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黑龍江15歲的男孩安豐龍為救落水同學，不幸溺亡。然而，被救男孩的父母始終沒露面，并且不承認安豐龍是為救其子而死。最終，安豐龍的家長將被救男孩的家長告上法庭。
這實在是讓人悲哀的事。由安豐龍的舍命，四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會想起王二小、劉文學、賴寧，這些人們記憶中殞命的男孩，曾經在夾雜著痛惜和尊敬的情感中，被幾代人所懷念。假如時光倒轉幾十年，安豐龍大概也會進入那個少年英烈的譜系。
可是，坦率說，盡管安豐龍的故事近在眼前，但感覺上卻仿佛是一條隔世的舊聞。因為二十多年來，我們耳聞目睹的是另一類人物和故事，是貪官潛逃、大款被抓、情婦發飚、明星八卦，歸根結底，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原則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存基礎。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是通過經濟的各項活動——投資、生產、銷售，等等，追求利潤最大化。正因為有了這個利益驅動的原則，“價格”才能成為市場上調動配置所有資源的“絕對信號”。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僅僅市場經濟，還不至于讓安豐龍在溺亡之后，再陷入身后的困境。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還失去了與市場經濟相反相成的另一種力量，道德的力量。
那么，道德是什么？也很清楚，無非是克己、利他。道德原則與市場原則正好相悖反。因為假如克己利他，在市場上就會被淘汰。所以，中國的啟蒙主義者，80年代同時兼用溫情的文藝和晦澀的哲學張揚個性，鼓吹自我，批判傳統。到90年代，啟蒙主義者變身為新自由主義者，經濟學成為“顯學”，再也用不著文藝、哲學的彎彎繞語言，而直白宣告：“經濟學家不講道德”。
檢驗一種理論主張是否靠得住，有一種成本低、效果好的辦法，就是設想把這種主張“到邊到角”地付諸實踐。那么，假如徹底實行市場原則，把市場經濟的邏輯推向極致，也就是說，把“市場經濟”擴展成“市場社會”，每個人在一切時間一切地點，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將產生什么結果？毫無疑問，那將是買方對賣方、員工對老板、朋友對朋友、老公對老婆，即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最全面的博弈。其結果，將是家庭、企業、社會的全面解體。而之所以市場經濟有時并未導致社會危機，是因為——例如在許多國家，除政府之外，還有教會、行會、公民社會，等等，這些非市場的社會力量有效牽制著市場經濟的原則，使它無法徹底，不能極端。簡單說，就是在市場之外，包裹著一個非市場的社會，構成了對市場的保護層，而道德正是這個保護層最基本的要素。
這個道理，我們是很晚才知道的。80年代，我們自己先用啟蒙主義的手拆除社會力量的保護層，90年代讓市場原則所向披靡。道德原則隱身遁形，偶一露面，也要按市場原則來理解和衡量。因此，“路不敢拾遺”、“傷不敢救助”、“英雄流血又流淚”，屢見諸報章，幾成常態。
中國社會面臨重建，如今要做的，是讓市場社會重新回歸于、收縮為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恢復原有的社會保護層，用非市場的原則約束市場的原則，或者說，讓社會與市場彼此互動互補，保持良性動態的平衡。
在這個總的認識之下，道德建設需要從細節入手，但更需要一種宏觀的視野和思路。我們需要對包括社會價值、輿論、名譽、地位、財富、資源等市場的和非市場的要素進行整體的調控。根據這樣的視野和思路，在當前處于極度弱勢的形勢下，道德當然需要激勵、獎勵。這里，政府應當發揮主導作用，因為公共權力畢竟是中國目前最強大的非市場力量。報載，江蘇宿遷對鄰里守望、調解糾紛和一般性的滅火搶險等小善行為累計積分，每月按每積1分換算100元的比例兌現獎勵。此舉招來爭議。其實，在道德重建的初級階段，類似這樣的社區治理試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們不能孤立抽象地看待道德，像康德倫理學那樣，僅把道德看作一種“絕對命令”。道德需要制度環境，就像安豐龍，他涉險營救同伴，本出于一個男孩天然的友情、勇氣和俠義，這種純良天性需要在呵護中成長，整個社會又何嘗不是呢。
（本文原刊于《人民日報》2010年9月2日第8版，刊發時有改動，茲恢復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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