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從中國與東亞歷史中建構世界

韓毓海：從中國與東亞歷史中建構世界

來源:文化縱橫  作者:韓毓海

中國人被稱為歷史的民族。但是，在1837年的《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卻認為：世界史盡管開始于東方，但東方人卻對歷史沒有“自覺”。因此他說：亞洲和東方的歷史只有放在西方的精神－意識形態理論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釋、說明和評價。

迄今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識形態——或者說“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下被敘述的。而中國和亞洲可以被“恩準”進入這種世界史敘述中，起碼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漫長的中國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須僅僅被敘述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館里陳列、供人鑒賞的意義和價值（毋庸諱言，這就是所謂漢學的一般態度）。其次，自19世紀后期以來開始的漫長的中國革命，也必須被視為歷史的變態和變異，即僅僅被視為東方無組織性的表征、亞洲無政府主義動亂的延續。于是，在當今世界主流媒體所把持的歷史敘述中，中國的歷史竟然只是從上世紀的80年代才真正開始：而所謂“撥亂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覺醒”、“大國的崛起”等等敘述，——所有的這一切，實際上都是以全盤隔斷歷史為前提和代價的。

今天我們的確需要正視魯迅曾經的質疑：“中國人喪失了自信力了嗎？”魯迅這里所謂的“自信力”，其實就是指對于自己歷史的自覺，也就是指連貫地敘述自己的歷史的能力，而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就是如何重新敘述被隔斷的歷史，如何把中國5000年的歷史、中國革命近百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歷史敘述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進一步——則是如何從亞洲和中國出發，形成一個中國和亞洲視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國史學界回避這一問題的時候，鄰國東瀛的濱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卻在竭力建立這樣一種中國和亞洲視野的世界史。濱下教授開創性地、綿密而深刻地敘述了自16世紀以來漫長的500年間，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以其揮汗如雨的勞動、不畏驚濤駭浪的遠航，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以持續和平的方式，去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富裕的經濟、發達的金融體系之持續奮斗。其對上述千百萬人持續之奮斗的動人描述，特別是超越民族國家的暴力擴展的方式，創造經濟繁榮的朝貢貿易體制的再闡釋，使得他的研究可開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領域。

濱下先生的師長，日本東洋史學的前輩，已故宮崎市定教授曾有過著名論斷：東洋在公元10世紀左右就進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個世紀左右，而在英國工業革命開始之前，中國的冶鐵業具有世界史的意義，早在唐代，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就聯合開辟了從中國經南洋、西洋到波斯灣的海上貿易通道，這一貿易線路，在中國唐代學者賈耽和阿巴斯王朝學者的著作中，都有細致的描述，也正是通過這條通道，中國的鐵和煤冶煉的技術傳到了歐洲，元代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鐵和鐵制品。正像那些在學術和思想上開天辟地的人物一樣，宮崎往往將他偉大的智慧轉化為深刻、幽默的敘述——例如他這樣說：飛機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在空中停下來，而航海得以擴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來，使得船能夠停下來的就是錨，但如果沒有冶煉巨型鐵錨的技術，不必說發現新大陸，就是遠航也是不可能的。他還說：西洋最大的幸運，不是因為他們發現了新世界，也不是因為他們在新世界發現了銀，西洋最大的幸運，乃是因為在這些之前，有一個把銀作為交換手段的先進經濟體已經存在于那里了，這個先進的經濟體，就是東洋。

這種日本東洋史學的亞洲意識，也體現在濱下教授新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之中：“從歐洲的角度被稱為偉大航海的時代，如果從其他貿易圈來看，可以將歐洲人到達亞洲，視為利用了亞洲的貿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國海所開辟的偉大航線”。但是，當哥倫布、達伽馬這些海盜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虛名的同時，如賈耽這樣的學者，以及無數沖破驚濤駭浪遠航世界的普通亞洲水手卻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中消失了。與此同時消失的，還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動經濟的發展、貿易的擴大和金融的積累，拒絕以戰爭掠奪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德里達曾經說，歷史學家從事的，乃是召喚幽靈的工作，而濱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歷史的幽靈重新召喚出來。

關于白銀在16世紀以降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為通俗的解釋，大概要歸功于以安德列·貢德·弗蘭克教授的《白銀資本》（彭慕蘭《大分流》、喬萬尼·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著突破狹隘的民族國家敘述的史學創造），其中，弗蘭克教授的研究最鮮明地涉及白銀問題，即16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銀而驅動一個世界經濟——但是，只有對照弗蘭克這種粗線條的研究，我們才能發現濱下教授的著作，特別是這本新作《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內容的深刻、豐富性。這種深刻、豐富性起碼表現為四點：

第一，弗蘭克沒有敘述白銀作為貨幣和資本在亞洲和中國被確立的漫長而復雜的歷史過程，特別是，他沒有揭示出白銀與銅錢、鈔票、布帛、黃金之間的復雜歷史關系。正如濱下指出的，從而這就必然忽視了16世紀中期以來，美洲白銀之所以能夠進入亞洲的真實歷史條件和真正的歷史基礎。濱下論述道：銀首先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被用作貨幣的，它只是在唐代中期，才作為海外貿易的結算手段被用于中國，而銀在中國被賦予交換媒介的意義，最初是在五代混亂的局面中形成的。根據宮崎市定的研究：五代時期的各個國家，為了在互相間的貿易中盡可能把銅錢保存在自己手里，防止銅錢流失到其他國家，所以才將銀作為國家間的貿易憑證而加以采用。宋代的貨幣制度是銅錢與鈔兼使，但是由于海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國家稅收越來越依賴于海外貿易，故而銀在民間的采用開始普及起來，因此，王夫之在《宋論》中，才激烈批評宋代發行交子的做法乃是違背民意，而他這里所謂的民意，就是指白銀已經日益成為中國國內商品交換的工具，相對于鈔和銅錢而言，銀已經成為稀缺資源。而元代在中統時代曾經以銀為本位，發行過“中統交鈔”，明代更曾嚴令民間不得用銀，以此支持國家貨幣——寶鈔的發行，而只是在寶鈔發行失敗之后，才不得不承認“銀錢兼使”的既成事實。實際上，整個明代也沒有正式廢止寶鈔。漫長的歷史充分說明：銀在中國的采用，完全是民間市場交換自下而上的結果，是海外貿易促進國內貿易的結果，并不是國家意志的結果，毋寧是國家意志失敗，或者說國家向商業、貿易和民間妥協的結果。而這里更為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降的中國以“天下”自居，因此它始終要照顧和平衡中央與邊緣、中國與更廣大的亞洲區域之間的利益，而不可能完全從中央、從中國一個國家的利益考慮問題。這就是濱下教授指出的：白銀一開始就是區域性的，是區域貿易空間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政制度和行政空間的產物。

其次，正是因此，白銀作為區域間貿易的媒介，與國家意志的體現（鈔法）、民間貿易的主要媒介（銅錢）之間，就構成了互動的流通關系，或者說構成了濱下教授所謂的流通層次（circulationtier）。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來，不是弗蘭克所簡單理解的“白銀”，而是白銀－鈔法－銅錢的“關系體系”，方才構成了中國貨幣體系運動的真實情況，或者說，正是這種互動的“貨幣關系體系”，方才反過來為白銀流通制造了條件，而眾所周知，弗蘭克等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是美洲－歐洲－亞洲之間的白銀流通，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制造了條件。

第三，濱下教授指出：16世紀中期美洲白銀大規模的進入亞洲貿易體系，除了由于白銀是歐洲進口亞洲商品的通貨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因為：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存在金銀比價的巨大差額，白銀卷入亞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歐洲以銀換取亞洲的金，因此，16世紀中期之后形成的世紀貨幣體系，就更加不是單純的白銀資本體系，而是銅－銀－金關系體系，16世紀中期以降的利潤和資本積累，不僅來自白銀驅動的貿易活動，而且來自銅－銀－金這一“關系體系”的運動，或者說兌換關系。這就是為什么原本不是商品生產中心的新加坡和香港，卻因為從歷史上就處于多重貨幣匯兌的中介點，反而會成為繁榮的資本中心。

第四，因此，從16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以來白銀的稀缺性（從而導致白銀長期扮演了世界貨幣的角色），不僅僅是由于中國和亞洲經濟吸收白銀的強大能力，而且更是因為：這種稀缺性只有放在銅－銀－金的“關系體系”中才能看出，換句話說：白銀的地位，只有從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的貨幣匯兌關系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說明。而同樣的，當1872年之后，由于歐洲各國開始采用金本位制，從而導致了黃金稀缺，結果在銅－銀－金的關系體系中，造成了白銀價格的迅速下降，這種白銀價格的下降，一方面造成白銀圈內產品價格的下降，從而有利于中國擴大出口，但同時，卻更有利于西方對于中國的資本投資和對中國政府的借款的擴大發展。而這仿佛是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是出口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則是外國在華投資的不斷膨脹。而這一切都是人民幣的弱勢使然，這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不斷以生產和貿易的方式向世界讓利的“朝貢貿易”方式的延續。

總之，不是白銀驅動了世界，因為真實的歷史要比這一簡單化的斷語遠為復雜：自唐代后期以降，是白銀在銅－鈔－銀的關系運動中如何脫穎而出，逐步成為亞洲區域經濟的主導貨幣；而自16世紀以降，則是在銅－銀－金的關系體系中，白銀如何成為世界貨幣；而1872年開始的歐洲金本位制度，則可以看作這一關系體系內部的反轉。實際上，正如濱下教授所指出的，16~19世紀，白銀地位的確立，只有在銅－銀－金的關系運動中才能看出，正如美元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只有在與其他貨幣的關系之中才能得到表現一樣，如果當今的世界經濟是由美元單一貨幣驅動的話，那么，所謂的世界經濟反而就不存在了。

濱下教授已經移講習于中山大學，他將其寫作為“孫逸仙大學”，因為“中山”是孫先生在日本從事革命時用的名字，也許在一個胸懷中國式“天下”志愿的學者看來，孫先生竟然改了一個日本名字，這本身就如同近代中國的命運一般，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但是如果把視野展開到中國近代史，我們不得不有一系列疑問，而這些疑問都與孫中山先生為了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而發動的中國革命有關。

如果自16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不過就是亞洲區域貿易和金融體系擴大的結果，即使是歐洲的進入也不過是借助了、發展了既有的亞洲區域體系，19世紀以來歐洲的金融擴張和金融霸權，也不過是既有的銅－銀－金關系體系發展的自然結果，那么，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是否就不存在了呢？1500年以來，在歐洲形成并確立起來的戰爭國債體系——那個曾經為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指斥的帝國主義金融制度，難道也是世界金融體系發展的自然結果嗎？而在濱下的體系中，仿佛沒有民族國家，戰爭、暴力的地位，而CharlesTilly卻指出：強制與資本，民族國家、戰爭恰恰是自19世紀至今世界史的主題，戰爭國債制度乃是西洋現代金融體制的基本動力。但是，無論天下秩序和朝貢貿易體系多么和平而文明，這一秩序卻極大地弱化了中國的國家能力，弱化了中國以國家的方式支配經濟、貿易和金融的能力，文明最終弱化了中國的武力，使得她在1895年連日本的軍事打擊也不能回應。文明一定能戰勝野蠻嗎？和平一定能對抗武力嗎？1840年以來慘痛的中國歷史，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難以忘懷的答案。漫長的20世紀可謂是中國革命的世紀，這個持續革命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貨幣的成功發行，人民幣的發行（1948年12月30日），就是中國革命的成果，人民幣的主權地位，是中國革命和奮斗的最偉大成就。而對這一問題，我們并沒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濱下武志曾在前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一書中說：“中國在以白銀為主要貨幣金屬的同時，其供給卻需要依靠外國，這還暴露出沒有直接掌握白銀流通的清朝財政，卻以白銀為主進行征稅和財政經營的內在根本矛盾”，我以為這其實是揭示了孫中山先生“貨幣革命”思想的核心，即廢除白銀流通而實行國家主權貨幣，這一思想，最初在1935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法案得以通過。但是中國財政在沒有直接掌握白銀流通的情況下，采用白銀為財政基礎，是否其陷入現代被動的一個原因？進一步說，使得一個偉大文明得以延續的根本動力，是在于被動地順應世界潮流呢，還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一切，我們并未在《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看到答案，也許這一問題已經超越了濱下武志先生的研究范圍，但卻是中國人敘述自己的歷史時必須要面對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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