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報》：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

2010年6月29日，《解放軍報》刊登劉新如、齊 彪批判軍隊國家化的文章：《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

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

劉新如 齊 彪
編者按

去年12月以來，本刊在思想理論界率先發表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系列文章，引起軍內外讀者關注。按照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加強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大步驟。結合部隊實際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實際，“七一”前夕我們又組織了這篇專稿。自覺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有助于深入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一步打牢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思想基礎。

“金星閃耀在軍旗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重新設計我軍軍旗時，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軍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設計其實是一個新興執政黨帶有鮮明象征意義的制度奠基。
胡錦濤主席最近強調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軍的根本原則和永遠不變的軍魂，是我國的基本軍事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這一重要論述深刻總結歷史、洞察現實，精辟揭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在我國軍事、政治制度體系和軍隊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從制度層面深刻認識“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本質和危害，自覺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對于抵御西方敵對勢力鼓噪的錯誤思潮的侵蝕，進一步打牢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基礎，在履行新的歷史使命中永葆我軍本色，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世界上沒有軍事制度的“通則”——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軍事制度是由國情軍情決定的
軍事制度的基本問題是軍隊由誰領導和怎樣領導的問題。《孫子兵法》的“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醒目開篇，宋太祖趙匡胤的“兵權之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之所去，則隨之以亡”的執政箴言，都深刻闡明了軍事制度的極端重要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種國家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并為其服務的上層建筑。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軍事制度，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國情軍情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世界上沒有普世的、通用的軍事制度。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形式的演變，軍事領導制度經歷了由君主政治下君權至上制度向政黨政治下政黨掌握軍隊制度的演變。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下，軍事領導制度表現出不同形式。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兩黨或多黨體系下，政黨不擁有自己特定的武裝力量，而主要是通過政府這個中介環節來掌控軍隊。隨著政黨的輪替，政權的交接，軍隊的控制權也隨之轉移。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實際上就是兩黨或多黨制下政黨通過政府輪流控制軍隊的方式。而在社會主義制度及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體系下，實行政黨直接領導軍隊的制度。這種制度由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首先創立，我國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這種制度更高、更完善的體現。
任何制度都是具體的、歷史的。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差別性，歸根到底是由其國情軍情的差別性決定的。各個國家實際情況不同，其制度必定迥然有異。從軍隊產生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軍隊通常不是由政黨組建，一般來說，軍隊產生在前，政黨出現在后。比如，英國資產階級的職業軍隊創建于1642年，而其政黨產生于1679年以后；美國軍隊創建于1775年獨立戰爭中，其政黨則產生于1787年以后。而包括我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是先組成政黨，后由政黨組織自己的軍隊，政黨與軍隊合成一體，天然地形成直接關系。從政黨產生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政黨不是在革命環境中產生，而是在建國后由議會中不同派別逐步發展起來的。包括我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政黨往往是在民族危亡及武裝斗爭條件下應運而生，政黨不是產生在公開的議會，而是產生在秘密、非法的條件下；不是產生在開國后的和平年代，而是產生在戰斗頻仍的革命時期。政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軍隊。在革命勝利后還要保衛勝利成果，完成執政使命，因而必須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
一個國家的軍事制度，也是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決定的。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實現現代化，首要條件是必須有堅強的政治領導和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這就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作為國家民族的中流砥柱和政治核心，把十幾億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邁進。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我國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和鮮明特色。政治制度決定軍事制度。與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相適應，在對軍隊的領導權上，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來領導。這一制度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與前蘇聯等國家也有明顯區別。堅持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是我們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軍事領域里的必然體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任何產生在特定國情軍情條件下的制度，其適用范圍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國家，決不能無限制地擴大，當作“通則”推之于全世界，強加于歷史、現實條件都相去甚遠的國家和地區。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多種方式向世界推行包括多黨制、“軍隊國家化”在內的制度模式，對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曠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嚴重后果，蘇聯東歐、非洲大陸、阿拉伯世界等地區成為受害的重災區。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實際上已經成為西方搞垮社會主義國家、搞倒所謂“集權”國家、搞亂“不聽話”國家，進一步稱霸全球的重要戰略工具。這一教訓慘痛而深刻，這種悲劇絕不允許在我們國家重演。
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所在——西方“軍隊國家化”的軍事制度在中國行不通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國行不通，同樣，由政治制度決定的西方軍事制度，在中國也行不通。從一定意義上說，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之所以得以產生，就是照搬西方軍事領導制度遭到失敗后的必然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曾先后兩次照搬西方軍事制度。
第一次照搬是在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決定按照西法編練新軍。這是最早中國對西方軍事制度的學習，引進了西方軍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對促進中國軍隊的近代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不可否認，在這一學習中，中國固有的“兵歸將有、兵隨將走”領兵傳統在效仿西法的條件下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軍權被個人所掌握，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這是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也是辛亥革命后形成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的癥結所在。如何鏟除軍閥政治，廢除軍權私有的軍事領導制度，成為辛亥革命后中國的主要問題之一。在苦苦的探索中，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他在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同時，參照蘇聯軍制成規組建新的軍隊，在軍隊中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建立革命的黨軍。這是黨領導軍隊這種新型軍事領導制度在中國的最初萌芽。
第二次照搬是在蔣介石背叛革命后。蔣介石政變得手后不僅背叛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政策，還把剛剛實行的包括黨領導軍隊在內的新制度扼殺在搖籃中。他先是以德國的方式改造部隊，其后又照抄美國的軍事制度。但這都無法改變其軍隊內部各自為政、畫地為王、互相火并的局面，軍隊又成為各派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
與照搬西方軍事制度造成慘敗結果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蘇聯和大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這是中國軍事制度亙古未有的偉大變革，使中國軍隊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深遠影響：軍隊成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真正結束了槍桿子由個人掌握的歷史，從根本上消除了軍閥政治在軍隊生長的土壤，使中國擺脫了軍閥操縱政黨及政治的夢魘；軍隊由個人或狹隘利益集團的工具轉而成為人民和國家的武裝，人民軍隊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進步的隊伍；軍隊各級黨組織成為堅強的政治核心，保證了部隊的高度集中統一，自建軍以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隊伍被敵人拉過去，沒有任何個人野心家能夠利用軍隊達成其目的，在重大政治關頭，我軍總是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把對部隊的政治掌握和軍事要求、黨的組織和軍隊建制有機地統一起來，有效地保證了各項使命任務的完成。所有這些，都是照搬西方軍事制度所無法想象和企及的，這充分說明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的進步性和科學性。
新中國成立已過一個甲子。縱觀中國歷史，一個朝代在其開國后的60年里，軍隊幾乎沒有不發生問題的。在當今世界，不少發展中國家最頭痛問題也是兵權掌控的問題，軍事變亂已成為影響其發展進步的重要因素。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情況，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始終沒有在新中國再現。其重要原因，就是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
美國知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過“制度化水平”的概念，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發展政治學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衡量一種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關鍵要看這個制度對于社會的適應性，越適應于社會實際、適應于社會發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本軍事制度，有利于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于保證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的高度集中統一，有利于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強大戰斗力，有利于發揮軍隊在保衛和建設國家中的職能與作用，是符合中國國情軍情、具有較高“制度化水平”的科學有效的制度。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大肆鼓噪“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把西方軍事制度這一被中國歷史淘汰的舊貨重新炒熱端出，這既脫離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又脫離了中國的現實情況。其險惡用心就是企圖用西方的軍事制度和治軍模式取代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改變我軍性質，進而為改變我國社會政治制度打開通道。如果真的按其主張去做，在中國的條件下，我們可能又要回到過去那種個人操縱軍隊甚至軍閥政治、軍閥混戰的老路上去，這不僅是中國軍事制度的倒退，也必然是中國歷史的倒退。
我們在軍事制度問題上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斗爭，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國家民族權益的問題，是鞏固我國政治安全的問題，也是維護我們正確發展道路的問題。在這個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一定要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認識。
始終不渝地堅持和與時俱進地發展的統一——在實踐中堅持和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制度
歷經80多年風雨滄桑，我們黨形成和確立了一整套穩固、成熟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于黨中央、中央軍委；部隊各級黨委堅持貫徹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團以上單位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等。這些制度構成了一個嚴密、科學、完整的體系，實現了黨的組織與軍隊建制的緊密結合，實現了黨的領導與軍事行政領導的內在統一，是堅持和貫徹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保證。無論戰爭形態怎么發展，體制編制怎么調整，環境任務怎么變化，我們都必須堅定不移地、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必須進一步強化“軍魂”意識。“魂者，器物之統攝也”。“魂”乃我軍的生命所系，無“魂”則無“命”；“魂”乃我軍的立軍之本，無“魂”則無“本”；“魂”乃軍隊建設發展的方向和動力源泉，無“魂”則迷“向”。我們必須自覺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官兵頭腦，充分認識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基本軍事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極端重要性，始終保持和發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根本原則和制度的絕對性與具體制度和實現形式相對性的辯證統一。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既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又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努力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始終保持生機活力。要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借鑒外軍經驗與保持我軍特色、“毫不動搖”與“與時俱進”的關系，積極探索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具體實現形式和途徑，在努力學習、掌握和運用一切科學的新思想、新知識、新經驗的創造性實踐活動中，不斷賦予這一制度以新的時代內涵。

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界限，并不意味著我們排斥學習借鑒國外一切反映時代要求的科學有益的東西。外軍有益的管理經驗符合世界軍事發展的共同規律，不屬于基本制度范疇。要積極適應世界軍事發展的新趨勢和我軍發展的新要求，大膽吸收借鑒外軍的有益管理經驗，既堅決抵制“建設信息化軍隊離不開外軍模式”的錯誤思潮，又善于把外軍有益的經驗從其基本軍事制度范疇中剝離出來，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軍隊建設規律的科學的組織模式、制度安排和運作方式，跟上并引領時代發展的潮流。

               （中國軍網引自2010年6月29日《解放軍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