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2年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這個改革的意義大家都很清楚，這里就不詳說了。
2、1998年在中西部一些地方實行退耕還林、還湖、還草，標志著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基本解決。
這意味著中國近幾百年靠過度的墾荒、圍湖造田以增加糧食產量的生產方式退出了歷史舞臺。我們再也不必靠擠壓空間來尋求糧食增產，終于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提高單位畝產。陜西、山西、江西等省大面積實施，國家有補貼，畝產提高，吃飯問題解決。
據現代人測算：明朝的耕地約為8億畝，清代約為16億畝。這增加的8億畝耕地，主要就是靠西北、西南、中南等地毀林開荒、圍湖造田、向高山高原要地所 得，洞庭、鄱陽等湖泊面積因此逐年銳減。明清時期，美洲的玉米、番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傳入中國，對我國糧食生產、土地開發和人口再生產產生了極大的 影響。尤其是對養活更多人口功不可沒。這是中國人為解決吃飯問題所采取的兩種方法，但都沒能真正徹底的解決該問題，直到1998年才找到--提高單位畝 產。有一種說法：國民黨之所以敗，就是因為土地到了極限，養不活太多人，敗掉了。總的來說，1998年的農業政策，雖有一些問題，但總體執行不錯，意義深 遠。
3、2006年廢止農業稅，農民的負擔全面的退出，國家與農民的矛盾得到緩解，這堪稱中國農村的第三次革命。
在中國古代（冷兵器時代），農業供養著小政府、為數有限的軍隊（主要是吃飯）。到了晚清、民國（熱兵器時代），隨著政府不斷地膨脹、人員擴大，軍隊數 量激增(不只是吃飯），戰爭賠款巨大，農民的負擔持續加重，最終導致了中共領導的農民戰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共的革命與馬克思等人所倡導、宣揚的革命有 很大差別，實為一場徹底的土地革命---農業反對工業、農村反抗城市的運動。
中共執政后，動員全國搞工業，但由于國內常年戰亂，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本極為匱乏。50年代，經過土改、農 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運動，國家成為了所有農民的大地主，“稅租合一”，然后利用城鄉“剪刀差”，通過剝奪農民獲得資本積累，投入工業化。需要注意的是建 國后的工業化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而發展重工業尤以軍事工業為重點，這樣的投入不進入市場，有去無回。總而言之，中國的現代化成本是由農民墊付和承擔的。
2006年農業政策的出臺，無不得力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例如：2010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驚人的增長的速度超過8萬億，成為全球第二。其中中央政府4.2萬億，60%向中西部傾斜，重點投向縣域經濟、新農合、義務教育等。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解決了溫飽問題，減免了農業稅，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新的“三農”問題已應“時”而生，擺在了我們面前。
4、2008年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入新階段。
鴉片戰爭后一路的民族衰退，直到到1928年國民黨定都南京，我們以為可以止跌回升，但1929年爆發了中原大戰，到1930年全國才表面統一。 1930-1934，國民黨剿共，用了四年時間把共產黨趕到了西北。到了1935年、1936年，這是兩年最好的時期，但日本人不“答應”，它們完全知道 國民黨的統一對它們意味著什么，所以1928年東北易幟后東三省的日本軍官已經迫不及待了，1931年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成立了偽滿政府，1935年又發 動華北事變，把勢力擴大到內外蒙和整個華北，接下來就是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開始。日本人第二次中斷了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當時的國民黨可 以看成是守護這個民族崛起的一份子，但是不是很成功。日本這次又把我們打到過去了，這個“過去”可以說一直到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場戰爭是中華 民族起死回生的關鍵點，也是日本人的一場賭博，如果賭贏了，我們也就完了，但是他們賭輸了--1945年無條件投降。我們趁這個機會，第一次遇到了最好的 外部環境，就開始崛起了。莫斯科保衛戰勝利的消息傳來，蔣介石和毛澤東都看明白了國共必有一戰，接下來有了皖南事變，直到1949年解放戰爭的結束。因此 從近代一路衰落到崛起，真正的崛起是從1949年開始。
整個近代100多年來的中心任務就是重建一個現代性的國家，這個現代需要打一個引號。要重建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任務不只是傳統上的維持穩定，傳統國 家的唯一任務就是治平天下，沒有發展的任務，而一個現代國家既要有治平，又要有發展。這個發展在中國的意義上來講就是現代化，現代化也就意味著工業化，而 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重工業化。因此，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相反，先發展重工業，再發展輕工業。1949年開始崛起，先是國家形態的建立，然 后全力以赴的進行工業化建設，而資本的原始積累來自于貧弱的農業、農民。
二、中西關系的變動與學術立場
近代以來主導中國思維的關系是中西關系，所以開端我們就把中國和西方放在中西文化比較里面。
這個比較從嚴復開始，嚴于1895年開始在天津時報發表文章，后來一直延續到梁啟超、五四學人等。中西關系的格局決定了古今關系的基本格局，整個近代 思想史的中心主軸圍繞著東西、古今這兩個問題展開的，凡是中國在近代史上每一次現代化改革的失敗，都會引起對傳統的進一步否定，傳統（古）就開始下降。這 就意味著每一次改革的失敗殖民程度就加深了，也是西高東低的全面加深，西方更高了，中國更低了，這是一個規律。古今東西的基本格局----屢戰屢敗，屢改 屢敗，決定了現代中國被越壓越低。中國越低，西方越高，隨之古代也被越壓越低，對古代就越是鄙視，很多人認為傳統應該對當代的基本結構負有全部責任。在這 樣的一種民族下滑的緊迫時期，近代以來所有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們都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實現變革。這個很短的時間就是拋棄過去，割斷與傳統的聯 系，我們民族只有未來。換言之自嚴復輸入進化論以來，中國就從一個原來面對著過去背對未來的國家開始一百八十度的艱難轉身（不是華麗轉身），最后變成背對 著過去面對著未來。
這個未來有兩大特點，一是未來的目標是西化，未來意味著西化，現代化要在西方化的目標引領下實現，二是未來極短，而不是無限的向前延伸的。這個未來對 康有為來說是八年時間，康認為通過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八年就可以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1918年孫中山制定建國大綱就已經提到四大建設：第一大建設是心理 建設，我們稱為文化建設；第二大建設物質建設，就是我們的經濟建設；第三大建設是社會建設；第四大建設就是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孫中山是先進的理想主義 者，他的未來是十年。毛澤東五十年代提出十年到十五年要趕英超美，因此他的未來是十年到十五年。大躍進失敗后，1961年毛澤東痛定思痛，認為沒一百年不 行，所以毛的未來最后是一百年。這個判斷現在看來是比較準確的。1964年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1962年到 1965年修養生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1965年到2000年分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所以到2000年就是未來。鄧小平復出以后要把這個追趕時間拉 長，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到2000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第三步是2030年到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達到4000到 5000美元。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比較謹慎的。
整個近代我們都是在按照中西關系來思考問題的。鴉片戰爭前夕，我們認為自己在這里，西方在那里，而西方以為他們在這里，我們在那里，兩方看的都不一 樣，但西方看得比較準一點，我們是虛看。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逼著我們要平視（平等的看待）他們。《北京條約》中有一款規定：東西方是主權平等的國家，清 廷官方不準使用“夷”來指稱西方。當時我們到底應該平視還是應該仰視西方呢？根本沒搞清楚，總之這是一個混亂的時期。
中西關系決定了中華民族比其他民族更焦慮，因為我們要在很短的未來要追趕上去，原因可能在于中華文明歷來悠久強大。印度可能就沒有這個焦慮，比較有焦 慮感的是土耳其，因為它原先一直優先于西方文明，1500到1700年奧斯曼帝國時期，根本瞧不起歐洲國家，西方人到奧斯曼帝國做生意都稱為賤民。但現在 土耳其卻是一個非常落后的國家，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東方還是西方。日本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脫亞入歐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個西方國家還是 亞洲國家了。鳩山由紀夫想回到亞洲來，但美國不讓它回來。這些問題要放在整個歷史背景下才能解讀它。總之，近代以來的中西關系，歸根到底是地位的演變關 系。
近代以來中國只有未來沒有過去，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系，有她的優點也有它巨大的弱勢。民族主義本身要有傳統文化的滋潤，要用民族文化來完成民族共識，如 果沒有傳統文化的滋潤就是斷腿的、殘缺的、不完整的民族主義。割斷聯系的缺點已經暴漏出來了，但它的優點是如果不割斷聯系、不向西方學習就不可能完成中國 的現代化，這是個基本的事實。那么割斷聯系后只有面向未來了。這個未來有兩大特點；第一是面向未來就是面向西方，一是不得不如此，二是有問題，這兩個同時 存在；第二就是這個未來的時間很短，前面提到的幾個領袖人物的未來都比較短，只有鄧小平比較現實，分三部走，現在走在第三步上。
2008年美國“引領”的全球金融危機，現在又引發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而中國成功的化解了這個危機，08年、09年平穩的度過了。基于這個事實引 發了一個判斷：中華民族應該重新審視在中西關系上所處位置。國內有兩派：一派是主張中國模式，認為我們有實力了，可以與西方平視了，甚至可以俯視了：另一 派（多數派）認為不能放松。多數派里面有謹慎派和唱衰派之分，唱衰派認為現在的發展都是虛的，問題太多（污染嚴重、貧富分化、腐敗等），代價太大了，現政 權將來必將垮臺，民主國家還要重建。這個唱衰派在史學界里面占主流，經濟學界占一部分，政治學界占主流，法學界也占很重要一部分，社會學界各一半。總之。 學術界也分派，分為自信派，不那么自信派，謙虛派，喪失信心派等等。
回顧這六十年，復興不可阻擋，我們要確立這個信心。中華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經擁有的亞洲位置，這個趨勢不可阻擋，這個目標一日不實現，中國的知識分子 向前的思維運動就不會停息，這是近代告訴我們的。因為近代的使命就是富強，而且以強為中心，以富輔強，第二步富強并重，將來就是以富中心（強的問題解決后 便會以富為中心）。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崛起過程中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已接近完成，接下來是更為艱難更為重要的第二步工業化。第一步工業化從輸入發達國家的技術裝備開 始，從洋務運動一直到現在，這也是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概無例外的選擇。前三十年的技術裝備主要來自蘇聯，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國際市場裝備對中國開放，中國可 以從西方發達國家直接輸入六七十年代先進的裝備和技術，有的是直接引進的，有的是合資引進的，有的是西方投資引進的。這些裝備和中國的勞動力相結合形成的 產品既滿足了國內需求，又鋪天蓋地的滿足了全球市場需求。但這個過程也伴有陣痛、非常殘酷：無數和老裝備結合的工人階級基本被淘汰過去，如上海有四十五萬 紡織女工全部下崗；東三省更是殘酷無情的淘汰，九七年、九八年、九九年這三年每年以一千萬人的速度淘汰。這個過程實質上是輸入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裝備和中 國眾多有知識而勤勞的勞動力相結合，產生大量廉價產品，再輸入到西方，既滿足了國內需求，進口地帶需求，又完成了出口導向，這是全世界都沒遇到過的。西方 人無法判斷這個事情對他們有利還是有弊，如果以亞洲四小龍為標準來衡量是有利的，但是這是在大國的崛起，因此情況不同了。現在中國有近2.1億勞動力在大 農業（農林牧副漁），2.8--2.9億在第三產業，2.1--2.2億勞動力云集在裝備制造業里，這么多勞動力進入制造業產出大量的產品簡直不可思議。 但這種情況在一百年前就有人預測過。美國社會學家羅斯福來華考察很多年，著有《變化中的中國人》，該書第五章預測了中國的工業化，“你看中國人如此眾多， 如此勤勞，如此戀家，如果給以適當的教育，并于西方的技術相結合，將會產生大量的廉價產品返回到西方。到那時西方富裕的工人階級吃什么去？”這本書是 1900年出版的，到今天剛好一百年，被他言中了。也正如馬克斯所言“廉價產品是摧毀所有萬里長城最尖銳的武器，它摧毀一切”。同時因為中國國土遼闊人口 眾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滯留的時間比西方估計的時間要遠遠多得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美國淘汰到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新加坡，香港，最后到了中國沿 海，現在轉移到中西部。目前沿海地區的GDP普遍增速下降，而重慶、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內蒙等中西部省份的GDP卻在快速增長，與沿海地帶形成強烈 反差。
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以引進裝備技術為核心，到目前已基本結束，接下來是更為艱難的第二階段，即依靠自主的技術創新，發展自主的先進裝備制造業。這一階 段估計要二三十年，因此今后二三十年是重中之重。中央關于科技創新已經提了十幾年，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已經提了七八年了，其實沒那么容易，這是個艱難的過 程，但這個過程已經啟動，最優秀的事例就是高鐵。我們引進了日本德國法國的技術，然后讓出一部分市場給他們，在此基礎上進行重組吸收創新，花了五六年，達 到世界第一，現在也可以輸出了。它給我們帶來了重要啟示：像高鐵這樣的先進裝備制造業需要我們依靠舉國之力去發展突破，進而趕超西方。如果我們完成了重點 領域的先進裝備業，就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現在上海寶鋼用的是日本的技術，上海金山石化還是日本五十年代的老裝備，因此總體來說，中國的裝備制造業處于落后 階段。這方面的追趕由于牽涉到整個中國工業化程度，所以它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這個時代已經不可抑制的啟動了。等到這個過程完成以后，中國 工業化的骨干也就建立起來了。
從以上事實可以加以判斷，中國目前的崛起是執行了近代的遺囑，執政黨也應該執行這個遺囑。政黨是為了實現目標的工具。這個偉大目標是整個近代百年的命 運，執政黨有利于這目標的實現，我們就支持它，違背這個目標就否定它。今后二三十年是考驗我們民族能否真正崛起的關鍵年份。在目前來看，向現代化倒退的可 能性還依然存在，因為確實出現了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這些問題很有可能導致現代化中斷，所以我們不能樂觀透頂。作為一名學者對待這種可能性要懷著居安思 危的態度，把它夸大反映都是應該的，但不應該由此而把整個前途看的一片漆黑，我們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應有信心。
總之，我們要判定民族的未來，確定民族的立場，這是整個學術研究的基本前提。
社會科學表面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實際上是立場問題，這里的立場指的是民族的立場。這個立場可以判明當代中國在東西方比較當中、在全球關系當中處于什 么樣的位置，更決定著我們對未來寄予什么樣的希望。近三十年來總的來講經濟增長，社會相對穩定。如此大的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如此快速的社會轉 型，引發的那么多的問題，同時還基本保持經濟增長，社會相對穩定，這個成績不能被低估。我們要在肯定這個成績的前提下來分析它的弱點缺陷。我們可以和日本 的起飛（從明治維新到1990年）、美國（從內戰以后到1962）、德國（1870到1914）做一下比較，也可以和第三世界的印度、巴西等國比較。美國 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它在快速的工業化轉型過程中，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如區域差異分化，城鄉分化，農業的利益過多的向城市輸入，農民大規模破產，甚 至在土地如此無限供應的情況下到1890年佃農制竟然大規模的恢復（按常理美國是最不應該形成地主佃農制的國家，因為土地是無限供給的）；其次，美國當時 出現了嚴重的黨政腐敗問題，1890年代的美國兩黨腐敗透頂。
三、中西—古今關系的重估與文化自覺的命題
這三十年總體來講，取得了近代一百年來沒有取得過的成果。近代百年以來我們屢改屢敗，到今天才重新找回了自信。這種自信要求我們重新去評估中西關系， 評估古今關系（由五四學人建立起來的），重新評估新文化運動（不是說新文化運動判斷錯了，而是說它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中國成長了）。
我們先要把立場（態勢）建立起來，立場建立起來之后看什么都可以。千言萬語只有一條，中西關系的變動影響我們民族綜合國力的提升，這個提升帶來的意識 形態的變動意味著文化自覺（費孝通），文化自覺的核心就是民族自信。中華民族的自信喪失的太久，這三十年唯一一次給我們提供了自信的機會，促使我們從精神 自我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說明我們已經有了一定底氣，但是這個底氣還不足以支撐我們，真正獲得底氣還需二三十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工業化第二階段的完 成，并且我們已經看到了曙光。當我們真正有了這個自信，相信知識界一定會產生領袖似的人物，改變知識格局，因為立場改變了。這個時代到來需要我們每一個人 做好準備，不要陷入過多疑問里面，也不要過度的悲觀，游移不定，要為它做到精神準備。這一天萬一來臨而沒有精神準備是不行的。經濟的崛起必然伴隨文化的崛 起，而文化崛起就是文化的自覺，自覺的背后就是自信。費孝通晚年重讀了從梁漱溟、錢穆、馮友蘭到先秦著作之后，發覺自己對傳統文化評價過低，提出了要重新 評估傳統文化。并且形成了一個新差序格局的理念。這是因為他晚年認識論發生變化了嗎?不，是立場發生了變化，某種情緒發生了的變化。這是老一代知識分子態 度發生的變化，中年的知識分子也發生了的變化，但主流的還是自由主義趨勢，小流是馬列主義趨勢，這兩種趨勢有高度合一的趨向，但民族的趨勢沒有從根本上建 立起來。
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審視中西關系、重新審視我們與傳統的關系的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重新審視當代的經驗，否則的話具體的實證調查無效。在調查的過程 中完成文化融合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這背后一定有一個立場的變動，立場變動之后所有的經驗都可以重新打量。這個變動就要求對以西方為中心的話語體系保留 一種警覺和懸置，對中國的經驗、歷史要有尊重、同情。近一百年來，尤其是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經驗被西方中心的話語貶斥到西方理論的注釋里面去了。所有論 文的理論都來源于孕育西方，而經驗材料卻來源于中國，中國經驗材料成為西方理論證明其正確與否的一個注釋。這種情況將會被全盤顛覆過來，西方的理論要成為 我們中國經驗的參照，作為我們的注釋。所以必須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來解讀中國的當下。西方的理論及其概念，凡是可以充當分析中國經驗的，可用則 用之，不可用則廢之。近百年的白話文運動，主要是沿著西化方向前進，大量的西方語言進入了我們的白話文，現在已進入日常語言了，但對于這種西化運動最好保 留一種警覺。凡是那些能夠得到有效指稱的西方概念，不管它是什么來源，我們一概加以使用；凡是那些概念指稱有所偏離的，我們加以修正，重新解釋；凡是在中 國得不到任何支撐就把它懸置起來。總之，讓中國的經驗作為主體，把西方的經驗都作為理解中國的一個有效資源。因為中國十三億人口，九百六十萬國土，五千年 文明，這三大要素構成的中國是不能被西方小國理論所解釋的。西方十九世紀崛起的國家都是小國（包括美國初期），這些率先進入工業社會的國家產生的理論對中 國具有參考意義，不具有決定意義。包括十九世紀為了解決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而產生的各種主義，如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都要謹慎的加 以使用。
總之，要尊重中國的經驗。對西方規范性的概念（有關價值）要謹慎加以使用，不能說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把中國的經驗變成西方待改造的資料（即按西方 的標準來改造），這種情況應該被終止。但是價值可以參考，這個價值也必須是建立在中華民族自身的現實需求、遭遇里面。當然，傳統的價值在現代也是有其意義 的。因為我們正在進行一個十三億人面臨的社會轉型，所遭遇到的問題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來講，數量也就是新的質量，因為數量無比龐大，就形成 新的質的東西，這個希望大家真的要注意。
在當代大學里面，專業與名利聯系在一起。每個學者都要搞點名搞點利，要養家糊口，這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它僅此而矣。它僅是一個學者在一個無限多元的學 說里爭取學術地位的一個工具而已，所以專業化不能否定，但是我們又必須認識到專業化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專業化就是片面化，對工科來講可以，對文科來講 “不大可以”，不是說“不可以”。因為文科作為整個民族經驗的一部分，與其渾然一體而出現，所以綜合的、歷史的研究是必要的。這需要我們吸收各門學科的一 般知識，而這些知識都要經過中國經驗的檢驗。
以上通歸為立場問題。有了這個立場，我們再談具體研究。每個人在復雜的中國面前，切割哪塊經驗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是可以的，但總的來講，學者要以思 想守護民族。思想一定是民族的，不是個人的。所以學者不過是把現有的知識輸入到自己的大腦里面，經過一番思考形成自認為比較好的知識再輸出來而已，一定是 民族的遭遇苦難問題刺激了我們去思考。所以在這意義上思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是理解當下，思的最高的價值目標就是守護這個民族。而這條被當代的市場化、個 人化解釋得分崩離析，民族不再成為一個實體，我們也失去了一個精神價值的歸屬地。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沒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為什么崇拜呢？因為那里的 “活”有著意義。你至少要假裝滿街的男男女女都是民族實體的一份子（是同胞，事實上雖然還要處處提防著）。有了這個假設就一定要珍惜，這樣會激勵著你去思 考。你為什么要去思考呢？如果僅僅是為了評什么東西，就是對心身的一種殘害，這樣太累太痛苦了，是一種身心的煎熬。我也有個人的圖謀，也有爭取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動機，這些我都不否認，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思想者，如果你要思考就必須以天下國家作為研究方向，這也是自古以來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士大夫心中沒有上 帝，只有三個神。第一個小神是“家”，這是綿延不絕的家，不是三口之家；第二個就是“國”，第三個是“天下”。家國即使都滅了，還有天下，這也顧炎武晚年 的遭際。當前我們要關注自己的民族，關注這個就是對天下最大的關懷。
一個偉大的時代即將來臨，我們不應過多的陷入了哀傷的氣氛，陷入對自身利益過多的考量之中。回首這六十年，看這三十年，十六大以來，總的來講，這個政 權還在守護這個民族。它還是想調節各階層的利益矛盾，比如城鄉關系尖銳之后，它就提出以工業反哺農業，把農民的負擔全部的取消；給中西部財政傾斜等。當然 有一些問題處理的比較艱難一些，如房子問題，黨政腐敗、既得利益集團存在等，這些都可以研究、批評。但是，在把前面的立場問題解決后，這些問題都可以研 究。就會看到文章里有“氣”，罵了還是樂觀的，你看五四學者對當時政權罵得一塌糊涂，但是里面都有“氣”，總體的氛圍還是樂觀的，批判一個文化就是希望它 能重建一個好的文化，他們沒有悲觀。現在是一個大發展時期，有些人迷茫，甚至悲觀，估計是大的社會轉型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心里不適調。1870到1890 是美國的大發展時期，這個鍍金時代被稱為“強盜大亨時代”，1890 年以后稱為黃金時代，黃金時代還有一個說法是“扒糞’時代。這種以市場為導向的快速工業化建設當中產生了一般性的問題，如財富分配不均，城鄉區域差異擴 大，政治方面腐敗透頂等。對貪腐的憤怒是需要的，但單純的憤怒是不夠的，學者們要研究它。它一定是過渡時期的特有產物，因為所有政體都在轉型期出現腐敗。 印度的腐敗特別嚴重，比我們還要腐敗。政體與腐敗有關系，但我認為，轉型與腐敗的關系要遠高于政體與腐敗的關系。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現在起要承擔一定的責任，要從西方的話語霸權中擺脫出來。由于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導致了文化自我殖民在知識分子中不斷強化，在人文 知識分子中更為強化。擺脫出來需要民族的發展給予動力，從而實現文化自覺，這樣我們將來的研究成果才會更有“氣”。我們現在搞的都是洋八股，黨八股。從中 央到地方的十二五規劃大都是大話、洋話、空話，特別是在學術界，洋八股充斥。最近十年黨八股洋八股發展太快了，它禍國殃民，摧殘思維。
讀書要有一種精神警覺。如果沒有立場，沒有帶著中國經驗去讀古今中外的書，這是讀不懂書的。尼采說過：讀書是先讀進去，讀不進去的人是領不進來的。讀 進去，然后領出來；讀進去多少，他可以領更多出來。沒有這樣的自信、自覺和經驗，就不能把書讀好、讀活。總的來說一個立場，一個信心吧，很重要。要以民族 天下關懷為己任去思考問題，如果你對民族的前沿問題有感覺了，你會發現很多問題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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