績比天高、毛澤東的恩情比海深的巨大感戴力量，同時，還在于毛澤東亦圣亦王、完美無缺的巨大人格魅力，尤其是他身體力行和積極倡導的共產主義精神。毛澤東集中地體現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是堅貞不屈、剛正不阿、大義凜然、大氣磅礴的精神；就是壓倒一切敵人而不是被敵人所壓倒的精神；就是孜孜以求、不懈奮斗、上下求索、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敢于創新、善于創新、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有錯必改的精神；就是體恤民情、平易近人、虛懷若谷、誨人不倦的精神；就是胸懷祖國、放眼全球、以天下為己任、以人民為依歸的精神；就是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就是臨危不懼、嫉惡如仇、忍辱負重、視死如歸的精神。毛澤東樹立和倡導的先進人物集中體現了共產主義的品質。張思想、白求恩、馬錫五、董存瑞、劉胡蘭、黃繼光、羅盛教、楊根思、雷鋒、王杰、楊子榮、焦裕祿、王進禧、陳永貴等一個個閃光的名字，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榮耀，更是整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榮耀，體現了共產主義的精神和品質。毛澤東創立和倡導的共產黨精神集中體現了共產主義的品格。毛澤東創立和倡導的共產黨精神，就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巖精神、重上井岡山精神。共產黨的這些精神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的精神風貌，而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人民的解放，一以貫之地不屈不撓、不懈奮斗的精神。毛澤東的精神、共產黨先進人物的精神、共產黨的精神，已經作為人類最大氣、最美好的精神融進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血液，成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7、毛澤東思想是最具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現代文化。毛澤東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化，不僅征服了他的人民，而且征服了他的敵人；不僅征服了中國，而且征服了西方、征服了世界；不僅征服了當代，而且征服了未來。一個世紀前，中國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現代白話文，用胡適的話說是“毛潤芝完成的。”中國大陸的現代話語就是以“毛語”——毛澤東的語言風格為主流，文言文和從外國引進的學術話語以及港澳話語均為支流。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最為傷感和憂心的東西。例如，被美國政府支持的海外中國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刊物——《當代中國研究》刊登的一篇編輯部的文章《遠未成為歷史的毛澤東》就既萬般無奈，又無限感嘆地寫道：　　

“重要的是毛對中國現代漢語與中國人的思想所產生的無與倫比的影響。最值得關注的是這樣一種現象：無論是毛的崇拜者在贊美他時，還是反對者批評毛時，使用的竟然還是毛式話語體系。那怕這些人出國多年，哪怕他們在海外受過碩士、博士教育，毛式話語的影響在他們身上仍然歷歷可見。一個人物能夠不死，一定是這個人物深刻地體現了這個民族的精神本質，并同其精神引發的文化認同而掌握了這個民族的民眾。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的成功與軍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至今還影響著整整幾代中國人。”　　

毛澤東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化中的主流，就在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這一點既讓他的信奉者頂禮膜拜，更讓他的敵人自嘆不如。例如，反毛專家李銳曾這樣感嘆：毛澤東的文章中“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滿目皆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歷史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成百條成語典故。”反動右派朱學勤對他的自由派朋友中侈談文化的人說：“你們講文化哪一個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之所以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就在于他對中國文化科學的態度、批判的繼承、徹底的改造。”毛澤東一再強調“清理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并蓄。”他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總結，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里那種復雜的矛盾他都處理不了，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廢話屁話。”就在于他吸收了現代西方和世界的優秀文化。首先是吸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主張把中外文化成果結合起來，并賦予獨特的民族形式。他說非驢非馬也可以是騾子，就是非驢非馬、驢馬結合是會改變形象的，不會完全不變。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就在于他創造了中國新的文化。《毛澤東詩詞》、、《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文集》是毛澤東文化的最好的著腳。　　

毛澤東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化，即不但深切地影響了中國，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世界。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們普遍認為他改變了世界及世界未來。美國學者安德魯羅斯在他的《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一文中寫道：“我們記得毛的思想對冷戰時期左派和1968年這一代人令人激動的沖擊，但是我們很少理解其對1970年代以來文化政治格局的影響。90年代以來，西方左右翼之間的文化斗爭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運動和事件，……嘗試描繪毛澤東對教育改革、文化和小區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變遷的潛在影響。毛的教誨如自我批評、青年造反、提高覺悟，在西方有著比中國更長久且深遠的發展。”“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后，像蕾所說的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前，毛澤東主義就已經先出口到世界人們的心靈衣柜。西方著名思想家如薩特、阿爾都塞、羅蘭、巴特和福柯等人的思想成長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　　

8、毛澤東思想是在與謬誤和錯誤作不懈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真理。現在的毛澤東思想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定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但又是一個空洞無物、歪曲了基本事實的定義。無疑，任何人不可能窮盡真理，毛澤東也不能幸免；無疑，毛澤東思想中有黨的先驅和毛澤東的戰友們的某些功勞，比如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同志就曾指出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具體實踐的思想，這簡直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但是這個定義無疑忽視了這樣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毛澤東在創立毛澤東思想中的主體作用。毛澤東思想主要的、基本的就是毛澤東的思想。這是一個需要巨人并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也只有這樣的巨人才能創立影響和改變中國與世界的理論和文化。這個巨人只能是毛澤東，別的人恐怕沒有那樣的理論素質。因為我們到現在尚不知道黨的先驅者和毛澤東的戰友兼學生們在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寶庫中結了多少晶？結了什么晶？份量占多重？我們只知道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的風格、毛澤東的氣派、毛澤東的思想。二是忽視中國黨內各種非馬克思列寧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對中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危害。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曾使大革命遭受嚴重挫折；李立三的“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理論造成紅軍重大損失；而王明的“為中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理論則簡直葬送了整個土地革命的成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理論曾讓毛澤東的命令出不了他住的大院。建國后，刮起的“五風”尤其是“共產風”理論則讓毛澤東樹起的“三面紅旗”遭受嚴重挫折。正是毛澤東與黨內各種“左”的和右的錯誤理論和傾向作不妥協的斗爭，才形成指導中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和策略。因此，毛澤東思想不僅在與各種謬談和錯誤中發展和成熟起來，而且事實上已成為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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