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民族矛盾的背后…

蘇拉密：“中美國”，民族矛盾的背后…

文章來源：蘇拉密（孟凡貴）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一天，看到了一篇題目為《滴血之作：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的文章，觸發了我要寫點什么的沖動。后來，我才知道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著名左派學者吳輝，原文題目為《炮轟周小川，我的一張網絡大字報》，我看到的是縮寫版。

目錄：

引子     巨無霸

第一章   所有的制改變

第二章  分配的傾斜

第三章  生產的膨脹與低端化

第四章  出口 外匯 分化

第五章  “中美國”民族矛盾與前景

“中美國”，民族矛盾的背后…

文章來源：蘇拉密（孟凡貴）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引子 巨無霸

公元1958年，是人類注定將要被改變的一年。

這年，毛澤東發起了“在較短時間內把中國建設成工業國家”的全民運動；這就是 “大躍進”。評價“大躍進”的成敗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務；然而，占人類1/4的群體如此堅決地進行工業積累和投入，為不遠的將來能夠加入世界工業生產的行列而義無反顧，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產能格局一次空前絕后的改變；一下子就使全世界從事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的人口翻了一番以上。

假如新的產能格局得以實現，將徹底改變人類工業生產與工業消費的力量對比：哪怕其他人全部停下來，只要這1/4人生產，就可滿足全人類的工業需求。

這種巨大的產能，也許會為人類迎來嶄新的文明或將世界拖入荒涼的枯竭；也許中國會因此奴役世界或被世界奴役。這一切都很不確定。

也許這巨大的產能會造成全球性“過剩”，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再是局部的，因此而不再可對外轉移，不再具有以往的可逆性、輪回性；從而徹底終結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中國以“產能取代”的方式、以當前產能帝國的身份和當前的金融帝國——之前的產能、金融綜合帝國——美國，結成了特殊的“中美國”經濟體。“中美國”雖然不是中國產能建設的初始動機，但中國巨大的產能卻是構建“中美國”的必備基礎。

關于“中美國”之間“中國制造-美國印鈔消費”、“中國低端-美國高端”、“中國實體-美國虛擬”的產業格局；關于“中美國”對中國資源、環境、勞動力、實體財富……等掠奪，左派經濟學家們早已義憤填膺地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總結。但是，左派更喜歡立足于“民族大義”去譴責“美帝邪惡”和“買辦賣國”，而對其間階級矛盾的決定作用避之若諱。

本文試圖用階級斗爭學說去揭示 “中美國”產業格局的形成與未來。

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上帝已經動工上帝必將完工。自1958年始，在經歷了無論多么令人耿耿于懷，多么蜿蜒曲折，多么備受爭議的20年之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至少在1979年那個春天來到之前，中國已建成了包括有3個子系統（東北、華東、西南）的完備大工業體系。雖說比當初“15年超英、20年趕美”的口號慢了一個節拍，但仍不失為奇跡。

工業體系建成的標志一為終極工業品的產生。大飛機、渦扇發動機、核潛艇、遠程運載火箭等。也許有人會說其中有些項目，比如大飛機等是有爭議的；那么我要說：假如沒爭議，那就不是筆者謹慎認為的“不失為奇跡”，而是要升格為“神跡”；就不是建成了“完備的大工業體系”，而是建成了“先進的大工業體系”；就不是比“15年超英、20年趕美”慢了一個節拍，而是勝利實現了目標。

工業體系建成的標志之二為產業結構的革命性改變。

單看產業結構，1979年的中國比2009年的中國工業含量更高；若看終極產品，目前中國也還是那么一套，甚至還少了一些。

中國，一臺包括了社會公平穩定、天量勞動人口的工業“巨無霸”已經在1979年之前巍然屹立于東亞大陸；一旦以市場規則啟動它，就必將以排山倒海之勢將產品填滿世界的各個角落。人們無需懷疑它的能力。

然而，這臺機器歸于誰？便成了它能否健康運行的關鍵所在。

第一章 所有的制改變

1979年的企業還叫“國營”，的完全涵義是“全民所有、國家經營”。也就是說國家只是代為經營管理，企業的產權并不是國家的，而是屬于全體國民的“公有”或者說是“私有”的。這種“全民所有制”，使得“公”與“私”的概念不再對立；我們甚至可以定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全民個人所有制的社會化聯合”。按當前的“股份制”原理，每個國民都應當是這些企業的“平均持股人”。

工業化的過程是痛苦的。按照愚蠢小豬、馬前卒等新銳一派工業文明史家的觀點，在工業機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會給老百姓帶來實際的生活改善，甚至會工業化越搞越窮。只有當工業機器達到一定的規模，才會源源不斷地為社會帶來產品。日本的工業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是二戰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日本人想過好日子還不如老老實實地搞農業。這就是很多“吃不了苦中苦”的國家長期停留在農業社會原因。

當然，工業機器建成并不是絕對的戛然而止，也可以在工業機器有了雛形之后，在已建成部分的產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持股人”分紅——增加生活資料、設立社會保障和支持農業擴張。留下一部分用于工業機器的繼續完善。事實上，中國工業的建設過程也正是這么做的。這就是在中國工業機器將成未成、建設要求不太急迫的1972年以后，有越來越多的自行車、“的確良”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農業機械、化肥等用于推動農業的發展。

在中國工業機器建成之前，農業承擔著全部的工業積累、投入和整個社會的生活資料生產。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農業是工業的“債權人”，農民們除了具有國民“平均持股人”身份外，農業還有理由在工業建設完成后要求工業償還“債務”和紅利。

此外，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人民在建設中還發揮了超經濟的主人公獻身精神，他們付出的義務和貢獻，都應該得到“創業股”的待遇。

然而，當勞動人民最大可能地節約生活資料（或曰“勒緊褲腰帶”）、貢獻了所有財富積累之后，在中國這架工業巨無霸剛剛建成之際，它的產權忽然發生了模糊和變遷：1982年憲法文本中出現了“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文字，這為以后的 “國有化”奠定了基本法根據。

 “國有制”的確立，使國民一夜之間失去了工業產權，從持股人和主人公身份淪為真正的的無產階級。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圈地運動”。

在“國有化”之后的一段時期里，城市勞動者尚且可以依靠體制慣性下的勞動保障權，以工資、職工醫院、子弟學校、工人俱樂部等方式從國有工業鏈條上獲得一定的分配；而農民卻因戶籍、行業、職業和享有耕地經營權的區別從此和國有工業資源斬斷了一切分配聯系，存在的只是購買關系。

以李昌平為代表的左派農業經濟研究者，提出用“剪刀差”的概念解釋“三農”問題的歷史根源：說是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建設是靠壓低農產品價格、靠剝奪農民完成積累。但“剪刀差理論”怎么都解釋不了，在“剪刀”下的70年代，城鄉差別趨于縮小，而在沒有“剪刀”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差別卻越拉越大的客觀事實。

 “剪刀差”（price scissors）概念：“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農產品價格低于價值所出現的差額”，這對于80年代以前的中國是不適用的。那時，國家收購糧食的價格固然很低，但農業獲得工業產品也幾乎為免費。比如，70年代筆者家鄉地方政府要求生產隊購買當地農機廠生產的手扶拖拉機，價格為2400元；價格定的本來也就不算高，可生產隊卻大多以“沒錢”為名故意磨磨蹭蹭，地方政府只好為所有“購買”者辦理了無息貸款代交貨款。3年后，政府又以減輕農業負擔為名向國家申請免除生產隊貸款債務；等于是白給了。類似的還有60年代的購買化肥貸款，50年代的水車井建設貸款等，每過數年國家都要制度性地赦免“陳年老賬”。

實際上，在中國工業建設過程中，農民和農業對工業的貢獻是一種投資，換來的是農民對工業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可企望的工業紅利、以及工業成果對農業生產的支持。把這種具有很高價值的積累和投資定義為“剝奪”，是常識性的謬誤。

因此，我們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國有化”切斷了農民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產權聯系，剝奪了農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經唾手可得的工業紅利。如果要說有“剪刀”，那還真是“剪”得干凈利落—— 就是“國有化”這“卡擦”一剪子！

始于80年代的“國有化”，奠定了中國當前分配單一、“‘國’富‘民’窮”、內需低迷的所有制基礎。

第二章 分配的傾斜

“國有化”還只是開始。

如果僅僅是將產權集中到國家，國家如果在支付了雇傭工人工資、政府管理開支、產業再建設投入后，把剩余紅利用于社會公共保障（失業保障、居住保障、教育保障、醫療保障…）的話；并不會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公和社會分化，工業的生產能力和社會的需求能力也不會因為產權的轉移而縮小。

然而，客觀的歷史事實是：國家對集中到手的產權進行了再分割，這就是產權的 “私有化”、“集團化”、“股份化”運動：從承包租賃、廉價出售到“零資產轉讓”；從全員承包到“管理層持股”…… ；既然是“國有”，國家當然有權處置自己的資產，處置自己的資產當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下崗不下崗本來管我屁事，我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還給你搞點“買斷”和“低保”；…… 就這樣，經30年來不停頓的“經營機制改革”、“產權體制改革”，造成了當前中國社會財富占有和產品分配的極度失衡。

特權和資本家集團無疑占據著財富和分配鏈的頂端；國家公務員、國家職員靠著皇糧國稅成為體制的“分肥”集團；國有壟斷企業“體制職工”靠著集團經營成為國有資產的利潤瓜分集團，國有一般企業“體制職工”以 “零租賃”（指經營集團無需向國家交納資產租用費）成為國有資產使用權的把持集團。以上4種人成為全民所有制“國有化”和“再分割”的利益獲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體。

第4種人屬于第3種的邊緣化。他們能否成為實際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業景氣、企業經營、企業領導集團等復雜因素。一部分企業會破產、職工下崗；但至少他們比“體制外”勞動者保持了國有資產的免費使用權或者這種權利的補償——買斷、低保。這個階層和“畢業即失業”的高等院校左翼學生構成了左派主張“回歸社會主義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眾。這部分人夢還在，這是他們用“穿長衫站著喝酒”的方式區別于外來民工的理由。

那么，被排除在以上4種人之外的其他普通勞動者呢？

普通勞動者的構成：

破產農民（包括城郊失地農民），私有、外資企業雇傭工人、國有企業“體制外”雇傭工人，城市“體制外”就業勞動者、自由勞動者，中等學校（包括技校）畢業生——他們以及家屬構成了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人群，約占中國人口的70%左右。這些無產階級勞動者沒有任何勞動、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國家極少的社會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論及的4種和體制有關的人群占用。他們唯一獲得社會分配的渠道就是廉價出賣勞動力——低工資。對于這些無產階級勞動者來說失業就意味著饑餓。——我們將這種現象定義為：“分配的極度單一和低下”。

（注：1995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保障投入占GDP比例長期徘徊在1-2%之間，只是在2008年才剛剛突破了2%。于此同時，包括了一些不具有工業體系國家在內的“經合組織（OECD）”34個國家平均為：20.7%）

這里需要論證農民及農民工的階級屬性。

農業生產存在著和工業生產完全不同的特點：

⑴  農業勞動對產品填充具有季節性和不可連續性（比如，不到季節就不能進行收獲勞動；地里如果沒有了草，除草勞動再延續下去也是無效勞動）；

⑵  農業生產資料的不可擴張性（除西北、東北外，內地每農業人口平均耕地僅為1.2畝。目前，尚無手段像擴大礦物資源一樣擴大耕地面積）；

⑶  農業環境的相對不可改變性、農業生產資料的不可移動性（不能用蓋廠房的方式完全改變農業生產環境，不能用4個輪子把耕地移動到環境更好的地域）；

這些因素決定了自80年代延續至今的家庭承包制農業在完全的市場環境中必然破產，WTO以后的國際市場影響更加劇了破產的徹底性。這是毫無選擇的唯一結局。

以目前生產條件較好的華北平原地區為例，每農業人口平均耕地為1畝，5口之家5畝土地在風調雨順的最好年景全年最多可收獲5噸糧食（小麥+玉米），最高產值為10000元，扣除6000元生產成本（種子、化肥、農藥、灌溉、耕作），家庭可獲工資性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為800元，人均月收入為66.6元，66.6元相當于66.6斤糧食，吃30天填飽肚子是沒問題的，但是不要吃鹽，要保持裸體狀況。這么說來，現有的農業生產是可以完成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和維持勞動者不吃鹽的裸體生存的，說“破產”還是有點聳人聽聞的。

但是，我們知道，人類最簡單的再生產不僅包括了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還包括著人口和勞動力的再生產。雖然計劃生育縮小了人口和勞動力再生產的規模，但傳宗接代還是要的吧？那么老爹老娘死了的火化費、老婆得癌癥的化療費、兒子娶媳婦的彩禮費、女兒上高中的學雜費、兒媳生孩子的剖腹費、房屋漏了的修補費……這些人口和勞動力再生產的必須成本從哪里來？

由于一些左派用“左”“右”來“簡化”階級劃分、一些工人理論家缺失農村視野、一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對原著的生搬硬套，造成了一些有意無意地將農民定義為“小資”性質的“小生產者”的現象。不錯，“小生產者”他們曾經是，可現在他們已經破產了，破產的“小生產者”就叫無產階級；破產得越徹底，就越無產階級。

根據國家統計數據，2009年，“全國農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大關”，在本文案例里，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華北平原的“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民，人均農業年收入最高才800元，僅為5000元的16%。這個數據說明：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農業的破產，3億農業勞動力被拋向社會，由“小生產者”轉變為 “一般無產階級勞動者”。

這里，我鄭重建議，《烏有之鄉》開辟《工農之聲》板塊，大家一起來學習工農，了解工農。

分配的極度低下導致這占全國70%除了果腹之外不再具有其他購買能力，他們被排除在工業品消費和現代化進程的門檻之外。從根本上看，那些源源不斷運往國外的整船整船產品就是這10億人“節省”下來的。

第三章 生產的膨脹與低端化

分配的極度單一，——除微薄的工資外不再有任何渠道介入分配，決定了國家必須為這些除了勞動不再有任何出路的4億無產階級勞動者創造就業崗位。國家必須引進外資，必須招商引資，必須加大基建投入，必須以GDP為綱，必須勞動力密集，必須不顧環境和資源的消耗……因為“穩定”可以“壓倒一切”，卻壓不倒饑餓。

急迫的就業壓力使中國的產能急劇膨脹起來，以基本工業品為例：

2009年，中國粗鋼產量為56780萬噸，占世界總產121970萬噸的47%，，是第二大國日本的6.5倍，是美國的10倍；

2009年，中國水泥產量為16.3億噸，占世界總產量27.0億噸的60.0%，是第三大水泥生產國美國0.6億噸的27倍。

2009年，中國總發電量為37146.5億千瓦時，美國總發電量為39511.17億千瓦時； 2010年中國可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電力國；

2009年中國煤炭產量約為33億噸（包括規模以下煤礦的產量估值），占世界總產量69.4億噸的47.6%，是第二煤炭大國美國9.7億噸的3.4倍；

2009年中國石油產量為1.89億噸（極限產量為1.90億噸），排名在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美國之后的第四位，排名第三的美國為2.67億噸；

… …

哥生產的不是產品，

哥生產的是就業崗位和飯碗。

左派朋友們將“GDP路線”、“產業低端化”、“斷子絕孫的發展”視如洪水猛獸是絕對占有道德高度的，對那些“精英”師爺們仇人相見也并非出于個人恩怨。但是，左派朋友們想過沒有？從最小的官鄉長科長，到最大的主席總理，他們誰的智商都不見得比我們低，難道他們不知道“GDP”不代表利潤、不代表財富、不代表發展、甚至不代表實體產品？但是，它代表就業、代表飯碗、代表穩定！——穩定，是中國最基本的核心利益。

（注：關于國家核心利益，中國政府多次闡述為：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二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哥沒有追求GDP，

哥追求的是穩定壓倒一切。

關于產品的低端化，關于8000萬條褲子換一架波音，吳輝先生早已泣血咯紅。我們當然知道8000萬條褲子所造成的環境資源消耗是1架波音的千百倍。但是吳輝先生想過沒有？假如讓中國把生產8000萬條褲子改為生產1架波音，將會導致原來生產8000萬條褲子的工人有95%失業？

以1萬工人為例，假如我們讓500個人進行大飛機生產，讓減員下來的9500人做啦啦隊，高喊“民族大義”“中國崛起”圍觀加油或者送茶送水，那場面固然很盛世、很崛起、很紅火；但是我們接下來還要追問：等年底大飛機建成了，不僅創造了和8000萬條褲子同樣的價值，而且還發展了核心技術、保護了環境、節約了資源；那么，你們給不給那加油的9500人分配？假如能分配并且分配合理，那么“OK”，明年咱們換著來：我生產你加油。假如分配不合理或者根本就不分配呢？那么對不起，“拜拜”啦，咱們去搞點反饑餓反失業的群體事件；要是怕被銀川騎定性為顏色革命呢，那就分散去偷你們的航空鋁合金，賣廢品收購站換了摩托車去搶你們千金的鉆石戒子太太的白金項鏈。

這局面好玩嗎？

吳輝先生是不相信會出現這種局面的。吳輝先生說過“資源枯竭，是要斷子絕孫的！農民愿意為了1塊錢就斷子絕孫嗎？況且，困難只是暫時的。”（《吳輝：中國的出口產業需要進行戰略性轉移》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13）

年收入20萬的小資家庭都可以搞“丁克”，為了致病率并不太高的三聚氰胺小資們都可以把整個網絡掀個底朝天，憑啥讓無產階級勞動者在交不起火化費父母等待在停尸間、交不起住院費妻子忍耐在醫院走廊、交不起學費女兒被迫遮蓋著夜色走向紅燈區的困境中為薪火相傳的“民族大義”已經“暫時”了20多年還得繼續“暫時”？

吳輝先生一味地希望勞動階級永遠風雨如歌：

“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

不要哭畢竟我們還有夢

擦干淚不要問為什么”

假如無產階級勞動者對夢已經失去興趣，假如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們偏要來追問“為什么”呢？

吳輝先生是我所尊重的、左派中罕有的、具有理工科水準的經濟學家。我想，吳輝先生可能是一時被買辦氣糊涂了，他想表達的意思實際是這樣的：

“改善勞動者的分配和保障狀況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我們不能再逼勞動者為了1塊錢而進行斷子絕孫的生產啦，勞動者的耐受力已經達到了極限。”

代表了10億人口的廣大無產階級分配的單一和低下，決定了中國生產的被迫性、生產規模的膨脹性、產品的外向性、產業結構的低端性、產品構成的勞動密集性、環境資源的耗散性……決定了中國必須放棄就業率貢獻小的高端產業而選擇就業率貢獻大的低端產業。這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要一天不改變這種分配模式，就一天必然是這樣。只有這樣，才能將10億勞動階級不可妥協的生存矛盾（失業、饑餓）轉化為可暫時妥協的兩級分化矛盾。

能不能高端、低端一起上？這樣不是更好嗎：一方面解決就業維穩，一方面發展高端戰略產業玩點崛起？

不能，當然不能。

按理說，早在1979年之前，中國就已經是一流的科技大國了。這些年來雖然下馬、荒廢了不少科技項目，要全面角逐世界高科技市場或許在很多領域已經力不從心；但是稍加整合滿足自己國內部分高科技產品的需求還是綽綽有余的。

但是，依然不能。

為什么？

因為美國會提出抗議：

我美國為了拉扯你中國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大生產，我已經停止了全部的一般工業品生產，騰出市場讓你干了。為了滿足你維穩所必須的強烈就業要求，我還積極響應你“引進外資”的號召，把工廠都搬到中國，讓你就業，讓你穩定；為了保證市場，我還得把產品銷往美國國內或世界其他國家。我容易嗎？我干嘛這么富有犧牲精神？不就是怕你重回計劃經濟、自力更生的老路嗎？現在，你已經生產了那么多的低端產品，而我只僅僅保留了一點點少得可憐的高端產業，你卻還要和我爭奪！難道美國就不需要就業不需要維穩?

目前，美國的實際失業率為19%，相當于5個家庭當中有一個家庭在靠領取社會保障度日，人口高達6000萬。比起中國的不明真相和情緒穩定，美國不過是靠著較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減緩壓力，但也已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

你不是要自己生產高端產品嗎？好，你不要我的高端，我就不要你的低端。

美國才需要賣多大一點東西？即便美國的產品不僅附加值高，而且定價也高，2007年美國賣給中國的東西不過才652.4億美元，而中國賣給美國的即便再便宜也賣了3215.1億美元；中方順差2562.7億美元。2009年，在全世界經濟蕭條、各國都在靠國內投資救市的惡劣環境中，中美順差依然高達 2268.3億美元（2964.0 ——685.8）

3000億的出口，2500億的順差，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1.6億中國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就業崗位（2010年水平），或者3.5億中國無產階級人的年收入（2009年水平）！

 “要想公道打個顛倒”。游手好閑的美國雖然很不情愿自己生產低端工業品，也不打算挑戰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但對于自己缺少的3000億低端工業品，美國靠著自己的資本、技術，靠著對世界資源的控制力，靠著失業的3000萬勞動力和高度自動化；是完全有能力自給自足的，大不了再抖一抖當初闖蕩天下吃苦冒險的牛仔精神。產品價格可能會高許多，但可以把節約下來的失業救濟金用于生產補貼。3000萬失業勞動力的年失業救濟金大約為5400億美元（美國失業救濟金大約為1500美元/月），幾乎是從中國進口3000億商品的2倍。而且，還不一定需要這么做，美國還可以把低端市場讓給印度和巴基斯坦，換取原來屬于俄羅斯和中國的軍火份額。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無力擺脫對中國廉價商品的依賴恐怕是一廂情愿的。

中國敢于為保護自己600億的高端市場而放棄3000億的美國低端市場嗎？

龐大的就業崗位掌握在美國手里，美國有理由讓中國讓出點高端市場。提出要求就不怕你不答應。中國懂得“美國不高興，后果很嚴重”的道理。——要高端就別要就業別要穩定！

中國選擇高端產業則不能滿足就業，而中國用有限的高端市場換取數倍的美國低端市場，中國解決了就業，美國也相當滿意。——這叫“雙贏”。

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是“雙贏”的最好體現。

本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實質內容除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外，一項核心的實體性內容是：中國對美開放核電、風電、太陽能等高端能源產業市場，換取美國“盡快承認中國完全市場國家地位”，以消除對中國低端產品的貿易壁壘。胡錦濤主席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的致辭中寄希望于：“中美推動雙邊經貿關系向前發展，加強新能源、清潔能源、節能減排、提高能效等領域互利合作，夯實交流合作基礎”。此后，中美簽署了《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和美國核管制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西屋AP1000核反應堆核安全合作備忘錄(續簽)》等八項協議。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中國除了已經開工在建的三門、海陽2家核電站的4臺西屋AP1000核反應堆機組外；包括已知最近立項的“吉林赤松核電項目”在內，還有26家140臺機組已經通過立項處于籌建之中。根據中國國家能源局確定的“新建核電站將以AP1000技術為主”的方向：“今后包括內陸、沿海所有新開工建設的核電站項目，都將以AP1000系列核電堆型為主”。（能源局：新建核電站將以AP1000技術為主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9-03/03/content_67315019.htm）

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或將要建造144臺AP1000機組，假如把在建核電站的2期工程也根據能源局的“方向”調整為為AP1000，這個數字還將增加14臺，達到158臺之多。

按照每臺150億人民幣和郎咸平先生下文提供的技術轉讓比例，總計高達80000億人民幣，比郎咸平先生的8000億美元還要多。這也許是筆者以完全“AP1000化”計算所致。而能源局是“為主”，這和筆者毫無體面的“完全”也許會保持適度的距離。

郎咸平先生的文章并不長，全文轉載如下：

郎咸平：漏油危機中的核電攻略

5月20日 墨西哥灣，英國石油公司BP原油外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環保大災難，魚也死了、鴨子變得像烤鴨的感覺、烏龜也死了。然而，就是因為這個泄漏使得奧巴馬的民調到達了歷史的低點，他的支持率開始逐漸下滑、而他的不支持率則在上升達到了最高點。這使得奧巴馬痛苦不堪，甚至根據媒體報道有超過半數的人對奧巴馬處理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處理是不滿意的，甚至危及到他以后的競選連任，所以這個危機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是奧巴馬，碰到這種漏油事件，你能怎么辦？你在能源政策上交出又快又好的成績單，否則這個漏油事件怎么善終？而5月20日的漏油事件，5月24/25日就是第二輪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除了上次我說的新能源能讓他加分之外，還有就是核能發電。當然核能發電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新能源，但是這個又不一樣，這個玩意兒讓我感到非常生氣，數據顯示2009年3月份，中國從美國西屋電氣引進了4個機組，其中兩個在浙江三門、兩個在山東海陽。我們核電上打的其實是“萬國牌”，其中有加拿大的設備叫做秦山三期、俄羅斯的設備叫做田灣、法國核電站就是大亞灣的后續項目、現在又有了美國西屋電氣叫做AP1000。

　　根據媒體報道，美國西屋AP1000在2006年12月投標時勝出的原因是因為報價低，低了每千瓦1000到1500美元之間，而且我們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董事長王炳華認為中國在2006年年底率先引進AP1000的技術實際上是節約了成本。那么實際數據則是，2006年的國際招標是每千瓦1800-1900美元上報中央，而不是王炳華所說的1000-1500美元，而且負責引進的中國核電技術公司現在也要求中國政府準備按2000多美元一千瓦的價格來接盤，而且還附帶了一個令人恐懼的條件：上不封頂。

　　除了我們規劃的1800到1900美元上報中央、要求政府以2000多美元接手之外，我們發現美國的技術還要再外加4300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資的研發費用、投資費用，加在一起6000多美元。與昂貴的外國第三代AP相比，我們自主設計的秦山二期核電站，每一千瓦全部加在一起只有1662美元，如果用AP1000除了2000多美元價格接手之外還有4000多美元以上的每千瓦投資的錢。因此，它是我們自主建設的3倍。我們花了8000億引進AP1000,8000億拱手讓人！

　　其實我對中國的工業一直報以懷疑的態度，但是核能方面，我必須老實的說中國是比美國先進的！我們已經掌握了第四代技術。核能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技術基本上是一樣的，這與第四代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么我為什么要把這個技術和大家做個介紹呢，因為他們到處申訴到處投訴我們決定不用他的，因為他的技術太先進了。這技術的差別在于，前三代有個通病就是當你要對反應爐降溫的話，必須插入控制棒。但是美國的三里島、俄國的切爾諾貝利曾經發生過核能事故，原因在哪里？我們以三里島為例，控制棒插進去之后融化掉了，融化掉之后溫度就控制不住，就隨時有核爆炸的危機，所以這個控制棒本身就是前三代技術的一個根本。控制棒就是前三代核能技術的根本，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建核電站這么的困難，因為它解決不了控制棒的問題。而我們國家就提出了解決控制棒問題的技術，不用控制棒用汽冷，叫做高溫汽冷的概念。直接查閱學術研究期刊會發現，2002年的《核工程核設計》發表了介紹清華大學關于100萬千瓦的“模塊式的高溫汽冷堆”，就是不用控制棒來降低溫度而用汽冷的方式，它的主編也是這方面的權威，他介紹說：這是第一個第四代的反應堆，它不僅存在于紙面上而且存在于現實中，雖然目前的設計只是一個小反應堆，它的所有部件和設計可以用到更大規模的電廠商都沒有問題。所以04年的9月30日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排下，世界第一座模塊式高溫汽冷核反應堆在北京，而不是在美國，首次對外進行了和安全試驗。來自30多個國家，60余位國際原子能專家在現場看到了不插入控制棒的情況之下，如何搞冷卻這么一個議題。這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用正在運行中的反應堆來進行事故的演練，這也充分說明中國和平利用核能技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們的研究這么厲害，但是結果卻是什么呢？我們竟然在第二次的中美經濟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會議中，同意與一個核能技術趕不上我們的美國共同分享這個第四代的技術。作為回報，美國提供第三代的技術給我們。換句話說，我們把最先進的技術和美國人分享，換來的卻是繼續把美國還沒開發出來的技術在中國做活體實驗，并且出錢讓美國人來評審美國現在的技術，最后把一個8000億的市場的份額拱手讓與美國人。

　　最后我得講句公道話，我并不怪政府，請你想想看，連我都知道的，我們搞核能的人員會不知道嗎？今天只是我把核能的概念用非常簡單的話語將給各位朋友聽，請你再想想看，連我都知道、我們核能單位知道，我們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其好似我并不怪我們核能技術總公司，因為我們沒辦法，為什么沒辦法呢，那原因就是美國匯率大戰的延伸。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704.html）

實際上，中國第四代核電技術比郎咸平先生介紹的還要成熟。郎咸平先生說的還只是清華大學02年的設計和04年的“實驗堆”。目前的進展狀況為，一臺由清華大學完全自主設計的20萬千瓦的“高溫汽冷HTGR”商用“示范堆”已經從2004年開始選址到09年于山東石島灣破土動工；同時還規劃了后續的6臺100萬千瓦級的“高溫汽冷HTGR”機組。這6臺“高溫汽冷HTGR”是否也要根據能源局的“方向”調整為AP1000？筆者不得而知，考慮到紳士應該有一條華美的領帶，暫且可不計入可能調整之列。

作為第四代“高溫汽冷堆HTGR”的技術成熟性并不亞于西屋第三代AP1000，因為在中國采用AP1000之前，西屋并沒有做過任何一臺正式的商用AP1000，在中國三門動工的第一臺AP1000同樣具有示范意義。只不過人家一上手就用125萬千瓦的大手筆示范，清華則是小心翼翼地用20萬千瓦示范。

那么，為什么中國在擁有“CNP1000”（完全自主研發的2代加改進型）和“CPR1000”（通過20多年來引進、消化、吸收、改進、具有知識產權，可完成設計、設備、建設、運行，自主化、本地化、國產化程度較高的2代加改進型 ）兩種安全、穩定、低廉的產品；而且第四代“高溫汽冷HTGR”已經呼之欲出的條件下卻要如此大規模地購買美國毫無運行經驗、很快將成為落后技術的第三代AP1000？而且還要答應把自己最先進的第四代技術和美國共享？

對此，郎咸平先生風趣地解釋為“奧巴馬不高興”，這固然體現了郎先生的大師風范，“匯率大戰”的提法也相當時尚。但是，在“匯率大戰”的背后是否還隱藏著更為深刻的東西呢？

中美“匯率大戰”是指中國堅持人民幣低匯率，美國堅持人民幣高匯率。在我的印象里，郎咸平先生似乎是堅持低匯率、低工資、高就業、高出口的；而吳輝先生則是主張通過“自由匯率”（或曰“市場匯率”）的方式來提高匯率，激活進口的；同時，吳輝先生是也是認可“人民幣低匯率有利于中國出口，高匯率有利于美國出口”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的。（參見《吳輝：炮轟周小川，我的一張網絡大字報》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53）。

也就是說，郎咸平先生和中國政府一個立場，吳輝先生和美國政府一個立場。

匯率到底是“高好”還是“低好”？

假如把這個問題提交一個毫無國際貿易知識的菜攤農婦，她的第一個答案是“高好”，因為“高”就意味著中國的“錢”更“值錢”了；假如你再告訴她“高”就意味著美國會向中國出口大量的土豆，她的土豆將賣不出去，那么她還會說“高好”嗎？

在人民幣匯率“高”與“低”的價值取向上表現出的自我矛盾和猶豫不定，反映了中產階層知識分子在“和諧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心靈掙扎。

第四章 出口 外匯分化

一刻也不可停頓的生產、規模巨大的產能、分配的單一低下、低迷的內需、穩定壓倒一切的基本國策決定了中國必須不計代價尋求國際市場。

換個說法：出口的被迫性是生產的被迫性決定的，生產的被迫性和低端性是10億無產階級的生存（就業）矛盾的尖銳性決定的，生存矛盾的尖銳性是分配的極度單一性和低下性決定的。也就是說保持和擴大出口，是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基本核心利益在當前分配格局下的必然選擇。

哥出口的不是商品，

哥出口的是社會矛盾。

200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4285.5億美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2220億美元的34%。貿易順差約為3000億美元（2954.6）。

凈出口了3000億美元的的社會矛盾。

能將社會矛盾出口給別人當然爽得一塌糊涂，馬克思稱之為“轉嫁”。但是，危機并沒有一去不復返，出口的實體產品帶走了失業饑餓生存矛盾，順差的美鈔又帶回了貧富兩級分化。

出口商拿回來3000億美元，央行就要印刷2萬億人民幣把它買下來，美鈔央行留下做外匯儲備，人民幣出口商拿去搞再生產。于是，中國社會的人民幣流通總量增加了，“儲備性通脹”發生了。假如2萬億人民幣是平分給每個國民的，“通脹”也不那么可惡；然而，2萬億是給了出口商的，社會成員是根據與出口商這個“貨幣源”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社會關系來瓜分這筆貨幣的。于是，距離出口商位置最遠的無產階級勞動者就成了獲得最少的人。呵呵，平攤了“通脹”的負性，卻獲得了最少的補償。貧富差距就這樣越拉越大。

（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5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約為18萬億元，相當于2009年3.6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5倍）

也就是說，通過實體產品輸出的“生存矛盾”，又通過逆差→匯換→儲備→發鈔的渠道返回來了，繼而轉化為“兩極分化”的矛盾固化在中國社會之中。

有人會說，既然順差會帶回“儲備性通脹”和“兩極分化”，那么我們白送給他產品不要美鈔順差好了。

那不行！

因為中國雖然可以把產品以無償援助的方式白白送給美國，但也必須同時付給出口商2萬億人民幣；否則，出口商就無法維持再生產，失業就會立馬產生。所以，美鈔還是要要的，擱在那，做為外匯儲備和印鈔的擔保。

央行通過發鈔權給了出口商人2萬億人民幣，發鈔的成本也以“儲備性通脹”的方式轉嫁給了中國社會。在整個過程中央行只付出了印鈔紙、工人工資、印鈔機折舊等可忽略不計的成本，等于說是白白撿來了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那么，這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應該干什么呢？按照吳輝先生的說法，應該進行國際采購，把采購來的實體財富投放中國市場，既增加中國的財富總量，又平抑發放2萬億人民幣所造成的“儲備性通脹”。（這和張宏良先生“用2萬億美元儲備收購外資在華經濟實體”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構想很好。

但是，我們進一步要問吳輝先生，你打算采購些什么呢？

這里，我們不妨把可能采購的產品分為以下幾類。

⑴ 資源性產品：石油、礦石、煤炭...

⑵ 高端產品：核電站、飛機、航母…

⑶ 廉價工業品…

… …

⑴類產品無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實上，中國一點也沒少買這類產品，所謂的貿易順差，就是購買過這類產品的節余。

2009年，中國進口石油1.99億噸，已高于自產的1.89億噸，占總消費量的51%。假如全部進口，數千萬石油工人的就業如何解決？穩定如何保持？2004 年，中國開始石油儲備，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 上半年國際油價低谷期，以每天28萬桶的速度共注入1.02 億桶原油，成本為58美元/桶，低于目前80美元/桶的國際價格。第二階段工程將于2011年竣工，可注入原油1.69 億桶。但大規模搶購石油會造成國際油價上漲，而且規模過大從工程和安全角度技術上也不可行。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2.5萬億，假如按目前價格購買石油，可購入50億m3的原油，這是和黃河年入海水量同一個量級的概念。因此，用中國的外匯儲備購買石油，會把國際油價搞成熱帶風暴，買來也沒地方擱，還極易形成生態災難和戰略負擔。而且，中國的外匯儲備還在以每年5億噸原油的速度激增。

2009年，中國進口鐵礦石6.3億噸，占世界鐵礦石總交易量9.0億噸的70%。中國國內還有8.8億噸的產量。如果中國再增加進口量，那就別怪價格要翻幾番了。經常聽到說國際礦商聯合起來對付中國，面對你這么大的買主，人家不聯合起來行嗎？按理說，以中國這么大的采購份額，他們就是聯合起來，也不可能掌握定價權，中國只要拖他半年，他們就會把定價權乖乖交給中國。但中國拖得起嗎？即使鋼鐵廠的老總愿意拖——因為煉鋼鐵已經是微利，老總們早就想把資金抽出來去搞房地產呢，但近億的鋼鐵工人拖得起嗎？何況老總們都去搞房地產也不能缺少鋼材呀。

生產的急迫性決定了“定價權”必然喪失。這也包括稀土等國內資源的出口定價權。

2009年，中國已正式確定為煤炭進口國，全年累計凈進口9000萬噸，對外依賴度為2.7%。2010年以來，進口勢頭有增無減，預計對外依賴度將超過4%。中國的煤炭產量已經占全世界的47.6%，卻還要進口，如果缺口進一步加大，國際煤炭價格也會飛漲，甚至進都沒地方進。

中國成為煤炭進口國的意義是重大的，標志著中國的經濟達到了自然資源的邊界。

⑵類高端產品是美國急于要賣給中國的，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談來談去就是美國要用自己的廉價工業品市場換取中國的高端市場。高端產業也是中國政府和民族主義者力爭要保的，但保住保不住呢？

大飛機中國早已主動放棄了，核電站也已在“雙贏”聲中塵埃落定。中國為了先進的第四代核電技術不被扼殺在搖籃當中，同意和美國共享，把美國也拉進來。把這種委曲求全的智慧結晶稱之為“產業和親”，可謂惟妙惟肖，也算是開辟了 “雙贏”的最新模式。

吳輝先生還想買什么？莫不是看中了老美的航母吧？近年來，美國透過各種途徑傳達出要幫助中國搞航母的意向，前一陣子也流傳過美國要把“B-2戰略突防隱身轟炸機”技術轉讓給中國的消息。搞定了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市場再突破軍火市場，是美國的既定目標。左派朋友們不要信誓旦旦地“不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美國敢賣航母給中國，美國軍火壟斷資產階級就是搞這個的，有啥不敢的？美國就是把現有的所有現役航母全部賣給中國，中國莫不是要駕著航母戰斗群去攻擊美國這個核大國吧？估計在幾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后，航母戰斗群就會被囫圇個地端上談判桌。屆時，吳輝先生們大可為“外匯儲備轉化為高端戰略實體”彈冠相慶，但中國自主的軍工產業和軍工從業人員呢？

⑶類廉價工業品吳輝先生要買嗎？那美國人肯定喜出望外，他會熱情地詢問你：“這些夠不夠？要是不夠，我再去中國給您進口。”

以上分析告訴我們，中國的貿易順差或者外匯儲備，是不能用采購國際實體產品的手段釋放的，一旦釋放就會對國內就業和產業格局產生毀滅性打擊。

我們前面分析過，通過“生產→出口→逆差→匯換→發鈔→儲備”這個鏈條，把中國無產階級不可緩和的生存（就業）矛盾轉化為可暫時緩和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矛盾。外匯儲備是這個轉化鏈的最終凝結物，關禁閉還害怕關不牢呢，還敢釋放？一旦釋放，鏈條就會發生逆向運轉。

哥儲備的不是外匯，

哥儲備的是失業和動蕩。

第五章 中美民族矛盾與前景

 “就業生存”被成功地轉化為“兩極分化”，除了制造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外，還制造了另一個成果：中國資源的巨大損耗。把社會矛盾以物化產品的形式輸出，是資本采用市場生產方式而又要延緩產能過剩危機的必然手段。然而，輸出社會矛盾是需要包裝的，這個包裝品就是廉價勞動力、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健康、人均壽命。全面的環境污染破壞、資源枯竭，甚至連煤炭都成為進口國，各種各樣的污染病、職業病，人均壽命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都是社會矛盾輸出不可規避的代價。

哥并不想消耗資源，

但哥需要包裝材料。

資源的損耗與外匯的堆積，客觀上造成了美帝國主義用印刷工藝品交換中華民族子孫后代賴以生存的寶貴資源的歷史事實；——這正是中美民族矛盾的核心內容。然而，民族矛盾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10億勞動階級分配的極度單一和低下。這要這個內在矛盾一天得不到緩解，外在的民族矛盾就一天天擴大。

面對中國巨大的過剩產能，美國在享受中國人民勞動成果和中華民族子孫資源的時候也被搞得狼狽不堪。中國什么都要生產也什么都能生產，你敢5美元賣的東西，中國就敢1美元賣。這種惡性生產搞得美國的資本家什么都不敢投資，除非他們找到一種無論如何也從中國運不進來的產品；很幸運，他們找到了，——房地產；于是全美資本一擁而上制造泡沫。很不幸，泡沫終歸是要破的，于是就發生了兩房危機、次貸危機、金融危機。

然而，美國是清醒的，美國意識到了產業空殼化的危險性，美國比誰都更清楚危機來源于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作為經歷過30年代大過剩大蕭條的國家；美國深知這種過剩的可怕和危機的深遠。

于是，美國試圖依靠自己寬廣的市場、相對不足的產能，充足的技術、資源、資本儲備在這次全球性的大過剩中獨善其身。美國將在美國和中國龐大的產能之間建立“防火墻”。單邊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市場交換將成為主旋律。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美國不惜公開放棄“引領全人類走資本主義幸福道路”的使命，公開承認“中國不可能達到美國的幸福道路”。美國甚至督促中國改善分配模式，以減輕自己的壓力。美國已經在著手解體“中美國”，假如中國不能適應美國的這種改變，當“新孤立主義”這個美國以市場自主、消除逆差為內容的概念流行之時，大蕭條將在中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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