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

原文發表于法國《當代馬克思》（Actue Marx）2009年第46期
http://actuelmarx.u-paris10.fr/indexr.htm

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

Michael Löwy

趙超　摘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8期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革命只能是勞動者的使命。1846-1848年間，他們開始思考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的地位問題。他們認為，共產黨或者革命者的作用并非如同各種空想社會主義流派所主張的那樣，僅停留在工人運動的邊緣地帶，通過宣傳向人民宣揚真理，而是應當密切地參與階級斗爭，幫助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歷史實踐找到革命的道路。此外，共產黨也不能發揮雅各布賓主義的領頭作用或者巴貝夫主義（或布朗基主義）密謀組織的作用，更不能自以為高高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代替人民群眾“搞革命”。

換言之，被統治階級的普遍利益不能被異化為一個高居人民群眾之上的“不朽的領袖”或者“開明的少數派”的形象。根據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被壓迫者即勞動者傾向于通過他們的階級斗爭實踐來實現總體性。共產黨不是總體性的異化化身，而是作為工人運動終極目標的總體性和階級斗爭歷史進程的每個組成階段之間的理論和實踐的調節者。

總而言之，馬克思的革命黨不是資產階級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最高救世主”的繼承者；它是為解放而斗爭的被統治階級的先鋒隊，也是喚醒人民群眾并支持其斗爭行動的工具。它的作用不是代替或超越工人階級進行行動，而是引導工人階級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走向社會革命。

列寧的集中制

列寧在1900-1904年間關于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問題的著作——特別是《怎么辦？》（1902年）和《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構成了嚴密一致的整體，論述了社會主義運動“集中制”的典型概念。

《怎么辦？》和《進一步，退兩步》的組織概念的更為廣泛的理論依據是列寧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兩種形式所進行的區分，這兩種形式的性質和歷史根源各不相同：（1）階級意識的“自發”形式。該形式是從無產階級的早期斗爭中突然出現的，開始的時候呈現出一種激情澎湃的特點——“絕望和復仇的表現”，隨后在“工聯主義意識”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工聯主義意識”是指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工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這些反抗構成了在經濟斗爭以及工人與工廠主之間關系的有限范圍內，工人階級憑借自身力量應該可以達到的最高意識水平。即使這種意識具有某種政治特點，它仍然與社會主義政治完全不相干，因為它僅僅局限于司法—經濟改良（罷工權、勞動保護法等）的斗爭中。（2）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不會自發地出現在工人運動中，而是通過來自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從外面”灌輸進去的。這種意識只能通過反對無產階級的自發性和工聯傾向的思想斗爭使自身得到承認，因為自發性和工聯傾向會導致無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奴役。社會主義意識主要是無產階級利益與現存政治—社會體制之間根本對立的意識。社會主義意識不僅吸引工人階級對其自身的注意，也吸引他們對各階級之間關系的注意，對整個階級社會的注意，將每個特殊的事件插入資本主義剝削的整體畫面中。列寧正是從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結構的分析出發，構建了他的政黨理論，打算用組織的術語將意識的不同等級制度化。

首先，列寧在政黨與階級、先鋒組織與群眾運動、無產階級中的自覺的少數派與猶豫的多數派之間劃分了明確的界限，同時還力圖在兩部分之間建立某些聯系。在《進一步，退兩步》中，他建議根據組織程度和自覺程度劃分5個等級。黨內：（1）革命家組織（職業）；（2）工人組織（革命者）。黨外：（3）靠近黨的工人組織；（4）不靠近黨但是受黨監督和領導的工人組織；（5）在階級斗爭的重大事件中服從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非組織分子。

列寧通過制定以下規定，將構成黨與群眾之間關系形式的原則應用于革命家組織的內部結構：（1）社會民主黨斗爭的政治內容及其行動的必要的秘密性要求革命家的組織包括“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這與適應經濟斗爭的大型組織截然相反，這些大型組織必須盡可能地擴大規模；（2）基于同樣的原因，不可能賦予黨一種“民主的”特點（選舉、監督領導人等）。黨的結構必須是“官僚的”、集中的，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建黨原則之上。民主主義、自治主義以及“自下而上”的組織原則都是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固有屬性；（3）因此，黨的領導必須掌握在“堅定剛毅”、“在長期實踐中得到職業訓練和教育”的領導集團手中。工人階級最壞的敵人是蠱惑家，他們散布對領導人的不信任并激發群眾的“劣根性和虛榮心”；（4）最后，必須用鐵的紀律規范黨內生活。工人們可以自然地通過“工廠鍛煉”得到這種紀律，但是由于其生存環境而傾向于無政府狀態的小資產階級卻力圖逃避這種紀律。面對社會民主黨內在組織問題上指責列寧為“雅各布賓主義”的對手，列寧回應道，革命家的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與無產階級組織不可分離的雅各布賓派。

無疑，列寧在1902-1904年這段時期內的著作可以被視為結構一致、條理清晰的整體，應當前后結合起來研究。然而，這些著作果真如同列寧的許多支持者和對手所主張的那樣，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華”或者“列寧主義的完整表述”嗎？

在“斯大林”時期，《怎么辦？》作為列寧關于組織問題最具權威的言論，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并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廣為傳播。但是，1921年，列寧認為對這一著作的翻譯不甚理想，要求在用除俄語之外的語言出版這部著作時至少要附帶“好的注釋”，“以避免錯誤的應用”！

自1907年起，在新的序言中，列寧對這一著作表達出一些保留意見，強調其中有些表述多少有些不靈活或者不準確，因此不能將這“同一定的歷史背景、同那個在我們黨的發展中早已成為過去的一定時期分開考慮”，另外，這一著作“是用論戰方式來糾正‘經濟主義’，因此離開小冊子的這個任務來看它的內容是不對的”。除此之外，列寧表示從來沒有考慮過將他“在《怎么辦？》中所作的表述當作一種構成特殊原則的‘綱領性’的東西”。他提出，這些做法符合社會民主黨被局限在“活動小組”的狹小框架內的時期，“只有吸收無產階級分子來擴大黨，并且同公開的群眾活動結合起來，才能消除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不適合當前任務的小組習氣的痕跡。布爾什維克曾在1905年1月的《新生活報》上宣布，一旦有了公開活動的條件就立即向工人政黨的民主組織過渡，這個過渡實質上就是同舊日小組習氣中的過時的東西斷然決裂”。

很顯然，列寧1904年與1907年的論斷的深刻變化是同在這兩個年份間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緊密相關的，這次事件顯示出俄國工人群眾非凡的政治首創精神：1905-1906年革命。為證明這一點，只需閱讀列寧在1905年的著作。這些著作勾畫出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新前景，列寧當時的想法與盧森堡的想法相差不遠。

首先，列寧不再說“從外面灌輸”的意識，而是說群眾通過自己實踐、自己具體的革命經驗而實現的自覺。1905年底，他斷言：“工人階級本能地、自發地傾向社會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黨十多年來做了不少工作把這種自發性變為自覺性。”此刻，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了領袖與階級之間的關系，在1906年評論莫斯科起義（1905年12月）時指出，無產階級先于他們的領袖覺察到斗爭客觀條件的改變以及隨后由罷工向起義轉變的必要性，實踐總是走在理論的前面。

于是，列寧產生了黨與群眾之間關系的新觀念，堅決主張強調群眾自身首創精神的決定作用：“現在，工人將要發揮出的巨大首創精神，是我們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組活動家’所不敢設想的。”正是基于這個原因，他提出，將工人代表蘇維埃轉變成革命的政治中心、臨時革命政府。他圍繞以下中心主題，起草了一份未來政府的公開聲明：“我們沒有脫離革命的人民，我們的每一個步驟、每一項決定都交給他們去審定，我們完全和絕對依靠來自勞動人民群眾的自由的倡議。”

最后，“新派別”也表現出黨的內部組織程度，黨接受了革命工人群眾的加入。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列寧要求批準新的工人黨員作為代表，與老“委員會”的代表一同參加會議。此外，他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看到“在黨組織內充分實現民主原則的一項決定性步驟”。

羅莎·盧森堡的“自發主義”

盧森堡在1903-1904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發表文章并在1906年的小冊子《群眾罷工、黨和工會》中闡述了她的組織理論，徹底反對列寧1905年以前提出的集中制，堅決主張由群眾自己發揚革命首創精神，對于政權集中在黨的領導核心手中持保留意見。

盧森堡認為，工人群眾的自覺過程更多來自革命斗爭的經驗以及無產階級直接和自主的行動，這遠比黨的宣傳冊和傳單的作用大得多：俄國的專制主義必須由無產階級推翻，但是，為此無產階級需要高水平的政治教育、階級意識和組織意識，而所有這些條件只能源自革命過程中真切的政治鍛煉和斗爭。“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強大推動下突然爆發的無產階級的全面起義，對外部來說是向專制主義進行革命宣戰的一次政治行動。但正是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階級行動本身，由于它像電擊一樣首次喚起了億萬無產者的階級感情和階級覺悟，因而它反過來對內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強大。”在這里，盧森堡表現為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堅定信奉者：“外在”的“環境”和“內在”的階級意識正是在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同時發生變化的。革命意識只能在“實踐”運動的過程中得以傳播，人類的“大量”變化只能在革命中發生。實踐的范疇使盧森堡跳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伯恩施坦抽象的道德主義和考茨基機械的經濟主義之間左右為難的困境。同時，實踐的辯證法令她超越了以《愛爾福特綱領》為代表的傳統二元論，即在作為“最低綱領”的改良和作為“最終目標”的革命之間的二元論。通過1906年（反對工聯官僚主義）和1910年（反對考茨基）提出的群眾罷工戰略，盧森堡明確地找到了一條能夠將經濟斗爭或為爭取普選的斗爭轉變為群眾革命運動的道路。

此外，盧森堡還認為，在工人群眾的激進起義過程中，想要在（工聯主義的）經濟斗爭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斗爭之間進行劃分的“過分簡單的學究氣”消失了：這兩類斗爭變成了階級斗爭的兩個方面，工會與社會黨之間人為的限制被取消。因此，盧森堡拒絕將“工聯主義意識”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對立起來，建議區分潛在的理論意識和實踐行動意識，前者在小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統治時期具有工人運動的特點，后者出現在革命過程中，當人民群眾自己（而不只是黨的代表和領袖）登上歷史舞臺，直接在實踐中使“思想教育”具體化。正是由于這種實踐行動意識，缺乏組織的落后階層在革命斗爭時期成為最激進的分子，而不是落在后面的分子。

顯然，這種階級意識理論促使一種關于黨與群眾關系的思想形成，該思想與《怎么辦？》和《進一步，退兩步》中所闡述的思想非常不同。盧森堡反對機會主義的議會制傾向，這種傾向主張抹去黨和無組織的人民階層之間的所有差別，“將無產階級積極的、自覺的精英淹沒在作為‘選舉主體’的萎靡不振的群眾中”。她拒絕在社會主義核心和無產階級的周圍階層之間豎起密不透風的隔板，前者由黨牢牢地框起來，后者“在階級斗爭中已經得到鍛煉，階級意識與日俱增”。

基于該原因，盧森堡批判那些她認為在階級斗爭中高估了組織的作用并以此為基礎確定政治策略的人，這些人往往同時還會低估尚未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成熟度，也忘記了“大規模階級斗爭風暴”的教育作用。在這種斗爭風暴中，社會主義思想將會超出組織清單或平靜時期選舉統計的限制。這顯然并不意味著有覺悟的先鋒隊必須袖手旁觀地等待革命運動的“自發”到來。相反，先鋒隊的作用確切地說是趕在事物發展之前尋求加快發展。最后，用一句話概括她的組織理論并回應列寧將社會民主黨比作無產階級組織不可分離的雅各布賓派這一著名比喻，盧森堡宣稱：“事實上，社會民主黨并不與工人階級的組織相關，它是工人階級自己的運動。”

除此之外，盧森堡認為，社會民主黨以消除“領袖”與“被領導的群眾”之間、有經驗的“首領”與萎靡不振的“盲目群體”之間的反題為己任，該反題是所有階級統治的歷史依據。群眾自己產生的明確的意識是社會主義行動必不可少的歷史條件，就如同群眾意識過去曾是統治階級的行動條件一樣。因此，領袖的作用必須脫去“首領”的身份，將領袖變成群眾，變成群眾自覺行動的執行機構。總之，賦予領袖作用的唯一“主題”是革命工人階級的集體“自我”。

從這些前提出發，盧森堡拒絕接受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提出的被她稱為“極端的集中主義”的觀點。她認為，這種集中制披上了“雅各布賓－布朗基主義”的外衣，會逐漸將中央委員會變成黨的唯一有效核心。受到“夜間警衛”這種貧乏精神的浸透，領導核心更愿意監督和管理群眾運動，而不是發展和豐富這種運動。她用社會主義集中制反對這種極端的集中主義，后者適用于謀反分子的組織，而前者只不過是一種“自我集中制”：黨內大多數人的統治，先鋒隊的意志的強制性綜合，反對民族、宗教或職業上的地方主義。對于在“工廠鍛煉”中形成的紀律，列寧認為這種紀律可以使無產階級自然地適應黨的紀律，而盧森堡認為這只會使受壓迫階級更好地被馴服。盧森堡不同意社會民主黨隨意地進行自我約束，她認為工人階級只有徹底清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迫形成的順從和奴役習慣，才能實現自我約束。

總而言之，盡管盧森堡確實低估了組織在革命斗爭中的作用，但是她并沒有像一些“盧森堡主義者”所言，將群眾的自發性提升為絕對和抽象的原則。甚至在最能體現“自發主義”的著作《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中，她承認了社會黨必須掌握群眾罷工的“政治領導”，這意味著“為斗爭制定口號，給斗爭指出方向”，“安排政治斗爭的策略”，等等；她還承認，社會主義組織是“領導全體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工人運動的政治明確性、力量、統一也確實是來源于這個組織”。還要補充一點，羅莎·盧森堡所領導的波蘭組織（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具有密謀和革命的特點，比德國社會民主黨更像布爾什維克黨。

1919年1月的失敗明確地表明自發主義的局限性以及強大的革命先鋒隊的重要性。可能盧森堡在1919年所寫的最后幾篇文章中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這一次她強調：“群眾需要明確的領導和果敢的領袖。”

葛蘭西：從工人委員會到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

葛蘭西關于組織問題的思想在1919年和1934年之間發生了深刻而徹底的變化，幾乎可以說是“思想的決裂”。意大利共產黨成立（1921）之前的幾年內，葛蘭西在意大利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皮埃蒙特版和意大利社會黨共產主義派的周報《新秩序》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提出了組織問題，與“盧森堡主義者”的觀點頗為接近，而1933-1934年在獄中撰寫的札記則超出了“雅各布賓－布朗基主義”的范圍，直接達到馬基雅維利式的程度。一些跡象清楚地表明，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源自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在這15年內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意大利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首先，為了理解葛蘭西在1919-1920年這段時期內的著作中暗含的“自發主義”，必須將這些著作置于其歷史社會的背景之下：（1）“一戰”后，在蘇維埃革命的影響下，隨著罷工運動、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起義（1919年的德國和匈牙利）的不斷出現，整個歐洲大陸的工人運動進入了“群眾飛躍”的時期。（2）特別是在意大利，無產階級群眾表現出比工聯領導或社會黨領導更具有首創精神和戰斗性。在都靈，在葛蘭西直接經歷和參與的歷史運動過程中，起義工人占領工廠并自發地組織工人委員會。（3）受“中間派”分子支配的黨的領導層與群眾的革命程度相比非常落后：在都靈大罷工期間，黨的領導層拒絕全面支持運動，將運動嚴厲地批判為“無政府主義的偏向”。就像1904年的盧森堡一樣，葛蘭西面對的是一個表面上的革命黨——意大利社會黨自稱“第三國際的支部”，但是該黨內部受到議會制和改良主義的侵蝕。

因此，葛蘭西在1919-1920年的文章中使用非常接近斯巴達克同盟的綱領用語，并將盧森堡作為除馬克思和列寧之外啟發他根本信念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共產主義革命只能通過群眾實現，而不是某位黨的總書記或共和國總統借助政令實現的。像盧森堡一樣，葛蘭西認為正是自發的、不可遏制的勞動群眾的運動展現了歷史發展的確切意義。這些運動是在工廠的黑暗和群眾的覺醒中秘密準備起來的，群眾的精神自主和歷史首創精神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

在意大利，1919-1920年的工人委員會是無產階級革命自發性的歷史表現。在工人委員會中，勞動者受到了社會管理方面的訓練，為工人國家的自治政府做準備。因此，群眾的政治權力、引導運動的權力必須歸屬群眾自己的代表機構——委員會和委員會體系，而組織的技術人員（也就是不能免職的專家）必須局限于純粹的管理職能，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黨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呢？葛蘭西認為，黨不應力圖機械地將運動限制在其組織的狹小框架內：它可能會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保守的機關，眼看著革命過程掙脫了它的監督和影響。在工廠委員會的具體情況中，黨和工會不能裝出一副監護人或者從這些新的機構中組建起來的統治階層的樣子。恰恰相反，黨必須成為“工人從執行者變為倡導者這一內心解放的過程”的工具。總之，共產黨不能成為空論家、“小馬基雅維利”的集合，也不能成為利用群眾以試圖對法國的雅各布賓派進行英雄式模仿的政黨，而應該是想要通過自己的方式、采取自治的方法實現自我解放的群眾的政黨。

黨與群眾的這種關系結構反應出黨的內部組織的水平，葛蘭西認為它應該是“自下而上”的：在每個工廠（都靈），都有一個帶著自己領導班子的共產主義常設小組。一些獨立的小組根據所在工廠的地理位置聚集在一起，在黨支部內部成立領導委員會。

在1927-1935年這段時期內，歐洲的工人運動無論是在與對手的力量關系上還是在本身的結構上，均受到了激進變革的不良影響。（1）革命運動的普遍衰退、群眾的政治停滯、共產主義的反復失敗，這些使得領導人中出現對黨和“領袖”給予極度重視的傾向。（2）在意大利和德國，工人黨的失敗與法西斯掌權同時發生，法西斯在城市和農村均得到了政治上落后的大量平民階層的支持。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知識分子（卡爾·曼海姆、埃里希·弗洛姆）中出現了對“非理性傾向”的強烈不滿和極大懷疑，同時，在共產黨領導人中出現了對黨的機構的反省和“領袖”對“群眾”權力的加強。（3）最后，在這個時期內（1927-1935），共產主義運動開始了內部官僚主義化進程——“斯大林主義”，該進程隨著莫斯科訴訟案和對布爾什維克老領導層的清洗于1935年達到了頂點。我們認為，這三個重大事件——群眾的后退、法西斯的成功和斯大林主義的發展——成為理解葛蘭西政治思想變化的關鍵。

1933年的葛蘭西認為，黨必須發揮“現代君主”的作用，也就是馬基雅維利和雅各布賓派傳統的合法繼承者。由此，黨在意識上處于神話或絕對命令的地位，成為確定什么有用什么有害、什么高尚什么邪惡的參考點。黨最終具有了“進步的警察職能”。換言之，“如果從存在著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以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這一原則出發，那么，毫無疑問，到現在為止‘黨’是培養領導者和鍛煉領導藝術的最便利的手段”。

在他眼中，革命黨的內部組織順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被定義為“將源自群眾根基的因素持續嵌入領導機構的穩固結構中”。這意味著一個界限分明的內部等級制度：最底層是“貢獻并不在于拿出創造精神或高度組織精神，而在于他們的紀律性和忠實”的普通人群體；最頂層是“具有強大的聯系力量——集中的、有紀律的甚至發明的力量”的領導集體；兩者之間，則是銜接兩個極端的中間要素。然而，需要補充的是，葛蘭西對于這樣一個組織綱領的危險性并非渾然不知。他對“官僚主義集中制”、領導人官僚的保守主義習慣以及對黨異化的拜物教這三者的批判，暗示著《關于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的札記》的作者與《新秩序》的作者之間具有某種連續性。

盧卡奇的政黨理論

盧卡奇在庫恩·貝拉的短暫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3-7月）中擔任人民委員的親身經歷，可能令他萌生了對辯證地超越自發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理論進行綜述的想法。在這段革命經歷中，工人階級的自發的革命毅力表現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它的迅速失敗表明，“盡管工人階級的革命自發性是以無產者的革命為基礎的，但是我們不能將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這一唯一的力量上”。

此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1919年1月斯巴達克團起義失敗后，非常有必要對革命過程中經受決定性考驗的組織理論進行一次思想總結。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這種總結對“盧森堡主義”是非常不利的。然而，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寫于轉型時期（1919-1922），在這段時期內德國的形勢還比較具有潛在的革命性，“盧森堡主義”還是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比較強大的一派。需要補充的是，盧卡奇當時生活在德國，該派別在德國的影響力很大。這就很好理解為什么《歷史與階級意識》盡管有所保留，但仍深受盧森堡思想的浸透。

盧卡奇認為，盧森堡主義的自發主義的根本錯誤，一方面在于深信無產階級的自覺是對潛在內容的簡單實現，另一方面在于忘記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影響，正是由于這種影響，即使是在最糟的經濟危機發生時，工人階級的一些階層政治上仍然落后。群眾的自發行動是經濟規律的心理表現，但是真正的階級意識并不是客觀危機自然而然的產物。

于是，他引入對工人的“心理意識”和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區分，這是《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論題之一。前者是指群眾實際有效的、全憑經驗的想法，從心理上可以進行表述和解釋，后者是指對階級歷史形勢的有意識的見解。這種真正的階級意識并不是階級成員想法的總和或平均，而是一種“客觀的可能性”：可以給予這個階級的最適當的理性反應，也就是這個階級如果能夠把握歷史形勢的總體性而會具有的意識。

然而，被“給予”的階級意識并不是一個先驗的整體，一種絕對的價值觀，在思想的世界中漂浮不定；相反，這種意識具有具體的、革命性的歷史形象：共產黨。因此，盧卡奇認為，共產黨是階級意識的組織形式，這種階級意識作為意識和革命行動最有客觀可能的載體，在理論和實踐之間、人類和歷史之間發揮著媒介作用。在關于黨和大規模無組織的群眾之間關系的討論中，尤其必須避免資產階級歷史觀的特有傾向，即將真正的歷史進程與群眾的演變割裂開來。無論是黨的宗派主義還是自發主義都陷入了這樣的錯誤中，因為它們在提出“反機會主義的恐怖主義”這一不確實的困境的同時，卻處于“意志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困境中。

宗派主義過高地評價了革命過程中的組織作用，傾向于用黨代替群眾（同布朗基主義者一樣），并將黨與群眾之間在歷史上必要的組織區分視為長期分裂。因此，宗派主義人為地將在生活和階級演變中的“正確的”階級意識分離出來。而自發主義則低估了組織因素的重要性，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群眾一時的情緒置于同一水平，把真正的意識層級拉至最低水平——或者最多拉至平均水平。因此，自發主義拒絕將這些層級的統一過程提高到盡可能高的水平。

盧卡奇認為，組織問題的辯證的解決辦法在于黨和無組織的群眾之間進行積極的相互作用，這可以超越反對“群眾自治”的“黨的雅各布賓主義”這一方案。階級意識的發展進程將會促進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構的形成。換言之，共產黨和階級之間的組織劃分源自無產者在意識問題上的異質性，但是這種劃分可能只是整個階級意識統一的辯證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從促進革命意識自覺進程的意義上看，先鋒隊組織的自治可能會是使最高的客觀可能性和平均的有效意識水平兩者相等的方法。

從共產黨的內部結構這一角度進行考慮時，盧卡奇再次努力避免官僚主義集中制和極端“自治主義”的物化方案。盡管他強調革命首創精神的能力必須以高度集權和勞動的進一步劃分為前提，但是他也指出了官僚主義化的危險，公務人員封閉的等級制度與抱有一定冷淡態度的消極黨員之間的對抗就是這類危險的體現，在這里，盲目的信賴與冷漠無情摻雜在一起。總之，盧卡奇強調黨員的意愿與黨的中央領導層的意愿之間進行具體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由于這種關系，從小資產階級那里遺留下來的積極的領袖與消極的群眾之間的對抗可能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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