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東方主義和“西藏問題”

沈衛榮：也談東方主義和“西藏問題”

提交者: 人文與社會

來源:《天涯》2010.4

一

2009年曾在《天涯》第四期上讀到汪暉先生的大作《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日前又蒙汪暉先生以他修改中的長文《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東方主義、民族區域自治與尊嚴政治》見示，讀罷頗受震撼，受益良多。汪暉先生并非專業的藏學研究者，卻寫出了專業藏學家難以企及的專業之作，從中我不僅讀出了作者的學養和學識，也讀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當今世界由專業藏學家寫成的討論"西藏問題"的著作不多，我所知的僅有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人類學教授戈斯坦先生十年前出版的那本小書《雪山獅子與龍：中國西藏和達賴喇嘛》。《雪山獅子與龍》無疑早已過時，而汪暉先生的這篇文章更可為東、西方人理性地觀察和考慮"西藏問題"給予幫助和啟示，讓西方人聽到中國知識分子理智和有建設性的聲音，并為"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契機。

我以為汪暉先生大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對當前東、西視角下的西藏和"西藏問題"，特別是對西藏目前面臨的社會和宗教問題所作的深入觀察和分析。他在文中指出："（在3·14事件之后），中國的媒體在對抗西方輿論的同時沒有將焦點集中于西藏社會的深刻危機，整個社會沒有以此為契機，深刻地反思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邏輯與西藏危機的關系。因此，隨著西藏危機轉化為搶奪奧運火炬的爭端，西藏問題被擱置一邊。"事實正是如此。3·14事件后，從媒體到大眾更樂于把責任推給達賴喇嘛和海外反華勢力的搗亂，卻很少有人認真地考慮"西藏問題"究竟是否僅是一個外在的問題，還是以內在的、深刻的社會和宗教危機為背景的？要有效對抗西方輿論的誤導，我們更應該拿出應對西藏現實所面臨諸重大問題的報告和分析。汪暉先生從"世俗化過程中的宗教擴張"、"市場化、全球化與語言危機"、"日常生活方式的巨變"、"社會流動、移民權利和民族區域的社會危機"，和"'承認政治'與多民族社會的平等問題"等幾個方面，分析了隱藏在與外部煽動的分裂活動相關的"西藏問題"背后的更為嚴重和深刻的社會和宗教背景。他的觀察和分析鞭辟入里、發人深省。"西藏問題"與搶奪奧運火炬不同，它遠非東、西方之間一時的意氣之爭。西方媒體在"西藏問題"上一邊倒的輿論導向由來已久，回擊西方媒體之不公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還他們一個政通人和的西藏。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清醒地了解西藏內部潛在的社會和宗教危機，找到化解這些危機的方法和途徑。

汪暉先生大作所討論的問題中，有些是我關心已久的問題，如東方主義和"西藏問題"，有些則是我近年才特別注意的問題，如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受他的啟發我開始整理自己對這些問題原有的一些看法，嘗試進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并希望能夠參加這場由汪暉先生開始的、非常有意義的討論。

二

"西藏問題"本來應該是一個中國的內政問題，但目前的"西藏問題"無疑是中國政府和百姓經常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國際問題。這其中有著極為復雜的國際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而西方社會的"東方主義"傾向無疑是造成今天這個局面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汪暉先生將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引入到他對位處東、西方之間的"西藏問題"的觀察和分析之中，這是一個十分有建設性的舉措。我覺得討論"東方主義"對"西藏問題"的影響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它可以讓國人明白到底為什么西藏和"西藏問題"會成為一個讓西方人如此動情、執著的問題？顯而易見，大部分國人對個中緣由不甚了了，他們對此不是大惑不解，就是認定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西方人對如此"落后的"西藏，特別是西藏的"喇嘛教"有那么大的興趣一定是包藏禍心，其中一定有政治陰謀。事實上，如果沒有"東方主義"這個勞什子，如果今天的西方人不把西藏錯當成"香格里拉"--一個后現代的世外桃源，不把西藏當成他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他者"，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有如此之大的能耐，可以發動一個如此具有國際性的"自由西藏"運動。

今天的達賴喇嘛儼然是一個世界級的精神領袖，可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并沒有很多西方人對他很感興趣，以致他曾經非常絕望地宣布自己將是世上最后一位達賴喇嘛，他不想再回到這個讓他充滿絕望的世界上來了。與他相比，毛主席當年顯然更有魅力，受到了更多西方人的追捧，他的粉絲中甚至也包括達賴喇嘛本人。達賴喇嘛和西藏備受西方青睞不過是最近二、三十年發生的事情。當今的新疆問題對于中國來說一定不比西藏問題次要，但世界上很多人不知道有維吾爾這樣一個族群存在。如果今天有西方人對新疆問題格外關心，則很有必要了解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而"西藏問題"不一樣，不管西方人對現實的西藏有多少的了解，西藏都是他們心中的最愛。"西藏問題"牽涉了當今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話語"，如人權、博愛、和平、環保、非暴力、文化傳統的延續、男女平等、宗教自由、民族、文化自決等等。對于西方人來說，"西藏問題"是一個立場問題，事關政治正確與不正確。對于西藏的立場和態度表明你是否是一個先進和開明的現代人，它不需要任何的討論，也來不得半點的含糊。因此，我寧愿相信參與"自由西藏"運動的大多數西方人并沒有要顛覆中國、損害中國的政治企圖，盡管他們對于"西藏問題"的立場是十二分的堅定，他們的行為也時常表現出非理性的偏激。與其說西方人關心的是西藏，倒不如說他們是在關心和表明他們自己。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理解國際關系中的"西藏問題"很有好處。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不動輒把所有對西藏感興趣、有好感的人全部當作是自己的對手，甚至敵人，把所有與西藏相關的活動都看成是政治陰謀。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草木皆兵，四面楚歌。

第二，揭露"東方主義"與"西藏問題"的關系可以使人明白，西方民眾受東方主義影響而對西藏表現出的這種非理性的熱情業已成為理性地解決"西藏問題"的巨大障礙。正是這種不理智的熱情，不但使得中、西雙方在"西藏問題"上的理性對話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使"西藏問題"的焦點徹底地偏離了方向。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中、西雙方才能理性地審視"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冷靜地就"西藏問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并尋求最終解決"西藏問題"的有效途徑。

當西方人將過去的西藏想象成一個和平、自由、精神、博愛、智慧、慈悲、環保、男女平等、沒有階級、不分貴賤、非暴力、非物質的人間凈土，并把這個后現代的烏托邦的重建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前提和關鍵，"西藏問題"就已經偏離了本來的焦點，"西藏問題"的解決就遭遇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因為我們要解決的不再是現實的西藏所面臨的問題和危機，而是要完成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實現一個建立烏托邦的理想。東方主義的害處就是將西藏徹底地精神化，完全不把西藏當作一個物質的存在。而在現實政治中，他們又要求將精神化為物質，將一個莫須有的烏托邦轉變成西藏的現實。南轅北轍，莫此為甚。不說歷史上何曾有過這樣的一個西藏存在，未來的世界也一定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一個西藏。可是，達賴喇嘛非常積極地參與這些西方受眾十分熟悉和喜歡的"話語"的建設，到處聲稱他最關心的不是西藏是否能夠獨立，而是西藏傳統文化能否延續，他所設計的未來西藏的圖景正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精神烏托邦的再現，難怪他在西方世界如此地受歡迎。

顯而易見，只有讓西方人認識到東方主義的危害，跳出"香格里拉"情結，"西藏問題"才有獲得解決的希望。可是，要早已成為"香格里拉之囚徒"的西方人幡然醒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國官方一再表明他們的西藏政策并非要求西藏獨立，而是要讓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回到談判桌上，討論怎樣找到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雙方要討論的預設前提就是如何建立一個香格里拉，那么這種談判就注定不會達成理想的結果。與其說美國人是在尋求西藏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如說他們是在給中國政府出難題。西方人把西藏理想化為一個烏托邦的同時，還把中國妖魔化為一個與其對立的異托邦，一切好東西全由西藏和西藏人包攬，而一切壞東西則都由中國（一個漢人的國家）和中國人（漢人）買單。現今的西方人在很多時候、很多方面對中國和中國人表示出的不友好，甚至敵意，都與這種兩極的想象有關。東方主義對于我們的危害，不僅僅在于在"西藏問題"上令我們十分的難堪，而且還整個地損害了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國際形象。

三

從汪暉先生的大作中不難看出，他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弄清"東方主義"與"西藏問題"的關聯。通過從歷史和思想兩個層面入手而做的非常細致的研究，他最終對西方的東方主義給"西藏問題"帶來的影響有了相當深刻的領會。毋庸置疑，他的這項研究，不管是從學術，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都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由于專攻藏學，近一、二十年來，我對東方主義和西方后殖民時代的文化批評一直相當關心，并深感我們東方人對西方之東方主義的批判往往不是太過激憤，情緒多于理性，就是流于皮毛，撓不到癢處。只有西方人對自己先人的批判才真正一矢中的、入木三分。從以前閱讀羅佩茨編寫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到2009年夏天閱讀厄本教授的專著《密教：宗教研究中的性、秘密、政治和權力》，都讓我確信西方人對自己文化的批判和清算遠比我們東方人做的深刻和尖銳得多。上述兩部著作分別對西方佛教研究中的東方主義和殖民主義傾向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徹底的清算，將西方引進和研究密教與東方主義的關聯解讀得一清二楚。國人中很少有真正學貫中西的大家，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難達到像西方人自己一樣深刻的程度，所以，我們對西方的批評盡管壯懷激烈，卻很難一針見血。汪暉受瑞士學者布勞恩先生策劃的題為《作為夢幻世界的西藏--西方與中國的幻影》的展覽的啟發(后來布勞恩先生出版了同題專著），將東方主義作為研究西方視野中的"西藏問題"的切入點，用心觀察和研究了西方視野中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其成就令人欽佩。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學者對東方主義與"神話西藏"的揭露和批判也早已走在我們的前頭。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到西方留學，很快就非常吃驚地發現：那些對西藏所知不多的西方人表現出了比我這位專業的西藏學家對西藏更多的熱情。這曾讓我大惑不解，弄明白其中的玄秘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1996年春天，我在波恩大學的兩位同學渡丁和萊特在波恩組織了一個稱為"神話西藏"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許多世界知名的藏學家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包括美國最著名的藏傳佛教權威霍普金斯和瑟曼兩位先生。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些西方的藏學權威們，其中還包括幾位在西方生活的知名西藏活佛和學者，紛紛一改常態，對他們平日高唱贊美詩的西藏和西藏文化發起了猛烈的批判。原來五世達賴喇嘛是個十分尚武、有強烈復仇情緒的武僧，西藏格魯派寺院中充滿了爾虞我詐，那些轉世活佛不見得真的都是菩薩轉世，這些個形象都是西方人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背景下幻想、設計和創造出來的。借用薩義德的話說，由于東方主義，西藏"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一個思想或者行動的自由主題"。"神話西藏"原本就是西方人自己的設計和幻想，和西藏毫無關系。現在到了該要解構和清算那些由傳教士、啟蒙思想家、神智信仰者、遁世主義小說家、新時代人、嬉皮士、藏學家和流亡藏人們聯手創造出來的這個"神話西藏"的時候了。這些報告聽來真是振聾發聵，于我無異醍醐灌頂，讓我終于搞明白今日西方人對西藏的這份熱情究竟緣何而來。會議次年，"神話西藏"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神話西藏：感知、投影和幻想》在科隆出版，它是西方學者集體清算西方"西藏熱"中的東方主義傾向的第一部很有影響力的著作。

當然，對"東方主義"和"神話西藏"作了最徹底的揭露和最無情的批判的著作是羅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藏傳佛教和西方》。羅佩茨是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藏學和佛學教授，是目前美國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佛教學者和文化批評家。他和前面提到的瑞士學者布勞恩先生是同一時代的西藏學家，他們都經歷過從對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狂熱崇拜到開始解構"神話西藏"的過程。羅佩茨此前主編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就對西方佛教研究中的東方主義傾向作了十分徹底的清算，其中他自己的文章《拜倒在喇嘛腳下的外國人》就是對他自己這一代人之西藏情結的解剖和批判。他大概也是最早從批判"東方主義"的角度來觀察"西藏問題"的西方學者，早在1994年他就發表過一篇題為《新時代東方主義：西藏的例子》的文章。

羅佩茨在《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書中，選擇了西藏的七個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作為他考察、分析和解構"神話西藏"的切入點，這些文化符號有些是從西藏帶到西方的，而有些則是西方對西藏的設計，它們是：1，名稱--喇嘛教；2，書--《西藏死亡書》；3，幻像--讓巴的小說《第三只眼睛》；4，咒語--六字真言；5，藝術--唐卡；6，學科--美國的藏傳佛教研究；7，囚牢--達賴喇嘛和香巴拉的囚徒。通過這七個文化符號在西方被引進、設計、塑造、表述和誤解的經歷，羅佩茨用極為引人入勝的筆法，外加眾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帶領讀者穿越了一座文化迷宮，回顧了歐洲、美國和西藏之間十分具有戲劇性的互動關系，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義、文化盜用、學術誤導和東方主義、殖民主義的大合唱中，終于失去其歷史、地理、時間、宗教和現實的根基，最終淪為一個精神的、虛幻的、非人間的香格里拉的過程。羅佩茨不但揭露了西方傳教士、旅行家、神智信仰者、小說家、嬉皮士、藏學家和佛學家們，如何和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聯手，創造出了一個"神話西藏"--香格里拉的全過程，而且還十分尖銳地指出了香格里拉化西藏對于推動現實的"西藏事業"所具有的十分嚴重的危害性。

在羅佩茨看來，這種想象出來的、神話般的西藏形象盡管十分迷人，但嚴重地掩蓋了西藏政治、歷史和宗教的極為復雜的現實意義。隨著一個精神的、虛擬的西藏的形成，一個現實的、物質的西藏便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將西藏神話化為香格里拉對于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朋友們來說無異于作繭自縛，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為了贏得西方信眾對他奪回西藏領土的支持，達賴喇嘛不得不投其所好，將普世的慈悲、愛、非暴力和環保當作藏傳佛教的核心來宣傳，而就像打坐、觀空和慈悲離不開用"人油做的、以人頭發為燈芯的供燈來作供養儀軌"一樣，和平和暴力原本是藏傳佛教修習之不可分割的兩面。達賴喇嘛為西方提供了一個"天使般的藏傳佛教"，而西方人則為他設計了一個"主題公園式"的西藏。為了"解放他的祖國"，達賴喇嘛必須允許藏傳佛教從它的本土漂移出去。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目前向世界表述西藏的這種方式或終將走向實現"一個西藏自治國之事業"的反面。

四

羅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很快成為轟動一時的名作，贏得了一片喝彩聲，其影響遠不止于西藏學界，它對整個西方后殖民時代文化批評都有相當大的刺激。羅佩茨對西方人在構建"神話西藏"中表現出的東方主義傾向的批判無疑句句中的，入木三分，讀來令人感覺痛快淋漓。可是，他對"神話西藏"的解構和對那些直接參與了創造"神話西藏"運動的干將們的批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和憤怒，其中尤以受到羅佩茨激烈批判的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宗喀巴講座教授瑟曼先生的反應最為激烈。這位當時名列全美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位大人物之一的瑟曼先生忍無可忍地站出來，痛斥羅佩茨"責難受害者"，指責他為虎作倀，已經和譚戈倫和戈斯坦兩位先生一起站到了中國辯護者的隊伍之中。

瑟曼把羅佩茨和他們兩人相提并論顯然不妥。譚戈倫和戈斯坦敢為中國說話，故較受國人重視，然在西方學界則備受側目。他們于1990年代初就"西藏問題"發表了不少較為客觀的言論，企圖在黑白之間尋求一種中間的灰色地帶，顯示出正直學者的良心和勇氣。然而，或許是因為北京對他們兩人的過分友善使他們在西方學界的地位變得頗為尷尬，其影響力便大打折扣。而羅佩茨與他們完全不同，盡管他對解構西方"神話西藏"的貢獻比前述兩位先生的影響要大的多，但他毫無要為中國辯護的意圖，他顯然更著意于打倒在他之前的那些藏學權威。要說美國藏學研究的領軍和代表人物毫無疑問首推瑟曼和霍普金斯。這兩位鼎鼎大名的藏學教授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先后皈依藏傳佛教，并與達賴喇嘛結下了很深的交情，成為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在美國的代言人。他們不遺余力地在西方制造西藏，特別是藏傳佛教的神話。瑟曼無疑是當代西方最杰出的藏傳佛教宣傳家，他把西藏喇嘛吹捧為心靈科學的宇航員，聲稱藏傳佛教在心靈科學上取得的成就已遠遠超出了西方太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霍普金斯則更是走火入魔，曾經將本來與藏傳佛教毫不相關的、由"瘋僧"根敦群培撰寫的《欲論》改寫成藏傳佛教的性愛和精神寶典，聲稱修習藏傳佛教可以讓人同時獲取肉體的喜樂和精神的解脫。由于羅佩茨和霍普金斯有師生之誼，故筆下留情，但他對瑟曼則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難怪瑟曼如此大人物也不得不親自披掛上陣，用非常政治化的語言、上綱上線地把羅佩茨痛批了一頓。

以羅佩茨為代表的西方藏學家解構"神話西藏"的努力，無疑對1990年代末西方世界持續升溫的"西藏熱"有一定的降溫作用，對那些狂熱的西藏發燒友們也多少有點醒腦的功效，當他們繼續執著地把"神話西藏"當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時，間或也不得不捫心自問一句："我們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效果實際上只能說是解構"神話西藏"的副產品，羅佩茨等西方學界的新權威們不遺余力地抓住西藏這個特例，猛烈地批判東方主義，解構其先輩構建的"神話西藏"，其最直接的目的無非是要打倒其先輩的學術權威，從而樹立起他們自己的權威身份。在這個過程中，"東方"或者"東方主義"不過是他們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工具，它們早已內化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和東方無關。和我們東方人批判"東方主義"與東、西之間的政治、文化和學術等多方面的沖突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不同，對他們來說，這更多是一場西方內部的知識、思想和學術的游戲，與東方和東方人的痛癢無關。他們對東方主義的激烈批判并不表明他們能夠改變，甚至摒棄其先輩的東方主義態度，從而更客觀、更正確地對待和理解東方。相反，他們在很多方面比他們所批判的前輩走的更遠，在與東方交往和互動這一層面上，他們往往與東方更加隔膜、更加乖剌不入。換言之，他們比其先輩更加"東方主義"。在解構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東方學術研究的同時，他們并沒有提出一套更好的理解和研究東方的方法，而往往將臟水和嬰孩一起潑掉，在解構東方主義的同時差不多把東方也一起給解構掉了。正如瑟曼所指出的那樣，羅佩茨聲稱破解"神話西藏"是為了加強"西藏事業"，可他的書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喜歡西藏"。

對于這一點，羅佩茨們或者真的沒有自覺，抑或非常不愿意承認。據羅佩茨自述，有一次他應邀參加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組織的針對《香格里拉的囚徒們》的辯論。當發現受邀來和他當面對質的竟然是流亡藏人的代表時，他感到非常的詫異，甚至委屈。因為，在政治上羅佩茨從來就站在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一邊，一直關心著"一個西藏自治國之事業"的實現，所以他原本以為會有一位中國人站出來和他交鋒。羅佩茨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對西方"神話西藏"的解構實在已經走得太遠，已經同時把西藏和西藏文化也給無情地解構掉了。而這顯然嚴重傷害了正在西方積極尋求支持的流亡藏人們，故引起了他們及其像瑟曼這樣的支持者的強烈的不解、不安和不滿。羅佩茨歸根到底最關心的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沒有意識到他的利益不見得總和他熱情支持的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利益完全一致。總而言之，羅佩茨等人對"東方主義"和"神話西藏"的批判于西方的東方學界可以說是一場具有顛覆意義的革命，但他們的出發點并不是要為解決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提供幫助，盡管其研究結果對我們理解東西之間"西藏問題"的復雜性有許多令人茅塞頓開的啟發。

五

除了《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之外，與批判東方主義和"西藏問題"有關聯的西方著作還有不少。如果有人對西方文學作品中的西藏形象有興趣，則畢曉普先生寫于1980年代末的《香格里拉的神圣神話：西藏、游記和西方的圣地創造》是一本從理論到實證都很出色、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作者對西方大眾傳媒和文化批評理論的運用和建樹甚至超過后出的包括羅佩茨的作品在內的大部分相關著作，他對西方人如何塑造"圣地"的描述和批判給人以很多的啟迪，對后人破解香格里拉的神話有開創性的意義。畢曉普先生后來還寫過一本叫做《權力之夢：藏傳佛教和西方的想象》的書，對榮格等西方思想家對西藏佛教的誤讀作了頗為深刻的批判，它們無疑也給羅佩茨等學者后來所作的類似研究以很深的啟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校區新聞學院院長夏偉先生的《虛擬的西藏：從喜馬拉雅到好萊塢尋找香格里拉》一書，對美國通俗文化，特別是好萊塢電影中所見的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背景和影響作了非常直觀的揭露和批判，揭示當代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實際上只是一種"虛擬的現實"。

最近，又有安南先生的著作《地緣政治的異國情調：西方想象中的西藏》問世，它首次從國際關系研究的角度檢討西方對西藏和西藏人的異國情調化了的表述和與中國有關的西藏地位問題的爭議。它集中探討了西藏在西方二十世紀電影、小說、游記和回憶錄等大眾文化媒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殊的文化形象，揭露了所謂"異域西藏"和"西藏特性"被人為地建構起來的過程，以及這些建構對那些被表述者們的影響。安南先生對目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狹隘的做派提出了挑戰，批評這個學科的基本定位依然主要立足于西方。他通過對傳統國際關系理論所能提供的詞匯的仔細檢討來分析與中國有關的西藏地位，討論了包括帝國主義、歷史、海外散居、表述和認同等在內的與西藏有關、但迄今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內尚未得到較好的理論處理的種種問題。

作為思想史學者的汪暉在他的文章中對西方哲學家的西藏觀作了頗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同樣的研究以前也有西方人做過，其中以現居日本京都的瑞士禪學學者阿珀先生最近發表的一篇長文最為詳盡。這篇文章題為《哲學家們的西藏：康德、黑格爾和叔本華》，刊登在他太太愛斯珀斯托主編的《十九、二十世紀的西藏形象》一書的第一卷中。這本新出的論文集又是一本集中批判東方主義和東、西方西藏形象的作品，其中也收錄了包括我在內的東方學人對東方文化傳統中的西藏形象的觀察和研究。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方式，絕對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西方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人類學家們曾經提出過一個叫做"內在的東方主義"的概念。研究漢人文化傳統中的西藏和藏傳佛教形象或可以為我們理解何謂"內在的東方主義"提供很好的注腳。

《十九、二十世紀的西藏形象》一書中有不少可讀的好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對以前流行的一些說法作了修正。譬如恩格爾哈特有關納粹與西藏關系的著作就很有新意，作者十余年來專心研究納粹與西藏的關系，她的這篇文章《西藏的納粹：一個二十世紀的神話》，和她最近發表的其他幾篇文章一起致力于研究目前在坊間頗為流行的有關納粹和西藏的神話。十余年前我曾經和恩格爾哈特夫人一起在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國家圖書館中查閱過希特勒和熱振活佛之間來往信件的原件，不曾想到她此后一直在研究這些信件和它們在西方被故意誤解和誤傳的故事，她的研究成果結論給人很多的啟發。

對于納粹與西藏的關系，汪暉在文章中提到了那位在西方大名鼎鼎的西藏專家、《西藏七年》的作者哈雷先生的納粹身份問題。非常有意思的是，據和他同時期在西藏逗留、并在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供職的漢人學僧邢肅芝先生透露，這位日后成為世界頭號"西藏通"和達賴喇嘛密友的哈雷先生，還曾經是每兩周要到駐藏辦事處匯報他所收集到的情報，和每月領取一百五十元大洋月俸的國民黨線人（事見邢肅芝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這聽起來是有點匪夷所思，可見這位被好萊塢神話化為英雄的人物，他的人生其實有很多不光彩的一面。對解構今天西方流行的"神話西藏"作過貢獻的學者還有不少，像德國洪堡大學的胡伯教授曾經寫過一篇題為《西藏人是如何變綠的？》的文章，不但解構了西藏人的"綠色"環保形象，而且還揭露了西方是如何和流亡藏人一起創造出這一形象的具體過程，是一篇非常有意思、有啟發的好文章。

六

若從薩義德先生于1978年發表《東方主義》一書算起，西方學界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西方藏學家們拿起"東方主義"這把"批判的武器"，把矛頭對準"神話西藏"，清算東方主義給西藏和西藏文化帶來的危害，也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但作為一種思想方式，東方主義依然無處不在，遠沒有在我們的視野中消失。它對今日國際間的"西藏問題"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要徹底清除其影響恐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們今天批判東方主義，弄清它對"西藏問題"的直接影響，不能指望西方人幡然悔悟，立馬改弦更張，而是要讓我們自己對西方的"西藏話語"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認識，從而積極而有建設性地參與到這種"話語"的互動和建設中去，最終打破西方在"西藏問題"上的話語霸權，為"西藏問題"的解決找到有利的時機。

"話語權"是近年來國人新創和常用的一個詞匯，但說者似乎并不理解什么是"話語"，常把"話語權"和"說話的權利"混為一談。事實上，"話語"不是簡單的"說話"，按照福柯的說法，"話語"是指談話時說話者將其理念或訊息以可以辨認而又組織完整的方式傳遞給聽者的過程，它泛指人類社會中所有訊息之有形或無形的傳遞。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存在其特定的"話語"，它們互相推衍連結，形成一個話語結構。在這一話語結構下，所有知識的獲取，及其思維行動的方式都有一定的軌跡可尋，由此產生一個特殊的文化和認知體系，即所謂"知識領域"。"話語"不是一個僵化靜止的過程，其兩端，即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常常產生復雜的變化。每一個"話語"下的意指結構千頭萬緒，其本質永遠是動態的、有所企圖的。"話語"具有排他性，被"話語"所包括或排斥的事物狀態永遠處在相對立的競爭局面中，它隱含了權力，甚至暴力的過程。

當今世界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話語"，它們是構成國際社會文化的基石。"話語"可以控制人類一切思維行動，擁有影響、乃至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但"話語"不像"說話的權利"，是可以用武力、強權或者金錢爭奪、收買得到的一種權力。如果說者沒有能力用聽者聽得懂的語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將你所要傳遞的訊息和理念傳遞給聽者，這就表明說者沒有能力完成建立一種"話語"的過程，或者參與一種現存"話語"的建構。反之，如果你能夠建設性地介入、參與到這些"話語"的互動之中，并積極地去影響、甚至改變這種"話語"的發展方向，你就擁有了使這些"話語"為自己利用、服務的一種能力。否則，你就只能受這些"話語"的牽制、左右，甚至被它們巨大無比的力量打垮。說到底，世上并無所謂"話語權"，有的只是能否建立、介入和駕馭"話語"的能力，和既存"話語"的強大的"話語霸權"。

中國作為一個地域大國和經濟強國顯然已經不再缺乏在世界任何地方說話的權利，但由于我們長期缺乏與西方主流話語互動、對話的機會和機制，致使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用相同的語言、以他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西方人對話，進而充分地參與和介入到世界主流話語的互動和運作之中，更沒有辦法積極地影響和引導這些話語的變化和發展，以打破西方的話語霸權。與此相應，我們以前既不熟悉西方這一套現存的在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藏話語"體系及其運作規律，沒有機會和能力介入這些既有話語的互動和運作之中，更沒有能力建立起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話語結構，所以在"西藏問題"上難免受西方話語霸權的牽制而時常顯得笨嘴拙舌、動輒得咎。不管是大張旗鼓地宣傳我們在西藏進行現代化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還是言辭激烈地批判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分裂中國的狼子野心，都因為和西方主流的"西藏話語"背道而馳而顯得我們多半是在對牛彈琴，完全無的放矢。其宣傳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根本得不到西方受眾的理解和支持。這種受西方強大的話語霸權的牽制、壓迫而左右失據的尷尬局面，不但大大損害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而且也把自己和別人都逼得似乎只剩下極端一條道路可走。

與此相反，達賴喇嘛和西方人親密合作，創造出了一套與西方諸主流話語非常合拍的"西藏話語"，牢牢地掌握著國際上運作"西藏話語"的主動權和發言權。達賴喇嘛在西方大受歡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對西方諸主流話語有極好的把握，所以說出來的話對西方受眾來說是句句中聽、聲聲入耳。當代"神話西藏"絕不是西方人一廂情愿的創造，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積極配合功不可沒。在歐美新時代人用力"東方化"西藏的同時，達賴喇嘛也很賣力地、巧妙地"自我東方化"，不但將西方人對西藏的精心設計照單全收，而且還自我設計、創造、改變，乃至篡改西藏的傳統，以迎合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望，最終塑定了一個人人向往的精神、智慧、慈悲、和平、自在、平等、綠色、環保的西藏形象。隨著西藏一變而為香格里拉，達賴喇嘛也一步跨出中世紀，成為引領后現代世界的精神領袖。當代世界的"西藏話語"就是圍繞著達賴喇嘛這一位來自東方的長老、智者、圣人和香格里拉的神話建立起來的。在打破達賴喇嘛和香格里拉的神話以前，這套"西藏話語"力大無比，可以掀起全球性的"自由西藏"運動這樣巨大的風浪，讓正全力以赴發展經濟、使包括西藏在內的所有地區盡快實現現代化的中國人錯愕不已、措手不及。

然而，正如羅佩茨所擔心和警告的那樣，"神話西藏"對于達賴喇嘛和他的支持者來說無異于作繭自縛，他們在創造香格里拉的神話的同時，即已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他們主創的這套"西藏話語"也為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設定了難以逾越的樊籬。原本或希望不惜一切手段，包括訴諸武力，建立一個獨立、自治的西藏國家，而現在不得不滿足于以和平、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個可供后現代西方人懷舊、頤情、修身、養性的主題公園。更令羅佩茨們擔憂的是，一旦達賴喇嘛和香格里拉的神話被打破，西藏又該走向何方？又是誰會來關心這片美麗的雪域？我相信到時候一定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會還給世界一個美麗、富饒、和平和綠色的西藏。而眼下我們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西方人和達賴喇嘛聯手制造的香格里拉的神話，推翻西方在"西藏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同時警惕國人也對西藏作香格里拉式的二手炒作，不走"自我東方化"的老路，開放、自信地把一個真實的西藏展示給世界，并把我們對一個將現代和傳統、物質和精神完美結合的未來西藏的規劃和設計，用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和可以接受的方式，傳遞給他們。我們不只是要和西方人合作建立起一套新的"西藏話語"，而且還要吸收、借助全世界的智慧，特別是西方處理現代化和保護傳統文化這對矛盾的經驗來建設一個美麗、真實的西藏。

         沈衛榮，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幻化網秘密藏續》、《一世達賴喇嘛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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