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的反社會主義謬論（續篇）
——二駁林蘊暉《從“消滅私有制”到“以人為本”》一文
奚兆永
在上一篇文章的結尾處我曾說，“林文還有不少謬論，都是些老調重彈，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里已做過批判，其他同志也曾進行過批判，相信已沒有什么人對他的這類貨色還感興趣，我似乎也沒有必要再為此多費筆墨了。”文章上傳后，我感到有些不妥，因為讀者是不斷變化的，有的看到過過去的批判文章，有的則沒有看到過，因此該批的還要繼續批。同時，林文還有一些謬論雖然過去也曾批判過，但仍有進一步批判的必要。于是決定再“多費點筆墨”寫一篇“二駁”作為前一篇文章的續篇。
一、對林文的“老調重彈”和“老調錯彈”也要批判
林文的老調重彈不少，比如文章說，“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躍進’造成的 損失達5000多億人民幣，導致了三年大饑荒，非正常死3000多萬人口。”這顯然是許多“精英”都重復過的老調重彈。對于“大躍進’,我在批判謝韜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大躍進的成果是巨大的，而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更應該加以保護。事實上，我國的一些高新技術（如研制原子彈、導彈等）就是那時起步的，我國的大慶油田就是那個時期拿下來的，一些工業空白（如萬噸水壓機、火車車輪輪箍等）也是那時填補的，而全國的地方工業（包括鋼鐵、煤炭、機械、化肥、水泥、水電等）和集體企業也大都是那時發展起來的。就此而言，‘大躍進’是功不可沒的。”
林文說這三年“非正常死3000多萬人口”，這樣說的所謂精英很不少，他們不斷重復，說了一遍又一遍。我在批判王康的文章《一個民族敗類對錢學森的攻擊》和批判法大反毛講座的文章《我們的大學還像社會主義大學嗎？》里曾進行過批評。后一篇文章說，“要計算1959-1961年餓死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首先計算這三年的總死亡人數，然后再從這個總死亡人數里區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兩個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所提供的統計數字，我國從1959到1961這三年的總死亡人數分別是：1959年是970萬人，1960是1693萬人，1961年是839萬人。三年合計的死亡人數是3502萬人。”僅僅這個數字就足以把非正常死亡3000多萬的說法徹底推翻，因為在任何時候都有正常死亡，不可能全部死亡人口都是非正常死亡。
至于林文說大躍進三年損失了5000億人民幣，我把它作為“老調重彈”可能不盡準確，因為過去有人說損失5000億那是指文革十年，而現在林文是卻是指大躍進。這應該屬于林文的“老調錯彈”，當然也可以看作是林文的“新謬”，而不能說是“老調重彈”。我們知道，最初說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損失多少國民收入的是李先念。他在1979年12月20日舉行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講話時曾說，“大躍進時，廣大群眾熱情很高，我們領導上犯了高指標、瞎指揮、刮‘共產風’的錯誤，結果損失很大，據有的同志估算，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二百憶元，經過三年調整，才恢復過來。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在經濟上，據有的同志估算，僅是國民收入就損失了五千億元。”（《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頁）李先念講話里說的這兩個數字特別是有關文革的損失數字曾被許多“精英”大力宣傳，一遍一遍地重復，但是這兩個數字都是經不起檢驗的。
在我看來，李先念說的這兩個數字，并不是官方發布的權威數字。道理很簡單，雖然李先念自1954年到中央后曾經擔任財政部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一直從事經濟工作，但是，他說的這兩個數字卻不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權威數字，而都是“據有的同志估算”的數字。這樣“估算”的數字當然就不那么可靠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十一屆六中全會是1981年6月舉行的，其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當地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都有所批評，但是從決議對大躍進和文革的論述看，還是比較客觀的。比如對大躍進，決議說，“‘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意見覺察到的錯誤。”“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而對文革，決議說，“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和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頁）在這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決議”在講到大躍進和文革的損失時都沒有引用李先念“據有的同志估算”的數字。后來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沒有使用李先念這兩個“據有的同志估算”的數字，并且還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經濟成就做了比較客觀的敘述。這些都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上，無論是大躍進時還是文革時，我國的經濟總量都還比較小。在大躍進前的1957年，我國的國民收入還不到1000億元，整個一五期間即五年增加的國民收入也只有322億，大躍進時的國民收入怎么會損失到1200億這樣的規模？李先念重復“有的同志估算”至少是官僚主義，根本不可能嘛！事實上，1958年大躍進時，我國的工業生產特別是重工業生產有了長足的發展，許多產品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長；當然，由于有一千多萬農民進城做工，還有大煉鋼鐵的影響，“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彭德懷語）一些糧食、棉花爛在田里，沒有收回來，農業是受到了較大的損失的，但是整個國民收入仍然有很大的增加。當時負責經濟、計劃工作的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李富春在一篇文章里說，“在工農業大躍進和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1958年平均國民收入比1957年增加了323億元，即增長34%。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總共才增加了322億元，平均每年增加64億4千萬元，速度為8.9%。國內外反動派和他們的應聲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我們去年大煉鋼鐵、大修水利、大搞豐產田、大辦工業基本建設都是‘得不償失’。可是我們1958年一年所增加的國民收入，比第一個五年計劃總共增加的還要多。只是這個事實，不就把他們的謬論打得粉碎嗎？”（李富春：《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紅旗》1959年第19期）當然，大煉鋼鐵中也存在小高爐煉鐵成本高以及土法煉鋼鐵含硫量高的問題，但是，這些損失畢竟是很有限的，怎么也不可能達到1200億這樣龐大的數字，這是明擺著的。李先念根據“有的同志估算”把大躍進期間的損失說成1200億，顯然是把問題夸大了。1962年 8月17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中全會中心小組會議，李先念、周恩來發言。李先念講到階級斗爭問題時，毛澤東說，“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的在忘記了。現在階級斗爭的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李先念講到糧食問題，說征購任務減少了，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540萬噸，今年進口470萬噸，減少了70萬噸。逐年減少。毛澤東說，“減少了70萬噸，就是14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少到2000萬，減到2000萬，進口還可再減。”李先念又說，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下降了四倍。“毛澤東說：“只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后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系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干什么？”李先念帶有檢討的口吻說，“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毛澤東說：“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1252頁）從李的講話和毛的插話看，1962年8月，國民經濟的形勢已經明顯向好的方向發展，困難時期已經基本度過；而在這之前，李對困難和問題明顯估計過高，所以才會有“檢討的口吻”。毛說李講困難過多是“職業病”。看來，他后來聽“有的同志估算”損失1200億國民收入也是這個“職業病”在起作用。至于林文，竟然把1200億這個本來就極其夸大的數字一下子又翻了四番，說成是5000億！不知這究竟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在我看來，他既是無知——完全不懂經濟，也是別有用心——故意制造混亂，是他知識貧乏和品質惡劣的一個大暴露。
二、駁“從1958年到‘文革’所追求的是林彪的‘公’產主義”說
林文引用林彪的話說，“什么叫共產主義呢？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就是為公，共產主義可以叫做‘公’產主義，是為公的。”林文還接著說，“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來看，正是這樣認識的。”
這是對歷史的嚴重的歪曲和篡改。
人所共知，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叛逃，結果折戟沉沙，摔死在溫都爾汗。此人叛黨叛國，死有余辜，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他以前說的所有的話都不正確，所做的所有的事都不正確。這里需要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問題在于，他把共產主義叫做‘公’產主義這話是錯誤的。馬克思在談到“勞動權這個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時曾指出，“勞動權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是一種胡說，是一種可憐的善良愿望，但是勞動權就是支配資本的權力，支配資本的權力就是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頁）恩格斯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說“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這里第一次表述了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以及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509頁；著重號是引者所加）區別就在于，這里所說的是生產資料公有，而不是模糊的財產公有。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不同，前者只主張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而消費資料歸個人所有，認為這是個人自由發展的一個條件；而后者不僅主張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同時主張消費資料也共同所有、共同消費。顯然，林彪所說的“公產主義”是 模糊不清的，與馬克思所作的表述是大不一樣的。
至于林文說“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來看，正是這樣認識的”，這顯然是明目張膽地歪曲和篡改歷史。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來也只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而不涉及個人的消費資料。1958年出現人民公社也不像林文所說的，“當年人們的認識是，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于是農業社紛紛合并組成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8年8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明確地說，“人民公社這個事情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提出來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40頁）起初提出要擴社、并社和建立人民公社，并不是一些人頭腦里有先入為主的“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感到了生產發展需要擴大社的規模。我們知道，1957 年冬和1958年春，在我國農村興起了大興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熱潮，而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水利設施規模大和農業社規模小的矛盾，這樣就出現了一些地方并社和擴社的事情。在此基礎上，1958年3月舉行的成都會議上通過了一個《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并為大社的意見》。這樣，并社運動就在各地開展了起來。在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河南。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將四個鄉的27個農業社合并，共同組成嵖岈山公社，成為我國最早的公社之一。8月6-8日，毛澤東視察河南七里營公社時說，“有這樣一個社，就會有好多社。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它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隨后，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上面提到的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公社化就這樣在全國開展起來的。試問：“公社”本身是群眾在生產中的創造，有什么不可以？毛澤東和黨中央總結群眾的經驗，加以推廣，有什么錯誤？
林文還講到公共食堂問題，說毛澤東1958年8月21日曾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而所注的出處竟然是李銳的《“大躍進”親歷記》。其實，8月21日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午，他召開了協作區主任會議（成員為各大區的第一書記，有：柯慶施、李井泉、陶鑄、林鐵、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在會上主要是講鋼鐵生產問題，同時講了資產階級法權（翻譯有誤，后改為“權利”）問題；下午，約葉飛談炮擊金門問題。以后接連兩天（22日、23日）都與軍隊領導人研究我國領海和臺灣海峽問題。24日毛澤東又召開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因此，林文所說的毛澤東8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純屬子虛烏有的捏造。而就講話內容來說也非常可疑。因為毛澤東雖然贊成搞公共食堂，但是并不認為它“就是共產主義”。8月29日《中共中央關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為這個決議加寫的一段話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十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后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之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轉引自《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9-840頁）毛澤東怎么可能說公共食堂就是共產主義呢？在這方面，林文還故意歪曲毛澤東的論述，說什么“向共產主義過渡，主要是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這種改變大概需要三四年，或五六年時間”，完全不講毛澤東所強調的全民所有制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把毛澤東說的兩個過渡篡改為一個過渡，并且完全不講毛澤東所闡述的向共產主義過渡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用這樣一種歪曲篡改的辦法來批判決議所說的“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這種作法難道是一個嚴肅的學者所應該做的嗎？
當然，在推廣人民公社的過程中也曾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一平二調”，“刮共產風”，強迫命令等。但是，這些問題后來毛澤東和黨中央都用了很大的力氣進行了糾正。僅僅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兩個月以后，毛澤東就先后召開了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為糾正上述錯誤作了大量工作，并在1958年11月舉行了八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強調了兩個過渡，批評了立即實現全民所有制和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思想，還批評了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思想，確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這對于保證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無疑起了巨大的作用。1959年由于自然災害等原因出現經濟困難以后，人民公社又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調整，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進一步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12條）明確規定：“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從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在此期間，不再新辦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試點。現有的試點和已經過渡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隊，辦得好的、群眾擁護的，可以繼續辦下去；辦得不好的、群眾要求改變的，就停止試驗，重新恢復基本隊有制。七年以后是否需要改為基本社有制，還要看當時情況由中央統一規定。就是在將來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分批分期地變基本隊有制為基本社有制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并不是“社共隊的產”，更不是“共社員的產”。現在歸隊所有的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和隊營企業，到那時候也不轉歸社有，仍然歸隊所有，歸隊使用。屬于個人的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
林文還說，“面對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和人民餓飯的現實，中央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在政策調整過程中，對生產和流通領域的一些環節作了松動，具體說就是‘三自一包’——給農民發放‘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讓個體經營的手工業和商店實行‘自負盈虧’，農村搞‘包產到戶’。”這樣說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們知道，“八字”方針的提出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60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李富春在會上提出了“調整、鞏固、提高”的六字方針。8月，國家計委在給國務院匯報時，周恩來加了“充實”二字，遂成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1961年1月，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正式通過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會議強調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適當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和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會議并決定在農村深入貫徹《十二條》，進行整風整社。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這里，最主要的調整是強調發展農業，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和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而最重要的措施，是動員1958年后新進城的1000多萬勞動力返回農村，同時還動員一部分家在農村的職工“回家就食”，大大壓縮城鎮人口，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力。在農村政策方面，12條強調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當然也包括“允許社會原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這樣的內容。林文把“八字方針”歸結為“三自一包”，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和篡改，是不能允許的。林文用很大篇幅講陳云的“分田到戶”。文章說，“對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陳云更主張‘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當面向毛澤東提議。”而事實是，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和林彪曾表示同意這一意見，而周恩來說“要考慮一下”，最后的意見是，“耕牛農具已經合了，不應再散”；鄧小平則說，“分田到戶是一種方式，可以用各種各樣方式。”在這方面，林文還根據《陳云傳》引用了鄧小平1962年7月2日的講話，——“恢復農業，群眾中相當多的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2頁）應該說，無論是《陳云傳》還是林文，甚至還有《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樣引用鄧小平的話都是很片面的，并不符合事實。應該說，鄧小平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有一些模棱兩可，不是那么十分明確，但是，把他意見中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內容有意抹掉卻是很不應該的。鄧在1962年7月7日會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的講話里曾說：“我們全黨應該有一個統一的主意，應該有一個主見。比如說，要盡量保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就得說服群眾，加強干部。這是一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們全黨在考慮，中央在考慮。”“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這樣重要的話怎么可以抹去不提呢？這些話對陳云“分田到戶”的主張顯然也是否定的。當然，決定性的意見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毛澤東與陳云談話的第二天，毛澤東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到戶’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是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路的問題。”（轉引自《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2-1323頁）此后幾天，毛澤東分別把河南劉建勛和耿其昌、山東的譚啟龍、江西的劉俊秀召來北京商談農村工作問題，并提議由陳伯達以中央名義起草了一個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7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幾天后，又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由于毛澤東態度明確，劉少奇等也只好轉變態度。7月18日，劉在對下放干部的講話中，批評從高級干部到基層干部“對集體經濟的信念有所喪失”。毛澤東在后來舉行的北戴河會議上說，“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將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就越大。”（見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決策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6頁）而在后來舉行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進一步討論了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還對主張“三自一包”的“單干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八屆十中全會還通過了相應的決定。事實證明，毛澤東堅持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也說明，當許多人動搖不定時，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航船的舵手，他所起的作用是無人可以替代的。由于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正確方針，鞏固了集體經濟，農業生產很快走上了恢復和發展的道路，工農業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據統計，從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7.9%，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5.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頁）人們往往說一五期間成績巨大，實際上這幾年所取得的成績絲毫也不亞于一五期間。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第三屆全國人大宣布，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林文把調整國民經濟歸之于“三自一包”是完全違背事實的，也是根本錯誤的。
林文還說，“正是為了捍衛單一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分配大體平均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打倒所謂‘走資派’外，就是要割斷資本主義的尾巴，還提出‘要斗私批修’，強調要做到兩個‘決裂’：與私有制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
這又是謬論。首先，“單一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說法本身就不符合事實。在中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從一開始就有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這兩種形式：城市大工業是全民所有，農村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城市的手工業則是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還有一部分手工業仍然保持著個體經營，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單一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顯然不是為了“捍衛單一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至于所謂“分配大體平均”也從未作為一個方針或政策提出過，作為方針政策提出的是承認差別的按勞分配。比如工業中實行“八級工資”，你能說它是沒有差別或大體平均嗎？農業中實行評工記分，你能說它沒有差別或大體平均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顯然不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事實上，經過幾年調整，當時的經濟狀況很好，工農業生產增長很快，科學技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也已經形成；為了對付外國的侵略，三線建設也在加緊進行。可以說，當時并不存在什么突出的經濟問題需要通過文化大革命來加以解決。而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大革命；由于這場革命是從文化領域開始的，所以才稱作文化大革命。這很有點像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一場政治革命，但是由于它是從文化領域開始的，所以人們也把它稱為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場政治大革命，是因為它斗爭的矛頭始終是明確的，即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其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這樣的政治大革命當然也會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觸及到每個人的靈魂，因此提出“斗私批修”、兩個決裂等口號顯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去改變農村“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關系，也沒有取消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林文對文化大革命的解讀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在這方面，林文還引用了胡喬木1980年6月9日的一段話：“仔細研究一下中央1974年4號文件（毛澤東關于‘批鄧’的談話——林注）。1974年理論指示，1966年五七指示，可見這三個文件確實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多少帶有綱領性的東西，相當帶烏托邦色彩。”并且發揮說，“毛澤東所要建設的是一個在生產資料單一公有制基礎上，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否定市場經濟，否定物質利益，收入大致均等，以平均主義為基本價值取向，帶有更加濃厚色彩的軍事共產主義。林彪所說的‘共產主義可以叫做公產主義’，可謂是點眼之筆。”
胡喬木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被譽為“中共一支筆”，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是有貢獻的一個人。改革開放以后，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如農業承包責任制，文字改革等）與胡耀邦、趙紫陽也意見不合，被人稱為“左王”，但是，林文所引的這些話卻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從時間上來說，三個文件除五七指示產生于1966年，理論指示是1974年，批鄧文件是1976年，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末尾，怎么是“帶綱領性的東西”呢？所謂綱領，是奮斗目標，它應該產生于運動開始之時，而不可能產生于運動行將結束之時。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的東西只能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16條，而不可能是胡說的三個文件。其次，從內容上來說，三個文件都是就當時發生的一些具體事情而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論斷，比如五七指示是看了總后勤部關于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的一封信，而不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全局進行總體研究提出的指導性意見；理論問題是和人事安排問題一起向周總理提出來的，而批鄧指示則是針對鄧小平“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毛澤東語），提出了“三項指示為綱”而發的。把它們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帶綱領性的東西”，顯然也是不妥的。
至于胡說三個文件“相當帶烏托邦色彩”，林文批其“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否定市場經濟，否定物質利益，收入大致均等，以平均主義為基本價值取向”云云，更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五七指示首先是向部隊提出的。當時要準備打仗，不能不保持一支龐大的軍隊，但為了不致過于增加人民的負擔，提倡部隊搞好農副業生產，主張軍隊在學軍為主之外還要學工、學農，還要會做群眾工作，批判資產階級，這有什么錯？除軍隊外，其它各行各業，也要求一業為主、兼學別樣。既然講了“一業為主”，這就根本談不是“否定分工”。而“兼學別樣”的提出也是事出有因。當時要準本打仗，要全民皆兵，不學習軍事行嗎？至于學工、學農，我們的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全國各行各業都要支援農業，不懂得工農業生產行嗎？這些怎么能夠說成是烏托邦呢？說毛澤東否定商品生產也毫無道理。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堅決制止了那種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傾向。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在《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中寫道：“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最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 、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頁）毛澤東1974年在理論問題的指示里講“這些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并不是要否定這些東西，而是如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我們這里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精神方面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頁）毛澤東說“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正好說明，在社會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權利”是不能取消的。這又怎么是烏托邦呢？
三、駁林文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歪曲和丑化
林文說，“當年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第一項任務就是剝奪剝奪者，即沒收資本家的生產資料，由國家來安排和調節生產，以為采用這種辦法就能調動全體人們的積極性，實現社會的公平分配，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文明成果，這只是一種主觀設想。”
在他看來，馬克思提出剝奪剝奪者是為了實現公平分配，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而提出的一個“主觀設想”。不客氣地說，這位教中共黨史的林教授對于馬克思、對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實在是太不了解了。凡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得出“剝奪剝奪者”的結論，并不是為了實現什么公平分配，也不是為了什么調動積極性，而是他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得出的科學結論。他在《資本論》的初版序言中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而這個社會“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因此它與所謂“主觀設想”毫無關系。實際上，馬克思從不追求什么“公平分配”，相反，他還對拉薩爾派的所謂“‘公平的’分配”進行了批判：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現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頁）
就是說，馬克思是從經濟關系出發而不是從“公正的分配”這種法的概念出發的。馬克思正是由于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認識到了它所導致的后果：“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頁）
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也有一段闡述。他說，“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它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頁）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并不是出于人們對“公平的分配”的主觀設想和愿望，而是基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的客觀事實，基于事物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其原因不是別的，正是這種歷史必然性作用的結果。
林文還說，“斯大林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以來，人們不顧本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簡單地把把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當成是建立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顯然是本末倒置，把手段當成了目的，這就大錯特錯了。實踐表明，原來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商品短缺，老百姓都在過著窮日子。”
林文這樣提出問題，給人的印象是，似乎斯大林是非常重視提高公有制的程度的。其實事情并不是這樣。在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有人主張發展公有化程度更高的蘇維埃農場即國營農場，但是斯大林并不贊成這一主張。他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認為在當時的蘇聯應該主要發展農業勞動組合即集體農莊這一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形式。甚至到上世紀50年代寫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也沒有急于改變這種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樣的所有制形式。不僅如此，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蘇聯經濟中的個人成分也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知道，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的宅旁園地、自留牲畜的數量都相當大，遠遠超出了中國過去人民公社的水平。我們過去說“大集體，小自由”，蘇聯農民的“小自由”比過去中國農民的“小自由”大多了，
應該說，社會制度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的。如果不改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還能叫社會主義社會嗎？至于目的和手段，也并不是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個“器”就是工具或手段。毛澤東也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毛澤東選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這些都說明，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制度不同，目的和手段也不同。斯大林并不是不懂得目的和手段的重要，不是別人，恰恰是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里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明確地指出了這兩個社會不同的生產目的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問題。他對兩個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這樣概括的：
——“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并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后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障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8頁）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同上，第569頁）
可見，生產關系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生產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就不同。林文說“把關心人、尊重人、解放人、發展人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這種籠統的說法脫離了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說，對于資本家來說，你要他關心工人、尊重工人，他做得到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家就是資本的人格化，他的目的就是資本的目的，就是要實現資本的增殖，做到利潤的最大化。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然要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使他們貧困和破產，也必然要奴役和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后國家人民。這是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才是為了滿足人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就此而論，不解決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問題，講什么關心人、尊重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前兩個月，富士康自殺事件頻頻發生，歸根到底，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如果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任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類似的事情還會經常發生，所謂“關心人”、“尊重人”都將成為一句空話。這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至于林文說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老百姓過的都是窮日子，其言外之意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的老百姓過的都是富日子。這種說法符合事實嗎？應該看到，現在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還在利用他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某些優勢，利用舊的經濟秩序對全世界進行剝削和掠奪，他們從所攫取的超額利潤里拿出一部分收買了工人階級的上層，使他們成為工人貴族，以保持資本主義的穩定。實際上，他們的所謂“富日子”是建立在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剝削和掠奪全世界特別是落后國家人民的基礎之上的。還要看到，原來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是從經濟不太發達的條件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他們以資本主義國家所達不到的發展速度發展著自己的經濟，但是，就人均絕對數來說，他們還是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這是歷史形成的差距，隨著時間按的推移，這種差距正在縮小。總有一天，他們是會趕上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至于說到“商品短缺”，那是因為這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趕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開足馬力，這樣就會造成一些物資的緊張和某些商品供不應求的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是不可改變的。某些人故意夸大這種現象，以此說明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完全是別有用心的。相反，在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追求高額利潤，不斷擴大生產規模，而對工人的剝削又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以致東西賣不出去，甚至還要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樣的“商品充裕”（應該說是“商品過剩”）其實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恰恰是不祥之兆，有什么值得稱道的？
四、駁林文對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論述的故意錯解
林文引用了鄧小平兩句關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話，其一句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頁）還有一句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同上，第137頁）然后就發揮說，“搞了30多年的社會主義，竟然說沒有搞清楚‘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后，在批判趙紫陽的時候，有人質問說，你是黨中央總書記，竟然說不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實際是在質問鄧小平。”
林文這樣提出問題其實是故意曲解鄧小平的話。鄧小平說“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和“沒有完全搞清楚”，其暗含的意思是說：基本上是清醒的或基本上是清楚的，只是還不是“完全清醒”、“完全清楚”。但是到了林文那里卻變成了“沒有搞清楚”、“說不清楚”，試問 ：這兩者是一回事嗎？顯然不是。既然不是一回事，為什么要故意混淆呢？顯然是為了制造混亂，以便他們可以渾水摸魚——既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沒有搞清楚“，還“說不清楚”，他們就可以用各種各樣的胡說八道的東西來冒充社會主義，來欺騙群眾了。
其實，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這些基本問題，人們通過學習馬列著作，從根本上來還是清楚的。鄧小平本人也是清楚的。如前所述，早在1962年他就說，“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改革開放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說， “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實踐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頁）林文怎么能說鄧小平對社會主義“不清醒”“不清楚”呢？如果鄧對社會主義還處于“不清醒”、“說不清楚”的狀態，他又怎么能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
林文還說，“在南方談話中專門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說：‘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頁）鄧小平這一段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由實現公有制，轉向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概念的重大突破。”
這又是對鄧小平論述的蓄意曲解。
其實，鄧小平這里說的“判斷的標準”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判斷標準”，而是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標準。這一點早就有人指出過。只要看一看鄧小平講這些話的前言后語問題就可以弄清楚。在講“判斷的標準”之前，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在這里，鄧小平并不是林文說說的要回答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而是要解決某些人“邁不開步子，不敢闖”、“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的問題。他說“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就是要他們從另外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了三條判斷的標準。顯然，這三條并不是判斷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如果拿這三條標準來判斷是不是社會主義，那就會得出非常荒唐的結論來。我們知道，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封建社會的封建主、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在其發展的上升階段，都曾推動過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也推動過當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豈不是那時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么？這說得通嗎？如果我們再聯系鄧小平在講了“判斷的標準”以后講的話，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鄧所說的“‘判斷的標準”并不是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他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 ，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利益嘛！”（《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業）在這里，鄧小平說特區姓“社”，但是他并沒有用“三條標準”來說明，而恰恰是用“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來說明的。可見，是不是社會主義不是“三條標準”所能說明的，還得用是不是公有制才能加以說明。
至于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講到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那也并不說明只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了，而只能從社會主義可以也應該提供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的角度來理解。列寧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也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他還說，“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愿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7頁）今天我們雖然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但是，人們從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都遠遠高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與這些國家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的事實中看到，創造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前景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當然，鄧小平的這段話里沒有講到公有制，但是他講到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如果離開了生產資料共同所有這一條，那“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里“生產資料公有”顯然應該看作是一個暗含的前提。在這方面，鄧小平曾說，“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49頁）可以說，加強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乃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充分必要條件，沒有這一條，其它就無從談起。事實上，就在鄧小平1992年2月講“社會主義本質”的同一個講話里就談到了“公有制是主體”，而在5個月后審閱14大報告時他又說，“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 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業）林文說什么“鄧小平這一段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由實現公有制，轉向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概念的重大突破”顯然違背了鄧小平上述明確的論述，是對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本質”論述所作的故意歪曲和篡改。
五、林文再引李銳謬論，目的是為“民主社會主義”招魂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曾批評林文一開頭就引用李銳的所謂 “我的社會主義思想史”，指出李銳既不是什么“職業革命家”，也不是什么“大知識分子”，更不是什么研究社會主義的思想家。而林文對李銳的吹捧也表現在其文章的末尾再次引用李銳的訪談。李說，“所以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了彎路，說明不僅有后人的問題，經典作家的理論，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也有問題。比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就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并不科學。恩格斯晚年對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有反思的。”為了證實李銳的話，林文海引用了謝韜在2007年第2期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但是，李銳的大話也好，謝韜的謬論也好，實際上都反映了他們對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和威武雄壯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淺薄無知。對于謝韜的謬論，我曾寫了二十多篇系列文章進行批判，其他同志也寫了許多文章，指出他在理論上和歷史事實方面的種種謬誤，但是，三年過去了，人們至今也沒有看到他有一篇像樣的回應文章。現在，林文又引用李銳的胡言亂語妄圖推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一百多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我只能說，這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不錯，社會主義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曲折，目前社會主義正處于低潮時期，但是有誰說過，革命的道路只能是筆直的，革命的發展只能是直線上升的？國外有先賢說，歷史活動不是涅瓦大街的行人道，意思是，道路不會那樣筆直而平坦。在中國，人們常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自命為“職業革命家”、“大知識分子”、“社會主義思想家”的李銳們顯然不懂得這些道理。于是他們宣布：經典作家的理論“有問題”，“并不科學”。那么什么理論是沒有問題、合乎科學的呢？李銳說，“第二國際傳統的歐洲有社會黨的國家，社會主義斗爭生長和發展中。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不能性急，社會主義不是強制推行的產物，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原來，他所說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說說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他是在為民主社會主義招魂。為了使自己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教稍微有一點理論色彩，李銳還引用了一段所謂“馬克思講過”的話：“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再不能發展了，生產關系才能改變。”可是，這話怎么看也不像“馬克思講過”的話。就以所謂“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而言，這倒有點像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書名。馬克思1883年3月14日就逝世了，他還沒有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也不可能講這樣的話。至于說只有資本主義“再不發展了，生產關系才能改變”，這種充滿了形而上學的話，也不像馬克思所說。現在《炎黃春秋》要求作者“文中重要引語，請注明出處”，不知林文為何不注明出處？據我分析，李銳所說的“馬克思講過“的話很可能是指前幾年被一些人炒得沸沸揚揚的馬克思說的這樣一段話：“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馬克思的這段話經常被一些人作絕對的、形而上學的解釋，但是，就在馬克思講了這段話的后面，馬克思就說了一句極具彈性的話：“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要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能產生。”（同上）不僅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講過這樣的話：“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對于某一國家內沖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于同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頁）李銳說什么“發達國家最有資格搞社會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元素最充分”，是道道地地的庸俗生產力論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在這方面，還必須指出的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并不是李銳所說的“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實踐已經充分證明，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新興的階級也不會自然而然地演進為統治的階級。新舊社會制度的交替沒有革命是不能實現的。在這里，顯然應該區別演進（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事物局部的數量的變化，而后者則是事物整體的性質的變化。片面強調演進而否定革命只能是為原來的統治階級效勞。李銳還大講瑞典和北歐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可是瑞典也好，北歐其它社會黨執政的國家也好，他們自己也不敢說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他們都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國家。李銳還大肆吹噓瑞典等國沒有貧富差別，沒有貪腐行為，但是，那些列入世界500強的大公司老板和工人是同一個階級嗎？他們之間沒有貧富差別嗎？至于說到貪污腐敗，瑞典真的那么干凈嗎？我在2007年批駁謝韜時寫的一篇題為《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文章里寫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謝韜們大肆宣揚民主社會主義、把瑞典社會民主黨吹得天花亂墜并且號召人民向瑞典社會民主黨學習之前幾個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卻在2006年9月的大選中失敗，失去了它多年的執政地位。據一些分析家分析，其下臺的原因是因為社會民主黨人官僚化嚴重，而他們一貫堅持的充分就業政策未能奏效、失業率居高不下也是一個原因。而據最近報道，前主席兼首相佩爾松為謀求下臺以后的高薪職位涉嫌出售政府機密，引起了瑞典人的極大憤慨。”這些話是針對當時謝韜們寫的，今天用來對繼續鼓吹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的李銳、林蘊暉等來說也是完全適用的。
李銳還不無得意地說，“我上世紀50年代去過蘇聯兩次。1979年后，去過美國兩次，去過巴西，去過瑞士，經過日本、法國、比利時，還去過澳大利亞，這使我大開眼界，啟發思考。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有國際視野，關注法大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關注社會民主主義，思考社會主義是什么？我現在的想法是，社會主義是大家過得好一點，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會生活講平等與公正，人權有保障；真正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政治文明。”
李銳揮霍人民的血汗，公款出國旅游，走馬觀花了一圈，就自稱大開眼界，有了國際視野，并且得出了和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樣的看法。這恰好說明，此人根本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是一個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機會主義者。此人曾于1959年被開除出黨，改革開放以后，又被胡耀邦平反，并加以重用。此公現在特別致力于反對為廣大群眾所景仰的毛澤東，蓄意與廣大人民群眾為敵，因而也為廣大群眾所痛恨。而林蘊暉卻吹噓說，“李老的說法與中央對‘以人為本’的解釋是一致的。”林文還在李銳說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是否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價值觀，而不是一種什么具體的制度，更不是建立了一種什么制度就說明實現了社會主義。”林李的這一唱一和，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罪惡的用心：他們就是想在所謂對社會主義“不清醒”、“說不清楚”的煙幕下偷偷地販賣民主社會主義的貨色。他們還想把社會主義由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變為僅僅是一種價值觀，妄想取消人們經過半個多世紀艱苦奮斗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林文之所以一再引用李銳的那個訪談，其真正意圖就是為2007年已經被人們打倒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招魂。
這是一個大敵。大敵當前，當然有打倒它的必要。我之所以要寫這個續篇，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上一篇文章曾說，《炎黃春秋》是一個謬論制造工廠，而它的作者則是謬論制造者。現在看來，這個說法也需要加以訂正。實際上，許多謬論并不是《炎黃春秋》作者們的新發明，它們不過是把各不同時期的錯謬觀點搜羅過來然后加工炮制成文章向社會散布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炎黃春秋》其實不過是是錯謬觀點的集中場所和散布場所，而它的作者其實不過是各種錯謬觀點的收集者和散布者。應該看到，《炎黃春秋》及其作者所起的作用是特別惡劣的。
最近習近平同志有一個講話，批判一些人歪曲中共黨史。應該說，現在的問題不僅是歪曲中共黨史，而且還歪曲新中國的歷史，歪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在歪曲這些歷史和理論的人群中，《炎黃春秋》是很突出的一個，因此在習近平同志批評中它也應該是首當其沖的一個。不知《炎黃春秋》諸公讀了習近平的文章后有什么感覺？今后有什么打算？人們當然希望他們能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過這種希望看來有些天真，他們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估計他們還會“賊心不死，繼續作惡”，但是，他們畢竟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未來的日子決不會是好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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