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解讀和評估兩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與發展
（二）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三、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把顛倒的歷史真正顛倒過來
同主流經濟學曾經宣稱的不同，一般說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根本既不存在收益遞減規律，也不存在隨著所謂基數增大，經濟增長放慢規律。這兩個所謂的經濟學規律或命題都是偽定律，偽命題，至少其僅在極其嚴格的假定之下，才是邏輯真實上具有有效性的。相反，由于經濟現象中的網絡經濟效應存在，由于創新溢出效應的滾雪球效應，由于基礎設施等等的沉沒成本的規模分擔，由于經常性的外部經濟大于外部不經濟的增益效應，經濟增長在公正、合理的機制下普遍存在著加速和易于增長的現象。換言之，越發達，經濟可資利用的手段與空間越大，越是起飛，經濟后續擴張力越強。除非人均同國際梯度差消失，國際比較與競爭優勢喪失殆盡。
因此，依照通常的經濟增長邏輯軌道，越是白手起家，越是經濟早期，越是創業時期，增長的發展越是艱難，速度與規模越是受到限制，越是后續發展，應該更順利，速度更快。
依照如此的經濟學范式來檢驗前后三十年經濟增長，顯然后三十年的經濟奇跡不及前三十年。其中的原因與背景相當復雜。其中結果之一生成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謎，限于篇幅這里對此專業問題不再展開。留待作更進一步的專題研究。同樣，依照此經濟學范式在檢驗后現代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和轉型國經濟增長，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增長，同樣發現它們統統乏善可陳。這背后的經濟動力與邏輯結構就更是紛繁復雜。同樣限于篇幅，這里不再展開。留在進一步的專題研究。
如果上述結論符合科學與真理標準，那么宣傳、輿論、定勢中輝煌六十年，特別是后三十年的陳述，不但缺乏學術、學理支持，而且在誤導，甚至是顛倒。因此，應當盡快放棄這種定勢，還歷史本來面目。這絕非僅僅是還公正、清白于毛澤東。這關乎幾代國人在激情燃燒的歲月下的犧牲與奉獻，更是共和國偉大的精神脊梁，從而更關乎未來中國的走向。
如果上述經濟增長符合科學認識，構成歷史的真實解刨與原貌，那么，把前三十年硬性扣上閉關鎖國、封閉、停滯，就不但是最大誣陷，而且是令人發指的指鹿為馬，起碼也是就偏向、局部、無力而“事后諸葛亮”，而“吹毛求疵”。以斗爭與自主戰略求團結和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前三十年不但功勛卓著，而且為后三十年打下了一切應有的堅實的基礎。在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歷史傳承中，忠孝節義的倫道綱常是后人理當感激，更應為那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偉大壯舉，而以泉涌相報，而非無端的指責。
如果前述結論符合科學范式，那么前三十年就是全世界數千年經濟發展史上的最高峰，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世界性的經濟奇跡。后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長，至少在速度上也同時處于人世間少有的巔峰狀態。由此，試圖以市場經濟速度優勢，來取代、貶低計劃經濟優勢，就徹底失去了任何經濟學的基礎和實證經濟研究支持。而規范研究方面的爭議與辯論，就更不會有助于所謂市場經濟信奉者的推崇與信條。
那么，比較前后三十年，究竟是什么制度、體制、文化或純經濟因素，真正阻礙了后三十年本應更高速、更平衡、更有效地增長與發展呢？市場論代表人物中最重量級人物，體制內的“首席經濟學家”把全部的矛頭對準了權貴資本主義。他因此成為相當廣泛的博得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之美名，但很快就因由其一系列本質上的制度、體制乃至文化上的價值取向與真實傾向，而遭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左派和相當大眾的抵制。那么問題的要害是他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的體制與社會基礎是什么？同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主張的沖突何在？繼續深入改革的剔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在哪里？權貴資本主義的同資本綁架保與腐化市場經濟的內在關系如何？反權貴資本主義的市場模式目標模式在哪里？歐美資本主義能夠克服權貴資本主義嗎？
以這位經濟學大老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派”顯然反對拉美資本主義，而其對拉美的紅色風暴又不敢興趣，那豈不明擺著市場資本主義經濟目標模式又是什么？特色開放與改革下發生了他竭力反對的權貴資本主義，他又堅決主張靠深化改革，讓市場經濟到位，則唯一邏輯選擇就是歐美資本主義。而且是其中的英美自由資本主義。那就是政府搭臺，資本唱戲。無怪乎他們要那樣推崇無形的手之父亞當·斯密。然而，金融海嘯已經并將進一步暴露出這一目標模式是毀滅人類經濟與文明自身的“邪惡理論”（當代新自由主義而非古典自由主義）。其僅僅是給當代大資本無限圈地、圈錢甚至整個地球與整個世界財富以科學偽裝和學理支持。
另外的一些反思學者，把矛頭指向國家壟斷、國有經濟、市場不公。同這位首席經濟學家的矛頭指向一樣，這些發現，并非毫無學術根據和社會現存支持。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相同起點等到都確有問題，但這批人的政策目標取向的要害是私有化，是全球化下的任由國內外資本，特別是國際資本可長驅直入的徹底的完備的私有化。這就是比之當年美國要求的門戶開放的利益均沾還要勝強百倍的國民待遇，是可以憑跳樓價而收拾中國資產和財富的門戶全開，歡迎光臨。此外，這批學者又煞費苦心地教導國人，當被人賣了的時候，還要以我泱泱大國，數千年文明禮教的君子之德、之風，非但不能對這種國際大亨式的霸占與掠奪吭氣出聲，反到要興高采烈地因同國際接軌（接鬼）而幫助人家數錢，一些中國海外上市公司公開首次上市募集的資金遠遠低于在短短的年份里分發紅利，不就是最好的寫照嗎？要是當代魯迅存在，一定會寫下遠勝于其《阿丘正傳》、《狂人日記》和《現代孔乙己》的現代版本來。事實上，不論是激勵兼容也好，還是物質刺激、金錢掛帥也罷，已有的私有化和非公有產權經濟結構，早已過度地損耗了社會公正與主人公生境下的社會財富活力與創造力。右派們不了解，作為社會經濟財富最終、最后支持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本，其作為人民當家做主的主人公地位，才是其最終與徹底解放的不竭源泉。美國大心理學家安東尼·羅賓揭示了人之潛力的無窮。而馬斯洛的自我實現價值的最高層級和尼采的權力意志，榮格的民族救星崇拜情結，都早已揭示出人力奉獻的精神驅動。就是中國古人中的圣人也早已表明了“士為知己者死”，“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右派學者們就不明白，作為自由的人的最終活力來源，是其心志的精神愉悅和精神價值追求，而不是金錢與權威奴役下的威逼利誘。物質、市場、產權統統都是手段，精神、價值、心理，理想、目標、期許等，才是終極幸福源泉。
主流經濟學的先把人定義為自私、理性、自利、狹隘，就好像社會法律首先假定一切公民都是罪犯，然后靠公訴、起訴、辯護，來推定犯罪或無罪開釋，這本身在最核心與深層，就已經鋪下了其經濟增長的有限空間。你把人當賊看，多半信號與環境之下，他就會變成扒手。若其為高尚的君子，那么其就依然不會百分之百的服務和貢獻自己的才智。因為君子為如此卑劣取舍，他或她會覺得不值得！后三十年增長極限的最根本的原由就在于此。當社會的一切資源配置，都建立在私有產權或至少是金錢逐利的時候，最偉大、最活躍、最豐富的忘我無我、創新、奉獻與交流，就會大打折扣。商業防范、市場運作、資本操縱就會逐步顛倒真理與價值崇拜，把社會創造力與發展推力降低到私欲競爭、物欲追求的低水平循環與重復上。
四、終極幸福：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
毛主席對自己的恩師加岳父的評論是：“他是唯心主義者，有很高的道德”。楊昌濟不但養育了偉大女性烈士楊開慧，而且為中國培育和推薦了毛澤東、蔡和森兩位先賢和大圣雄。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或許真正開啟了當代中國經濟學者的所謂靈智上的反思先河，但無論縱觀顧準自身全身心地獻身于真理的矢志追求和他的女兒現如今投身到翻譯、推薦恩道爾的地緣政治與國際大經濟學系列，都表明顧準及其子女都是靈魂情操高尚之人。毛主席之所以能夠開啟中國的革命航船，從勝利走向勝利，就是他以其博大的胸懷，無限的才思，無畏的斗志，高超的藝術，偉大的人格，淵博的學識，斗爭、團結、爭取、吸引、引導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和民眾大聯合陣營。
馬克思、恩格斯早已為無產階級的階級使命，規劃了最崇高的價值境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都不僅僅是一種思潮，一種思想體系與學說，它們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目標，更是偉大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時還在知行合一的實踐-認知-真理觀意義上更是偉大的社會運動，而且是連續的、不斷的社會實踐運動。就像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是一夜之間就建成的一樣，共產主義只能在萌芽、趨勢、新生事物的反復演化、進展中，在種種歷史風雨和社會較量中，才能壯大、成長、發育，直至最終得以實現。因此，創始人們早就明示：“一個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馬、恩、列、斯、毛等，都是偉大的階段論和終級論的有機結合的高手和導師。他們都在盡可能的歷史條件，不放過任何的一個可能的歷史推進過程，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所認識初級社會主義卻同機會主義者們、修正主義者們的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他們把初級，不發達作為現實的發育基點，在熱情地，全身心地培育和壯大萌芽中的過程中，不但對終極目標矢志不渝，而且在不斷地加速和壯大萌芽的發育，而不是消極像其反對派那樣，或者是以初級階段為遁詞，為行自我和小我`和小利益集團，為開拓、尋機，或者為其復辟、倒退至克己復禮的制度而制造理論依據。
依照這樣一種人類宏大視野來看待前后三十年的社會福利新經濟學或超現代經濟學，會有諸多新的發現：
（1）社會福利的最終、最大的效用尺度，只能和最終取決于政治算術。這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要說明其同邊沁的人頭政治利益或當代西方的民主選票的政治算術不同，其所涉及的是人的意志、尊嚴、平等、地位，乃至發展、決策、預測的主人般，權力般、自主般的擁有。這種解放和主人公心境及其社會制度保障，是人類幸福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這樣一種人類解放與發展的最高水準，最高善的價值規導，決定著人類制度文明演進的由奴隸制走封建制，由封建制走上資本主義制，并最終由資本主義變革到社會主義，演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人類文明創新力和幸福感的最高級取向是一致的。意志力，生命與發展主宰和價值之尊嚴實現是終極性的。這是財富源泉、財富水平、增長速度同幸福本源的社會保障相一致的。
（2）社會福利的基礎性的重大平衡性保證，來自于下述幾大源泉：首先是社會公平、公正的廣泛與深入的體現。這種社會公正遠遠超出簡單的形式等價交換公平和一般性的程序司法公正。不過，機會均等通常是這一公正的最初級、最顯見的實現；其次社會風險與安全化解保障。這又遠遠超過簡單的一般性的現代市場與商業機制基礎上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就業、創業、教育、文化等的核心風險保障和醫療、意外、傷殘等的負面風險保障，構成了最基本的風險擔當。商業主導的風險保障機制顯然不足以剔出大規模的投機泡沫風險增大與放大。這是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和當代經濟社會危機的困境已經表明了的。
（3）社會豐裕、發達在社會福利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其絕對水平卻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唯一性和決定性的。當然一定基礎上的相對歷史物質技術條件下的社會物質保障，在某種意義可能構成最主要和基本的前提，這種最普通水平的物質水平應可以放到上述的保障性存在條件之中。
（4）社會公共資源、環境、基礎設施的發展，特別是其使用、分配，社會平等水平等等在社會總福利水平中發揮了重要的顯著的作用。公用事業的產業化、市場化，往往會破壞限制公共資源與基礎設施的發展，特別會造成對其社會平等使用和合理利用的極大的扭曲。
（5）市場化里的帕累托最優境界，基本上同最大化社會福利不是一回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之一。市場化的帕累托最優其實也非效率與速度最優境界。當然這一點是西方經濟學拒絕承認的。然而，西方市場經濟從來就沒有占領速度優勢的制高點，又在反復的建設性的毀滅（熊皮特語）中周期性的震蕩，哪里來的效率優勢呢？
根據上述新經濟學的標準與規范，前三十年經濟增長與發展中存在著一定問題，但卻不同于“改革教”所指責的那樣。而后三十年的增長與發展中存在問題更多更嚴重。這是緣何鄧小平在同和他的弟弟鄧肯談話中一針見血，并無自我糾正的語重心長道：“原本講發展是硬道理，現在看來發展起來的問題不比以前少”。這同時也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榮祿觀、建設學習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等提出和戰略動員的根據。
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非充當生產力的旗幟。其憑借革命、路線和方針政策，要依靠先進的生產關系而解放和推進生產力，要砸碎和變更落后的保守的反動的生產關系桎枯，從而以新的先進的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其歷史使命只能是代表最先進的生產關系，并同時代表和主宰著最先進的上層建筑。
人民大眾的最廣泛、深厚的利益，絕不是通過建構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能夠實現的。這不但是因為中產階級會出于風化、兩極化運動的不停頓變動之中，而且如果是在資本主導市場杠桿作用之下，大資本家豪強兼并通吃，會憑借資本甚至資產優勢，造成中產階級萎縮和社會極端的兩極分化。西方中產階級的故事才剛剛開始，而且其歷史過程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供養的結果，因此不具有可復制性。
中國大規模的弱勢群體的加速形成和動態發展，中國一方面經濟高歌猛進，另一方面“新壓迫剝削大山”不斷形成，已遠遠超出住房、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這是后三十年市場化，特別是私有化產權，尤其是其是在全球化舞臺這一平臺下的經濟西方化的必然結果。從小平發出警告到如今已經失去了若干寶貴時間。中央下決心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最深厚的背景就在于此。但正像華爾街、倫敦城的高官紅利天空沒有極限一樣，若不從私有產權和國民公有產權與產業占領這一根本點上入手，則市場化取向的資本榨取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五、內需不足同有效需求不足與經濟危機的區別何在？
后三十年經濟增長起伏波動，但沒有蕭條和危機。這一點同前三十年相近。后三十年最直觀、表象的經濟困局就是內需不足，但無論迄今為止多少經濟學家對此支招，當局發過多少次宏愿，擴大內需的始終是頭疼、頭大的老大難，而且呈現出每況愈下的情勢。
有效需求不足，無論是凱恩斯的三大心理定理，還是馬克思的兩部類再生產平衡，還是薩繆爾森的乘數-加速原理，都表明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頑癥。有計劃、按比例的計劃經濟，當然不存在消費不足和內需不足、不振問題。當然積累過度是另一層級的問題。其涉及到國家趕超戰略選擇。
中國的內需不足遠遠超出西方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事實上，西方國家大體呈現出的終極性的核心問題是有效投資不足之嚴重的周期性震蕩問題。表現出來的卻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同樣的市場調節為主，緣何造成這種差別呢？
原本西方的消費旺盛，不但是個文化現象，而且有著債務泛濫，消費信貸刺激問題。如果把文化和消費信貸問題剔出，則東西方資本市場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可能會大體一樣。
因為，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分配格局失衡。中國最新公布的銀行資產八十萬億，為GDP的近2﹒4倍。而其中儲蓄存款又占據了主要的大頭，如此龐大的社會積蓄，斷沒有任何總量原因導致消費與內需不足的理由。內需不足的兩大核心根源是高度富有“階級”與社會機構擁有巨大的財富與資產，且奢侈消費水平已經達到世界第二，竟然依然有過多的無數的凈積累與儲蓄，既不能用于消費，也沒有合意的投資。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最廣大的社會階層，需要潛力巨大，也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由于對社會風險、福利社會的預期具有現實壓力和潛在的恐懼，導致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被進一步壓縮、收緊。由于對積攢首富買房，存錢購車，子女上學，做相當的儲蓄的以應付養老、醫療和其他意外，例如失業，或換工作等等，而使得原本比例不高的薪水收入，在形成可支配支出時更加萎縮。
收入分配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最顯著、最不合理、最不道德的經濟問題，也同時構成了制約經濟快速、健康、長期、持續發展的障礙。當然，資本控制下的市場資源配置，還存在著與收入分配相關的投資冷熱交替的盲目性、唯利性、合成謬誤性（宏觀和外部不經濟性），存在著決策非民主、經濟獨斷專行，就業-工作-職升不公平，尊嚴與公證問題。但收入不平等及其相應的機會不均等和相應的劇烈的周期性的震蕩與所謂建設性的毀滅過程，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深度弊端與病癥。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賴赤字政策、信用政策和國際財富轉移，大體上維持了中產階級的優雅與豐裕生活，但這一模式，已把全部潛力發掘殆盡，用足了，用盡了其極限，因為，從嚴肅、認真的科學規范角度看，歐美國家，財政經濟甚至包括銀行在內，金融、保險、資本市場經濟，甚至相當多的家庭，基本上已達破產邊緣。數十年的各級各層次各種名目的龐奇游戲，尤其是在高杠桿、高傭金、高儲蓄、廉價貨幣的虛擬經濟刺激之下，靠著復合、結構衍生金融的交互、多級“倒騰”，發達國家及其聯盟的國際經濟，事實上，早已資不抵債，透支了兒孫與國家甚至全球經濟的未來。
而中國內需嚴重不足的根源，則除了上述的資本和要素擠占剩余之外（并且超出發達國家的比例），而沒有上述發達國家的信用爆炸和國際財富轉移。這就使得中國內需不足的嚴重程度遠遠高于西方國家。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