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中國政治學三十年--從取經到本土化

中國政治學應本土化

    

    在高度肯定中國政治學30年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蓬蓬勃勃的表面背后也存在著隱憂。
    從2000－2006年的CSSCI數據看，7年間政治學論文引用各類文獻共計215851篇次，其中中文文獻被引1 16034次，占全部被引文獻的54.4％。換句話說，被引外文（包括譯文）文獻占總數的45.6％。這一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會科學的外文文獻平均被引率（33％左右）。從趨勢上看，政治學論文引用中文文獻的比重呈下降態勢，從2000年的56.6％降至2006年的52.l%，下降了4.5%；而被引外文文獻的比重呈上升態勢，尤其是英文文獻的比重從2000年的19.8%升至2006年的26.8％，上升了70%。
    這些數字說明什么？從正面看，它們說明，中國的政治學者接觸、閱讀和參考外文學術成果的能力不斷增加。如果說20世紀80－90年代論文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發表于60－70年代以前的過時外文文獻的話，現在中國學者已經常引用最新的外文出版物，似乎與國外政治學接上了軌。但從反面看，這些數字也說明，中國政治學這個學科受外來影響較大，本土化程度較低，低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中國政治學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中國政治學討論的不少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合法性”）；而西方主流政治學則不屑討論中國政治學者提出的問題。這種反差不僅襯托出西方的學術霸權地位，也暴露出我們自己的失語癥。
    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接軌心態。什么叫“接軌心態”呢？這就是一心接對方的“軌”，而忘了問為什么要接對方的“軌”？自己這條“軌”是否一無是處？對方的“軌”是否是唯一的選擇？兩條“軌”接不接得上？有沒有可能另辟蹊徑找到一條更好的路？接軌心態的要害是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批判意識，假定西方主流政治學是先進的、科學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卻忘了想一想這些假定本身有沒有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借用別人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沒有什么不好。西方學者的理論思維能力比我們強，我們就甘當小學生，虛心向人家學習。我們也有強項，至少我們對中國的了解程度是他們無法超越的。用西方的理論分析中國的素材，我們大概可以與西方的中國研究者打個平手。持這種想法的人忽略了一個可能性，即某些西方主流理論實際上是有色眼鏡，透過它們看中國、看世界，只會遮蔽我們的認知力。西方主流理論背后往往隱藏著一些未經言明的基本預設。如果我們對它們不了解，就會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這些預設基礎之上的理論架構奉為神明。但基本預設未必是不需證明的公理，如果它們本身有問題，看似高深莫測的理論也許只是個精致的思想牢籠。另一種情況是，某些基本預設符合西方社會的實際，由此推演出來的理論因而適用于西方。但這些預設未必符合非西方社會的實際，那些由此推演出來的理論可能并不適用于非西方社會。無論如何，搞清各種理論背后的基本預設是十分重要的。
    不錯，許多由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的確對我們認識中國與世界具有啟發意義。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模型往往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盲點。由于這些偏見和盲點的存在，這些理論模型很可能變成了束縛研究者手腳的緊身衣和遮蔽他們視野的有色鏡。雖然我們中國政治學者生于本土，對本土有深情的關懷和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大，恐怕超出了我們自己的想象。如果不進行有意識的反省，我們往往會不自覺地以西方政治學之“是”為是，以西方政治學之“非”為非。什么叫文化霸權？讓人在渾然不覺中變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權法力的證據。愿意向西方學習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論卻可能窒息自己的創造潛力。
    由此看來，在經過“取經”、“效仿”、“自覺”三個階段以后，中國政治學界應該大膽向前再跨一大步：本土化。本土化當然不是要關起門來發展中國政治學，放棄對外交流。恰恰相反，本土化要求我們全方位地拓寬交流的渠道，不僅與歐美的政治學界交流，也與亞非拉國家的學界交流，并把單向交流變為雙向交流。本土化并不拒絕借鑒外來的概念、方法、理論，但強調要批判地、有選擇地借鑒，反對來者不拒，反對盲目接納。用魯迅先生的說法，這叫“拿來主義”。本土化也不是要將視角局限于中國，把我們自己變成三家村的老冬烘；而是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觀察世界。本土化政治學在批判地吸收外來養分的同時，要有清晰的本土問題意識，要善于從我們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和世界政治現象進行創造性的思考，要有膽識把這種思考的結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論，要有意識地在理論化過程中創造新關鍵詞、新概念體系、新基本假設、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態積極與各國政治學者對話，將中國人看中國和世界的心得與各國政治研究者共享。簡而言之，本土化的要求無非是三條：批判的吸收，創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
    長期以來，在研究政治時，我們中國學者已習慣于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和進口者角色。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本土化迫使我們挑戰自我，在研究中有意識地進行自主理論思考。希望再過30年，當《中國社會科學》創刊60年時，中國政治學界不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還能成為概念、方法、理論和思想的生產者和出口者。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5期，摘自《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原文標題為《中國政治學三十年：從取經到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