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勇于踐行毛澤東思想的探路先鋒
——《學習主席黨建思想，正確看待當前斗爭》學習札記
（一）關于原則和策略
大凡理論體系的形成，伴隨著的是成長的陣痛和對思想火花的梳理。葛蘭西雖然說過人人潛在的都是哲學家，但是實際上理論家不單純是只言片語的敘述者，那只意味著思想家或思想者，思想本身就意味著缺乏系統的整理。某些人的理論借助于解釋學的力量形成為國家體系的哲學，但并不意味著其本人對理論觀點有任何形式上嚴肅的整理。對理論體系有著嚴整、科學論證的，無出馬克思及其輔助者：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范式化。
大凡理論體系的形成，必然在初始的階段伴隨著各種辯論、爭議、商榷甚至誹謗。我是從積極意義上看待爭論的，正因為有著各種爭論元素的加入才使得體系更加完善和具備現實的操作性、對社會價值觀體系的滲透性。甚至可以下這樣的妄論：那就是在一種新理論的萌生階段，這種體系會被敵視為各種理論的大雜燴，綜合性的世界觀因為不斷地吸收各種理論的成就而顯得龐大和有多種原初理論的身影。而且，更為顯著的現象是，一種經典的理論在初期，伴隨著各種侮辱、蔑視、誹謗、扭曲，“偏激”這樣的詞語不過是一種極為客氣的說法。
大凡理論體系的形成，如果只是闡釋、敘述和對既有理論體系的釋讀，那這并非是一種新見解。A之所以成為A，是因為A保存著B，但是B中已經沒有了A。
張宏良道路的形成，恰生于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力量。資本帝國主導全球化，各種危機帶有末日的征兆浸染著我們周遭的世界。中國與我們熟悉的記憶里，已經脫節。甚至我們的世界里，也不再熟悉這個陌生的、被異化了的國度。我們充滿著怨恨，很少有符合我們權益的理論在道德、精神大破壞里使我們重新信奉它：除了毛的思想。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在外在浪潮的沖擊下已經喪失了在知識分子里的穩固陣地，甚至連對民族的感情都要喪失了，左翼內部張宏良的激烈反對者，常常是不要祖國的派別，無論是人權高于主權的世界主義，還是自稱的共產主義。
“張宏良道路”，反映了中國自身的民族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擔憂，西方國家對國家主權侵蝕、西方意識形態體系對中國無所不在的滲透、跨國資本對中國的控制和中國社會的更加“資本化”、無序化、腐敗化、污染化、外資化、腐朽化。即便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說，也保存了中國傳統的民族、革命文化繼承者對于當今中國命運和走向的思索和行動上的實踐。
張宏良道路意味著對待中國目前社會問題、處境與出路的左翼現實主義態度。奢談革命是容易的，很容易獲得一種口頭革命的滿足感，但是改變現實卻常常需要一套更加能夠積蓄力量、將大多數人爭取到身邊的積極、現實的策略。很顯然，張宏良道路并非是自由主義者眼里的一種集權和威權，而是一種團結起來的行為策略。
張宏良道路反映了一種最為明顯的行動現實主義，如果從母體中迸發而出的雅典娜，揮刀斬向宙斯，破壞的是不僅是臟水，還有孩子。從策略上考慮，張宏良道路代價最小，傷害最少，但是很顯然需要最為迫切的行動；正如英語的句子有敘述和倒裝一樣，急迫的時事已經逼迫行程顛倒為另外一個進程，即從積蓄力量到行動而擰轉為行動以為力量。須知，力量并非來源于某種不可預測的相信力，而起源于組織和行動力。組織起來就是力量，這一點和團結、緊密、凝聚等詞語是等同的。
張宏良道路是一種二十一世紀左翼的嶄新探索，它之所以并非單純的、對社會現象和規律的理解和詮釋，而是一種行動的指導，在于它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即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在變動的改革背后，這個改革仍然是可以繼續改革的，但是問題在于，方向和路線需要做革命性的變更。這是一種毛主義式的希望，即人都是可以改變的，即使是最為頑固的反動分子，也有思想覺悟的可能。而更遑論政府并非是一個具有整體利益的階級，而是一群各自擁有不同想法和利益的集合體。蘇聯的經驗多次證明，在體制的內部，既包含有演變后等待收割的權貴，也有在劇變后失去一切，甚至生存權利、生命的群體。問題在于，如何使體制內的愛國者行為一種對錯誤行為和方針的制約力量甚至轉圜的能量。毛主義的特點是它極大的靈活性，它從不將所有人一次都推到極端的對立面，它深諳這樣一個真理，那就是在原則性的旗幟下，將最大限度能夠爭取的力量號召在自己的帳篷里。
張宏良道路是毛主義某種形式的繼承和發展。今天的愛國者仍然面臨著毛時期同樣的問題，即如何在一個CPC的國家里避免外來力量的演變和內在形勢的劇變。但是比較毛時期，這個任務條件雖然成熟，但是內在能力卻嚴重不足。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偉大的民主運動缺乏民眾的積極響應，躲避朝代周期率循環的措施被演變為一種毛本人演繹為堂吉訶德，獨自為人民承擔著面對可怕劇變結局的奮斗。當他去世，他的預言無不實現。當民眾想起預言時，能夠團結他們的人卻去了紀念堂，永久性地涅磐到馬克思永居的世界里了。當民眾在今日覺悟，他們的領袖也已經失去了現實中的權力，成為精神世界里的思想力，仍然以信仰形式參與著中國政治的來來去去，而中國的自身也波濤涌動，各種力量圍繞著權力展開深含而不暴烈的斗爭。形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毛已經不可能再生，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如同毛一樣，能夠號召起千軍萬馬，更不會有某個領袖替代毛的位置，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導師。很顯然，形勢已經發生劇變。毛主義的追隨者已經看清楚，這是一個喪失了既有領袖，無法直接參與權力，但是卻只擁有領袖思想和自身組織力的新階級格局，與其化大力氣去依靠一個再造的國際歌里的“神仙、皇帝”，對新政和新官抱有幻景，還不如從人民中自然地產生某個新的帶領者。這決非是塑造新的強權人物，而是塑造新的大眾民主。人民擁有力量，勝過領袖擁有人民。從人民創造歷史這個角度講，張宏良道路可能將更加符合毛主義的原意。當然，當毛主席本人作為毛主義思想的唯一權威的詮釋者逝世后，使得他的文本被多個思想領域演繹，會呈現不同的面貌，更會出現各類不同的繼承形式，各種思想可以以朋友身份自由競爭，也可以以諸子百家身份公開辯論，但是張宏良道路，無疑是其中一種甚為要緊的形式。二十一世紀，毛的繼承者認識到這樣一個真理：他們喪失了領袖，也喪失了思想源泉的唯一性，更喪失了依靠領袖就可以獲得的民主、權力。這是一種悲摧而混亂的局面，但“這”正是考驗毛主義生命力的時候。
張宏良道路有著明確而清晰的理念，這種新理念的影響，是一種新的創造。這個新的創造明確說明一個真理：一個有意義的行動，勝過十打最革命的綱領。張宏良本人眾多的文章對中國形勢的分析條分縷析，具有震撼力，但是我最為看重的是卻是他關于學習主席黨建思想的論述，這意味著一個利用現有政治格局擴大人民力量的積極策略，而不是將革命奉為圭臬，作為古玩來鑒賞。我尊重項觀奇等諸多同志的不同意見，對馬評網、星火共運、旗幟網、國際共運網、主人公論壇懷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始終認為，也許一種反映中國現行階級結構、權力格局的行動策略正在形成，那就是張宏良道路，這無關對它的評價，我只闡述某種既得的歷史經驗和事實，而至于它的實踐結果，將依靠實踐來檢驗。任何一種對毛主義的詮釋、研究和探索，必然將發生新的策略轉移，如果只有研究而沒有成果，無異于母雞不下蛋；而如果只有口號和批判，而無改變世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也不過是意淫、消極等待和圍觀。顯然，對于迫切需要改變現實不合理的秩序人而言，需要的不只是馬克思，還要俾斯麥。
張宏良道路要求恢復黨在執政前所真正代表的底層人民的基本角色是可能實現的，因為意識形態的變動要遲緩于經濟基礎的變化，因此社會中保存著大量的、活著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在抵制著資本權力日益強勢的進攻。有生命力的必然是民族的、愛國的和帶有中國屬性的，大眾民主不需要倚重于西方，民主的要求立足于人民的原初呼聲，是和平的，是要求政府做出讓步，而且要求恢復到人民先鋒隊的真正水平。他們應該負責起來，為勞動人民民主的實現提供保障，放棄他們所謂的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雖教科書上我們關于什么是人民民主，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是空洞和沒有實現的。我們要求在實際上的實現它，因為這本來就是憲法和馬克思主義應該的內容，這正是社會變革的方向，社會的活力就在于此。人民要求按照憲法和黨章的要求，發起一場我在2007年就提出的“循名責實”的純潔共產主義運動！今天看來，這些論述在眾多的方面，都與張宏良不謀而合。
（二）關于革命與改良
任何思想理論都是不進則退的，毛主義也然。
中國共產黨發表于 1957年11月10日 《關于和平過渡的意見提綱》是一篇光輝的歷史文獻。在這篇文獻里，不僅對革命的原則性立場進行了規定，也對關于議會、和平過渡的問題進行了科學的評價和估計。毛主義者不僅要認真研讀《紅旗》雜志，更要仔細審讀《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體現的無畏、徹底的批判精神。
有一些人對目前的社會主義處于低潮表達了悲觀失望的情緒。這讓我們想起了，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惑。但是目前這個時期，我們畢竟還能夠宣傳社會主義，能夠公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和各個時代的先驅。另外，我們還能夠利用一切民間研究者的身份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公開討論。難道我們見過以純粹學術名義為馬列毛暗中作辯護的圖書還少嗎？動輒以最革命自居的左傾毛主義者應當學習這些堅韌而忍仁的前輩們，努力做事、思考，默不作聲卻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達到目標：行動頗似改良，但目標是極革命的。
這些都是《關于和平過渡的意見提綱》中體現的斗爭靈活性所教導給我們的啟發。在以往的革命思想討論中，總是強調原則的不可動搖性和不可妥協性。這是時代的特點決定的，在機會主義的扭曲下，馬列毛主義一再遭到惡毒的攻擊，受到靈活性的修正和“機會”化。靈活性成了背叛的借口。但是靈活性又不是不可侵犯的領域。不能因為叛徒扭曲原則我們就放棄使用靈活性這一能夠帶來成功的武器。
在這個問題上，左傾盲動主義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種傾向，這種貌似革命的言論和盲動是具有嚴重危害性的，不僅不能促進革命，反而只會葬送革命。在革命不成熟的時候就發動革命，是左傾幼稚的表現；而在革命時機成熟時，不積極地革命，壓制革命，一味相信議會斗爭和和平道路，乃是背叛革命的特征。
回顧革命發展史可以發現，暴力革命是居于首位的手段，是第一位的，是保障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但是絕對不是濫用暴力。中國古代的兵法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所謂的至勝。不發動暴力革命，就能夠使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建立起來，這是一種可能；但是絕對是以無產階級革命暴力機器作為保障，作為對資產階級的威懾才取得的。具有絕對優勢的暴力，是絕對必需的；但是是否使用暴力，將暴力機器實現化，則視資本代理人政治上的如何表現而定。
如果有一些集團，總是覺得沒有把暴力實現，即使社會中露出希望的曙光，也仍然堅持要實施暴力。那么這樣的集團只能給人民造成損失。毛主義嚴格將暴力革命與恐怖主義區分開來，重視以勞動改造人，以感化、勞動改造等手段促使資本的轉化，迫不得已，才采取極端手段，一味迷信暴力，是政治上失敗的特征；但是在那些極端的波爾布特主義來看，非殺人不能一次性地達到共產主義新人的目標，這既是政治不自信的表現，也是使共產主義聲譽掃地的表現。
筆者的“紅色祖國”論發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得到一些人贊譽的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誹謗。右的方面人說筆者是“養在毛家大院的毛驢”，極左的方面人說我的思想是打“著毛的旗號反毛，實質是主張社會改良，是比右派更可怕的謬論”。
右派的言論根本就不值得一駁，筆者坦白地說就是毛澤東的最忠實崇拜者，并以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毛澤東的革命意志、哲學、戰略、軍事、政治、詩歌、書法令筆者心曠神馳，沉浸其中咀嚼玩味不能自拔。
對于極左方面的攻擊，倒是有辯論的必要。革命的詞句是誰都可以高喊幾句的，甚至可以象林彪在文革時期那樣“最最最革命”。王明的“布爾什維克”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當時在王明看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和國共合作抗日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脫離了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要求一夜之間建立共產主義，而不管現實的條件如何。一口吃不成個胖子，但是他們卻想，而且認為，只有他們是最最最革命的，其他人都是“反動的一幫”（馬克思）。在馬克思領導第一國際的時期，就有人把“工人以外的一切階級都稱為反動的一幫”，主張密謀的沙佩爾集團還與馬克思發生了分裂。
我只能說，這些人，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活的辯證法”（列寧）。列寧和毛澤東都懂得在原則基礎上靈活運用辯證法，所以他們都取得了勝利。革命的活的辯證法以變動了的現實為依據，實事求是，牢固站立在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兩條主要根底上，重視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性和人民創造歷史的主體性，注重在既斗爭又統一的統一戰線中領導、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在人民的愛國精神面前，強調引導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方向。而左傾分子的主要特征就是哲學思想的絕對化和唯一化。
這是歷史的意識決定的，由于教育文化的限制，普通人只能掌握現實的感性；而現實感性賦予他們的，往往只有偶然、機會主義的片面性，他們往往無法感受到歷史客觀真理的支配。這種對歷史規律的體悟需要研究者具備整理、研究龐大歷史材料的能力。這種能力往往被上層階級壟斷，稍加階級利益的扭曲，就成就了唯心論。群眾容易感受直覺，有時候直覺有更大的優越性。對于群眾而言，能夠直接感受到的現實性往往有利于糾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歪曲，但是對于直接感受到的假象，卻容易反復起伏。正因為群眾的思想意識有這樣的特點，才有人說道：群眾往往不能閱讀資本論這樣的宏大巨著，而只需要知道最后結論和由此最終的行動方向就可以了。但是為什么左派能夠這樣做，而擁有巨大話語權和知識分子集團的知識分子就不能這樣做呢？他們不僅可以告訴一些貌似真理的謬論，而且更利用他們手中掌握的龐大知識創造出一個被論證過的虛擬的資本合理世界出來。只有在矛盾達到一定激化程度時，現實才自為地揭破現象與本質的扭曲，從而將左派所闡述的歷史真理性與現實性統一起來，從而說服群眾，將群眾在革命的目的性上統一起來，在實踐著革命的群眾身上體現出行動的力量。而在和平時期，這一銜接恰恰是斷裂的。斷裂的理論與實踐導致了共產黨的力量在革命時期萎縮和陷入低潮。群眾是那么容易地受到資產階級強大文化的感染。這種感染甚至在革命時機到來時也會發揮極其反動的作用。但是左派在和平時期也不能放棄思想、經濟、政治領域的斗爭，從而為革命時機到來以后領導革命做準備。這一過程中，教條主義和盲目迷信傳統的力量都是錯誤的。但是教條主義恰恰是理論思索的懶惰者所容易做的，也是資產階級所樂意看到的社會主義自殺。
難道，農村包圍城市仍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絕對的普遍真理？這一問題的討論，我看極左派會義無返顧地說：“沒錯，仍然無條件地適用于當前的中國，因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我為他們感到悲哀。在毛主席著作中一再表達的是，農村包圍城市雖然在第三世界國家具有普遍性，卻基本不能適用于西方國家。在一些國土面積狹小，革命力量回旋余地有限的地區，農村包圍城市也是需要嚴格限制使用的策略。
如果極左派只是把毛澤東理論理解為到今天仍然不顧一切地套在中國頭上就必然適用，那么我只能說他們打錯了算盤。這完全是教條主義和初期托派的做法。
最可怕的是，極左派在階級矛盾尚未尖銳化和他們尚未掌握群眾的時期就鼓吹發動人民起義，不過是給反動勢力提前、全部、干凈、徹底地消滅左翼力量的機會和借口。極左派的邏輯就是，為了促進官僚資本主義的崩潰，我們應該去經營商業，參與政府的腐敗，以促進社會的崩潰，助長階級矛盾的尖銳。如果這就是極左派的邏輯，那么列寧和西方國家的工人政黨可以停止一切斗爭了，只需要參與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合活動，以促進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崩潰就可以了。這種被列寧反復批判的、貌似革命的詞句里包含了多么大的危害性呵。那些假共產主義者還說，把釣魚島割讓給日本有什么關系？反正早晚是世界大同，有什么必要為一點領土爭來搶去？
日常的宣傳必須有共產主義的性質，并且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將暴力斗爭絕對化。在暴力這個問題上，左派內部有著長期的討論，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派提出了防御性專政的概念，實際上是荒謬的。武裝工人和農民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使用這一力量施展暴力必須建立在資產階級阻擋、破壞、損害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和鞏固的前提下。毛澤東以暴力打跨了官僚資產階級，但是他使用了和平贖買的政策整頓了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愛國者，并使用思想斗爭、勞動改造的方法促使民族資產階級轉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暴力的建立是為使用暴力做準備，但不是濫用暴力，更不是將使用暴力作為絕對唯一的途徑。有人說，你這么一說就為議會道路打開了缺口了。這是不正確的理解，暴力的建立是為了防止資產階級阻撓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建立，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資產階級的反抗。但是工農暴力本身的威懾作用會促使還處于弱小狀態的民族資產階級自動放棄政治領導權。但是我們不能在這方面有幻想，認為資產階級會自動退出歷史的舞臺，這是幼稚的。
恰恰是暴力起到了革命作用。但是如果現在如果有誰說，左派還沒有掌握暴力就施展暴力，那么他只能將自己推向孤立和滅亡，并且如果你現在膽敢宣揚暴力推翻現政權，那么只能是自殺襲擊。
中國目前的國情是，憲法和法律中仍然保留了社會主義的條文，由于仍然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央始終以親民愛民的姿態維持國家的穩定，而社會主義的思想雖然由于僵化宣傳令很多人厭煩，但是仍然和毛澤東一起活在普通民眾中間。更為重要的是，民眾雖然由于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榨取和漢奸買辦的出賣主權而陷入了被掠奪的境地，但是多數民眾仍然處于相對的溫飽狀態，還對國家領導層抱著希望或者說幻想。即使在國家領導層和政府官員中，也還有一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愛國者。在廣大的農村，農民們還沒有被組織起來，左派們只局限在城市里。由于國家機器的空前強大，他們很難在農村或城市里立足，主動組織工農。目前并不存在著革命的形勢和可能，在官僚機器的重壓下，沒有先鋒隊組織，而是一盤散沙。
雖然國家正在滑向帝國主義殖民地，這一歷史逆流似乎不可阻擋，但是左派絲毫沒有放棄挽救的希望。這種挽救如果說是“改良”，那么就讓改良這個名詞見鬼去吧。有鑒于放縱國家陷入殖民地化雖然給革命創造了機會，但是也會給帝國主義勢力分裂中國，瓦解中華民族創造極大的便利，而左派卻要在未來的斗爭中犧牲千萬優秀兒女才能夠恢復到建國時的狀態，那么我們寧愿在做好暴力斗爭準備的前提下努力聯合政府內的左翼力量挽救國家的完全官僚資產階級統治化和殖民地化。
左派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站在民族利益的最高點，就象抗日戰爭時期曾經站在民族利益、道德、精神的制高點一樣，雖然不要對他們的斗爭意志持有幻想，但是只要有一絲可能，就要象努力爭取國民黨一樣（不要忘記，國民黨屠殺了千萬共產黨的優秀兒女，包括毛澤東的弟弟妹妹妻子等至親）爭取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化政策和來自他們陣營內的自殺式力量（官僚集團部分成員的涸澤而漁政策無疑對全部集團成員有自殺式的效應）。
站在“紅色祖國”立場上，即民族利益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利益基礎上，談到培養大批的、能夠經受得起實踐檢驗的社會政治活動家、理論家、思想家，并且和愛國者結合起來，恢復文革的歷史真相，繼續擴大毛澤東思想的陣地，在這一過程中，掌握群眾并組織起來形成牢固的社團力量，從而為一切最可怕的事變做好準備。如果國家向好的方面發展，那么左派力量將轉變為社會的、合作的、同盟軍的監督力量和社會政治力量，從而為建設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如果國家版圖分裂，墮落到殖民地，生靈涂炭，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那么左派只有組織起來，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取得國家政權，重新建立毛澤東主義的人民共和國。
在這個發展的準備前提下，暫時性地采用短期斗爭的策略就是必然的。這一策略是目前左派能夠組織起零散的群眾的唯一途徑。如果1921年的共產黨當時立即宣布起義，那么黨將馬上被消滅在襁褓中。左派目前只能做好一切事變的準備，但是不能將這種準備馬上就視為事實來立即投入實踐。
我們的目標是達到珠穆朗瑪峰，如果有飛機和步行的區別，你不能將飛機上山唯一化，絕對化，而將步行爬上山頂視為妖魔鬼怪，視為敵人。更不能在沒有任何飛機的情況下就嘗試飛行，那只能跌落山崖，摔死摔傷。我們不得不暫時性地采用步行，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掌握飛機。革命的目標相同，但是僅僅是暫時性采取的手段有所差異就上升為敵死我活的領域，恐怕毛主席在世也要嘲笑他們了。
我們的最終目標就是恢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真正實現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和國家治理方法，重建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聯合專政，發展勞動者自己的文化。這一方式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不同點在于：最終建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統治關系徹底顛倒過來，建立無產階級的完全統治，消滅階級和國家，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的思想對于社會而言，是一個不進則退的過程。我們必須牢固地堅持最基本的原則，但是要靈活運用這些原則，甚至力求將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完全顛倒過來，倒用資產階級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文化內容。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則是積極的社會力量，但它是以資產階級和官僚力量的存在為前提的。無產階級只要有可能就使用暴力革命保證政治體制中資產階級法權消亡的徹底性，但是它不會允許自己的先進分子在沒有掌握群眾的情況下就人為地推動起義，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運用馬列毛主義分析目前社會是當務之急，但是絕對不能直接將馬列毛的一些具體政策和方法直接套到目前的現實上，那將是荒謬的。
在沒有革命形勢前就打算采取革命行動，不過是破壞革命。在沒有掌握群眾時就立即采取武力，不過成了少數人的密謀。極左派的“絕對不合作”思想不過是將中小資產階級中那些愛國者推開，從而讓他們和左派爭奪群眾的領導權。法國共產黨不試圖去領導戴高樂，結果反而讓他領導了國家。無論如何，要利用任何一點可能的空隙去宣傳社會主義，建立起宣傳隊伍和具備深刻共產主義精神的思想家。在說服群眾、鼓動群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 2011-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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