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３０多年來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基本形成。與此相伴隨的一個現象是，特殊利益集團比任何人都期待穩定，但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總是束縛它們的手腳。于是他們糾結各種勢力，散布一種謬論：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進入了緊要關頭，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云云。其實，改革的確已經進入一種緊要關頭，即改革已經進入共產黨能否變質為資產階級政黨、自由化派所期望的那種改革能否繼續的緊要關頭。只是立場不同的人對此持有完全不同的期待而已。從自由化派所散布的言論中，筆者看到了它們的兩副嘴臉：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團迫不及待地希望推翻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便解放它們的“生產力”、“剝削力”、“統治力”，將其既得利益徹底合法化，以便高枕無憂，邪惡嘴臉暴露無遺；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團與現實社會已經如膠似漆，社會動蕩對其更不利（《共產黨宣言》不是已經指出嘛：無產階級在斗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原因應該就是這個。），他們迫切需要平穩“過渡”，趟過“深水區”就大功告成了！這種陰險嘴臉更是可怕！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內以鼓吹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聞名”的《炎黃春秋》雜志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已成功擠入為特殊利益集團做代理，當傳聲筒的行列。它們時常發布一些貼近自由化派、貼近大資本家、貼近帝國主義，為其主子們所喜聞樂見的宏論，提出各種瓦解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綱領。
最近，在該雜志今年第８期上，刊登了其編委會骨干成員，同時頂著 “中央黨校教授”漂亮帽子的杜光的文章《我看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以下簡稱“杜文”），竭力諷刺污蔑社會主義各項基本制度，再一次拋出了自由化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基本綱領。杜文看似為人民指“明”了方向，其實是把特殊利益集團的路指明了，卻要人民群眾在黑暗中永世不得翻身。雖然，杜文并非什么新鮮玩意，就拿幾年前散布“民主社會主義救國論”的謝韜們來說，哪個“水平”在其之下？可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經常的、反復的，昨日有謝韜，今日有杜光，他們不厭其煩，我們怎么能夠厭煩呢？
一
杜文開篇即提出：“中國改革發展到今天，極有必要回頭省思存在的問題，以尋求更好的發展路徑。”此話何等正確，可是我們能指望杜光會給出什么良方嗎？顯然不能，杜光們就是要把社會主義的基礎統統掏光、挖光才會罷休的！杜光及其所吸附于上的《炎黃春秋》一貫主張的所謂“發展路徑”不就是私有化那一套嗎？
杜文在談所謂“中國改革缺乏明確的目標模式”時首先拿農業的的合作化開刀，意思是由于沒有確立“破除集體經濟、全盤私有化”的目標模式，所以農村改革慢慢吞吞。杜文還無不帶著一種諷刺的口氣說：“從１９８０年開始，包產到戶才逐漸得到普遍的認可，并美其名曰農業生產責任制。”對于這一點，筆者認為，雖然這種帶有“包產到戶”性質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偏離了農業合作化的方向，但是農村土地的集體經濟屬性畢竟避免了資本化的侵襲（在今年２月《半月談》雜志刊登的對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的專訪中，陳提出要“警惕大資本進入農業生產帶來的問題”，筆者認為光警惕是不夠的，要徹底揭露杜光們要將農民生存的底線掏空、挖光的“目標模式”）。其實，經過３０多年來的實踐，以及世界各國經驗，農業不走集約化（當然，這種“集約化”主要是指生產經營方式）是很難致富的。關于農業問題，鄧小平同志的“兩個飛躍”思想（即鄧小平１９９３年談到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事實證明，凡是真正堅持農業合作化方向的，農業必然發展、農民必然致富、農村必然繁榮。（參見：《南街村等提前實現鄧小平“兩個飛躍”的構想》）杜光們這些以前習慣打著小平同志旗號搞自由化，如今特殊利益集團形成，翅膀硬了，時機成熟了，就開始有要把鄧小平旗號拋棄的跡象了（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近年來多次直接打出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末覆滅的趙氏集團旗號看出來）。表現在農業問題上，就是他們全然不顧小平同志的這“兩個飛躍”思想，尤其是后一個“飛躍”所強調的“發展集體經濟”。
杜文在洋洋得意、如數家珍似的敘述我國經濟體制怎樣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不忘發了一個牢騷：“但是，為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反而模糊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事實真的如此嗎？按照權威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這讓筆者想起了負責經濟工作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的“鳥籠理論”：社會主義制度好比鳥籠，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運行方式好比籠子里的鳥兒，鳥兒在鳥籠里可以任其自由飛翔，但是不可以飛出鳥籠子。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這一理論不完全相同，但是真正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設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目標，也能避免服用新自由主義毒藥后的劇烈反作用。
二
應當確立什么樣的改革目標？杜文提出了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憲法規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應當確立有利于人民，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改革目標，而不是讓少數人暴富，多數人奴隸般生活的什么目標。再看看杜文，到了金融危機早已肆虐全球的今天，還死活抱著私有化、自由市場理論（薦《證大集團董事長：自由市場經濟是一條奴役之路》一文）等西方教條。簡直是死不悔改，不帶著花崗巖腦袋見閻王就決不善罷甘休！
當前，雖然我國的國家發展道路面臨著重大抉擇，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但是在黨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中國的過去證明過這一點，前蘇聯的教訓也提醒我們這一點）還是有的，社會主義各項基本制度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瓦解的，所以國家繁榮富強、人民能夠幸福生活的政治基礎還在。
可是，這一切引起了杜光等死不悔改的自由化分子天然的嫉恨，他們決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他們慣用的一個伎倆就是搬出馬克思的一句話：“一個社會制度，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生產關系，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母胎里成熟之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其實盜用馬克思的這句話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哪里是杜光的發明呢？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階段的新特征，創立了列寧主義，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也曾遭到第二國際考茨基“庸俗生產力論”的攻擊。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是在蘇聯建立起來了，盡管它面臨很大考驗，但其巨大意義已經為歷史證明。對于打著庸俗生產力理論的旗號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危害，恐怕前蘇聯人民更有體會。
杜文還套用小平同志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搞不清楚”這句話為自己壯膽。果真如此嗎？按照杜光們的解釋，有了小平同志的這句話，似乎什么玩意都能算作社會主義了，私有化是，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也是，否定黨的領導可能也是。其實小平同志的這句話并不難理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本是明擺著的，并不存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征“搞不清楚”的問題（否則怎么可能出現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性質的論述呢？），而是指具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采取什么模式還是有待進一步探索。
杜文這株大毒草的惡毒之處還在于它惡毒攻擊革命左派（革命左派并不是極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者天然是左派，杜光這撮子自由化分子總想著把這個界限攪得像潭渾水，以便他們扣帽子），惡毒攻擊黨章明確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杜文說：“其實，改革派的領導人只要離開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高舉我前面引用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名言，理直氣壯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是為了‘到達社會主義’而必須‘經過’的民主主義，就可以駁倒極‘左’派的責難。”多么猖狂啊！筆者倒是覺得杜光先生還在《炎黃春秋》寫文章是屈才了！杜光有駁倒毛澤東思想的能耐干嘛還不親自行動呢？恐怕是怕落得一個和其“難兄”李銳一樣的下場吧？（參見：《揭露反共分子李銳真實嘴臉的兩篇好文》）
三
奠定了所謂中國現階段改革還是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杜文終于揭開了自由化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全部綱領：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和社會“平等化”。實事求是講，這四大綱領，除了經濟市場化，是的的確確反映杜文真實意思，其他四項無不帶著資產階級虛偽性。
談到所謂“經濟市場化”，筆者已經很麻木了，懶得再談這類問題了，新自由主義對全球的危害不需要多談了，有的網友談得還更好。筆者這里想談談杜文拋出的亞當·斯密關于自由市場的名言。
記得在以前，自由化派人士大多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馬克思主義還是１００多年前的玩意，哪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啊？！可是他們一想到私有化，就會毫不猶豫地拿起亞當·斯密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就是２００年前的理論來作武器。這豈不更是可笑嗎？當然，杜光這些人是聰明的，自從碰壁后，他們走向了一條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以宣揚“民主社會主義救國論”為主要方法，實質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勾當。他們的一個重要武器，就是通過自己搗鼓，閹割馬克思主義靈魂，炮制出的“恩格斯晚年思想”。其實這種謬論不值得再多說了，謊言重復一萬遍還是謊言。筆者倒是覺得在這里有必要提醒杜光及其追隨者們好好思考亞當·斯密晚年為什么想燒毀《國富論》（參見：《亞當·斯密晚年為什么想把＜國富論＞付之一炬》）。
所謂“政治民主化”欺騙性也是十足。杜文繼續兜售近年其主子制作出的“普世價值”毒藥。杜文說：“民主成為普適性的價值，是資本主義興起以后的事。”可是稍微有點常識性的人都應該明白，人是分階級的，不同階級的立場不同，價值觀也不同。世界上哪有大家都喜歡的東西呢？當然，正如著名反偽斗士（近年來成為反“普”斗士）司馬南先生所說的：“比如民主，就抽象理念而言，你吼著說它是普世價值，我安然做我的俯臥撐；你說它是最重要的生活倫理，我干脆自己出去打醬油。”關鍵是這些兜售“普世價值”毒藥的杜光們非說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普世”的，我們非搬用不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深深明白，有了人民的真正幸福。他們時時刻刻想著把人民追求公平正義的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框架之內，永遠動不了財富的一根毫毛。就拿自由化分子的精神祖國美國來說吧，兩極分化（參見筆者舊文《簡評＜炎黃春秋＞＜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一文》最后引用的數據）長期得不到解決，照那種“民主”下去，只能是永遠的游戲，哪有什么人民民主可言？對此，一些蒼蠅子可能會嗡嗡叫：人家政治多清廉啊。其實這是莫大謊言，是美國強大宣傳機器長期滲透下使我們一些善良群眾產生的錯誤認識。試想，如果一個國家已經建國２００多年，擁有巨大物質總財富，卻長期沒有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不是腐敗是什么？大資產階級（現在主要是那些大金融資產階級）過著無論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無比優越的生活，而其他人過著工薪階層式的緊張生活，甚至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這不是腐敗是什么？
也許一位叫史塔克的美國中產階級（其實這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只具有點經濟學價值罷了）可以教訓我們可愛的杜光先生：
The commun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The capital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gulli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greed.（參見：《＜史塔克宣言＞：被美國和諧的219撞機事件主駕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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