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雄關漫道真如鐵(上)—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

　　編者按：在黨90年發展史、62年的執政史上，人們對黨的褒獎和批評從來沒有中止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虛懷如谷的黨，是一個勇于正視自身錯誤的黨，是一個善于化挫折為前進動力的黨。然而，一部分人卻利用黨的優秀品質散布錯誤言論，歪曲黨的形象。這些人丑化也固化了黨的歷史，沒有科學地認識到黨對我國傳統文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西方發展道路的超越。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就是在對黨的“三大超越”的分析中得出黨人的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結論。

　　雄關漫道真如鐵(上)—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

　　文｜韓毓海

　　引言•開天辟地

　　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道路。

　　在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悲慘命運的殘酷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一舉擊潰了世界上最強大、最兇惡的帝國主義武力，歐文•拉鐵摩爾說：“中國共產黨先后把日本和美國軍隊當作了磨刀石，從而鍛造出嶄新的人民戰爭藝術，寫下了人類戰爭史的新篇章。”

　　20世紀初，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國家，除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外，還包括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在共產黨剛剛接手的1950年初，舊中國的工業能力不足歐洲小國比利時的一半。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現代化是世界各民族長期奮斗與追求的目標。但是，現代化從來就不僅指一系列抽象的指標。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現代化就是指各民族能力和綜合國力的競爭。因此，它必然表現為對現代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追趕與超越。而近百年來，這便是指對于美國的追趕與超越。

　　歷史已經證明：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和佼佼者們，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前蘇聯無不功敗垂成，半途而廢，人類歷史也已經雄辯地證明：能夠在經濟總量上趕上世界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而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有條件超越美國發展道路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道路。

　　這便是西方諺語所謂：Size is a matter，即總量決定質變，總量推動質變。

　　連那些不斷指責共產黨施行“暴政”的人們，實際上也是共產黨90年奮斗成就的受益者。而這些人在享受著持久和平、持續發展的同時，卻無恥地利用了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人鮮血換來的和平與發展，利用了共產黨人的謙虛謹慎和虛懷若谷。

　　希望有7000多萬黨員的黨保持百分之百的純潔性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一個不持偏見者卻不能不承認：中華民族的最優秀分子，就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內，就集合在鐮刀斧頭的旗幟下。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正視前無古人的奮斗歷程所必然遭遇的挫折、失誤和犧牲，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它絕不能成為畏首畏尾、止步不前的遁詞，更不能成為腐蝕13億人民豪邁自信心、歷史首創精神的病菌。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人類歷史的大轉變關頭，在鐵的、雄辯的事實面前，一切以動搖軍心為鵠的懷疑與動搖，都必須休息、也應該休息。

　　盡管中共反復強調她的奮斗歷程，就是與自身的錯誤與失誤、與混入黨內的機會主義投機分子和腐敗勢力作永不妥協斗爭的歷史，毫不諱言黨犯過錯誤，并宣示始終要為這些錯誤負責、永遠引以為戒，但事實是：中國共產黨是20世紀最大的人間奇跡的創造者，而這些人間奇跡，又均是在“幾乎不可能”的歷史絕境中創造的。

　　今天，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除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除了“在本來沒有路的地方硬闖出一條新路”之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如果我們后退一步，將又是婁山關、又是大渡河。

　　1950年，毛澤東曾以悲愴而自豪的語氣預言：讓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人民的力量面前發抖去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不但會把貧困落后的帽子丟進太平洋，而且要爭取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1954年，毛澤東在一屆人大講話時說：我們正在走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道路。

　　對于中共而言，這些話遠沒有過時，也永遠不會過時。

　　因為它意味著：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過程中，中共對于“創造性實踐”的追求始終如一，對于社會主義新路的探索，始終如一——無論這被稱為“革命”還是“創新”。

　　13億人口，有5000年文明的中華民族之發展、生存和奮斗，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雖然中共宣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明的優秀成分，借鑒了人類現代化成功的經驗，但90年奮斗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只有超越這一切——即只有超越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明、人類現代化的經驗，采用“非常性的、創造性的實踐”，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

　　共產黨人從來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

　　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公開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必須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開辟科學發展道路，并公開地回擊那些處心積慮的反動派。

　　中國共產黨的90年，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明的優秀成分，借鑒人類現代發展經驗為中國所用的90年；中國共產黨的90年，更是全面發展和超越馬克思主義、中國文明、全面發展和超越人類現代發展經驗的90年。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從政治上說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壓迫的結果，而從文化上看則是由于舊的傳統文化不能應對現代挑戰所致。

　　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文明的深刻內在危機，那么我們就不能改革、不能前進、不能革命，就沒有覺悟和自覺。

　　“中國的崛起”，必須追溯到1949年的“中國人民站起來”和人民的真正解放，而不是從今天開始。當今之際，我們尤其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人民物質生活的普遍提高、貧困人口的迅速減少的同時，階層、城鄉、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在加劇，必須注意到這種不平衡的加劇，從根本上說，乃是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主動性——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被消弱所致，是漫長的封建等級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死灰復燃、惡性膨脹所致；在為中國經濟總量的飛躍而贊嘆、自豪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早在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達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和帝國主義的軍事強權壓迫下，古老的中華帝國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潰。

　　如果我們不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科學發展新路，如果我們不能繼續革命創新，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革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命、去革封建傳統的命，而是抱殘守缺、故步自封，那么，我們的持續發展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的真正崛起就是不能實現的。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

　　今天，我們可以對“李約瑟之謎”提出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5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 。中國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而發行國家法幣，這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導致日本的侵略。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金融力量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聯系的胥吏和土豪劣紳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胥吏控制和魚肉基層。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從土地革命入手，從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權力中奪權，一方面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正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對“三門干部”的同時，必須反對“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風。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我們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為戒。

　　人類政治史的歷程表明：西方政治所一向關注的，無非就是“政體”問題，而中國政治的偉大傳統，卻是追求“政道”。“政體”所指無非社會各階級之分利和利益分配，而“政道”所指則是為人民謀幸福，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即區分了中國的“政體”與“國體”。他指出：“政體”之關鍵，在于各階級利益的區別和分析，而“國體”之目標，則在團結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求同存異，戮力同心建設新中國、新社會，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政體”不過是工具、手段，“政道”才是政治的真正目標，離開“政道”求“政體”，乃至陷入“政體”迷信，這是愚蠢透頂的舍本逐末之舉。認為西方民主屬于“高級階段”，中國的民主屬于“初級階段”，這更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純屬無稽之談。

　　南懷瑾先生曾經說，在新中國的前30年，共產黨人創造了中國數千年所未有、人類歷史上所未見的三大人間奇跡：一、看病不要錢。二、上學不要錢。三、干部與老百姓“共窮”。尤其是第三條，干部與人民同甘共苦。這是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則參加勞動，而且生活方式與勞動者完全相同——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最高級的民主，這是無法超越的平等 。

　　中國歷史數千年，何以都不能解決國家組織能力問題？這里的要害就在于，無論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還是法家積極有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對中國政治改造的核心：如何從根本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而自皇帝到基層，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有所作為，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幾千年來，人民逃避壓迫剝削，其實質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組織。其消極的方式是逃避賦役、消極怠工，而積極的抵抗便是造反起義、落草為寇。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唯有共產黨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國上層無可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絕沒有效果，從而專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層，從基層入手教育人民、組織人民和發動群眾。

　　即使在我們黨犯了嚴重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巨大錯誤的時候，中國人民之所以還是相信黨、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就是因為中國人民相信：作為國家的主人、革命的主體，共產黨的旗幟上的每一片光彩，也就是每個中國人的光彩，而作為國家的主人、作為革命的主體，黨犯的每一個錯誤，也并不僅僅是共產黨自身的錯誤和失誤，而是每個中國人人人都有份。

　　在精英們“改制”、“憲政”的高調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里成了反義詞、貶義詞。既然漠視人民，那又何談民主？即使確有文化大革命時代群眾專制、群氓哄起，即使確有現時代“公德淪喪”的悲哀，但倘若睜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見者，都不能不承認：在中國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終肩負著民族的希望，忍辱負重、勤勞善良的中國勞苦大眾，在面對地震、洪水的奮勇救災中，表現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難的情懷，感天動地、氣壯山河。歷史反復證明，也只有他們才能在實踐中去不斷發現、發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這是個基本的誤解。因為民主的標志，乃是人民成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會的主人。而當天下大事和國家大事成為少數精英、專家和治理者的私事，當“為人民公天下”成為官面文章，實則卻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義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勞、再敬業，人民群眾依然還是會困惑不滿、依然還是會怨聲載道，而這就是由于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被消弱，即他們不再心悅誠服地相信：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他們不再相信：黨旗上的每一片光彩、黨的每一個失誤，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處留給自己，而把一切問題推給國家、留給政府、推給黨。

　　中國歷代的問題是：皇帝久居深宮，治理依賴精英，于是統治者聽到的都是精英的聲音，而精英們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國家大事。共產黨發明了種種方式：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分析最高領導的政策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至于成千上萬大字報、連篇累牘互聯網，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媒體創舉。

　　當今之時，如果聽了精英們的宣傳，那中國似乎已經國將不國，除非改制換人、卷旗繳槍，讓某些“先富者”上臺，心無掛礙的跟著美國走，最好能成為美國的一個州。但如果肯聽老百姓的聲音，那么其中頭幾條便是：當今專家禍國、律師謀財、精英害人，面對著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員竟不作為乃至沆瀣一氣，而絕大部分媒體、小報記者卻專打便宜拳。

　　宣傳工作到底該抓哪頭，究竟宣傳誰、歌頌誰，以誰為主角，就取決于共產黨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層的老百姓那一邊。就取決于共產黨是實行“三進三同”，還是在沙龍里與精英們閉門思過、云山霧罩地開學術思想討論會。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有批判，也有繼承，但更有洞見、有著真知灼見的發現。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發現之一，就是重新發掘和恢復了中國歷史上早已中斷了的墨家的優良傳統。

　　墨家傳統的核心，就是變“為人民代議”為“為人民代役”，變“代表人民”為“深入群眾”，變“讓人民說話”為“為人民服務”。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找一家替勞苦大眾說話的政治哲學和思想學說，那么除了現代的工農革命黨之外，那實在就只有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家者流了，而且更可以說，幾千年歷史，除此一家再無分店。故莊子懷著無比敬仰的心情贊嘆墨家學說為“人間大好”，而又以為墨家何其悲壯：“使人憂，使人悲，其道大觳……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魯迅說，墨家消失之后，俠變成了流氓，由為人民服役者變成了魚肉基層的胥吏，中國的脊梁于是垮掉了。這是很知道歷史的話。

　　西方民主的最高境界，無非是開放人民參與決策，而共產黨的民主卻是要求決策者必須走出去、走下去，即通過群眾路線，到人民中去，與人民一起決策。我們今天提倡干部“三進三同”，其實就近乎墨家的“尚同”主張，故這可以說是有深刻根底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文明的另一個改造和發展，就是振奮和發揚了武德，并從這一點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和性格。

　　在中國共產黨興起之前，中華文明的武德，已經失落了近千年了。今天回溯這個歷史過程，也并不是沒有意義的。

　　大致說來，春秋時代，軍人以貴族為主，軍人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說。而軍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釋來自楚莊王，他提出“武”的字義，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書》最重要的篇章《農戰》，便知我國歷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時代便是秦。“又戰斗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有這樣的民風、這樣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無敵的軍隊。西漢因為繼承了秦。“農戰”的傳統，因此才能夠擊潰匈奴，但是，因為西漢偏重親戚權貴，秦以戰功行賞罰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時代，卻也已經被嚴重破壞了。到了東漢時代，漢人一般都不愿當兵也不能當兵，兵源多依賴內附的外族，所謂“五胡亂華”之根源，因此早已種下。

　　唐代建國，府兵制是基礎，核心是選拔品質優秀的農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層選拔積極分子的儀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層壯大積極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來，國家不再重視軍隊，實質上便是更不重視基層，因為國家重視“文詞進士科”，從而輕視邊疆、重視中原，從而輕武重文，漠視武德；結果鑄成安史之亂，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國家已經無力動員基層，從此便將基層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這些胥吏則是王安石所謂“奸邪無賴之徒”，于是私兵泛濫，當兵如奴隸、配軍。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來，直到國民黨統治時代，“拉壯丁”就等于征兵。李華的《吊古戰場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搶地的悲嘆，不過凝結為后世兩句俗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而已，可見中國之積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當兵光榮、光榮者方能當兵，這是共產黨、新中國所造成的新氣象。而一切不抱偏見者，便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新中國的一個偉業就是結束了落后挨打，毛澤東的一個成就就是振奮了中華民族的武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就是“武德”的體現。“好八連，天下傳，為什么，意志堅”，“拒腐蝕，永不沾”，“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而這就是毛澤東夜不成眠，寫給人民軍隊、普通戰士的詩，其中講解的也就是武德。反過來說，如果人民軍隊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實行最先進的制度，軍人喪失了榮譽感，進退憑親貴、賞罰依文詞，中國倘如再次丟棄了“武德”，那么，在這個虎狼世界上，我們中國就危險了。

　　今天，我們不能因為只是關心經濟發展，而放棄戰略問題的思考，盡管戰略不等于軍事，但歷史的事實是，因為鴉片戰敗、甲午戰敗，即使有再好的發展模式、再好的戰略，也都沒有實施的余地了、都成了空談了。故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歷史，關注現實，就必須拒絕空談，而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

　　中國共產黨人何以能夠改造舊中國和舊文明？這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紀律嚴明的戰斗隊、宣傳隊和工作隊。有了這樣一支隊伍，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長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國人民方才煥發出改天換地的能力，中華文明的腐敗病根才得到了醫治，中國傳統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

　　這同樣是歷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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