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沖突高于階級斗爭
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存在著階級斗爭，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應當強調的是，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應當與時俱進，進入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的歷史階段了。我們很容易看到，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人們，對階級斗爭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有些人認為存在著階級斗爭，有些人則主張階級斗爭熄滅論。但很奇怪的是，恰恰是那些主張階級斗爭熄滅論的人，正是那些咄咄逼人地向社會主義政權進攻的人。這充分地表明了這些人的自相矛盾，或者說是缺少自知之明。
從上述事實中，我們還可看到，現在的階級斗爭不同于過去的階級斗爭。價值體系的高下并不與人們的階級地位直接相關，有些富人會為富不仁，錢越多便越貪婪，但也有富人由于良好的教育而更易于開悟；窮人會因其地位的低下而對叢林法則產生反抗的意識，但也有窮人更深地受困于叢林法則。因而，具有新的價值體系的人并不一定要產生于某個階級。這樣一來，兩種價值體系的斗爭的階級陣線并不是很分明，極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的精英與黃賭毒和黑社會結合起來，黨內的腐敗現象與黨外的敵對勢力互相呼應，一部分人使黨組織腐敗變質，另一部分人則在外部來把它打倒。從蘇聯的崩潰過程可以看到，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們聯合起來，來自國內的敵對勢力與來自外部的敵對勢力聯合了起來，共同完成了埋葬社會主義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從人的階級地位出發，我們很難把“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首要問題理清。
但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是一種什么東西把處在不同社會地位和不同國家的人們結合起來共同反對社會主義事業呢？顯然這已經不是過去的那種共同的階級利益，因為有那么一些人積極投入到這場斗爭中去，并到什么好處，他們不過是為人作嫁，后來有些精英很后悔，包括剛去世的索爾仁尼琴。因而他們之所以聯合在一起，只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體系，他們都沒有完成價值體系的轉換，甚至不知道有價值體系存在著，他們被資本主義社會環境所強加的價值體系控制著。
這些年來，在我們國內一直有那么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敵視黨的領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制度和生活方式頂禮膜拜，總是想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只要一有機會就要興風作浪，出來表演一番。同時也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剛從舊制度中脫胎出來，還存在著舊社會的污泥濁水，舊的經濟政治文化過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體系的形成過程，有相當數量的人，包括共產黨人自己，也還沒有真正告別舊的價值體系，對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價值體系于是就具有了天然的親和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西方的那一套放縱情欲物欲的生活方式，很對他們的口味，于是便無視社會公正原則，肆無忌憚地侵害社會整體利益，侵害群眾利益，于是乎，違法犯罪活動和腐敗現象便猖獗起來，他們所堅持的并不是什么新東西，也無非是叢林法則罷了。
現在據說有一個由貪腐官員、奸商和精英知識分子組成的“鐵三角”，把他們連接起來的是什么？我看正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低水平的價值體系。那些盤踞輿論陣地搖唇鼓舌的精英們，自以為是通過推理論證的許多論點，實際上不過是披上理論外衣的資產階級偏見；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價值體系，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們被那種最糟糕的價值體系控制著。他們覺察不到自己的淺陋無知與自相矛盾，狂妄地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我國優秀文化傳統。從這種價值體系出發，他們無法想象一種不是由他們這種人組成的社會是個什么樣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只能是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永遠地視而不見，而資本主義的弊端，盡管幾百年來已經有了大量的揭露，在我們周圍也已經得到了充分表現，他們仍然是一概視而不見。
同樣道理，把國內外階級敵人聯結起來的同樣是共同的價值體系。西方資產階級一向不喜歡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一直想讓中國人民接受他們的價值體系，跟在他們的后面，成為他們的附屬物，成為他們掠奪資源的基地和傾倒廢料的垃圾場。在使用武力達不到目的的情況下，他們轉而使用和平演變戰略，以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來影響我們國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為達此目的，他們異乎尋常地熱心，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吹噓他們的價值體系是什么“普世價值”，總之是要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引到他們所希望的方向上去。
總之，由于共同的價值體系，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不約而同地追求著一個目標，那就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案，但卻配合默契，形成了一個有利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成長的社會環境，把叢林法則潛移默化的塞到人們的頭腦中去。在這樣的環境中，誰要是談論道德修養，便被譏為陳腐說教，誰若大公無私、舍己為人，便被視為不正常，誰若談論共產主義理想，便會立即成為孤家寡人。相反，會貪污會腐敗會來事的人則成了英雄，被捧為精英。如此是非顛倒、善惡不辯，給了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錯誤的價值導向，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形成了扭曲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在應用于社會生活過程中的時候，還會進一步地自我強化。在這種世風日下、道德敗壞的惡性循環中，就算是有了新的價值體系的君子，也必須韜光養晦。在一個腐敗成風的官場中，一個有志于清廉的人，即使做得到也絕不可以在同僚面前自稱清廉。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眾，人必非之。生存的自然必然性迫使人們屈從于現實的社會價值體系，由此而進一步強化它，形成惡性循環。
在這種私有制價值體系形成了惡性循環的過程中，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就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在這樣的氣候中，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的領導等等就會受到懷疑、指責，被認為是弊端，被削弱、淡化，被改革。這些本來是無數先烈流血犧牲奮斗得來的偉大成果，來之不易，應當受到珍惜，但是由于人們價值體系的低級，不知道什么是珍貴。處于價值體系的高水平上的人可以寬容理解低水平的人，因為高水平乃由低水平發展而來。而低水平的卻難于寬容理解高水平的人，因為他還沒有經歷那樣的發展階段。本來應當是人們自己提高自身的價值體系以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但他們卻非要改革社會主義制度以適應其低水平的價值體系。
在這個惡性循環過程中，某些人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回過頭再來思考一下，這些人對社會主義的攻擊難道不正是階級斗爭嗎？共產黨人要想改造舊世界，就必然會面對舊世界的頑強反抗。它和原來的階級斗爭不一樣，斗爭的一方由不知社會發展方向、只知個人私利同時又由于無知而不能維護和代表個人利益的人們組成，其中絕大多數是普通民眾，因而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共產黨人的積極引導和幫助教育下可以明白過來。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明白不過來，狂熱地反對著那些代表著全體民眾利益的知道歷史進步方向的共產黨人。因而這是愚蠢與明智之間的斗爭，是追求著自我毀滅的人與維護人類進化方向的人們之間的斗爭。
因而，共產黨人與這一小部分人之間的斗爭就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斗爭。共產黨人所發動的偉大革命，其目的歸根到底也不過是為了用新的價值體系來改造社會。某些人為什么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其目的也同樣是要堅持舊的價值體系。價值沖突高于階級斗爭，階級沖突是堅持著同一種價值體系的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如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斗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斗爭，彼此之間具有同樣價值體系，窮小子拼命工作的目標也還是要當地主或資本家；那些高喊著民主自由口號反貪腐的人，上臺之后卻搞起了更嚴重的貪腐。包括共產黨人所發動的推翻舊制度的革命，許多人參加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推翻舊制度，而只不過是把剝削與貪腐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奴才做了主子并不是為了廢去“老爺”的稱呼，他的擺架子，他的裝腔作勢，恐怕要比他原來的主子還十足，還可笑。而真正的共產黨人則與他們不同，他們具有了新的價值體系，不僅要推翻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而且要建立一個沒有“老爺”的新制度，這就與那些只想把原來的“老爺”拉下來由自己取而代之的人們產生價值沖突，于是便在黨內出現了很多次路線斗爭。
階級分化現象只能通過社會價值體系的提升來消滅
由于價值沖突高于階級斗爭，所以，階級分化現象不能通過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消滅來消滅，而只能通過社會價值體系的提升來消滅；只有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才可以找到消滅階級的路徑。消滅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怎樣實現這個目標呢？很多思維幼稚的人們所采用的一種方法，就是企圖把對方消滅掉。他們相信，資產階級離開無產階級也可以單獨存在，左派離開了右派也可以單獨存在，人民離開了領導者也可以單獨存在。比如說，蔣委員長就按著這個思路來施政，制定了“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政策，對共產黨痛下殺手，“剿匪”的結果是越剿越多，他自己反而被“共匪”攆到臺灣島上去了。
甚至包括無產階級，原來也是這么想的，《國際歌》上就這么唱：“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把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在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也確實消滅了許多反動派，后來斯大林搞了肅反，也殺了很多人。這都有其不得已之理由，但僅靠這一手并不能解決問題，當原有的反動派被消滅之后，從共產黨內部又分化出一部分人來履行資產階級的職責。無產階級不能孤立地存在，必須有資產階級與其相伴，由于無產階級對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缺乏警惕，它就從內部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了。
于是我們發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分化處于同一種關系之中，誰也離不開誰。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既存在著對立沖突，同時又密切相聯，就像南極和北極一樣，有誰能把其中的一極拿掉只保留另一極？人們不可能只留下資產階級也不可能只留下工人階級建立起由一個階級構成的社會，誰如果想做到這一點，那就是企圖拔著自己的頭發以離開地球。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此進行了闡述：“通過異化勞動，人不僅生產出他對作為異己的、敵對的力量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行為的關系，而且還生產出他人對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的關系，以及他對這些人的關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變成對自己的懲罰一樣，正像他喪失掉自己的產品并使它變成不屬于他的產品一樣，它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動同自身相異化一樣，他也使與他相異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動。”
“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對勞動生疏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系。工人對勞動的關系，生產出資本家——或者不管人們給勞動的主人起個什么別的名字——對這個勞動的關系。”
“盡管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但確切地說，它是外化勞動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類理智迷誤的原因，而是人類理智迷誤的結果一樣。后來。這種關系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系。”[1]
由于上述原因，要消滅資產階級，必須消滅產生上述關系的價值體系，它就是剝削壓迫制度的根源之所在。中國共產黨在改造舊制度方面下了大工夫，消滅了資產階級，沒有雇工剝削現象了。但由于沒有解決剝削制度的根源，這種不要資產階級的狀況難于維持下去，有很多現實的原因迫使我們搞改革，改革之初我們很擔心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但后來卻越來越膽大，資產階級越來越多，以至于現在出現了這種情況，所有的國有企業都要進行改革，非要找一個資產階級來管著才能運行下去。
在私有制價值體系繼續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必然要分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現在GDP增長很快，但是隨著財富的增長的過程，無產階級卻越來越多了，失業者越來越多，乞丐也越來越多，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越來越多。先富起來的人們起初告訴人們，“等我們富裕以后，這些問題自然會解決的。”后來則又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實際上也就是認為，先富起來的人們，必須通過制造越來越多的窮人來保持自己的富裕。
理論與現實充分地表明，階級分化是同一種關系中的對立兩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不可能離開對方而單獨存在。不但如此，現實中還存在著諸多兩極對立，如左派與右派，領導者與人民。對立的雙方有機地聯系著，誰也離不開誰，于是便維持著這種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關系，成天吵吵鬧鬧，很不和諧，要想構建和諧社會，就要解決這種兩極對立的問題。
通過把對方消滅的方法不能解決兩極對立問題，就像不能把北極去掉，僅僅留下一個南極一樣。這個說法，當然會讓資產階級感到愉快，他們希望的就是使這種兩極對立的關系永世長存。而對于無產階級來說，要認為資產階級要永遠存在，自己永遠受其剝削，那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必須找到這個消滅階級分化的辦法，不然的話，這種分化的存在與發展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政治制度的自組織過程，這也就是說，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要消滅階級分化現象，就要提升社會價值體系。我們中國人對此早就有了深入的思考，老子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這就是告訴我們不要企圖把對立雙方的一方拿掉，那是徒勞的。他所提供的辦法是倡導大道，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建設新的價值體系，把民眾引導到正確的目標上來；用這種管理辦法，就不能靠嚴刑峻法來管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是要靠挽救教育，引導人們開悟聞道，這樣就可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然而，一旦人們要想進行這種價值體系的引導工作，就會遇到價值沖突。價值沖突，用老子的話來說，便是上士與下士的斗爭。上士關心著所有的人，包括下士在內，他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夠聞道，都能不虛此生；而下士則大笑之，反對之，不僅自己要悖道而行、走向毀滅，還要拉著所有的人一塊走向毀滅，并堅持認為這就是他們的自由民主權利。兩種價值體系之間勢同冰炭，同處必爭。當下士壓倒了上士，在社會中占據了支配地位之后，階級斗爭便會日益尖銳，社會便日益混亂，進入惡性循環的軌道；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由下士們占據主導地位，只有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后，上士們組織起來，建立了政黨，掌握了執政權力，才占據了主導地位，中國人才具有了擺脫惡性循環的機遇。但越是在這種最后的關頭，就越是遇到下士們的最瘋狂的反抗，當前各種矛盾沖突的下面，其實質就是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
在這種沖突中，堅守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共產黨人，代表著人類的整體利益，代表著歷史進步的方向，代表著智慧與勇敢、公理與正義，占有著絕對的道義上的優勢。共產黨人應當理直氣壯地抓好價值體系的建設，正確處理價值沖突，把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一方面，要為人民群眾的價值體系的進化創造經濟的和政治的條件，另一方面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引導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引導所有的人開悟聞道。
毛主席得了大本大源，所以就很具有老子的智慧，他并不對資產階級痛下殺手，把蔣介石趕到臺灣后，并不急著解放臺灣，給他留一小片立足之地。對資產階級也采用公私合營的政策，轉化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人民內部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對歷次運動中發現的反動派，則制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有一顆菩薩心，所以便帶出一支仁義之師，開辟了歷史發展新境界。他當年曾反復教導人們：“每一個人都要改造”，但遺憾的是，其中的深刻智慧并不為時人所認識，贊成的不多，反對的不少，過了這些年，人們應當明白過來了吧？
但要想構建和諧社會，僅有執政黨具有這種智慧還不夠，還應當讓這種智慧普及開來，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智慧。不光是無產階級要具有這個智慧，資產階級也要具有這個智慧；不光是領導者具有這個智慧，人民群眾也要具有這個智慧。剃頭挑子一頭熱，那就構建不了和諧社會。但要使兩頭都熱起來，那就很難。資產階級的本性就是擺脫不了片面性，執政黨讓他們出來表現一下，他們就得寸進尺，要共產黨下臺。由于資產階級的思維認識水平上不去，結果是牽扯著作為對立面的無產階級的水平也難于提上去，對立雙方在各自堅持著兩極對立的片面性思維方式的同時，也強化著對方的片面性，在這種互相強化的過程中，矛盾會越來越尖銳。社會生活中所頻頻發生的諸多惡性事故表明，我們現在正處于這種惡性循環之中，如果我們不能從這種惡性循環中解放出來，其最終結果只能是一個，中華民族的自我毀滅。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說，這種兩極對立、株守一隅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不成熟、片面性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控制下，人們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追求的是那種與集體利益相脫離相對立的個人利益，這使人們不能合理地行動，給自己制造出諸多災難，同時也把兩極對立的分化不斷地制造出來。以人們所常說的民主為例來說，許多主張民主的人們深陷于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把領導與人民對立起來，強調人民的天然合理性，其實質是用人民意志的合理性來掩蓋其個人素質上的片面性。由于其內在的先天不足，決定了他的民主的無法實現。就算是給了他民主權利，他也沒有能力正確應用。比如“文革”給了民眾以“大民主”，結果卻釀出了一場內亂。有些人把責任推給毛主席，卻不肯做自我批評。不做自我批評就總也不能長進，這本身就是大缺陷。民主不僅是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也是個性成長到一定水平后才能達到的一種境界。這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著民主進程的進步。追求著民主的人們，如果沒有內在的自我提升，只知向外索求，那便是緣木求魚。
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強調要解放思想，解放了這么些年，現在應當觸及那個最重要最緊迫的解放了，這就是要從這種片面性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但是，思維方式不能孤立地進化，真善美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正確的認識必然導致正確的行動，推動人生與社會運行過程趨向和諧。要想進入這個進化道路，就要從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首先要解決立場問題，不再站在兩極對立的一極上，而是要站在把兩極統一起來的那個位置上；不是僅僅代表資產階級，也不是僅僅代表無產階級，而是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說，要從小我中解放出來，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來說話。這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以人為本，有了這個起點，才有可能正確地認識現實，實踐科學發展觀，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如果找不到這個路徑，人們就不能正確認識現實，也不可能推動社會科學發展，與真善美背道而馳，距離和諧社會的目標越來越遠，形成一種“路徑依賴”，難于得到解脫。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正確路徑，其起點就在于人們心中的那一點覺悟，這就是聞道，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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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76-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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