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惡犬不時狂吠，陽光依然燦爛。可憐狂犬病人，“非毛”老調新彈。林迪無知虐囚，山姆手法驚天。謹防“文明沖突”，切勿同根相煎。
注：“惡犬”，指反華、阻華、反共，蓄意妖魔化中共和毛澤東的勢力，如制定“十戒”、指揮“和平演變”者。“狂犬病人”，指受妖魔化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蠱惑，跟著瞎起哄者，如田奇莊先生等。本文擬從對“文明沖突”的新解讀和中華民族復興的視角談談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請思考、請批評。
毛澤東思想加鄧小平理論本是當代中國終極價值觀
——答田奇莊先生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 蘇偉
有朋友發來郵件，得拜讀田奇莊先生與我商榷的大作《毛澤東思想豈能成為終極價值觀》（原載網頁“五柳村·縱覽中國”），雖感覺田先生對“重慶模式”，尤其是對毛澤東思想不甚了了，就橫加貶斥，故本不欲理睬，但認為田先生所論主題——當代中國的終極價值觀——確實重要，故作出回答。關于“重慶模式”的意義（田先生認為不大），我在《再論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見網）中又做了概括，讀者可參閱，算是對田先生的回答。關于民主和政改的問題，我也有一系列的觀點發表，其中早在22年前被《新華文摘》1988年第12期全文轉載的論文《從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特殊規律》，自以為就比田先生講得好得多，故亦擬不談或下次再談。這里主要就當代中國的終極價值觀問題與田先生討論，并就教于各位大方之家。
1. 田先生對毛澤東的批評猶如“工農兵批林批孔”，一看就知是受了蠱惑的瞎起哄
我在受到田先生批駁的文章（《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見鳳凰網）中講：“應該把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思想和中特理論中的兩大強項，也包括中國好的傳統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我們的終極價值觀。”田先生反問：“毛澤東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然后，分兩個方面批駁：
其一是講：“今天的黨中央已經確定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而毛澤東一生堅持的乃是斗爭哲學……你死我活，國無寧日，民不聊生，最終墮入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構建和諧與斗爭哲學完全是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終極價值觀？”我一看，就知道田先生沒有讀過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根本不懂毛澤東的哲學，故而將毛澤東的哲學與其晚年“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錯誤等同起來。這結論的一片面性、表面性，如將拿破侖的軍事成就，等同于其滑鐵盧戰敗然。
其實，毛澤東的哲學，歸結起來，就是鄧小平講的：“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這句話對毛澤東哲學的評論者而言，對你田先生和我蘇偉而言，最起碼的要求，是要讀讀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吧。但我肯定田先生沒有認真讀過，相反，田先生倒是肯定饒有興致地讀過不少妖魔化毛澤東的“野史”、“話說”、“回憶”、“功罪”之類，故而紅口說出上述白話。這與田先生痛絕的文革中工農兵們批林批孔，有何區別呢？他們也沒認真看過《論語》，但是因為恨林彪，就把“克己復禮”批判成復辟資本主義。你田先生不是在重蹈覆轍嗎？
而我自己，多少讀過幾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也有一些研究成果發表，最近有兩篇更是直接論證毛澤東哲學思想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意義的，一篇是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的《論毛澤東的“矛盾”概念的多重涵義及其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意義》，另一篇是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心《毛澤東思想研究》2005年第2期全文轉載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何以成為社會和諧的基礎？――以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再認識紀念毛澤東誕辰111周年》。針對一些人“搞社會革命才用‘矛盾思維’，建和諧社會得用‘和諧思維’”的觀點（這是田先生觀點的“客氣說法”），我講：這些同志看到了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和我們黨將本為次要矛盾的階級矛盾放大為社會主要矛盾，甚至用“階級矛盾”觀點看待黨內矛盾，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教訓，因此反感“矛盾思維”，向往“和諧思維”。這在感情上無可厚非，但在理論上卻值得商榷。道理很簡單：“矛盾論”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也必須與日新月異的中國社會主義實際實現再結合，才能成功地指導新的實踐。當年，毛澤東將“矛盾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得很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后來，毛澤東“矛盾論”與中國建設的實踐結合得不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其勝利，既應歸功于很好的“相結合”，也應歸功于“矛盾論”本身；其挫折，則應歸罪于不好的“相結合”，而不應歸罪于“矛盾論”本身。
進一步講，毛澤東的所有光輝著作，也可以說都是他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的“矛盾論”：“毛選”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不也是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論”嗎？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也是中國革命的“戰爭矛盾論”嗎？預言了抗日戰爭結局與進程的《論持久戰》，不也是抗日戰爭的“中日矛盾論”嗎？揭示了整個中國革命規律與中共黨建規律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不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矛盾論”和“政黨矛盾論”嗎？探索了社會主義建設本質關系的《論十大關系》，不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矛盾論”嗎？概括了社會主義政治生活主題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更是直接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論”了……因為只有從實際進行矛盾分析，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因此可以說：毛澤東的哲學，也就是“矛盾哲學”。但了解哲學的都知道，不能將“矛盾”等同于“斗爭”。矛盾是對立面的統一，“同一性”與“斗爭性”，同為其基本屬性，毛澤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們的田先生硬是要將毛澤東哲學說成是“斗爭哲學”，這就好似一對夫妻構成“兩口子”，而田先生硬是要說“那兩口子就是那老婆”，不是笑話嗎?
其二，田先生否定“毛澤東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的再一方面論據，是講毛澤東的“親情”、“友情”、“政治感情”等等，都一塌糊涂，因此不足為據。但是其來源呢？一看便知，也是來自于那些妖魔化毛澤東的“野史”、“話說”、“回憶”、“功罪”等等，其實都是“莫須有”的。其實田先生也是真假不辨，受了妖魔化毛澤東那群妖魔的蠱惑，在瞎起哄。對于妖魔化毛澤東的問題，我想從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聯系到美軍的“虐囚丑聞”，來談談看法。
2. 美軍喪心病狂地“虐囚”，與西方喪心病狂地妖魔化毛澤東，動機、目的與手法都是一致的
美軍“虐囚”，舉世震驚。震驚之余，紛紛探討其原因，尤其是探討其動機。按照美軍自己的說法，虐囚是孤立事件，是少數“笨蛋”的不法行為。也有西方媒體認為虐囚是有組織的事件，但給出的最主要理由，一是“情報需要”，二是戰爭使個別人變態。我國主流媒體更深一層提出疑問：“從目前公布的有關虐俘照片來看，諸多的虐俘行為已經不是單純懲罰性地施加酷刑或者給予其惡劣的待遇問題，而是十分惡意地對戰俘進行人格侮辱以及精神摧殘的問題，是對這些戰俘本來應該受到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性的打擊和折磨。美國大兵為什么要如此流氓地對待伊拉克戰俘？”（參見人民日報社《大地》 (2004年 第11期) “美軍虐囚專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認為：“這里頭有文化上的問題，虐待戰俘的美國軍人，并不把伊拉克人當人看。”他認為這同日本人當年虐待中國人一樣，“是文化上的優越感和種族主義的表現”。這已經是相當深刻的見解了，但是，我認為還沒有解出其中真正奧秘。
那么，美軍喪心病狂“虐囚”的真正動機與目的是什么呢？我認為，是為保證“基督教文明”的霸主地位，而“炸毀”“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堡壘——篤信真主的終極價值觀。
為了說明這個觀點，有必要簡要說明一下美軍對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的超水平理解。亨廷頓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享氏特別“強調文化（即文明）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他認為，以美國為核心國的基督教文明，與以中國為核心國的中華文明和尚無核心國的伊斯蘭文明之間，文化差別和矛盾最大，最有可能爆發沖突甚至戰爭。享氏是一學者，且理智而客觀，他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序言中講：“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可是，不理智、不客觀的美國人還多著呢，例如大衛·羅斯科普，他直言不諱地講：“如果世界趨向一種共同的語言，它應該是英語；如果世界趨向共同的電信、安全和質量標準，它們應該是美國的標準；如果世界正在由電視、廣播和音樂聯系在一起，節目應該是美國的；如果共同的價值觀正在形成，他們應該是符合美國人意愿的價值觀。”
不幸的是，看來美國軍方站的是后者的立場，當然，更是“超水平”地理解了享氏的“文明沖突論”，認定必須從根本上改造對基督教文明有威脅的其他文明，從而確保基督教文明的霸主地位。什么叫“從根本上改造呢？”就是要消除與基督教文明的終極價值觀不同的其他文明的終極價值觀，使得其他的文明盡管在在風俗習慣上與基督教文明有所區別，具體價值觀上可以與基督教文明有所區別，但在終極價值觀上，一定要與基督教文明的一致，或一定要服從于基督教文明的終極價值觀。為了“從根本上改造”他們認為有當前與基督教文明最為對立的伊斯蘭文明，軍事打擊和國土占領，只是第一步；政治控制和經濟、資源掠奪，是第二步；“文化的改造”，尤其是終極價值觀的改造，才是決定性的第三步。美軍“虐囚”，正是在跳這“三步舞”的最重要一步。而這高超的“三步舞”，不正是“西化”、“分化”的最新版本嗎？
從美國軍方超水平理解并實踐“文明沖突論”的視野，就可以明白地看出：虐囚，是美國軍方“有計劃、有綱領、有目的”的蓄意所為，目的是對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堡壘進行毀滅性的攻擊。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堡壘，就是其終極價值觀——對真主的絕對信仰和依賴。這種信仰和依賴的基礎，是對真主的偉大、仁慈、尤其是其全能和權威的堅信不移。而對真主的全能和權威的堅信不移，又與對違反、破壞可蘭經規定的伊斯蘭宗教禁忌的行為要遭到真主懲罰的必然性的堅信不移，是聯在一起的。而美國軍方的隱密邏輯是：我以林迪·英格蘭（曾牽引裸體爬行戰俘的最出名的虐囚女兵）等少數士兵和下級軍官做替罪羊為最小代價，以美軍乃至美國公民在伊拉克、阿富汗戰場乃至全世界遭到伊斯蘭人民的更激烈報復為中等代價（網上因此盛傳一美國商人被大刀斬首時嗷叫的錄相），以美軍、美國政府“人權衛士”招牌被砸、美軍聲名掃地（砸了可以再樹、掃地了可以再吹）為最大代價，來求得攻克伊斯蘭文明核心堡壘的勝利——以最極端的方式，去破壞可蘭經規定的最嚴格的伊斯蘭宗教禁忌，讓你們看看，你們的真主會懲罰我嗎？能懲罰我嗎？牠既然不能懲罰我，就說明牠不是全能的，牠并不偉大，牠沒有權威，牠不值得相信！真主都不值得相信了，伊斯蘭教還值得信仰嗎？伊斯蘭文明的終極價值觀被摧毀了，伊斯蘭文明還能與我抗衡嗎？
就像看懸疑片一樣，知道了結局，個中情節就更清楚了：為什么在“虐囚門”中，雞奸囚犯、用熒光棒和掃帚柄雞奸囚犯、讓囚犯裸體疊羅漢、讓囚犯在女警衛前裸體展示并受辱、讓囚犯頭戴女人內褲等等罪行比比皆是，而且“故意”將這些丑聞泄露給媒體 (《華盛頓郵報》在2004年5月6日的一篇報道中，宣布它獲得了1000張發自伊拉克的虐囚數碼照片，如此大批量地“泄露”，不正是要媒體“宣傳”嗎？)而我們知道，在穆斯林世界，同性裸體相對、人前裸露性器官等，都被認為是嚴重的離經叛道，伊斯蘭教中還有女人不能看男子裸體的規定。所以，有媒體稱這些“冒犯宗教禁忌的虐待，遠遠超過伊拉克人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說，他們被美國軍方擊中了要害，終極價值觀可能因此崩潰。
其實,美軍虐囚的戰略戰術，早已在中國運用了，這就是妖魔化中華民族的脊梁——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尤其是妖魔化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領導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被東西方列強欺侮、壓迫了100多年后，昂首站立起來了，不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在中國開創社會主義道路，開始了現代化的迅跑，開始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正是在領導中國人站立起來的偉大實踐中，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開始現代化迅跑、開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偉大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發展了自己的基本理論——毛澤東思想（這里要說明一下，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但毛澤東思想同時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和“毛澤東的思想”是兩個概念。毛澤東和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走過彎路，并形成過一些錯誤的思想理論，它們很多確實是“毛澤東的思想”。但鄧小平主導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早就把這些錯誤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區分清楚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就是說，凡屬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成功結合的產物，即使不是毛澤東本人，而由中共其他領袖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提出的思想，也屬于毛澤東思想；反之，如果不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東西，即使是毛澤東的思想觀點，也不屬于毛澤東思想。這些本是中學政治課就講過的常識，但我們的田先生們可能還不知道，或者早就忘了，所以還得像給中學生講的那樣再說一遍）。這樣的偉大思想，加上其新發展——鄧小平理論，就構成當代中華文明的精神支柱，能夠指導中華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和其他文明并駕齊驅。于是，它當然要遭到企圖使“基督教文明”（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文明，而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霸權主義“文明”，如同伊斯蘭極端派別并不是伊斯蘭文明一樣）獨霸世界的勢力的仇恨、忌憚、反對，亟欲除之而后快了。于是就有中情局的“十條戒令”：
第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并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
第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
第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
第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
第五，要不斷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人。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利用他們自己的言詞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的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一定要不擇手段。
第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錢，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
第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表面上必須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有形無形的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壞他們的道德人心。
第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
什么是吠日瘋狗？就是這些搞“和平演變”的勢力。什么是狂犬病人，就是被這些狂犬長年累月妖魔化共產黨、毛澤東的毒藥所毒化，被狂犬們利用，“以他們自己的言詞來攻擊他們自己”，來“丑化他們的領導人”的人。大大小小的田奇莊先生們，不正是這樣的病人嗎？可嘆可嘆，身中狂犬劇毒，腦袋昏熱，大放厥詞，才覺得痛快。有種人被別人賣了，還誠心幫別人數錢。大大小小的田奇莊先生們，不正是這樣的聰明人嗎？他們聲色俱厲地數落的共產黨、毛澤東的每一筆“罪行”，不也正是他們的“賣身賬”嗎？
得了這種狂犬病，怎么辦？趕緊治啊。而最好的特效藥，就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奉勸我們狂犬病人們讀讀毛澤東、鄧小平的著作，至少看看毛澤東的“老三篇”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嘛。千萬不能執迷不悟，否則，害人害己，害國家害民族。
當然，得了狂犬病，頭是昏熱的，很難自知，需要清醒之人給他兜頭一盆涼水，然后大喝一聲：“你有病啊！快去醫院！”我潑這盆涼水的良苦用心，請田先生及田先生們明察。
鑒于反共非毛的狂犬病幾經流行，早已蔓延成災，我呼吁：要加強對這種狂犬病的防、治，就是要像重慶唱紅打黑一樣，自覺地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統一，同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成果結合起來，形成人民群眾的終極價值觀。
當然，同樣重要的，還要打狗！在對方步步緊逼、到處“咬人”的意識形態戰場、終極價值觀戰場上，我們不能一味防守，甚至步步退讓。而應針對其“咬人”的戰略戰術，實施戰略反擊。當然，這是與“咬人”的“狗方”相對應的我們的“有關方面”的責任了。
咬人的瘋狗，看似兇惡，但只要人們團結起來，是可以打跑它們的。美軍虐囚以摧毀阿拉伯人終極價值觀的伎倆，是建立在“我猥褻了你，你也無可奈何，真主也就無可奈何”的邏輯之上的。但被猥褻的阿拉伯人真的就無可奈何嗎？當年美軍入侵朝鮮、威脅中國、入侵越南和柬埔寨時，不也是這樣認為的嗎？朝鮮人民、中國人民、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一起來，明著咬人的瘋狗不就被打跑了嗎？同理，只要人民起來，暗著咬人的瘋狗，也一定會被打跑。在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許諾要對受害者進行賠償（這是想為那場終極價值觀攻堅戰“打掃戰場”——蘇注）后，阿拉伯觀察家穆赫欣回答說：“美國人從來不明白，伊拉克人受到的這種恥辱是無法用金錢洗刷的，那些人寧愿被處死也不愿遭受這種猥褻。”這預示著企圖殲滅伊斯蘭文明終極價值觀的戰爭必將失敗。伊斯蘭文明尚且如此，何況中華文明呼！
3. “毛鄧九條”是當代中國終極價值觀的理論核心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序言中，還明確地講：“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蘇注：此乃享氏1997年所講）中仍以現在的速度發展，那么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美國一貫反對由另一個強國來主宰歐洲或東亞，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美國在本世紀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于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沖突甚至暴力沖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此話甚為霸道，但說的都是事實——中國經濟可以發展，但絕對不能挑戰、更不能動搖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否則，將面臨“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那樣的打擊！而這些打擊的最重要一擊，同美國在中東做的一樣，是對該文明的終極價值觀的毀滅性打擊。所以享氏早有預言在先：“下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有的話，必將是所有文明之間的戰爭。”我要補充一句的是：文明之間的戰爭，實質是其終極價值觀的戰爭。
其實，伴隨著妖魔化共產黨、毛澤東的惡浪一波又一波地襲來，對中華文明的戰爭，早已開打，這就是鄧小平公開講過的“西方正在對我們打一場沒有銷煙的世界大戰”。當然，這場大戰又同我們又必須投入的經濟全球化攪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必須一手改革開放，一手進行終極價值觀的戰斗。
這場戰斗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堅持、要宣傳、要貫徹、要發展當代中國終極價值觀的理論核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概括的“毛鄧九條”。
第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
經毛澤東經典闡述過的“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其實也是當代人類哲學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是為了實事求是，鄧小平還明白地說過：“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而獨立自主與實事求是，組成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三方面內容中的兩項。它們都為鄧小平理論所繼承、所發展，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線——思想路線。
第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是毛澤東哲學的“矛盾特殊性”的內涵之一，毛澤東還獨創了“階段性質變”的概念和理論，特別強調了“不斷發展論與發展階段論的統一”這個方法論思想。“社會主義社會是可以分階段的，先是不發達階段”的思想，更是毛澤東1959年明確提出來的。鄧小平將其具體化，提出了系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路線和政策，并要求至少“100年不動搖”，極大地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第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
毛澤東講：革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所以實際上建國以后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56年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后講“以階級斗爭為綱”，走了彎路，但也強調“抓革命促生產”。鄧小平回到毛澤東正確的軌道，繼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把共產黨的強國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第四，強調改革也是一場解放生產力的革命。
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論”，為中國乃至一切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中國乃至一切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規定了基本的性質和任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是要解決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上層建筑不適合經濟基礎發展要求問題，而絕不是“革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本身。此外，毛澤東著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還明確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要求。鄧小平繼承發展毛澤東這些思想，針對曾經有過活力但已過時了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和過分集權問題，提出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和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為目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任務，極大地煥發著社會主義的活力。
第五，必須對外開放，在發展自己的同時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強調“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的毛澤東，一直“胸懷世界，放眼全球”。他打開國門，使美、日來朝，并從70年代初開始較大規模地引進成套設備，有條件就擴大開放。當然，正如鄧小平所說，那時西方是用武力遏制和戰爭威脅來對待我們，所以全面開放的“條件不具備”。后來西方看到：武打，社會主義越打越強。于是主要以“經濟競賽”、“和平演變”來對付社會主義。世界主題因此一變。鄧小平因勢利導，全面開放，也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第六，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
毛澤東1956年提出“六條政治標準”，鄧小平1979年將其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1989年，鄧小平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中最大的政治斗爭，是“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改革開放中最大的失誤，是兩任總書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一貫、不堅持，尤其是在關鍵時刻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教訓，應該永遠銘記。
第七，分步走，使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
毛澤東代表共產黨，早在革命時期就明確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和綱領。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最豪邁地喊出“為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口號，并將中國的現代化具體化為“四個現代化”，制定了分步驟實現的計劃。在新形勢下，鄧小平在更高基礎上再次強調“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毛澤東、鄧小平的這一偉大理想，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
第八，強調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強調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必須依靠人民群眾。
《毛主席語錄》的第一條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建設，是毛澤東的“三大法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法寶中的法寶。群眾路線，既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面之一，又是毛澤東與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而共產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是毛澤東留給共產黨的命根子。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強調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并提出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怎樣把共產黨建設好的新問題、新任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不斷回答。
第九，以“一國兩制”統一祖國。
為爭取和平統一，毛澤東明確地對蔣介石提出六條主張，即只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臺灣可保留其制度、地方政權、司法、財政等等，甚至可以保留相當數量的軍隊。在新形勢下，鄧小平更明確、更全面地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并在港澳成功實踐。中華民族，一定要實現毛澤東、鄧小平這一宏愿。
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精華的這“毛鄧九條”，難道不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終極價值觀，不是其核心內容嗎？沒有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中華民族還有靈魂嗎？
讓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子孫，包括大大小小的田奇莊先生女士們，都來自覺地學習、自覺地實踐、自覺地捍衛我們中華民族的終極價值觀吧！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文明沖突”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若田先生愿意在讀毛鄧經典、看正史的基礎上對我再批評，我愿意領教。若再據野史、引流言進行誹謗，則概不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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