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布。把我2010年初的一篇文章貼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 、人口過剩的一般理論
我們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人口理論有兩個，一個是英國人馬爾薩斯在18世紀末提出來的絕對人口過剩論，另一個是中國人馬寅初在20世紀中期提出來的“新人口論”。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絕對人口論，就是人口增長的總比生活資料增長得快，所以大多數人都只能生活在貧困之中；只有戰爭、饑荒、瘟疫等等才能讓人口增長得到控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還與他的分配理論有關。按照他的理論，工人得到的工資比他的勞動的價值要少。所以，本來人口就已經太多了，多到大多數人都只能生活在貧困中；按照他的分配理論，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就只能更差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關于資本積累的那一篇里，雖然沒有以和馬爾薩斯論戰的形式展開（馬克思對馬爾薩斯評價甚低），但是馬克思關于人口相對過剩的詳細論述事實上駁斥了這種絕對人口論。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這樣寫道，“機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 也就是說，隨著機器的采用和增加，工人階級人口會越來越多；而隨著機器的改進，工人階級中相對過剩的人口也會越來越多。這是因為：首先，機器的使用和資本的積聚，使那些中間等級（小業主、農民、手工業者等等）中的絕大多數不斷破產而淪為工人階級，只有少數能夠上升為資產階級。其次，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斷成為過剩人口，也就是產業后備軍。這些相對過剩的人口（相對資本對勞動的需要而言是過剩了）本身的收入就很微薄，又與就業人口不斷競爭壓低工資水平，使工人工資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如同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著名段落中總結到，“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供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并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工人階級中的過剩人口（實際上過剩人口也僅僅指靠勞動獲得收入的階級人口過剩）被稱為“產業后備軍”。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他們可以得到就業機會，時刻補充資本需要的勞動力。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自然就失去工作。如馬克思所說，“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而且，勞動生產率越是提高，勞動強度越是增加，過剩人口也就越多。過剩人口與就業人口競爭，使就業人口的勞動強度增加，而工資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馬克思說，“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范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以內。”說由于人口過多，特別是勞動人口過多，使得人口不能充分就業，也限制了工資的提高，這樣的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人口過剩始終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現象，本質是相對過剩，根源是資本主義積累。
人口相對過剩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不斷積累，資本的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不正確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歐文就指出過，在19世紀頭20年，英國的財富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但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卻越來越惡劣了。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說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識。馬寅初一開始就講，“1957年10月26日發表的《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我深信有了這一項規定，5億農民中多子多孫的思想，一定可以很快地扭轉過來。”
所以顯然，他并不是發現問題的人，中央已經提出了問題，他只是想闡述這一問題。而且他的人口論與馬爾薩斯那一套是完全不一樣的。他的人口論是相對過剩的人口論。《新人口論》中的要點是：第一，人口增長太快，生產能力跟不上；第二，人口增長太快，將來人口太多，要麻煩；第三，人口素質需要提高。這說的都是人口的相對過剩。
而且馬寅初還強調了積累和消費的問題，他說人口太多，消費太多，積累就少，經濟發展速度就慢。作為經濟學家，馬寅初還是很善于打算盤的。在《新人口論》中他都是用數字說話。馬寅初說，“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實際上他想說的是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太快而生產積累增長速度太慢。）可見，馬寅初是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為了保證積累，必須控制消費，而控制消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就要求控制人口數量。因此馬寅初把他關注的焦點放在了控制人口數量上。可以打個比方。馬克思說過李嘉圖為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赤裸裸冷冰冰的打算，讓很多人接受不了；類似的，馬寅初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利益赤裸裸冷冰冰（不惜在人口這個最觸中國人霉頭的問題上得罪人）也讓很多人接受不了。
他這些論述，可以說是合理的，但也是沒有什么創見的。也就是說，他的人口論其實不能稱為“論”，因為從理論上沒有半點建設在里邊，他只是把事實擺出來。與其說是“人口論”，不如說是“論人口”。
馬寅初始終是站在一個經濟學家的立場上，靠數字打算盤來表達他的看法的，因此他的論述和意見也都是相當具體的，沒有什么抽象的、邏輯的東西，因此很容易懂，也很有力。他的論述，在我看來只有一個實質性的缺點，就是提出了節制生育的要求和措施，卻沒有能夠深入研究他的這些措施是否能夠推行下去。他主要的建議，一是人口普查，二是宣傳節育，三是計劃生育，避孕。再就是文化科技下鄉等等。
他的這些建議，雖然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和完成（國家全面干預到社會政治經濟和居民生活中來）為之提供了實施條件，但絕對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起到控制人口增長的作用的。此外，貧窮是造成人口增長過快的重要因素，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很難從根本上控制住人口增長的勢頭。這一點是他沒有看到的。為了加快現代化建設需要加強積累（但是生活水平不提高人口增長速度就快），而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增加消費（但是這會影響積累速度），看起來這是個兩難問題。這個困難的問題是歷史地解決的：通過農村極端不合理的土地和生產組織方式，為工業化提供了基礎、資金和原料；通過嚴格的城鄉戶口制度，控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長；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和工資制度，使居民消費維持在低水平。所以我們看到，歷史的進程是，積累上來了，人口也上來了。
因此他的人口論后來被批判，從臺面上的東西來看，完全沒有什么道理。所以馬寅初肯定會想不通。要說有問題，也是：一、他講人口相對過剩，容易讓人想起資本主義人口相對過剩的一般規律來，雖然他說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相對過剩和資本主義不一樣，而且他的闡述也確實不一樣。其次，他不該把自己的這些東西叫“新人口論”，除了他其實沒有一點理論新貢獻、這么說有自我吹捧的嫌疑之外，還在于，他這么做實在有點招風。最后，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他實在可以多引用一些馬恩列斯毛的論述。
不過這些都是小事。我想他即使不提出人口論，早晚也是要被批判的。沒有這回事，也會有別的事情。為什么在政府已經意識到并且試圖解決人口問題的情況下，馬寅初會被批判，這確實是個讓人深思的問題。從中可以得出很多對作人有益的教訓。拋開個人因素不談，我覺得關鍵的原因在于：馬寅初趕在了1957年這么個倒霉的年頭提出這樣的說法。隨后幾年的歷史是新中國的歷史轉折點，是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蜜月期結束、社會主義改造深入進行、共產黨政治上清理同路人、開始單獨執政治國的轉折點。馬寅初雖然自稱在1939年之后就和共產黨站在一起，但是他畢竟不是根正苗紅的共產黨人。而反右斗爭需要打倒舊的學術權威，樹立新的、共產黨的學術權威。事實上，馬寅初肯定只是個斗爭的犧牲品。否則，文革中也不會被保護起來而沒有受到沖擊。
人口問題在解放初成為問題，主要在于人口增長速度太快，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馬寅初也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對于一個從長期戰亂中解脫出來的國家來說，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到了現在，人口增長卻成了某些人所謂的人口紅利了。這也真是個莫大的諷刺。其實不論人口太多還是人口紅利的說法，都是不對的。
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人口增長與就業
首先說一下，人口問題應當與就業問題結合在一起談，而談就業問題就應當對比就業人口與勞動人口（或者后邊要提到的經濟活動人口）之間的關系。但是一時找不到很詳細的數據，所以下邊我只談就業人口與總人口之間的關系。這就使得我下邊的分析不是很嚴謹，但是在整體趨勢上應當是沒有大的差異的。如果有人能對我的數字提出指正，那將非常感謝。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我國的城鎮人口在1952年為7163萬人，到1978年達到17245萬人，增長了1.408倍。同期，城鎮就業人口從2486萬人增長到9514萬人，增長了2.827倍。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城鎮人口增長沒有城鎮就業增長得快，城鎮人口與城鎮就業人口的比值，從1952年的2.88下降到1978年的1.81。
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則僅僅從12.46%上升到17.92%。這是我國在這一時期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控制城鎮人口的政策的效果。
同樣是在從1952年到1978年這段時期，我國鄉村人口從50319萬增長到79014萬，增長了0.570倍；鄉村就業人口從18243萬增長到30638萬，增長了0.680倍。鄉村人口增長同樣沒有鄉村人口就業增長得快，雖然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像城鎮人口那么大。鄉村人口與鄉村就業人口的比值從1952年的2.76下降到1978年的2.58。
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19元上升到379元，增長了2.18倍。根據1952年到1978年的數據，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這段時期，工業增長快于農業，就業增長快于人口增長，而且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指標的話，經濟效益還是有較大增長的（年增長約為4.56%，當然和改革開放之后的速度沒法比。但是國內生產總值卻并不能很恰當體現產出和效率。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考察勞動生產率。）。當然，如果人口更少一些，非就業人口還會可能更少一些，人均產值可能會更高一些，人均收入也就可能更高一些。但是按照那個為工業化打基礎的時代的實際情況，我更傾向認為就是人口再少一些，人均收入也不會更高。
在全部就業人口中，按照三大產業劃分來看，1952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83.5%，第二產業7.4%，第三產業9.1%。一直到1970年，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才第一次超過了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當年第一產業80.8%，第二產業10.2%，第三產業9.0%。就是說，經過18年的工業化準備階段，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也僅僅上升了2.8%，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一共只提高了2.7%，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只下降了2.7%。
可是從1970年到1978年，短短8年時間，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就上升到17.3%，增加了7.1%，同時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增加到12.2%，增加了3.2%，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則迅速下降到70.5%，下降了10.3%。這說明從1970年到1978年我國進入了快速工業化時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50、60年代是為工業化做準備的時期，70年代是開始實現工業化的時期。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就是這個時候全面建立起來的。我們如今在很多方面的成就都還是要歸功于那個時代打下的基礎的。
從前邊分析的城鄉人口與城鄉就業人口之間的關系來看，在從1952年到1970年的這段工業化準備時期，中國并未出現人口過剩現象。在從1970年到1978年的快速工業化時期，同樣也沒有人口過剩現象。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時代里，人口過剩（主要是城市人口過剩）開始成為了問題。這總得說來，證明了人口過剩并非是普遍性的、無條件的、抽象的問題。
人口問題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必須具體的分析。有一種說法，文革的上山下鄉和為了解決城鎮人口太多導致的就業壓力有關。實際情況如何？
到了1965年時，城鎮人口達到13045萬人，比1952年的7163萬人增加5882萬人，增長了82.1%。1965年的城鎮就業人口5136萬人，比1952年的2486萬人增加2650萬人，增長了106.6%。雖然在絕對數字上就業人口沒有總人口增長得多，但是增長速度要快很多。所以到1965年為止，城鎮就業形勢沒有惡化的跡象，相反應該是向好的。城鎮就業人口在城鎮總人口中的比重，在1952年是34.7%，在1965年達到39.4%。全國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在1952年是36.1%，在1958年達到最高40.3%，然后有所下降，但是在1965年達到1958年之后、文革之前的最高點，39.5%。所以說文革的上山下鄉基本上和人口自然增長以及城鎮人口增長都沒有什么關系。
而文革期間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也不過在40%與41.8%之間擺動，相比文革前沒有大規模上山下鄉的時期，并沒有大幅度的增長。
那么雖然和人口增長沒有什么關系，但是文革兩年之后的上山下鄉是否和就業困難有關呢？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這并非是由于人口過多。原因很簡單，文革之后全國大中小學停課，與此同時，（特別在頭兩年）許多企事業單位癱瘓，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社會上無所事事的人、特別是青壯年很多。怎么安置這些人，確實是個難題。但這并非是由于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結果。這主要是鬧革命的副產品，是政治斗爭造成的。十年后知青大批回城后引起的新的就業困難，證明了沒有遠見的決策會造成什么樣的麻煩。
最后再補充一點,從1970年到1978年,市鎮人口增長2821萬,而市鎮就業人口增長3202萬。市鎮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的17.4%提高到17.9%,而市鎮就業人口比例由18.3%提高到23.7%。可見,如果不是文革,由于城鎮就業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當時城鎮人口的就業也不會有大的問題。
三、改革開放后我國的人口增長與就業
從1978年到現在的改革開放時期，情況與之前有所不同。到2007年城鎮人口達到59379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2.443倍，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44.94%。城鎮就業人口達到29350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2.085倍。也就是說，城鎮就業人口的增長比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慢了，而且，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的這個時期城鎮就業增長的速度比前一個時期慢了（增長了2.085倍：增長了2.827倍）。城鎮人口與城鎮就業人口的比值上升到2.02。
有一段時間很多人講農民的隱性失業問題。現在講的人少了，因為鄉村人口自1995年以來就一直在減少，到2007年達到72750萬人，比1978年減少了7.9%，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下降到55.06%。同時鄉村就業人口達到47640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0.555倍。農村就業人口增長速度也變得緩慢，但是沒有城鎮減少得那么明顯，同時由于鄉村人口絕對數字減少，鄉村人口與鄉村就業人口的比值下降到1.53。
也就是說（不考慮總人口中有多少是經濟活動人口<指在16周歲及以上，有勞動能力，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包括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這個我只找到一個總指標沒分別列出城鎮和鄉村），鄉村就業形勢在好轉，城鎮就業形勢在惡化。這個結論應該是安全的，因為城鎮人口在29年間從17245萬增長到59379萬，這多出來的42134萬除了極個別的之外，應該差不多全是精壯年。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必然與城市人口過剩聯系在一起，得到了新的證明。
差不多從1978年開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開始增加得比第二產業快了。到1994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在1970年后又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這一年第二產業就業人口為15312萬人（22.7%），第三產業為15515萬人（23.0%）。在1997年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點23.7%，然后開始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最低21.4%，而后又回升，到2007年恢復到26.8%。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則一直增加到32.4%。
就是說，從1978年到2007年，29年間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僅僅增加了9.5%，就業人數增加了13684萬人。而同一時期，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增加了20.2%，就業人口增加了2億多。在這個時期總共增加的就業人口中，第三產業貢獻了一半多。
前邊的就業人口、城鄉人口等數據來自《2005年勞動統計年鑒》，該《年鑒》由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規劃財務司合編，但是其中的GDP數據與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中的數據不符，相差還不小。不論是《勞動統計年鑒》還是《統計年鑒》，都沒有按三大產業劃分的工資、報酬的資料。不論是按照哪個《年鑒》的數據，都顯示從1978年到1994年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益（GDP/就業人數）提高速度比第二產業快，1994年到1997年間則第二產業比第三產業快，而后又是第三產業快于第二產業。基本上和就業人口的變化趨勢呈相反方向變動。
我曾經在2009年夏天的時候發過一個帖子，《就業困難為哪般》。里邊有一些與經濟效益和就業有關的數據。在2008年12月18日，世界銀行公布了《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期進展情況評估》的報告。該報告指出，1993年到2005年，資本積累占中國GDP增長的60%以上。工業增長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密切相關，但與就業增長關系不大。2005年至2007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2%。其中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快。從1998年到2006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從3750萬下降到1800萬，而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按實際價值在這一時期幾乎翻番。同時，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從人均約3萬元上升到人均約18萬元。非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從人均約4萬元上升到人均約10萬元。與服務業相比，資本密集型增長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而且使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導致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從1998年以來，就業崗位創造的速度遠遠低于產出和固定資產的增長速度。
根據《中國統計摘要 2009》，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GDP從3645.2億元增長到300670.0億元，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16.5倍。其中，第一產業增長了3.86倍，第二產業增長了25.5 倍，第三產業增長了21.6倍。如果按照當年價格計算，GDP增長了82.5倍，其中第一產業增長了33.1倍，第二產業增長了83.7倍，第三產業增長了138.1倍。但是，從1978年到2008年，就業人數（包括全部三個產業）從4億152萬人增加到7億7480萬人，只增長了1.9倍。其中，第一產業增長了1.08倍，第二產業增長了3.04倍，第三產業增長了5.26倍。三個產業的就業人數的增長速度都遠遠低于三個產業產值的增長速度。從1978年到2008年，職工人數增長了1.21倍，實際工資增長了7.77倍，名義工資增長了47.5倍。根據這個數據，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08年職工實際工資在GDP中的比重比1978年下降了43%，按照當年價格計算，職工名義工資在GDP中的比重也下降了30%。
在1981年，我國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為772元，職工人數9499萬人（1978年），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為961億元；到2008年，我國職工的平均貨幣工資為29229元，職工人數1億1515萬人，而固定資產投資為172291.1億元。這期間，貨幣工資增長了37.9倍，職工人數增長了1.21倍，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179.3倍。也就是說，相比固定資本投資，貨幣工資減少了74%。這相對比較準確的反應了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除了固定資產投資之外，還包括其他流動資本）之間數量關系的巨大變化，資本有機構成的巨大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就業人數增長最快的行業分別為社會服務業（3.96倍，2002年數字/1980年數字，下同），建筑業（3.92倍），批發和零售、餐飲業（3.65倍），金融保險業（3.43倍），房地產業（3.19倍）。雖然中國制造業規模幾乎達到了全球第一，但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僅僅增長1.41倍，制造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13.9%下降到2002年的11.3%。這當然是中國制造業生產力有了長足進步的表現，也是制造業利潤率低下的表現，因為低利潤率是刺激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重要因素。就業人數增長最多的幾個行業，要么是為居民提供服務的第三產業（這是新行業），要么是有高額利潤的產業。可見，勞動者的就業數量和勞動者能夠提供多少剩余價值是正相關的。
從1978年到2007年，29年間，城鎮人口增加了42134萬。城鎮就業人口增加了19836萬。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增加了13684萬人，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增加了20027萬。總之，城鎮人口就業沒有城鎮人口增加得快；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沒有第三產業人口增加得快。這必然會引起相應的人口問題。青壯年就業人口從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在其中不同行業的分布又有所不同。這些千差萬別的種種情況在社會上體現出來，就是就業的不平衡，勞動報酬的不平衡，有些行業人力過剩，有些行業人力不足。籠統地說人口過剩，是缺少意義的。
綜合上述數據，以及參考其他資料，從1978年以來的總的情況就是：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城鎮就業人口增長減緩；第二產業產值增長巨大，解決就業人口數量不多；第三產業解決了超過一半的新增就業人口，但是這部分就業者的收入增長相對緩慢；資本數量快速積累，勞動生產率大幅度上升；就業崗位增長速度遠遠小于資本增長速度；工資收入在GDP中比重持續、快速下降。
所以，目前中國的就業問題，實際上還是人口相對過剩和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的問題，并不是人口的絕對過剩。雖然中國人口很多，但是從就業的角度來講，并不能說中國人口絕對過剩了。
況且，人口是否絕對過剩是很難找到一個衡量標準的，任何有關人口是多了還是少了的判斷都是相對的，唯一絕對的指標大概就是人口密度了。可是我們都已經知道，城市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鄉村，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尤其高，但是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城市人口密度還并不夠大。
四、老齡化
最近這些年來，老齡化的問題談得很多。說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長率下降，而由于人均壽命提高，所以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逐年提高，中國社會逐漸進入老齡化，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也面臨著勞動力缺乏的問題。此外還有“人口紅利”的觀念。
其實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看法，這些看法本身倒不一定是錯誤的，但是有些人從這些觀點基礎上引申出來了一系列錯誤的觀念。比如說，人口老齡化，導致社會負擔加重，因此應該放棄計劃生育政策，而是鼓勵生育。但是，現在的老齡人口，正是從前的年輕人；現在生得越多，將來老年人也就越多（我們前邊看到，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已經預言了現在的人口老齡化）；除非是人口出生率一直增長下去，年輕人永遠比老年人多，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人口出生率總是波動的，而且生活越富裕出生率就會越低。
說老年人多，加重社會負擔，也是種想當然的說法。小孩子同樣有社會負擔。老年人固然醫療的負擔重，但是小孩子教育、撫養和醫療的負擔也不輕。老年人還能幫忙料理家務、照看小孩，減輕中年人的家庭負擔。所以說算賬不能只算一面。
社會能不能負擔起越來越多的、不從事生產活動的老年人，關鍵在于勞動生產率有多高，社會財富有多大；在生產力很強大的前提下，最主要看社會分配方式。套用一句溫家寶總理的話，不但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在2008年，我國人均糧食399公斤，仍然有很多人食不果腹；人均棉花5.7公斤，仍然有人衣不遮體；人均水果145.1公斤，人均水產品37公斤，很多人連個零頭都消費不到。如今的社會，總產品足夠讓所有人都過上體面（當然不是奢侈）的生活了，問題在于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是怎樣的，而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又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按照當今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決定的分配方式，即使中國人口馬上減少一半，或者60歲以上的全部死光，仍然會有貧富差距，仍然會有人衣食沒有著落，仍然會有人找不到工作，仍然會有人口過剩。或者像恩格斯諷刺地說的那樣，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就已經過剩了。
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仍然處于上升時期，所以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速度非常快，因此人口過剩的問題也就顯得尤為突出。目前的中國也仍然處于資本有機構成迅速提高的時期，特別是中國的制造業發展神速，所以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也尤為突出。發達國家到了20世紀中后期，因為已經完成了壟斷資本主義進程，一方面產業資本讓位給金融資本，另一方面大量資本輸出，所以本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速度減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也隨之下降，人口問題逐漸不再突出，現在甚至出現了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中國也將走這條老路，所以不久的將來，中國人口過剩的問題也將不突出，突出的是老齡人口過剩，青壯年不足的問題。但是顛覆傳統人口過剩的青壯年不足的問題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問題。
說因為出生率減少而缺乏勞動力云云，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杞人憂天，擔心資本家缺少廉價勞動力。社會富裕了，勞動力成本自然就會高，出生率再高也是一樣。資本家不能指望永遠靠廉價勞動力積累財富。而且，如我前邊所述，不同行業的情況千差萬別，不能一概而論，總有一些行業缺乏勞動力，另一些行業勞動力過剩。如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總體上（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人口相對過剩。
所謂我國勞動力資源潛在不足的問題,發生在我國為全世界生產的大背景下，要放在這個大背景下去分析。問題的實質,是我國資本階級力圖依靠低工資保持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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