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用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書名。他的基本立場，簡單說就是：西方式的現代化不是唯一道路，中國代表另類發展模式，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模式將主導世界。也就是說，該書所涉及的是大約兩三個世紀的長時段的世界史趨勢，涉及當前的人類困境和全球文明的根本出路。所以，盡管《當中國統治世界》有著類似暢銷書的寫作風格，可能在兩三年內便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它以夸張的方式提出的話題及其引發的爭論，仍將延續。本文希望借評論該書的機會，從宏觀層面選擇幾個關鍵問題展開討論，表達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現代化的三種道路
馬丁·雅克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西方現代化道路不是唯一模式，“隨著那些在文化、歷史及文明遺產方面異于西方的國家啟動現代性進程，西方經驗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便日益明顯?！保ā懂斨袊y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9頁，譯文有改動。以下援引該書只注頁碼）因此，“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豐富多樣、相互競爭的現代性并存的世界誕生?！保ǖ?0頁）馬丁·雅克說，這正是21世紀的特征，因此他稱之為“現代性競爭”的時代。
近20年來，中國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特別是新世紀初以來，其經濟總量兩三年即超過一個西方工業大國。需要指出的是，這20年，全球化和中國崛起是兩個最重要的趨勢，是這一輪世界史周期的標志性事件。它們已經或正在改變人類的行程，成為人們重新認識世界的依據。但是，另一方面，這兩個事件，又常常遮蔽世人的目光，常常使他們忽略、遺忘了在這個周期之前曾經發生過的歷史過程。
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可復制，這本來是一個基本事實。實際上，從原理上講，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就不可能是普世的。這一點，對于非西方國家的學者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因為西方現代化的啟動以大規模滅絕、奴役、壓制其他種族為前提，是一種典型的“零和游戲”：贏家所得也就是輸家所失。從1500年地理大發現時代到18世紀后期，西歐國家取得的諸多經濟、社會和政治進步，是以海外征服、殖民和掠奪，包括在美洲重建奴隸制為代價的。正是在這近三百年時間里，西歐積累了資本，開辟了市場，為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這種帶有特定前提的現代性模式，對于中國等非西方國家來說，難道是可以模仿的嗎？
非西方國家之所以走不通西方道路，不僅是出于道義的原因，而且是由于非西方國家在推進現代化之前，就喪失了西方曾經擁有的那些內部和外部條件——從海外無償汲取資源和財富，同時排泄出被淘汰的過剩人口。更重要的是，大多數非西方國家還處于西方國家直接或間接的控制之下。甚至像俄國這樣的“半歐洲國家”，到1917年，其工業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以上也來自外資，同時，外資還控制了俄國50%的煤和石油、60%的銅和鐵以及60%的焦炭產量。
20世紀初的俄國，同時具備歐洲的頭腦——歐洲最優秀的革命家和知識分子，以及亞洲的處境——專制主義政治和半殖民地經濟。所以，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率先在俄國爆發，并非偶然。由此，形成了俄國的放大版——蘇聯，蘇聯開啟了第二條現代化道路，帶動了眾多歐亞國家。
借助暴力革命，擺脫西方支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通過意識形態動員，依靠自我積累，實現工業化——這正是20世紀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到1981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已經達到美國的67%，工業總產值為美國的80%以上，20幾種主要工業品，如電力、原油、鋼等項產品的產量均大幅超過美國，軍事力量，特別是戰略核力量也明顯趕超美國。冷戰的實質，正是兩種現代化道路的對峙和競爭。
與此同時，冷戰的架構也為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謂亞洲四小龍。
由于東西方陣營對峙，四小龍作為西方陣營的成員，加入西方經濟體系和產業分工，為西方市場生產中低端產品，并沿著產業鏈向上緩慢攀升。例如香港，區區彈丸之地，但在六七十年代，其收音機、成衣、玩具、手表等產品的出口量均曾名列世界首位。在冷戰的地緣政治結構下，香港依靠給西方國家打工，賺取利潤，到1979年，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4385.7美元，是同期英國的大約70%。七八十年代，正值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一方面將低端制造業轉移至內地，另一方面以內地為依托，發展金融、貿易、運輸、旅游、房地產等服務業，從而使其經濟順利轉型。作為一種現代化道路，在這方面，四小龍的情況并無本質不同。
這種模式，即加入西方經濟體系和產業分工，為西方提供低端產品，然后尋求產業升級——對于眾多發展中國家，例如亞非拉的廣大地區和人口，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因此，盡管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家同香港一樣，為前英國殖民地，但并不能效仿香港的致富之路。原因很簡單，西方主人所需要的貼身仆役或貼身侍衛名額有限，過多人口的涌入，將危及西方經濟體系和產業分工的結構和秩序本身。反觀近年中國的中低端產品對世界市場和全球經濟體系的強勁沖擊，這一點不難理解。
因此，不需要等到冷戰結束或21世紀初，早在20世紀50到70年代，就存在著三種現代化道路——以西方老牌工業國、亞洲四小龍和社會主義國家為代表，分別是主動-掠奪型現代化、依附-打工型現代化、自主-造反型現代化。三者之間，也并非像馬丁·雅克所說，僅僅是“在文化、歷史及文明遺產方面”存在差異，而是在現代化的基本原理、基本路線方面截然不同。如果說存在著什么“現代性競爭”，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競爭”。特別是其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諸領域，對西方老牌工業國構成全面的挑戰。
遺憾的是，《當中國統治世界》卻完全抹殺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化道路的價值，并刻意貶低其現代化水平，例如說：“從人均GDP、農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術水平等方面來衡量，蘇聯……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保ǖ?頁）實際上，由于蘇聯的社會經濟制度迥異于西方，其統計口徑和標準也不同于西方，因此在城鄉人口和人均GDP方面并不具有可比性。真正重要且可以比較的是科技實力。在這方面，盡管蘇聯還沒有全面超越西方，但在衛星和載人航天等重大科技領域，蘇聯當年曾領先于美國，并給美國朝野帶來極大震動，甚至導致美國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至于馬丁·雅克所謂“如果沒有亞洲四小龍，中國的現代性毫無疑問地會進一步延遲”（第58頁）的判斷，就更是顛倒了中國革命和工業化、冷戰以及四小龍經濟起飛的時間順序和歷史因果。
從原理上講，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對外汲取，也不向外依附，當然是最合理、最可效仿的現代化道路。但從實踐層面看，這種道路仍難以復制，因為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有條件造反，并不是所有造反都能成功，特別是并非所有造反都能保持其成果，而不被強大的西方陣營所顛覆。
二、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
盡管沒有明確的界定，但“中國模式”作為一種基本觀點，貫穿于《當中國統治世界》全書，構成了其論述的前提，值得專門討論。
自1840年以來，中國曾經嘗試過不同的發展模式。在改革開放前，相對穩定地持續二三十年的發展模式有晚清的洋務運動（1861-1894）和毛時代的社會主義（1949-1979）。晚清洋務運動是以國家力量引進西方近代軍事工業和一般工商業，指導思想為“中體西用”論，其實質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展到東亞的時代，以傳統皇權-官僚階級的制度文化吸納、統攝、駕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在中國歷史上，孔孟創立了原始儒學，到西漢統一國家確立之時，經董仲舒雜揉道、法、陰陽諸家，實現了儒學的第一次綜合。此后，到中國古代后期，以宋代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消化佛道學說，實現了儒學的第二次綜合。“中體西用”，是企圖以中國傳統政治倫理兼容西方科技商業文化，此舉如果成功，將成為儒學的第三次綜合。但是，通過中日甲午戰爭的檢驗，洋務運動宣告破產。而與“中體西用”相近的發展模式卻在日本取得了成功，這就是所謂“和魂洋才”，即以本土民族文化和精神為根底，同時學習、輸入西洋科技、文化和制度。這曾經是日本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前的發展模式。
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是以暴力革命剝奪舊中國的高消費階層，以其財富份額作為投資新工業的資本金，并在蘇聯的短期援助下，啟動了1949年以后的中國工業化進程。由于中國不能從外部無償地汲取資源和財富，只能上下一心節衣縮食，低消費、高積累。為此，新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長期保持城鄉二元結構，以農業剩余支援工業積累。但是，這種獨立自主完成現代化的模式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即精英集團必須長期克制自身，在艱苦環境中與大眾同甘共苦。因此，建國以后，中共多次發動政治運動，直至開展文化大革命，意圖之一就是清洗和整頓精英集團，使其保持理想和士氣。這樣，經過二三十年的自主建設，到70年代，中國終于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正當中國社會即將轉入下一個發展階段時，文革結束，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模式宣告終止。
改革開放使傳統社會主義，經過80年代的過渡，到90年代形成一種混合型的“威權政治+市場經濟”，也可以說，從以往中國特色的“蘇聯模式”，向中國特色的“東亞模式”轉變——韓國、臺灣、菲律賓、印尼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地長期分享這種模式。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后，逐步形成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1993年出口增長只有8%，人民幣貶值后，1994年即達31.9%，以后連年快速擴張，直到2008年7月。這種出口導向同樣是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的特征。實際上，由于中國經濟總量規模大、增長時間長，所以，應該說中國才是東亞模式的集大成者，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以政權力量強制維持社會穩定，國家主導國民經濟，鼓勵外資和私人投資，壓低人力成本，以中低端產品出口國際市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在此過程中私營經濟成長壯大，并形成了一個城市中產階級。如許多人所指出的那樣，在世界范圍內，中國與美國則結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經濟連體結構。
《當中國統治世界》關于“中國模式”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的議論不出上述概括。我與作者的原則分歧只在于以下問題：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這個問題可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以國家力量為資本增值鋪平道路，包括長期壓低勞動成本，其經濟上的含義必然是國內消費不足以支撐生產，從而大規模依賴海外消費者。但是，中國非四小龍可比，以中國龐大的產能沖擊世界經濟，一是國際市場空間有限，因此出口的增長長期看必定是不可持續的。二是掏空發達國家的中低端產業，其失業貧困人口將造成大量借貸消費和政府支出增加，長期看必然危及金融-銀行體系。因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實際上也是中國與美歐長期經貿互動的結果。中國繼而用政府大規模投資代替出口，以拉動經濟增長，則同樣不可持續。
第二，國家長期按照資本邏輯致力于經濟發展，一方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勞工階層，其實際收入所占份額隨經濟增長過程而遞減。而且，由于缺少起碼的組織形式，勞工面對資本處于絕對劣勢，迫切需要獲得集體談判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城市中產階級也必然會遵循其階層特有的意識形態，即政治自由主義，因此將在其社會經濟的地位基礎之上，不斷提出社會政治的權利要求。這兩個方面，對傳統治理方式和政治體制日益構成壓力，這種壓力的矛頭所向就是保障當前社會秩序的強政府。
目前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甚至中國政府對這一點也并不諱言，因而中共十七大明確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其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實現國內生產-消費的大體平衡是“轉變”的一個核心內容。但是，這個“轉變”并不限于經濟領域，而涉及社會利益結構，并最終取決于社會力量結構的調整，而這種調整又談何容易。
三、世界面臨五百年來的大變局
冷戰時期，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形成了強大的制約力量，迫使美歐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勞資關系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做出較大讓步，從而緩解了其社會矛盾。冷戰后期，“撒切爾新政”、“里根革命”，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公共開支和福利開支，減稅，增加企業和個人自由等。由于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等事變，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得以在全球推行幾十年，走向極致，資本自由流動，資本邏輯組織生產、流通、消費。實際上，悖論的是，正是由于缺少了對立陣營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有效制約，或者說，正是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在冷戰中的勝出，反而大大縮短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延續的壽命——因為全球化的結果，是全球范圍內資勞力量的高度懸殊，資勞關系的全面惡化，從而造成了生產與消費的極度失衡，這作為最終原因，導致了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因此，目前，應該說世界正處于大變動的前夜，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固然需要“加快轉變”，全球經濟政治結構和秩序同樣需要“加快轉變”——簡言之，因為“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再也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了。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依靠汲取外部資源和財富，來維持自身的穩定和發展，早期是直接使用軍事和殖民手段，晚近是憑借高科技和金融手段。因此，一旦西方這種從外部汲取資源和財富的活動中止，甚至反轉向外輸出資源和財富，也就是說，一旦西方被迫停止擴張，出現逆轉，那么，西方現有的制度和文化，包括運轉有效的福利體系、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就都可能趨于解體。
從歷史上看，西方之所以面臨這一前景，首先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歐洲列強，繼而蘇聯的崛起消耗了美國的實力，同時冷戰時期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摧毀了舊殖民帝國，最后，是中國等國家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主要的挑戰國家，從時間順序看，則呈現從西向東遷移的規律——先是歐洲的德國，接著是橫跨歐亞的蘇聯，最后是東亞的中國。
實際上，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西方領先于其他文明體的最關鍵因素就是技術優勢，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以后，東西方之間在技術領域出現了嚴重代差。從歷史上看，鐵器、馬鐙、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等等的發明和傳播改變了世界文明的布局，而技術的特點之一就是可復制、可模仿、可傳播，現代技術也同樣如此。因此，一旦技術不再為西方所壟斷，西方的領先地位便將迅速失落。本來，各文明體的時差，各文明體成長變遷的巔峰期與低谷期就是此起彼落的。在歷史上，西方基督教文明曾長期落后——不但落后于伊斯蘭文明，更落后于中華文明。因此，從歷史長周期看，西方文明的衰落，甚至再度回到落后邊緣的處境，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文明體——目前是中國，將簡單地取代西方的地位。馬丁·雅克認為：“中國將日漸強大，半個世紀后崛起為世界大國，很多方面甚至要快得多?！保ǖ?87頁）因此，“西方將吞咽這一進程最難以接受的苦果，因為它會發現自己的歷史地位將被中國取代?！保ǖ?25頁）需要說明的是，世界霸權更迭這個話題進入中國戰略思想界的視野并不太晚，15年前，北京《戰略與管理》雜志就曾以喬治·莫德爾斯基的理論為參照，集中探討過國際政治長周期和新的“世界領導者”問題。但實際上，由于全球發展模式在今后幾十年將面臨根本調整，因此未來霸權的轉移并不會遵循以往的方式。簡單說，由于巨量的人口和經濟規模，中國的崛起必然會突破全球資源和環境的底線。因此，以人均能耗、人均資源消耗量為標志的發展模式和文明標準，必須根本調整。進一步說，持續三百年，以追求線性增長為特征的現代性本身，必須被超越，人類將回歸到一種羅馬俱樂部所說的“均衡狀態”，即人口和資本達到穩定的狀態，出生率=死亡率，投資率=折舊率，類似于在歷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簡單再生產。實際上，到2009年，全球人均產值已接近9000美元，足以使每個人都能享有豐衣足食的生活。關鍵在于制度的調整。
在歷史上，中國的春秋戰國、歐洲的希臘羅馬，都曾經歷過人口和資本的擴張期，之后擴張期結束，回歸于一種“均衡狀態”，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方式，在東西方都持續了一兩千年。未來幾十年，我們將抵達一種新的“均衡狀態”，這是解決全球資本主義困局的唯一出路。而抵達“均衡狀態”所需要的相應的制度安排，一定是全球社會主義。這種全球社會主義需要三個前提：第一，全球資本主義，包括其金融、經濟、社會、政治、環境和價值觀的總危機；第二，美國霸權的徹底衰落；第三，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利益的世界政府。這種全球社會主義將按照計劃（非市場導向）、為了使用（而不是利潤）而生產，并將揚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在平等與自由之間保持一種平衡。
毛澤東晚年，針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和形勢，曾提出著名的三句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如果說，“深挖洞”（加強戰備）、“廣積糧”（經濟建設）主要著眼于當下，那么，“不稱霸”則是面向未來的告誡和承諾。這三句話脫胎于元末謀士朱升向朱元璋建議的三策：“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以毛澤東對中國古典語文的造詣，他當然了解“王”（以仁德治天下）與“霸”（以權勢治天下）的傳統區別。毛主席只申明中國“不稱霸”，并沒有排除“王天下”的可能。如果把“以仁德治天下”的“王”解釋為“仁德治下的和平”，或更進一步，解釋為“全球社會主義”的話，那么，毛主席對未來中國在全球大調整過程中的作用，也許抱有一種深刻的期許。
文內數據引自以下文獻：
1、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吳象民、梁赤嬰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2、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蘇東斌、李沛然主編：《臺灣、香港、澳門經濟史略》，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
4、安格斯·麥迪森：《世界千年經濟史》，伍曉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5、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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