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應該找誰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在香港發表了一部震驚中外的名著《墓碑》，該書論述了自大躍進時期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種種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餓死人現象，深入批判了中國社會的種種不正常現象，號召打倒極權制度，在中國實現民主，恢復中國人應有的正當權利。
應該說，我在讀作者的前言論述的時候，深深感到了作者的真誠和善良，感到了他對于當時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的痛心和沉重，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雖然楊繼繩有著優秀的文筆，理論闡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論建設上是絕對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視眼加理論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間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確的結論和必然推導出荒謬的結論。
對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點將不放在事實的論述上，除了必須點睛的地方外，將盡量不涉及事實的真偽的考證，從相信作者的角度，評判作者政治上的眼光短淺之處，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章 毛澤東是不是極權的“帝王”
3、人民民主——毛澤東的政治抱負和實踐
沒有兩個毛澤東，只有一個毛澤東，建國前的毛澤東和建國后的毛澤東是一個人。沒有精神分裂的毛澤東，只有精神健全、始終如一的毛澤東，建國前的毛澤東和建國后的毛澤東絕不存在精神分裂。之所以在某些人的口中，毛澤東在建國前和建國后判若兩人，建國前和建國后活脫是發生了精神分裂，成了什么“建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的人間怪物，不是因為毛澤東這個人自身發生了什么古怪變化，是因為這些評價他的人的眼光發生了變化，不是因為毛澤東發生了精神分裂，而是這些人的價值取向前后發生了分裂。
李商隱說：“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這句話放到這些人和他們的支持者那里也是這里正確的。
春秋戰國時候，大思想家莊子的朋友惠子在魏國做宰相，莊子有事去找他。有人告訴惠子：“莊子來，是想取代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害怕了，派人在國內搜索了莊子三日三夜。莊子好氣有好笑，于是主動去見惠子，說：“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雛（yuān chú ，即鳳凰)，你知道嗎？鹓雛從南海起飛，最后飛到北海，一路上非梧桐樹不落下休息，非香美的竹實不吃，非清澈甜美的泉水不喝。這時候一只鴟(chī，貓頭鷹)抓到腐鼠，鹓雛剛好飛過，鴟就仰頭恐嚇道：‘嚇 (hè)！’現在你也是打算拿著你的魏國宰相的位置當作腐鼠來恫嚇我吧？”
今天的這些極力攻擊毛澤東的人就是寄生在共和國軀體上的形色各異的大大小小的貓頭鷹，他們的的確確是把共和國當成了他們的腐鼠，而毛澤東則遠沒有“鹓雛”清高，因為他實踐，他堅決反對大大小小的革命“同志”把新生的共和國當腐鼠的“貓頭鷹”傾向，堅決逼著他們吃“桑椹”（北魏崔逞語，說貓頭鷹吃了桑椹后從聲音到形象都會發生改變），改造思想，受人民的教育，所以更引起了這些人極度的反感和激烈的反抗。而公開的、激烈的反攻倒算，則是發生在1976年他去世以后。頗有郭沫若筆下《鳳凰涅槃》中你死后，我是空中的霸王的姿態。
這些人說，毛澤東是“建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這話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建國有功”的評價體現了這些人對因毛澤東而得以寄生到共和國軀體上吸食血肉的肯定和感激，“建設有過”就是對毛澤東不許這些大大小小的貓頭鷹們糟蹋共和國的血肉的反感和攻擊了，而且這是一種典型的賊喊捉賊和栽贓，而“文革有罪”則充分體現了他們對于這個企圖從思想底層徹底消滅他們的世紀偉人的極度憤怒和必欲押上歷史審判臺的野心。
為了永遠把共和國的軀體變成他們恣意吸取血肉的腐鼠，所以他們才要拼命想徹底打翻已經走進歷史的毛澤東。
可嘆，曾經想把他們重新拉入勞動人民陣營的毛澤東，在身后還是失望了。十倍的憤怒，百倍的瘋狂，他們還是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毛浪潮。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也是失敗的。
是要人民的共和國，還是要官僚主義的天下，這就是六十年來斗爭的本質。
正因為有著本質的評價區別，同一件事，同樣是對待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人民群眾的作為，也就有了“好的很”和“糟得很”的尖銳對立。
這里用不著特別引用毛澤東最后十年的歷史，只需要借用一篇毛澤東的文章為主軸，其它文章為參考就夠了。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篇文章可以大致告訴你什么是“人民民主”，這種“人民民主”和官僚老爺、地主老爺、資本家董事長、總經理們的推崇的民主根本區別在哪里。一個小小的湖南，其實正折射了40年后的中國，而40年后的中國，不過是當年湖南情境的放大而已。
①立場決定對事件的主觀評價——“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無論是40年前，還是40年后，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人對待毛澤東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的評價都是兩極化的。
你反對壓迫者的不義行為，支持被壓迫者的掀起的社會變革和新制度的建立行動，那么毛澤東的“人民民主”言行實踐就是“好得很”；你反對被壓迫者對現有秩序的破壞，主張對這些反對現有秩序的“不逞之徒”予以迎頭痛擊，那么你就會對這些被壓迫者在中國大地上的改天換地的社會行為感到極度厭惡，那么，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實踐包括理想在內當然就是“糟得很”。
對于勞動人民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有過如下說法，站在支持農民的立場上，毛澤東說：
“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孫中山 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
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同樣的，為什么四十年后還是會有人站錯隊，在毛澤東他們締造的組織中，在毛澤東等中國革命領袖和革命先烈締造的共和國的國土上，把在一盆一盆的污水如傾盆大雨一樣潑向毛澤東，潑向響應毛澤東號召的這些中國社會的基層骨干甚至是群眾呢？本質上，不正是因為利益的變化導致立場的變化了嗎？
②如何看待“人民民主”制度建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過分”問題呢？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指出
“……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
同樣的，如果不是強烈的積郁所在，何以能在四十年后，毛澤東的一聲號召下，就能掀起一場群眾性的，整個社會廣泛參與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政治運動呢？
反官僚，毛澤東也是被逼的。
建國之初，毛澤東就號召反官僚，反對官僚主義，毛澤東、周恩來多次作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收效呢？
1957年的開門整風，最后給演變成了給民主人士劃成分、記過和“上課”的反右運動。
本意是倡導鼓氣環境下的協調發展的毛澤東的“反冒進”，在這個怪胎的左右下硬是給演變成了不切實際的“浮夸風”的政治運動。而造成災難性后果后這個怪胎反過來要清算毛澤東的政治責任。而那場景下，如果不是周恩來的及時的一盆涼水，則無疑就是在煽動“宮廷政變”。（觸目驚心啊，同志們）
本來是高層發燒造成的基層問題重重，“四清”運動反過來是要求基層干部吃藥，萬人工作隊進縣，要扎根串聯，聯系底層群眾，給基層干部“灌湯喝藥”，整得是七葷八素，死去活來。
為什么毛澤東要“解放”基層干部，提出問題的核心不在基層，在“資產階級當權派”，這還看不明白嗎？
為什么毛澤東一聲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會引起那么廣泛的轟轟烈烈地社會響應，難道還看不明白嗎？
反觀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的“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的話，對照當時和之前發生的種種問題和1966年以后出來種種現象，難道還看不明白嗎？
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正是人民共和國的毒瘤和癌瘤，沉重打擊和階段性打垮了毛澤東和他的政治理想，并取得了一定意義上勝利，獲得了反毛澤東而“倒行逆施之”的權力。而今天，不過是它發出了進一步乘勝追擊的號角而已。
然而，多行不義是必自斃的。人民欠缺的只是覺醒兩個字而已。人民覺悟了，群眾起來了，毒瘤就得切除，癌瘤就得死亡，至少要被打得暫時無處遁形。
但是，同樣必須明白：“人民民主”和官僚主義的斗爭在中國是長期的，是反復的，是不可能在一百年、二百年內能根本解決的。
對此，一切“人民民主”理想主義者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③對于社會各個階層來說，向來是“階級（階層）決定立場，立場決定觀點，觀點決定行動” 的；對于覺悟者來說，從來就是“覺悟選擇立場，立場決定行動”。
毛澤東說
“對于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于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富農……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里積極奮斗。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
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反攻倒算同樣是需要。主心骨散了，群眾當然同樣會面臨滅頂之災。大革命之后的湖南如此，經歷“浩劫”的中國也是如此。
無論佛、魔，只要是覺者，他的行動就必然是自覺的，不是自發的。這也是覺悟者和各階層的自發行動的根本區別。
這似乎用不著更多的解釋。
一切都是時間問題，群眾“覺悟”這個歷史辯證運動的問題。
這也是光明和黑暗的辯證法。
④不用多說的話。
毛澤東說
“……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今天攻擊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政治理想和實踐的人，文武兩行，不正是這樣嗎？
無他，還是毛澤東的話：
“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而已。
⑤毛澤東政治實踐的成果
毛澤東最后十年的政治實踐就不用多講了吧，談的人太多了，，各位朋友和對手不妨自行補充，這里提前謝謝。
必須說明，這部分其實是“好、糟”爭議最大的。一句話，立場不同說法不同而已。
湖南農民運動的成績部分相應也不貼了。請大家自行看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十四件大事”的內容，就可以明白，“中國大湖南，湖南小中國”的含義究竟是什么。
⑥毛澤東取得政治上巨大成功和失敗的原因。
成功的原因。
第一，群眾路線。自己做安泰，也要求同志們做安泰。為人民服務，從人民那里汲取無窮無盡的革命力量和斗爭力量。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關于重慶談判》）
“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第二，堅決的反對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論聯合政府》）
第三，正確的工作方法。
辦法就是向社會做深入、全面的調查研究。著作見《反對本本主義》，《長崗鄉調查》、《才溪鄉調查》、《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和《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等。
第四堅強有力的的組織領導。
實現堅強組織領導的領導方法就是民主集中制。“要做群眾的先生，先做群眾的學生”，“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著名經典的語錄體現的都是這樣的意涵。民主，就是深入群眾中，讓群眾暢所欲言，總結和提煉群眾的意志和要求；集中就是貫徹群眾的意志和要求，并把它轉變為現實。總結成一句話就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具體的方法則體現在《黨委會工作方法》、《關于健全黨委制》、《鄉蘇怎樣工作》、《工作方法六十條》等之中。
第五、正確的指導思想。
就是確立了是指南而不是教條的馬列主義，堅持了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同樣，對待毛澤東思想今天的我們也是一樣的道理，誰違反了，摔跟頭了，莫謂毛澤東言之不預也。
晚年失敗的原因。
第一、歷史條件遠未成熟。剛剛脫離文盲界的中國工農群眾還只是階級的自發覺悟，遠沒有形成成熟的自覺覺悟，有偉人的啟發和英明領導可以辦成大事，但是遠沒有形成獨立的自覺狀態，所以離開的偉人的群眾只能回歸常態，重新走成長到自覺的政治歷程。
第二、組織體系的革命改造沒有成型。大破之中還沒有形成大立，新的隊伍建設的正常方式一直處于探索階段，直到毛澤東去世而中斷。
第三、一直處于以官僚反官僚、以群眾反官僚的交織中。群眾性反官僚是洪流但是最終沒有形成系統的內容，而以官僚反官僚則最終導致了官僚體系的自發力量打掉內部反官僚的政治力量，打掉外部的反官僚力量。
第四、年齡不占優勢。七旬老翁再度革命，非革命理想現實主義者不能，不然如安享尊榮和大名又何至于今天會有如此多的吠堯之犬呢？自然規律替官僚主義結果了毛澤東，不然，再假十年，有旺盛體力和精力的毛澤東未必不會探索出這條新路，雖然這些都只是不跡現實的妄談。
⑦結論：
說毛澤東不極權，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毛澤東的極權，本質就是“人民民主”的極權，和官僚主義、個人主義、剝削階級的極權是截然相反的。對占社會人口95％的勞動人民，這個極權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大民主，對于官僚分子、個人主義分子、剝削階級思想分子，這個極權就是百分之百的階級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和官僚主義者、個人主義者、剝削階級思想的人設想的正相反而已。
這就是毛澤東“極權”的本質，也是“人民民主”的本質。
一切反毛澤東者，無論打著怎樣形形色色的旗號，打著怎樣的為民請命的旗號，只要揭去了他賴以掩蓋的羊皮，都可以暴露出他反人民的真實本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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