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極“左”思潮--論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

也談極“左”思潮--論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

何雪飛

一 當前，中國國家安全遭遇全面挑戰　　

二 國家安全問題突出，主要是由于極右派猖獗　　

三 極右派猖獗，有極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四 極“左”思潮出現--極右派猖獗的直接后果　　

五 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　　

一 當前，中國國家安全遭遇全面挑戰　　

經濟安全 　　

中國每個對外開放產業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控制了21個產業，占75%。（據《經濟參考報》》　2005年6月4日　）　　

眾多國有企業被賤賣，國資流失嚴重，國企改制嚴重摧殘了中國產業工人。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再占主導地位。僅剩的國有壟斷企業也變相地引進資本主義管理機制，高管獨裁，高管高薪，成為偽公有制企業。　　

外貿產業，核心問題在于市場化自由化嚴重，缺乏國家的計劃指導。所以中國出口企業第一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與技術，主要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第二，沒有迅速像日本韓國那樣由國家將企業整合起來共同對外，而是為了降低產品價格爭取海外市場，相互間惡性競爭壓價。由于產品利潤與財富白白廉價外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普通勞動者沒有真正富裕起來。沿海出口地區由于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過度接軌，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深化后，沿海出口經濟一夜間陷入困境。　　

由于市場化過度泛濫，連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市場化了。形成了民怨紛紛的新三座大山。　　

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已經與美國接軌，處于世界前列。由于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依靠出口、房地產等泡沫拉動，經濟危機陰影籠罩。　　

除了產業領域外資攻城略池外，中國經濟心臟--金融領域也出現一個漢奸買辦集團。香港愛國報紙《太陽報》報道：“中國金融界丑聞迭爆，早已被國人聲討。遠的有幾間大商業銀行海外上市，低價出讓，流失上萬億國有資產，近的有投資美國黑石公司失利、購買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的幾千億美元因次按危機而風雨飄搖。”　　

政治安全　　

中國政治體制雖然表面上還是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協制，但實際運行上已經與資本主義全面接軌，突出表現就是腐敗嚴重，權力為資本家服務，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保駕護航甚至雪上加霜。只是當前這種實際運行還沒有像美國那樣合法化。　　

各級權力部門以改革開放為借口，爭相取媚資本家階層。官員喪失信仰，又缺乏有效的人民民主的監督，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得到共識。許多地方各級權力被資本家所控制，勞動者與官員的矛盾、勞動者與資本家的矛盾尖銳突出。　　

司法制度與西方接軌后果嚴重。法官、尤其是律師幾乎受西方法治思想洗腦，拋棄了毛時代的群眾路線及人民陪審員制度，以司法獨立的名義擺脫了群眾的監督與黨的領導，成為一個腐敗的、為資本與權勢服務的利益集團，冤案錯案層出不窮，每一天都在積累社會危機。　　

社會性、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美國控制的敵對勢力趁機的發展壯大。除了輪子功邪教、地下基督教、上訪群眾外，美國中情局吸收蘇聯東歐轉型的經驗，重點指導中國極右派知識分子通過介入公共事件、借助為弱勢民眾維權的方式，積累發動顏色革命的能量。一旦風雨欲來，幾只黑手將統一發力，與美國政治軍事壓力邀相呼應，一舉完成殖民化中國的大計劃。　　

文化安全　　

全黨全民沉浸在消費主義的狂歡中，漢奸文化泛濫，精神危機嚴重。《色戒》《集結號》等影視作品是這種危機的一個表現。西方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基督教等思想以相互配合地方式大肆入侵，前者制造思想空虛，后者則趁機占領，這些思潮俘虜了很大一部分各級領導干部及人民群眾。認同美國文化、認同美國經濟政治體制的干部、知識分子、學生不計其數，他們絕大部分認識不到美國壟斷資本財團是中國人民的長期的最大的敵人，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漢奸及漢奸勢力的幫兇，還認為自己是在追求正義。　

文化戰線的全面失手，是因為西方對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場文化轉基因工程。這項工程的核心任務就是瓦解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這項任務的核心戰略就是鼓動非毛化思潮。當前，在極右派文人及南方報系的宣傳下，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創始人毛澤東被妖魔化為一個擁有億萬稿費的富翁、一個私生活放蕩的土皇帝、一個為了爭奪個人權力不惜發動文革傷害千萬人的偽君子。　　

以反思文革、推進改革開放為借口，非毛化思潮幾乎暢行無阻，沒有得到官方任何阻擊。如果一個共產黨官員相信了這些謊言，其意識形態領域必然是土崩瓦解。既然連毛都是如此自私腐敗，那么他對于任何其他領導人、其他上級都不會有崇敬感，任何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說教對于他來說都是騙人的，他必然向物質利益投降成為腐敗分子，必然向西方投降成為漢奸分子。　　

可見，文化防線失手，是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問題出現的根源，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才能治標治本。　　

毫無疑問，不信毛澤東，就不會信鄧小平，更不會信馬克思。不清理非毛化思潮、不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干部、不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經濟政治建設，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死路一條。這是中國歷史的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二 國家安全問題突出，主要是由于極右派猖獗　　

這里說的極右派，指的是全盤西化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派、新自由主義派、市場原教旨主義派、普世價值派，顏色革命派。實際上，張維迎、吳敬璉、高尚全、茅于軾等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都是普世價值派，而政法系要求與西方政治制度接軌的賀衛方、黃松有等又無疑迷信美國的市場經濟，而新一代極右派代表如余杰、王怡等除了政治經濟上迷信美國外，文化上則干脆信仰了基督教。總之是要求全盤西化。網民們籠統稱之為奸買辦集團。一句話，他們的主張要點在于要與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面接軌。　　

這一派勢力，無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無論是在權力核心地帶還是在普通民眾間，都擁有極其強大的影響力。　　

比如，以騙子高尚全為例。作為極右派的元老，高尚全對改革開放的誤導可謂根深蒂固。他長期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拒絕承認改革開放由于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出現了一些失誤。　　

他否認新自由主義對拉美、俄羅斯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危害，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什么意思呢？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經濟全球化。”而對于這四化，他是全面贊同的。（見高尚全《不能把“新自由主義”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改革上》）　　

06年高尚全召開新西山會議，在會議中賀衛方、張維迎等提出了他們蓄謀已久的全盤西化的總綱領。　　

高尚全此人一貫自吹自擂，靠騙術欺騙國家領導人。比如“毛澤東早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中就講了“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認為“把什么東西統統集中在中央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9頁）后來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里也講了這個問題。　11月6日　章世鴻在《人民日報》也發了一篇《給企業適當自治權》的文章。這以后，高尚全才在　12月6日　發表了他的那篇《企業要有一定的自治權》的文章。改革開放后，高在多次講話里，包括在對外賓的講話里，把“擴大企業的自治權”當作自己的發明到處宣揚，結果鬧出大笑話。”（見《奚兆永：評應克復“自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一文》。）　　

再比如，憲法與黨章及黨的各級文件都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由于高尚全無法像海外人士那樣直接攻擊憲法，于是他發明一詞“民本經濟”，要求中國社會要以“民本經濟”為基礎，而“民本經濟是相對官本經濟而言的，其主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可見民本經濟就是指私營經濟，他的主張就是全盤私有化、市場化。由這種騙子常年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結果可想而知。　　

再比如，腦殘分子吳敬璉。此人外號吳市場，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代表人物，可以說是盡人皆知。奇怪的是，這種人竟然成為了某些高官的貼心智囊，成為主流媒體的熱捧人物。　　

　8月30日　，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前夕，吳敬璉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提問時，表述了他所謂的改革的“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他認為“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毫無疑問，他在替黨中央宣布：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歐美模式”。吳敬璉這樣說是有緣由的，不錯，全盤西化派的確勢力強大，很多高官或明或暗地支持、實行這一路線。但這絕對不是全黨共識，而吳敬璉他也不能代表黨中央。　　

在吳敬璉的誤導下，由于中國經濟領域市場化過度，必然影響政治領域。中國社會也出現西方社會如美國比較普遍的權力被資本家收買的現象腐敗嚴重，以及兩極分化等惡疾。正當人民呼吁黨和國家要完善社會主義，糾正市場過度的弊端時，吳敬璉則大肆跳將出來，高呼腐敗與兩極分化不是“市場”的錯，是市場不夠的原因，是全盤西化不到位的原因。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都不得不承認市場失靈的背景下，吳市場仍然表現出對市場經濟、對歐美模式如此的迷信，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吳敬璉在　2006年6月26日　《長安論壇》上的發表講話，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誘因是“腐敗、壟斷等機會不平等造成的”。眾所周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是導致兩極分化的總病根。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也是眾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結論。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一般都采取“高稅收、高福利”為對策，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額累進稅，彌補低收入弱勢群體的貧困。但是吳敬璉竟然反對向高收入人群課征高額累進稅。他開出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藥方僅僅是反腐敗、反國企壟斷，說到底就是全面學習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而對西方社會中真正對勞動者有利的社會主義因素進行堅決排斥，堅決不學習！　　

面對反思兩極分化，吳敬璉跳出來呼吁警惕拿富人開刀，反對通過稅收等手段縮小貧富差距。　　

無論改善民生消除兩極分化，還是自主創新，黨中央每提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吳敬璉都要跳出來要么歪曲誤導，要么反對。比如“市場換技術”經過實踐證明效果不好，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往往白白讓出了自己的市場等核心利益，而核心技術還沒換來，幾乎沒有一家成功的中國企業是靠市場換技術成功的。這些本來應該都是常識，也是黨中央提出自主創新的緣由。而吳敬璉卻在緊要關頭調研廣州本田，“再挺市場換技術”，反對質疑市場換技術的聲音。他還說“有人說,外方對技術進行封鎖,但我覺得我們也應該從另一個方面找找自己的問題”，他呼吁“我們不能因為存在一些問題就排斥外國企業”等等，絲毫不掩飾自己那副為外資服務的買辦學者的嘴臉。（　2008年06月18日　 南方日報 吳敬璉再挺“市場換技術” 質疑聲音太片面）　　

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金融領域滲透尤其嚴重。　　

　2004年2月17日　《參考消息》赫然登載了一篇文章：《里根經濟學登陸中國》。文章內容報道的是樓繼偉透露的關于我國稅制改革的計劃。“這一回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最先從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那里得到了消息”。“主要設計師”樓繼偉說：“這很像里根經濟理論”，“我們希望給予企業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更甚者，“樓繼偉表示，這種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這里樓繼偉赤裸裸的宣布中國改革就是全面徹底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模式，學習撒切爾-里根經濟學，是用新自由主義指導的。　　

黨中央要提出反思新自由主義后，樓繼偉拋出一篇《中國改革總體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確》（載《第一財經日報》，　2006年4月8日　）他在文中極力鼓吹，中國改革成功是“運用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是“‘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原理在中國改革中起了作用”。而“現代經濟學”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在中央明確批判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后，樓繼偉仍然陽奉陰違，為華盛頓共識辯護：“批判‘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說其精髓——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宏觀穩定就錯了。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以中國為例，說明‘華盛頓共識’中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有普遍適用意義的”。　　

看看樓繼偉后來的簡歷，中國改革開放陷入誤區的原因一目了然。　　

1998.04——2007.03 財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2007.03——2007.10 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 　　

2007.10——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2008-7中央匯金公司董事會18日宣布完成改組，樓繼偉為董事長　　

2009年4月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07年圣誕節前4天，樓繼偉就向華爾街摩根士丹利派發了50億美元的“圣誕禮物”。接受中國投資公司這份厚禮的，當時這家著名投資銀行剛剛因深陷次貸風險而減計94億美元的資產，也因之成為繼貝爾斯登之后第二家尋求中國幫助的華爾街大投行。 　　

“圣誕老人真來了。”英國《金融時報》報道。“20年前，當所羅門兄弟需要幫助的時候，它們是向巴菲特求助。現在，步所羅門后塵的摩根斯坦利遇到的‘白衣騎士’，卻是一只中國基金。”《金融時報》寫到，“這只基金拿出了50億美元，甚至都沒索要一個董事會席位作為回報。”旁觀者清：英國媒體的撰稿人為中國如此慷慨大方向美國輸送利益感到格外意外。　　

對于中投投資華爾街，投資黑石，國內烏有之鄉等眾多愛國媒體網站進行了風險預警，呼吁中投不要受新自由主義學者忽悠為美國金融危機買單。結果如何呢？2008年末《商務周刊》發表寧南文章《中投屢戰屢敗》文章總結道：　　

“很多人把中投斥為中國足球屢投屢敗的一大翻版，但中國足球的失敗最多讓人生氣，而樓繼偉和他的同事們不禁讓國人生氣，更讓國人破財。 　　

這場災難甚至從中投正式掛牌4個月前就開始了，2007年5月，中投以每股29.605美元的高價購買了美國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10％無投票權的IPO股票。但黑石上市后沒幾天，股價就一路暴跌，到　2008年12月5日　，黑石報收于每股5.73美元。從29.605美元到5.73美元，中投30億美元的投資縮水80％，賬面損失24億多美元。 　　

黑石帶來的噩夢并沒有讓中投中止自以為是地投資美國金融機構的步伐。2007年12月，中投再一次大手筆斥資50億美元入股美國第二大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約9.9％的股權。按照雙方公布的合約內容，中投每年收取摩根士丹利9％的利息，31個月之后強制轉股，轉股價格區間為每股48.07美元至57.684美元。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自中投購入股票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價便接連重挫，從中投入股日起，呈45度角下切到　2008年12月5日　的15美元左右，中投賬面已經折損2/3。這又是33億多美元。 　　

壞消息仍然沒有出盡。今年9月，盡管中投一再掩飾，還是被媒體爆出其在美國老牌貨幣市場基金Primary Fund投資超過50億美元，而該基金因持有雷曼兄弟巨額債券宣布暫停贖回。這一役中投到底有無損失，損失多少，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至少這50億美元慘遭凍結至今。”　　

寧南的文章引起強烈反響，遺憾的是，然而進入09年后，《商務周刊》便不見了寧南的蹤影。　　

從中投屢屢失誤到購買美國國債再到兩房債券產生的巨額損失，人民要求警惕金融界新自由主義分子、清算金融界漢奸買辦集團的聲音日漸高漲。　　

毫無疑問，吳敬璉、高尚全之類新自由主義學者及其背后支持他們的官員是中國改革開放出現問題的病根。他們認為，經濟領域的改革大體結束，下一步要進行政治攻堅，改革中積累的問題，要通過政治攻堅來解決。如果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都對經濟改革滿意，可見經濟改革的確市場化、資本主義化過度，已經比西方更加資本主義了。這些人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繼續由他們主導中國改革開放，只會想盡一切辦法推進全盤西化那一套，黨中央一系列新的措施必然被變相扭曲，無法落實到實處。　　

實際上，那些整天高呼“改革”高呼“開放”，給不同觀點扣上“極左”“反改革”帽子的全盤西化派，并非真正支持改革開放，而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其中。他們是借改革謀私利，舉著鄧小平的旗幟反鄧。這里略舉幾例。　　

邱曉華。原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是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正部級學者型高官。2009年初因腐敗問題被中央紀委監察部嚴肅查處。　　

而此學者型高官正是全盤西化派在經濟領域的中間力量。　　

2000年11月6日　，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發表該局副局長邱曉華為課題組組長的文章《國有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控制性力量》。文章的中心內容便是大肆鼓吹“國退民進”，該文把我國工業分為196個行業，公然主張國有企業從146個行業中退出。宣稱：“退出146個行業，將39231家國有工業企業重組或改制，讓1376.3萬職工下崗、轉崗或失業，把7507.9億元凈資產出賣、轉讓。”同日，為了配合課題組的文章，該報發表頭版頭條新聞《國有經濟當退則退，146個行業不宜久留》，還發表了題為《給民營經濟以足夠的空間》的評論文章。這篇評論說：“國有經濟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般經濟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不能是、也不可能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它只能在特殊領域里存在和發展，并發揮特殊作用。因此，國有經濟必須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里逐步、有序地退出來。”“可以這么說，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主要還是民營經濟。”“因此，我國下世紀初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要通過發展民營企業，或者說發展非國有企業，來培育和塑造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　　

邱曉華之類可以說是“國退民進”的急先鋒，亦是國企非法地大批私有化的實際執行者。他們是張榮坤等非法暴富階層的走狗，是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死敵。　　

郭京毅。2008年9月份，商務部條法司官員郭京毅因為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訂和司法解釋時，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留“后門”偏幫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香港有媒體評論道：“如果消息屬實，那麼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經濟漢奸案件，這也是中國經濟主權淪陷的一個重要標志。”從郭京毅開始，涉外經濟領域隨后有五六位漢奸官員被查。　　

那么郭京毅在案發前是怎樣一幅嘴臉呢？

2006年，高盛集團并購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企業雙匯集團引起爭議。關鍵時刻郭京毅發言：　　

郭京毅對“外資并購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不是每個行業都涉及經濟安全，一家火腿腸生產企業的并購，與經濟安全的關系不大。 　　

因凱雷收購徐工案引發對外資收購國內龍頭企業的爭議，使得多家類似公司的股權轉讓審批工作遭遇反復論證，于是有部分業內人士猜測有關部門在立法導向上意在“對外資設限”。對此，郭京毅強調，商務部新出臺的相關規定，是為了完善相關法規，使得并購行為更加規范，不會以“對外資設限”為首要目的，吸收外資的積極性并沒有降低。（上海證券報 　2006-12-01　）　　

郭京毅在溫州舉行的“２００６民營企業對話世界５００強論壇”上說，對于凱雷并購徐工、國美并購永樂、法國賽博（ＳＥＢ）并購蘇泊爾等近期廣受關注的并購案件，商務部正在按有關條例和規定審查上述案件，及時完成審查。　　

今年８月，商務部等六部委制定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郭京毅說，雖然有輿論針對這部規定而懷疑中國要關閉引資大門，但是制定規定的出發點是允許鼓勵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制定方都認為將繼續擴展利用外資的渠道。（新華社溫州2006年１１月１０日電 ）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郭京毅在　11月10日　舉行的“2006民營企業對話世界500強”論壇上表示，關于外商并購國內企業所涉及的國家安全問題，這既是一個風險又或是一個安全閥門，擰多了，自己就會壞，所以政府也不會輕易動它。 　　

今年8月份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在社會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對此，郭京毅表示，“允許鼓勵外國投資者并購國內企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利用外資不動搖，這是我們的一個出發點。”　　

郭京毅說，中國不是要對外資關起大門，而是要通過這個規定繼續擴展利用外資的渠道，允許外國投資者用股權出資的先決條件，允許國內企業和國外的企業進行換股交易。（中新網　2006年　11月13日　　電）　　

　2007年1月26日　，北京——北京大學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戴爾與中國經濟增長》，闡述了跨國計算機制造商落戶中國所帶來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經濟效益。　　

這份報告是由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項目研究小組經過6個月的研究而完成，海　聞　教授擔任項目研究小組的領導。　　

該報告在由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北京大學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聯合在京舉辦的“外商投資企業與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經濟增長與社會責任”高層對話活動上正式發布。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胡景巖、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亞軍、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劉治本、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戴爾公司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文×羅林斯、以及來自商務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科技部、信息產業部等政府部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世界大型跨國公司、部分外國駐華使領館、商協會等機構的高層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動。（央視國際  　2007年01月26日　）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漢奸買辦，以擁護改革開放為幌子，大肆活動，毫無顧忌。漢奸買辦勢力如此猖獗，中國經濟安全怎能不危如累卵？　　

不僅經濟領域，政法界全盤西化派也十分猖狂，腐敗也同樣肆無忌憚。　　

以黃松有為例。　08年12月08日　《華西都市報》報道：《前最高法副院長黃松有被查處后獲法學研究獎》。據了解，　10月15日　，黃松有被中紀委帶走問話，隨后即對其進行了“雙規”。　10月28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經表決，免去黃松有的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據報道，黃松有主要涉及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和生活腐化，他是建國以來因涉嫌貪腐被調查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錢端升獎是我國法學界首個以個人名義設立的全國性獎項，已被國家認定為與霍英東獎、孫冶方獎和吳玉章獎等齊名的“部級獎”。相關負責人事后證實，在異議期內沒有人對黃松有獲獎提出質疑。　　

在黃松有被中紀委“雙規”后，中國法學界的主流精英竟然猖獗到以向黃松有頒發重要獎項的方式力挺之，向黨和人民示威。人民無不驚嘆于他們的猖狂與無恥。　　

實際上，同處于西南政法大學的黃松有與賀衛方等都是中國司法界的自由派、西化派主力。賀衛方認為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夠獨立地裁判案件”。(　7月13日　《經濟觀察報》)。在賀衛方、黃松有之流推動地司法改革中，以司法獨立地名義，“法官們形成了法官階層緊緊抱成一團，同時與實權階層和經濟寡頭們等社會精英聯盟的局面”。中國司法體系在毛澤東時代形成了好的經驗，要求法官走群眾路線、聽群眾意見、受群眾監督等，這些好的經驗被賀衛方黃松有們全面破除掉，開啟了中國司法西方化、腐敗化的、黑幕化的大門。　　

有意思的是，同屬于漢奸買辦集團，同屬于極右派、全盤西化派，黃松有鉆入我黨內部，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長，腐蝕、奪取我黨重要權力，而賀衛方則潛伏在民間，以反腐敗、反政府的名義充當異議知識分子，組織新西山會議、簽署《零八憲章》，策劃顏色革命。　　

他們一邊滲透、掌握了我黨重要領導權力，通過經濟政治改革的名義敗壞我黨，激化我黨與群眾矛盾，另一邊以維護群眾利益為名，鼓動群眾反黨反政府。極右勢力何其強大，何其狡詐、何其危險！　　

三 極右派猖獗，有極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何會常年存在一個極右的漢奸買辦集團，他們能夠肆無忌憚地仇視憲法、黨章、妖魔化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毛澤東、歪曲鄧小平理論，他們以改革開放的名義，進行瓦解國家、瓦解黨、非法暴富、損害人民利益，為帝國主義勢力服務？　　

“風波”過后，進入九十年代，中國到了又一個十字路口。一方面，吸取不久前“風波”的教訓，反“和平演變”，抵制資本主義，（按照陳云的思路）經濟改革堅持以計劃為主導市場為補充等等聲音逐漸成為全黨的主流，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人民日報》等級別的刊物上鋪天蓋地；另一方面，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經濟層面的改革還遠遠不夠，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先進東西的借鑒與引進還遠遠不到位。客觀地看當時的中國，兩極分化并不嚴重，國有經濟也占絕對的主導地位，還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是進一步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從此反“和平演變”，把重點放在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及發揚人民民主？兩種觀點誰也無法說服誰，那就只好用實踐來檢驗。　　

1992年鄧小平南巡。　　

當時，極右派的領袖已經被軟禁，在風波中沖鋒陷陣的極右派第一梯隊在美國庇護下逃到國外，成為依靠美國、日本、臺獨勢力豢養的一群民運走狗。而極右派的絕大部分中堅力量則繼續潛伏在國內。　　

當鄧小平決定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繼續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經濟時，他發現，那些熱心于“反和平演變”的干部、知識分子由于“風波”已經對于資本主義害怕的要命。而那些熱心于改革開放，熱心于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的人士中，有兩類人，第一種是真正認同鄧小平理論，本質上還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們的想法是先大膽闖、大膽試，錯了再改過來，第二種是暫時隱瞞了自己觀點的全盤西化派——他們的策略是先在經濟領域全面推行資本主義，條件成熟后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與美國接軌。　　

所以，鄧小平南巡后，那些不“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干部、知識分子進入權力核心領域，這些人中，既有堅持馬列毛鄧理論的，更有潛伏的頑固的全盤西化派，從那時起，就注定了中國將來必有一場政治危機。　　

應該說，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一場前無古人的事業。在這個不斷探索過程中，不斷修正錯誤，才能認識真理。九十年代初，新左派的標志性人物汪暉同志恐怕還處在思想迷茫的探索期，隨著九十年代經濟市場化的狂飆突進，原來一些認同全盤西化的民間知識分子中逐漸分化出一個反思資本主義的新左派。

而九十年代初高喊反和平演變口號的左傾分子中，也有部分投機分子眼看復興社會主義無望，因此逐漸加入了資本主義、全盤西化的大合唱。比如復旦大學教授蔣學模在人民日報：1991.05.29 第5版發表《中國改革決不能走私有化市場化道路》，文中預言說“私有化市場化改革道路將導致兩極分化”，“中國決不能走私有化、市場化的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的理由以外，還有特殊的原因。”“如果中國走私有化的道路，那么，一旦土地私有化，不出１０年，我國６億農業人口至少將有２億人喪失土地，即喪失基本的謀生手段。在城市，如果公有制經濟通過私有化變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大家知道，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潤，資本家的座右銘是“三個人的活兩個人干，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這樣，原來在城鎮全民企業和集體企業中工作的１．３億職工，至少將有３０００萬人被推入失業者的隊伍。農村和城市這２．３億失業大軍，將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背負著這樣龐大的失業大軍，什么樣的經濟都將無從談起。”正是這位對后來的改革開放看得如此清楚，作出如此預言的教授，在鄧小平南巡后，很快也調轉自己的風向。　　

為了道德為了理想的最終走向左，為了金錢為了欲望的最終走向右，這是幾百年來人類的政治軌跡……　　

在八十年代，甚至是在九十年代，部分認同全盤西化理念的人士中有可能出發點還是善良的，而主要是認識糊涂。然而到2009年的今天，在與資本主義接軌的惡果已經充分顯現情況下，仍然頑固堅持自己全盤西化觀點的，只能用其用心不良、其個人已被國內外資產階級收買來解釋。因此，馬列毛鄧派，即社改派是要進一步堅持完善社會主義，進而消除九十年代開始盲目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導致的惡果，即按照鄧小平所說，大膽闖了，試了，現在要到了糾正錯誤階段了。而全盤西化派，即資改派則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市場化過度的惡果，他們希望要在政治領域也全面與西方接軌，將腐敗合法化、將為資本家服務合法化。為了破除阻力，他們只能通過自己在權力體系及在民間積累的力量，發動顏色革命的總攻。一場惡戰，恐怕不可避免。　　

四 極“左”思潮出現--極右派猖獗的直接后果　　

由于全黨在改革開放初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對文化安全、文化建設問題不太重視，長期存在鄧小平所說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全盤西化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改革開放時期趁機發展壯大并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思潮出現了極左思潮與極右思潮相互攻擊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觀上看，文化大革命所傷害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大多能夠正確對待歷史。像鄧小平、陳云、李先念、黃克誠、彭真、王震等在改革開放時期都堅定捍衛毛主席的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識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點沖擊，則對毛主席、對黨、對社會主義產生刻骨的仇恨，他們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去總結評價歷史，而是將個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話說，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因為由于革命中的失誤導致他們利益受損，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這批人以趙紫陽、李慎之、李銳、杜導正等人為代表，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能夠在全社會泛濫，其根源便是這些黨內的高級干部。當然，極右陣營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不是因為文革失誤的刺激才從毛主席共產黨的擁護者變為極右，而是一直堅持極右立場。如當前右翼代表茅于軾公開聲稱57年反右運動中他“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他“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等極右思潮給改革開放帶來極大的破壞。文化安全問題極其重要。可以說中國文化安全防線一旦失手，勢必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

蘇聯在解體前，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安全程度遠遠高于當今中國，但是由于蘇共內部文化安全防線被攻破，蘇共高層意識形態出現紊亂，進而導致蘇聯的亡黨亡國的悲劇，隨后就是蘇聯地區人民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方面受到史無前例的損害。可見，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從文化防線進攻，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已經成了一個普遍規律。

蘇聯的文化防線被攻破進而亡黨亡國開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國的文化防線被攻破則開始于毛澤東的被妖魔化。也許若干年后，如果我們總結中國亡黨亡國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國文化防線被攻破，而敵人的核心任務就是“妖魔化毛澤東”。

毛澤東先是將西方壟斷資本的在華代理人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隨后又在朝鮮越南兩個戰場讓美帝臉面喪盡，阻止了美帝繼續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妖魔化斯大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后，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么毛澤東死后，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

被曝光的美國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條分別是：

第一條：“盡量用物質來引誘敗壞他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

第二條：“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核心是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方式，就是我們成功的一半”。

第五條：“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臺詞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九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的刻苦耐勞的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中情局“十誡”已經在中國大面積實踐——大大小小的詆毀毛主席形象的造假書籍、文章不斷在海外及國內的報紙、刊物、網絡上廣泛流傳。近年以來，在美國敵對勢力的運作下，“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得以實施，逐漸形成了海外民運刊物、網站為造假中心，以國內報刊（《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及漢奸文人（如高華、徐友漁、秦暉、沈志華、李銳、李慎之、楊繼繩等）為深人加工、深入開發中心，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鳳凰網、凱迪網（貓眼看人論壇）、天益網、新浪、網易、騰訊等網絡媒體為傳播主平臺，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資料為輔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國文化安全防線的機構。而我們所觀察到的，也僅僅是一個龐大鏈條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為了推倒擋在他們面前的巨人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

多年以來，他們炮制了諸如：毛澤東導致了蘇區肅反擴大化（反AB團與富田事變），毛澤東的奪權陰謀導致西路軍的失敗、皖南新四軍失敗，毛澤東不會打仗、紅軍全靠朱德，毛澤東打勝仗全靠情報準確，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后使用陰謀導致楊開慧被害，《沁園春.雪》作者是胡喬木，大躍進期間有三千萬人被餓死，毛澤東鼓動了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女友眾多生活淫亂，毛澤東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爭奪個人權力，毛澤東使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迫害要為此負責，毛澤東挑起了文革期間的武斗，毛澤東的稿費高達億元，毛澤東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謠言，將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全面顛覆。毛澤東在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下，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毛澤東時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毛澤東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生活腐化，荒淫無恥，屠殺了幾千萬無辜百姓，迫害了幾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

筆者就毛澤東形象問題在大學生群體中做過廣泛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凡是對政治、歷史話題感興趣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已經被上述“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所洗腦，許多人直接閱讀過相關非毛化的材料，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是道聽途說，但是卻比較相信這些傳言。可見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已經導致了多么嚴重的危害。

毛澤東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奠基者。可以說一旦將毛澤東妖魔化，就徹底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而作為其對立面極右普世價值思潮便開始趁機擴張泛濫。

當前，西方壟斷資本所極力傳播的極右思潮泛濫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危害，同時也給西方壟斷資本帶來史無前例的戰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產黨干部的腐敗墮落

在任何一個國家里，要防止官員腐敗，需要兩套機制。一是官員自身的免疫力，官員自身要有一定的修養、道德、信仰。二是監督制約機制，來自下層人民群眾的監督及來自上層的監督。如果官員們完全沒有良知，他們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線、一門心思追求個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監督制約機制都不會起到作用。

共產黨干部要拒腐防變，靠的是干部對共產黨核心價值觀的信仰，靠的是對黨的忠誠，對人民、對國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產黨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影響，那么在這些干部看來，原來共產黨所謂神圣偉大的東西都是騙人的謊言。假如連共產黨及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都是一個生活腐化、墮落無恥、追逐個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讓這些干部去堅守那些騙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這種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狀態下，腐敗、墮落，就是干部們的唯一選擇。如果一個基督教信徒，突然發現原來所謂耶穌是個騙局是個邪惡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亂。有人研究過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沒有一個人是真心愛戴毛澤東、崇拜毛澤東的，這些腐敗官員幾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受害者。

歷史上中國人傳統道德信仰的導師是孔夫子。毛澤東則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華版。建國后，中國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導師就是毛澤東。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經人人必讀、人人會背、人人實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是無數人真心堅守的信條。毛澤東本身光輝、偉大的革命實踐，更是干部及人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的這些教導真正地記在了他們的心上。在那個時代，由于毛澤東是偉大而神圣的，毛澤東、共產黨所代表的道德與信仰也是偉大而神圣的，共產黨的信仰曾經吸引與團結了千千萬萬的人。

當最偉大的毛澤東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幾代領導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產黨奠基者毛澤東的偉大與神圣都是謊言與騙局，那么后續的種種“特色”理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處，也只能是個騙局。傳統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澤東業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產黨這個符號就不再與任何高尚、神圣、偉大的東西相關聯。妖魔化了毛澤東，金錢就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壟斷資本家們，才是金錢的主人。

第二、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

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是完全對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環境。毛澤東時代的國企之所以效率高，關鍵原因是企業內從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改革年代，國有企業最終紛紛垮臺，極右勢力有意扼殺是宏觀因素。從企業內部看，干部腐化、工人喪失積極性是微觀因素。當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整個社會上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文化遭受重創，拜金主義抬頭，人人追逐物欲。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國企的瓦解、國際壟斷資本的長驅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地化才看起來勢不可擋。

今天的國企問題多多，這與改革開放后，許多國有企業廢除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有關。

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在國企管理領域的體現。其核心邏輯是通過三套系統約束干部精英知識精英的墮落腐敗，實現國家政治清明、經濟高速發展：

1，總結儒家道家佛家傳統。通過一系列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發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們自覺地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

2、借鑒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發動群眾，通過“工人參加管理”、“工農代表直接掌握各級政府、企業權力”、“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信”、“檢舉信”等方式，從制度上約束干部的腐敗，使干部腐敗、特權行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3、將法家那套嚴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對干部及知識分子的腐敗墮落行為懲罰十分嚴厲。典型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個毛時代，國有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十分迅速。而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勞動人民。

改革開放后，毛時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敗的制度文化逐漸被極右勢力廢除。92年后，一大批毫無政治覺悟、自私自利的人成為各級國企的領導。而毛時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權力又被剝奪，廠長負責制使國企領導將國企變成個人的獨立亡國，98年后則發展到國企干部蓄意搞垮國企，進而MBO侵吞國企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國企逐漸腐敗、進而效率低下，而此時國家對外資、私企則進行大量政策優惠（如減免稅收、放縱逃稅等等），國企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而毛時代的制度與文化則根源于紅軍、八路軍的傳統。如果在基本堅持與發展毛時代的文化與制度，國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國有企業，難道真的比兩彈一星還難？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打敗美帝還難？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八路軍、紅軍的是世界上戰斗力最高的政治軍事組織。用毛澤東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經濟組織，毛時代工業化的輝煌成就已經做了最好說明。普世價值派要想在歷史上顛覆這個結論，需要徹底消滅整個人類的近現代史的真實記錄。

第三、促動了中國社會思潮的混亂與分化：瓦解了執政黨的政治基礎

極“左”思潮可以說是在90年代末期開始萌芽，進入新世紀后逐漸泛濫。此種思潮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出現，是值得我們認真梳理的。

在對政治、社會一無所知的人看來，極“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對毛澤東的強烈肯定以及對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認毛澤東晚年犯了“極左”冒進的失誤。毛澤東犯了晚年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這不僅是執政黨的決議，而且這些結論通過一系列的書籍、雜志、影視等意識形態產品，本來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不料“極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時間重新開始張牙舞爪、煥發活力。

其實，極左思潮的出現與擴張，乃是西化極右勢力誤導改革開放，大搞市場化私有化外資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結果。

以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今天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如汪暉、孔慶東、王紹光、甘陽等恐怕還沉浸在右翼陣營中高喊“全盤西化”的口號，而何新這樣的國家主義者反倒成了他們的第一啟蒙者。而陳云、王震、李先念、鄧力群、魏巍、馬賓、李成瑞等老干部雖然不像李銳、李慎之等人徹底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但由于他們在文革中間都受到嚴重的沖擊與迫害所以對文革的負面性深有體會，改革開放后自然也對毛心存非議，他們認同《決議》，熱心擁護改革開放。雖然都反對文革的“極左”做法，但陳云、王震等老左派與李銳、李慎之等傷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參加革命時就已經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共產主義理想，所以他們反文革是為了國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個人恩怨個人仇恨，他們與毛沒有私仇，也不會徹底背叛共產黨。而在李銳、李慎之們看來，文革則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實際上就是說革命傷害了他們這些小資知識分子，他們反文革主要是在為個人復仇、發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徹底反毛、徹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雖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還沒有“左”到重新認識毛澤東與文革、反對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現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西化派集團，這個集團全面認同資本主義理念，甚至意圖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西化派的雙軌制、市場化、物價闖關等一系列激進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非毛化導致高級干部信仰喪失，以“官倒”為特征的大規模腐敗逐漸浮出水面，這些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西化派意圖利用這種民眾的怨氣徹底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實現與西方資本主義徹底接軌的目標。這便是在國內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環境下發生的那次著名的“動亂”。應該說，趙紫陽西化集團的出現與惡行，激化了老干部的進一步左轉。據說，當時在很多革命元老級別的老干部（如陳云、李先念等）中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趙紫陽就是毛澤東當年要極力防止出現的“走資派”。應該說，在這些革命元老看來，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尤其是西化派集團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據說王震晚年的遺言是：毛澤東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極右的“西化派”的影響在92南巡后更加甚囂塵上，鄧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張更是在經濟領域大肆鋪開，而許多政治運行規則實際上也已經與美國接軌：資本逐漸開始控制權力，官員成為資本家的走狗。這種在左派看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場景直接刺激了“極左”的毛澤東主義的復興。比如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曾任李先念秘書的李成瑞因為認定由于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當前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占主體，資本主義已經復辟，而黨中央卻毫無作為，事實上已經徹底拋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他近幾年愈發激進，成為“極左”代表。魏巍、馬賓、李爾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異。這一“極左”派別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顯然是資本家與官僚掠奪工農大眾的制度，因此必須反對。既然資本主義已經復辟，那么毛澤東當前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舉動就是偉大的，他當年告誡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義將來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幾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們通過歷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關系：極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極右勢力影響中國改革時間越久，中國與美國全球化接軌的后果代價越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越嚴重，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就越大。從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在全盤西化派即極右西化派主導下，市場經濟突飛猛進，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新生的資本家階級事實上成為強勢階級，而勞動者工農群眾成弱勢群體、領導階級地位名存實亡。而魏巍、馬賓們這個階段的思想立場此時亦更加激進，盡管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誰都多，但他們卻出現了徹底反對改革、全面肯定毛澤東和文革的傾向。鄧力群在改革開放初期可以說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對文革的認識在晚年竟然也發生很大變化，開始更多地肯定毛澤東。

進入新世紀，那些尚且健在的從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干部們，如果沒有徹底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對毛澤東對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經與《決議》里所蘊含的徹底否定的情感姿態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碼，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高瞻遠矚的，文革實踐上沒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隨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大肆推進、戰略龍頭產業被外資并購、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被西化派搞垮侵吞、兩極分化與美國匹敵，工人農民成為社會公認的第八階層與第九階層（最后一階層是流浪漢之類），“極左”思潮的泛濫已經不可阻擋。而到了這個年代，假如當年的元老們如陳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還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恐怕也會有不少人同情這種“極左”思潮。

眼下，一場惡斗已經不可避免。如果社改派戰勝資改派，中國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道路、解決目前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危機，那么極左思潮自然煙消云散，那么歷史將屬于毛澤東也屬于鄧小平。如果資改派最終戰勝社改派，極右派進一步掌控軍權，中國會迅速全盤西化，淪為美國真正的殖民地。被斗敗的社改派殘余將與極“左”思潮合流，極“左”思潮將真正登上歷史舞臺。而歷史將更多地屬于毛澤東。　　

極左思潮出現，與極右派常年打著擁護鄧小平的旗幟歪曲鄧小平理論有關系。極右派的戰略陰謀是將鄧小平歪曲包裝成一個真正的走資派，只是他講究策略，講究時機，慢慢來，逐步地將中國全盤西化而已。他們制造了種種謠言，用這種謠言綁架全黨實現他們的全盤西化的圖謀。　　

第四 中國極右派以妖魔化毛澤東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鄧小平理論的方式反鄧。

應該說，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被這種陰謀所誤導。而這種謠言無疑將更加刺激極“左”思潮的興起。　　

比如前幾年，香港出版沙士著的《遺囑》，其內容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一般人難以分辨真假，極容易相信為真。該書主旨是說鄧的遺囑是中國最終要與美國接軌，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并且將這個遺囑交托給了第四代。該書極其核心部分內容長期在互聯網上流傳，有關部門沒有任何封堵（中國互聯網整體上掌控在極右派手里），也不見任何辟謠。毫無疑問，這種局面出現的結局使那些本來就極度失望的左派人士更加向極“左”思潮靠攏。　　

再比如，極右派核心人物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黃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謠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的文章中宣稱：“我至今記得一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第一句，‘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這三句話聯系起來看，給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鄧小平其實歸根結蒂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　　

但是據學者奚兆永考證：　　

“去年，《鳳凰周刊》曾刊登過一篇夏榆專訪杜導正的文章。其中也談了這個所謂的鄧小平三句話。當時杜的說法有所不同，那里說得比較具體，說是‘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杜導正并說他看的是‘官方的記錄’。而在這之前的2007年，杜潤生也在《炎黃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說，‘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去年和前年，我對兩位都姓杜并且都是《炎黃春秋》的‘核心作者’所講的有關所謂的鄧小平的話，都寫了文章提出質疑。現在　杜導正　先生又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不僅沒有澄清我的質疑，反而露出了更多的破綻，實有進一步提出質疑的必要。　　

去年　杜　先生說‘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我曾根據新聞三要素，指出　杜　先生提供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都很不明確，并且根據我查閱《鄧小平年譜》和《人民日報》所載鄧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動的情況，指出根本就沒有什么鄧小平會見‘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這回事。文章還分析，會見不公開的可能性極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　杜　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這份‘官方的記錄’的。現在，　杜　先生又把時間由1987年秋改為‘80年代’，時間不是更具體，反而變得更模糊了；人物也由‘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改為”‘非洲領導人’，也不是更具體，反而更模糊不清了；而地點，則和過去一樣，仍是沒有。至于所謂記錄，也由‘官方的記錄’改成是沒有‘官方的’三字的‘記錄’了。這樣一個沒有明確時間地點和人物的所謂‘記錄’怎么能夠讓人相信呢？不過，我還是做了一件笨事，查閱了整個80年代的《鄧小平年譜》，仍然沒有查到　杜導正　先生所說的那個談話。還有使人懷疑的，鄧小平與一個非洲領導人（是非洲國家統一組織領導人？還是某一個非洲國家領導人？）談話記錄竟然沒有對方的提問，只有鄧小平的回答，而且所說只有三句話，完全像是發布指示或命令，這也讓人匪夷所思。總之，我懷疑這個所謂的談話是捏造出來的。再說，發布鄧小平的文獻應該是中央檔案和文獻部門的事，杜潤生　和杜導正　先生有什么資格發表鄧小平的未公開發布的文獻？”　　

奚兆永的結論是：“所謂鄧小平的三句話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為了宣傳自己的觀點而制造的一個謠言。” 　　

另外，極右勢力常年累月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言論可以說汗牛充棟。這里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某些部分為例：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這樣，就模糊了生產力、綜合國力的性質，為他們大搞資本主義鋪平道路。同時，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體模糊化，極右派搞的改革實際上是擴大兩極分化，提高了極右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農民生活水平。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　　 　

鄧小平說過不講姓“社”姓“資”，但他主要是指一個具體的機器，一項技術，充其量是對一個局部來講，從來沒說過在全黨全國的路線、道路上不講姓“社”姓“資”，否則就是違背憲法黨章。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不講姓“社”不姓“資”歪曲為在國家發展道路，在改革路線上不講姓資姓社。極右派指責馬列毛鄧派反改革，后者自稱為社會主義改革派，而極右派則從來不強調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盡量不用這幾個字，像避瘟神一樣躲避這幾個字。　　

中央黨校的王長江、周為民之類，南方報系、《炎黃春秋》等腦殘刊物，吳敬璉高尚全之流多用此招數。　　

在南巡講話中，對于特區，鄧是要明確要問姓“社”姓“資”的。而且判斷特區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當時特區這個全國最資本主義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鄧小平覺得應該進一步改革開放是有現實基礎的。那么今天呢？莫說特區，就全國范圍而言，公有制還是主體嗎？外資還只占四分之一嗎？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他們搞的改革開放永遠正確，問題都是毛澤東的遺毒。誰要是“看”，誰就是反改革。誰要是糾正改革中的錯誤，誰就是反改革。今天誰要是提出來“證券、股市問題這么多，是否考慮關閉？”極右派肯定給你帶上極“左”，四人幫分子的帽子，中國的極右派是一伙赤裸裸的反鄧分子。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段話的意思歪曲成“大膽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句話改成“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號的“左”指的都是極“左”。而不帶引號的左則包括馬列毛鄧等理論，而共產黨本來就是左派。極右派通過歪曲，達到了他們反黨反毛反鄧的目的。　　

“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與鄧的指示全面對著干。因為要與美國接軌，所以他們鼓吹嫖娼合法化、腐敗合法化。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鄧小平警告：由極右勢力主導，“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這段很難歪曲，所以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由于這段很難歪曲，所以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同上，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五 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改革的首要問題。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戰略上不能再犯一點錯誤。　　

毫無疑問，當前極右派（即全盤西化派、新自由主義與普世價值派）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最大的敵人。　　

持極左觀點的，主要是那些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層工農大眾，這種思潮的出現由于極右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嚴重破壞、非毛化西化嚴重泛濫導致的必然結果。這些人本來是共產黨的鐵血核心，但是在極右派極力通過一系列誤導與陰謀，離間這兩者的關系，妄圖使這兩者火拼以坐收漁翁之利。　　

綜上所述，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以社改派為核心，團結包括極“左”思潮在內的泛左翼健康力量，要重點清除極右派對于改革開放的誤導力與破壞力，著重提防極右勢力上下勾結密切配合發動顏色革命。粉碎他們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搞全盤西化，以鄧小平的旗號反黨反憲法反鄧，通過造謠、歪曲鄧小平理論來離間黨和人民的關系的陰謀。　　

只要防右目標完成，中國堅定地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那些持極“左”觀點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層工農大眾必然重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鐵血核心，擁護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而中國社會將真正進入穩定發展的崛起盛世。　　

這是改革開放唯一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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