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關于極左派的正解和對所謂“兩頭真”的批判（修訂）

關于極左派的正解和對所謂“兩頭真”的批判

奚兆永

長期以來，右派們都喜歡把所謂“極左”這頂帽子送給左派，而在左派內部，有些人也很怕這頂帽子，將其視為洪水猛獸，一旦有人給他扣上這頂帽子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什么大錯似的，不能理直氣壯地予以回擊。更有甚者，在左派內部還有人跟在右派后面批評自己隊伍內部那些思想更先進、信念更堅定、革命更徹底的人，說他們是“極左”。

最近一些年來，右派們還新創了一個名詞，叫做“兩頭真”，把這頂“桂冠”送給那些年輕時參加革命而到年老以后“大徹大悟”，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想在中國搞“普世價值”的所謂“老革命”；而有的“老革命”竟然欣然接受，甚至還主動地對號入座，自己給自己戴上這頂“兩頭真”的“桂冠”。

應該說，由右派們挑起的這兩個問題危害極大，但左派或革命的人們似乎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還少有文章進行研究和批駁。在這篇文章里，我想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對極左派的真義給出正解，并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對所謂“兩頭真”的謬說作出批判性的評論。

一、左右的政治分野及其后來的變化

秦暉先生在《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于現狀》一文中說，“左右派起源于法國制憲會議，但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干的兩個集團。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于強者的過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基于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

說左和右這個政治區分起源于法國制憲會議當然是事實。我們知道，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社會還是一個封建社會，社會由僧侶（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和平民（第三等級）三個等級組成，前兩個等級是特權階級，而第三等級則處于無權的地位。后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社會關系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資產階級作為第三等級的一個部分正在迅速崛起，而封建領主則向貴族等級退化，經歷了優越時代、特權時代和虛榮時代，貴族也在趨于消失，而有一些開明的貴族如米拉波伯爵則轉向第三等級。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正在加劇。法國由于資助參加北美的獨立戰爭獨立戰爭承擔的借款，國家開支增加，而稅收則遇到了抗稅不繳等問題，以致赤字嚴重，財政遇到了危機。為了解決社會的和財政的危機，停開了170年的三級會議又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不過這時的國民議會已經和過去的三級議會不同：過去是各個等級 “分廳議事，”，法案“按等級”表決；而此時則是各等級“合廳議事”，而“按人頭”進行表決。在國民議會開會時，三個等級的代表同在一個大廳議事，這就出現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局面：第三等級的代表都坐在大廳的左面，而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的代表則都坐在右面，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自此以后，人們把推動歷史向前的、革命的、進步的階級、政黨、派別或個人叫做左派；而把逆時代潮流的、反動的保守的階級、政黨、派別或個人叫做右派。

秦暉先生說“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干的兩個集團，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于強者的過多限制。”這樣說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無論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還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左右都是以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取積極的推進的還是取消極的反對的態度來區分的：第三等級取積極的態度，他們是革命的，激進的，是左派，而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取消極的反對的態度，他們是反動的、保守的，是右派；并不存在什么一方主張平等，一方主張自由這樣的問題。盡人皆知，“博愛、平等、自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資產階級要團結整個第三等級革封建制度的命，必然要“博愛、平等、自由”一起提，而不可能把這三者對立起來，只是“比較支持平等”；而處于反動、保守一方的封建勢力也不可能“比較支持自由”，他們既要反對平等，也必然要反對自由。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馬克思曾說，“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生產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爆發式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頁）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實質的揭示，說明秦暉將這些口號中的平等和自由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乃至把這種對立固定下來并使其永久化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說，從抽象的意義上說，左派和右派的區別是很明顯的，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左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的，激進的，右派是逆歷史潮流的，是反動的，保守的。但是，要現實地區分左派和右派，還需要根據歷史的發展的不同階段作具體的分析。比如，同樣是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生產方式時，他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的，進步的，是左派。但是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全取代封建生產方式并且得到了鞏固以后，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里曾經說到，“法國和英國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頁）這一點，甚至連極右的思想家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認。哈耶克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走向奴役之路》中說，“200多年以來，英國的思想始終是向東的。曾在英國實現的自由法則注定要傳遍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并不是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了它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的輸入國。此后 60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里，主動要支配 20世紀世界的那些思想向東和向西傳播。”（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當然，馬克思的話是就經濟學而言的，哈耶克講的也是就思想界的狀況說的，但是，如果我們要解讀這些話的背景，那無疑是基于階級關系的變化：人類歷史上最革命最進步的無產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而資產階級則開始走下坡路，由一個上升的、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階級而變為一個阻礙歷史前進的趨于保守的階級，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已經由昔日的左派而變為右派了。

至于秦暉先生把左右派的區分與主張“福利國家”、“國家干預”和新自由主義聯系起來，把左派右派與“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于強者的過多限制”聯系起來，更使人感到，秦暉先生這是故意把大事化小，曲意要改變歷史上左右分野的性質，同時要把客觀的歷史過程人為地“現代化”。18世紀由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左右分野是階級的或政治的大分野，到了秦暉先生那里竟“很快”被人為地變成了20世紀后同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內部主張“福利國家”、實行“國家干預”和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之間的細小差異。人們要問，這究竟是揭示歷史真相呢，還是掩蓋歷史真相呢？

實際上，無論是“福利國家”、“國家干預”，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20世紀才出現的資產階級的政策主張。關于“福利國家”和“國家干預”，《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福利國家”詞條說，“這個術語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現，當時阿奇比肖普••坦普爾為了區分戰時美國與納粹德國的‘福利’國家而創造了這個詞。它很快就被應用到貝弗利奇的報告中（1942年），貝弗利奇報告建議國家應負責‘從搖籃到墳墓’的個人福利。但是，很荒謬，正是德國在19世紀80年代最早實行了社會保險，并且在20世紀20年代創造了Wohlfahstaat(（德文‘福利國家’）的概念。”（《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4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頁）至于“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于強者的過多限制”的政策，其實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有人把這一政策主張當做凱恩斯主義的對立物，其實新自由主義真正要反對的并不是凱恩斯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十月革命是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新自由主義就其本質來說乃是一種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新自由主義思潮無論從它的鼻祖米塞斯來說還是從它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哈耶克來說，都是20世紀的思想家，他們是不可能從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很快”地提出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的。秦暉的說法顯然是把左右派的分野現代化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左右派的分野本是一種政治的分野，階級的分野，而秦暉先生的劃分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維護資本主義兩種不同方法的分野，而不是現代兩大階級之間的分野，顯然也是錯誤的。我們知道，早在19世紀，無產階級即已登上政治舞臺。到了19世紀末20初，人類更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怎么能吧無產階級放在世界的政治分野之外呢？無產階級作為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它肩負著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光榮使命，理所當然是推進向前發展的左派，而資產階級從總體上來說顯然已經是走下坡路的階級，它之成為右派也是理所當然的。

秦文說，“大陸的左派、右派名詞來源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大陸，派別的劃分都是以政府為參照系的。由于歷史上政府一直是極左，因此在人們思想上有一個慣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極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對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劃分都是比較合理的。” 這個說法顯然似是而非。實際上，中國大陸（臺灣也一樣）關于政治上的左右之分也來自歐洲。中國人說的左派也是指能夠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的、進步的一派，而右派也是指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的、保守的一派。當然，中國的左右之分野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他可以加入革命的營壘，成為左派的一部分。關于左右派的區分，毛澤東曾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起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頁）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他還說，“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

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歷史向前發展了，革命的對象變化了，左右派的階級內容和劃分標準自然也要有所不同。社會主義要革資本主義的命，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從革命的動力轉為革命的對象，當然就不再是革命的左派，但是作為個人，只要他擁護社會主義并以行動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他仍然可以成為左派，像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就是一個，他被人稱為“紅色資本家”。對于社會主義階段劃分左右派的政治標準，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曾作了這樣的表述：“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㈠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㈢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專政；㈣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制度；㈤有利于鞏固共產黨 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削弱這種領導；㈥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者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頁）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就是根據這六條標準來區分左右派的。當然，的事出現了反右擴大化的問題，后來這也作了糾正，摘去了一些人的右派帽子，但是，后來一些人根本否定反右派的必要、一風吹地認為中國根本沒有右派，則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說，“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會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428頁）偌大的中國，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要搞社會主義，竟然沒有人反對，大家都是左派，竟然沒有右派，豈不是咄咄怪事？現在那么多人熱衷于搞資本主義，難道當時就沒有右派？今天，他們當中一些人連自己（如茅于軾）都公開承認當年并沒有搞錯、無須進行平反，難道你還要說他不是右派，還一定為他平反嗎？在這方面，秦暉先生本人也提供了一個新例證：他自稱是新自由主義者，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主張平等的是左派，主張自由的是右派，這不等于說他承認自己是個右派嗎？

左與右，本來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以自我為中心的關于方位的概念，并沒有什么政治的色彩，也沒有褒貶的含義。但是自法國大革命后，左派與右派的分野卻凸顯出鮮明的政治色彩和褒貶的含義。這一點，可以說已被世界所公認，并且被運用于現代的政治生活中。現在，我國居然有人搬出老古董，撰文說什么中國古代的世家、望族屬右性、右族，有褒揚之意，而左姓、左族則具有貶抑之意，想以此抹殺、模糊現代左右之分的政治色彩和褒貶含義。（劉文立：《左右中思索》，《光明網》2008年7曰11）在我看來，這是徒勞的，因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大家都這樣說或這樣認為，你想要回到中國古代去，用古人的說法和用法取代今人的說法和用法，是不可能的。

在左右問題上，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極大成功之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出現了向左轉的傾向。舉例來說，在英國，曾經被列寧稱為“布爾什維克的死敵”的凱恩斯，曾經是費邊社主要成員的蕭伯納，在上世紀20年代或30年代訪蘇后都稱贊蘇聯的社會制度優于資本主義。而曾經揚言要“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里”的丘吉爾，在目睹了蘇聯的巨大變化之后，到晚年也對斯大林的領導大唱贊歌。在美國，羅斯總統面對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和那時欣欣向榮的蘇聯計劃經濟，也不得不東施效顰，實行新政。至于和馬克思一道被稱為“千年巨人”的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同時還是一位肯定十月革命，肯定列寧，肯定蘇聯社會主義偉大成就的激進的思想家。在法國，大科學家約里奧•居里和大藝術家畢加索更以他們參加法共的行動投身到左派的行列。

當然，由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陷入了低潮，近視的西方帝國主義以為世界又將是他們的一統天下了。而中國的跟班們也跟著他們的主子同唱一個調子。他們否定左右派的政治含義和褒貶色彩，在他們看來，中國就要變天了，他門可以以當資產階級右派為榮了。我們要說：你們高興得是不是太早了？曾幾何時，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又打破了他們的美夢，馬克思的著作又重新受到人們的青睞，資本主義又再一次遭到人們的批判。人們有理由相信，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會再次掀起高潮。中國的右派們對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不過他們不敢承認罷了。

至于說中國的左右之分“都以政府為參照系”，那也不能成立。若要這一說法成立，就應具備一個前提，即當政者必須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但是，這樣“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過去王明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但是實踐證明，他不過是加了引號的“左派”，而絕不是真正的左派。胡耀邦、趙紫陽也曾經是當政者，但是他們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難道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嗎？跟著他們走的能是左派嗎？最近看《永遠的忠誠》，那個被當政者肯定并且一再被加以宣揚的小崗村，究竟是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還是阻礙了歷史的前進？它究竟是左還是右？人們也是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的。憲法規定，我們的國家是一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它應該受到人民的監督。今年兩會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還說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能夠批評和監督政府。顯然，以政府作為參照系來區分左右這個說法顛倒了人民和政府的關系，顯然是不正確的。

秦文還說什么，“大家都能看到，農民問題、失業工人問題、學生就業問題，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提出來的。按常理，自由主義應該屬于右翼陣營，對平等問題的關注較弱。但在國內，連他們都開始關注平等問題，表現得“左”了。說明目前的參照系已經偏向極右”

秦文這樣說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這些社會問題的發生，正是新自由主義者制造輿論，大搞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者不懂得私有化必然導致階級的兩極分化；市場化不僅會遇到“市場失靈”的問題，而且必然會導致社會勞動的浪費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自由化的結果則必然會導致政權的不穩和社會的混亂。可以說，三十多年來新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再生”和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崛起”正是中國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而新資產階級和新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只會使問題更加尖銳復雜。公平問題 已經提出好幾年了，現在，社會是不是公平了呢？沒有，基尼系數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更高了。實踐證明，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靠資產階級和新自由主義是絕對不行的；只能依靠無產階級，依靠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能依靠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只能依靠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只能依靠左派特別是極左派，而絕不能依靠右派，尤其不能依靠極右派。否則，近百年來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果實就會喪失殆盡，中國就要重新倒退到舊社會的悲慘狀態，而談不上任何真正的社會進步。

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極左派這一概念的正解

我們說，左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是革命的、進步的，但是在一些人看來，若在左派前面加了一個極字而成為極左派就不好了。這樣理解極左派恐怕與中國人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凡事都講個 “中庸之道”有關。作為儒家經典“四書”之一的《中庸》里引用孔子的話說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宋代大儒朱熹對此的解釋是，“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能體之，小人反是。”（《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8-19頁）儒家的這些說法當然是認為有了這個極就不好了。其實，極或極端是一個程度副詞，用以作形容詞的最高級，它對所說明的事物或行為的好壞程度雖然有重要的影響，但這個副詞本身并不能決定事物或行為本身的性質，它與“最”字一樣，如果被說明的事物和行為是肯定的，加了這個“極”字就是這個被肯定的事物或行為已達到了頂點。實際上，就是解釋中庸的朱熹，在稱贊中庸時也用了“精微之極致”，這本身就說明，極字并不一定就不好，有時還好得很呢。在通常，我們說某件東西是“極品”，那顯然是說它是無與倫比的好，而絕不會因為有了一個“極”字就認定它不好。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里說白求恩“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難道因為用了“極端的”一詞，就是否定白求恩“負責任”和“熱忱”了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在這里，正是因為有了“極端的”三個字，就說明他的“負責任”和“熱忱”不是一般的，而是大大超過一般的，值得人們學習的。只有當“極”字與具有否定意義的形容詞相聯系他才有進一步加強否定的意義，如說“極壞”、“極端惡劣”之類。如前所說，左是一個褒義詞，在前面加一個“極”字，其褒義應該應該更大得多的提升才符合常理，怎么會變成貶義詞呢？這說不通嘛！。

當然，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對于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理解問題。為了弄清極左派這一概念的真義和正解，我們還需要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請教。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的開頭曾經說了這樣一段話：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這個維持經濟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編者注）原則，用以塑造維持經濟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這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作用的部分（在1888英文版中是‘最先進的和最堅決的部分，推動所有其他部分前進的部分。’——編者注）；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其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宣言》的這段話告訴我們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中最堅決、最革命、能夠推動其他部分前進的部分；它代表著運動的整體利益，代表著運動的未來。

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他們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思想。后來，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又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頁）馬克思把這種社會主義稱作“革命的社會主義”。正是這種強調不斷革命論的社會主義把它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區別了開來。如果說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曾經是左派的話，那么，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主義者就是左派中堅持不斷革命的極左派。

也許有人對這樣的解讀還不是那么心悅誠服，那我們還可以再看一看恩格斯晚年在《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一文里就同一個問題寫的一段話：

“如果運動真正是全國性的，我們的人就將參加，用不著人家來發號令，我們參加這種運動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時必須清楚地了解，而且我們必須公開宣布：我們是作為獨立的政黨參加，暫時同激進派和共和派聯合，但是和他們截然不同；我們在勝利的情況下對斗爭成果不抱任何幻想，這樣一種成果遠遠不能使我們滿足，它對于我們來說僅僅是已經達到的階段之一，僅僅是作為進一步占領的新的作戰基地；正是在勝利的當天我們就將分道揚鑣，并且從那一天起，我們將成為和新政府對立的新反對派，但不是反動的而是進步的反對派，一個極左的、要求越過已獲得的陣地而向新的陣地進軍的反對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頁；其中黑體為引者所加。）

在這里，恩格斯十分明確地把共產黨稱為極左派，講到了極左派和其他反對派的區別就在于他們堅持繼續革命，“越過已獲得的陣地而向新的陣地進軍”，或如《宣言》所說，“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代表運動的未來”。

為了防止可能產生的誤譯，我查找了《馬恩全集》的德文原文。有關“一個極左的……反對派”一語的德文原文是：eine Opposition der äußersten Linken,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7年德文版，第442頁）應該說，將äußerst Linke譯為”極左或極左派都是正確的。根據198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德漢詞典》，Linke就是左或左派，而äußerst作為形容詞的最高級，有①最遠的、極端的，②最大的，③最后的、最后限度的，④最壞的諸義。將äußerst用來形容Linke，翻譯為極左或極左派誤譯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該詞典在舉例時也正是將die äußerste Linke解釋成了極左派。但是令人頗為不解的是，該詞典在die äußerste Linke加了一個方括號的注[Recht],,在極左派之后也加了一個方括號的注[右派]。（見《德漢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頁）我認為，這個方括號的注是與恩格斯對極左派所作的論述直接抵觸的，是完全錯誤的。

說到這里，回顧一下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關于極左問題的論述，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也是大有裨益的。

1967年9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文章里有毛澤東的一句話，指出當時一些人“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應該加以揭露。

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講了“貌似極左，實質極右”。這就明白無誤第說明，他提出要批判的極左并不是真正的極左而只不過是“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假極左或“形左實右”的所謂的“極左”。從他的這一講話里，人們看到，毛澤東對于極左其實也是肯定的。

說代“形左實右”，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加以反對過。人們記得，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里曾經針對當時的斗爭寫下了這樣的話：“聯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貌似極左，實質極右”，還是“形‘左’而實右”，這里所謂的“左”都不是真左，而是加了引號的所謂“左”，是假左；這個所謂的“左”，不是革命的左，而是機會主義的“左”。我們知道 ，機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代理人。資產階級懂得，由這些機會主義者出面反對無產階級要比他們親自出馬更為有利。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曾經和這類機會主義派別或機會主義分子進行過堅決的斗爭。毫無疑問，這些機會主義派別或分子實際上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其實屬于右派或右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當時還沒有“‘左’傾機會主義”的說法。恩格斯去世后，由于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出現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詞句而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他們用折中主義和詭辯論取代革命的辯證法，否定階級斗爭，否定暴力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甚至在議會贊成資產階級提出的軍事預算，主張“保衛祖國”，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把被他們篡改或“修正”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東西，用以欺騙革命群眾，為資產階級效勞。其代表就是伯恩斯坦和第二國際的社會黨。后來的考茨基也是一樣。列寧對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還對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了斗爭，他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對俄國的、德國的和英國的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提出了批評。這些所謂“左派”，否定任何改良，否定任何妥協，完全不懂得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關系，否定共產主義者進行議會斗爭的必要，否定共產主義者可以參加工黨，被列寧譏諷為“孩子氣”，患了“‘左派’幼稚病”。在中國，毛澤東也和各種形式“左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我們從列寧和毛澤東著作里對于“‘左派’幼稚病”和“貌似極左，實質極右”、“形‘左’而實右”的批判里看到，他們所批判的都是加引號的“左” 或加引號的“左派”，而從未批評過不加引號的左或左派、極左派。這就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他們對于不加引號的左派或極左派是持肯定態度的。因此，對于今天的左派來說，人家說我們是極左派，我們完全用不著感到不舒服，而應該感到是一種光榮。當然，極左派應該是最徹底的革命派，應該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我們還不夠格，還需要不斷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斷改造世界觀，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水平。最近一年來，左派內部出現了一些矛盾、分歧甚至分裂的現象，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通過提高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水平來解決。有些同志有“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思想，看不起他人，甚至抓住別人過去的一些缺點錯誤不放。他們不明白，共產主義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事業，而個人的力量是極其渺小的，人少了是成不了大事的，要成就大的事業就要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就必須團結越來越的人共同奮斗。因此，革命不能分先后，進步也不能論早晚。當然，對于一些錯誤的思想觀點是應該進行批評的，但是這種批評應該是積極的，與人為善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別人改正錯誤，走上正確的軌道，更好地進行斗爭，而不是證明自己的“一貫正確”。實際上，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么“一貫正確”。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犯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的錯誤，后來在“查田運動”中自己把它糾正了。毛澤東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們，哪能“一貫正確”？當然，被批評的人也要虛心看待他人的批評，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水平，而不應采取拒絕批評的態度。這樣才能不斷提高自己，搞好左派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

三、“兩頭真”的要害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背叛共產主義理想

左和右是一對相對立的概念。有左派當然就有右派，有極左派當然也就有極右派，可以說，極左派和極右派乃是是政治版圖上對立的兩極。右派們當然不會不知道極右的名聲不好，為了反對革命的左派，硬是把極右和極左拉在一起進行抨擊。如宋養琰先生在2008年7月29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發表的《“極左”和“極右”都極其有害》一文，以及吳敬璉先生2010年在《中國改革》第11期上發表的《極左極右都危險》一文都屬于這一類。此外在網上還看到過一篇武侯坡寫的《防范極左，警惕極右，劃清界限》的文章，其觀點雖與宋、吳的文章不盡相同，但其混淆極左與極右卻是一致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經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做了澄清，這里當不再贅述。這里要著重批駁的，是極右派雜志《炎黃春秋》的掌門人之一的楊繼繩先生為了給極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唱贊歌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兩頭真”。2001年1月，楊寫了一篇題為《論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中國的一場跨世紀爭論》的文章，其中說道，“像李慎之這個年齡（李當時年78歲——引者）的人當中還有一大批‘兩頭真’的人物：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后大徹大悟并真誠地直面社會現實。境外有的媒體稱這批人是‘黨內民主派’，其實他們是自由主義派。”在這里，李慎之分明是“兩頭真”的典型。五年后，即2006年9月，楊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李普今年八十八》的文章，再次談到了所謂“兩頭真”，雖然仍然一樣，但所根據的原型卻換成了李菩，他聲明說，“我提出‘兩頭真’這個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兩個說法顯然自相矛盾，但對楊繼繩來說卻可謂是“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2001年那篇文章以李慎之為典型，是因為李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頭面人物，在境外影響大，打出他的旗號有利于新自由主義的傳播；至于2006年的那篇文章抬出李普，則恐怕是由于考慮在“老革命”中像李慎之那樣“洋”的人畢竟不是很多，而且其所發表的言論崇美的意味過濃，頗有漢奸之嫌，為國人所不齒，宣傳的效果并不佳，更何況斯人已逝多年，似亦不宜再作為典型宣傳，而如果換一副面孔做典型，或能收到更佳的宣傳效果。楊先生既然如此看重李普，我們就以李普為典型來剖析一下所謂“兩頭真”的現象是怎么一回事。

李普生于1918年，卒于2010年，湖南湘鄉人，1937年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記者、省委宣傳部長、北大政治系主任、新華社副部長等職。而對于這幾十年思想經歷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間陷入了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之中；這一段相當‘左’，有時甚至可以說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歲以來逐漸覺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這就是楊繼繩所說的“兩頭真”。

應該說，李普在他青年時代——也就是上世紀30-40年代的那一頭“真”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又面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人們反對專制，有強烈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問題是后來的一段時間怎么會由這個“真”變成了“假”的？

李普逝世后，徐迅雷于2010年11月15日在《光明網》的《光明觀察》欄《向新聞界前輩學習“兩頭真” 》一文中說，“作為記者的李普，不僅見證和記錄了勝利和成功的喜悅，也見證了并評析了建國以后歷史的‘拐點’。他認為這個拐點是1953年。他認為‘我們從1953年起就誤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紀，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逐步走上正軌。’”楊繼繩在《追憶李菩》一文中說的各位具體，他說，“李普萬萬沒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個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在周恩來的總結報告稿上作了一個批示，這個僅有88個字的個人批示，不僅推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根本大法”，還作為全國全黨必須遵循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于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年之內消滅了私有經濟，實現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從而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他們看來，李普等一批老革命由真變假是社會主義革命造成的，是毛澤東破壞民主和法制造成的。

這些說法表現了李普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的極端無知，也是他對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肆意歪曲和極大污蔑。

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里就十分明確地指出：

“共產黨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在法國，……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

“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里也說，““我們的口號（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引者）無條件地承認不能直接越出純粹民主革命范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于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產階級下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得以順利地進行。（《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594頁）

毛澤東在1939年所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曾經十分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的。……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黑體為引者所加）他還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族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后完成。只有認清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 ，同時又認清而這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同上，第651-652頁）

可以說，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上述論述已經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說得夠清楚了。他們既指出了革命發展的階段論，又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革命論，教導我們既不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又不能在兩個革命間建筑起萬里長城，在民主革命完成（其標志是奪取政權）之后就應及時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對于中國的革命者來說，無論是馬恩《共產黨宣言》，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還是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都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而且其篇幅也不長，論述也通俗易懂，不像《資本論》那樣大部頭的著作難讀，作為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并曾曾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李普來說應該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他對此似乎毫無所知，這很使人大惑不解。

問題還在于，不僅馬恩、列寧和毛澤東是這樣說的，而且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也正是這樣做的。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前夕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行了七屆二中全會；而在這之前，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并研究了革命勝利后的一些重大問題，劉少奇在13日的會議上，著重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作了發言，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并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在這個發言里，劉少奇不僅強調了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多種經濟成分中中的領導地位，而且提出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對于劉少奇的這一發言，毛澤東曾給予了高度評價：“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傳。……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他還說，“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

后來，劉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即七屆二中全會前一個月）寫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問題》中又十分明確地再次講到，“勝利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主要的階級斗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前途目的而斗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為了資本主義的前途與目的而斗爭，此種斗爭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為它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共產黨宣言最后一頁，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階級要立即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列寧兩個策略也說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在進行革命時，一刻鐘也不要忘記是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綱亦然）。”他還指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其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東歐各國過渡了三年，因為資產階級有暴動的陰謀，如果沒有這一點，可能不止三年，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劉少奇言論集》，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版，第187-188頁）

這些事事都說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革命的性質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已轉為資產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絕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更不是毛澤東在1953年才突然提出來的；而是包括劉少奇在內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而經過七屆二中全會，更形成為全黨共同的意見。當然，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后，全國還有一些地方沒有解放，土匪和反革命還沒有肅清，新區的土地改革還有待進行，總之，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后來還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而許多人對于革命的轉變還缺少思想上的準備，因此，在制定《共同綱領》時并沒有明確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正如周恩來在1949年9月22日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對共同綱領起草經過和特點所作的說明里指出的：“在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以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一定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籌備會在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 。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高齡者究竟的部分里面，意見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頁）周恩來這個講話，最清楚不過第說明，第一屆這些在制定共同綱領時就意見肯定了“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籌備會討論時，“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而共同綱領里的經濟部分，“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李普當時是新華社駐中南海的記者，他曾上天安門城樓報道開國大典，他理應比其他人更知道周恩來講的這些話，怎么會“萬萬沒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個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在周恩來的總結報告稿上作了一個批示，這個僅有88個字的個人批示，不僅推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根本大法’，還作為全國全黨必須遵循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事實是，毛澤東本人也好，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也好，他們對于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是非常明確的，至少從1948年9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949年3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一直到同年9月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一覺全體會議，他們對于取得政權后革命性質的轉變，對于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階段，對于新民主主義一定要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的，都是非常明確的。如果要說改變看法，那改變看法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如前所述，劉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于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取得政權后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等的講話曾收到蓋度稱贊，這些觀點后來作為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為全黨所接受，但是，劉少奇自己的觀點卻在悄悄地發生了變化。1949年5月6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在談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時說：“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后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這一說法和他在948年9月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和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顯然是大相徑庭的。到了6月4日，當他在北京向各民主黨派人士和北京市黨政負責干部作報告時，調子就更不一樣了。他說，天津的資本家問“社會主義怎么搞”，他的回答是：“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現在還不可能具體地講”（見《劉少奇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頁）而他在9月21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力，在談到《共同綱領》“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的意見時，劉的回答就與上面引述的周恩來在之后第二天（9月22日）就同一問題所作的的回答大不一樣，他說，“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實際步驟。”（《劉少奇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頁）

比較起來，劉少奇的回答較之周恩來的回答要消極得多，它只是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世界是隨筆了問題周恩來的回答則強調了所提意見的積極方面，認為社會主義前途是肯定的 ，毫無疑問的，“暫不寫上”是為了通過宣傳和實踐讓大家來認識，這是“更鄭重地看待它”。

毛澤東雖然認為取得政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標志，但也并不認為新中國已成立即應該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代理很簡單，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有許多遺留問題沒有解決：新中國成立時，東南沿海、華南、西南還有許多帝國沒有解放，西藏、新疆 、海南島都是建國以后才解放的。更不用說臺灣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殘余勢力還在進行破壞活動，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還沒有取得最后勝利。新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開始。國民經濟英語找到戰爭破壞而急需加以恢復，社會生產在大量的失業人員。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也十分緊張。蔣介石逃跑時運走大量黃金白銀，一些資產階級利用手中的資本操縱市場，大搞投機活動，想致新生的紅色政權于死地，而對舊人員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又造成了財政的困難。1950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了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同時提出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注重不要四面出擊，到處樹敵。而在隨后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還安撫和鼓勵各民主黨派人士說，“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只要人們正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后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你也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頁）在這里，由于土地改革還剛剛開始，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還沒有解決，國民經濟還沒有恢復，毛澤東雖然也講了社會主義改造 “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但是，和劉少奇不同，他不是回避 這個問題，而是把將來要過的社會主義關和當前還在過的屬于民主革命范疇的戰爭關、土改關聯系在一起，鼓勵大家積極過好這兩關，就是為將來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創造條件，就是對人民作出了貢獻，就會有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作為一個極左派所具有的不僅看到現在，而且看到未來，堅持不斷革命的偉大精神。

不僅如此，劉少奇還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錯誤口號，并且在實踐中利用自己的權力背著毛澤東和黨中央，以自己的名義發表批語，反對山西省委開展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這些事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和堅決反對。毛澤東曾經嚴厲地指出，“ 有人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上主要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他還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 。農業互助合作也 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的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頁）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于劉少奇批評對于一切否定在路線、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人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所不同的是，劉少奇在毛澤東批評以后很快就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而現在否定總路線的人卻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之后，（鄧小平對于這一革命曾給予高度評價，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給予了極高的極高的評價,說：“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其實質和要害，就是要反對在中國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果，要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理。這一點，辛子陵在今年2月9日科技部離退休干部座談會的講話里就亮出了他們的底牌：“中國的改革開放，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公開反對社會主義的行動，頁是他們對抗中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行動。現在全國人民正在要求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這是保衛社會主義成果、保衛憲法尊嚴的正義之舉，作為一個中人民共和國公民，我表示最堅決的支持。

問題還在于，這些公然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人，還都是一些共產黨員和高級干部。他們說“兩頭真”，把年輕時信仰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說成是“真”，把離退休后一心搞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重新走上“正軌”也說成是“真”，而中間一段是假，這就說明他們雖然表面上還是老黨員、老革命，但是他們的思想早已背叛了共產主義，他們實際上早已是共產黨的叛徒。他們的所謂“兩頭真“實際上也就等于承認，他們跟共產黨和毛澤東干革命其實都是假的。也是辛子陵的那個講話里說，“京戲里面經常出現的一個角色是“員外”，所謂“員外”就是定員以外的人員，不在編，但還拿朝廷的俸祿，就是告老還家的官員。我們就都是“老員外”。頭上沒有烏紗帽，不求升遷了，可以講真話，講心里話，不需要跟風，不戴假面具講話。”真是一語泄露天機。原來他們參加工作、入黨并不是為了干革命，而是為了“烏紗帽”，為了做官。因為目的是為了做官、升官，所以他們只好把內心的 東西隱蔽著，只好“戴假面具講話”，講假話，不講真話。現在不同了，離休了，沒有官職了，沒有烏紗帽了，沒法升遷了，他們就干講真話了。這是對“兩頭真”的一個極好的說明。這個說明清楚地表明那些所謂“兩頭真”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貨色？他們算不得是人，只不過是一群見不得陽光的丑類 ，是一群不齒于人類的人渣而已！不過他們自己似乎還自視甚高，這讓人感到十分可笑。李普、李銳、黎澍三人因為都是湖南人，因為年齡相若、參加工作時間相若、入黨時間相若，當然，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一致、興趣愛好差不多，彼此氣味相投，晚年常在一起相聚，可謂至交好友。不過黎澍走的較早，1988年即已去世。1998年，李銳寫了一篇《黎澍十年祭》，其中講到黎認為毛澤東思想可以歸納為五點，其第五點是不斷思想改造，實為宋明理學翻版，專門制造偽君子也。從這里也可見“兩頭真”們對毛澤東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極端仇視的態度。本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乃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一個必要前提，但是，他們卻把毛澤東思想和思想改造和宋明理學、昆明知道的修養混為一談，將接受思想改造的人視為假道學、偽君子。這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思想改造的污蔑，也是對一切就接受毛澤東思想認真進行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的污蔑！在中國，按照毛澤東思想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很多，像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趙九章、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郭永懷、朱光亞、周光召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他們為中國科技事業，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偽君子這樣的帽子戴不到他們的頭上，戴到“兩頭真”們自己的頭上倒是再恰當不過的。

李普去世后，有人在紀念文章里寫了他生前的一件事：“李普勇敢而無情地解剖了自己曾經的‘可恨’、‘可笑’的‘左’，坦誠地向年輕人說，他在北京大學工作期間，兩次批判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發言登在《人民日報》上，‘現在來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說’”

這段話本來是稱贊李普的。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李普兩次發言的不良動機。我們知道，人口問題是過去是社會學、經濟學領域的問題，解放后由于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取消了社會學系，人口問題就成了經濟學領域的問題。李普當時在北大政治系做系主任，而他對于經濟學其實是個外行，對人口問題并沒有什么研究根本無需他去發言，而他且表現的十分“積極”，作了兩次發言，還利用他在新聞界的關系兩次登上《人民日報》。后來因為提倡一胎化，“精英們”和主流媒體大力肯定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他又跑出來“勇敢地”說他當年的發表的文章是“信口胡言”。在我看來，像李普這樣的人，完全是一個跟風派，是一條變色龍，有什么可稱贊的？相反，那時的在中國和北大，還有另一些人，一些真正研究學問的有科學良心的學者，如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資本論》及若干古典經濟學名著的譯者王亞南，早在40年代就寫出發展經濟學開山之作的張培剛，都在自己的論著里批評了馬馬寅初的觀點，但他們與所謂風無關，用王亞南的話說，那是因為感到“不能已于言”才寫的。他們的文章有理有據，而絕不是“信口胡說”。在北大經濟系和馬列室，也有一些進步的和正直的知識分子，如樊弘教授、陳岱孫教授，還有趙婧、韓佳辰、周家本、諸葛殷同等人，對他們的馬校長宣傳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實在看不下去，自發地組織了一個人口理論研究會，對《新人口論》進行了研究和批判。他們也不是跟風，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講話，弄得馬寅初也無可奈何。后來當一些人跟風轉向時，他們也沒有出來說自己過去錯了之類的話。兩種人一比較，其人品之高下自不待言。不知“兩頭真”們還有什么話好說？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孫中山的名言。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他們決心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今天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實際上也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斗。而自由主義者則把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絕對化，大肆吹噓所謂“普世價值”，妄圖讓資本主義覆蓋全世界，并且永世長存。他們不懂得，歷史發展到今天，資產階級引領歷史前進的時代早已過去，無產階級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引領歷史前進的時代也早已到來。這樣，資產階級也早由昔日的左派變為今日的右派，而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則取而代之成了今天的左派。如果說，自由主義者是右派中的極右派，那么共產主義者就是左派中的極左派。這兩大階級、兩大派別之間的斗爭已經進行了一個半世紀，今后還要繼續斗爭下去，但是，我們堅信，正像《共產黨宣言》所預言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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