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們“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論，是赫魯曉夫“全民國家”論的翻版

“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論，是赫魯曉夫“全民國家”論的翻版　　

思恩

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同志在提到擔任過總書記要職的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原則性的重大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時說：“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所以黨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鄧選3—201，著重號系引者加）1987年3月8日，鄧小平同志提到胡耀邦主張在有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中不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公開同黨的根本宗旨唱反調所犯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時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鄧選3—211，著重號系引者加）　　

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提到擔任過總書記要職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原則性的重大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乃至罪責時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鄧選3—324，著重號系引者加）　　

顯而易見，胡耀邦和趙紫陽其所以被中國共產黨清除出領導崗位，根源乃因他們是黨內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即他們是毛澤東主席所說的那種黨內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選1—150～151）］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然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然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換句話說，在當今存在社會化大生產的中國，不存在既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又不是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三條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要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二者必居其一。　　

胡耀邦和趙紫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縱容和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被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清除出領導層，屬于罪有應得。黨內外右派們對胡耀邦和趙紫陽則是贊不絕口愛不釋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主席的專門家辛子陵，贊揚自己的主子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位最得民心的高級領導人”。（辛子陵：《兩種政體下國家領導人的不同遭遇——兼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2010年5月25日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講演）曾經被趙紫陽賞識提攜而從四川帶到中央委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重任的田紀云，惡心肉麻地贊頌自己主子的同伙“胡耀邦任總書記時是黨的歷史上最民主的時期”。（田紀云：《我從政的幾點體會》《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跳梁政治小丑李銳無恥地吹捧自己的主子說，“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后者是這個黨的‘大腦’。”（李銳：為 2007年香港出版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所寫的序言）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主席的專門家辛子陵公開同黨唱反調：指責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清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胡耀邦和趙紫陽，是清除了“兩位最得民心的高級領導人”。曾經堅定地支持“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趙紫陽的政客田紀云，借贊美放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胡耀邦，為復辟資本主義揚幡招魂。跳梁政治小丑李銳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任總書記之前，是沒有“良心”和“大腦”的；在胡耀邦和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職務而清除出領導層之后，中國共產黨又沒有了“良心”和“大腦”！！！！！我們不僅要問辛子陵、田紀云和李銳：你們干嘛還要死皮賴臉地賴在這個只會罷黜“最得民心的高級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迫使創造了“黨的歷史上最民主的時期”的胡耀邦含淚辭職的、既沒有“良心”又沒有“大腦”的中國共產黨內不走，非要充當一個沒有良心和大腦的卑鄙無恥之徒呢？！　　

胡耀邦的“良心”和“最民主”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胡耀邦的“良心”和“最民主”非常充分地表現在：放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那些在1959年3月呼喊著“西藏獨立萬歲”等反動口號、宣稱“同中央決裂，為爭取西藏獨立而干到底”、參加西藏叛亂的農奴主等平反，給被共產黨收押在中國的“潘多拉魔盒”中的一切反共的反動派勢力以肆無忌憚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民主”、自由等等！　　

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得”什么“民”的“民心”呢？他們“最得”分裂中國的國內外反動勢力、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復辟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右派、新生的資本家即所謂的“民營企業家”等“民”的“民心”；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得”為了顛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而制造動亂之“民”的“民心”：胡耀邦是動亂制造者制造動亂的一面旗幟，1989年動亂的制造者就是以悼念胡耀邦之死為借口制造動亂的，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　　

趙紫陽是那“個黨的‘大腦’”呢？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內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組成的那個反革命的修正主義“黨的‘大腦’”！關于這個問題，趙紫陽本人在《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自我表白得十分清楚非常露骨：“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有矛盾的，抓了這一方面，必然影響那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實行西方那一套”；“所謂‘三個代表’，從國際范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軟禁中的談話》—69、307、286、323，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這里，趙紫陽極其明確地公開告訴世人：他們所鼓吹和進行的“改革開放”，就是圖謀復辟資本主義，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即就是否定“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趙紫陽們所主張的圖謀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有矛盾的”，所以，勞動者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趙紫陽們“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實行西方那一套”的夢想，就要破滅。　　

在中國的廣大勞動人民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看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最”不“得民心”的：胡耀邦只會出風頭隨意信口開河嘩眾取寵跑馬觀花放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天可以視察13個縣。“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趙紫陽只會充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客玩弄政治權術陽奉陰違圖謀不軌（“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他們都是死心塌地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地地道道的混進中國共產黨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的淺薄無知之徒！舉一個實際事例予以證明：　　

從華國鋒的手中奪取了黨政大權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1982年，要通過修改華國鋒在1978年頒布的憲法來顯示、確認和鞏固自己的地位。由于胡耀邦和趙紫陽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一竅不通，加之又一門心思既要處心積慮地不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千方百計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大開綠燈鳴鑼開道，結果，胡耀邦和趙紫陽在1982年頒布的憲法中，鬧出了下述一個荒謬絕倫的大笑話：　　

毛澤東主席在世時制定的1975年憲法總綱的第六條中，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礦藏、水流，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著重號系引者加）　　

1978年，華國鋒在1975年憲法總綱的第六條中的這個重要內容中增加了“海陸”兩個字：“礦藏、水流，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陸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1982年的憲法中，把1975年和1978年的兩部憲法總綱的第六條變成了總綱第九條，把其中的這個重要內容修改為：“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著重號系引者加）　　

十分明顯，1982年憲法的第九條關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說法，在“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間劃了等號！　　

能不能在“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間劃等號呢？不能，絕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間劃等號，是因為“國家”和“全民”，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雖然胡耀邦和趙紫陽們在日常政務活動中經常使用與國家一詞有關的詞句，例如：“國家所有”、“國家法律”，“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權力機關”，“國家強制力”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是國家呢？或國家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是什么呢？那些經常使用與國家一詞有關的詞句、主導修改和通過1982年憲法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們，是沒有弄清楚明白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產生了1982年憲法中“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種“小學生式的胡說”，（選2—635，著重號系引者加）在憲法中造成了國家理論的嚴重混亂！　　

“國家”是一個階級概念。階級是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是一個經濟概念。據此，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把國家概念，歸納為下列互相關聯的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選2—336，著重號系引者加）“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選1—273，著重號系引者加）　　

第二層意思：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選3—320、438，著重號系引者加）　　

把以上兩層意思聯系起來就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選4—172，著重號系引者加）　　

此外，人們還對國家一詞賦予了這樣一層意思：國家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圍，例如，中國、德國、朝鮮、古巴等等。這是人民大眾對國家的最一般的理解和認識。這種意義上的國家是指作為地域的國家：“在德語中，Reich［國家］最初無非是以所屬的民族、居民的名稱命名的，有一定界限的一個地區（大的或小的）。例如：菲希特萊希就是從上普法爾茨的雷根河至菲希塔赫那塊地區，阿赫納萊希，弗蘭克里克（尼德蘭境內），尼姆韋根萊希，麥根萊希，摩塞爾河畔的特拉爾巴赫區至今還稱為格勒維萊希，摩塞爾河畔的另一個地區稱為威斯特里希。”（18—660）　　

因此，國家一詞的全部含義如下：“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作為國家的國家  階級壓迫的機器  剝削階級的組織　　
 
國家  作為地域的國家：中國、德國、朝鮮、古巴、……。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即馬克思主義對什么是作為國家的國家的解答，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認真的客觀的實事求是地研究下列歷史事實的結晶：

一. 奴隸制國家、封建制國家、資本制國家的實質。　　

二.“國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三種主要形式”：（選4—165，著重號系引者加）

1.“最純粹、最典型”的雅典形式：“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的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選4—165）

2. 羅馬形式：羅馬“氏族社會變成了閉關自守的貴族”，處在它的四周的“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社會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的“勝利炸毀了舊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了國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全部溶化在國家中了”。（選4—165）

3. 德意志人的形式：“在戰勝了羅馬帝國的德意志人中間，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選4—165～166）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概念，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觀想象，而是兩位革命導師從國家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歷史事實中抽象出來并且同這一歷史事實協調一致的科學概念。

我們大家都承認，原始社會是不存在國家的。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原始社會不存在一個階級壓迫和剝削另一個階級的事實。　　

關于“國家”是一個階級概念的事實，那些主導修改和通過1982年憲法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們，是逼迫不得不公開承認的！該憲法的總綱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全民”是一個包括構成社會的所有成員的政治概念。因此，全民是一個不分階級不分好人壞人等的抽象概念。　　

毫無疑問，既然“國家”和“全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末，“國家所有”和“全民所有”就不可能是一個性質完全相同的概念。——“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其所以在“國家”和“全民”之間不能劃等號，那完全是因為：　　

由于“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所以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國家”和現在仍然存在著的“國家”，都有具體的階級內容：“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選3—320，著重號系引者加）也就是說，“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選4—168，著重號系引者加）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中，論述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的階級內容時說：“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選1—272，著重號系引者加）正是這一點決定并逼迫那些主張“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并主導修改和通過了1982年憲法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們，不能夠也不敢公開“與時俱進”地把1978年憲法總綱的第一條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民領導的、以全民為基礎的全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是不得不在憲法的總綱第一條中極不情愿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由于“全民”無非是指構成一個社會的所有社會成員，所以“全民”沒有具體的階級內容。正是這一點使得那些縱容和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導修改和通過了1982年憲法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們，能夠在1978年憲法總綱的第六條（1982年憲法修改為第九條）中修改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十分荒唐可笑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創新理論”來。　　

但是，在“國家”和“全民”之間劃等號的首創者的功績，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胡耀邦和趙紫陽們是怎么搶也搶不到手的！因為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即上個世紀的50—60年代，曾經竊據過蘇共中央總書記職位的現代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尼·赫魯曉夫，已經開創了在“國家”和“全民”之間劃等號的先例！——提出了“全民國家”之說。　　

由此可見，被右派們贊頌為“黨的‘良心’”的胡耀邦和“黨的‘大腦’”的趙紫陽，為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在理論上竟然墮落到了只能緊步臭名昭著的尼·赫魯曉夫的后塵的可憐而又可悲的地步！如果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們對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論有什么發展的話，那末，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們為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論“創新”出來了存在的理由！——“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2010－6－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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