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杰雄：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的沉思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的沉思

易杰雄

眾所周知，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理論戰線曾開展過一場關于認識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認識似乎并沒有什么進展。實事求是地說，當時的討論重新恢復了實踐的權威，打破了“兩個凡是”，使廣大人民在黨的實事求是、開放、搞活的改革路線的指引下，重新煥發了生機勃勃的創造精神，使國家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沒有實踐標準的討論，就不可能有我國的改革開放。認識標準的討論作為光輝燦爛的篇章將永載我國思想史的史冊。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討論還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去那種“討論”問題做法的影響——一花獨放，把其他不同看法視為異端，當作批判對象。由于后來是否擁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問題，實際上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態度問題;由于當時不少哲學工作者還心有余悸，有不同觀點也不敢發表;也由于我國的哲學研究和對外交流在此之前實際上已中斷多年，那時整個水平也比較低。所以，當時的討論并沒有從理論上得到充分的展開，關于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的一系列問題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深入的探討。加上宣傳上的簡單化、絕對化，我們的人民和干部隊伍的理論素養又比較差，有些人錯誤地把實踐理解為就是“干”，把實踐的一次結果等同于人類全部實踐的結果，把每一次實踐成功或失敗的意義絕對化，從而陷入了重視理論尤其是不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與指導的經驗主義和只顧眼前利益的實用主義。

實踐表明，關于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的問題，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這個問題的研究并沒有達到這樣光輝的頂點。仿佛在這方面已經無事可干了。事實上，理論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許多方面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而且我認為，這個問題的再討論亟需立即進行。深入研究和科學地宣傳這個問題，不僅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下面談談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許多看法很不成熟，提出來的目的是為引起同行的關注和爭論，把這一問題的研究和探討繼續引向深入。由于當時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論據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作家的論述，所以，我的闡述也首先從分析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開始。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究竟是怎樣論述的?

長期以來，我們理論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學風：研究、闡述問題，不是把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說法，包括截然相反的看法統統擺出來，具體地作全面的分析，而是采取各取所需的實用主義態度，只引述那些與自己觀點一致的論述，甚至用這些引文來代替論證，而對相反的觀點，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有意回避。我認為這不是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究竟是怎樣論述認識標準的呢?究竟應當怎樣全面地、準確地把握他們有關這個問題的思想呢?

不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經多次談到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在二十多年前的討論中已作過大量引證。我在這里只想指出過去很少被人引用，或雖被引用，其中有的思想卻很少被人注意的那些論述，并談談個人對它們的理解。

1. 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的“實踐”一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的呢?

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恩格斯有一段很有名的論述：對不可知論和其他一切哲學上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自己能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使它按照它的條件產生出來，并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1]。很明顯，在這里，恩格斯所講的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的實踐，指的并不是作為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過程本身，而是指這種活動的結果，所以他用了“制造出”、“產生出來”這樣的措詞。這從他緊接著所舉的例子看得就更清楚了：“動植物體內所產生的化學物質，在有機化學把它們———制造出來以前，一直是這種‘自在之物’;當有機化學開始把它們制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為我之物了，便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們已經不再從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里提煉出來了”[1]。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更是明確地把客觀實在作為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他說，“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并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2]。

列寧的論述與恩格斯完全一致。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實即用實踐來進行檢驗”[3]。由此可見，在列寧看來，當我們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這里的實踐與事實不過是同義語。列寧在這里所講的事實又是指什么呢?對此他也有過明確的表述。他說，“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人類實踐的‘成功’證明著我們的表象和我們的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的符合。”[4]。這就是說，認識的正確與否，要看實踐能否成功，即看實踐的結果。他所講的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的事實，就是指作為實踐結果的那些事實。在《哲學筆記》的另一個地方，列寧把這一思想表述得就更加明確、肯定。他說：“行動的結果是對主觀認識的檢驗和真實存在著的客觀性的標準。”[3]。在另一個地方，列寧還明確解釋了我們通常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在什么意義上講的：“認識客體的運動從來只能是辯證地進行的：為了更準確地前進而后退———相合線和相離線、彼此相接觸的圓圈。交錯點=人和人類歷史的實踐(同實在事物的無限多的方面中的一面相符合的標準(=實踐)”[3]。

顯然，行動的結果與行動本身，即實踐的結果與實踐過程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們知道，在中文中，標準一詞有尺子、準繩的意思。它本身必須是某種相對固定的東西。否則，它就不能作為檢驗認識的客觀性標準了。而實踐的結果雖然是由人造成的，但它一旦產生出來后又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純客觀的東西。所以，實踐結果才能充當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客觀標準。而實踐過程本身是受實踐主體支配的，主觀性的成份是很大的，而且它本身是一個過程。因此，作為檢驗認識的客觀性標準的只能是作為實踐結果的那些事實，而不可能是實踐過程本身。其實，真理的定義已經規定了什么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真理是與認識對象、過程一致的認識。被認識對象和過程才是檢驗人們對它們反映得對不對的標準。由于被認識對象和過程本身并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實踐成功了一般表明認識與被認識對象和過程一致，它要真正成為現實的標準還離不開實踐主體，根據已有的正確的認識、理論和經驗來判定。

既然客觀現實，更確切地說是作為實踐結果的那些客觀現實才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和尺子，那么作為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過程本身的實踐在檢驗認識過程中起一種什么作用呢?我認為本來意義上的實踐實際上是一個“量”的過程，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手段、途徑和方法。

不用說，由于實踐具有各種不同的水平，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一次實踐的結果決不可能完全證明或駁倒某一認識。所以，說實踐的結果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里的結果應當是指人類全部實踐的結果，而不應當僅僅看某一水平上某一次實踐的結果。

2.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沒有用過“唯一”這樣的詞?

要斷然回答這個問題是困難的，必須把他們的許多論述聯系起來全面地加以研究。

就現有的中文譯本看，至今還找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明確的說法，雖然在有些論述中好像也有這種意思。列寧講過，不過這還是在他較早的著作中，即他于1894年春夏寫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文中，當時他是這樣說的：“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于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5](注意，這里也表明：列寧認為理論的標準不是實踐，而是現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08年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部著作中倒是明確指出，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他是這樣說的：“實用主義既嘲弄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4]。當然，這里還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在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點上，辯證唯物主義與實用主義是共同的。如果說，單就這句話還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的話，那么再看列寧下面這樣一段論述就不得不放棄這種解釋了。列寧說：“只是在實踐上證明，不可能，作者沒有辯證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6]十分明顯，列寧是反對在標準前加“唯一”這個詞的。在他看來，加了“唯一”，就是“實用主義”，就是“僅僅宣揚經驗”，就是經驗主義。

列寧還說，“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斗爭”[4]。對于這段話，過去總認為列寧是說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既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這當然是不錯的，現在根據上邊指出的列寧對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的基本傾向就不難看出，這段話的意思不光是這樣，其精神實質還在于，反對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有絕對性的一面絕對化，不同意把實踐看作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

列寧無論是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還是在《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中都反對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些著作的寫作時期都要比《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寫作時間晚得多。

當然，列寧反對在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前加“唯一”這個詞的看法也不是不可討論的。我們反對把經典作家本來沒有的意思強加到他們頭上，同樣也反對把凡是經典作家說過的就當作沒有疑議的真理。但在這里我們認為，列寧反對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絕對化的思想無疑是合理的。

3. 科學的表述應當是怎樣的?

除了上邊已經指出的經典作家認為實踐的結果才是檢驗認識的標準外，他們在多數情況下講的是實踐是檢驗認識、理論、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7][8]。事實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不過是沿用哲學史上約定俗成的舊說法。這種說法是不十分準確的。首先，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難道它就檢驗不出謬誤嗎?如果能，為什么不在提法中把這層意思反映進去呢?客觀上，實踐檢驗的結果總是表明原來的認識不是真理，就是謬誤，或者真假參半，表明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錯誤。其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種說法還隱含著，一種認識在它被實踐檢驗之前就已經是真理了。這與認識所以要由實踐來檢驗，只有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知道它是真理還是謬誤的思想相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表明，一種認識即使以后證明它完全正確，在未經實踐檢驗之前就只能是一種假說。所以，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只有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才是真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在這個問題上確切意思實際是：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手段、途徑和方法，人類全部實踐的結果才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最終標準，而且它要想成為現實的標準，還離不開實踐主體根據已有的正確認識、理論來判定。

當然，我們決不能單純地以經典作家的論述為根據，重要的還是要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本身究竟科學不科學。

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從邏輯上看來，加上“唯一”二字，就表明一切認識無例外地都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只有實踐才能夠檢驗。既然如此，當然也包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本身是不是真理，它應當由什么來檢驗呢?按這個命題的邏輯，這句話的真理性也只能由實踐來檢驗。這樣推下去就成了一種惡無限。何況實踐是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恰恰是爭論之所在。其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認為這個命題是真理，這個命題本身就排除了任何從理論上說明和證明它的可能性。可是我們現在的教科書在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還要講為什么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在邏輯上就矛盾。既然這個命題從理論本身是不能證明的，就只能作為一個公認的邏輯起點或信仰來接受。要作邏輯起點，它必須是大家公認的，而且具有最簡單、本身包含有爾后要展開的整個體系的萌芽的特點，這個命題顯然并不具有這些特征。所以它不可能成為公認的邏輯起點。如果作為一種信仰，因為我們容許人有不同的信仰自由(這是從法律角度講的，其實人的信仰本來就是自由的)，當然也就應當容許別人不相信這個命題。這樣，在標準前加“唯一”二字，本來意在強調它的權威性，而實際上這樣絕對化的結果，卻只會引起對它可信性的懷疑。事與愿違，適得其反。

第二，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眾所周知，有了人才有社會實踐，這樣就出來一個問題：地球上出現生命現象才幾十億年，有人的歷史就更短，人類出現以前的世界歷史已經成了永遠一去不復返的過去。你說世界是從來就有的，那時的世界就是物質的，那時根本沒有人，更談不上人的實踐，怎么檢驗呢?既然無法檢驗、證明，怎么能這樣斷言呢?這樣會不會導致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呢?我覺得，如果承認科學理論一經產生，在檢驗認識的過程中也可以并且必須把它作為某種不可缺少的輔助性的手段，恐怕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第三，從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說明來看，這種說法也值得研究。迄今為止有關這一命題的比較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明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全部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但這也有一個問題，它表明這個命題是通過歸納概括出來的，可是我們知道，歸納總是不完全的。人類有文字的歷史雖然已有幾千年了，幾千年的歷史也不算短，但從人類還要長久發展和延續下去的觀點看，它畢竟還是很少的一部分，我們怎么能斷定從這短暫的、有限的實踐中概括出來的理論對遙遠的未來也一定適用?它就具有一切都毫無例外的那么大的普遍性呢?

第四，對于社會生活的認識，通過實踐檢驗起來情況更是要復雜得多。雖然社會生活的發展也是有規律的，但社會生活發展的規律卻與自然界的規律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某一主張雖然不正確，但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社會條件，在某些時候，在一定范圍內也能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按照這種主張去做，也能行得通;相反，有些理論雖然正確，由于其他種種原因，在實踐中也可能失敗。所以，恩格斯在談到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時，把實踐僅僅歸結為工業和實驗，這恐怕不是偶然的，不是沒有深意的，因為階級斗爭和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實踐同科學實驗和物質生產領域的實踐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特點。

對于社會生活的認識，它是不是真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這就是只滿足于指出某一理論與它所反映的事物，過程是否一致恐怕還不夠，還應當提出另一個問題，即看這種實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進步的社會發展的真正趨勢和要求。因為很明顯，如果一個有侵略和擴張野心的國家，他可以憑借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根據自己派出的間諜了解到的情況，認為什么時間出兵可吞并某一國家。行動的結果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能否因此把他們這種認識看作是真理呢?如果單純從認識與實踐結果一致的觀點看，就應當承認這是真理，可是一切思維正常并有正義感的人恐怕是不會給這種認識以真理的美譽的。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真、善、美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正因為如此，列寧在《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一文中，在談到辯證邏輯的四要求之一，即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作為真理的標準，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義”中去時，特別強調“也作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系的確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義中去。[9]這就是說，通過實踐標準既要看認識與實踐結果是否一致，又要看這種認識對人有沒有好處，特別強調實踐標準的人道主義性質。

第五，從二十多年前關于真理標準的爭論來看，當時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反對“兩個凡是”。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繼續用他那些脫離實際的思想指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行不通的。所以，當時這個命題主要是作為一個事后的評判標準，而不是作為行動之前的指導思想提出來的，盡管這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而且這一提法一經確立必然也成為一種指導思想。如再也不能對毛澤東同志搞“兩個凡是”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個命題也成了某些經驗主義者拒絕科學理論指導的口實。他們的口頭禪是“行不行等干了以后再說!”而且單就這個命題來看，它作為評判標準也只能評判認識，對于即將進行的盲目的、錯誤的實踐，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重大損失的實踐，它并不能做出裁決，并有效地加以制止，而這卻是更為重要的。

事實上，僅提“實踐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連拋棄以往錯誤指導方針的任務也不能解決。因為一次實踐并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某種理論。這樣，錯誤指導思想的擁護者就完全有理由講，我們雖然失敗了，但不等于我們的指導思想錯了，你們還可以讓我們按原來的指導思想來干么?許多新產品不是在失敗了很多次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嗎?相反，如果能全面地闡述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到已有的為實踐證明過的理論在檢驗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倒反而更有利于解決這個問題。如永動機的制造，因為我們不僅在實踐上，而且能夠從理論上證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沒有必要再試驗了。

列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布哈林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是不懂得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的。事實上，理論不僅要由實踐來檢驗，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它還是認識的目的。事實上，由于把實踐標準絕對化，我們在一個時期內的確出現了不重視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與指導的傾向，甚至在文藝作品和全國性傳媒中都出現了“跟著感覺走”的口號，這種偏向也導致了一些本來可以事先避免的重大失誤和偏差。
第六，誠然，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范疇、基礎性范疇，但它畢竟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知道，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講過實踐是檢驗認識的標準，還講過諸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10]等等。列寧曾經引用過這樣的名言：“身體的各個部分只有在其聯系中才是它們本來應當的那樣。脫離了身體的手，只是名義上的手。”[11]這就是說，部分只有放在有機整體中才能被正確地了解，離開了整體，部分不僅不能說明整體，連它本身都會成為不可理解的東西。同樣，把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這一正確命題從實踐與認識的復雜的有機整體中抽取出來，片面地加以強調、絕對化，也就不僅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連這一正確命題本身的涵義也不可能得到準確的表達。

第七，并不是任何實踐都可以作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的。盲目的實踐，過時的實踐都不能作檢驗認識的標準，只有與最新的科學成就相結合的實踐，才能擔當起這項任務。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目的性不明確的實踐，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了，都什么也不能說明。不僅如此，任何真理性的科學認識也都有自己的一定的適用范圍，超出了它的應用范圍的實踐，對它也既不能證明，又不能證偽。

第八，有許多認識不可能直接通過實踐來證明或證偽。如數學和其他理論科學方面的一些原理就是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有這樣的問題，如我們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全新的最好的社會制度遲早會在人類社會中出現。恩格斯和列寧都明確認為這是被證明了的科學真理。因為關于共產主義一定會變成現實的說法，就是由于社會形態理論的確立才明確提出來的，而對此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12]列寧也說：“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13]也正是這種信念激勵了千千萬萬的人為之奮斗。如果說只有實踐才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那么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一定會實現，就不可能是被證明了的科學真理。因為社會實踐還遠未發展到這樣的地步。這樣，在實踐上會不會動搖了人們對它的信念呢?

第九，并非一次實踐就能完全證明或駁倒某一認識，只有人類全部實踐的結果才能擔當得起這樣的任務。而“人類全部實踐”這一提法實際上只有相對的意義。因為如果說人類將在世界上永遠存在下去，那么它的全部實踐的結果就是一個我們只能無限接近、永遠也達不到的過程;如果按照凡是產生出來的一切都會有其滅亡的規律，人類遲早也會在地球上消失的話，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全部實踐的結果能不能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最終標準，這本身就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即使能，整個人類都滅亡了，作為檢驗認識的最終標準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何況，具體到我們每一代人，所能知道的只能是人類全部實踐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呢?

第十，既然實踐的結果才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而這種結果又是純客觀的東西，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回答“我們的認識對還是不對”，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離不開認識主體的觀察和根據已有的經驗、理論對這種結果進行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也不能提實踐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事實上，有了實踐就有了認識，而已有的認識在檢驗新的認識是不是真理的過程中就始終在起著作用，看不到這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

第十一，列寧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在實踐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前加“唯一”二字，容易導致對這一原理的絕對化，不利于我們辯證地理解它，容易與實用主義、經驗主義混為一談。

第十二，提出實踐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本意就是為了打破盲目崇拜理論的教條主義。可是殊不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身也是一種理論觀點，把它絕對化，對它盲目崇拜，也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也是背離提出這一命題之初衷的。

第十三，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與實踐的結果(存在)相一致的判斷就是真理，就必須把非存在的東西當作一種特殊的存在。這正如許多西方哲學家如布倫塔諾、施太格繆勒等早就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已經是夠令人奇怪的了”。對這類“非存在的存在”又通過怎樣的實踐才能證明某些判斷與它們一致還是不一致呢?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14]如對上帝是否存在，能否通過實踐來證明?

總之，盲目崇拜理論、搞教條主義是不對的;盲目崇拜實踐，認為只要干就應當肯定，而不問為什么干，怎樣去干，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以及它對實踐的分析評判作用，同樣也是不對的。事實上，不是與科學的指導思想相結合的盲目的實踐;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旨在為自己謀私利的別有用心的實踐;急功近利，只顧眼前，不考慮長遠的各種錯誤實踐，都在堅決制止之列。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強調實踐是檢驗認識的手段，強調恢復實踐的權威的同時，堅持認為理論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堅持認為對實踐本身也應當作具體分析。列寧在其革命的一生中，在批判機會主義理論的同時，就多次無情地批判過機會主義的實踐。如他寫的《第二國際的破產》、《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等。這表明，列寧在反對對理論作任何盲目崇拜的同時，也尖銳地批判了對實踐盲目崇拜的態度。事實上，盲目崇拜實踐的結果，同樣會成為斯大林這類人物為所欲為的恭順奴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實用主義、經驗主義

正如前面所引述的，列寧確曾明確提出“實用主義既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笑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們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二十多年前在進行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由于對此并沒有能花大力量作深入的研究，這一命題并不十分周延，當然更談不上科學地宣傳了。加上我們的干部和人民哲學素養差，在強調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后，社會上的確出現了一種不重視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指導的傾向，并伴隨著產生了一個“感性化”的過程。在我們全國性的大眾傳媒中甚至唱出、喊出了“跟著感覺走”這樣的口號。這導致了我們的偉大改革在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某些原本可以防患于未然的偏差，如腐敗、兩極分化等等，等等。

我們知道，實用主義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從主觀主義的立場來理解這個命題的。它把實踐的結果與自己的主觀需要相聯系，認為凡是對自己有用的就是真理。用實用主義者自己的話說，真理“不過是我們思維方式中有用的東西”[15]，它意味著用最好的方式獲取成功，帶來好處，并使人滿意。很顯然，在這里，真理的概念與其說是認識論的范疇，不如說只有評價的意義。例如，它對上帝是否存在的無休止爭論所采取的態度，它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就看上帝存在是否有用。因為認為上帝存在，可以使受苦受難的人把改變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另一個世界，從而得到安慰，所以應當承認上帝存在這個說法是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認為，只要是正確的認識，在實踐中正確地加以實行，遲早總會取得成功的，它們對人也是有用的。但它同時還認為，凡是在實踐中取得成功、能給人帶來好處的，并不就是真理，就如有奶并不一定是娘一樣。某些錯誤的思想乃至謊言，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也可能在實踐中取得成功，表現為對人有用。地球中心說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雖然是錯誤的，卻忠實地為人類服務了幾千年。有些正確的思想，由于實踐條件不具備———如工藝水平、儀器設備、操作技術等等不過關，在社會生活中，由于受到強大的、怕這種思想貫徹后損害自己利益的階級、集團和保守勢力的拼命反對、抑制等等，一時也未必都能行得通、造福于社會。

實用主義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和真理對人有用的一面作如此曲解和絕對化，表現出它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潮，除了反映出資產階級講究實效，渴望發展自身處，也暴露出它的利己主義和無遠見。只要對自己有利就干，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對別人、別國帶來不利影響;只要今天能得到好處就行，根本不考慮對長遠未來會產生什么消極影響!“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整個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講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時，如果不注意與實用主義劃清界限，也以每次實踐的成功論英雄，就會成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庸人，必然會給我們的改革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失。很顯然，有些事雖然可以成功，但如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大，超出了成功所能帶來的利益，這種得不償失的事也不能干;有些事做了雖然可以給局部帶來巨大的利益，但同時卻會給全局造成重大損失，這類事我們也堅決不干。相反，如果犧牲局部利益，能夠給全局帶來重大好處，這個局部就必須自覺地堅決地犧牲自己;有些事雖能帶來眼前利益，但對長遠發展有害，如殺雞取蛋，這樣的蠢事也堅決不能干;有些事雖然需要很大的投資，而且近期不可能獲得明顯的經濟效益，但只要這種事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如教育、科研和治理污染等等，我們也必須從戰略的高度自覺地把它們抓好。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句名言：“白貓黑貓只要逮住耗子就是好貓”。這實際上成了我們行動的指導原則。其實，它作為一個理論提法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典型的以成功論英雄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說法。

列寧在明確指出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實用主義的同時，還提出了這一提法與經驗主義的聯系。認為把實踐標準絕對化，堅持實用主義，就必然會陷入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鼻祖皮爾士就說過：“人完全囿于他自己可能的經驗范圍之內，他的才智卻成了他需要的工具，以至他一點也不能注意到這些界限以外的任何東西了”[16]。實用主義的另一位著名代表詹姆士則公開把自己的哲學觀點叫做“極端的經驗主義”，把“經驗”作為自己哲學的中心概念。在他看來，經驗包括與我們有關的一切，除了經驗之外，什么也沒有。但在經驗中詹姆士所看的又只是人的主觀內容，即人的感覺和體驗。同樣，杜威也把人的全部的主觀活動范圍都包括在經驗里。在這種情況下，實用主義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然也就是只憑感性直觀覺得實踐的結果符合自己要達到的目的了。這里的后果也就只能是純感性的后果了。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說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標準，決不是否定行動必須有科學理論的指導。恰恰相反，事先必須有對行動后果的全面的科學的預測，必須有對行動本身可行性的科學論證，事后也必須借助理論思維的幫助來看原來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即使沒有成功，也應看是執行過程中的問題，還是原來的思想就不符合客觀實際。所以列寧強調實踐對認識形成、發展和檢驗的重要性的同時，還一再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現在我們還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摸著石頭過河”。就這種說法本身看，無疑它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性。因這種說法隱含著：要過河的人是瞎子，又沒有船一類的交通工具，而且要過的只是一條不寬不深的小河，河對岸的方向基本上也是清楚的，而且有石頭可摸。但是，應當看到，這是一個典型的經驗主義的命題。它只是對極簡單、具體的任務而且在沒有別的辦法的情況下才適用的。如果把這種極為有限的真理性認識的應用范圍不適當地擴大，就會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是前人從來沒有進行過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的理論可遵循，如果說用摸著石頭過河來表明在實踐中探索指導我們前進的新理論還有某些正確成分的話，把它理解為改革不需要理論指導，改革本身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完全憑經驗進行，這就大錯而特錯了。首先，改革并不是一條不深不寬的小河，而是一種漂洋過海的事業，亦無石頭可摸，我們也不是瞎子，有必要，也應當把對岸的方向基本上搞清楚，對過河的主要方法的可行性作必要的理論論證以后再進行。事實上，這也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因為改革雖然是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階段，但它與先前的階段并非一點聯系也沒有。相反，它正是在原有基礎上的發展、變化，原有的東西必然會起作用;此外，變革時期社會生活也并非無規律可循，既然規律在一定條件下總是重復出現，反復起作用的，我們就可以利用已掌握的社會規律，利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來指導今天的改革大業。現在科學還證明，人類還具有某種超前反映的能力，人不僅能在實踐過程中認識當時的事物與過程，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尚未開始的運動發展的一般趨勢。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不少元素不是在它們尚未被發現之前，就被科學家根據原子量變化的規律準確地預見到了嗎?宇宙中不少星球不是在它們被人用儀器實際觀測到之前，早就被科學家根據星體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已知星體的攝動科學地預見到它們的存在，直至它們的質量、運動速度和軌道等等了嗎?馬克思主義不也是早在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就預見了無產階級必然會勝利嗎?

事實上，如果堅持摸著石頭過河，摸著了就前進，摸不著就只好停下來，這就勢必走走停停，出現短期行為;摸到了石頭就前進，再也摸不到石頭了就往回退，這種試錯法必然導致政策、法規來回變化，讓執行的人無所適從，最后搞到自己說話沒人聽;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必然看不到前進的方向，方向錯了也發現不了，糾正不了，這就難免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后甚至與自己要為之奮斗的最終目標南其轅而北其轍。
不錯，毛澤東同志也講過：“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17]。但這絕不表明他不重視事先的理論指導。當時，敵人已經舉起屠刀，不容許我們學好了再干。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利用戰爭間隙辦了許多各種類型的培訓班，還堅持辦抗大等等。另外，毛澤東同志講的干，更不是指不要理論指導憑經驗辦事。他的一系列光輝著作，就是為指導中國革命事業而寫的，是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們的一些同志干事缺乏全局觀念，缺乏戰略思想，喜歡憑感性直觀辦事，不能自覺地按系統性原則來指導改革大業，在實踐中表現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顧此失彼，造成了政策、路線的前后矛盾，左右搖擺，使社會生活出現了許多失控現象。如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能同步進行，經濟建設各部門之間不能協調地健康地向前發展;還有的同志急功近利、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長遠利益，只顧自己或本單位的利益，不顧他人或其他單位乃至整個國家的利益，只顧經濟利益，不顧政治、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后果，只重視短期效應，不考慮長遠發展，等等。所有這一切雖然與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實用主義對經驗的理解就像對真理的理解一樣，也完全是主觀的。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與實用主義、經驗主義也確有共同之處，即他們也不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他們平時實際上根本不學習、不研究社會科學理論，總是“跟著感覺走”，總是夸大每一次實踐結果的意義。這種傾向不加糾正，也必然使改革大業遭到挫折。

總的說來，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雖然都比較注重實際，講究實效，關心現實的生活問題，它們在反對經院哲學，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等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對批判脫離生活現實的教條主義也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們畢竟都具有極大的局限性，以它們為指導思想，肯定是行不通的，這已為歷史所證明。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強調實踐的結果是檢驗認識是否是真理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與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劃清界限，堅持在新的改革實踐中，加強理論研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并自覺地堅持以科學的理論為行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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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施太格繆勒. 當代哲學主流(上).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46.
[15]詹姆士. 實用主義(英文版). 紐約. 1963. 89.
[16]皮爾士. 皮爾士論文集(英文版)(第5卷). 536.
[17]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0.

摘自：易杰雄，《哲學、文化與社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pp90-106。《求是》雜志內部文稿1989年第3期曾刊登約1/3。
作者簡介：易杰雄（1945-），男，江蘇南通人，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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