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炎黃春秋》的故伎重演--評杜導正《“扭秧歌”也是在前進》文

《炎黃春秋》的故伎重演--評杜導正《“扭秧歌”也是在前進》文

奚兆永

在中國，《炎黃春秋》是一本很特殊的雜志。它可以不顧憲法的尊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反對毛澤東，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鼓吹資產階級的民主。對于這家雜志，不僅革命的人們對它不以為然，甚至連境外資產階級的媒體也覺得它太過分。在我看來，它已不是一般的“大膽”，而是已經到了“膽大包天”的程度。
或問：《炎黃春秋》何以能夠大膽至此？

《炎黃春秋》的當家人之一、副社長吳思曾對此作過一個回答。他頗為洋洋得意地說：“《炎黃春秋》長期打擦邊球卻還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編輯人員的經驗，其次是《炎黃春秋》作者群、編委及社長的背景因素。” 為了證明此言不虛，他還舉例說，“以刊登中共老干部李銳文章而被封的《廿一世紀環球報導》為例，那篇文章《炎黃春秋》也登了，但沒事。”吳思具體解釋說，“這是編輯人員的經驗問題，《炎黃春秋》在刊登那篇文章時做過刪減。但另一方面，吳思說，如果《炎黃春秋》未做刪減、同樣全文照登，也有可能沒事。”他特別強調說，“《炎黃春秋》的社長、編委和作者群過去都是各大部門的高級干部，現在的一些宣傳主管可能當年就是他們的部下。”

對于吳思的這個回答，人們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但是人們還不能說，他說的這些就是全部答案。

不錯，《炎黃春秋》的人馬中不乏老奸巨猾之徒，他門當然富有政治經驗，但是，他們的經驗就那么嫻熟、那么“神”，就能夠保證他們不會“栽跟頭”？

不錯，《炎黃春秋》人馬中也不乏以往曾在高位任職之輩，他們的人脈當然也會對《炎黃春秋》有所助益，但是這種人脈關系就一定能保證它不會翻船嗎？

不要忘記，連胡耀邦和趙紫陽這樣的“大人物”都“栽了跟頭”、翻了船，僅僅靠《炎黃春秋》的那些經驗和那些人脈就能夠保證不栽跟頭、不翻船了嗎？

至于所謂“打擦邊球”（touch ball），那也并不是像吳思所說的那么簡單。我們看乒乓球比賽，有時也能夠看到“擦邊球”,但是還沒有看到哪位乒乓球高手是專打“擦邊球”的。畢竟，擦邊球具有偶然性，其贏球固然令觀眾贊嘆，但是如果想有意識地專打擦邊球，那失敗的風險可就大了，即使是乒乓高手，也不會有意識地專打“擦邊球”。難道《炎黃春秋》有這么高明的本領，會專門打“擦邊球”？

不過，吳思所說的“背景因素”卻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知道，《炎黃春秋》的社長、編委和某些核心作者都曾是在毛澤東時代受到過批評和沖擊而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掌權時期任過要職的高干，如杜導正在胡趙手下當過《光明日報》總編輯和出版總署署長，杜潤生在胡趙手下長期當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厚澤在胡手下當過一年多中宣部部長，李銳在胡手下當過中組部青年干部局局長，還當過兩年中組部副部長，田紀云在胡趙手下當過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胡啟立在胡手下工作的時間更長。還有一些人如杜光、謝滔等也是在胡、趙掌權時期平反并受到重用的。這樣的背景，就使得他們對毛澤東和新中國懷有不滿甚至仇恨，而和胡、趙卻有著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于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是反對的，而他們對于胡、趙被迫下臺“栽跟頭”至今仍耿耿于懷，心懷不滿，還想伺機為他們翻案。這正是《炎黃春秋》一幫人能夠走到一起的政治基礎；而他們的人脈關系顯然也與此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這方面，我們不僅要看到他們的這個“背景因素”，還要看到他們所采用的手法。

《詩經》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炎黃春秋》諸公是深諳此道的。他們在2006-2007年就曾用投桃報李的方法打了一個所謂漂亮的“擦邊球”，最近杜導正在《炎黃春秋》第6期發表的《“扭秧歌”也是前進》一文用的實際上也是同一手法。

有關方面放松了對2007年第2期謝韜那篇有嚴重政治錯誤的《民主社會主義模與中國前途》一文的檢查，使《炎黃春秋》打了一個“漂亮的擦邊球”。這件事著實讓《炎黃春秋》以及一切想在中國變天的右派們高興了一陣子。但是，好景不長，緊接著，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自發的保衛馬克思主義、保衛科學社會主義、保衛共產黨的領導、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斗爭，給了《炎黃春秋》和一小撮要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的右派們以無情的打擊，使他們一時失語，無言以對。

在所謂主流媒體上也出現了較為婉轉地批判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炎黃春秋》終于陷入了既無招架之功、又無還手之力的尷尬境地。

最后，決定的命運時刻來了。2007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了重要講話，從一個方面來說，也可以說是給這場爭論做了總結。他在論述中國道路時說，“這條道路之所以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清楚地說明，《炎黃春秋》發表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歪曲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妄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走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道路，實際上是走資本主義的路，雖然也得到某些人的支持，但是，他們不僅在人民群眾中通不過，在中央最高領導人那里也是通不過的。他們想通過“投桃報李”、走上層路線來達到目的的企圖，最后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從《扭秧歌也是前進》看《炎黃春秋》的故伎重演

對于《炎黃春秋》來說，2007年的“投桃報李”雖然最后以失敗告終，但是，在過程中他們還是嘗到了甜頭。因此，一遇時機，他們自然還會故伎重演。今年春天，他們終于又等到了這樣的機會。

人們都知道，胡耀邦由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一些事情頂著不辦，在1987年1月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經一致同意而辭去總書記職務的。1989年4月15日，他因病逝世，一些人乘機掀起政治風波，是導致1989年春夏之交那場動亂的誘因之一；鄧小平曾多次把他和趙紫陽一道講他們是“栽了跟頭”的。過去，在他的忌日，《炎黃春秋》雖然也有紀念文章發表，但總還是偷偷摸摸的，不敢公開挑明。至于中央領導人，從未有過什么紀念活動。

且不說胡耀邦這個具體人，在中國，紀念革命前輩，一段時間以來一般都選在其生日，而不選在其忌日，這種做法早已成為“常規”；而且，為了避免紀念活動過于頻繁，紀念一般定為十年舉行一次，而不每年都舉行一次。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拿毛澤東作對比，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自是胡耀邦所根本不能相比，但是自毛澤東于1976年9月9日逝世，無論是逝世10周年，20周年，還是30周年，有關方面都沒有紀念過。更大熱愛毛澤東的群眾對此感到無比氣憤！

盡管許多人都在談論“科學、民主”，但是對于它提出的歷史沿革并不一定都很清楚。我們知道，最早提出“科學、民主”的是陳獨秀。早在1915年，當他還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時候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不過最初的四個字和后來的四個字不完全一樣。他最初說的是“科學”、“人權”。他當時說，“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兩輪焉。”（《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他還說，“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同上，第55頁）1919年1月，他把“科學、人權”改為“科學、民主”，提出了賽先生和德先生之說。他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向光明世界。（同上，第98頁）但是基本思想還是向西方學習。后來，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懂得了階級和階級斗爭，他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1919年12月1日，他在《晨報》發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說，“勞動者諸君呀！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同上，第123頁）這里明確地區分了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開始向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當然，后來的陳獨秀背叛了自己的這一主張。1937年10月，他從國民黨的監獄里出來后，又否定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進步，說什么“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同上，第372頁）從陳獨秀關于這四個字含義的前后認識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確的理解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炎黃春秋》和杜導正出于其明顯的政治目的，完全站在廣大人民的對立面，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企圖把水攪渾。

比如對于所謂“微服私訪”，杜文說，“由于建國后多次政治運動，我們黨已經嚴重脫離群眾，大大小小的官吏為了報喜不報憂，上級來，看哪里，看什么，都是上級領導察看前事先布置好的，并規定了什么可說什么不可說。因此，胡耀邦才會叮囑悄悄夜訪”

把改革開放以后大大滋長起來的弄虛作假之風說成是“由于建國后多次政治運動，我們黨已經嚴重脫離群眾”造成的，這種說法恐怕也只有《炎黃春秋》和杜導正才說得出來。誰不知道，建國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的社會風尚是相當好的，現在的社會風尚是根本不能同那個時侯比的？鄧小平有一次在和外賓談話時就說，“你們如果是50年代、60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業）為什么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歷次政治運動的教育，思想覺悟都大大提高了。“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同上）當然不能說那時就沒有弄虛作假的事，但是對于這樣的事情，毛澤東和共產黨都采取了堅決的態度，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通過發動群眾予以解決，而絕不會聽之任之，讓其繼續泛濫。那時的人，因為是非都很明確，界限都很分明，很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現在不同了，不僅很少學習馬列，也沒有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甚至公開宣傳自私是人的本性，人們不知要公字當頭、約束自己，而總是私字當頭、放任自己。于是種種弄虛作假的事就應運而生。而有關領導機關對發生這樣的事也是得過且過，不進行嚴肅處理，結果就使各種壞事泛濫成災，這能夠怪建國后也就是半個世紀前的政治運動嗎？

附帶說一下，有廣大群眾參加的政治運動并不是建國后才有的，也不是毛澤東發明的。在中國，它的歷史可以追朔到五四時期。陳獨秀說，“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頁）事實證明，如果只有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五四運動就不能取得勝利，只是后來有了工人、農民、店員、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市民階層的廣泛參加，才使五四運動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令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膽寒，而不得不接受民眾的要求。孫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最后得出的結論也是：“深知欲達其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至于共產黨，基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和以往革命經驗教訓的記取，更是一個以群眾運動起家的政黨。“二七罷工”、“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整風運動、解放戰爭，哪一個不是靠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的？蔣介石被共產黨打敗后還反思自己，要學習共產黨的整風，而我們自己卻害怕群眾，不敢發動群眾，不敢搞政治運動。在我看來，這是自廢武功，放棄自己的政治優勢，是完全錯誤的。

杜文還說，“近幾年中共給人的感覺是對意識形態控制嚴格了，好像只能有一個政黨、一個聲音、一個主張，與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學的、主張社會前進的聲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對立面。”

杜文此說顯然并不符合事實，我國目前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相當激烈，一些人（包括杜導正）利用自己手中的輿論工具，鼓吹西方民主政治，鼓吹私有化道路，大造反毛、反共、反新中國、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輿論，無所不用其極，哪里談得上“對意識形態控制嚴了”？就指導思想來說，按照黨章和憲法，從來都是十分明確的：是主張一元化而不是主張“多元化”的。因此，不是中共發生了什么變化，而是《炎黃春秋》和杜導正之流在推進這種“和平演變”！至于所謂追求民主和科學，前面已經提到，開始是向西方學習的口號，表明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后來則認識到此路之不可行，早已不再提這一口號，或者已由提出者明確改變了其所包含的階級內容。杜文用一種固定不變的觀點來看待科學和民主，足見其思想之僵化和頑劣，實不可與論也。

值得注意的是，杜文自設問題說，“高調地紀念和懷念胡耀邦，是這些年來極少有的。這篇文章之所以會引起社會巨大的關注和反響，是否跟人們渴望中共現任領導人，也應當像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那樣，接近群眾傾聽訴求，遏制貪官，緩解貧富懸殊，加快政體改革的需要有關？”在自問后又自答道：“人們關心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層的意義，是否關系到北京政局的動向和局勢，是不是一個進步的積極的信號，是有原因的。”在這里，文章不僅提到了胡耀邦，而且提到了趙紫陽。應該說，胡趙二人的問題既有共同點，又有區別。趙的問題比胡要嚴重得多，杜文將二人并提顯然是別有用心的。這是在試探中央，挑戰中央，目的是為胡趙二人一起翻案做準備。杜文說胡趙二人“接近群眾傾聽訴求，遏制貪官，緩解貧富懸殊”，這符合事實嗎？其實，正是他們二人利用權力，大搞私有化、自由化，使中國的社會經濟開始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并開始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中國今天的問題雖然不能說就是他們二人造成的，但是他們二人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卻是不言而喻的。趙在重大政治和政策問題上可說是劣跡斑斑，甚至在他下臺后還通過寫所謂回憶錄繼續作惡。他主張中國共產黨“改旗易幟”，是《炎黃春秋》和謝韜之流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救國論’”的源頭所在。就所謂聯系群眾來說，也絕不如某些人說說的那樣。趙紫陽在成為中央領導后，生活上也表現出了貴族化的傾向。誰都知道，中國國土資源有限，而且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應發展占用土地面積很大而只能供極少數人享用的高爾夫球運動。而趙紫陽卻偏偏極其熱衷于這種奢侈的貴族化的高爾夫球運動。這一點，他甚至不如蔣經國。蔣經國曾說，“民眾打不起高爾夫球，我也不打高爾夫球”。像趙紫陽這樣的人，你能說他是“接近群眾傾聽訴求”的嗎？

杜文還說，“前幾年，中央關注農民工問題、扼制“非典”、取消農業稅，汶川抗震救災新聞比較開放，聽取知識分子意見也多一些，后來胡耀邦九十華誕紀念會，使知識分子中間力量傾向于中南海，向中南海凝聚，中國的事就順利些；這兩年又差了。也許發布一些指令的是某些部門的某些人，也可能中央領導胡錦濤、溫家寶根本不知情，但是老百姓、知識分子不了解上面的事，以為都是中央領導決定的，把賬都算到黨中央頭上。”

這里明顯是在“投桃”，同時也提出了“報李”的要求：妄圖改變中央某些“指令”，讓包括《炎黃春秋》在內的右派媒體得到更大的自由。文章還特別提到他自己“最近出的一本書，有的縣市的公安局說，要發現一本沒收一本，還號召互相舉報。”他說“這絕對不是胡錦濤、溫家寶的意見”，好像他和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胡錦濤2007年6月25日的講話已經清楚地表明，事實并不如杜文說說；去年國慶60周年出現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也清楚地表明；最近《炎黃春秋》公布的第7期目錄里有一篇題為《毛澤東沒有在“五一口號”中加寫“毛主席萬歲”》的文章，也清楚地表明中央已經注意到《炎黃春秋》的造謠問題，否則是不會刊登這樣的“爭鳴“文章的。估計它以后造謠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方便了。看來，問題不是什么“中央領導不知情”的問題，而是《炎黃春秋》和杜導正們已經感到自己正在受到了限制。他們固然可以像阿Q用“精神勝利法”進行自我安慰，但是他們失敗的命運卻是無法改變的。

杜文還說什么“五四前后中共創始人最早舉起的民主與科學這兩面偉大旗幟，是中國將來發展的旗幟，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誰也擋不住的。”

陳獨秀早就已經認識到這個口號的資產階級性質，他在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懂得了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18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共同的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而“如今20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頁）這是兩面完全不同的旗幟。可惜的是，陳獨秀此話已經說了91年，一些人到今天都還沒有理解，居然還要把陳獨秀說的18世紀的那面旗幟作為“中國將來發展的旗幟”，居然還把這面旗幟說成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誰也擋不住的”，這離事實和真理是不是太遙遠了？

杜文的題目是《扭秧歌也是在前進》，秧歌舞對許多人來說并不陌生。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的中小學生都會跳。至于說調養歌舞是不是也在前進，關鍵看你是在行進中跳，還是在原地跳：如果是在行進中跳，就是前進三步后墊一步，當然是在前進；如果是在原地跳，腳的動作則是原地踏步，當然也就談不上前進。因此，籠統地說“扭秧歌也是在前進”是說不通的。

當然，杜文說的是政治上的左和右。在談論中國政治上的左右的問題時，不應該危機一個基本事實：中國是一個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因此，在中國左與右的分野，就在于是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續完善和推進社會主義？鄧小平將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有的人這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應該看作是區分左右派的標準。

杜文說，“整個中國處于歷史上的大轉折大變革大發展大變遷的時代，各種主張、各種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獨立的，各種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來相當混亂，因為中國內部確實在醞釀著巨大的歷史性偉大變化，就像春秋戰國的大變革時期一樣。經濟上，中國是從單一的公有制向經濟多元化發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會必然會從專制集權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發展。”

所謂“整個中國處于歷史上的大轉折大變革大發展大變遷的時代”是什么意思？這不就是說中國要由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嗎？憲法明明規定但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哪里有什么“從單一公有制向經濟多元化發展”這一條？現實中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私有化市場化的惡果還不明顯嗎？至于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四項基本原則也有非常明確的規定，哪里來什么“從專制集權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發展”這一條？憲法規定，工人農民等人民大眾永遠是中國的主人。取消四大、取消罷工自由，使資本家們控制政協、人大、政府，使干部脫離勞動人民，總而言之，杜導正們“民主多元”的政治體制改革所做的一切就是消滅人民大眾的民主，給資本家們更多的民主自由，使中國成為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使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可以說，杜文所言究其實就是要推翻憲法和黨章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路線，推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近百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的勝利成果，這是全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所斷然不能容忍的背叛行為，他們將為捍衛信仰、捍衛人民共和國、捍衛革命的勝利成果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炎黃春秋》和杜導正們如果不相信，當然也可以試一試，我們相信，他們這一小撮定會碰得頭破血流。

人民不可侮！真理不可侮！信仰不可侮！
人民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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