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的外國問題研究——從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談起
我想說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要重視對“第三世界”的橫向研究。
無論是“第三世界”形象而又模糊的提法，抑或是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后殖民國家、南部世界諸種表述，一批具有共同或相似命運的地區和國家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把它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正如一位墨西哥思想家所描述，我們都“在歐洲文明的筵席上姍姍來遲”。
有人說全球化進程是自古就有的自然趨勢，不必大驚小怪。此言回避或忽略了這一進程中發生的質變。
隨著技術交通手段的進步，人類交往一直在持續發展，此間文化和經濟動因兼有。鄭和為弘揚天朝七下西洋，伊本·巴圖塔出于朝覲的初衷和“哪怕學問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的感召周游世界，記錄了南國泉州被稱作“榟橔城”的軼事；多重背景的“十字軍東征”也有明張的宗教因素。前哥倫布時代既已存在的亞洲與美洲的聯系，大洋洲與美洲的聯系，非洲與美洲的聯系也都在持續的研究中浮出水面。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出現，尤其是金融經濟的成熟，全球化的速度及規模迅猛發展，并發生了本質變化。全球化從人類生活中的簡單交換需求，從對財物的原始掠奪戰爭，發展成導致人類生活全面異化的唯“利”是圖，直到我們今天正目睹的世界范圍內的對自然資源的新一輪瘋狂爭奪。經濟利害的趨導、競爭的思維模式，已在人類文明集團的交往中占據本質地位。如果不改變這個占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和諧只是一個幻想，只是一個皇帝新衣式的謊言。
在這個變異過程中，1492年是一個象征，與這個象征性的年份一起，拉丁美洲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一個關鍵性的起點。由于它作為犧牲品的“領先”地位，它的經驗教訓對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地區和國家具有啟示性。
這些地區的命運由于資本主義鏈條而緊密相關，但這些地區和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缺少自覺意識，即缺少“覺悟”。它們更重視對西方的縱向研究，而輕視對第三世界的橫向思考。
最近有兩位拉丁美洲教授以一篇《淺論亞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響》的論文成為拉丁美洲在此一領域進行“開拓性”研究的先鋒，這是一個遲到的覺悟的象征。
舉兩個例子說明第三世界的命運是如何被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聯系在一起的。
其一，中國的鴉片戰爭與美洲的奴隸制度。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獻給該國獨立戰爭中中國戰士的紀念碑，上有銘文：“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叛徒，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逃兵。”
只有細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隸制歷史，才能體會其中飽含的深沉意味。
19世紀上半葉，機器工業發展迅速。英國根據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發現——提出廢奴。由于黑奴的減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島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當局決定引進替代性勞力（甘蔗園、榨糖廠離了大量的勞力無法運轉）。引進歐洲窮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勞力的舉措相繼失敗。這時，從東方傳來了消息。
在遙遠的中國，1840年把中國帶入半殖民地歷史的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在鴉片戰爭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國的英國資本家首先開始運送大量華工到英屬加勒比群島的牙買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達作苦力，并啟發了古巴奴隸主，后者上報王室請求引進“來自用棍棒管理之國的子孫”。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委托兩家公司招募華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國倫敦公司”。1846年，英國人已在廈門修建了大量板房作準備。雇傭苦力的辦事處設在葡屬澳門和英屬香港。1847年，第一批華工抵達古巴，最早的兩艘運送苦力船只之一是英國船。
苦力是簽約的奴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本地奴隸的逃亡。在古巴的獨立戰爭中，早就出現了華工組成的團、營，個個驍勇出眾，堅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軍的戰士。他們的事跡被古巴人記錄成書，榮譽被刻錄在上述碑文中。這樣的特殊地位是華人戰士用鮮血和生命換得的，這樣的付出生命是由慘無人道的資本壓迫造成的。古巴與中國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國度，由被壓迫者的國際主義締造了最初的友誼。如今，華人已經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來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貿易。
1521年，為西班牙王室服務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穿過后來的“麥哲倫海峽”，“發現”了今之菲律賓群島，從此，遠近七千個島嶼上的土著陷入與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稱作“中國印第安人”。
持續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呂宋—中國的“太平洋航線”出現了，來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貿易船只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或“中國船”。“大帆船貿易”是資本主義全球發展鏈條上重要的一環，造成了亞洲與美洲在近代的聯系：在墨西哥出現了“普埃布拉的中國姑娘”傳說，其原型是身世為印度莫臥爾帝國公主的女奴；歷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語—漢語詞典因緣名為《呂宋華文合璧字典》。在“大帆船貿易”中，中國舉足輕重。如果沒有與中國的貿易，西班牙難以維持它在東方的這個殖民地。白銀和貨物在歐洲和亞洲（主要是中國）間出現了反向流動。貢德·弗蘭克以此為重要例證在《白銀資本》中解構了西方經濟歷來領先、西方文明具有內在進步性的神話。
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從西班牙手中搶奪了菲律賓，迅速普及的英語替代了西班牙語。被菲律賓人視為國父的獨立運動領袖里薩爾（José Rizal）用西班牙文寫作的愛國檄文已無法為后來的國人讀懂，但它們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編輯的大型文庫《阿亞庫喬文集》。介紹里薩爾的墨西哥已故哲學家萊奧波多·塞亞（Leopoldo Zea）寫道：“里薩爾在我們的美洲和亞洲、非洲人民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盡管我們的語種不同，但我們都能懂得人類歷史上層出不盡的解放者的語言?！?/p>
為了掩蓋全球化進程中的這種本質變異，“思想”、“文化”的因素并沒有退場，而是成為“強者”、勝者解釋歷史、證明歷史的被動工具。
阿根廷哲學家恩里克·杜塞爾（Enrique Dussel）在《論對“他人”的遮蓋》一書中嚴厲抨擊西方精神巨擘黑格爾：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化人利用“新大陸”的被“發現”，找到了一個證明西方文明優越的“他者”代表，黑格爾是當時歐洲思潮的集大成者，他把歷史學升華到哲學領域，在《世界歷史哲學》中這樣表述：
世界歷史從東方向西方發展。歐洲絕對是世界歷史的終結……世界歷史就是由無法控制的自然意志向普遍性以及主觀自由發展的學問。
論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馬克斯·韋伯，為美國近代擴張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天定命運”和“邊疆理論”，直到20世紀末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先后成為對成功者歷史的闡釋。
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歷史進展和思想工程，拉丁美洲也出現了綿延不斷的思想論戰，有幸地成為一塊思想豐富的大陸。圍繞“現代化”、“文明”以及發展道路的討論熱潮幾起幾落，其中有代表性的兩本經典文化論著是針鋒相對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著）和《從善良野蠻人到真誠革命者》（委內瑞拉作家卡洛斯·蘭赫爾［Carlos Rangel］著）。一位圭亞那作者寫了一本書，題為《歐洲如何使非洲不發達》，論及非洲大陸因奴隸貿易損失的人口至少有1億多，提出非洲今日的落后與青壯年當年被掠有關的觀點。
一百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對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等歷史的討論并未停止、終結。這些似曾相識的討論也證明了第三世界命運的一致性，而相互的借鑒啟發意義重大。與其盲目吞咽歷史進程、文化背景、經濟基礎與我們差異很大的富裕國家的經驗，全美“大國崛起”之夢，不如多潛心研究第三世界兄弟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拉美大陸上先后出現過“實證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論戰，是拉丁美洲地區現代化初期的精神脈動。論戰中所涉及的進化與傳統、經濟與文化、西方文明與民族精神、窮人與富人、民主與專制等等命題幾乎無一不在當今中國再現。
遺憾的是，對于“第三世界”的研究長期處于“不發達”、“發展中”狀態。
一位拉美思想家在被問及“為什么拉美思想不像拉美文學那樣被世界熱衷”時回答說：“我們的文學就好像我們大宗出口的原材料初級產品，后者可以被任意加工，前者也可以被隨意解釋；而我們的思想則是制成品，是西方不愿意接受的東西。”我們的拉丁美洲文化研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領域，我們沒有從美洲民俗、具體的藝術門類起步，而是從拉美思想史切入，撰寫了作為拉丁美洲文化史的《豐饒的苦難》和《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這些更似姿態的初步研究意在呈現：拉丁美洲是一塊有著豐富思想資源的大陸。
第二個問題是，“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
如同“第三世界”的朦朧提法，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也只是一種便于指代的概括性提法。外部視角指公開的或潛在的殖民主義視角、“歐洲中心論”視角、把研究對象“物化”的視角。內部視角指基于歷史知識、文化認識之上的人道主義視角，指對待作為“他者”的被研究對象的平等意識，也指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的覺悟，并由這覺悟而導致的人性化研究態度。
在廣義的對“第三世界”研究中歷來有兩種視角。早期美洲殖民史中，已經出現了兩種對“他者”研究的對立視角。16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譯為道明會）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Las Casas）是這種內部視角的代表，他是拉美史上的“印第安人保護者”。其三卷本巨著《西印度史》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對抗外部視角的代表——某些西班牙宮廷史官對美洲印第安人的無端污蔑。
在《西印度史》的長篇《前言》里，拉斯卡薩斯引用一位古代史學家的觀點開宗明義地指出，史家撰史大致出于幾種目的：表現學識撈取名譽，向權勢獻媚，恢復被歪曲的真理，披露被遺忘的事實。緊接著，拉斯卡薩斯又引證說明“歷史”在古希臘語中的原意為“看見”或“認識”，即歷史應該是基于親歷的真知。中世紀的史家拉斯卡薩斯以他的言行毫不掩飾地宣布：我所寫的歷史是有立場、有目的的歷史，是“主觀”的歷史。
然而，正是這種“主觀”的史書記錄下了更加準確的客觀事實。
人類學作為一種近現代興起的學科，起步時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陰影是確鑿無疑的。經過多年的長足發展，人類學內部產生過重要的爭論和分化，其中的某些分支成為促進文化多元化、幫助弱勢文化群體的學問。但是，人類學發展史是否經過徹底的、批判性的梳理？在它的某些科學主義的繁雜方法論中，在它的被程式化的一些“田野調查”、“問卷調查”方法中，是將被研究者作為“文明的主人”并輔助其成為自身文明的闡釋者呢，還是將被研究者物化，攫取其文化產品作為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原材料？人類學是一種純客觀的科學研究呢，還是應該具有鮮明的目的性？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命題。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地區爆發了如今舉世聞名的薩帕塔游擊隊運動，那里的居民從體征和語言上屬于印第安文明中的瑪雅人。長期以來云集于恰帕斯地區的各國人類學研究者并不關心當地印第安人的苦難命運，對潛伏十年的游擊隊活動一無所知，只是把他們當做“瑪雅化石”來“研究”。印第安農民起義如石破天驚，暴露了那種人類學研究的局外人隔靴搔癢；用當地人的話說，“好像我們是顯微鏡下的蟲子”。這也是一個外部視角的寫照。
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中潛在著“后殖民”思維，他們以西方文明準則為自己的文明準則，在日常的言行中頻頻發生這種外部視角的言論。如某已故著名北方精英、社科院原高層領導言及“與印第安人怎么能講平等”時，如同談論一個天經地義般的共識，如某高等學府的學術委員會成員輕佻狂言“拉美人只知道唱歌跳舞生孩子”。這樣的思維導致冷漠的物化研究。因此，當專業研究人員脫口說出“拉丁美洲出事當然不是好事，但是對于我們研究人員來說，出事越多越好”時，就不足為怪了。
內部視角需要一個人道主義起點，起碼要達到前述中世紀修士拉斯卡薩斯所體現的原始基督教思想中的平等觀念。他曾潛心學習印第安語言，就近觀察、悉心體會他們的思維方式，努力理解他們的文化，并逆國家主義潮流，不畏懼宗教裁判所的大棒，為弱勢地位的印第安人和他們的文化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辯護。
由內部視角出發，語言（在對拉丁美洲的研究中，不僅是對西班牙語的掌握，而且要求對印第安語言的某種了解）的重要性突顯，語言是通向理解的重要橋梁。研究者所掌握的語言會影響結論上的差異。
由語言問題還可以引申到翻譯問題。在外國問題研究領域，翻譯被研究對象是一項重要內容，準確地翻譯出他者的文本才能正確、貼切理解他者的言說。在西班牙語譯界，存在嚴重問題。《玉米與資本主義：一個私生子的歷史》是一篇經典論著，但是它的英譯本譯者刪去了其中的思想精華（經過了也許是作者的不得已的同意），而它的依據英語本的漢譯本更是錯誤百出。翻譯的粗糙不僅僅是語言水平和工作責任心問題，其中潛藏對第三世界的不尊重。某位拉美作家曾寫道：我們對歐洲人名地名的翻譯小心翼翼，從來不出錯；而相反，他們對我們的翻譯總是漫不經心，誤差不斷。
掌握了語言，也并不能保證思想的準確傳遞，上述冷漠的局外人態度在翻譯問題上同樣屢屢作祟。古巴愛國者何塞·馬蒂有一篇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著名散文：《我們的美洲》，其中的一句漢譯譯文很能說明問題。原文的意思是“一句歐洲圣賢的名言并不能使印第安人被凝結的血液重新開始流動”（大意），譯者譯成“一句歐洲圣賢的名言并不能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煥發熱情”。注意：印第安人并非天性冷漠，而是殖民地的歷史凝固了他們的血液——對文化的理解直接影響著翻譯的差異。
由內部視角還可以引伸出學院式研究與實地考察的關系、重視非主流資料、重視底層民眾等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世界眼光與民族主義。
中國的外國問題研究缺少世界眼光。帝國主義的研究從來具有世界眼光，而中國的長期閉關鎖國歷史造成了眼光局限性，半殖民地歷史、西方中心論又造成了知識界的民族自卑感。我們的外國問題研究囿于專業的藩籬，無法從世界體系的高度認知專業研究范圍中出現的命題。中國文明的新崛起必須具有世界眼光，我們作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員必須以自信的平等地位對世界發言。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朝這樣的方向徐徐努力，他們在上個世紀中葉提出的“依附理論”、“解放神學”等都具有世界意義。最近玻利維亞印第安人出身的總統艾沃·莫拉萊斯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基于印第安文明觀的“新十誡”。這種敢于挑戰西方文明基石的言行具有象征性，是一種文化自信自尊的表現。
拉丁美洲問題研究理所當然可以囊括對其宗主國西班牙的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者也只有到了理解亞洲，理解非洲之時，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對拉丁美洲的研究。
這種世界眼光包括超越“狹隘民族主義”。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固然可以也應該為政府決策提供必要的咨詢，但是作為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更應該是關乎全人類的長遠命題，也只有在達到科學認知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出更準確、更正確的政策咨詢。因此，比配合政府法律法規出臺的諸如社會保險、小額貸款等具項研究，我們更應該關注對象國、對象地區的發展道路、思想史等宏觀問題，即使微觀問題的研究也是為了達到對全局的理解，而不是應景之作。至于揣摩領導意圖、歪曲事實真相的研究題目所反映的，就不只是研究者的眼光，而是研究者的品格問題了。這種為了獲得個人利益而對民族、對人類犯罪的“研究”，是中世紀史學家拉斯卡薩斯指出的“向權勢獻媚”，是社科研究領域里比剽竊更嚴重的問題。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是凝聚民族的旗幟；在當一個民族——尤其是一個飽受列強欺辱、近代以來從未成為強者的民族——開始富強、逐步成為崛起的大國時，則要警惕大國沙文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滋生。
只有具有更高的人道主義境界，才可能使民族主義升華，真正產生對人類社會有益的世界眼光。拉丁美洲的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基于人道主義的積極烏托邦思想。
2010年，拉丁美洲將紀念取得政治獨立二百周年。論及獨立運動，拉美知識分子常常引述兩個文本。一是“解放者”玻利瓦爾寫于獨立前夕的《牙買加信札》，其中寫道：
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我們擁有被遼闊的海洋包圍著的一方天地，這個偏遠的世界盡管在管理社會方面有一些比較古老的傳統，但在藝術和科學領域是全新的……我們既不是印第安人，又不是歐洲人……我們仍是一個醞釀之中的族類……隨著世紀的推移，也許將由此出現一個逐漸覆蓋全世界的、兄弟般友愛的新民族。
另一份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曾描寫新生美國的一段話：
大自然和寬闊的海洋把我們與來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毀滅性的混亂隔絕開，我們所擁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蝕，我們崇敬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將一切祝福賜于我們，向我們證明它為人在塵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擁有如此多的祝福，我們怎么能不成為一個幸福的民族呢？
比較兩個內容近似、本質相異的文本，我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文化思維模式，它們在歷史進程中將導致人道主義關懷和民族利己主義兩種文化傳統。
主張競爭、適者生存的狹隘民族主義不是唯一的歷史選擇。帝國主義希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加入它們制定的競爭規則，“與世界接軌”，并會在這種競爭中老謀深算地扼制我們，對我們分而治之，讓我們互相消耗，坐收漁翁之利。為此，它們堅持“歷史的終結”。早于19世紀末，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就這樣絮叨：批評勢在必然的東西是徒費心力，托爾斯泰伯爵的基督心腸是于事無補的……
拉丁美洲文化傳統中的積極烏托邦思想也許是一件武器，可以用來抵御這種無所作為的“終結論”。解放神學中的“希望”觀念，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作的關于“也許至今的全部歷史才是一場烏托邦（輪到我們真正有所作為的時刻了）”的精彩表述，“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都是積極烏托邦的體現。
理想主義嗎？第三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冷落、被解構達幾個世紀之久后，已所剩無幾；我們必須珍視包括中國文化、伊斯蘭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等在內的寶貴的思想資源，提出新的發展模式，否則人類只能面對毀滅的絕望前景，如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的詩句“在千百次冒險滾動后，地球已是個被磨圓的色子，它已無法停止滾動，除非落入一個坑里，一個巨大的墓穴之坑”。
（2009年11月在廣州社科院《開放時代》雜志召開的關于中國的外國研究問題討論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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