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的傳媒因素

　　今年是蘇聯共產黨亡黨20周年。蘇共亡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傳媒領導的根本失誤是重要因素。

　　傳媒成為實際意義的反對黨

　　政治功能只是傳媒的一種功能。一般而言，媒體并不是政治組織，但是，在一定環境下，具有特殊政治實體屬性的傳媒，完全可以成為政治組織甚至政黨，發揮政治組織或政黨的作用。蘇共失去法定執政黨地位之前，承認并確認了多黨制。1990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根據戈爾巴喬夫建議，全會文件承認蘇聯已出現多黨制的現實，表示“蘇共不謀求壟斷權”。3月14日，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關于修改蘇聯憲法、取消1936年蘇聯憲法第六條有關蘇聯共產黨是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的規定。6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全蘇新聞法》正式通過，8月開始生效。此后，反對派有了合法地位，并且出現了大量的各種社會團體。這些勢力或是創辦或是控制蘇共領導的傳媒，極力完全實現傳媒的“民主化”。在1989年5月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跨地區代表組合”，是團結各種各樣反對力量的核心。“跨地區代表組合”公開把極端反共定為自己意識形態和行動的基礎，并于1990年1月正式組成了激進運動“民主俄羅斯”。“組合的領導人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就一定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架構。他們本想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但沒有得到支持，于是轉而利用一家由庫爾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蘇維埃物理學家》作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為名的專刊，報社設立了編輯部，又設立了人民代表首創基金。無數專家和助手小組實際上已成為跨地區人民代表組合的辦事機構。”（[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321頁）“組合”在完善自己的組織、功能架構時，傳媒也在向“組合”滲透。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電影之家召開的第一次跨地區組合代表會議選出包括葉利欽在內的“組合”5名聯合主席，主席之一的阿法納西耶夫曾在四位前總書記手下擔任黨和國家主要報紙《真理報》總編輯，另一位主席波波夫是《經濟問題》雜志的主編。新成立的協調委員會5名成員中，波爾托拉寧時任莫斯科《真理報》主編。“組合”聯合主席的選出和協調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國家合法反對派組織正式形成，團結在其周圍、具有反對派思想的代表是其基本力量，而受其影響的各地具有反對派思想的團體、群眾則是基礎力量。

　　反對派的基本力量是在毀滅蘇共和國家解體過程中各種破壞活動的組織者，“組合”及其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在蘇共解散和國家解體后，都進入了政權機構，開始領導俄羅斯、莫斯科和彼得堡。“組合”是一個議會黨團，它采取反共、反聯盟，支持民族分裂勢力的立場，提出的政治綱領、目標、口號之一，就是廢除規定了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打破蘇共的主宰地位。1989年12月第二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組合”發表聲明“反對共產黨壟斷政權”。雖然反對派代表人數少，不占與會代表的大多數，其組織松散、規模不大、缺少系統、比較分散，“組合”內部也存在著矛盾，領導人之間爭權奪利，但是，代表大會、跨地區組合代表會議，反共、分裂的“斗士”們，在得到傳媒、特別是電視的專場實況轉播和廣泛介紹之后，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反對派陣營的人物紛紛當選人民代表和地方領導人。

　　傳媒摧毀了蘇共立黨的基礎

　　思想統一、信仰堅定、共同的政治追求，是政黨組織鞏固和存在的基礎。

　　1987年，在蘇共中央1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以及后來提出的“全人類價值”和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標志著蘇共主要領導人拋棄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向西方價值轉變。否定傳統的核心價值觀，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必然會抹殺黨的性質，毀掉立黨基礎。傳媒與黨內的轉變相呼應，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制度、實踐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否定。最初還是小心翼翼，1990年前后，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急劇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論調，主導著主流媒體，到1991年8月事件后，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

　　西方反共勢力通過支持蘇聯反共傳媒和自己掌控的傳媒，對社會主義展開了全面的進攻。1982—1983年，美國總統顧問團成員，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建議羅納德·里根簽署了三道對莫斯科采取破壞行動的命令：一是通過秘密扶持東歐的反共組織，瓦解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二是通過打擊蘇聯的基礎部門（采掘業、能源業、農業）破壞其經濟；三是讓專門的國家機關集中力量顛覆蘇聯的體制。 美國直接支持早已被他們拉過去的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蘇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進行各種叛賣活動。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傾向和政治態度，為蘇共支配下的傳媒加入摧垮蘇共立黨的歷史和現實基礎的信息大潮大開綠燈。蘇聯幾乎所有的報紙、刊物、電臺、電視都出現丑化、否定黨的領袖人物和黨的歷史的現象。這種情況主要集中在：一是丑化列寧、否定列寧及其戰友領導的十月革命的歷史地位；二是渲染和夸大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事件；三是否定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四是詆毀斯大林個人品質、貶低他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的作用。雅科夫列夫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為傳媒提供的資料具有巨大的轟動效應和強烈的震撼力。1987年初，雅科夫列夫擔任蘇共中央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主席，蘇聯解體后，繼續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直屬政治迫害犧牲者恢復名譽委員會主席。盡管他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仍傾向“大清洗”鎮壓人數達到2000萬一說，并說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的行動，列寧在1915年3月得到大量金錢以進行破壞活動。這件事拍成了電影《誰為列寧付錢？世紀秘密》。1987年7月20日，《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1988年6月，蘇聯教育部做出決定，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取消學校的歷史考試，直至“更真實的”蘇聯歷史課本編寫出來后才恢復。

　　在蘇聯、美國、歐洲等反共傳媒長期的、強大的、處心積慮地要埋葬社會主義的戰略和策略進攻下，蘇共威信急劇下降，社會主義形象敗壞，廣大黨員、人民群眾思想混亂，精神迷茫。蘇共解散前，據不完全統計，近300萬黨員退黨，全國1/5的車間黨組織、1/2的黨的基層小組解散或停止活動。蘇共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于蘇共自行解散的建議在許多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既定事實。

　　廣大的人民群眾、黨員同黨同心同德，不僅靠物質利益的紐帶，還要依賴精神因素，摧毀了后者，黨的立黨基礎也就崩潰了。難怪1991年8月后，雅科夫列夫公開和示威性地談論自己在把黨趕下政治舞臺過程中個人的功勞。《經濟問題》雜志主編波波夫也聲稱，正是他消滅了蘇聯共產黨。

　　傳媒取代蘇共引領社會的職能

　　影響和引領社會發展，是政黨的基本職能之一。失去這一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政黨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意義。蘇共在喪失執政法理依據的同時，其道德價值引領作用也受到嚴重的損害。反對派“民主運動者”分裂勢力紛紛登上蘇聯的政治舞臺，左右著蘇聯的走向。在反對派推動的社會運動中，傳媒的動員、組織、整合和引領等作用得到突出的彰顯。

　　面對各種運動、四分五裂的組織、五花八門的意識形態和形形色色的主張，傳媒“教導”人民如何生活，信仰什么，怎樣行動。一邊清洗傳統價值觀念，一邊營造所謂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氣候”。當時的蘇聯文化被西方文化所排擠，傳媒大肆宣揚西方價值觀，鼓吹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市場”、“公民社會”，等等，強化了人們對西方價值觀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向往。黨和政府提出并經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改革方案，竟被“民主派”經濟學家提出、傳媒極力吹捧推薦的“500天”綱要所否定。當人們反思給他們帶來痛苦的改革時，傳媒又一次發揮了主導性，并將人們的思想繼續引向歧途。當時的傳媒基本上掌握在要搞垮蘇共和蘇聯的人手中，他們故意掩蓋或淹沒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清醒的呼聲，用盡渾身解數強化人們內心深處的迷失。擁護蘇共和蘇聯的人當然不能任人宰割，于是在電視臺和廣播電臺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真正意義的白刃戰，目的是控制媒體以表達自己的立場。然而，這種努力為時已晚，完全實現“民主化”的電視、廣播和報刊等傳媒，隨著蘇共對人民影響力的下降，逐漸取代蘇共的職能，引領社會走向反面。

　　從蘇共消亡的全過程看，黨內黨外反共勢力同傳媒有機結合，形成了小力量、大勢能，小組織、大影響的效果。傳媒是以主動、復雜的方式，將工具性和價值性融為一體，參與摧毀蘇共的活動。雖然我們不能夸大傳媒在蘇共亡黨中的絕對作用，但是其重要性是不爭的事實。高度重視和充分認識傳媒因素，是我們全面、深入總結蘇共亡黨原因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視角，從這里可以汲取一些慘痛的教訓。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傳媒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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