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今腐敗現象的實質
—對中國腐敗現象的理性思考之一
郝貴生
中國當前社會腐敗現象極其嚴重，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視的客觀現實問題。不僅突出地表現在官場和經濟領域，教育、醫療、文化出版、體育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有嚴重的腐敗現象。近些年來，黨中央采取了多項措施，揭露出大批的腐敗分子。但腐敗現象前赴后繼，似有越反越嚴重的趨勢。去年底，黨中央又召開了專門研究反腐敗問題的中央紀委會議，胡錦濤做了重要講話，并通過了有關反腐敗問題的重要決議。近日閉幕的兩會，反腐敗問題也是代表們討論的熱點之一，盡管代表們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合理化的建議，但是在筆者看來，總是就事論事，總是在枝節和具體條文上下功夫，而沒有抓住反腐敗的根本問題。年年黨的會議和兩會上都在研究討論反腐敗問題，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沒有抓到點子上。習近平同志去年年初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反復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中國當今的現實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抓住反腐敗的根本問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上認識中國當前的腐敗現象。筆者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就中國腐敗現象的實質、根源，以及克服腐敗現象的根本途經和方法談幾點個人的見解。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現象和本質的統一。現象是事物外在的、個別的、多變易逝的、表面的、外露的東西，本質是事物內在的、一般的、穩定的、隱蔽的深層次的東西。本質是現象的根據，本質決定現象，本質總是通過一定的現象表現自己的存在；現象從特定的方面表現事物的本質，其存在和變化，歸根結底依賴于本質。認識事物，不僅認識事物的現象，更重要的是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是停留在對事物表面現象的認識，不可能真正找到產生現象的社會根源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只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解決中國的腐敗現象，首先必須認識中國腐敗現象的實質。承認中國當前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象，這幾乎是中國當前各個階層的絕大多數人都承認的客觀事實（也有一些個別人包括一些官員和所謂的“精英”學者，他們直接或變相鼓吹腐敗有理論，對他們的批判和駁斥不是本文的重點，這里不再贅述）。但中國腐敗現象的實質究竟是什么？認識并不完全相同。一些人談論腐敗問題，只是就腐敗現象談腐敗，甚至把腐敗現象與腐敗人物割裂開來（原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在李寶金、皮黔生沒有揭露之前說過，天津市只有腐敗現象，沒有腐敗人物），不敢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中國腐敗現象的實質，也不愿意真正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角度認識腐敗現象的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克服腐敗現象的途經和方法。還有些人把中國當前的腐敗現象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腐敗現象、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腐敗現象等同起來，認為社會腐敗現象是人類社會生活和世界各國共同存在的問題，有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根治方法。一些人發表文章，希望把西方某些國家、新加坡、香港等地區的反腐經驗、制度、方法簡單照搬過來。筆者反對上述認識和方法。
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認為，真理與謬誤、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邪惡是社會生活中永恒對立的范疇。不僅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上述對立，剝削階級國家中也存在上述對立。社會生活中的腐敗現象實質是社會生活中一切錯誤、丑惡、邪惡現象發展的頂峰。中國當前腐敗現象也是中國當前社會丑惡、邪惡現象發展的頂峰和極端表現，其對社會的腐蝕和破壞作用是極其巨大的。唯物史觀還認為，真理與謬誤、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邪惡的對立是具體的、歷史的，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表現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確也存在腐敗現象。它們與中國當前的腐敗現象確實也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本質是不相同的。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國家的性質是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國家。整個統治階級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但剝削階級成員相互之間也必須有他們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因此他們的腐敗現象的實質是腐敗分子對統治階級內部的游戲規則的破壞，是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相互對立。這些國家反腐敗的實質也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斗爭，是統治階級內部成員維護還是破壞他們自身規則的斗爭。當然這種斗爭也是利益的斗爭，也是正義與邪惡的斗爭，有時也是很激烈的，但歸根結底還都是統治階級之間的利益之爭，是統治階級在占有勞動階級根本利益基礎上內部不同瓜分方式的斗爭。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或公有制為主體，國家的性質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握有權力的各級領導者本身是人民群眾的公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他們同人民群眾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對立和利益沖突。社會腐敗的本質實質上是握有權力的領導者利用權力或其他非法、非正當手段占有國家和人民群眾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系從根本一致的關系已經發展為對立甚至根本對立的關系。占有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實質是占有他人的勞動。唯物史觀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但階級斗爭不僅是一個經濟范疇，也是一個政治范疇、思想范疇。階級斗爭的實質是不同集體的利益的根本對立。列寧在談到階級的實質時就說，階級就是一個集團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中國當前的腐敗既然是一部分人非法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是腐敗分子同勞動群眾之間的利益的根本對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前的腐敗現象本質上就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削、壓迫，是坑害、損害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甚至生命的行為，是階級對立的關系，也是當前中國社會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原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的腐敗行為不僅表現在其受賄600萬之多，更重要的是其受賄、失職、瀆職行為，使無數濫竽充數的所謂新藥以高昂的價格掏空了老百姓腰包，又讓老百姓飽受假冒偽劣藥品之苦。2006年曾經轟動全國的直接導致9人死亡的齊齊哈爾市第二制藥廠生產的假藥亮菌甲素就是通過對國家藥監局鄭筱萸等人行賄而獲得藥監局GMP證書的。抗美援朝時期，不法資本家為謀取不義之財，大量制造不合格的藥品和紗布，坑害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志愿軍戰士。這是當時的典型的階級斗爭的表現。鄭筱萸等人的受賄等不法行為導致人民生命財產巨大損失的行為與不法資本家的行為有區別嗎？在一定意義上甚至有過之而不及。這難道不是人民群眾同鄭筱萸為代表的腐敗分子根本利益的對立嗎？難道不是當今中國社會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嗎？同時，腐敗分子也絕不是頭腦中簡單存在著私有觀念，而是其世界觀徹頭徹尾地剝削階級化了，他們本身已墮落為蛻化變質分子，同時也是剝削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占有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10多年前，曾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作家張平所寫的反腐小說《抉擇》中寫到國有企業負責人侵吞國有資產的腐敗行為后和作為正面人物的該市市長的一段對話中說，你難道還看不到作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經解體了嗎？中國早晚也要走這條道路。我今天是共產黨的書記和廠長，明天就是資本家。原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其工作性質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職能，但其本人卻不務正業，拿出相當多的時間直接或間接參與經濟行為，與之相互勾結的天津市私營企業家王小毛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30萬元本錢短短15、6年期間發展到30個億。其每一次的較大飛躍幾乎都與李寶金有直接關系。李寶金作為國家檢察官，不可能不知道單位私設小金庫的違法性，可就是他本人掌握的檢察院的小金庫就達1億多元。盡管我們直接找不到李寶金公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但他的所作所為難道不是在挖社會主義的墻角和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嗎？從報刊已經揭露和判處徒刑的腐敗者背后大都有一個或幾個億萬元富翁，反過來這些年迅速暴富的億萬富翁背后也都有一個或幾個權力靠山。去年媒體報道，中國目前已有億萬元戶的富翁達到5.5萬個。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斷定，中國至少也有5.5萬個相當級別的權力者已經走上腐敗之路。這種如此規模的集團腐敗與人民之間的利益對立難道不是階級之間的對立嗎。許多部門腐敗現象前赴后繼的出現，本身就表明人民的部分政權性質已經變質變色，已經從無產階級性質的國家權力部分變為剝削階級的國家權力。同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腐敗斗爭也絕不是單純的同個別腐敗分子的斗爭，而是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同資產階級的斗爭。
前兩年播出的一部反腐電視劇《罪域》反映的反腐斗爭就是當今中國社會尖銳、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活標本。故事的基本內容如下：新廈市私營企業家兆輝煌為了把該市一著名國有企業彩虹集團弄到手，利用他的黑社會勢力和已經被他拉下水的副市長李子濤等人千方百計運用行賄、許愿、色情引誘等非法卑鄙手段拉攏、腐蝕新廈市新任市委書記鄭毅然及其秘書谷一凡、新任市長郭守義、公安局正副局長劉東方、周洪宇等人，甚至用暗殺的手段殘害原彩虹集團總裁張天白和新任總裁金建新。其結果郭守義、谷一凡等人在其軟硬兼施的腐蝕拉攏下喪失立場，甘愿為兆輝煌等人賣命，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但是以鄭毅然、金建新、劉東方、周洪宇為代表的真正的共產黨人抵制住了兆輝煌的腐蝕拉攏和猖狂進攻，通過艱難曲折的斗爭，最終把兆輝煌、李子濤、郭守義、谷一凡等人及黑社會成員繩之以法。但張天白和劉東方卻付出了生命的慘重代價。該電視劇非常準確、深刻詮釋了現代中國社會你死我活的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客觀狀況。兆輝煌等人所代表的就是中國當代社會暴富起來的剝削階級企圖整垮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李子濤、郭守義、谷一凡等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面前，逐步墮落為兆輝煌等人在黨內和國家政權內的代理人。他們聯合起來，猖狂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改公有制為私有制。這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復辟的行為嗎？當然這種行為遭到了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正直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抵制和堅決斗爭。但是必須承認的現實生活中的客觀事實是在局部的時空范圍內，我們某些共產黨人確實打了敗仗。
黨內腐敗現象的日趨嚴重化已經越來越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和極大憤慨，現實生活中總是有正義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揭發檢舉他們的腐敗行為。但總是遭到權力者的壓制、打擊報復。原石家莊市建委干部郭光允揭發檢舉省委書記程維高的違法腐敗行為，歷經8年磨難，被開除黨籍，并勞教兩年，其親屬20多人不同程度受到牽連。河南省舞鋼市殘聯干部呂凈一因舉報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先是被免職，接著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甚至遭到李長河雇來的兩名兇手刺殺8刀，造成重傷，其妻被刺身亡。遼寧沈陽市離休老干部周偉先后舉報慕綏新、馬向東等沈陽貪官。結果被勞教700天，得過6場大病，5顆牙齒脫落，記憶力急劇下降。鞍山國稅局直屬分局公務員李文娟2001年向國家稅務總局等單位實名舉報鞍山市國稅局領導違法和違規行為，導致兩次被辭退工作，遭刑事拘留，后又被勞動教養1年，長期未恢復工作； 湖北武漢鐵路分局票務工作人員汪漢林2001年開始舉報自己的頂頭上司分局長也是原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弟弟劉志祥，歷經5年兩次進京、六上鄭州、三到宜昌，幾次遭到毒打，為舉報借債3萬多元、跟老伴離婚，經歷各種艱辛，終于將中國“第一票販子”劉志祥扳倒。原安徽阜陽干部李國福2007年多次進京舉報阜陽市穎泉區委書記張治安違法占用耕地修建豪華辦公樓“白宮”的行為，結果反遭到誣陷，本人及妻子、女婿以所謂貪污受賄罪、偽造國家機關、公司公文印章罪、銷毀證據罪、窩藏罪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批捕，其親屬40余人受牽連。李國福本人被逼在獄中自縊身亡，其妻及子女被逼精神失常。由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二人合寫的反映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大量揭露農民因揭發村、鄉、干部違法、貪污而上訪遭到嚴重打擊報復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這些現實生活中觸目驚心的客觀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其階級斗爭的客觀性、尖銳性和激烈性嗎？難道不是說明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顏色和性質已經發生部分量變和局部質變嗎？
多年來，由于我們否定了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雖然理論上也承認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但僅限于國外的敵對勢力，而否認我們周圍生活中的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同時經過一些所謂“理論家”在“創新”口號之下，開始從理論上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導致現實生活中許多理論工作者和領導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更不敢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根本否認現實生活中的利益根本對立現象和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他們把中國當今的腐敗現象同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敗現象等同起來，所以也就不可能找到腐敗現象的深層次的根源，更不能找到克服腐敗現象的真正途經和方法。那些所謂社會“精英”如辛子陵、謝韜、茅于軾、厲以寧、吳敬璉、張維迎等人，也在那里高喊反腐敗的口號。但他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立場上看腐敗問題，而是站在暴富起來的少數人的立場上。他們也在追求所謂“公平”，但這種“公平”是在私有制和權力者面前的公平，是剝削壓迫他人的公平。一旦反腐敗觸及到他們欣賞依賴的權力者和暴富者的利益時，就時不時地拋出形形色色的“腐敗有理論”。如腐敗“促進經濟發展”、“接受賄賂是禮尚往來”、 是“改革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再分配的可行途徑和橋梁”、“有利于調動官員積極性”等等荒謬理論。有時他們還把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歸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反腐敗為名，行顛覆和推翻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為實。我們同這些人在腐敗問題上的分歧也絕不是單純的學術和認識的不同，同樣也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尖銳的階級斗爭。不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思想領域里的重大的思想分歧和爭論，就絕不是在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四項基本原則。
唯物史觀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社會根源，但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其根源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國當前的腐敗現象不僅同中國封建社會、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而且同建國初前三十年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也有許多不同點。筆者認為，中國當前腐敗現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國際國內，是經濟、政治、文化多個領域中的社會問題的綜合產物。
一、經濟根源：
1、把社會主義改革自覺不自覺地偷換為社會主義的改制
改革初期，針對改革開放前較為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存在的一些弊端，黨中央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要允許一部分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存在，但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改革不是改制，改革是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調整。應該說這一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但幾十年的改革特別是近些年的改革實踐卻把改革的主要內容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改制。一些所謂經濟學家、理論家竭力夸大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企業的弊端，認為這種所有制是大鍋飯的所有制，是最大限度地壓制人們積極性的所有制，是造成社會成員懶惰、社會責任感欠缺的最主要的經濟根源。因此他們主張打破大鍋飯，主張把公有制改為或變相改為私有制。改革開放初期的所謂小崗村的改革實質就是把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變相改為私有制。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也是把全民所有制改為所謂的民營企業實質就是私營企業。黨的十五大、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甚至把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十六字方針作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改革指導思想。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各地的國有企業改革就簡單化為一個字：賣。由此導致中小城市的國有企業基本已經賣光了。據《嘹望》雜志2007年第40期報道，目前我國非公經濟發展比重是：私有企業占95.7%，從業人員占84.0%，進出口總額占73.5%。“公有制為主體”已經名存實亡了。同時，新的私有企業也在所謂的改革實踐中大量涌現出來。全國各地的房地產企業幾乎都是私營企業。而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購買國有企業的一些私有者利用各種手段對權力者行賄，導致權力者把國家和人民的財富以低價或超低價賣給私人。報紙和媒體上披露在這種轉制過程中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官員腐敗的現象還少嗎？大量私營企業出現之后的經濟行為也絕對不能離開社會權力，由此繼續導致私營企業主對權力者的行賄行為。因此，大量私營企業的涌現和擴張是社會腐敗的最重要的經濟根源之一。
2、實行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確實存在著一些弊端，特別是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絕對對立起來。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通過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就已經批判了那種在社會主義階段完全取消商品經濟的“左”的觀點。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特別是在中國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國家還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改革開放后，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搞市場經濟也無可非議。但問題在于我們能否走到另一極端，用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而在近些年的改革實踐中，我們卻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又絕對對立起來，用后者完全否定前者。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混為一談。利用我們計劃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全盤否定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再繼續把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全盤否定。竭力吹噓、夸大、神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筆者并不反對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必須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完全把資源配置推到市場去，特別是把土地、礦產、交通等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資源都推到市場方面，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和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主導作用，否定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計劃性質，也就是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及其體制。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創新”絕對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是徹頭徹尾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按照唯物史觀，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活動。市場經濟也離不開政治。市場主體完全依靠純粹的市場行為從事經濟的活動是根本不存在的，這樣的市場主體也不可能使自己真正發展起來，他們必然尋找權力靠山。特別是那些迅速暴富的房地產商哪一個沒有權力靠山呢？幾乎所有的房地產商都是通過行賄手段，獲得低價土地，再抵押給銀行，用貸款再賄賂權力者繼續購買低價土地，繼續抵押銀行、繼續貸款、繼續購買低價土地……，循環往復。哪一個環節離開權力者，都無法進行。由此必然產生腐敗。尤其是腐敗的重災區之一的道路交通建設和管理部門，各地交通局長前仆后繼的腐敗現象更是首當屈指。其原因就是把交通建設和管理完全推向市場。同時，一些人又把市場經濟的原則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推廣到醫療、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市場經濟行為的出發點都是實現個人利益和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不管白貓、黑貓，一切有利于賺錢的行為和手段都可用。因此，當前的完全排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是社會腐敗現象最重要的經濟根源。
二、思想文化根源
1、自覺不自覺地把“人本性自私論”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改革開放前，我們黨和政府在宣傳和倡導“為人民服務”思想和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個人的正當利益。改革初期，強調把勞動者的貢獻與個人利益緊密聯系起來，也是正確的。但在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中，卻把個人利益抬高到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程度不同地否定“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經過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專家、所謂的社會精英的竭力鼓噪下，直接或變相地把“人本質自私”觀念作為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把被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過的亞當·斯密的“人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思想作為體制改革和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什么都同個人的物質利益聯系在一起，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由此導致整個社會自私自利的觀念以及其拜金主義思潮猖狂泛濫，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特別是干部隊伍和知識分子中。“發財”、“賺錢”不僅成為許多普通百姓的口頭語，而且也成為相當多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人生的追求目標。近些年來揭露出的貪污受賄腐敗現象正是這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思想發展的典型表現。不僅那些依靠非法手段暴富起來的暴發戶和貪官污吏的世界觀、人生觀是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思想，就是近些年來知識分子隊伍中的大量學術腐敗現象的深層次根源之一也是知識分子把追求個人的名利地位擺在第一位，而其追求真理的使命完全拋到九霄云外了。
2、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
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長期統治著人們的思想觀念。這種文化的顯著特征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對于高高在上的握有權力的權力者來說，其權力不受任何的制約，具有占有他人財富的權力。權力的本質是為少數人和私人利益服務的。我們今天雖然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但權力至上的封建文化觀念影響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角落，特別是對各級官員的影響極其巨大。現實生活中各級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嚴重的“官本位”意識就是封建文化的遺毒。“官本位”意識在政治上就是要求自己的權力不受任何制約，在經濟上就是按“權力”進行分配，在對群眾和屬下的要求上就是絕對順從和服從自己，如果違背和反抗自己的意志，就竭力壓制、打擊、報復、鎮壓。因買官賣官、收受賄賂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福建省政和縣原縣委書記丁仰寧的“官念”就是：“千里來當官，為了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權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正是在這種極其嚴重的“官本位”意識支配下，一些腐敗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瘋狂為自己謀取各種私利，并利用國家專政工具—公檢法系統隨意給敢于揭露和批判他們的人民群眾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瘋狂壓制、打擊、報復。作為掌握國家檢察權力的天津市原檢察長李寶金辦案的原則不是誰有罪就辦誰，而是誰為他辦事，他就不辦誰，有罪也不辦；誰不為他辦事，就辦誰，無罪也要查出個有罪來。他剛當檢察長認為檢察長沒有油水可撈，但很快發現，檢察院的權力非常大。正如他本人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沒來檢察院前，不知道檢察院的權力有多大。來了以后才知道，檢察院的權力這么大，想查誰就差誰。”
3、扭曲顛倒的是非美丑觀念及其形成的社會大環境
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社會風氣的好壞，而社會風氣實際就是社會正氣和邪氣何者占據上風，是正氣壓過邪氣，還是邪氣壓過正氣？不能不正視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拜金主義和權力至上觀念的泛濫，導致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嚴重扭曲。在相當多的部門、單位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中，說實話、干實事、兢兢業業做事、老老實實做人、表里如一、誠懇待人、有主見、有獨立見解成為人們譏諷的“傻帽”，而弄虛作假、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善于鉆營、欺上瞞下、隨波逐流成為屢受表彰和獎勵的會處事的“能人”。由此導致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羞恥感。李昌平在他所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談到他曾有一次陪同縣委書記向省委領導匯報工作。縣委書匯報內容相當多的都是虛假內容，而這位書記匯報時，卻“心不慌、臉不紅”。被判處死刑的河北第一貪原河北省委秘書李真在談到他之所以走上腐敗之路的原因時說到，他在官場上混跡多年，官場給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笑廉不笑貪”的環境氛圍。他說他最初走上領導崗位時，也曾想做一名焦裕祿式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好干部，但在他多年的做官實踐中，發現如果向焦裕祿那樣，實實在在干事，廉潔奉公，往往被周圍的干部瞧不起，也得不到提拔重用。弄虛作假、溜須拍馬的人往往受到上級表彰、重用。久而久之，他的羨慕對象和人生選擇目標就發生了轉移。其實豈止是官場，整個社會包括教育領域，是非美丑觀念完全顛倒扭曲。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腐敗者正是從是非善惡觀念的顛倒，開始從一次小的不起眼的腐敗行為，發展為多次的越來越大的腐敗行為。
4、歪曲和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哲學”
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就是絕對的斗爭性和相對的同一性相結合推動事物的發展。矛盾的斗爭性是指矛盾雙方的相互對立、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作用。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依賴或相互轉化的性質，是講矛盾雙方存在的條件性、具體性、狀態性。毛澤東說，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在這個意義上說，矛盾的同一性決定了矛盾斗爭的內容、方式、方法，但矛盾的同一性要保持相互依賴狀態或發生相互轉化，必須依賴矛盾的斗爭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矛盾的斗爭性推動矛盾同一性的發展和改變。列寧也正是在后者意義上說過，發展是對立面的斗爭。毛澤東也是在強調斗爭性和同一性共同作用的同時，也多次更強調矛盾斗爭性的作用。所以他說過，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但是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否定，那么作為其哲學基礎的“斗爭哲學”思想也遭到了徹底否定。其結果就是人們不敢對周圍社會生活的各種錯誤思想、思潮、行為做積極的斗爭。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矛盾雙方的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你不對錯誤思想和丑惡現象做斗爭，并不等于后者也不同正確思想做斗爭。社會生活中的各種丑惡、錯誤思潮、現象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各種正義行為的斗爭。握有權力和擁有金錢地位的腐敗人物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小人物的斗爭。剝削、壓迫本身就是斗爭。那些否定“斗爭哲學”和階級斗爭理論的人反對的是人民對他們的斗爭，而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對人民的斗爭。上述扭曲顛倒的是非美丑觀念及其形成的社會大環境恰恰就是錯誤、丑惡思潮、現象排斥、否定正義、先進思想行為的結果。腐敗現象是社會生活中丑惡、錯誤觀念、思潮發展的極端，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邪氣戰勝正義的結果。
5、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造就的奴性、虛偽性、內耗性等扭曲、片面、單向度的人格標準
文化的實質就是化人，就是塑造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做人的標準。在階級社會中，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是統治階級的文化。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權力至上”的文化。這種文化所塑造的人的人格標準就是拜倒在權力腳下的“對下是主子，對上是奴才”的主奴性的人格。現實生活的官場上為什么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現象非常嚴重？重要的原因就是奴才性的人格標準在作怪。盡管其中的某些人對高于自己的權力者有時也提一些批評建議，但往往是隔靴撓癢，根本講不到要害和實質上，表面上是批評，實質是吹捧。1978年對“兩個凡是”的批判理論上應該是對唯書唯上思維方式和奴才性人格的批判，但30多年來，唯書唯上的思維方式和奴才型人格現象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嚴重。剛剛閉幕的兩會代表們究竟提出了多少實質性的關系國家前途命運、國計民生的重大提案呢？前兩年，一些媒體就曾經報道，有些兩會代表參會就只是充當“學習”代表、“舉手”代表、“傳達”代表。這種現象說明什么問題呢？在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是“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所塑造的人格標準就是拜倒在金錢面前的奴性的人。這兩種文化雖然有區別，但它們都是私有制社會中占有私有財產的剝削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本性自私論的思想。“權力至上”與“金錢至上”貫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但任何剝削階級的文化都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赤裸裸地宣揚利己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又竭力掩蓋上述思想，宣傳一種從表面上與利己主義相反的思想的內容，以欺騙群眾，掩蓋自己的本來面目。如儒家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亞當·斯密的“同情”論、費爾巴哈的“對人以愛”等。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揭露剝削階級道德的偽善性，也就是道德的虛偽性。因此無論是封建文化，還是資本主義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標準幾乎都具有虛偽性。有時他們就宣揚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思想，有時就竭力偽裝自己的本來面目，講一套冠冕堂皇的“性本善”、“君子喻于義”、“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等理論。當前某些人竭力鼓吹和宣傳的所謂“普世價值”也是這種“偽善道德”、虛偽理論的重要表現。這兩種文化都是強權文化、強勢文化。一個是依仗自己的權力地位，一個是依仗自己的金錢地位。有權力、金錢地位的人和沒有權力、金錢地位的人不可能真正講自由、平等、博愛，有的只是打你沒商量、壓你沒商量，剝削你沒商量，壓迫你沒商量。我們國家目前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畢竟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改革開放以來，資本主義文化的優秀內容我們沒有繼承和借鑒多少，而其“金錢至上”為核心的腐朽內容卻大肆泛濫，與封建文化的“權力至上”相互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內容，由此衍生出中國當代極其扭曲片面的人格標準。其主要特點就是做人方面的拜倒在權力和金錢面前的奴性意識、說一套做一套的潛規則盛行的虛偽性意識和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內耗性意識。這種文化及其構成的人格特征就是中國當代腐敗現象的社會基礎。我們黨的理論、規章制度、道德觀念非常明確，然而有些領導認為這些道德觀念都是虛的，他們信奉另外一套拿不到桌面上的潛規則意識，如“情為人民幣所系，權為人民幣所用，利為人民幣所謀”、“對上司要溜著點，對同僚要防著點，對下屬要虛著點，對老婆要瞞著點，對百姓要哄著點。”還有個別領導公然鼓吹早以被實踐證明是極端荒謬的封建糟粕性內容。如原湖北省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在任時出版的一本所謂《下級學》一書中竟然說什么要做一個成功的下級，就要學會拍領導的馬屁，“在你贊美上級時，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原則”。被揭露出來的腐敗人物都具有上述特征，也是上述扭曲片面人格的典型表現。 另外，這種扭曲片面的人格標準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在一些普通群眾和知識分子身上。魯迅當年之所以棄醫從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中國人面臨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殺戮麻木不仁。今天這種狀況仍然存在。社會生活中的相當多的人已經對中國目前極其嚴重的腐敗現象也麻木不仁了。他們滿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不愿也不敢同周圍的腐敗現象作斗爭，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而具有一定社會權勢的腐敗人物恰恰就希望這樣的人越多，他們的腐敗行為也就得不到揭露和批判。
6、追逐扭曲的物質享受觀和腐朽的生活方式
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追求富裕的物質生活。共產黨人也絕不例外。但共產黨人追求的首先是大多數人的物質幸福，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物質幸福。其次，不單純追求物質享受幸福觀，也追求精神幸福。三是追求物質生活享受不能離開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和大多數人的物質消費水平。四是不能違背社會的法制和道德觀念。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受剝削階級享受觀的嚴重影響，中國當今社會出現了嚴重扭曲的物質享受觀。他們認為，物質享受越高檔越好，房子越大越好，汽車越高級越好，婚喪嫁娶規模越大越排場越好，筵席花錢越多越好。而且這種享受觀只是追求個人和少數人的享受，完全不顧或超出大多數群眾的生活水平，并以最大程度地耗費自然資源為代價，極端奢侈浪費。前不久浙江溫嶺私營企業家耗費600萬元為其母辦喪事就是其扭曲的物質消費享受觀的典型表現。這種享受觀尤其沖破法制和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如賭博、嫖娼、人體筵席等行為，特別是直接踐踏法律的包養情婦現象，已經成為中國當今社會極其嚴重的毒瘤和疾痼。中國當今腐敗特別是官員腐敗恰恰就是這種扭曲的物質享受觀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發展導致的結果。這些官員有了權力和金錢，就大肆追求豪華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揮金如土。如沈陽的馬向東、慕綏新經常帶人到澳門豪賭，一擲千金。幾乎所有的腐敗官員在生活方式上都有玩弄女性包養情婦現象，其性生活糜爛透頂，并為此貪污受賄。為情婦提供高檔住宅、別墅、揮霍錢財已經成為中國當今腐敗官員的一道靚麗獨特的風景線。張二江就曾經與107個女人發生不正當的性關系。去年網絡流行的原廣西煙草局局長韓峰的日記中就記載和描寫了其本人玩弄女性的事實。原天津市委政法委書記、政協主席宋平順畏罪自殺。中央下發的文件中稱宋平順“道德敗壞，包養情婦；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影響惡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錯誤之一也是“道德敗壞，利用職權玩弄女性，搞權色交易。”許多腐敗官員也恰恰就是由包養情婦現象的敗露而被揭露出來的，如原江西副省長胡長清、原云南省長李嘉廷、原濟南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等。中國當代腐敗官員的如此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某些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帝王和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與之相比，可能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三、政治根源
1、沒有形成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發揮人民群眾反腐敗的政治制度
制約腐敗現象的重要途經和手段就是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西方學者認為，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從正面角度理解這句話，就是要從政治制度方面制約權力。應該說，我們國家近些年來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確實下了很多功夫。無論是從黨紀、還是國法方面，制約領導干部權力的條文已經非常多了。應該說，這些條文在制約腐敗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為什么腐敗現象卻越演越烈呢？筆者認為，從制度建設方面分析，就是給予人民制約權力的民主權利內容非常薄弱。因為在唯物史觀看來，腐敗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丑惡、邪惡現象，一般來說幾乎都與權力者有直接的聯系，由此導致其勢力和能量是相當大的。掌握權力的邪惡者、腐敗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國家機器對敢于同其做斗爭的正義力量的鎮壓和迫害是相當殘酷和惡毒的，某些方面甚至不次于國民黨當初對革命者的鎮壓。因此要最終戰勝腐敗現象，必須有一支超過腐敗勢力、腐敗力量的極其巨大的正義的力量壓倒邪惡力量。而社會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是社會腐敗現象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最痛恨腐敗，他們是反腐敗的最大的主力軍、生力軍。按照群眾史觀理論分析，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那么這種正義的反腐敗的力量的最終源泉就在人民群眾之中。毛澤東同志在中國民主革命實踐中，多次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同時，在社會主義時期反腐敗，防止干部走李自成之路的根本途徑也是建立人民監督和制約領導干部的政治制度。毛澤東1945年同黃炎培關于走出歷代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周期律問題時的一段談話中說：“我們己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晚年所做的最大的工作即發動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建立起一個最大限度保障和發揮人民監督、制約權力的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由于種種原因，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毛澤東的這一方向和道路是沒有錯誤的。而近些年來，從胡錦濤同志最近的一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議，特別是溫家寶總理在剛剛閉幕的兩會的政府報告中也都反復強調民主建設，同時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但在筆者看來，理論上、口頭上喊得多，具體落實的少，特別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眾對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等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批評、制約權力的各種具體制度始終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民群眾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中央和各部委、各省市主要領導、各個單位的有獨立和深刻見解的批評、建議始終不能在國家控制的主要媒體和網絡上公開報道出來。這也是當前完善人民民主權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遲緩或停滯不前的原因。盡管黨章和憲法賦予普通黨員和群眾許多各種權利，而實際生活中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普通黨員和基層群眾都感受不到這種權利的落實和保障。當他們真正行使這種權利時，輕則置之不理，重則打擊報復。近些年來，媒體報道的這類有關事件還少嗎？而實際生活中沒有報道的有關事實比報道的要多得多。由此導致那些違法亂紀的領導干部和腐敗分子根本不怕群眾。邪惡壓倒了正義，怎么能夠反腐敗呢？
2、喪失領導行為中的楊善抑惡和組織功能
領導行為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凡是有社會群體的地方，就一定會有領導行為。但領導行為在階級社會中總是同一定的利益特別是階級利益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同階級、不同集團的領導行為的職能、任務并不完全相同。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無論從中央還是到地方以及各個行業的各級領導都有其具體的不同的職能和任務，但不同的領導職能中同時還有共同的職能和任務。這個任務和功能就是楊善抑惡，就是組織正義的力量向邪惡的力量進行斗爭的功能。因為我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種種原因決定了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地方、角落、組織、單位不同程度地必然存在正義與邪惡、善良與丑惡、正確與錯誤的對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糟粕內容不僅沒有得到批判，反而通過多種方式進一步傳播開來，加上資本主義文化腐朽內容的猖狂泛濫，導致正義與邪惡、善良與丑惡、正確與錯誤的對立更加突出。前邊已經指出，由此造成了扭曲顛倒的是非美丑觀念和歪風邪氣的社會大環境。因此決定了我們國家不同級別、不同地區、不同具體職能的所有社會組織的領導行為中的一個共同的職能就是揚善抑惡，或者說，加強本組織、本單位的道德建設是各級領導的義不容辭的社會職責和社會功能。但是不能不正視的是，現實生活中相當多數的領導者早就把這一功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借口發展經濟、借口穩定，借口本單位的名聲或其它理由，對整個社會、對本單位、本部門的錯誤、丑惡、不道德現象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遷就、縱容。反過來壓制、打擊正義、善良現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從自己所處的部門、組織、單位切身感受到這一點。前不久撤銷的西安交大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事件中，最早舉報該弄虛作假事件的舉報人之一陳永江教授談到，他們2008年向校領導舉報后，分管科研的副校長、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和科研處副處長前來同他商談，代表校方傳達幾個意思：“一是當前高校弄虛作假成風，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僅西安交大丟臉，整個中國學術界都會丟臉；二是西安交大地處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國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為內訌壞了招牌；三是學術之爭，校方希望能從中調停。……如果你們愿意退出，馬上舉手，回頭說明也行，還為時未晚。如果是為了錢，我們可以轉達李連生，讓他把教育部一等獎勻給你們一些。”校方后來在學術會議上以9票棄權，6票支持舉報者，5票支持李連生否定了該獎項，但在致函教育部要求撤銷授獎的理由并非該項目造假，而是“因部分教師對申報人提出了異議”。對此，陳永江等舉報人很不滿。他們說：“校方與其說是撤獎，不如說是在保獎。將剽竊別人學術成果的學術不端行為，輕描淡寫地說成有人提出異議。”這難道不是遷就、縱容造假者，威脅和打擊舉報者嗎？ 而且在相當一些部門、單位、組織的丑惡、錯誤、不道德現象的主要代人物就是那個單位、組織的主要領導甚至是一把手。也有一些領導本身較為正派，也能夠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但他們自己不敢對周圍的錯誤、邪惡現象批判斗爭，更不敢支持和組織本組織、本單位的正義力量對錯誤、邪惡現象做斗爭，其重要理由就是怕沖擊中心任務，怕破壞穩定，怕得罪人。筆者在本問題的理性思考之一中已經指出，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對敢于同腐敗分子作斗爭的人物的打擊報復現象。實際生活中，這些人不僅受到所揭露的直接的腐敗者的打擊，而且不同程度地也受到其它各級領導者的打擊，或者是不支持，不提倡，不宣傳。這些年來，各級政府對敢于同流氓、盜竊等犯罪分子的斗爭經常授予“見義勇為”英雄，同時給予豐厚的物質獎勵。這樣做本身沒有錯，但卻始終沒有見到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對反腐敗的英雄人物授予“見義勇為”的英雄稱號，并給予物質獎勵和大力宣傳表揚呢？共產黨作為代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的最主要職能就是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組織起來形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做到了這一點。但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還要不要組織群眾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邪惡勢力和腐朽現象做斗爭？回答顯然是肯定的。但實際生活中相當多的黨組織把這一功能丟掉了。他們不敢支持群眾中的正義力量，不敢發動和組織這種力量。導致群眾中的個別的正義力量總是受到壓制、打擊、迫害，形不成更大的壓倒邪惡和腐敗勢力的合力，同時進而導致更多的群眾對周圍的腐敗現象敢怒而不敢言。這種放棄領導行為中的楊善抑惡和組織職能也是導致中國腐敗愈演愈烈的政治根源。
四、國際根源
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從來沒有停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顛覆和和平演變政策。今年《中華魂》雜志第1期刊登了194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杜勒斯在眾議院會議上的一篇關于如何瓦解蘇聯的演講。其中就談到要“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資力量，把（蘇聯的）人們塑造為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他還特別提到要攪亂蘇聯的是非美丑觀念，促進官員的腐敗，從內部瓦解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他說，我們要“把（他們的）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地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蘇聯）官員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原蘇聯沒有倒在德國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最終卻倒在杜勒斯的和平演變之中。西方國家同時也對社會主義的中國采取了這一策略。毛澤東在世時他老人家一二再、再而三地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警惕杜勒斯的和平演變，使杜勒斯的陰謀沒有得逞。但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停止這一策略。毛澤東逝世后，他們更加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政策，竭力在中國扶持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代理人，全面推銷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意識和人生價值觀。任何一個有馬克思主義政治頭腦的人都能夠從中國三十年的變化中感受到西方國家對中國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滲透和影響。中國當今腐敗現象的日趨嚴重的客觀事實也是杜勒斯和平演變政策的直接和間接的結果。
筆者以上從多方面對中國當代的腐敗現象的根源做了全方位的揭示。上述各種根源和原因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每一個具體的腐敗人物和腐敗現象固然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但也有許多共同的原因，總體上絕對沒有離開上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種種問題。筆者正是通過對許多個別的腐敗人物和腐敗現象的深入研究，揭示出普遍的一般的共同的根源。沒有這種深層次的、全方位的揭示，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決和克服中國當今腐敗現象的根本途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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