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對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的質疑和批駁

摘要：近年來，我國國內一些報刊媒體和著名學者一直宣揚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認為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法治等是“普世價值”，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聲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成功和成就，都是由于接受了西方“普世價值”，如果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必將付出代價，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與此相對比的是，恰恰是這些西方國家的某些學者對這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表示懷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著名美國學者塞謬爾·亨廷頓。通過對他關于“普世價值”概念、來源和目的與問題等民主觀點的再認識，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啟示：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種獨特的文明，之說以有人把它宣揚為“普世價值”，是想為其由“硬權力”而引申的文化“軟權力”的擴張而粉飾。然而，隨著西方“硬權力”的相對衰退，已經無力再維持所謂的“普世價值”了。如果西方再一意孤行，推行“普世價值”，而我國也天真地來踐行“普世價值”，那么對全世界、西方社會和我國都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我們不能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把民主僅僅局限于西方式的選舉和權力制約等民權，而應該更關注民生，民生才是民主的價值所在，是民主的本質，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　　

關鍵詞：西方民主；普世價值；亨廷頓　　

一、   國內學者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　　

近年來，在以《南方周末》、《炎黃春秋》等為代表的某些報刊與網站和一些國內學者的刻意推動下，“普世價值”觀開始擴散、傳播。以此同時，又借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災和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等機會大肆宣揚炒作，大力鼓吹西方的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聲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成功和成就，都是由于接受了西方“普世價值”，如果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必將付出代價等觀點，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　　

國內學者對于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 論的叫囂可以從2007年8月《南方周末》發表了題為《什么是普世價值》的文章談起。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從拉丁文說文解字開始，說“普世價值”在拉丁文中不僅具有“普適”的意思，而且還有“根”的意味，而這個“根”就是自由。接著，作者從希臘悲劇說起，引用歐本海姆、斯多亞派、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和經院主義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等自然法學派思想家論述，來論證“自由是一切價值基礎的價值，是普世價值”的觀點。隨后，又寫到中國的老子雖然有類似西方自然法的思想，但僅僅是類似而已，中國并沒有自然法的思想，有的只是儒家的三綱五常，與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迥然不同。當然，具體論證的方式只要那些“普世價值”的精英份子能理解就行，而我們這些一般人只要相信這些觀點就可以了。很顯然，通過這樣對比進行闡述就是想告訴我們：中國沒有自由的思想，沒有普世價值。這就為文章的目的——我們中國需要西方“普世價值”的啟蒙奠定了基礎。在這篇文章中，還夾雜談論了許多與“什么是普世價值”這個主題似乎有關系又沒有關系的許多觀點，如什么是價值、什么是主流價值等等，不知道其邏輯順序到底如何，結果卻把“普世價值”終于開發出來了，并且在文章的最后斷言道，如果我們有“普世價值”的啟蒙，有朝一日，水到渠成，社會便會平安地轉型。　　

在此之后，人們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論。2007年12月《南方都市報》發表一篇名為《國家榮譽制度當奠基于人類普世價值》的文章，竟然將我國的國家榮譽制度也能聯系到“普世價值”，認為“任何獎勵的價值都不在獎勵本身，國家榮譽制度的設立同樣不在于其中暗含了一種推動社會奮進的激勵技藝，更在于它能夠站在國家的高度倡導某種價值。”[①]這好像沒什么問題，但是后來才知道，作者所說的某種價值，恰恰就是這些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等西方的“普世價值”。　　

無獨有偶，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策劃了一個專題叫做《汶川九歌》，高呼“汶川陣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南方周末》竟認為全國人民抗震救災，拯救生命，是因為中國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并且，聲稱“只要國家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只要有這樣的底線共識，就會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全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整個世界就都會向我們伸出援手，整個人類就都會跟我們休戚與共。我們就會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莊大道。”[②]這種對于“普世價值”的叫囂真是令人感到十分憤怒。首先，假如說汶川地震中我們抗震救災，拯救生命是在向全世界兌現“普世價值”的承諾，那么好像有個前提是說我們曾經向全世界許下過這樣一個承諾，并且在此之前都沒有兌現過。其次，好像我國抗震救災，拯救生命的行為全是因為“普世價值”的作用，然道，沒有“普世價值”我們就不抗震救災了嗎？最后，說只要我國國家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就會奠定全民族、與全世界的和解的倫理基礎。那么，根據邏輯學的一般知識，我們知道如果這句話是真的話，那么它的逆否命題也為真。所以，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我國全民族、與全世界之所以沒有達成和解，就是因為我國沒有以國家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原來西藏鬧獨立、臺灣搞臺獨、巴黎火炬傳遞受阻、美國炸我大使館，撞我飛機等等責任都在我國，沒有踐行西方的“普世價值”，真是可惡至極。　　

此外，除了這些報刊雜志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外，許多學者也鼓吹“普世價值”。杜光認為，由于人類共有的人性，產生了對社會生活的共同追求，把共同價值等同于普世價值，所以“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③]并且認為，改革開放就是實踐普世價值，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繼續，而目前改革開放在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產生的種種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所以，目前中國社會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從上到下普遍樹立普世價值的觀念。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也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實現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也在創造新的普世價值。尤其是在尋求實現人類普世價值的方法上，中國有更大的作為。” [④]然而，他所認為的中國改革開放正在實現的人類的“普世價值”主要包括的是科學、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等明顯帶有西方文化霸權的觀念。他還說到，觀察“普世價值”至少在兩個層面進行，即理想和工具兩個層面。任何關于“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性的爭論永遠不會有任何結果，而對實現普世價值工具的追求則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⑤]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希望人們放棄對“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工具理性來認識“普世價值”。然而，他恰恰忘記了“普世價值”的提出就是西方社會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工具，而西方“普世價值”能在我國國內如此的叫囂很大的一個原因也是這些年來受“去意識形態”的影響。所以，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不僅僅是純粹的學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是一個政治問題，關系到我們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問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論本身就是西方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而“去意識形態”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然而，可悲的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國內著名學者享受國家的優厚待遇，卻還在為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辯護。2010年1月《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發表了陳行之一篇帶有恐嚇性的文章——《拒絕普世價值必將付出代價》。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因為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一事，說明中國限制了網絡言論自由問題，認為這不是一個商業性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社會政治性問題，在政治哲學層面是一個“普世價值”的問題，并且對于“普世價值”的理解又是對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權等等民主和文明的鼓吹。在文章的最后，還恐嚇到如果我們拒絕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將會帶來種種代價。這篇文章的學者似乎連基本的哲學常識都沒有，竟然在文章中寫到“人類發展到今天正是依靠一個符號(語言、概念)系統來維系對世界和自身認識的，無論談論什么事物，我們首先必須賦予那個事物必要的名稱(哲學甚至把對概念的追索視為自己最重要的職能)，普世價值也是如此。”[⑥]換而言之，現在我們對于世界國際關系和自己人生起伏的認識是依靠一種理念、一個符號或概念系統，而這種系統里面有一個就是普世價值。然而，只要稍微學過一點哲學知識的都知道，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價值判斷，是一種觀念，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人們價值觀念的內容、人們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是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而不是這位作者所說的依靠某種符號或概念體系，更不是這種“普世價值”的概念體系。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位學者，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到，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的邏輯不是根據社會經濟關系來確定價值的內容，而是倒過來，先驗地確定了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念，這有點類似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然后根據這些“普世價值”觀念來判斷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進而要求按照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安排社會關系。當然，陳行之的文章的標題換兩個字才是正確的，即《踐行普世價值必將付出代價》。西方民主和文明的形成、發展及其在廣大第三世界的輸出、傳播和擴散的歷史，可以說就是踐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歷史。然而，這個歷史究竟是一部和諧、幸福和繁榮的人類“田園牧歌”史，還是人類血淚、痛苦和災難史，相信任何稍有“常識”和“良知”的人不難做出判斷。　　

二、   亨廷頓論普世價值　　

與目前我國國內報刊媒體和學者大談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相對比的是，某些西方學者早在這之前就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了。按照我國國內有些人宣揚“普世價值”的說法，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法治等是“普世價值”，中國必須遵行。然而，恰恰是這些國家的某些占主流地位的學者對這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表示懷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著名美國學者塞謬爾·亨廷頓。他在上個世紀90年就寫了一本書，也是他影響最大的一本著作，書名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在這本書中，他系統、全面地分析了“普世價值”是錯誤的，認為推行這種錯誤的“普世價值”觀念是不道德的，對世界和西方都有危險的后果。在目前我國國內這樣大肆鼓吹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加強對亨廷頓民主思想的再認識具有極特殊的和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普世價值”的內涵　　

亨廷頓在書中提到一些人認為現在社會正在目睹是奈保爾所說的“普世價值”的出現。對于什么是“普世價值”，書中寫到“總的說來，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信仰、方向、實踐和體制。更具體地說，這一觀點可能意味著一些基本的但相關的事情，一些相關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關又非基本的事情。”[⑦]這樣來說“普世價值”還是很抽象，所以，作者在下面四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并進行了逐一地批駁：　　

1、亨廷頓認為實際上所有的社會里，人類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如把謀殺看作是罪惡的；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體制，如某種形式的家庭。然而，如果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義，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鮮的也不是相關的。因為雖然人類歷史上共有的少數基本價值和體制可能可以解釋人類行為的某些永恒的東西，卻不能闡明人類行為的變化所構成的歷史。此外，如果“普世價值”對于所有人類都適用的話，那我們用什么詞來稱呼人類種族層次之下的主要的人類文化群體呢？如把部落、民族等群體也稱為“文化”或“次文明”的話，只會引起語義的混亂。　　

2、“普世文明”一詞可以用來指文明社會所共有的東西，如城市和識字，以區別于原始社會和野蠻人。如果說從這這個意義上來說“普世價值”，其實它早就已經在人類歷史上出現，并逐步擴張，并且其傳播和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3、“普世價值”還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和主張。即“達沃斯文化”。這些每年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人員雖然都是各國的經濟界、政治界和學術界精英，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亨廷頓說道，這些人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而且，這種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層次，在許多社會中根基很淺。此外，對于這些精英層次是否存在共同的價值的東西，也是值得懷疑的。　　

4、“普世價值”還被認為是一種思想得到了發展，即：西方消費模式和大眾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正在創造一個“普世文明”。這種論點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關的。雖然文明的時尚會從一個文明傳到另一個文明，然而，它們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術或曇花一現的時尚，并沒有改變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他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說道：在中東的某些地方，一些年輕人可能穿著牛仔褲，喝著可樂，聽著搖滾樂，但它們卻可能在向麥加頂禮膜拜的間隙，造好一枚炸彈炸毀一架美國飛機。而且，雖然一些人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消費品，而是集中在好萊塢，集中在傳媒上，但是不僅沒有達到文化的認同，反而激起了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譴責。　　

因此，對于亨廷頓來說，無論對“普世價值”作何種意義上的理解，都是不存在的。若果“普世價值”要存在的話，那就應該出現一種普遍的語言和宗教，然而，這卻是不可能了。　　

（二）普世價值的來源　　

對于“普世文明”的出現原因，他總結了三種“普世價值”來源的三個假設：　　

首先，第一個假設認為蘇聯共產主義的垮臺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勝利。這種假設的謬見是認為蘇聯共產主義垮臺后，只存在了自由民主制的唯一選擇。然而，事實上卻存在獨裁主義、民族主義、社團主義和市場共產主義(中國)等多種選擇，更重要的是，還存在世俗形態之外的宗教選擇。　　

此外，對于這種假設需要特別提到的一點就是，這種觀點的提出者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隨著美國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計劃實踐惡果的暴露，他的思想也開始悄然演變，認識到自己在理論上的錯誤，并且在實踐中也不得不與新保守主義公開決裂。　　

其次，第二個假設是，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一般來說，包括貿易、投資、旅游、媒體和電子通訊——的增長正在產生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總的說來，這確實加強了人們之間的交往和國際流動，然而，交往的增多不一定帶來和平與信任，也可能加強沖突與對抗。亨廷頓還舉了社會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理論——差異性理論來闡述。他舉例道：在一個有12名婦女從事其他職業的公司里，一個女心理學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學家；當她痛12名男心理學家在一起時，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女人。所以，隨著日益的全球化，人們之間的文明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自我意識加劇了，而不是更同化了。　　

最后，第三個假設是，也是最常用的一個假設是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認為西方在現代化方面領先世界，因此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然而，亨廷頓指出西方文明在西方現代化之前就出現了。他還詳細舉出了西方文明獨特的八個特性：古典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法制、社會多元主義、代議機構和個人主義。所以，亨廷頓引用布羅代爾的話，總結道：“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更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并減弱了西方的相對力量。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⑧]　　

（三）鼓吹“普世價值”的真正目的與問題　　

通過亨廷頓對“普世價值”概念和來源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那為什么有些人還要鼓吹“普世價值”呢？為此，亨廷頓進一步指出：“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⑨]這清楚地表明了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的真正目的。還有，亨廷頓還揭示出了“普世價值”討論中的一個基本常識，即“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⑩]正因為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的成功，使得西方的價值被鼓吹為“普世價值”。在本書中，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常識的正確性：東亞隨著經濟的增長，綜合國力的增強，也開始在鼓吹一種亞洲“普世主義”，認為亞洲的模式是非西方趕超西方時應效仿的模式，西方也應該利用它以自我更新。　　

最后，亨廷頓認為“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沖突和文明沖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11]它是錯誤的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的重點，我們在前面普世價值的概念和來源已經論述了。　　

它是不道德的，是因為它違反了西方本身所鼓吹的民主和自決原則，必然帶來文化帝國主義。在冷戰期間，美國本身違反民主的價值，支持大批親美反共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軍事獨裁政府。這被美國的民主學家認為是“民主的恥辱”。　　

它是危險的，是因為“普世價值”對于世界來說，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對于西方來說，是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因此，亨廷頓說道：“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獨特。因此，西方領導人的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的獨一無二的特性。”[12]　　

總而言之，亨廷頓的民主思想已經告訴我們，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價值”觀念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和危險的。“如果人類有朝一日會發展一種‘普世文明’，它將是通過開拓和發展這些共性而逐漸形成。”[13]“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征。”[14] 希望國內那些宣傳、信奉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的人，讀一讀亨廷頓有關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論述。如果你還堅信你們關于“普世價值”觀點是正確的，那么首先就要駁倒亨廷頓對此話題所做的相關論述。亨廷頓的民主理論代表了當代西方主流，最具影響力的觀點，難道你們認為“普世價值”觀能夠與西方民主主流理論相抗衡嗎？　　

三、   亨廷頓民主思想的幾點啟示　　

姑且拋開其“文明沖突論”正確與否不論，亨廷頓的民主思想中對“普世價值”的許多見解是非常精辟、非常發人深思的。限于篇幅，這里只能大概的提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            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種獨特的文明　　

亨廷頓談到冷戰結束之后，世界是一個由七個或八個文明組成的世界。這主要包括中華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和伊斯蘭文明。而西方民主和文明僅僅是這些多元文明中的一種獨特的文明，它出現在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征隨著時間的發展而不斷形成，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他認為，西方遠在現代化之間就是西方，西方民主和文明的獨特價值也遠在現代化之前就已經產生。雖然各類學者對于這些獨特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在一些細節上存在差異，但是對于西方文明核心的體制、實踐和信念方面卻大致相同。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古典遺產。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繼承了以前許多文明的東西，最重要的就是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雖然其他一些文明如伊斯蘭教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也繼承了一些，但是，在任何方面都遠遠不能和西方相比；二是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西方在中世紀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都是處于基督教統治的世界里，而后的宗教改革與反改革和基督教世界分裂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等這些獨特的特征在別的文明是沒有的，這也是西方民主和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三是歐洲語言。西方繼承了拉丁語，而后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日益產生了各自的民族語言，可以寬泛地劃分為羅曼語系和日耳曼語系。但是，這些語言與日語、印地語、漢語、俄語，甚至阿拉伯語都是差距甚遠；四是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除了西方文明外，只有印度文明中也有宗教和世俗政治有明顯的分離，此外其他文明都沒有。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正是因為在西方社會中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長期的分裂才使得西方自由的思想得以幸運地存活下來；五是法制思想。這是西方社會中很獨特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而來的。雖然有時也遭到破壞，但一直得以保存下來。這就為西方現代的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而這在其他文明中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六是社會多元主義。西方社會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會。大量的修道院、修士會、行會、社團、強大的貴族、大量的農民和商賈階級等有利地限制了君主的權力，而這與中國、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等非西方國家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是形成鮮明對比的；七是代議機構。由于西方社會一直是多元社會，因此，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利益的代議機構。而且，從19世紀開始地方上也爆發了許多自治運動，這些在別的文明中是不存在的。正是因為這些代議機構和自治運動為現代西方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提供了基礎；八是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社會的特征促使了西方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而這與其他文明強調集體主義有明顯的不同。當然，這些并不意味著窮盡了西方的獨特特征，也不意味著總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會中，這些單獨的因素也幾乎不為西方所獨有，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所獨有的。這些因素是西方之所以為西方的東西，而不是西方之為現代化的東西。　　

（二）            西方民主和文明在什么意義上是“普世價值”　　

既然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種獨特的文明，那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在宣揚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呢？他們依據的邏輯到底是什么？是在什么意義上來說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的？　　

亨廷頓提出文明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兩個階段，現在正處于第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即在公元1500年以前的文明，除了個別例外，它們之間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間斷的和緊張的。各種文明被時間和空間分隔開來，很少或者沒有交往，所以許多歷史學家把這一階段描述為文明的“遭遇”階段。到了第二階段，出現于公元8世紀和9世紀的西方文明在公元1500年以后從一直落后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等其他文明中開始興起。經過經濟上的產業革命、政治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化上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宗教改革和外交上的殖民擴張、資本原始積累，在這長達四百多年歷史的發展，使得非西方國家日益從屬于西方國家，成為西方社會的附庸。正是西方社會這種“硬權力”的增長，也帶來了西方社會文明“軟權力”的擴張。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推行文化霸權的行為進行了很好的闡述。他分析造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時就指出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勢力的干涉。這主要是指蘇聯勢力的退出和美國、歐共體（后改為歐盟）將民主和人權作為戰略工具，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和軍事的等等手段，來推行西方的文化霸權，使第三世界國家成為西方勢力的附庸，成為對付蘇聯共產主義的棋子。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觀，表明西方文明是一種強勢文明，是一種征服、侵略和擴張文明，是一種控制的工具，是一種強盜、販奴和殺人的工具。這種“普世價值”是西方的霸權，即文化霸權、經濟霸權、政治霸權和軍事霸權的集中體現，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如果我們借助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概念和葛蘭西“領導權”概念，就能夠深刻解剖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本質與真相。　　

冷戰的結束，更是極大鼓舞了西方自由主義的信心。弗郎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的命題，認為自由民主制已經獲得全面勝利并將會普及。緊接著，克林頓執政時期就把“安全、經濟、民主”作為其執政的三大支柱，對外進行“民主輸出”。到了布什政府時期，更是制定了“全球民主戰略”，無論在目的、內容還是手段上都超越了歷屆政府，甚至布什政府為了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不惜使用武力向“非民主”國家伊拉克政權開刀。目前，一些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又打著“民主”的旗號，出兵轟炸利比亞。由此可知，正是為了為這種“軟權力”的擴張進行辯護，為了粉飾文化的霸權，一些人就在這種意義上把西方民主和文明鼓吹為“普世價值”，而又正是西方國家“硬權力”的強大，使得人民相信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但是，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以后，文明之間的關系不僅沒有出現西方民主和文明一統世界的格局，反而隨著西方國家相對實力地衰退，已經越來越難維持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文明間的關系正處于第三個階段，即處于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之中。　　

（三）            西方文明正在衰退，已無力維持“普世價值”　　

雖然目前仍然有許多人由于狹隘的自負，偏見而固執地認為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但實際上由于西方社會“硬權力”的絕對優勢正在衰退，而“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隨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隨著權力。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一個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權力。”[15]所以，隨著自身實力的衰退，不可以避免地西方國家已無力再維持所謂的“普世價值”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人類歷史正處于一個“歷史大轉折”階段，美國的霸權地位、西方國家在世界體系的中心地位，隨著南北之間的經濟、貿易實力的對比改變，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國的崛起，并隨著“金融危機”，西方經濟長期衰退以及歐、美、日的“泡沫破滅”、“債務危機”、“福利制度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和國家破產等事實的存在，將逐漸不復存在。西方文明正在“日落西山”，其權力和影響力正越來越小。我們有什么必要去學習和踐行西方民主和文明這樣一種“正在死亡”中的文明呢？最近，福山這位鼓吹西方文明是“歷史之終結”的人類最理想的價值的人也悲哀地承認，美國在“民主”上沒有什么可以“教給中國”的。　　

也許有人會質疑，西方社會在經濟上不是擁有和控制著國際金融體系，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在政治上不是控制著聯合國，發揮著領導作用，在科學技術上不是控制著最先進的高端技術，怎么能說西方社會正在衰退呢？是的，西方社會現在仍然占有絕對優勢，而且在21世紀時在權力和影響力方面仍舊保持世界第一。但是，亨廷頓指出各文明間的均勢卻在發生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社會的權力相對其他文明將繼續衰弱。他還進一步說明了西方社會衰退的三個特征：一是認為它的衰退跟其崛起一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二是這種衰退并不是直線型的，帶有間歇性和反復性；三是在人口與領土、經濟產值和軍事能力等方面控制的資源方面，相對而言正在下降。所以，毫無疑問，相對而言，西方社會確實正在衰退，它已經無力再宣揚它的“普世價值”了。　　

這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就算在西方民主和文明比較強盛的時候，許多國家學習西方民主和文明，不僅沒有出現所期待的繁榮、穩定和民主，反而出現了軍事政變、政治獨裁、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問題。按亨廷頓的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二十年間，拉丁美洲的二十個國家中就有十七個國家發生國政變并取得成功（僅墨西哥、智利和烏拉圭尚維持著憲法程序），北非和中東的六個國家發生過政變（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蘇丹、伊拉克和土耳其），西非和中非國家中也發生國六次政變（加納、尼日利亞、達荷美、上沃爾特、中非共和國和剛果），在形形色色的亞洲社會也發生過政變（巴基斯坦、泰國、老撾、南越、緬甸、印度尼西亞和南朝鮮）。”[16]接著，他進一步指出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發生政治暴力和騷亂的數量急劇增加。“1958年發生了二十八起曠日持久的游擊隊暴亂，四起軍事暴動和兩場常規戰爭。七年后的1965年，四十二起長期暴亂仍在持續，十起軍事反叛發生，五場常規沖突戰火燃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政治動亂也有明顯增加。1955-1962年間發生的暴力和其他動亂事件，是1948-1954年的五倍。八十四個國家中的六十四國在1955-1962年這段時期內，同1948-1954年這段時間相比，變得愈加不穩定了。”[17]所以，在西方國家普遍衰退的背景下，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們更應該認為到西方民主和文明也存在許多的不足，如世俗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和自我放縱等問題，不應該把西方民主和文明當成“普世價值”來進行學習，而是應該僅僅把它當成眾多文明中的一種文明。　　

（四）            語言和宗教的同化，引發宗教沖突　　

前面我們已經論述了西方民主和文明僅僅是一種獨特的文明。許多人把西方民主和文明當成“普世價值”主要是因為西方“硬權力”引申出的文化軟權力的擴張，然而隨著西方綜合實力的下降，已經不能再維持所謂的“普世價值”了。現在我們可以再從反面來論證，假設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那么需要什么條件？　　

   亨廷頓說道：“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有出現一種普遍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18]所以，如果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的話，那就至少應該具備二個條件：一是普世的語言；二是普世的宗教。　　

首先，就語言方面來說，是否存在普世的語言呢？也許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西方社會的英語不就是普世語言嗎？然而，我們更應該知道雖然現在有許多人在講英語，但是它并沒有與某一特殊的種族群體、宗教或意識形態相一致，僅僅是把其作為一種交流的工具，正如公歷是世界的計時方式，阿拉伯語是世界的計數方式，以及對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而言，十進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樣。所以，英語的廣泛使用不僅沒有消除語言和文明的差異，取得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反而使得非西方文明能夠借助英語這門通用語言的使用，來處理各語言和文明間的差異，加強了各民族間語言和文明的相互分離與差異。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隨著英語的廣泛使用還產生了許多區別于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的帶有地方特色的英語，如尼日利亞皮欽英語、印度英語等，使英語融入了許多本土化的因素。最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語言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布。由于西方社會絕對權力的衰退，英語在世界上的比重也在隨之下降。據統計，世界上講英語的人在講至少有100萬人所使用的各種語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世界人口中講五種主要的西方語言（英語、法語、德語、葡萄牙語、西班牙）的比例從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20.8%。[19]總而言之，世界上根本沒有出現普世的語言，更談不上出現普世的文明。　　

其次，要出現西方普世文明的話，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普遍宗教的出現。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談到促進西方民主和文明傳播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基督教或新教的傳播。雖然不能就說，西方民主和文明一定和基督教或新教有因果關系，但是基督教或新教強調個人的尊嚴和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就無疑是有利于西方民主的發展。以韓國為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基本上是一個佛教的國家，并且帶有儒教的傳統，人口中大概只有1%是基督徒。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全國人口中約有25%是基督徒，其中大部分人是新教徒。這無疑是韓國1987年成功向民主國家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西方基督教在20世界80年達在世界上的增長比例大約30%以后開始穩定下來，并開始呈下降趨勢。在20世紀末的時候，全世界各地出現了宗教復興，這主要包括宗教意識的加強和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因此擴大了宗教之間的差異，使得出現一種普遍宗教的可能性比出現一種普遍語言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為此，如果西方民主和文明要成為一種“普世價值”，出現一種普遍宗教的話，必須強行推行西方的基督教或新教，這就必然引發宗教沖突。目前我國主要信仰的是儒教文化，而儒教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對秩序的維持和對等級的尊敬，這顯然是與西方民主相違背的。為了讓西方民主和文明這種“普世價值”在我國生根發芽，前提條件是對我國的儒教文化進行改造，讓人們該信西方的基督教或新教。因此，國內那些力主中國接受西方文明是“普世價值”的人是不是要中國放棄悠久的中華文明，并讓大多數中國人成為“基督徒”呢？難道要讓全中國的人講“英語”，而廢棄自己的語言嗎？你們不覺得這樣做很荒唐嗎？　　

（五）            推行“普世價值”到底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再退一步講，就算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價值”，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那么結果又會怎么樣的呢？亨廷頓早就在上個世紀90年就已經談到如果西方社會仍一意孤行，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那么它是非常危險的。這是因為推行“普世價值”對于世界來說，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而對于西方來說，很可能會導致西方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本文這里，再談談如果我國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　　

1、  各黨派將紛紛涌現，可能引發內亂甚至戰爭　　

如果我國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的話，那么肯定會有許多人會在民主和自由的麗旗庇護下，公開爭奪權力，紛紛成立各種黨派。因為在中國每個人都知道權力意味著什么，只是由于二千多年專制等級制度使得一般的人們都沒有奢望獲得權力的想法，而一旦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則肯定會激發人們的權力意識，紛紛爭奪權力，特別是對于有錢有勢的人們。這樣一來，為了爭奪權力，一定會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由此產生的亂像與臺灣相比，有過之而不及。更有甚者，有些人會為了權力不惜發動戰爭，又重新回到“軍閥混戰”的年代。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實現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一段時間后就會好轉。然而問題是，這么大的版圖，這么多的人口，過渡期會有多長？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大的損失？而且，這種西方民主除了改換領導人以外，又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　　

  2、分離主義勢力將會借助西方民主，脫離中國　　

目前在我國除了臺灣以外，像新疆、西藏等地存在許多分離主義勢力，如果實行西方民主，推行“普世價值”，那么這些獨立勢力在西方民主的掩飾下一定會借助新疆民主黨、西藏自由黨等政黨形式，積極謀劃獨立。這樣的話，我國的民族矛盾將會被嚴重激化，而且那時的人們只顧爭權奪力，相互混戰，更本無心關心這些問題，臺灣、西藏和新疆等地很有可能被分離出去。　　

3、外國勢力將積極在我國扶植代理人，肢解中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含日本）對中國的最高戰略是：肢解中國。這些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從來沒有，也不會放棄遏制中國。如果我國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價值”，國內必將出現動蕩，那么這些外國勢力就會乘虛而入，積極扶植代理人，國內買辦和賣國勢力將會迅速膨脹，而中國有可能又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恰恰是拒絕西方民主和文明這一所謂“普世價值“的結果。去年以來，科特迪瓦、北非、阿拉伯和利比亞因“民主化”所帶來一系列災難，使西方民主和文明這一“普世價值”能夠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和諧、穩定、幸福和現代化的觀點徹底破產。它不僅不會帶來“福音”，反而只能帶來深重地災難。請問國內那些西方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學者和媒體，你們“居心何在”？你們難道也想讓中國變成另一個科特迪瓦、利比亞嗎？如果你們的企圖得逞，只會將中國這樣的大國推向巨大深淵。回顧廣大第三世界經歷了近一百年的民主化實驗，推行民主化實驗也即是推行“普世價值”的實驗，而普遍的“民主化失敗”表明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觀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早就破產了。　　

總之，我國的發展不需要所謂的“普世價值”，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重視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行漸進式改革，完善我國的各項政治體制，真正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 ，利為民所謀。　　

（六）            民生才是民主的本質　　

為什么國內這么多人對西方民主和文明推崇備至，認為是“普世價值”，我國必須向西方學習呢？本文以為以下兩個原因是比較重要的：一是認為西方民主維護了人民的權利。西方民主一直宣揚的是自由、平等和博愛，保護個人的表達、結社、信仰和參與等等方面的權利，而這在目前的中國對個人權利的重視是不夠的，這就為西方的民主的推行提供了一定的市場；二是認為西方社會通過民主的方式，人們一人一票的程序進行選舉，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具有合法性。毫無疑問，這對破除專制等級，追求身份平等和保障個人權利而言確實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現在的西方民主和文明卻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為“程序民主”或“選舉民主”，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得無足輕重了，為了民主而民主。為什么肯尼亞、黎巴嫩、孟加拉國、菲律賓、格魯吉亞、斯里蘭卡等發展中國推行西方的民主和文明，沒有出現和平與繁榮，反而出現動亂和衰退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想當然地認為只要實行西方民主式的選舉和權力之間的制約等民主程序，就是民主國家了，并且幼稚地以為只要是民主國家了，其他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事實上，這些發展中國家不僅本來有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新的問題也層出不窮：貪官污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分離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國家動蕩，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實行這樣的僅限于程序的民主，為了民主而民主的話，顯然不可能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此外，對于西方民主是否真正能夠維護個人的權利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20]，也就是說西方民主的權利是由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所派生出來，是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服務的，這才是資產階級倡導民主制度的真正原因，“這個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21]眾所周知，西方民主制度總是宣揚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擇權來標榜其民主，但是，只要我們觀察一下西方的選舉情況，我們就知道這完全是以金錢為基礎的，雖然沒有許多限制條件，但是面對巨額的競選資本，大多數人已經被排除在選舉之外。而真正當選的官員幾乎都是擁有巨額資產的資本家。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組建競選班子，影響媒體對其加以宣傳，獲得多數公民的支持。　　

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本身曾經發生過產生通過競選、民意程序導致希特勒或納粹德國上臺，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當今，法國總統薩科齊為了“競選”或保持總統官職，居然下令驅逐境內的“羅姆人”，又發動對利比亞的軍事打擊；美國的“兩黨政治”正在“預算法案”上的斗爭，幾乎使聯邦政府“關門”；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福利制度的解體等等從根本上標志西方民主與文明的解體，西方民主和文明已經身陷了“合理性性危機”和“合法性危機”。　　

因此，本文認為不能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把民主僅僅局限于西方式的選舉和權力制約等民權，而應該更關注民生，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因為民生才是民主的價值所在，是民主的本質，只有有了民生才可能有真正的民權，只有有了民生才可能真正有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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