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局限
作者：吳友軍 鄭冬曉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4期
原文：http://www.cctb.net/llyj/llgc/foreignmarx/201010/t20101013_23679.htm
摘要：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實現的是社會歷史主體—社會歷史客體的模式構想，即有機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歷史主體向作為社會歷史客體的無產階級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輸”，其實質是近代哲學主體—客體建制模式在社會歷史話語中的“翻版”，歸結點是社會歷史主體的主體意識，而鮮活生動的革命實踐活動過程則被拋開了，革命的主體——有機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客體——無產階級大眾都被抽象化了。
意大利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安東尼奧·葛蘭西，憑借其國際工人運動的豐富經歷和11年殘酷的牢獄反思，認為西方國際工人運動受挫的根源在于無產階級在現代西方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即文化霸權的喪失。文化領導權，葛蘭西又稱之為文化霸權（區別于政治強權），是指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資產階級掌握著西方社會的文化領導權。這種文化領導權是西方民眾在經濟上認同、在政治上順從資產階級管理和統治的思想文化根源。文化霸權是國家強權的真正支撐，是西方資本主義統治背后的強大堡壘，葛蘭西形象地稱之為具有防御配系的“陣地”，而國家不過是其外在的壕溝。只有真正摧毀了這些防御配系，占領了文化霸權陣地，才能真正奪取西方國家政權，實現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此，暴力革命對于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來說，只是適于短暫“復辟”的應急行為，并不能產生長期的根本作用，更不適于建立新的先進國家和社會結構。無產階級要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中奪取政治領導權，就必須奪取文化霸權。急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政權，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范例。但是由于市民社會的深層支撐，西歐社會的資產階級統治遠為強大和復雜，“大陸上的先進資本主義地區完全不會重演十月革命”[1]。因此，葛蘭西提出了不同于俄國的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奪取文化領導權。他提出，在現代西方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任務不是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是同資產階級在市民社會中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文化革命。同時，革命的主體承載者也由傳統的無產階級轉變為擔負反思批判功能的知識分子。然而，在這種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文化批判中，葛蘭西實現的是社會歷史主體—社會歷史客體的模式構想，即有機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歷史主體向作為社會歷史客體的無產階級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輸”，其實質是近代哲學主體—客體建制模式在社會歷史話語中的“翻版”，歸結點是社會歷史主體的主體意識，而鮮活生動的革命實踐活動過程則被拋開了，革命的主體——有機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客體——無產階級大眾，都被抽象化了。
一、有機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民眾作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基本分化
葛蘭西首先確立了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基本分化。葛蘭西認為，奪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顯然是一個集體行動，而任何集體行動的第一要素，也就是最基本的東西，就是的確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整個政治科學都建立在這個古老的、不可規避的事實上。考慮到這一事實，人們必須思考如何能夠最有效地領導，領導者如何做最好的準備，以及從另一方面講，人們如何能夠保證被領導者和被統治者服從可行的最合理路線。那么，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者應該是誰呢？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就是主體，無疑是無產階級本身。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邏輯必然會導致社會階層的兩極化和對抗化，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及其根本對立，無產階級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壯大并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勝利是資本邏輯表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的必然，因此，無產階級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和主體。這是基于“科學”分析的基礎，而非基于某類知識分子的天才般的“空想社會主義”式的設想。以索列爾等為代表的工團主義思路就是強調工人階級的自主斗爭，反對知識精英的領導，尤其是蔑視知識精英的理論烏托邦傾向，主張無產階級在“總罷工”中自己解放自己。即使在開始追尋革命主觀前提的盧卡奇那里，革命的領導者和主體也仍然是無產階級。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主題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對于這種沖破資本主義物化的階級意識的獲得上，盧卡奇所持的是自發論，認為無產階級在生產和斗爭中，尤其是借助于經濟危機而自發獲得了革命的階級意識。但是，這里存在這樣一個悖論，無產階級既然已經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和社會分工而導致了全面的物化，其已被物化了的階級意識又何以從物化中逃脫出來，產生解放的革命意識呢？無產階級的自發性的確不足以使其成為超越物化的主體。在葛蘭西這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和主體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重擔從傳統工人階級身上轉落在有機知識分子的肩頭。
有機知識分子是區別于傳統知識分子而言的。傳統知識分子是智識型知識分子，保持著自我獨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直接產生于和服務于社會集團的專業化知識分子階層；另一類是相對獨立于特定社會集團之外的“貴族化”知識分子階層，包括教士、哲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等。葛蘭西反對以“智識”為標準區分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他認為，智識意義上的非知識分子并不存在。能夠將各種形式的智力參與排除在外的人類活動是不存在的，在任何體力勞動中，即使是在最為低級和機械的體力勞動中，也存在著最低限度的技術要求，即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動，智力—腦力工作和肌肉—神經勞動之間并沒有質的差別。葛蘭西認為，區別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真正標準“僅僅是知識分子職業范疇的直接社會功能”[2]。而這種直接的社會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識并提供一種新的世界觀。所以，有機知識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構新世界觀功能的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當然首先是“專業人員”，但是又必須超越“專業人員”，他必須是一個在積極參與實際生活中，質疑傳統的批判的雄辯者、建設者、堅持不懈的勸說者和組織者。他們能在意識形態上征服和同化傳統知識分子，并在無產階級大眾中通過教育活動進行深化和擴大。有機知識分子是革命的真正主體。概括地說，葛蘭西所指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也就是有機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兩個：一是批判和戰勝舊的意識形態，二是用新的世界觀教育和組織民眾。
二、有機知識分子被置于主體地位，無產階級民眾被置于客體地位
葛蘭西將有機知識分子置于奪取領導權文化革命的主體地位，同時又將無產階級民眾置于這場革命的客體地位。
葛蘭西首先明確了革命意識和革命意識的承載者——有機知識分子在民眾中的非自發性。這主要是因為，民眾作為下層社會集團，其歷史是支離破碎的。雖然在這些集團的活動中確實存在著一種統一的趨勢，但這種趨勢不斷被統治集團的活動所打斷。而且，下層集團往往受統治集團活動的支配，甚至當他們起義反抗時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勝利才能打破這種從屬關系。葛蘭西舉例說，農民群眾雖然在生產界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創造出自己“有機的”知識界，他們也沒有“同化”任何“傳統的”知識分子階層，盡管其他社會集團正是從農民中間吸收了許多自己的知識分子，而且傳統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農民出身。葛蘭西強調，革命意識的民眾自發論，其背后潛藏的其實是純粹機械論的前提。葛蘭西完全贊同列寧的“外輸”觀點。列寧基于俄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落后狀況，認為引領俄國實現革命的先進意識必須來自外部的輸送——先進國家進步資產階級的先進思想意識。同樣，葛蘭西也認為，意大利社會發展的落后和停滯狀況，也決定了意大利革命的“外輸”前提。“外輸”的根據就是有機知識分子精英。誕生在較發達國家生產進步基礎之上的先進思想潮流，傳送到周邊地區的較落后國家中時，承載新思想的集團也并非是經濟集團或民眾，而是知識分子階層。
無產階級民眾居于革命的客體地位，主要還在于無產階級民眾是有機知識分子的教育和組織對象。“‘領導權’的每一種關系必然地是一種教育。”[3]“教育”不是嚴格地限定于“學校教育”領域，教育關系也是知識分子階層和非知識分子階層之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精英及其追隨者之間、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先鋒部隊和大部隊之間的真實關系。在廣大群眾和知識分子集團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有機知識分子處于對民眾進行啟蒙的絕對教育者地位，無產階級民眾處于受動的被教育者地位。葛蘭西主張以有機知識分子為主組成政黨，作為新文化的組織性載體，肩負起以組織形式教育和組織民眾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選拔、培養和繁育組織完備的政治力量等。葛蘭西由此強調對學校、工會、報紙、電臺等培訓機構和傳媒機構的占領。當然，基于領導權的思想文化意義，這種教育和組織關系不能是強制的，而主要側重于思想上的凝聚和文化上的同化。
奪取文化領導權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機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民眾自上而下的“灌輸”式教育和組織。葛蘭西認為，創造一種新文化，并不僅僅意味著個人的“原創性”發現，尤為重要的是意味著以一種批判的方式去傳播已經發現的真理，可以說是這些真理的“社會化”，使它們成為一個共同的使命、智力與道德秩序的要素。“實踐哲學有兩項工作要做：戰勝形式精致的現代意識形態，以便組成自己獨立的知識分子集團；教育在文化上還處于中世紀的人民大眾。這第二項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規定著新哲學的性質，并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4]這是因為，引導大眾進行融貫一致的思想，并以同樣融貫一致的方式去思考真實的當今世界，遠比作為某一位哲學天才的個人發現并作為知識分子小集團的真理財富要重要，也更具有“原創性”得多。
但是，經過有機知識分子的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民眾并不會被提升為有機知識分子，也并不會改變其客體地位。這是因為，革命意識不會真正內化于無產階級民眾的思想和精神本身，而是歸結為外在的“信仰”。“因為人民群眾在世界觀轉變方面比較緩慢，而且，人民群眾世界觀的轉變永遠也不會在以‘純粹’形式接受新世界觀的意義上，而總是且僅僅是在把新世界觀當作一種或多或少異質的和稀奇古怪的結合的意義上去改變世界觀的。”“由此我們一定得出這樣的結論，群眾本身只能把哲學當作一種信仰來體驗。”[5]在奪取文化領導權、有機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民眾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要素無疑地是那種其特征不是由理性、而是由信仰決定的要素”[6]。但是，信仰誰，信仰什么呢？葛蘭西說，來自人民的人認為，那么多愛思考的人是不會錯的。他認為，雖然他本人確實不能像敵手一樣地去堅持和發展他的論據，但是，在他的集團里，卻有人能夠做到這點，而且肯定能比他所反對的那個特定的人更為高明。于是，他回憶起確實聽到過有人廣泛而又融貫一致地闡述過他的信仰背后的道理，并曾使他心悅誠服，對這些道理他已沒有具體的記憶，也不能復述，但他卻知道這些道理是存在的。曾使他豁然開朗并且心悅誠服這一事實，足以成為他堅持這些道理的永恒理由，即使不能很容易地提出論據來為它辯護。
因此，在教育中，“重復”是影響民眾思想的最好的教導手段，通過不懈怠地重申，可以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地加固民眾的“信仰”，也就是提高民眾階層的智識水平。檢驗“教育”的標準，就在于民眾的信仰程度。“群眾信奉或不信奉一種意識形態，是對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歷史性的真正批判性檢驗。”[7]這也構成了有機知識分子新哲學世界觀的衡量尺度，這種尺度就是其在無產階級民眾中的現實影響程度。有機知識分子的教育和組織目的就是通過自上而下的灌輸，形成革命需要的普遍而有效的民族—大眾意識，也就是葛蘭西一再強調的“融貫一致”的世界觀。
三、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化民眾和民眾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條件
葛蘭西非常強調有機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民眾的統一，但這種統一并不是二者在革命實踐中的辯證互動統一，而是以有機知識分子作為主體一方去同化民眾作為客體一方的單向統一。為此，葛蘭西在論述以新世界觀奪取現代西方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中，主要側重于強調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化民眾和民眾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條件這兩個方面。
有機知識分子必須同化民眾。“我們已經證實，哲學是一種世界觀，哲學活動也不要看成只是‘個人’對于系統的、融貫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變群眾的‘心態’，傳播哲學新事物的一場文化上的戰斗。”[8]葛蘭西反對滿足于個體抽象主觀創造的學究哲學家。他認為，理論與實踐的脫離，主要就在于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的裂痕，從而產生出理論是一個外在“附加”、一種“補充”和某種附屬品的印象。新世界觀不應保留給知識分子階層或專業哲學家，而應變成一種通俗的、大眾的現象，能夠改變大眾的思想，并以大眾文化的形式保存下來，從而具有一種具體的世界范圍的特征。因此，有機知識分子的目光必須從狹隘的知識集團世界觀投向廣大群眾所持有的世界觀。葛蘭西說，只有在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之間存在著與應當存在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統一同樣的統一的時候，人們才能獲得文化上的穩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機性質。也就是說，只有在知識分子有機地成為那些群眾的有機知識分子，只有在知識分子把群眾在其實踐活動中提出的問題研究和整理成融貫一致的原則時，他們才和群眾組成為一個文化的和社會的集團。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運動不是致力于在狹隘的知識分子集團中創造一種專門文化的運動，而是致力于在制定一種高于“常識”、在科學方面融貫一致的思想方式的過程中，永遠不忘記同“普通人”相接觸，并且確實在這種接觸中發現它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的源泉的運動。只有經過這種接觸，哲學才變成“歷史的”，才清洗掉自己身上個人性質的知識分子要素而變成為“生命”。[9]“實踐哲學的出發點仍然必須總是作為群眾的自發哲學，并且必須在意識形態上弄成融貫的常識。”[10]這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思想的歷史化”，即把思想看成是在許多人中間得以傳播，并且以使自身變成為一種民眾的積極行為準則的方式進行傳播的世界觀。
民眾具有被同化的基本條件。葛蘭西所確立的民眾具有被同化、接受新世界觀的基本條件，并不是從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論及的令人憤慨的不平等經濟、政治地位出發，而是從人人都具有基本的世界觀需要和接受新思想文化教化的智識能力方面來說的。葛蘭西在《獄中札記》最重要的部分《哲學研究》中，開篇就指出：“下面這種流布甚廣的偏見必須加以革除：哲學是一種奇怪而艱難的東西，因為它是由特定領域內的專家或專業的和系統的哲學家所從事的專門的智識活動。”葛蘭西強調“人人都是哲學家”[11]。人類的大多數，就他們都從事著實際活動，而在他們的實際活動中又都暗含著一種世界觀、一種哲學這一點而言，都是哲學家。通常理解的哲學史，就是哲學家的哲學史，是人民中的特定階級為改變、糾正或完善存在于任何特定時代的世界觀，從而也改變和這些世界觀一起的行為準則，換言之，為改變整個實踐活動而采取的嘗試和意識形態上的創造精神的歷史。而職業的或“專門的”哲學家和人類的其他部分之間并無“質”的差別，只有“量”的差別。和其他人相比，職業的專門哲學家，不僅以更大的邏輯嚴密性、更大的融貫一致性、更多的系統感進行思考，而且他了解全部思想的來龍去脈。在思想領域中，專業哲學家具有和其他專家們在其各自不同的科學領域中所具有的相同的功能。然而，專業哲學家和其他專家之間又存在著區別。例如，可以有昆蟲學專家，但并不需要每一個其他的人都成為經驗主義的昆蟲學家，可以有三角學專家，也并不需要絕大多數人都去關心三角學。而思維是人人所固有的，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根本不思考的人和沒有任何世界觀的人。因此，哲學總是作為潛在的理論前提表現于人們的生活之中，哲學與大眾不可分離。哲學理論與大眾常識之間具有著可以轉換的可能，葛蘭西以之作為民眾接受世界觀的基本條件。立足于民眾的哲學世界觀需求和智識條件，這也體現了葛蘭西以長期文化滲透和教化代替充滿顯在情緒的應激式的經濟革命和政治造反的基本意向。
在奪取文化領導權中，其終極支點是有機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葛蘭西作品的更重大的理論含義——至少當他談及知識分子作用時——是在兩個極端中建立一座辯證的橋梁。”[12]而問題在于，作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必定是屬于西方社會中的特定階層，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越自身，對西方現代社會作出整體性批判？這也正如《新馬克思主義研究辭典》中戈爾曼對葛蘭西的評價：“如果葛蘭西逃出墨索里尼的魔掌，他會面臨世界黨的生存同實際（主觀）態度和條件之間可能出現的沖突，那么，他就不可能把主觀強調到在與世隔絕的獄中的那種程度，或許他對當代西方人的影響會更小一些。”[13]
總之，葛蘭西奪取文化領導權的主要方式就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文化批判，動搖資本主義社會的市民社會陣地基礎，并用新的意識文化滲透和取代之，從而奪取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領導權。陣地戰的中心任務就是對西方市民社會文化意識的質疑和批判。葛蘭西就奪取文化領導權的內容即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批判內容并沒有展開詳盡的論述，他著重探討的只是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方式。在這些探討中，葛蘭西構建起了一個社會歷史主體—社會歷史客體的奪取領導權模式，將有機知識分子置于社會歷史主體的地位，將無產階級大眾歸于社會歷史客體的位置，認為奪取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領導權方式，就是由有機知識分子戰勝資產階級的文化意識形態，并對無產階級進行行之有效的“灌輸”式教育。社會歷史的動力和源泉依托于有機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和灌輸行為。可見，葛蘭西依從于唯心主義哲學主體—客體模式在社會歷史語境中的“翻版”。葛蘭西的社會歷史主體—社會歷史客體的建構模式，導致的是一個社會歷史語境中的“唯我論”。
注釋：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頁。
[2][3][4][5][6][7][8][9][10][11] ［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第262頁，第305頁，第250頁，第251頁，第252頁，第260 頁，第240—241頁，第336頁，第232頁。
[12]［美］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頁。
[13]［美］羅伯特·A.戈爾曼主編《新馬克思主義研究辭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頁。
（作者單位：空軍航空大學黨的創新理論學習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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