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強：歷史哲學超歷史--“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一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的當務之急〉。[1]

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一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  王小強[2]

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綁一塊兒﹐葉利欽有名言﹐屬于刺猬與蛇的婚姻。[3] 沃勒斯坦一頭霧水﹕“中國的意識形態立場至少是含混不清的﹐它是‘市場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人完全清楚這是什么意思。”[4] 本來嘛﹐資本主義把市場機制發揮到極致 —《投機賭博新經濟》﹐[5] 馬克思推導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用來超越資本主義。理論上﹐社會主義揚棄市場經濟。還是蘇聯老大哥不含糊﹐干脆來純種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休克療法”＋國有企業私有化＋共產黨下臺的政治民主化﹐[6] 轉眼功夫﹐培育出壟斷金融﹑控制媒體﹑操縱政局的寡頭利益集團。[7] 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國民經濟一蹶不振。[8] 到20世紀末﹐純種的資本主義搞成“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有人估計75％的經濟活動是企業之間通過易貨貿易和相互欠賬的方式進行的。”[9]

一般說來﹐“自由市場”的觀念是由俄羅斯的第一代“改革家”及其顧問應用于該國的﹐這已經將俄羅斯逼近了崩潰的邊緣。[10]

《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11] 經濟自由化﹑企業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的時代潮流﹐小小寰球﹐滾滾向前。沉舟側畔千帆過﹐“到了90年代后期﹐已經有8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后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私有化道路。”2000年換新世紀﹐世界上63％的人口﹑120多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12] 唯獨祖國大陸硬挺著紅旗不倒﹐哄著刺猬和蛇同床異夢﹐一路磕磕絆絆﹐發展﹑繁榮﹑娼盛了30年。[13] GDP蒸蒸日上﹐黃﹑賭﹑毒﹑黑﹐卷土重來。

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直觀的功利目的是推動改革開放﹐在“四個堅持”框架內﹐填充﹑替換市場機制。30年時間過去﹐農村包產到戶﹐城鄉私有經濟﹐國有企業合資﹑股份制﹑私有化﹐福利住房商品化﹐農產品市場﹑小商品市場﹑工業產品市場﹑生產數據市場﹑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市場機制快馬加鞭﹐國民經濟突飛猛進。13億人向錢看﹐焉能看不出錢途﹖

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為什么常常一手硬﹑一手軟呢﹖[14] —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軟。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面貧富分化﹑腐敗蔓延﹑犯罪猖獗。市場經濟唯利是圖﹐靈魂空虛精神恍惚﹐大國崛起信仰危機。“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李洪志東北一侃爺﹐呼悠“真善忍”仨字﹐即能膽大包“天”— 聚眾包圍中南海﹗臺獨﹑藏獨﹑疆獨﹐大打出手﹐荼毒百姓。“群體事件”此起彼伏﹐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光天化日之下﹐楊佳佳血濺公安樓﹐鄧嬌嬌手刃父母官﹐通化鋼廠廣大職工群毆致死總經理﹐烏魯木齊大街上免費扎針不扎不行﹐……禮崩樂壞﹐瓦釜雷鳴。諸多經濟﹑社會﹑政治問題逐漸聚焦到一個基本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跌跌撞撞到今天﹐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到底該去﹑能去哪里﹖

兩大陣營對壘﹐game over 20年了﹗送來馬列的大哥金盆洗手﹐各國共產黨早成落水狗﹐揭露﹑控訴﹑清算暴政罪行蓋棺論定﹐歷史教科書已經教育出一代新人﹗世界潮流不可阻擋﹐祖國大陸思想混亂。改革開放再開放﹐思想解放又解放。痛改前非的﹑剜肉補瘡的﹑死不改悔的﹑趁火打劫的﹐挖墻角的﹑拆爛污的﹑……小肚雞腸銖緇必較﹐苦大仇深不依不饒﹐崇洋媚外“全盤西化”﹐祭祖尊孔復舊返古﹐反左傾回潮﹑反貪污腐敗﹑反專制獨裁﹑反官商勾結﹑反賣淫嫖娼黃色錄像﹑反暴力流血﹑反虐待寵物﹑反污染﹑反壟斷﹑反洗錢﹑反革命﹑反歧視同性戀﹑反共﹑反隨地吐痰亂丟煙頭……﹐敵﹑我﹑友打成一片難分彼此﹐黨內外異口同聲《告別革命》。[15] 工人農民走下神壇﹐名符其實“弱勢群體”。一面鐮刀鐵錘的黨旗不合時宜﹐公共場合越來越少露面﹐畢竟尚未連根拔除。

蘇聯解體后﹐世界上把自己叫做共產黨的政黨不多了。……在東中歐國家以及在曾經組成蘇聯的國家﹐幾乎所有前共產黨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們現在的綱領在很多旁觀者看來似乎都是“社會民主黨的”。……如果作為一個共產黨而不代表比一種歷史記憶（正面或反面的）更多的東西﹐那么﹐它的存在將沒有多少意義。[16]

一﹑“轉軌”概念的邏輯陷阱

改革開放的集約化單詞是“轉軌”﹐從封閉的計劃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軌。東歐﹑蘇聯﹑中國﹑越南﹐除了一個“邪惡國家”核試驗四鄰不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忙于體制改革﹐統統都算“轉軌國家”。冷戰結束以后﹐專門研究轉軌的學術機構雨后春筍。世界銀行特辦《轉軌通訊》交流改革經驗﹐原共產黨國家一網打盡。[17] 如何更快更好地轉軌﹐成為熱門顯學。

學問中曾經有一熱門話題﹕祖國大陸瞻前顧后的漸進改革好﹐還是波蘭﹑俄羅斯大刀闊斧的“休克療法”好﹖早在1986年﹐中國差點兒實施“價稅財聯動”的綜合改革。畢其功于一役也罷﹐漸進平穩過渡也罷﹐目標都是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所有的學問﹐在轉軌的先后秩序（先價格改革還是先企業改革）﹑速度快慢（“價格雙軌制”還是“價稅財聯動”）﹑程度深淺（國有企業股份制還是徹底私有化）。[18] 說破天﹐轉軌不就是扳道岔﹐從甲軌轉上乙軌﹖邏輯上不能不相信﹐俄羅斯經濟肯定先復蘇而后振興﹐遲早迅猛超越中國﹐因為人家實施了真正徹底的轉軌﹐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一步到位。我們國有企業改革始終搞不好﹐歸根結底﹐還不是因為缺少人格化代表﹐對待國有資產不像對待獨生子女﹐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成為國有企業永遠完不成的歷史任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經濟基礎。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加入WTO。經濟體制與國際慣例處處接軌﹐政治體制與國際慣例格格不入。一個處處接軌﹐一個格格不入﹐形成鮮明反差。內政外交﹐內憂外患。光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行。為什么農村土地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產權改革﹐遲遲不能全面﹑徹底﹑大規模﹑合法展開﹖因為“四個堅持”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漸進平穩也得往前走啊﹗蘇聯東歐的改革開放﹐徑情直遂﹐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政治體制從一黨專制向多黨憲政變型﹐社會形態從“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19] 因為所以﹐一桿子插到底﹐共產黨靠邊站﹐成為徹底轉軌變型的政治前提。

在這個邏輯層面上﹐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從來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是﹐美國模式全球普世。遵循蘇聯東歐轉軌的明確方向﹐資本主義的彼岸既定﹐“摸著石頭過河”﹐避免馬失前蹄﹐“漸進”是為了路上安全。轉軌過程中的政策分歧﹐沒那么復雜﹐不過尋找到達彼岸的方法﹑步驟。另一種理解是﹐經過十年浩劫﹐撥亂反正﹐繼往開來。改革開放的彼岸 —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雖然沒有現成模式﹐照舊繼續求索的目標。“漸進”是為了汲取大干快上和左傾盲動的慘痛教訓﹐用實踐檢驗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走一步看一步﹐蹚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特殊道路。鄧英淘強調﹐此乃陳云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本意。[20]

兩種不同理解﹐對前者來說﹐彼岸模式既定﹐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國際慣例接軌﹐用不著爭論。最大的危險在于左傾回潮﹐走回頭路。所以﹐認準了市場化的大方向﹐步子越大﹑越狠﹑越徹底﹐距離過去的計劃經濟越遠﹐改革開放越發不可逆轉﹐為此不惜“休克”﹐死而后生。對后者來說﹐彼岸模式未定﹐經常很難判斷哪一腳是前進﹑哪一腳是倒退﹐過去吃夠了模式牽引實踐的大虧﹐謹慎穩妥﹐因勢利導﹐圖的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和理論發展。

倘若刻意突出二者區別﹐前者不過找石頭墊腳﹐后者探索模式創新。彼岸既定﹐只有前進倒退﹑改革保守之分﹐決無標新立異﹑另辟蹊徑之志。模式創新﹐實踐中土洋結合﹑行之有效的辦法﹐恰恰可能產生新物種的變異基因﹐值得全神貫注。對找石頭墊腳來說﹐改革對象就是前30年的計劃經濟﹐轉軌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與國際慣例全方位接軌。或美國﹐或瑞典﹐或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誰不往西去﹐誰就是反改革的保守派。[21] 就模式創新而言﹐今天的改革開放﹐是1840年以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探索民族振興之路的繼續。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乃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一廂情愿“全盤西化”﹐勢必把新中國毀壞成舊中國﹐一盤散沙﹐任人宰割。彼岸既定﹕“四個堅持”與改革開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篤定捆綁夫妻﹐不倫不類﹐邏輯上說不囫圇﹐實踐中行不通。因為諾大中國的社會穩定﹐一時半會兒離不開共產黨﹐只好溫水煮青蛙﹐舒舒服服慢慢來。共產黨下臺﹐或者共產黨自己想開了﹐漸進成社會民主黨﹐到了結果都一樣﹕社會主義太超前﹐回過頭來﹐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模式創新﹕甭管是否刺猬嫁蛇﹐雜交才有繁衍新物種的可能性（含騾子無后的可能）。[22] 黑貓白貓﹐只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勇敢實踐社會正義駕馭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定能開創超越國際慣例的社會主義新文明﹗對前者﹐現成的答案是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可逾越。對后者﹐確定的邏輯是重蹈舊中國洋奴買辦﹑兩極分化的老路﹐亡黨亡國。祖國分裂﹐萬劫不復﹗[23]。所以鄧小平嚴重強調﹕

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不很容易。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24]

毋庸諱言﹐兩種不同認識的出發點﹐理念上大相徑庭。改革初期﹐從過去的極左災難再出發﹐大家都要發展市場經濟﹐志同道合﹐團結奮進。“摸著石頭過河”﹐不管是找石頭墊腳﹐還是探索彼岸模式﹐都必須腳踏實地向前進。“夫唯道﹐善貸且成。”改革開放不前進﹐方向道路的理論研究﹐也很難總結﹑提高。即便有些矯枉過正﹐從“只管方向不管產量”變成“只管產量不管方向”﹐不過正不能矯枉。即便有些埋頭苦干的﹐把“發展是硬道理”簡單物化成易于計量的GDP﹐不爭論﹐不耽誤功夫。

隨著轉軌﹑接軌的實踐層層遞進﹐深入核心﹐似曾相識的內憂外患紛來沓至﹐各種類型的社會矛盾劍拔弩張﹐具體政策取向的認識分歧﹐越來越涉及更深層次的不同理念﹐在思想路線上漸行漸遠。90年代開始﹐新世紀以來﹐不管我們多么深惡痛絕貼標簽式的上綱上線﹐都是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動搖﹐與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兩種不同理解之間的理念分歧﹐客觀上﹐愈來愈無法調合。尤其找石頭墊腳的領航導游﹐彼岸明明在眼前﹐一步之遙﹐一蹴而就﹐30年混水摸魚﹐裝傻充楞﹐實在不耐煩了﹗譬如﹐都是全面總結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吳敬璉在北京撰長文〈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60年〉﹐王紹光在香港撰長文〈堅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25] 從文章標題到立論展開的出發點﹑論據﹑結論﹑前景展望﹐不期而遇打擂臺﹐“一國兩制”對臺戲﹐鮮明昭示當今研究領域的政治對立。吳敬璉使黑體字X氣騰騰﹕“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與反改革的力量交鋒日益激烈。”不同學術意見﹐何致于氣急敗壞﹖主義之爭﹐決戰在即。吳敬璉的編者使黑體字提綱挈領﹐“行百里者半90。”

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告終﹐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中國經濟60年的發展歷程﹐迄今為止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對這套體系進行改革的歷程。從原來徒勞無功的體制內改良﹐到發展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外的非公有經濟和市場體制﹐再到公有經濟和計劃體制全面變革﹐方向早已明確﹐目標漸次清晰。[26]

在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抽象層面﹐試問任何一個說話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回答一定是﹕中國的事情不宜完全照搬西方﹐必須中西結合。再問﹕西方有什么好﹖— 商品經濟﹑市場調節﹑產權明晰﹑政企分開﹑責權明確﹑科學管理﹑平等競爭﹑新聞自由﹑民主選舉﹑多黨代議﹑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生態保護﹑人權關懷﹑保護知識產權﹑愛護野生動物﹐等等等等﹐津津樂道﹐如數家珍。接著問﹕中國有什么好﹖……欲言又止﹐結巴了不是。抱殘守缺的舊體制﹑舊文化﹐樣樣都是落后挨打的原因。《丑陋的中國人》只會窩里斗﹐拿什么去和人家“為真理而真理”的真﹑善﹑美瞎摻和﹖[27] 所以﹐中西“結合”的抽象意愿﹐在具體實踐中經常變成了“轉軌”﹐轉上國際慣例之軌。

國際慣例正在慣成美國慣例。讓巴頓打得狼奔豕突的德國青年崇美﹐讓原子彈炸得天昏地暗的日本青年崇美﹐把美軍高科技打得鎩羽而歸的越南青年也崇美。這是為什么﹖很簡單﹐共產主義理想煙消云散過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美麗尖是唯一看得見﹑摸得著﹑去得了的人間天堂。美國乃當今世界第一大而強國﹑富而美國﹑自由而民主國﹐所有各國努力學習的榜樣﹐努力奮斗的方向。筆者曾在美國念過兩年書。多數教授的教育哲學簡明易懂﹕美國先進﹐你國落后﹐因為美國的制度先進。倘若你國想通過體制改革加快發展﹐當然改得越像美國﹐發展越快。

中國在8~9世紀﹑英國在18~19世紀﹐曾經同作如是想﹑如是說。直到晚清﹐祖國大陸習慣把遠處人類稱“夷”稱“番”﹐視為茹毛飲血的初民。[28] 這不﹐鴉片戰爭勝利﹐英倫紳士宴請滿清敗將﹐飯桌上拿刀叉切割帶血牛排﹐半生不熟﹐未開化得難以下咽。[29] 不再稱“夷”是《南京條約》喪權辱國的正式條款。打贏了兩次戰爭﹐始得改變戰敗國對戰勝國的蔑視賤稱。“特別為一個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條專門的外交條款﹐這在世界國際關系史中為罕見的一例 — 于是帝國政府被逼無奈而改口﹐通告全國在外交公文來往中一律使用‘洋人’這個詞。”[30] 由此自然產生納悶﹕東方不敗獨步江湖﹐近代以來﹐為什么落后挨打了呢﹖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 — 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級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31]

說來像是歷史的嘲弄﹐歐洲“起飛”所依靠的技術﹐從造船的技術到航海的知識﹐到磁鐵指南針都是來自亞洲﹐是在上一世紀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的。而歐洲人就運用這些技術﹐繞過伊斯蘭世界﹐前往尋找東方的財富。[32]

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不外乎閉關鎖國﹐故步自封。歸根結底﹐還是由于閉目塞聽﹐未能及時向西方文明轉軌變型的緣故。最典型的學術命題﹐莫過于“李約瑟難題”的討論。[33] 李約瑟奇怪﹐“就技術的影響而言﹐在文藝復興之時和之前﹐中國占據著一個強大的支配地位。”為什么沒有發生工業革命﹖[34] 西方史學家答得直白﹕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便宜﹐用機器不合算﹐所謂“高度平衡陷阱”是也。[35] 中國人的智慧﹐慎終追遠多多。既然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深刻的答案一定蘊含在提問中。拿牛頓觀察蘋果落地對照王陽明格竹﹐從專制愚民的政治體制到不尚實驗的科學哲學﹐從重農抑商的政策傳統到重義輕利的儒家文化﹐但凡跟西方不同之處﹐大都成為落后挨打的罪魁禍首。順藤摸瓜﹐深稽博考﹐人家從古希臘的城邦開局伊始﹐即為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

表~1﹕機械和其它技術從中國向西方的傳播                           （單位﹕世紀）

資料來源﹕李約瑟﹕〈中國與西方在科學史上的交往〉﹐《李約瑟文集》第143~144頁。

問題來了。既然西方文明從三皇五帝﹐就值得咱們高山仰止﹐何必兩千多年之后紆尊降貴﹐從不尚科學的中國引進四大發明﹖[36]“在公元1500年以前有兩千年的時間﹐中國的應用科學遙遙領先歐洲。”[37] 公元500~1500年﹐“西方幾乎沒有傳給東方任何東西。技術的流向是相反的。”[38]“中國早在公元二世紀時就已用紙﹐阿拉伯人于八世紀時從中國習得造紙術﹐但歐洲人得等到15世紀﹐才造得出品種夠好﹑數量夠多﹐讓印出的書籍能傳布得又廣又遠的紙張。……八世紀已有百萬人住在長安城內﹐倫敦﹑巴黎要再等1100年才能達到這樣的規模。”[39]“實際上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在當時是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40]“那個時候﹐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是宋朝人。”[41]“在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與天朝媲美。”[42]“馬可‧波羅到中國來時﹐看見中國人用黑石（煤）生火﹐用紙（鈔）換東西﹐感到非常奇怪。”[43] 隨著《馬可波羅行紀》流傳開來﹐幾個世紀東學西漸。18世紀的“中國熱”猶如20世紀的“美國熱”﹐席卷歐洲大地﹐熱烈而經久。

中國制造的火藥成了他們對外發動戰爭的軍火﹔中國發明的指南針成了他們兵艦商船對外擴張的向導﹔中國發明的印刷術成了西方文化的傳播媒介﹔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文官制度借鑒于中國的科舉制﹐西方三權分立體制也曾受到中國歷史上御史制和文武百官制肘皇帝之傳統的啟發﹔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人和18世紀的哲學家培爾﹑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魁奈﹑蒙田﹑馬勒伯郎士﹑伽桑狄﹑魯索﹑孔多塞﹑笛卡爾等等多受到了中國哲學的影響﹔中國的瓷器﹑茶葉改變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國的古老歷史及史書向《圣經》的世界歷史紀年提出了直接挑戰﹔中國的“開明政治”成了西方“理想政府”的模式﹔中國的重農風尚促使西方形成了以魁奈和杜爾哥為首的重農學派﹔中國古老的冶煉術成了西方最大金屬工業的基礎﹔中國式的花園庭院裝點著西方的王府公園﹔中國的許多國寶文物成了西方博物館中的珍品……真是舉不勝舉﹐數不勝數。[44]

“中國風格”在18世紀前半葉風靡歐洲﹐主要見于陶器﹑瓷器﹑絲織品﹑家具﹐壁掛﹑壁紙﹑油畫﹑素描和室內裝飾﹐園林建筑等﹔從宮廷到市井民間﹐可說是滲透到了歐洲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人們以擁有中國物品為時尚與榮耀﹐中國物品在當時是高雅與先進的象征。[45]

即使那時候咱就聽了今天的﹐洗心革面向西方轉軌﹑變型﹐學西方不就成了學自己﹐可怎么操作呢﹖

二﹑超越五種社會形態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者根據生產方式的演變﹐把人類社會以往發展的歷史概括為這樣一個基本的序列﹐那就是﹕原始公社的 — 奴隸占有制度的 — 封建制度的 — 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在這里所講的五種社會經濟型態﹐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基本的社會經濟形態。[46]

歷史演進的實際進程明明是﹐沒有中國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和社會進步﹐不會有歐洲資本主義崛起。發人深省﹐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建國前后提出“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八大提出“落后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13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今天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都直接體現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

80年代中﹐筆者不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幸當面請教主筆《13大政治報告》的鮑彤﹕改革開放是初級階段﹐文化革命屬高級階段﹖就算說了50一百年不變﹐多少年以后﹐早晚還得請四人幫回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鮑彤回答（大意）﹕根據干部隊伍現有認識水平﹐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始料不及﹐話音剛落﹐東歐易幟﹐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共產黨奮斗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幻滅﹐碩果僅存的共產黨中國信仰危機。今天回頭審視這個題目﹐建國前后提出“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無從預見日后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具有探索特殊道路的理論意義。事隔多年﹐粉碎四人幫以后再改革開放﹐雖然承上啟下﹐畢竟時過境遷。“四個堅持”＋市場經濟＝鄧小平講話﹕〈我們干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47] 換言之﹐生產力再發展（或再不發展）﹐不必再來十年浩劫。用超前或倒退﹑左傾盲動或右傾保守﹑高級或初級﹐尤其置身全新的國際環境﹐當形容詞用﹐也說不清楚。如果硬要論左右﹐冷戰結束前﹐改革開放超右﹐包產到戶﹑經濟特區﹑“價格雙軌制”﹐比匈牙利﹑南斯拉夫連續改革20~30年的步子還大。[48] 冷戰結束后﹐“四個堅持”極左﹐孑遺四個共產黨國家﹐沒有中共紅旗不倒﹐很難想象朝共﹑越共還能繼續。正所謂“山不轉水轉”。愿不愿意接受﹐時代潮流誰都看得見﹕美國領導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全球政治一體去共產黨化。新中國憲法規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坐地日行八萬里”﹐沒動窩兒就成了反潮流﹐逆水行舟﹐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理論挑戰和政治被動。

試舉一例﹕香港回歸祖國14年﹐中央政府在香港設聯絡辦﹐共產黨在香港不公開。國務院“邪教辦”重點打擊的法輪功﹐在香港合法注冊﹐各類反黨違憲活動大張旗鼓﹐甚囂塵上。立法會選舉﹐梁海涵以“前中共香港地下黨成員”名義撰文〈和中共地下黨的一次較量〉﹐揭發“除選舉制度不公平﹐還有一個非法地下共產黨組織進行嚴密運作。”[49] 特區政府人事調整﹐“親中人士”遭反對派糾纏﹐動輒質問是否共產黨員﹖曾鈺成回答“不合適回答”﹔梁振英否認得大義凜然。[50]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胚胎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1]

自然﹐顯然﹐當然﹐香港的殖民地體制“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同理﹐中國的現代化生產力﹐沒有充分發達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容納的程度﹐不具備向社會主義躍進的物質基礎。即便各種特殊歷史因素鬼使神差﹐社會主義改造提前成功﹐還得慎防資本主義復辟。資本主義萌芽到處滋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豁出去了天下大亂﹐十年大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仍然以失敗告終。5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20~30年不變﹐80年代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50~100年不變﹐中間30年功夫白耽誤過去﹐20~30＋30＋50~100＝多少年﹐不都是因為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不可逾越﹖理論的尷尬在于﹐承認資本主義不可逾越﹐社會主義＝揠苗助長﹐有害無益。因為就算是經濟發展了﹐條件成熟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也輪不上發展中的中國﹐唯有最發達的美國﹐夠資格試著升級換代。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如瑞典﹐勉強靠譜恩格斯主義。[52] 否則﹐所謂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物質極大豐富﹐難道還是八億人看八個樣板戲＋吃飯不要錢﹖

長期以來﹐流行看法耳熟能詳﹕馬克思循著歐洲歷史的發展線索﹐給出一個從原始社會 ® 奴隸社會 ® 封建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 共產主義社會的進化公式。[53] 這個高度簡化的概念公式﹐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相匹配﹐無法還原成任何文化單元或民族國家的發展規律。原始社會不說了﹐希臘﹑羅馬是奴隸社會的顛峰。到了奴隸制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時候﹐非得拜托蠻族入侵﹐西歐進化到封建社會。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屬于一樁可以繼續討論的懸案﹐[54] 偏偏成就獨步全球的中古文明。輝煌的程度﹐堪稱“嘆為觀止”— 威尼斯商人原話﹕“蓋我言之無論如何誠實﹐皆不足取信于人也。”[55]“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56] ＝中國的技術﹑經濟和社會文明遙遙領先。接下來﹐中國充分發達的生產力﹐再次未能突破生產關系的桎梏。倒是欠發達的歐洲﹐向東方改革開放幾個世紀﹐引進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各種先進技術﹐[57] 引進以錢莊紙幣為代表的信用制度﹐引進科舉考核為代表的文官制度﹐[58] 發動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把成千上萬各自為政的諸侯﹐統一凝聚成足夠疆域﹑人口和自然資源的民族國家﹐打遍天下﹐搶遍天下﹐崛起大機器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新文明。

社會形態從低級到高級順序進化的公式﹐為中國的歷史研究﹐帶來奴隸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歷史分期和長期停滯的原因﹐四大經典難題。咱是否有過完整的奴隸制社會﹐必須刨根問底認識不全的甲骨文。[59] 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汗牛充棟﹐從戰國到明清﹐幾千年萌芽一株長不大的“小老樹”。[60] 這倆問題一頭一尾拎不清爽﹐把中國悠久歷史﹐循歐洲的社會演進斷代分期﹐剪不斷﹐理還亂。奴隸制結束太早﹐資本主義遲遲不來﹐公元前廢除了分封的“封建社會”﹐壽命長得不可理喻。中國長期停滯的命題應運而生。[61]

歐洲中世紀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詞﹐譯作封建主義﹑封建制度。于是‘封建’的含義發生了異化﹐現今人們習以為常地說‘封建社會’時﹐已經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與歐洲的feudalism時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個世紀。秦以后的中國﹐很難說是feudalism時代。[62]

歷史研究為現實服務。不管論證得如何﹐就算中國幾個社會樣樣俱全﹐嚴絲合縫了﹐依然無法解釋﹐為什么不是先進的中國﹐倒是落后的歐洲﹐創造了更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同樣的邏輯疑惑﹕原始野蠻的游牧民族毀壞羅馬﹐把歐洲推入千年“黑暗時代”﹐屬于更高級形態的社會進步﹖[63] 打破歐洲停滯的是十字軍東征帶回文藝復興。[64] 歐幾里德﹑托勒密﹑阿基米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統統從阿拉伯文翻譯回來。[65] 恩格斯斷言﹕“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66] 言下之意﹐現代歐洲并非必經“黑暗時代”不能繼續前進。多虧了好學不倦的穆罕默德﹐否則﹐接不上希臘羅馬奴隸社會落后的茬兒﹐歐洲豈不要在先進的封建社會永久黑暗下去﹖

較這個真兒﹐決非雞蛋里挑骨頭。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不能解釋歐洲從希臘羅馬的輝煌“進化”到黑暗的中世紀﹐不能說明為什么不在中古時代生產力最發達的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自然難以成為落后東方搶先實踐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沃勒斯坦懷抱的極度苦惱﹐具有超大現實的政治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接受進步的進化模式是一個大陷阱。……進步的思想為社會主義辯護﹐同時也就為資本主義進行了辯護。在向無產階級唱贊歌之前﹐人們很難不先頌揚一番資產階級。……由于衡量進步的標準是唯物的﹐進步的思想就可能被用來反對一切“社會主義實驗”。

為了把自己與他所斥責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區別開來﹐馬克思宣稱他是在倡導“科學社會主義”。他的著作強調了資本主義“進步的”方面。關于社會主義將首先在最“先進的”國家產生的概念指出﹐這一過程將是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同時也是作為它的反動）成長出來。因而﹐社會主義革命將效仿“資產階級革命”并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到來。后來的一些理論家甚至提出﹐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出現的那些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責任是協助資產階級革命。[67]

三﹑歷史哲學超歷史

馬克思設想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從原始共產社會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合于中國歷史的經驗。中國社會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談不上萌芽階段﹐所以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必然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的論述﹐對中國而言﹐似乎是遙不可及。[68]

東方落后國家﹐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該不該奪取政權﹐超越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整整一個多世紀﹐一直是發展中國家探索振興道路的大是大非。黨內關于如何更好建設社會主義的左右之爭﹐與根本不該搞社會主義的反共立論﹐緊密糾纏在一起﹐一直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最大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辨證歷史唯物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能動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學工具。“眾妙之門”在于把握特殊與一般的關系。一般從特殊中來﹐存在﹑體現在特殊之中﹐卻不等同﹑不可直接還原特殊。一般對特殊的指導意義﹐在哲學抽象的方法論﹐不能當成代替具體實踐的先驗公式。馬克思抱怨“給我過多侮辱”﹐諸多困惑的學者反復引用。

我在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因此﹐這一章敘述了使生產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把他們變成雇傭工人（現代意義上的無產者）而把生產資料占有者變成資本家的歷史運動。

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括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 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因此﹐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69]

歷史哲學超歷史﹐堪稱歌德﹑黑格爾﹑康德式的德國思辯﹐直追“道可道非常道”的形而上意境。難以言傳的“玄而又玄”﹐典型表現在馬克思用黑體字強調﹕“我明確地把這一切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70] 社會革命一出歐洲﹐馬克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71] 譬如﹐馬克思堅決反對封建俄國向資本主義進步﹐一口咬定俄羅斯大面積殘存的原始村社﹐“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是比歐洲發達國家更優越的復興因素。天底下有這樣便宜的好事﹖深思熟慮的邏輯推理﹐不容置疑。

在俄國﹐由于各種情況的特殊湊合﹐至今還在全國范圍內存在著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如果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問他們﹕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機器生產發展的孕育期嗎﹖

如果在農民解放的時候﹐農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發展條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農民來償付的巨額國債﹐以及通過國家（仍然靠農民）交給轉換為資本家的“社會新棟梁”的其它巨款﹐都用于進一步發展農村公社﹐那末﹐現在誰也不會再考慮到消滅公社的“歷史必然性”了﹐因為所有的人將都會承認﹐公社是俄國社會復興的因素和俄國比其它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72]

同樣貫徹歷史哲學超歷史﹐馬克思驚喜發現﹐在更遙遠的中國﹐“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73] 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聯署﹐縱情歡呼太平天國﹐一無所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一無所知五種社會依次演進的宿命公式﹐熱情洋溢“最古老最鞏固最反動最保守”的中國﹐照樣可以后發先至﹐尤其社會進步﹐趕到最先進歐洲的前頭﹗

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但是﹐有一點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74]

曾幾何時﹐列寧﹑斯大林領導的俄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堅信“理論上的可能性”轉變成現實﹐在資本主義全球“大蕭條”中異軍突起﹐“五年計劃”伙同村社基礎上的農業集體化（“左”了＝錯了）突飛猛進﹐[75] 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蘇聯后來居上﹐迅速成長為叫板美麗尖的超級大國。[76] 曾幾何時﹐毛澤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落后農村包圍先進城市﹐推翻美麗尖全力扶持的蔣家王朝﹐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建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靠計劃經濟和農村合作﹐用公有制構造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自力更生“兩彈一星”﹗社會主義陣營蒸蒸日上﹐極大鼓舞亞洲﹑非洲各族人民奮起推翻殖民統治﹐普遍嘗試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據一些學者統計﹐各種自稱社會主義的政黨和國家多達上百個”。[77] 社會主義風靡世界﹐國際慣例的時代潮流﹐東風壓倒西風﹗

臺灣講話“歷史吊詭”。馬克思主義越是在世界范圍發生巨大而持久的影響﹐特殊越是廣泛而充分地體現一般﹐科普式的理論建設和學術研究﹐越發容易把握不住二者之間的微妙﹐罔顧馬克思黑體加重的強調﹐明確地沒有把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第四國際﹐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瑞典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民主黨﹑俄國布爾什維克﹑朝鮮勞動黨﹑古巴的卡斯特羅﹑柬埔寨的哥爾布特……﹐馬克思主義光芒萬丈﹐五種社會的進化公式全球普世。然而﹐佛學≠佛教。迷信代替不了哲學。大道無所不在﹐處處體現﹐放之四海皆準﹔因為確實有﹐所以真的無 — 消化起來營養豐富﹐不宜拿來直接套用。后人﹐包括不少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硬塞給馬克思過多的侮辱。悖入早晚悖出。否定之否定到世紀末﹐改西風壓倒東風了﹐階段論從進攻轉防守﹐從主動變被動﹐越發吊詭得性命攸關﹕全球經濟一體資本主義化﹐全球政治一體去共產黨化﹐最后一個中國共產黨堅持最后一部分社會主義﹐理論上站不住腳﹐缺乏邏輯支撐﹖

四﹑資本主義＝現代化﹖[78]

歷史上﹐除了西歐的一些國家曾經在奴隸社會的廢墟上興起了封建社會﹐再由封建社會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外﹐其余五大洲的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都沒有在歷史上自動地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這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上來說﹐難道可以認為是偶然的嗎﹖[79]

就歷史說歷史﹐就中國五千年歷史說美國兩百年歷史﹐不至于硬套階段論的進化公式。中國共產黨信奉德國猶太人在大英博物館寫成的《資本論》﹐為了策應西方主義適用中國實際﹐有學者幫忙論證五種社會放之四海皆準﹐不值得大陸當局刻意批評。同理﹐海外國民黨背景或反共﹑疑共或超越國共之爭的無黨派華人學者﹐不受中共的政權管束和意識形態影響﹐充分享受反共的言論自由﹐不僅不屑五種社會﹐進而反對以西方為主軸﹐貫穿中國歷史。[80]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為“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于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已往政制﹐盡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次等分類之外﹖[81]

海外史學泰斗錢穆﹐身體力行“真血性融入真問題”﹐[82] 不感冒胡適發動文化革命“言必稱希臘”。這不﹐“適之晚年在臺灣出席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哲學會議﹐會中請中日印三國學人各介紹其本國之哲學。日印兩國出席人﹐皆分別介紹。獨適之宣講杜威哲學﹐于中國方面一字不提。”[83] 海外華人史學家反對崇洋媚外﹐弘揚中國文化﹐錚錚傲骨﹐突出表現在對《河觴》眾口一詞﹐不以為然﹕你們沒本領把中國搞好﹐怪罪老祖宗腦子缺根弦﹐抱怨生我﹑養我的黃土﹑黃河風水不好﹖余英時甚至激憤指責這些“文化批判者”缺乏“責任倫理”﹐清澈的理性都無法挽救﹗[84] 許倬云身殘志堅﹐發揚光大錢賓四﹐站在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弗蘭克﹑彭慕蘭等“世界體系”們肩膀上﹐[85]“將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的大圈子里來討論﹐”[86]《萬古江河》舉重若輕﹐以簡馭繁﹐中西結合﹐翻開中國通史的新一頁﹗[87]

余英時哀嘆﹕“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史學一向是最有光輝的一門學問。但時至今日﹐史學在中國竟大為衰落了。”[88]《萬古江河》仿佛一面鏡子﹐照耀出紅塵熱客心浮氣燥﹐先暢銷書后電視劇﹐媒體包裝學者說書﹐陶醉于鮮為人知的解密檔案﹐熱衷于名人回憶的道聽途說﹐捕風捉影﹐深文周納﹐把玩小事小非﹐調戲大是大非﹐甕天蠡海﹐似是而非。[89] 范文瀾﹑翦伯贊等一代史家過后﹐泱泱大國GDP崛起﹐何時也能出本通史﹐比肩《萬古江河》呢﹖

耐人尋味的是﹐海外學者批評﹑調侃大陸學人削足適履五種社會﹐不等于自動掙脫兩種或三種社會形態﹐從落后到先進﹑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依次演進的宿命公式。把人類進步的社會形態從五種縮減到三種或兩種﹐單算數目字﹐多少笑百步之嫌。學術躲不開政治的要害是﹐既然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失敗﹐擢發升天共產主義﹐毋庸贅論。共產主義拜拜了﹐共產黨這段歷史﹐怎么說﹐理論上﹐學術上﹐感情上對不起﹐都是迷失方向的多余彎路。

譬如﹐黃仁宇和李約瑟共同切磋“李約瑟難題”﹐中國和歐洲壓根兒走的兩股道﹐決無共享五種社會的道理。[90] 中國過去比歐洲文明發達多了﹐西方月亮沒有東方圓。四大發明不說了﹐挽具﹑馬鐙﹑鐵犁﹑獨輪車﹑船尾舵﹑傳送帶﹑曲柄﹑織布機﹑機械鐘﹑雨傘﹑扇子﹑風箏﹑瓷器﹑茶葉﹑綢緞﹑轎子﹑庭院﹑園林﹑宮殿﹑……從生產到生活﹐吃喝嫖賭性生活﹐大鼻子腦瓜怎么不開竅呢﹖劍橋河畔漫步中西比較﹐心心相印﹐琴瑟和鳴。[91] 可是一說到中國如何現代化﹐“哥倆兒好”立馬分道揚鑣了。李約瑟一根筋﹐繼續貫徹中西牛驥不同槽﹐與馬克思另眼相看俄國村社不約而同﹐既然資本主義從希臘羅馬開始﹐從頭到尾咬不上中國歷史的弦﹐反襯出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更合拍﹗— 有文為證﹕

重新調整內部的結構遠遠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遠遠比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更能與中國的過去相一致﹐因而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并且它將產生出一批完全不同的更高水平的管理者。[92]

不管是在今天的形式下﹐還是在今后要形成的形式下﹐兩千多年前在《禮記》中表達的“天下大同”的高尚思想﹐將無疑會取得勝利。[93]

“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的黃仁宇不敢茍同。中國與西方過去不一回事﹐不等于今天還可以特立獨行。“不要問我從哪里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贊成不贊成﹐愿意不愿意﹐過去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都必須市場經濟﹐才好數字化精確管理。[94] 要不要現代化﹐還用得著爭論嗎﹖問題旗幟鮮明﹐答案斬釘截鐵﹕

所謂資本主義體制是否曾在中國產生﹖如果未曾在中國產生﹐是否現在仍可及時添制﹐又﹐萬一與中國的國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如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

一個國家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和這個國家的“維新”和“現代化”有何區別﹖在實用的角度說來﹐如果兩種運動凝聚為一﹐將無法分拆。[95]

社會主義不可照搬﹐資本主義必須實行。黃仁宇倡導半天“大歷史”﹐兜了一個古代中國與歐洲不可同日而語的大圈子﹐回到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上﹐不期然而然﹐萬物歸一《歷史的終結》。學術研究的實踐證明﹐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超歷史﹐決非大家自愿﹑自覺。余英時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屬于“西方某些觀念的實驗”﹐當然不贊成中國共產黨。[96] 許倬云肆意汪洋《萬古江河》﹐結尾繞不開共產黨這段歷史﹐就不是歷史了﹐借助黃仁宇的文字搪塞﹐勉強得令人難以認真對待﹕

中共領導人﹐尤其毛澤東﹐從農村起家﹐在取得政權后﹐仍以農村社會的經驗為其建國方針﹐中共數十年﹐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都不外嘗試以農村經驗改造中國﹗

中國近代三次革命﹐其間的承襲與延續關系﹐遠多于劇烈的斷裂。黃仁宇以為蔣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國的上層結構﹐毛澤東重建了農村為基礎的下層結構﹐當可由上述分析覘見其過程。鄧小平的改革﹐又將鐘擺擺回到南京時代。[97]

實事求是加減法﹕五種社會形態﹐共產主義天國看不見了﹐社會主義陣營摸不著了﹐原始社會諸多神話傳說﹐到底什么回事﹐和今天走什么路沒有直接關系﹐歸人類學范疇。誰都看得見的﹐成熟體現出來的﹐有足夠文字記載﹐足以拿來解釋﹑說明今天的﹐余下西方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以來全球展開的資本主義。中國特殊﹐不過沒有和西方一模一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印第安人也有歷史﹐瑪雅文化古董值錢。南美混血﹐北美合歡。再特殊﹐跳不出普世價值的圈。東歐易幟﹐蘇聯解體﹐中國改革﹐全球經濟一體化﹐地球村里向錢看﹐除了氣候變暖﹐還有什么可爭論的呢﹖海外華人深情厚愛中國文化﹐大多不欣賞福山《歷史的終結》。[98] 可是﹐但凡說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再學習臺灣經驗改革開放﹐有幾位誰﹐能和浮淺的日裔美人劃清界限呢﹖

偏偏一猛子葉落歸根的南懷瑾﹐從心所欲不逾矩20年﹐2004年在太湖大學堂﹐化外之人畫外音﹐振聾冇發聵﹐石破天不驚﹗

共產黨統一了這個大國以后﹐幾十年來﹐有一件事情﹐我們歷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貧。大家窮﹐全體窮。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貧﹐全國中山裝﹐男女穿一樣﹐吃的一樣﹐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實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樣有錢。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有特點﹐領導了全民均貧﹐這并不壞哦﹗這個問題今天我第一次講﹐請你們學經濟的學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貧也是難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國僅管窮﹐都有飯吃﹐都有衣穿。

哪個時候﹐有位同學從大陸回到香港跟我講﹕“我佩服了共產黨﹗我當場和他們講﹐有三點不得了﹕大家有飯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醫藥方面﹐醫療掛號只要兩毛錢﹐任何人吃藥﹐中藥西藥合起來只有十幾塊錢﹐沒有醫生要紅包的。這三樣﹐我真佩服了﹗”我說﹐有道理。[99]

南懷瑾的道理﹐現代化到今天﹐三言兩語說不清了。相信在場聽講的袞袞諸公﹐未見得人人心有靈犀一點通。不過﹐有一條《亮劍》似的明明白白﹐沒法兒裝看不見﹕天人古今的老人家心里﹐中國應當走什么道路﹐與市面上齊聲高歌轉軌﹑變型的世界潮流﹐風馬牛不相及﹗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盜夸﹐非道也哉。[100]

五﹑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

表面上看﹐躲開說不清的歷史階段﹐將人類社會進步籠而統之成古代﹑現代﹐總能立于不敗之地。[101] 然而﹐約定俗成的天經地義﹐編排得再天花亂墜﹐社會實踐中﹐繞不開采用什么尺度衡量什么事物屬于現代﹐不算古代。否則﹐凡延續到現在的﹐都是現代的﹐“萬物靜觀皆自得”﹐哪里還有深化改革的用武之地﹖譬如沙特阿拉伯﹐全世界小兩百個主權國家﹐唯一一個用皇家姓氏命名﹐深化改革見怪不怪。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前海開發區”前沿的前沿﹐都在熱心提倡杜拜經驗哩。[102]

阿拉伯古代酋長不耽誤現代化。古怪得很﹐什么事一到祖國大陸﹐頓時哪兒哪兒都不對頭了。即便不談幾個社會的進化公式﹐抽象說現代化﹐從古代到現代﹐從過去到將來﹐只要早晚得跟國際慣例接軌﹐國際慣例千條萬條﹐唯獨沒有共產黨掌權沒完沒了這一條。不管黨內有過多少你死我活的左右之爭﹐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不怕說話難聽﹐脫了褲子放屁 — 多此一舉。東拉西扯的理由再多﹐歷史邏輯只認無論如何不可或缺的必然性。

譬如經濟改革揭橥農村的包產到戶﹐很多人簡單看成是里程表“回零”小農經濟。“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 人民公社﹐建議撤銷了。[103] 事后多年﹐超脫客觀的學術研究高瞻遠矚﹕中國現代化﹐從農村農業進步到城市工業﹐少數地主富農有錢供子弟上學念書﹐能夠接觸﹑接受和推動現代化的必需菁英。至少會算賬﹐數目字管理。誰都知道﹐土地革命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根本。90年代﹐宅心仁厚的黃仁宇﹐倡言兩岸兩黨殊途同歸﹐尚給大陸共匪保留一項“翻轉社會底層”的歷史任務。[104] 進入新世紀以來﹐臺灣現代化和平土改﹐日益成為大陸學界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口誅筆伐共產黨發動地痞流氓鬧土改﹐腥風血雨﹐最嚴重摧殘現代化最稀缺的地富菁英。[105]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設身處地﹐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北伐﹐浴血奮戰祖國統一﹐蔣介石不得不在上海借幫會“412清黨”﹐許克祥不得不在長沙派軍隊“馬日事變”﹐因為農民運動糟得很。當時“湖南的軍隊﹐無論軍官和士兵﹐大都來自農村。許多軍官的土地財產乃至家屬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連士兵們寄回家的那點兒養家糊口的錢都要截扣沒收。”[106] 楊奎松“系統地梳理蔣介石這一階段的思想言論﹐深入考察蔣介石從‘320’走向‘412’的心路歷程﹐”發現委員長決非刻意反共﹐不過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階段論﹐與共產黨爭奪原本屬于國民黨的民主革命領導權。“況且只有中國革命成功之后﹐共產黨也才能提出共產主義的任務。”[107] 于是﹐四人幫冤假錯案《人民公敵蔣介石》﹐[108] 亦應改正平反。

應當了解的是﹐蔣介石與共產黨人在工農運動問題上的分歧﹐根本上不是要不要堅持“扶助農工”政策。由于早年所受到的激進思想的影響﹐蔣一直是“扶助農工”政策的擁護者。幾乎在整個北伐期間﹐蔣都高唱“扶助農工”﹐并且反復宣傳國民黨的這一政策是先總理的既定方針﹐不可改變。但問題是﹐究竟應當扶助什么樣的農工﹐[109] 以及應當如何幫助農工取得自身的利益﹐他卻有著不同于共產黨人的看法。在蔣介石看來﹐農工問題的關鍵有兩個﹐一是操之在誰﹐工農運動斷不能操縱在反對國民黨（尤其是反蔣）的黨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適宜﹐即工農運動應當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戰爭時期尤其要以保持軍事勝利為限度。總而言之﹐就是“應當承認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是領導者﹐并采取措施﹐避免產生致使統一戰線削弱國民革命力量的各種麻煩和分歧。”[110]

順著這個立論的邏輯鋪陳開去﹐萬一沒有斯大林生造一個中國共產黨搗亂﹐[111] 由資產階級政黨合情﹑合理﹑合法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工農運動“尺度適宜”—“戰爭期間尤其要以保持軍事勝利為限度”﹐順利完成包括臺灣﹑蒙古在內的統一大業（鬧好了還有琉球和西伯利亞）﹐待這個階段的歷史任務大功告成﹐有蔣介石和布什父子早請示晚匯報同一個上帝東西半球倒時差保佑﹐“新生活運動”戒煙戒酒喝白開水兌禮義廉恥﹔有第一夫人美國長大﹐回美國國會美語演說傾城傾國﹐每每自詡“我唯一跟東方沾上邊的就是我的臉孔。”[112] 有“海歸”總理深諧國際慣例﹐日理萬機“滿口洋文﹐僅看英文公文﹐據稱中文公文需英譯。”[113] 有美軍裝備﹑訓練﹑指揮﹑運送國軍弟兄并肩戰斗﹐為民主憲政在同一戰壕流血犧牲﹔[114] 有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經驗﹐誰說誰背叛誰的三民主義不夠救中國﹖有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三條華龍﹐殖民地＋資本主義＝華人社會現代化的現成模式﹔更有民主選舉鍥而不舍﹐不選出希特勒來誓不罷休﹕在大陸選出蔣介石獨裁﹐“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115] 到臺灣選出李登輝臺獨﹐“他并不諱言終其一生﹐他自認是日本人的時間比自認是臺灣人的時間長得多。”[116] 蔣介石西狩重慶八年抗戰以暴易暴盲目排外﹐李登輝赴東瀛國難到名古屋任皇軍少尉 — 莫搞錯﹐不是漢奸皇協軍喲﹐[117] 親哥哥李登欽＝巖里武則“玉碎”了住靖國神社讓日本首相排隊參拜﹔[118] 接著﹐再接再勵連選連任律師專業貪污犯﹐七姑八姨腰纏萬貫﹐夫妻雙雙贏得多年吃飯不要錢﹐擦屁股紙報銷國務機要﹐正反兩面證明憲政民主妙味無窮﹔更有開放黨禁報禁新聞自由﹐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舊黨﹐你未唱罷我登場﹐自由撒潑﹑民主耍渾﹑專門議會里拳打腳踢（大街上有警察）領高薪（議員年薪＝部長）﹐電視新聞轉播火爆﹐舉世矚目跌破眼鏡﹔更有總統選舉﹑議員選舉﹑縣市長選舉﹑縣市議員選舉﹑各黨內各級選舉﹑各小區各級選舉﹑各行各業群眾組織事業單位俱樂部聯誼會選舉﹐大官小官真官假官官官選舉不舍晝夜﹐加上兩岸關系公投﹑買軍火公投﹑建化工廠公投﹑修高速鐵路公投﹑公投不公投公投﹐大事小事﹐沒事找事﹐一人一票﹐天天投票﹐投票前拉票﹐投票后謝票﹐花車彩旗披紅戴綠放鞭炮鑼鼓喧天﹐大街小巷送往迎來擠眉弄眼揮胳膊拉手抱小孩﹐擾民不勝其煩﹔……所有能說出來的現代化花樣﹐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國際慣例到中國傳統﹐一件不缺﹐只多不少﹗大可不必28年武裝斗爭“內戰”窩里斗﹐山溝里殺出山大王坐龍廷﹐粗黑的手呀掌那大印哪﹐土改＋鎮反把70~兩千萬識文斷字的地富菁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現在又咸魚翻身﹐[119]“陽謀”引蛇出洞50上百萬知書達禮的右派“改正”了依然《往事并不如煙》﹐三面紅旗土法煉鋼“以糧為綱”焚毀森林草原水土流失全球氣候變暖﹐天災人禍餓殍3250~7600萬必須在天安門造《墓碑》紀念﹐[120] 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蹲牛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無前例﹗……好不容易熬到崩潰邊緣懸崖勒馬﹐迷途知返﹐悔過自新﹐又30年過去﹐改革派拖泥帶水自己屁股不干凈﹐保守派茅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不讓私有化﹐電信﹑航空﹑鐵路﹑電力﹑石油等等國計民生國家壟斷暴利獨吞﹐從拒絕休克的“價格雙軌制”開始﹐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愈演愈烈﹐好好的資本主義給鬧成“權貴資本主義”烏煙瘴氣……[121] 怪不得大肚能容的蔡元培﹐北京大學鑄銅像流芳百世﹐1927年就生熟不可忍了﹐專程赴上海懇請蔣介石下決心殺共產黨血流漂杵。“平日畏惡共產黨極甚者﹐對于上海之處置黨案﹐莫不認為殘酷。”[122] 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前30年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傷天害理﹐后30年推三阻四經濟改革扭曲﹑光說不練政治改革延宕。耳順了再算總賬﹐怎么說都是“長痛不如短痛”。只要不再計較為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階級分析﹐上海國際大都市洋人租界里欣欣向榮的黑社會﹐比湖南窮鄉僻壤的地痞流氓﹐現代化含量高多了。

縱觀中共搗亂現代化的歷史﹐無論奪取政權之前﹑之后﹐一路吃盡“左”的苦頭﹐多次瀕臨滅頂之災﹐無數暴民尸積如山。連慘遭黑幫毒手的陳獨秀右傾路線﹐還是農村痞子運動釀成的惡果。看得見的原因是﹐多次黨內路線斗爭﹐總有干事無能﹑整人有術的小人興風作浪﹐嚴厲打擊﹑殘酷迫害革命同志﹐心狠手辣﹐令人發指﹗看不很清楚﹐共產主義海市蜃樓在朦朧中頻頻招手﹖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后﹐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實事求是發展經濟﹐腳踏實地改善民生﹐深刻檢討“左”的錯誤﹐黨內外總算形成前所未有的寬松環境。

真理多走一步即成謬誤。反過來說﹐糾正謬誤也不敢多走一步。“高大全”錯在一個“全”字。走下神壇 — 應該﹐沒說應該扔進糞坑。不再萬無一失之神﹐還原有血有肉之人﹐錯誤﹑缺點多多﹐成績﹑優點多多﹗痛恨“左”的禍害﹐不必要《告別革命》再否定革命﹐做學問走了﹐掉頭狠殺回馬槍。是善意總結經驗教訓嗎﹖面對左傾盲動招來的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回答是南昌起義﹐從此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照今天的度量衡﹐豈不是“左”上加左﹖[123] 新中國前30年大干快上﹐正趕上東風壓倒西風﹐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一系列順風“左”的錯誤創巨痛深﹐追悔莫及。后30年改革開放﹐正趕上西風壓倒東風﹐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抖擻否定一切的舊精神﹐再順風一路往右﹐保證不犯錯誤﹖尤其親身經歷過兩個方向的狂風暴雨﹐理應不難理解﹐越右越好﹐右出了界﹐照樣不能實事求是。小心重犯同樣性質的順風錯誤﹐必須抬頭看路。總結前人經驗教訓﹐宜為自己心存厚道﹐執中知止。

祖國大陸反“左”以后右轉彎﹐批左﹑防左30年一貫制﹐與互聯網上暢所欲言面對面﹕文革十年浩劫“左”了＝錯了﹐四清四不清“左”了≈錯了﹐大躍進餓死人“左”了＝錯了﹐反右擴大化“左”了＝錯了﹐三大改造過急﹑過快“左”了≈錯了﹐這些都是共產黨自己認賬的。中國人算舊賬愛“驢打滾”﹐隨著海內外解密檔案越來越多﹐鮮為人知的名人回憶（含蔣介石日記）越來越多﹐學術研究涉鮮獵奇﹐鉤隱抉微﹐死亡人數越算越多﹐經濟損失越算越大。死亡人數沒生下來的也算﹐因為沒生下來所以又沒生下來的也算……﹔經濟損失沒得著的也算﹐因為沒得著所以又沒得著的也算……。一聽說你虔誠懺悔﹐這輩子甭想還清欠債了。[124]

更要盒兒錢的是﹐酒足飯飽有的是閑功夫﹐一筆一筆往回倒﹐一步一筆血淚賬﹐每筆賬都比著算﹐看誰算得多。反之亦然﹐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老財的舊賬﹐或平反昭雪﹐或越算越少。你追我趕會師到起點﹐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集中發現﹐中國壓根兒不存在西方式的大地產。“根據我們現在計量研究的很多成果來看﹐人們普遍認為改革時代以前關于‘地主占地率’的說法有相當程度的夸大。幾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認為﹐以前的那種地主占有70％的土地﹐農民只占30％的土地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能成立的說法是倒三七。因此﹐“把地權不均說成是傳統中國社會弊病﹑社會沖突和社會危機的主因﹐是沒有根據的。”[125] 既然地權平均﹐何來地主剝削佃農﹖都說收成對半開﹐實際上﹐太多楊白勞不按合同辦事﹐躲債賴賬﹐欠租抗租﹐地主真正拿到手的﹐僅僅僅30％左右。[126] 據此﹐秦暉往高王凌的學術專著封面上題字燙金﹕“過去是以為地主如何殘酷剝削農民﹐地主階級因此成為中國落后的根源﹐……這些看法在有了這本書后﹐恐怕都應重新考慮。”[127] 收租院原本劉善人﹐[128]“半夜雞叫”因為實在太勤快。[129] 檔案﹑史料證據確鑿﹐有鼻子有眼兒。經過深入勘察既無地主亦無租佃的關中田園詩﹐[130] 秦暉把梁漱溟等“中國文化本位論”和“西方漢學的一些傳統”結合起來﹐贊譽有加“鄉村和諧論”。

與階級斗爭之說相反﹐這些學者把傳統鄉村看成一個非常和諧﹑溫情脈脈的大家庭。……如果說鄉紳在“中國封建論”者那里被描述為欺貧虐佃的大地產主﹐在這里則變成以道德立身﹑為鄉親請命的讀書人。這種作為地方菁英﹑鄉村自治代表和民間倫理化身的鄉紳﹐越來越成為解釋中國傳統鄉村的關鍵概念。[131]

拿這個“關鍵概念”回眸《暴風驟雨》﹐工作組攛掇趙光腚恬不知恥﹐三級露點有礙觀瞻﹐吹胡子瞪眼罵臟話掄拳頭﹐顯然也大大的“左”了＝錯了﹗而且不僅解放初﹐而且解放前﹐而且從建黨伊始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痞子運動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甚至《潛伏》黨內的大工賊﹑大內奸﹑大叛徒﹐終于爬到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城講話“剝削有功”﹐夠理性吧﹐一下鄉搞土改﹐目睹滿世界光腚﹐立刻情不自禁濫殺無辜﹐“道德立身﹑為鄉親請命的讀書人”死傷枕籍﹐極左造成“1947年的暴力土改”。[132] 由此可見共產黨不可救藥﹐洪洞縣里沒好人了。……從文革一路窮追猛打到土改﹐多米諾骨牌似的﹐盤點中國共產黨這點兒出息﹐包括煽動窮棒子“仇富”推翻三座大山的合法性﹐因為“民以食為天”所以“耕者有其田”才能保家衛國民族獨立的合理性﹐以及計劃調撥“一窮二白”構筑工業體系的歷史必然性﹐留下幾條干枯退色的陳舊標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張木生說得好﹐撥亂的目的是返正。反左是為了實事求是﹐正本清源﹐不該沿用四人幫的思想方法﹐過去“寧左勿右”﹐現在“寧右勿左”﹐比﹑學﹑趕﹑幫﹑超﹐看誰更右。[133] 譬如說政治改革﹐想不想當然都是多黨憲政。普世共識﹐毋庸置疑。于是有唐德剛首唱﹐滿清以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根據共和體制的法統﹐袁世凱才是最合法的“正式大總統”。[134] 順著這個法統往下捋﹐別說共產黨了﹐兩岸國父都得請下神壇。根據兩味“日本學者有人懷疑此事之真否”的日本史料足夠斷定﹐[135] 孫中山“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出賣滿蒙。”兩害取其輕﹐“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項城稱帝固然欠妥﹐孫大炮“在民主制度恢復在望之際﹐卻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號稱‘護法’﹐卻明目張膽踐踏法治。”宣誓效忠的“黨國”體制﹐板上釘釘﹐貼著商標從蘇俄進口的舶來品。[136] 最最無可救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條政綱﹐張口閉口“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37] 只差跟共產黨劃等號了﹐倒行逆施反改革﹗于是乎﹐〈孫中山愛國不愛國﹖〉學術大標題﹐打上有根有據的大問號。[138] 還要遑論其它嗎﹖革命黨人自殺炸彈恐怖襲擊﹐處心積慮破壞大清當軸的政治改革。《人民日報》社評論部前主任編輯奇書暢銷廣售﹐原來腐朽沒落的慈禧太后﹐其實一往無前的憲政正宗。

派大臣出國考察各國政治﹐標志清政府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這一轉變極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進步。從此﹐中國政治體制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拉開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當北京火車站冠蓋紛紜歡聲如潮﹐人們載歌載舞歡送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慈﹑端方五大臣出國考察之際﹐突有革命黨人吳樾引爆自殺式炸彈﹐施行襲擊﹐死傷十余人﹐紹英受重傷﹐載澤受輕傷。

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黨人對其他反專制的力量非常不寬容。其實﹐革命黨人汪精衛早就散布一種擔心﹕如果立憲取得成功﹐那么革命黨奪取權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設法破壞立憲。

爆炸并沒有炸退清政府實行立憲的決心﹐……表明了執政者意識到﹐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必須拋棄專制制度﹐向先進的民主制度學習。就此而論﹐這決不是僅僅為了欺騙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場騙局。……從當時社會各界的反應來看﹐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是慈禧太后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對戊戌變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國歷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139]

從前的“高大全”是楊子榮﹐現在的“高大全”是座山鵰。可恨大漢奸攪黃了老佛爺的民主憲政﹐不然﹐咱現在胸前飄領帶﹑腦后梳辮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亦樂乎﹖進﹐有普世價值指引﹔退﹐有尊孔祭祖托底。只可憐中間這段拖累了國民黨的暴力革命﹐從此再沒人待見﹐上下不連貫﹐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念“天地之悠悠”了……

世界名著《歷史是什么﹖》第一章〈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開宗明義存在決定意識﹕觀察角度不同﹐選擇注重不同的“歷史事實”。即便面對同一個“歷史事實”﹐從不同立場出發﹐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140] 不信試試﹐今天誰敢剽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定會有狗仔隊聞訊狂吠﹐扣一頂極左帽子﹐扭送官衙問罪。由此可見﹐用不著遮掩﹐也遮掩不住﹐歷史研究大是大非﹐是學術﹐也講政治。蘇聯解體20年﹐全球一體妖魔化共產黨專制暴政20年。中國改革30年﹐清算前30年“左”的教訓﹐雖未見得人人解恨﹑個個過癮﹐畢竟深揭狠批30年時間了。為了倒干凈最后一滴洗澡水﹐非要把孩子扔出去﹐徹底拋棄中國共產黨為多數人（不幸﹐總是絕對或相對意義上的窮人）謀利益的使命追求﹖

世界上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兩種評論。有些評論家認為改革會使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另一些評論家則認為中國不會放棄社會主義。[141]

如果堅持改革開放仍然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善建者不拔”﹐無論東歐﹑蘇聯改變成什么顏色﹐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多數人共同富裕的任務﹐自然而然提上日程。黃河安流必須順其自然﹐30年河東30年河西﹐讓干流在寬大河床左右遷徙﹔死磕一側不回頭﹐勢必釀成決堤﹑泛濫﹑改道。2008年“百年一遇”金融海嘯﹐右到頭的美國政府左傾回潮﹐在金融﹑房地產﹑汽車﹑醫療等領域大踏步“國進民退”﹐國有化“兩房”占美國住宅貸款一半﹐國有化AIG世界最大保險公司﹐屢禁買空賣空投機倒把﹐行政封頂企業花紅﹐充分顯示什么叫“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142] 為此﹐胡錦濤及時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43]“啟動內需”＝多數百姓要有足夠的購買能力。值得認真學習奧巴馬上萬億美元的醫療改革﹐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推翻新的三座大山﹗不光與少數人發財的國際慣例接軌﹐而且與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勞動安全﹑事故賠償﹑貧困標準﹑失業保障﹑醫療保險﹑最低工資﹑最長工時等等涉及多數勞動者福祉的國際慣例接軌﹐應當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努力方向。不是口口聲聲深化金融改革嗎﹖2007年“全國有2868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機構﹐約占全國鄉鎮總數的7％”。[144] 農村金融應當遵循什么國際慣例﹐尚未提上議事日程。[145] 根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邏輯大而化之﹐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勞動力成本普遍上升 → 減少出口﹐大多數人收入增加 → 擴大內需。出口轉內銷﹐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人民多消費﹐比起人民幣升值招惹投機熱錢﹑貿易戰阻滯廉價出口﹐更好順應發達國家興起“國進民退”的時代新潮流。

不僅如此﹐正如吳敬璉大聲疾呼﹐“與市場化經濟改革相適應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愈演愈烈的群體事件并非“突發”﹐嚴重影響安定團結。譬如﹐經濟高速發展30年﹐沿海城市就業一半多“常駐流動人口”﹐一視同仁的戶籍管理﹐不考慮亟需接軌國際慣例﹖[146]“居者有其屋”與農村“耕者有其田”一樣﹐屬于城市化（＝現代化）的頭等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滿足溫飽奔小康﹐唯此唯大﹗同樣英國舊殖民地﹐同樣市場經濟﹐房地產炒作熱火朝天﹐同樣數量的人均國土面積和人均GDP﹐人均居住面積﹐香港14平方米﹐新加坡1997年就超過25平方米。誰家以民為本﹐誰家和諧社會﹖鋼筋水泥說話﹕與香港的自由民主相比﹐西方強烈垢病新加坡專制﹐過去連口香糖都不允許咀嚼。警匪打斗片早成香港招牌菜﹐新加坡只拍得出《小孩不笨》。香港回歸12年鬧特首直選﹐愈鬧愈烈。新加坡1965年獨立﹐一人一票45年﹐選老了老子選兒子≈“金三代”﹐樣板權貴資本主義﹗[147] 更何況﹐解開房地產投機束縛房地產建設的桎梏﹐啟動城市化嚴重滯后積聚的巨大內需﹐解放生產力功德無量﹗[148] 再譬如﹐各類內外資企業家協會﹑俱樂部﹑聯誼會燈紅酒綠﹐有錢有勢參政議政﹐上億農民工成百上千萬黨團員四處流竄﹐兩代人過不上正常的組織生活﹐現代化必需的各類保障殘缺不全﹐拖欠工資家常便飯﹐迫切需要“文藝復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組織傳統﹐幫忙共產黨員找共產黨﹐改革工會優勝劣汰﹐[149] 組織農會優勝劣汰﹐大力健全申訴﹑罷工﹑法律援助等等法治建設﹐在共產黨領導的“世界工廠”﹐維護廣大勞動者的基本權益。[150]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經濟﹐不走回頭路。”[151] 在繼續珍惜﹑愛護﹑鼓勵少數人用正當手段致富的同時﹐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想方設法多數人共同富裕﹐這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改革開放的初衷。堅持這個初衷不動搖﹐扎根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深根厚基﹐天下為公＝“以百姓心為心”﹐獨闖﹑首創超越資本主義的民族振興之路。鄧小平堅信﹕“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152] 幾千萬革命烈士的鮮血不應白流﹗[153]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154]

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級分化。當然﹐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它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55]

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156]

如果因為階段論的共產主義虛無縹緲﹐把改革開放理解成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可逾越﹐與少數人發財的國際慣例接軌＝實現現代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后﹐進一步改革開放就是〈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包括農村集體土地私有化﹐國有戰略產業私有化﹐金融管制徹底放開﹐先富起來更上一層樓。[157] 甭管怎么來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多黨代議“輪流坐莊”由資本優勝劣汰政府服務﹐控制媒體的資本監督政府的言論自由等等﹐捍衛少數既得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而然提上日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雞生蛋又蛋生雞。堅決反共的錢穆﹐柏林墻倒塌毫不樂觀﹕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手心手背﹐“只要西方資本主義一天存在﹐共產主義也會存在。”[158] 果不其然﹐社會主義偃旗息鼓﹐美帝獨霸如日中天﹐拉美后院紅潮洶涌﹐查韋斯倡建第五國際。[159] 美國金融海嘯﹐《資本論》各國暢銷﹐馬大胡子頻頻榮登各類評選活動榜首﹐甚至歷史終結20年之久的福山﹐又急忙改稱“馬克思主義者”了。[160] 把話說透亮了﹐徹底粉碎左傾回潮的可能性﹐值得仿效老大哥的政治改革。有了經濟基礎﹐必需上層建筑。推翻一黨專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成果﹐包括出事沒出事的賴昌星﹑熱比婭﹑周正毅﹑黃光裕……長長的名單數不清﹐以及不那么容易出事的港商臺資﹑真假外資﹐才能比在美國﹑瑞典﹑臺灣﹑香港﹐更能落實西方資本主義都落實不了的制度保證﹐不包括西方資本主義不得不包括的各類安全保障﹐有選擇的﹑優惠少數人的國際慣例﹐才能在東方社會主義祖國大陸長治久安。

在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如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改革難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也尚未放開﹐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政府和國有部門依然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大部分資源﹐與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不相適應﹐而且“國進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時有發生。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的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16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中共15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和16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個年頭。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162]

根據30年漸進改革的曲折迂回﹐和平演變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最好的辦法是勸中共學聯共（布）﹐自己〈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163] 改弦更張﹐改名換姓﹐順理成章﹐名正而后言順。中國共產黨90歲高齡耄耋﹐血氣既衰﹐口齒不靈﹐壽終﹑正寢﹑安樂死。[164] 別鬧事﹐不流血﹐在三溫暖的睡夢中背過氣﹐不疼不癢不郁悶﹐趁心曠時神移﹐皆大歡喜。心知肚明的窮途末路﹐黃仁宇超脫（大歷史）﹑客觀（美國人）﹑中肯（中國人）的學術研究﹐路人皆知十多年了。

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產﹐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態。[165]

中國大陸十年來之經濟改革看來奇特﹐與先進國家的經驗相較﹐則仍是大勢所趨﹐事出必然﹐只是當初“共產”﹐今天又要固定私人財產權﹐看來好像出爾反爾。……縱是難以自圓其說﹐這些看來自相矛盾的行動已成事實﹐也只有硬著頭皮承認負責。看來中共甚可以改為中國人民黨或類似的名目﹐以示與民更始。[166]

《中國處在十字路口》﹐[167] 從1840年算起﹐船到江心補漏遲170年了。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宿命公式也好﹐古代﹑現代的籠統劃分也好﹐社會主義實踐失敗﹐共產主義理想幻滅﹐情愿不情愿﹐指不明白今后去哪里﹐資本主義就是社會進步《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可逾越﹐共產黨執政就是“左”。如何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中國的錢途還是前途﹐說到底﹐還是走什么道路的老問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問號。扳倒鐮刀鐵錘的黨旗﹐五星國旗可以含混過關﹐在多黨代議的憲政叢林里弱肉強食﹐隨波逐流﹖— 問號。[168] 左右彷徨﹐歧路亡羊。面對現實﹐與時俱進。膠柱鼓瑟不好使﹐閉目塞聽也不行。探索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亟需歷史哲學超歷史的理論研究。

大陸上“摸石過河”的過程業已走完﹐今后勢必游泳才得登彼岸。[169]

引用及參考書目﹕

S. A. M.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2000。

柏楊﹕《丑陋的中國人》﹐古吳軒出版社2005。

（美）蔡愛眉﹕《起火的世界》﹐（香港）泰德出版有限公司2004。

曹樹基﹕《大饑荒 — 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曹天予主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中國改革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人民出版社1962。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 — 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三聯書店2009。

朱迪斯‧M.本內特﹑C.沃倫‧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Chris Brazier﹕《另類世界史 — 打開歷史廣角》﹐（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2。

弗爾南‧布羅代爾﹕《世界史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弗爾南‧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書店1993。

格溫‧戴爾﹕《戰爭》﹐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 — 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Raymond Dawson編輯﹕The legacy of China（《中國的遺產》）﹐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1993。

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法）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商務印書館1963。

樊樹志﹕《國史16講》﹐中華書局2006。

亨得里克‧威廉‧房龍﹕《美國史事》﹐北京出版社2001。

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書店1980。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人民出版社1988。

傅筑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82。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貢德‧弗蘭克﹑巴里‧吉爾斯主編﹕《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 — 貨幣史片斷》﹐商務印書館2006。

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

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 — 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勒內˙格魯塞﹕《偉大的歷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灣）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灣）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21世紀》﹐（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

侯建新主編﹕《經濟~社會史評論》第二輯﹐三聯書店2006。

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金一南﹕《苦難輝煌》﹐華夏出版社2009。

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臺灣）風云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E. H.卡爾﹕《歷史是什么﹖》商務印書館2008。

唐納德‧卡根﹑史蒂文‧奧茲門特﹑弗蘭克‧M.特納﹕《西方的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Catherine Keyser﹕《體改所與政策制定 — 毛以后中國的專業化研究》﹐（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9。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新加坡世界書局1998~2000。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歷年出版。

《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李約瑟文獻中心編﹕《李約瑟研究》第1輯﹐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0。

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2003。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

G. E. R. 勞埃德﹕《古代世界的現代思考 — 透視希臘﹑中國的科學與文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2000。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海天出版社2005。

劉純﹑王揚宗編﹕《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李約瑟難題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論著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劉德增﹑孫明良﹑劉英偉﹕《亞細亞文明》﹐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呂振羽﹑裴文中﹑尹達﹑楊向奎﹑田余慶﹑唐長儒﹑鄧廣銘﹑韓儒林﹑吳晗﹑鄭天挺﹕《大師講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

羅素﹕《論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6。

丹尼‧羅伊﹕《臺灣政治史》﹐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黃山書社2008。

《馬可波羅行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197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梅新育﹕《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人民出版社2004。

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商務印書館1981。

孟令騫﹕《半夜雞不叫》﹐亞洲傳媒出版社2009。

南懷瑾﹕《老子他說》續集﹐（臺灣）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南懷瑾﹕《南懷瑾講演錄﹐2004~2006》﹐（臺灣）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南懷瑾﹕《中國文化泛言》﹐（臺灣）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南懷瑾﹕《歷史的經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

Peter Nolan﹕《中國處在十字路口》﹐（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

彭慕蘭﹕《大分流 — 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彭慕蘭﹑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 — 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臺灣）如果出版社2007。

錢穆﹕《現代中國文化論衡》﹐三聯書店2006。

錢穆﹕《文化與教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錢穆﹕《晚學盲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錢穆﹕《中國文化叢談》﹐（臺灣）三民書局2001。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79。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秦暉﹕《傳統十論 — 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與其變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 — 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臺灣）時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胡鬧領主”毛澤東﹕永不休止的顛覆與冒險》﹐（臺灣）左岸文化2006。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追尋現代中國》﹐（臺灣）時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1。

（韓）宋榮培﹕《中國社會思想史 —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孫立祥﹕《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孫中山﹕《三民主義》﹐（臺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Charles Singer﹑E. J. Holmyard﹑A. R. Hall﹑Trevor I. Williams編﹕A history of technology（《技術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索颯﹕《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隨筆》﹐（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談敏﹕《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湯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 — 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唐德剛﹕《晚清70年》﹐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 讀美國近來戰略研究》﹐（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 — 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原英文版﹕China’s price and enterprise refor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王樹增﹕《1901年﹕一個帝國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4。

王錢忠主編﹕《東西方科學文化之橋 — 李約瑟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

王鉞﹑李蘭軍﹑張穩剛﹕《亞歐大陸交流史》﹐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

衛建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衛建林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07。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衛建林（文甘君）﹕《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三聯書店2000（“文甘君”為筆名﹔見《衛建林自選集》前言）。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卡爾‧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夏宇立﹕《史說長征》﹐（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笑蜀﹕《大地主劉文彩》﹐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許倬云﹕《歷史大脈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許倬云﹕《萬古江河 — 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許倬云﹕《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許倬云﹕《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 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許倬云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薛鳳旋﹕《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轉型中的世界體系 — 沃勒斯坦評論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弗雷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楊奎松﹕《開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楊繼繩﹕《墓碑 — 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 — 辛亥前后史事發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 — 近代中國的政治人物》﹐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約翰‧伊特韋爾﹑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丹尼爾‧耶金﹑約瑟夫‧斯坦尼斯羅﹕《制高點﹕重建現代世界的政府與市場之爭》﹐外文出版社2000。

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

于光遠著述﹑韓鋼詮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 — 讀史筆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2004。

袁偉時﹕《近代中國論衡》﹐（香港）Roundtable publishing 2006。

翟同祖﹕《中國封建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張木生﹕《超越左右說實話 — 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

趙岡﹕《中國傳統農村的地權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

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艱難的探索 —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經濟管理出版社1987。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1]《鄧小平文選》三卷311頁。

[2] 推薦參閱王小強﹕〈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二〉﹐《香港傳真》No.2010~36（更新電子版No.HK2011~9﹐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1-9.pdf）﹔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游》﹖—“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三〉﹐《香港傳真》No.2010~53（更新電子版No.HK2010~3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3] 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388頁。

[4] 沃勒斯坦﹕《轉型中的世界體系》455頁。

[5]“再也找不出比賭博更公平﹑更效率的市場經濟了。”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

[6]“私有化的規模是驚人的。到1996年﹐大約1.8萬家工業企業實現了私有化﹐其中包括四分之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90％的工業生產都實現了私有化。私有化使在私營部門工作的工人占到了工人總數的80％。五分之四的小商業和零售店鋪也實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90萬家由俄羅斯企業家成立的新企業。70％的GDP是由私營部門創造的。”（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410頁）

[7] 1997年﹐60家金融工業集團壟斷50％的工業產值﹐控制70％的銀行資產（董曉陽﹕《俄羅斯利益集團》17頁）。

[8] 1991~1997年﹐俄羅斯的GDP陡降83％。1990年代末﹐俄羅斯的GNP只相當祖國大陸的三分之一。資產價值不低于兩千億美元的五百家大企業﹐以3％的低價私有化。1991~1996年﹐俄羅斯流出資金三千億美元（衛建林﹕《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42頁）。

[9] 耶金﹑斯坦尼斯羅﹕《制高點》411﹑418頁。另有說法﹐“許多經濟交易都是通過物物交換進行的 — 到1998年5月﹐大多數人估計至少有50％的交易是物物交換。”（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147頁）

[10] 伊特韋爾﹑泰勒﹕《全球金融風險監管》148頁。

[11] 衛建林﹕《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

[12] 蔡愛眉﹕《起火的世界》33﹑165頁。

[13] 鄧小平指示﹕“廣東賣淫罪犯那么猖獗﹐為什么不嚴懲幾個最惡劣的﹖老鴇﹐抓了幾次不改﹐一律依法從重判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三卷153頁）

[14]“80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三卷306頁）

[15] 參閱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

[16] 沃勒斯坦﹕〈今天的共產黨是什么﹖〉沃勒斯坦﹕《轉型中的世界體系》109頁。

[17] 全名《改革經濟通訊﹕轉軌》（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Transition）。先由世界銀行主辦﹐后變成世界銀行與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合辦。免費贈閱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

[18] 推薦參閱筆者在劍橋大學經濟和政治系的博士論文﹐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 — 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

[19] 弗蘭克﹕〈意識形態上的過渡與生產方式 — 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弗蘭克﹑吉爾斯﹕《世界體系》236頁。

[20] 鄧英淘﹕〈也談摸著石頭過河〉﹐《香港傳真》No.2007~2。

[21] 推薦參閱王小強﹕〈第三條道路去哪里﹖〉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77~102頁。

[22]“蒙古傳說自己的祖先是蒼色的狼和白色的鹿相結合而生的兒子。”（韓儒林﹕〈元史〉﹐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下冊頁49頁）

[23] 推薦參閱王小強﹕〈哀莫大于分裂〉﹐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215~268頁。

[24] 筆者黑體加重﹔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三卷311頁。

[25]《香港傳真》No.2009~53。

[26] 原文黑體﹔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60年〉﹐《財經》2009年9月28日74~103頁。

[27] 即便因為落后挨打而奮起直追了﹐“現代中國人對科學的追求主要還是出于功利的動機﹐而不是對科學知識本身有真正的興趣﹐更沒有注意到科學背后的文化憑借。科學是西方文化特顯其超越精神之所在﹐然而它不是功利思想的產物。相反地﹐西方人‘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才是科學的真正源頭。……西方文化講求真﹑善﹑美﹐科學是屬于‘真’的范疇﹐……如果再進一步說到‘善’與‘美’﹐問題便更復雜了。‘善’是宗教道德的領域﹐‘美’是文學藝術的領域。‘善’和‘美’的創造也同樣要假定人作為創造主體具有超越的能力。人能從原始的自然狀態超拔出來﹐逐步進入文明的歷史階段﹐是和宗教﹑道德﹑藝術等的出現和發展密切相關的。”（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499~501頁）不是一直在歌頌西方文明之理性嗎﹖西方科學史家認為﹕希臘辯論尖銳敵對﹐因為“想要成為真理主人的人﹐尋求通過戰勝所有其它有成功希望的人來建立他們自己的名聲﹐……為名譽 — 實際上是為招到更多學生 — 而戰”（原文黑體加重﹔勞埃德﹕《古代世界的現代思考》63~64﹑83頁）。所以﹐錢穆曾經教導余英時﹕“西方人又分真善美為三。真則自然之真理。美乃見于藝術。善則屬人之行為﹐但必信仰上帝而始有。則真善美皆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內。要之﹐可謂無人之存在。茍有之﹐則唯見人之有欲﹐不見人之有德﹐則又何人倫之可言。”（錢穆﹕《晚學盲言》229頁）

[28]“蠻夷戎狄本來在字源學上并無輕視之意﹐只是指文化不一樣的民族﹐稱之為夷﹑狄﹑胡﹐并不那樣輕視。等到‘天朝’意識有了之后﹐一圈一圈形成了一種華夷之別的觀念﹕我們中國是當中的‘天朝’﹐其它離‘天朝’愈遠的文化愈差﹐這才有文化優越感﹐然后才有鄙視其它民族的看法。”（《許倬云自選集》460頁）

[29]“在安陽殷墟墓葬中﹐曾出土過進食用的銅筷﹑銅匙﹐表明商人已走過用手抓飯拿菜的過程。而此后兩千多年間﹐歐洲人還未能走出。……不獨西班牙人﹐直到公元17世紀﹐法國頂闊的人也是用手抓菜往嘴里送。”（劉德增等﹕《亞細亞文明》34~35頁）

[30] 王樹增﹕《1901年》9頁。為此﹐王業健說﹕“1860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的時代﹐傳統享受著最高權威﹐所有的外國人被認為是落后的﹑未開化的民族。”（宋榮培﹕《中國社會思想史》248~249頁）

[31] 原文黑體加重﹔馬克思﹕《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427頁。

[32]“羅盤起源于中國的宗教﹐……早在公元1000年以前﹐它已經發展為各種測示方向的工具。我們不知道它是怎樣傳入歐洲的﹐在歐洲文獻中第一次提到它是公元1198年。……關于造船技術﹐……伊比利半島的造船業開始建造三桅帆船﹐多半是由于在14﹑15世紀歐洲地圖上看到中國的多桅帆船﹐又聽馬可‧波羅的描述而開始仿制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采用亞洲造船技術﹐使用棉帆布和瀝青來黏合密封船只上木料接合的地方﹐既使船只更堅實耐用﹐又把造船費用減少了一半。”（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下冊3~6頁）

[33]“據一項初步統計﹐從1980年以來﹐國內外關于‘李約瑟難題’的討論已發表論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達30余種。……參與討論者﹐既有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學者﹐也有科技界﹑經濟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幾乎可以說﹐凡是關心中國的前途和未來的人們﹐都對這個問題抱有或多或少的興趣。”（劉純﹑王揚宗﹕《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1頁）

[34] 李約瑟﹕〈科學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Raymond Dawson﹕《中國的遺產》237頁。

[35]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401~410頁。“在中國﹐技術的發展跟不上科學的發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現這種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無疑是中國人力資源太過豐富。中國不必發明機器來節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過剩產生的貧窮的永久性受害者。”（布羅代爾﹕《世界史綱》201頁）經濟學教科書有數字﹐在印度“資本品則非常稀缺﹐使用拖拉機的代價為使用人力的50倍”（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186頁）。

[36] 2009年﹐陳方正巨著《繼承與叛逆 — 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從科學“內史”證明﹐“西方與中國科學的分野其實早在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數學與哲學傳統形成之際就已經決定。那也就是說﹐公元前5~4世紀間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是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水嶺。”據此﹐“李約瑟論題就難免失去根據﹐李約瑟問題也連帶喪失力量乃至意義。……而具有那么特殊背景與結構的李約瑟論題和李約瑟問題﹐也再沒有必要繼續困擾我們。”（628﹑627頁）余英時在長序中百尺竿頭﹕“中國科技長期領先”的說法﹐從此可以休矣﹗“今天中國的科學教育已完全與西方接軌了﹐在第一流的中國大學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譯本作為教科書﹐是很普遍的。在這個明顯的事實面前﹐‘李約瑟問題’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因為東西方科學哲學像中西醫一樣完全兩碼事﹐“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于‘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游戲。……通過‘棋’的模擬﹐我們不必再多說一句話﹐已可知‘李約瑟問題’是根本不能成立了的”（XVII﹑XIV頁）。必再多問一句話﹕西方象棋從東方圍棋引進的“炮”﹐炸不壞人﹖

[37] 許倬云﹕《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74頁。“科技史專家一致認為﹐在16世紀以前﹐中國的工藝技術及生產力居世界之冠﹐不是同時代的歐洲可以望其項背的。”（許倬云﹕《歷史大脈絡》93頁）

[38] 在以往的歷史﹐西方的技術發展“基本上是模仿﹐有時對技術和原型加以改造。”（Charles Singer等﹕A history of technology二卷753~776頁）“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中國的一系列發明包括運河閘門﹑鑄鐵﹑深鉆技術﹑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藥﹑風箏﹑磁羅盤﹑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圓盤）﹑船尾舵和獨輪車。……直到中世紀后期﹐西歐的技術仍然沒有舊大陸任何其它‘文明’地區那樣先進。”（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260頁）“不能否認﹐12世紀亞洲的技術科學比歐洲要廣闊得多﹔由此產生的各方面機械比歐洲當時的機械要先進得多。因此﹐歐洲持續地向亞洲學習。”（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上冊185頁）

[39] Chris Brazier﹕《另類世界史》93﹑77頁。“史籍所記﹐以為東漢蔡倫發明造紙。但是考古所得實物﹐西漢已有紙﹐甚至早在戰國也有可能解釋為‘紙’的古字。”（許倬云﹕《萬古江河》184頁）

[40]“若拿中國人生活水平比﹐譬如拿唐代﹑宋代與同時期的歐洲比﹐中國人的日子好得多。所以馬可波羅到中國來﹐會說這個地方過日子真是好啊﹗馬可波羅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當時很繁榮的歐洲國家﹐但他到了中國﹐認為這里的日子好。”（《許倬云自選集》460﹑474頁）

[41] Michael Freeman如是說（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127頁）。

[42] 羅素﹕《中國問題》39頁。“括言之﹐兩宋的技術和社會誘因﹐使社會的發展水平達致歐洲國家相當于18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初階時期。”（薛鳳旋﹕《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186頁）弗蘭克羅列大量史料證明﹐直到18世紀﹐“中國最強﹐歐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間。”（弗蘭克﹕《白銀資本》266頁）“直到18世紀﹐中國的識字水平都比歐洲高”（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14頁）。

[43] 韓儒林﹕〈元史〉﹐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下冊91頁。

[44] 耿升﹕〈譯者的話〉﹐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2~3頁。“中國的亭塔在英國的花園里成為不可或缺的點綴。中國的各式家具也在英國紳士的鄉村住宅里成為珍品。”（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下冊37頁）

[45] 劉海翔﹕《歐洲大地的中國風》13~14頁。“長江下游所產棉布成為‘南京貨’（nankeens）尚在工業革命之前輸入歐美﹐保持夕陽前的質量優勢”（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72頁）。

[46] 于光遠﹑韓鋼﹕《“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32頁。

[47] 原文黑體字標題﹐《鄧小平文選》三卷253~257頁。

[48] 參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艱難的探索 —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49] 梁海涵﹕〈和中共地下黨的一次較量〉﹐香港《開放》2004年10月號68~69頁。

[50] 參見〈曾鈺成拒答是否共產黨員〉﹐香港《明報》2008年10月7日A10頁﹔〈梁振英反駁共產黨員質疑〉﹐香港《信報》2009年8月24日7頁。

[5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二卷83頁。

[52] 謝韜關于社會主義只能產生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之后的論點﹐堪稱典型（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曹天予﹕《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29~44頁）。

[53] 事實上﹐馬克思從未刻意強調如是公式﹐只說過“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二卷83頁）馬克思在歷史研究中﹐沿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以區別歐洲社會進化的歷史。概念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國和印度﹐中東國家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中亞國家韃靼﹐以及遠東國家爪哇和荷屬東印度群島﹐阿茲臺克時期的墨西哥和印加時代的秘魯。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是“半亞細亞”國家。“在談到伊斯特刺斯坎人和摩爾時期的西班牙時﹐馬克思也用了‘亞細亞’這個詞。”（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88頁）面對如此廣大的地理范圍﹐西歐社會進化的歷史﹐不僅夠不上一般規律﹐反倒成為偏居一隅的特殊個例（王小強﹕〈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啟示〉﹐《農村‧經濟‧社會》二卷347~356頁）。在這個意義上﹐彼得‧李伯賡懷疑希臘民主政制屬于“又一種邊緣文化﹖”（彼得‧李伯賡﹕《歐洲文化史》上冊26頁）

[54] 中國確有奴隸﹐“但我們不知道奴隸是廣泛參加生產勞動﹐抑或主要用于家內勞務。還沒有證據表明古代中國的經濟是基于奴隸制﹐而古希臘經濟則的確如此。”（許倬云﹕《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6頁）郭沫若著《奴隸制時代》首頁開宗明義﹕“中國社會的發展﹐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制和封建制﹐和馬克思主義所劃分的社會發展階段完全符合。這已經成為一般常識。40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國社會空白了奴隸制﹐在原始公社的廢墟上建立起封建社會的謬論﹐早已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海外關于中國是否有過奴隸社會的討論﹐始終沒有結束。譬如﹐有外國學者估計﹐中國蓄奴最盛的兩漢﹐奴隸占人口的比例不到1.5％﹔而希臘雅典時代﹐奴隸數量達到人口的35％（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210頁）。在這個意義上﹐金朝奴隸制。“1183年﹐蒙古人征服的前夕﹐農奴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金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勒內˙格魯塞﹕《偉大的歷史》278頁）。李約瑟認為﹕“無大規模蓄奴制度可說是促成早期中國文化在純粹和應用科學方面取得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李約瑟﹕〈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劉純﹑王揚宗﹕《中國科學與科學革命》87頁)

[55]《馬可波羅行紀》359頁。“當時的歐洲人很難相信他的所見﹐也不相信在他之后到中國來的那些人的所聞﹐……當時﹐威尼斯是歐洲最大的城市﹐有16萬人﹐而中國的杭州有六百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責怪歐洲人不理解呢﹖”（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122頁）“對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同胞而言﹐人口可能達兩百萬的城市（例如行在﹐即今杭州）﹑長逾1600公里的運河﹑靠紙鈔交易的經濟﹐根本是天方夜譚（威尼斯人才剛在馬可波羅出國期間建成他們第一個鑄幣廠）。”（彭慕蘭﹑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45頁）所以﹐“當時的歐洲人很難相信他的所見﹐也不相信在他之后到中國來的那些人的所聞﹐……當時﹐威尼斯是歐洲最大的城市﹐有16萬人”（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122頁）。不僅如此﹐“馬可波羅來中國﹐其時在元朝﹐中國歷史上這一時期很不象樣﹐但在他游記里﹐已經使當時西方人不信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經濟繁榮的國家之存在。”（錢穆﹕《中國文化叢談》262頁）

[56] 卡爾‧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

[57] 李約瑟浩瀚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表明﹐當時歐洲從中國的技術引進﹐具有全方位的特點﹐不僅四大發明眾所周知﹐包括鋼鐵冶煉技術﹑機械鐘表﹑把旋轉運動變成直線運動的傳送帶和傳遞鏈﹑拱橋和鐵索橋﹑深井鉆探設備等工程技術﹐包括水上航行的明輪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倉﹑尾舵等技術﹐包括天文學﹑宇宙學﹑解剖學﹑免疫學﹑藥學等領域。

[58] 湯因比說﹕“實際上現代英國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國中國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湯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275頁）安田樸用調侃口吻說﹕“出于巧合﹐我們今日仍通過會考而招收我們的一部分外交官和高級官吏。同樣是出于巧合﹐大家所說的民主國家也越來越受中國政治中的一種獨創的啟發。祝愿這樣的做法能長久地繼續下去。”（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719頁）

[59]“至2004年為止﹐已出土的有卜骨共16萬件﹐……目前認出了的個別字約五千個（部分可能是不同寫法和繁簡不同體裁的同一字）﹐解讀了的約一千字。”（薛鳳旋﹕《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69頁）“甲骨文完整的片子沒有了﹐現在保存的是些甲骨文碎片。這十幾萬片甲骨文約有四五千單字﹐現在能認識一千多個﹐有一多半還不認識。”（楊向奎﹕〈中國奴隸社會和初期封建社會〉﹐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上冊137頁）

[60] 譬如傅筑夫撰文黑體小標題﹕“假定戰國時期沒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則許多重大歷史變化將成為不可理解”（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216頁）。

[61] 中國長期停滯的命題﹐遭到《白銀資本》們的強烈抨擊。吳大琨抱怨得一語中的﹕“把一個明明不是和西歐社會走同樣發展道路的中國社會﹐硬要用和西歐社會同樣的分期名稱來分期﹐這是中國古史分期問題長期不得解決的主要原因之一。”（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中譯本前言5頁）傅筑夫義憤填膺﹕從秦漢開始﹐“中國歷史便完全沿著與歐洲歷史不同的發展道路前進﹐并為自己獨有的經濟規律所支配﹐因而對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所造成的結果﹐遂與歐洲完全不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傅筑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冊174頁）

[62]“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部落時代﹐（二）封建時代﹐（三）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后﹐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后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樊樹志﹕《國史16講》27頁）翟同祖考證西方“封建”定義﹐核心是封地和臣屬。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互相兼并過程中﹐就開始廢分封而立郡縣了。秦始皇以后﹐封建再不是國家制度的框架基礎（翟同祖﹕《中國封建社會》6~10﹑199頁）。所以李約瑟說﹕“無疑﹐中國早期確實存在封建社會制度﹐它可稱之為‘青銅時代’原始封建制度。它大致始于公元前1500年﹐延續至公元前220年左右。”（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李約瑟文集》56頁）布羅代爾說﹕“農民占大多數的中國社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社會。那里沒有享有封地的封臣﹐沒有采邑﹐也沒有農奴。”（原文黑體加重﹐弗爾南‧布羅代爾﹕《世界史綱》197頁）錢穆無數次痛批“近代國人﹐乃將西方人對社會一切之意見與討論移來中國﹐則宜其一無是處。尤甚者﹐莫如謂中國乃一封建社會。”（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197頁）馮天瑜專著《“封建”考論》﹐展開論述拿西歐封建社會硬套中國﹐形義脫節﹑名實錯置﹐堪稱蓋棺論定。

[63] 羅素強調﹕“野蠻人入侵羅馬并沒有產生更為先進的經濟形式”（羅素﹕《論歷史》142頁）。“中世紀（The Middle Ages）始于五世紀﹐迄于15世紀﹐整整橫跨一千年。仍有些人認為﹐這一千年是人類走過的一段最漫長而愚蠢的彎路﹐這一千年的貧窮﹑迷信和黑暗橫亙在羅馬帝國古老的黃金時代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新黃金時代之間。……對于許多其它人來說﹐中世紀就是‘黑暗時代’﹐是楔入古羅馬和文藝復興之間的一個巨大錯誤”（本內特﹑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1頁）。

[64]“當這些圣斗士滿載而歸之時﹐他們對生活的舒適與豪華有了新的認識﹐對自己過去野人一樣原始的生活方式深感羞愧悔恨。這種觀念的轉變很快就在西方大陸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反映出來 — 從房屋建筑到衣著服飾﹐從言談舉止到飲食起居﹐甚至人們消磨閑暇時光的方式﹐處處都顯現出東方文明的痕跡。”（房龍﹕《美國史事》4頁）

[65] 王鉞等﹕《亞歐大陸交流史》。“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羅馬文明從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種伊斯蘭化了的古典文明﹐這種文明保存甚至改進了那種文化的城市﹑優美和商業特征。確實﹐多虧了它們﹐有關古典傳統的大量知識才得以流傳下來。”（格溫‧戴爾﹕《戰爭》121頁）“同一地區的中世紀伊斯蘭教社會在技術上卻是先進的﹐是能夠接受新鮮事物的。它的識字率比同時代的歐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臘文明的遺產﹐以致許多古典的希臘書籍只是通過阿拉伯文的譯本才為我們所知﹔它發明了或精心制作了風車﹑用潮水推動的碾磨﹑三角學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術﹑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它采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又把它們傳到歐洲。在中世紀﹐技術絕大多數是從伊斯蘭世界流向歐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從歐洲流向伊斯蘭世界。……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于位居歐元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又承襲了希臘的學術。”（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260﹑264頁）“在伊斯蘭世界中﹐古希臘宗教﹑哲學思想文化﹐都十分活躍。12世紀時﹐它經由西班牙﹑法國南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以及威尼斯與拜占庭的密切交往﹐流入西歐。在西歐的貴族武士眼中﹐阿拉伯貴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異教徒。在巴黎的神學家們眼中﹐伊斯蘭哲學家擁有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可靠版本。……但丁對地獄的描寫﹐有許多地方是從伊斯蘭借來的。”晚到羅杰‧培根“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方濟各會修士﹐在《大著作》﹑《小著作》中﹐不時援引阿拉伯 — 猶太‘教父’的著述﹐在《哲學大綱》中援引了30多位伊斯蘭和猶太學者的著述。”（弗雷德里希‧希爾﹕《歐洲思想史》119~121﹑172頁）

[66]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三卷220頁。“亞歷山大里亞人所做的工作構成了16﹑17世紀科學革命以前西方世界所能了解的大部分科學知識﹐我們這么說并不過分。”（卡根﹑奧茲門特﹑特納﹕《西方的遺產》111頁）

[67] 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51﹑60頁。

[68]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395~396頁。

[69]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129~131頁。

[70] 原文黑體加重﹔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30頁。

[71] 恩格斯多次提起馬克思對拉法格說的話﹕“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致格‧亞‧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斷〉﹐〈致康‧施米特〉﹐〈致保爾‧拉法格〉﹐〈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5卷385頁﹔21卷541頁附錄﹔37卷432頁﹔37卷446~447頁﹔22卷81頁）。

[72] 原文黑體加重﹔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30~432頁。

[73] 馬克思﹕〈中國記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5卷545頁。

[74] 原文黑體加重﹔馬克思﹑恩格斯﹕〈國際述評（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265頁。

[75]“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當年蘇聯為了迫使俄國農民 — 土地公有的傳統村社社員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成師的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四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莊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秦暉﹕《傳統十論》297~298頁）

[76]“1917年4月﹐列寧回國﹐在火車站歡迎會上就喊出‘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的口號。當時二月革命剛剛成功﹐臨時政府剛剛建立﹐黨內外對這一口號均感不可思議﹐懷疑列寧犯了超越革命發展階段的‘左’傾錯誤。”（金一南﹕《苦難輝煌》58頁）

[77] 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263頁。

[78] 沃勒斯坦放眼世界﹐資本主義全球發展多年﹐“但是﹐產業工人仍然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世界勞動力的絕大部分﹐即生活在農村或農村與城市貧民區之間流動的勞動力﹐他們的狀況比他們五百年前的祖先更糟。”（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62頁）為此﹐沃勒斯坦賭咒發誓﹕“我試圖埋葬現代化理論”（沃勒斯坦﹕〈現代化﹕在行進中的安魂曲〉﹐《沃勒斯坦精粹》106頁）。

[79] 吳大琨﹕〈中譯本前言〉﹐翁貝托‧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4頁。

[80]“馬克思的五階段論是根據他觀察西歐歷史所獲得的一種綜合看法﹐他自己并不承認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通規律。……馬克思既然自己堅持他的歷史理論僅限于西歐一隅﹐則這個歷史階段論當然不可能具有科學規律的普遍意義。……從20世紀初年起﹐中國學人對西方實證主義的社會理論（如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已崇拜至五體投地。……因此與崇拜西方理論相偕而來的﹐便是把歐洲史進程的各階段看成普世有效的典型﹐而將中國史一一遵歐洲史的階段分期。從此以后﹐理論上的‘西方中心論’和實踐中的‘西方典型論’構成了中國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識。……這一‘削足適履’的史學風氣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也許在不太遙遠的未來﹐‘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369﹑6頁）

[81] 錢穆﹕《國史大綱》22頁。

[82] 錢穆痛惜時人學術“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故“學問亦絕不見為人格之結晶﹐僅私人在社會博名聲占地位之憑借而已。”真學問“當以真血性融入真問題﹐自創自辟﹐乃能為新時代新學術之真酵素與真火種。”（錢穆﹕《文化與教育》38~39頁）

[83] 錢穆﹕《現代中國文化論衡》4頁。

[84]“客觀方面﹐中國在過去三四十年中把過去的文化積存幾乎糟蹋光了。……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遷怒甚至從舊名教擴大到整個中國文化及其源頭（如最近《河觴》所表現的心態）﹐這符合現代人對知識必須‘實事求是’的要求嗎﹖……如果文化批評者的主觀愿望竟能實現﹐我們有一切理由相信﹕中國將再一次出現‘以暴易暴’的局面。……說實在的﹐中國今天弄成這種局面﹐正是由于‘立言’者缺乏‘責任倫理’之所致。……由于對現實不滿﹐越是驚世駭俗的偏激言論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賞。一旦激蕩成為風氣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506~509頁）

[85] 布羅代爾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沃勒斯坦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現代世界體系》﹐弗蘭克的代表作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彭慕蘭的代表作是《大分流 — 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86] 許倬云﹕《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10頁。

[87] 熱情推薦許倬云﹕《萬古江河 — 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

[88]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363頁。

[89] 從楊天石的〈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到楊奎松的〈孫中山愛國不愛國﹖〉堪稱典型案例。因為深入發掘的鳳毛麟角再多﹐絲毫改變不了辛亥革命創制五色國旗﹐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基本事實。另一個典型案例是紅軍長征﹐一﹑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拒絕北上﹐途中是否發過電報命令徐向前﹑陳昌浩“危害中央”（參見夏宇立﹕《史說長征》六章）。因為有沒有這封電報﹐絲毫改變不了張國燾先另立中央﹑后叛變革命的基本事實。所以筆者認為﹐〈歷史前進需要大是大非〉（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11~45頁）。

[90] 黃仁宇浩瀚巨著《資本主義與21世紀》﹐足夠證明“資本主義不可謂曾在中國生根﹐遑論萌芽﹐更談不上開花結果了。”（16頁）“中國近代何以沒有工業革命﹖何以沒有資本主義﹖這些問題是人人注意的。馬克思的歷史觀也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因為中國史上找不到資本主義的痕跡﹐就會使五階段論發生動搖﹔這樣就逼出了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其實資本主義是不是人類歷史所必經的階段﹐其本身便成問題。歐洲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幾乎是唯一的例子﹐近代的日本又當別論。我們不妨說沒有資本主義正是中國歷史的特色﹐跟西方比起來﹐這一點很顯著的。”（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143~144頁）

[91] 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323~440頁）回憶和李約瑟合作期間﹐時常漫步劍橋河畔的融洽交往。

[92] 李約瑟﹕〈中國社會的特征〉﹐《李約瑟文集》306頁。

[93] 李約瑟﹕〈中國與西方的科學和農業〉﹐《李約瑟文集》95頁。

[94]“站在資本主義生理學立場﹐我們也可以說每一個國家經過一段奮斗之后必須將其上層結構改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轉其低層結構﹐以便產生能夠互相交換的局面﹐更要經過一段司法與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間緊密聯系﹐也才能使以上三個原則順利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幣制諸種政策﹐使公私互為一體﹐也就是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黃仁宇﹕《資本主義與21世紀》34頁）

[95]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21世紀》15﹑34頁。對“無法分拆”說﹐錢穆“分拆”得好﹕“以此而言﹐一切學術﹐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有西方﹐無中國﹐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亦如是而止矣。……如是之國家﹐如是之民族﹐為之立心立命者﹐乃在國外﹐不在國內﹐而猶必主張國家之獨立﹐此非一次殖民地而何。誠可悲之尤矣。”（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5﹑181頁）“如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則不過為時代潮流沖卷而去之一較好名詞而已。”（錢穆﹕《晚學盲言》323頁）2010年底﹐劉曉波關于中國必須被殖民三百年的論斷﹐終于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推薦王小強﹕〈無喱頭《大話西游》﹖〉《香港傳真》No.2010~53（更新電子版No.HK2010~3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96]“以數億人的大國任意作西方某些觀念的實驗場所﹐一旦失敗了﹐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505頁）

[97] 許倬云﹕《萬古江河》446頁。錢穆講話﹕“我們從中華民國創立以后﹐為什么插進一段大陸的赤化﹖這也不是一個理論﹐還是由于人物﹐出了一個毛澤東﹐毛澤東不能說他不是中國歷史上一人物。正如民國初年出一個袁世凱﹐他們都有力量﹐有作用﹐可是也都是一個邪的﹐小的。使中國近代史平增禍害﹐橫添曲折﹐……直從新文化運動一路跑到今天共匪的文化大革命﹐他們要硬出難題﹐硬走絕路。”（錢穆﹕《中國文化叢談》34﹑76頁）

[98] 譬如黃仁宇說﹕“馬克思的歷史觀有一個最后的觀點（最近福山博士所作論文觀點相反﹐方式卻一樣）在哲學上稱為‘目的論’﹐我不能接受他的看法。”（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187頁）

[99]《南懷瑾講演錄》339~340頁。雖然南懷瑾說“這個問題今天我第一次講﹐”同一個道理﹐老人家講了無數次。南懷瑾弘揚中國文化﹐反對照搬西方﹐從頭到尾﹐都是徹底的﹑中國現代化必須超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路線。相比諸多海外華人學者﹐雖然都反對照搬西方﹐可惜﹐由于難以面對中國共產黨這段歷史﹐大多無法堅持到底。

[100]《老子》53章。推薦參閱南懷瑾新著《老子他說》續集﹐特別關于“惟施是畏”的精辟見解。

[101] 參見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

[102]〈學者指勿照抄橫琴﹐倡參考杜拜模式〉﹐香港《信報》2009年8月24日4頁。

[103] 參見陳一諮﹑鄧英淘﹑王小強﹑何維凌﹕〈對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農業經濟叢刊》1982年四期14~17頁。

[104]“我近年所著書即強調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北伐與抗戰替新中國創造出來一個高層機構。中共及毛澤東則因著土地革命翻轉了低層機構﹐今后中國之當務之急為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系。”（黃仁宇﹕《近代中國的出路》151頁）

[105] 推薦參閱楊毛﹕〈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香港傳真》No.2009~38。

[106]“這種情況﹐連主張激烈土地改革的共產黨人也深感沮喪。毛澤東這時就明確承認﹐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是在哥老會把握下﹐完全不聽指揮﹐不僅侵犯軍人家屬﹐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錢﹐而且連自耕農的土地也要求平分。……軍隊在向北京方向推進﹐軍隊的指揮人員多數是土地占有者。……兩湖農民自革命以來﹐即不再交租交稅﹐從而使政府財政遇到很多難題。……湖南軍隊的軍官們大都極為擔心家中的土地財產受到侵犯﹐……隨著湖南軍隊主力北上﹐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其攻擊的矛頭﹐開始指向農村的富裕階層﹐大批軍官家屬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響到相當一批軍官對農民運動不滿。……由于1926年七八月以來﹐湖南許多地區受到戰爭和農運影響﹐生產廢馳﹐糧食歉收﹐本地豪強﹐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戶’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沒有什么油水了。逐漸地﹐如果不動軍官家屬﹐就很少有可沒收的對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匯款﹐農會就無從獲得足夠的活動經費。因此﹐進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軍官士兵個人財產的情況也就愈發多了起來﹐并且一發而不可遏止。……軍官們明顯地對國民黨在前方打天下﹐而共產黨在后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余悸﹐以至于不斷提出我們‘究竟是為國民黨作戰﹐還是為共產黨作戰’的問題。”陳獨秀堅決反對莫斯科瞎指揮的左傾盲動﹐告共產國際說﹐武漢政府的“國民革命軍90％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動都抱有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變就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軍官們家里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沖擊的軍人﹐更是憤怒。”（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207~218頁）

[107] 筆者從行文中每每分辨不清﹐包括這句話在內的許多話﹐究竟是蔣介石當時的心路歷程﹐還是楊奎松揣度蔣介石心路歷程的心路歷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127﹑142頁）

[108] 推薦參閱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

[109] 這里強調所指﹐應當是書中引證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語錄﹐“農民受壓迫過久﹐穩健分子不易起來。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鋒﹐真正農民才得起來。”結果理所當然﹕“正是因為部分基層農會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質很低的農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難以得到理性的結果。”（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192﹑212頁）

[110]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154頁（引號中為1926年卲力子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日后臺灣的和平土改足以證明﹐蔣介石對工農運動的誠意。有意思的是﹐書中著力引證謝偉思批評赫爾利﹐“好像從未明白他試圖拉到一起的兩個黨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511頁）王樹增說得好﹕“1927年國共分裂是一個政治分水嶺﹐從此國民黨與共產黨所依靠的社會階層已劃分清楚。”（王樹增﹕《解放戰爭》上冊525頁）

[111]“在1921年秋冬之際至1922年間﹐共產黨中央機關的支出是1.75萬元﹐其中國產國際提供了16665元﹐第二年這筆支出全部由共產國際負擔。”（史景遷﹕《“胡鬧領主”毛澤東》85頁）

[112] 宋美齡英語好得當年有同學問﹕“美齡﹐妳真的是中國人嗎﹖妳說的是地道的美國話啊﹗”“美齡笑著回答說﹐她唯一跟中國沾上邊的就是她的臉孔﹐美齡后來也在不同場合說過類似的話﹐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我唯一跟東方沾上邊的就是我的臉孔’（The only thing oriental about me is my face）。”（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68頁）

[113] 宋子文歷任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林博文﹕《跨世紀第一夫人宋美齡》347頁）。

[114]“1945年9月﹐美國的兩師陸戰隊總計5.3萬人部署在中國北方海岸﹐除此之外在許多地方還讓日本軍隊維持武裝以防止共產黨的占領。”（史景遷﹕《“胡鬧領主”毛澤東》131頁）

[115] 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15頁。

[116] 羅伊﹕《臺灣政治史》285頁。“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影響很大。……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1945年﹐也就是我22歲之前﹐臺灣一直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李登輝﹕《臺灣的主張》40~41頁）李光耀體會出﹐“李登輝是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他常讓人感到是站在日本的利益上講話﹐以日本人的世界觀﹐以一種與中華民族存在敵對的潛意識作為精神武器。”（孫立祥﹕《戰后日本右翼勢力研究》372~373頁）

[117]“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因學生動員﹐在名古屋擔任日本陸軍的少尉軍官”（李登輝﹕《臺灣的主張》47頁）。日本殖民臺灣﹐推行“皇民化”政策。“全家講日語的‘國語’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則‘晉升’為‘皇民’﹐地位超過一般臺灣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時﹐側身‘皇民’的臺灣人不過4％。太平洋戰爭中﹐臺灣人參軍﹐也有人因此‘晉升’為‘皇民’﹐至戰爭結束‘皇民’比率已到7％。……太平洋戰爭時期﹐大量臺灣青年參加日軍﹐或為軍夫﹐或為兵士。數萬臺灣人因為參軍﹐得以成為‘皇民’﹐地位雖不如日本軍人﹐卻高于本地人。這一提升地位的機會﹐使許多臺灣人認同于日本。……至于‘晉升’為‘皇民’的少數人﹐則完全認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賜予’的‘現代化’。”（許倬云﹕《歷史大脈絡》234﹑309﹑237頁）

[118] 2005年4月﹐“臺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說是拜祭臺籍陣亡將士﹐包括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后經證實﹐新竹縣濟化宮供奉3.3萬臺籍日本兵﹐包括李登欽﹐用日本名字“巖里武則”﹐皇軍上等機關兵﹐1945年在菲律賓陣亡（〈臺聯黨主席參拜靖國神社引發民眾抗議〉﹐〈臺聯黨謊言被戳穿﹐李登輝兄長靈位移出靖國神社〉﹐http://b5.chinanews.sina.com/2005/0406/1813467392.html）。

[119]“看看中國被殺的反革命分子 — 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在1950~1952年間﹐大約70萬名‘地方惡霸與劣紳’被殺 —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過程中沒有錯誤存在﹐這些人都該死。但是﹐當香港的報紙指稱有二千萬人死亡時﹐他們明顯離譜了。毛澤東問﹕‘我們怎么可能殺兩千萬人﹖’”（史景遷﹕《“胡鬧領主”毛澤東》158頁）

[120] 前面的數據由曹樹基精心計算﹐還說“原中共中央體制改革研究所的陳一諮披露﹐體改所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大約有4300~4600萬人死于饑荒。陳氏稱﹐另有一份提交給中央最高領導的資料說﹐死亡人口可能高達5~6千萬。”（曹樹基﹕《大饑荒》4~5頁）這是在憑空捏造了﹕筆者曾任“體改所”常務副所長﹐主持研究工作。體改所1984年建立﹐1989年撤銷﹐期間忙于當時改革的調查研究﹐沒有職責也沒有能力倒騰60年代的舊賬（參閱Catherine Keyser﹕《體改所與政策制定》）。后面的數據來自楊繼繩﹕“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四千萬。餓死人數加因饑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7600萬人。”為此﹐建議在所有餓死人密集的縣份﹑省會﹑“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楊繼繩﹕《墓碑》12~16頁）

[121] 1980年代﹐吳敬璉反對“價格雙軌制”用心良苦。“如果這種‘權力貨幣化’或‘權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續下去甚至得到加強﹐就會造成廣泛的尋租（rent-seeking）環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而如果不能及時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鏟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助長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后果。”（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財經》2009年9月28日94頁）值得一問﹕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徹底私有化＋共產黨下臺的民主化＝非權貴的好端端的市場經濟﹖

[122] 1927年8月18日《大公報》社評（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260頁）。“1927年5﹑6月﹐僅長沙附近﹐就有上萬人被殺﹐武漢的罹難者也有數千人﹔被殺的包括合法召開會議的農民代表﹑地方農民協會的成員﹐甚至近來剪短發明志爭取解放的激進女青年。”（史景遷﹕《天安門》312頁）“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它革命人士﹐就達33.7萬人﹔至1932年以前﹐達一百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澎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金一南﹕《苦難輝煌》23頁）日后﹐學生愛國請愿抗日﹐蔣介石主張用機關槍打﹐最終激怒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289頁）。

[123] 果然﹐唐德剛有言﹕“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1927年底之‘廣州公社’。卒使廣州鬧市﹐頓成灰燼﹐死人如麻。”（唐德剛﹕〈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383頁）

[124]“228事件﹐犧牲的人數有不同的說法。臺灣的黨外人士及民進黨﹐在列次選舉中﹐曾提出的犧牲人數﹐由1.8萬到12萬人種種不同的數字。”（許倬云﹕《歷史大脈絡》311頁）就憑這條“中國特色”﹐臺灣也沒有理由獨立。

[125]“1980年國家統計局曾經以當年的各地土改檔案綜合推算﹐認為全國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為38.26％。中央黨校郭宏德教授則根據幾百份統計匯總平均﹐算得20世紀20~40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國平均約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為32.16％。換言之﹐民國時期中國土地總量中地主擁有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農民的土地應該占一半以上。類似的研究很多”（秦暉﹕〈關于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59﹑64頁）。

[126]“鑒于地主實際取得的地租只占與佃農約定租額的七八成左右﹔同時﹐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說占有產量的50％﹐而大約只有40％左右﹔這樣算下來（70~80％乘以40％）﹐實際地租率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的30％左右。”（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177頁）

[127] 高王凌﹕《租佃關系新論》封面。

[128] 參閱陳敏署名“笑蜀”的翻案專著《大地主劉文彩》﹔鳳凰衛視專題節目〈大地主劉文彩〉﹐http://www.56.com/u67/v_MjExMzcyMTY.html。

[129] 參閱孟令騫的《半夜雞不叫》。Google檢索可得59.6萬條信息﹐包括杜興﹕〈《半夜雞叫》地主原型周扒皮其實是厚道人〉（http://book.qq.com/a/20080807/000010.htm）等等。

[130] 數學公式＋基尼系數均充分證明﹐關中農村地權平均﹐階級分化少少﹐“大略而言﹐稱之為‘無地主’﹑‘無租佃’并不算十分夸張。”（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71頁）

[131] 秦暉﹕〈關于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二輯57頁。

[132] 楊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 — 有關中共土改史的一個爭論問題〉﹐楊奎松﹕《開卷有疑》290~356頁。

[133] 推薦參閱張木生﹕《超越左右說實話》。

[134]“根據‘中華民國’搞‘共和體制’（republicanism）的‘法統’（legitimacy）來說 — 不﹗根據世界各國搞共和政體的法統來說 — 任何法學家﹑歷史家都不能否認袁世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總統。— 他比他的繼任‘總統’— 從黎元洪到李登輝 — 都更為‘正式’﹐更為‘合法’。……其合法性﹐和當選的法律程序﹐和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幾乎（不﹐不是‘幾乎’﹐是事實上）完全一樣的。可是他的繼任國家元首﹐從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蔣中正……毛澤東……到李登輝﹑江澤民……﹐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上說﹐就沒那么光鮮了。”（唐德剛﹕《晚清70年》五卷10~11頁）

[135] 根據一個“日本學者有人懷疑此事之真否”的回憶﹐加上三井物產職員寫給公司顧問的兩封信﹐李吉奎斷言﹕“這種確定以領土主權的提供﹐去換取帝國主義援助的辦法﹐不管動機如何﹐都至少不能認為是正當的辦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319~326頁）

[136] 原文黑體小標題（袁偉時﹕〈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袁偉時﹕《近代中國論衡》111~191頁）。袁偉時判孫中山“出賣滿蒙”﹐根據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該文重復收入楊天石﹕《尋求歷史的謎底》265~279頁﹔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273~289頁。

[137]“所以我用民主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么分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不是馬克思才發明出來的﹐當原始人類發生的時候﹐便有這種制度﹐便是實行共產。……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于國家﹐不只是共產﹐甚么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于國家要甚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孫中山﹕《三民主義》176﹑180~181﹑202﹑208﹑215~216頁）

[138]“我們從來都被告知﹐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者’。……關于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洲地區權益或提供其它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對于這一說法﹐習慣于為尊者諱的一些臺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度。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經過十多年深入發掘史料和細心研究﹐我們在1990年代末終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焞教授的《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兩本專著﹐內中對孫中山出讓中國滿洲權益的問題頗多討論。”（楊奎松﹕〈孫中山愛國不愛國﹖〉楊奎松﹕《開卷有疑》1~2頁）

俞辛焞再三強調﹕“日本是抓住他們的希望﹐迫使他們租借或割讓東三省的。……‘滿洲’租借或割讓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先后提出的﹐并脅迫孫承諾。……但中方卻至今尚未發現有關的資料﹐如中方也有發現﹐此問題方可下肯定的結論。……筆者認為﹐現在下此種結論為時過早﹐要對這么重大的問題下肯定的結論﹐非有孫﹑森雙方的直證材料不可。盡管森的信函是直證材料﹐但那只是單方面的﹐孫的有關直證材料尚未發現﹐只有發現孫的直證材料才能下確鑿的結論。其次﹐從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孫對‘滿洲租借’的明確態度。”（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501~516頁）

[139]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242~243頁。

[140] 推薦參閱卡爾﹕《歷史是什么﹖》只有280頁﹐非常經典。

[141] 鄧小平﹕〈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鄧小平文選》三卷134頁。

[142] 推薦參閱梁曉﹕〈轉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傳真》No.2009~18。

[143] 推薦參閱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44]“2007年年底﹐全國縣域金融機構的網點數為12.4萬個﹐比2004年減少9811個﹔縣域四家大型商業銀行機構的網點數為2.6萬個﹐比2004年減少6743個。”（〈內地7％鄉鎮缺乏金融機構〉﹐香港《信報》2008年9月29日30頁﹔中國人民銀行農村金融服務研究小組﹕《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080922/09215328055.shtml）

[145] 秦暉的引證值得注意﹕“1969年﹐美國農民合作社成員達640萬人次﹐而全美農戶還不到兩百萬﹗顯然﹐大多數農民至少參加了一個﹑往往是同時參加了幾個合作社。當年全美農產品的36％是農民合作社生產的﹐……西歐﹑北歐的農民合作社比美國更發達。以畜牧業現代化聞名全球的丹麥﹐農民合作社控制著91％的牛奶﹑65％的黃油和90％的生豬出口。”（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377頁）

[146] 秦暉指出﹕“直到今天﹐在我國戶籍制度中‘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之間的壁壘仍有濃厚世襲身份乃至種姓制色彩。”（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31頁）

[147] 在秦暉眼里﹐“家~國一體化的宗法共同體”﹐家長→族長→皇帝均為“天然首長”﹐君＝父﹐忠＝孝﹐專制暴政任意折騰私有財產﹐國有壟斷官商主導“偽商品經濟”﹐大相徑庭“五月花精神”和“美國式道路”﹐非徹底鏟除不可。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成為第一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華人社會﹐四處吻合秦暉深惡痛絕的中國傳統﹐堪稱秦暉所謂“偽現代化”之典型（推薦參閱秦暉﹕《傳統十論》﹔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

[148] 詳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于區分住房消費市場和投機市場的展開分析。

[149] 1995年春﹐筆者與王漢生﹑孫立平﹑張軍等在廣東東莞專題調查﹐大多數“農民工”并非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多為中學畢業的知識青年﹐不曾也不會種地﹐其中很多黨﹑團員。倘若能與當地黨﹑團組織建立臨時組織關系﹐不僅可以在工會組織過程中發揮有領導的積極作用﹐而且可以在人員流動的基礎上﹐直接推動黨﹑團組織屬地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推薦參閱廣東外來農民工聯合調查組﹕〈精英移民與新興大城市戰略 — 廣東省外來民工調查報告〉﹐《戰略與管理》1995年五期112~120頁）。

[150] 秦暉的引證值得注意﹕到處推銷“休克療法”的薩克斯﹐“他分析東歐轉軌為什么失敗﹐就因為東歐社會福利太多了﹐工會太強大了。他向捷克總理克勞斯建議學習中國﹑學習東亞﹐它們不搞社會福利﹐它們把所有的社會負擔都推給家庭﹐于是它們成功了。中國更了不起﹐那里根本不許搞工會﹐怪不得資本家都爭相去投資﹗你們東歐能比么﹖”（秦暉﹕《傳統十論》291頁）

[151] 原文黑體﹔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60年〉﹐《財經》2009年9月28日78頁。

[152]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三卷346頁。

[153]“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三卷137頁）

[154] 鄧小平﹕〈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鄧小平文選》三卷134頁。

[155] 鄧小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小平文選》三卷149頁。

[156]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鄧小平文選》三卷172頁。

[157] 推薦參閱胡祖六﹕〈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香港傳真》No.2008~92。

[158]“正為今天這個世界﹐一切人生發動力在資本主義者﹐則無怪反過來要有共產主義的崛興。但共產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反面﹐把反面來反正面﹐其實正反兩面還是一體。正如你的手﹐手掌手背﹐還是那只手。……所以西方人到底不能徹底反過那共產主義的﹐我們不要對此太樂觀。”（錢穆﹕《中國文化叢談》101頁）

[159] 推薦參閱索颯﹕《彼岸潮涌》。

[160] 推薦參閱衛建林三卷本的《全球化與第三世界》1285~1292頁。

[161] 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60年〉﹐《財經》2009年9月28日94~95﹑102頁。

[162] 吳敬璉﹕〈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論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五期10頁。

[163] 推薦參閱辛子陵﹕〈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香港傳真》No.2008~21。

[164]〈達賴稱“中共應體面退休”〉﹐香港《信報》2010年2月22日15頁。

[165] 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124頁。

[166]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21世紀》478頁。

[167] 推薦參閱Peter Nolan﹕《中國處在十字路口》。

[168] 正面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推薦參閱袁偉時﹕〈當前中國民族主義逆流管窺〉﹐《香港傳真》No.2007~69。反面分析推薦參閱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169]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21世紀》478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