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產黨與社會黨名稱蘊含的本質區別

論共產黨與社會黨名稱蘊含的本質區別

    

    【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堅持使用共產黨的名稱，對于工人階級政黨一度取名為“社會民主工黨”有原則性保留意見。列寧鑒于大多數第二國際的黨背叛無產階級立場，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拋棄“社會民主黨”這個被玷污的名稱，恢復共產黨的名稱。我們黨歷史上一度出現關于改變黨的名稱的思潮。毛澤東堅持認為不能改變共產黨的名稱，顯示了他的真知灼見和無產階級立場。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表明，改變共產黨的名稱就是改變黨的性質和追求，隨之到來的就是共產黨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制度的崩潰。堅持共產黨的光榮稱號，識別和抵制改變共產黨名稱的錯誤思潮，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體現，是反對改旗易幟的大是大非。

    在國際共運史上，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政治分野徑渭分明。自從列寧領導建立共產國際開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就集合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這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領導共產主義者同盟以來，一脈相承的共產黨的傳統；同時，1951年建立的社會黨國際，是工人運動內部的工人貴族勢力的大本營，特別是破產了的第二國際右派和黃色國際為反共目的而集結起來的大雜燴。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世界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斗爭，終于改變了世界發展的方向，燃起了世界進步人民追求理想社會的希望。社會黨在20世紀80年代從舊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擺脫出來，與共產黨人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社會黨畢竟是與共產黨性質截然不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走著與共產黨截然不同的道路。共產黨，社會黨，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性質，兩種不同的道路，兩種根本不同理想的政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曾經出現過抹殺這樣兩種不同性質政黨的做法，但是結局卻很慘：亡黨亡國。經歷過蘇聯東歐劇變之后，令人很難相信還會有人對這樣兩種不同性質的政黨認識不清楚。
    然而，就在20世紀末，國內竟然出現鼓吹改變共產黨名稱進而改變共產黨性質的主張。1999年，有人跑到美國公開發表演說，提出要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據我預測，中國將要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我們可以推動，大家來共同努力推動，促進中國共產黨改名。我們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也許有人認為這是狂言亂語、無稽之談。但許多跡象使人感到這也并非空穴來風。
    共產黨這個名稱，體現著黨的最終奮斗目標，體現著黨的旗幟，體現著黨的性質，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它的存廢，涉及我們黨是否改變性質、國家是否改變顏色的問題。對于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共產黨這個名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一貫堅持使用的名稱。共產黨這個光榮的名稱，不能改。這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講的：“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本文通過分析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名稱蘊含的本質區別，劃清共產黨與社會黨的界限，這是劃清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界限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堅持使用共產黨的名稱
    最早提出和使用共產黨這個名稱的是恩格斯。他在1843年10月23日寫的《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就提出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這樣的名稱。之后，恩格斯就大量地使用“共產黨”這個名稱了。
    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托起草并發表《共產黨宣言》，周詳地論證了共產黨的性質、指導思想、最近綱領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組織原則、策略原則和國際主義原則。中國以及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讀了這部《共產黨宣言》，才“入了門”，成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在自己的自述和講話中說明了自己的這種思想經歷。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建立和《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接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指導，接受了《共產黨宣言》為總綱領，但當時的組織嚴重不純。其中，許多黨員和黨的領導人被馬克思、恩格斯稱作“連我們的理論的基本原理都不懂”、“不可救藥的蠢材”，從這個意義上說，恩格斯認為：“其實，我們不曾有過任何的黨。”從這些闡述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堅持真正的共產黨人立場的原則性。
    《共產黨宣言》發表不久，爆發了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1848年歐洲革命。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民主共和主義者、激進民主主義者都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其實他們的主張當然不會超出資產階級的范疇。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批判他們是用籠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空話欺騙工人。但是，由于當時共產主義者同盟還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行動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參加了德國的民主派，成為民主派的左翼，主張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便為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因此，在這個特殊時期，馬克思、恩格斯也稱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為了與當時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相區別，通常又堅持自稱共產主義者。
    19世紀60年代以后的20年，隨著德國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建立了社會民主工黨，歐美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一批工人階級政黨。由于當時歐美國家一般還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只能是組織工人階級和其他革命階級推翻封建專制、爭取民主權利、進而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由于這個原因，這時成立的工人階級政黨使用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名稱，一般定名為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社會黨。因此，這個名稱就帶來了不少相關的麻煩和混亂，工人階級隊伍中出現了接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勢力，并成為政治氣候。眾所周知，馬克思曾經為了糾正德國1875年合并時出現的《哥達綱領》，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幫助工人階級政黨劃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政黨主張的界限，寫下了《哥達綱領批判》這部著作，與那種極力回避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影響進行了原則性的斗爭。但是，鑒于當時廣大工人群眾維護工人運動統一的愿望，和一般工人群眾對《哥達綱領》竟然能夠作正面理解，“做出了共產主義的解釋”，馬克思、恩格斯決定做出讓步，暫時不發表《哥達綱領批判》。可見，容忍是有條件的。
    對于工人階級政黨取名為“社會民主工黨”這件事，馬克思、恩格斯也是有原則性保留的。他們認為，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來表述共產黨的主張是“絕對不行的”；用社會民主主義來取黨的名稱，也是“不確切的”。因此他們特別強調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而不稱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恩格斯1894年1月在《“‘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序》中指出：“讀者將會看到，在所有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這篇文章里，我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黨在發展，當時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詞里還包含著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才在嚴正聲明和堅決批判的同時容忍了這個名稱，但他們自己卻嚴格拒絕自稱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
    加入第二國際的各國工人階級的黨，后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是在注意黨的建設群眾性的同時，忽視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大批小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涌進黨內；二是出現了以“蘇黎世三人團”、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階級斗爭學說，否定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修正主義幾乎在大部分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中都占了上風，于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成了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代名詞。對此，恩格斯是不能容忍的。他指出：讓那些“冒牌貨”“留在自己的隊伍中，我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說黨簡直是受到了閹割，再沒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恩格斯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落入機會主義領導人的手中，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說明他們追求真正獨立行動的共產黨的原則和努力是始終的。
    二、列寧主張：拋棄社會民主黨的稱號，恢復共產黨的稱號
    列寧投身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在第二國際的后期。這個時期，參加第二國際的27個黨，其中有24個黨都背叛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轉到了帝國主義立場，與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合作，使過去在同一個無產階級國際組織中共事的同伴成為交戰的仇敵。這使第二國際的各個黨不可能再坐到一起開會了。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黨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黨，導致第二國際的破產。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組織向改良主義的演變。
    只有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等少數左派的黨堅持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建黨路線。鑒于大多數第二國際的黨背叛無產階級立場，鑒于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破產，列寧主張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拋棄“社會民子黨”這個被玷污的名稱，恢復共產黨的名稱。
    早在1914年11月22日，列寧就提出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拋棄社會民主黨的名稱，恢復共產黨的名稱。他說：“既然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成為多數并建立一個正式的‘國際’（=在國際范圍內為民族沙文主義辯護的聯合會），那么，拋棄被他們地污和敗壞了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稱號而恢復共產黨人這個原先的馬克思主義稱號，不是更好嗎？”列寧的這一號召，鼓舞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左派，擺脫中派和右派的控制，在組織上與他們決裂，為建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新型政黨奠定了基礎。
    1917年4月，在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在指出當時黨面臨的幾項任務時，就提出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更改黨的名稱。”對此，他注明說：“社會民主黨的正式領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會主義，投奔資產階級了（如“護國派”和動搖的考茨基派），所以我們不應再叫‘社會民主黨’，而應改稱共產黨。”“這是列寧第一次把恢復共產黨的名稱正式提上日程。幾天后，列寧寫下了《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在進一步詳細闡發“四月提綱”的過程中，專門列出一個大標題，論證黨的名稱的問題。這個標題是：“我們黨應當用什么名稱，在科學上才是正確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無產階級意識的？”他明確提出：“現在談一談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的名稱問題，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稱自己為共產黨。我們應該重復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以《共產黨宣言》為依據的。”為了充分論證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稱作共產黨而不應該再稱社會民主黨，列寧舉出了四個論據：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馬克思曾經屢次——例如在  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這一點，恩格斯在  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復談過這一點。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逐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我的第一個論據。”
    “第二個論據：我們黨（社會民主黨人）的名稱的后半部，在科學上也是不正確的。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國家的。……與無政府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是必需的，但這種國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那樣的國家。”
    “我的第三個論據是：現實生活，革命，實際上已經在我國創立了這種新‘國家’，雖然它還處在幼弱的萌芽狀態，可是這種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民主這個詞用于共產黨，不僅僅在科學上不正確。這個詞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他們自由、大膽、自動地建設新的東西——工農等等代表蘇維埃，即‘國家’的唯一政權，一切國家‘消亡’的前驅。”
    “我的第四個論據，就是應當考慮到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客觀形勢。現在的形勢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識地容忍了‘社會民主’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用語。因為當時，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歷史把緩慢的組織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我們也應該了解新時代的任務和特點。我們決不要重蹈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覆轍，馬克思在談到這些人時說過：‘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社會民主黨’議員、‘社會民主黨’報紙——要知道影響群眾的正是這種工具——背叛了社會主義，出賣了社會主義，跑到本國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群眾惶恐不安，糊里糊涂，受了這些領袖的欺騙。我們如果仍舊沿用這個同第二國際一樣腐朽了的陳舊名稱，就是鼓勵這種欺騙，助長這種欺騙！”
    列寧關于拋棄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恢復共產黨名稱的論證是充分的。列寧的這種嚴肅認真的論證，說明這一問題事關重大。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于1918年3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更改黨的名稱、確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名稱的決定。在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刻，列寧再一次強調恢復共產黨這個名稱的重要意義。
    列寧說：“關于更改黨的名稱的問題從1917年4月起就在黨內展開了相當詳細的討論，因此，中央委員會一下于就通過了看來不會引起很大爭論、甚至不會引起任何爭論的決議，即中央委員會建議更改我們黨的名稱，把它叫做俄國共產黨，并在括號里附上布爾什維克。”列寧這樣論證的理由有四點：
    第一，社會民主黨名稱中的“民主”是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符合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含義。“‘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這一點在我們的報刊上也已經作過解釋。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概念過時了。我們建立了西歐任何地方都不曾有過的民主類型。”
    第二，只有共產黨這個名稱才能描述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標。“另外，我們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應該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造歸根結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僅限于剝奪工廠、土地和生產資料，不僅僅限于嚴格計算和監督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并且要更進一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因此，共產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唯一正確的。”
    第三，只有稱為共產黨，才能與破產了的第二國際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另外，更改黨的名稱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現在，歐洲各先進國家舊的正式的社會黨，都沒有擺脫使歐洲正式社會主義在這次戰爭中徹底破產的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烏煙瘴氣，因此直到現在，幾乎所有正式的社會黨都是工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真正的障礙，真正的絆腳石。現在各國勞動群眾對我們黨無疑抱有極大的同情，我們黨應該盡量堅決果斷、明白無誤地聲明我們黨同這種舊的正式的社會主義斷絕關系，而更改黨的名稱將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辦法。”
    第四，改稱共產黨是為了恢復《共產黨宣言》的優良傳統。“要知道我們是在恢復舉世皆知的老的優良范例。我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宣言》，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宣言；要修改的并不是下面的內容：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其余各個階級，包括勞動農民在內只有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才能夠成為革命的階級。”
    基于以上理由，“代表大會決定今后把我們黨（俄國布爾什維克社會民主工黨）的名稱改為俄國共產黨，并加上括號注明‘布爾什維克’。”
    至此為止，列寧恢復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為共產黨的理論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在俄共（布爾什維克）的帶動和影響下，歐洲許多國家工人政黨中的革命左派，紛紛與社會民主黨決裂，并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相繼成立了一大批獨立的共產黨，形成國際共運史上第二次建黨高潮。1919年3月，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參加共產國際的成員黨都是各國從原來的社會民主黨分化出來的左派所建立的共產黨。此后，各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都確立了共產黨的性質和名稱。
    1920年，共產國際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即“21條”。其中規定，凡參加共產國際的黨均應改名為共產黨，以與背叛了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劃清界限；必須修改過去留下來的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共產國際是世界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集合體。它的出現標志著：在世界范圍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與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在組織上徹底決裂。就像駱駝難以穿過針孔那樣，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在“21條”面前，都休想混入共產國際。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在這時才得到全面實現。
    三、毛澤東指出：改了共產黨的名稱，就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上，也一度出現過關于黨的名稱是否要改的爭論。毛澤東在這一爭論中堅持認為，不能改變共產黨的名稱，顯示了他的真知灼見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的立場。
    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黨內外出現了要共產黨改變名稱的一些言論。因為當時抗戰還沒有見到最后勝利，與國民黨的合作和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繼續有效。所以，有人在這種形勢面前，產生了不知自己“姓”什么的問題，因此提出了共產黨要不要改名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及其我們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做出了明確的否定回答。
    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指出：“關于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報告中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后，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毛澤東看出了在改變黨的名稱的背后是對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放棄或懷疑。如果改變黨的名稱，就毀壞了黨的形象。即使當時直接目標的表述是民主主義革命，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毛澤東仍然認為要堅持共產黨的名稱，而且強調了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同時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
    毛澤東還看出，與俄國十月革命相繼發生的其他某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先后失敗了，究其原因，關鍵在于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分裂為共產黨和社會黨；無產階級不能集中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說明了無產階級的覺悟還不夠。毛澤東說：“首先在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后來接著有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這些都被打垮了。因為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還是分裂的，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覺悟也不夠。”共產黨的力量不夠強大，社會黨人的背叛和分離，使得上述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歸于失敗。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形成統一的共產黨，是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團結奮斗、覺悟較高的表現，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保證，對此決不能含糊。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所作的大會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事先發給了與會代表。因此，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會上沒有照本宣科地宣讀這個報告，而是受中央委托，作了一個口頭政治報告。毛澤東指出：敵人越是希望我們改名，我們就越是不能改名。他說：“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像左舜生就說過：‘你們的綱領實在好，如果你們不叫共產黨，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個月的反共高潮中，我們有很多東西搞出去了。他們看到之后，非常高興，說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他們喜歡我們改成國民黨，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稱莫過于國民黨了。另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然而它也不過是第三而己。再有還可以叫保守黨。但是，一切問題并不在乎名稱，你叫保守黨也好，什么黨也好，他們還是叫你紅黨。”“不論你名稱怎樣改，它都是紅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們還總是把紅賬掛在你的身上。”“資產階級的代表都那樣講，所以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無論什么人覺得共產黨這個名稱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人民喜歡共產黨這個名稱，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用共產黨這個名稱刺激了資產階級，而是只要你堅持共產黨人的本質不變，資產階級仍然會習慣地把一切“紅賬”掛在我們身上。這時候需要的是旗幟鮮明的堅定性，而不是政治上的軟弱和怯懦。
    在中國革命的環境中，由于沒有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傳統可以利用，反動派不允許共產黨人有合法活動的權利，所以中國革命的道路只能是“以暴抗暴”，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中國的無產階級，由于身受三重壓迫，處境極為嚴酷，所以中國也不可能出現歐洲各國工人運動中社會黨那樣的改良主義派別，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20世紀初出現的江亢虎發起組織的“中國社會黨”，也是曇花一現，一哄而散，沒有什么根基。因此，中國沒有社會黨生長的土壤。自從黨的七大以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乘風破浪，一往無前，取得了全國范圍的勝利，因而再也沒有鼓動共產黨改名的問題了。
    四、前蘇東國家共產黨向社會黨靠攏，帶來災難性后果
    共產黨的名稱是列寧恢復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名稱以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名稱。一般說來，改換這個名稱就意味著黨的變質。歷史教訓表明，只要改掉共產黨的名稱，其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會隨之崩潰。蘇東劇變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顯示了這一規律性的變化。
    由于社會黨人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蘇聯東歐國家的長期熏染，蘇東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出現過蛻化變質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其典型代表就是蘇聯的“赫魯曉夫主義”。這股政治勢力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發揮了改旗易幟的作用。蘇東劇變的過程中，一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宣布改名，改旗易幟，直接導致黨的分裂和執政地位的喪失，接著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
    原蘇聯共產黨在戈爾巴喬夫的控制下，在黨的第2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公開改旗易幟，宣布拋棄共產主義的旗幟，改變共產黨的性質，最后落得一個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社會主義制度崩潰，喪失了原有的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蘇共留下的沉痛教訓，成為人類20世紀最發人深省的事件。
    原匈牙利執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共產黨），1989年10月在黨的十四大上由得勢的“激進改革派”宣布改名為社會黨，改旗易幟，放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和共產主義奮斗目標，立即造成黨的分裂，其社會主義制度隨之崩潰，堅持共產黨傳統的黨員重新召開了黨的十四大。
    原波蘭的執政黨統一工人黨（共產黨），于1990年1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宣布自行解散，改旗易幟，立即分裂為波蘭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聯盟、勞動人民黨，黨的執政地位喪失，其社會主義制度隨之崩潰。
    原民主德國執政黨統一社會黨于1989年12月和1990年2月兩次改名，改旗易幟，公開宣布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造成大批黨員退黨，230萬黨員只剩下30萬人，其社會主義制度隨之崩潰。
    原保加利亞共產黨于1990年1月召開的保共十四大上宣布改變黨的性質為“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黨”，接著于4月正式改名為社會黨，改旗易幟，導致原100萬黨員中52．3萬人退黨，其社會主義制度隨之崩潰，反對改名的黨員重新組成兩個共產黨。
    原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于1989年12月改旗易幟，宣布改變黨的最終目標，導致黨的大分裂，90萬黨員退黨，黨員人數銳減，其社會主義制度從此崩潰。
    黨的名稱的改變以及黨的最終目標的改變，不僅導致黨的分裂和執政地位的喪失，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而且還喪失了與其他黨派合作的條件，在各國處于極為孤立的地位。喪失政權后的東歐各國黨的領導人，無論在當政時如何表現，下臺后仍然被得勢的反對派冠以“濫用職權”、“腐敗”、“嚴重損害國民經濟”等罪名，遭到拘捕、審判、監禁。身患癌癥的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不得不遠離家鄉，漂流四方，到處受到緝捕，偌大一個世界，沒有他存身的地方，真是凄慘之極。即使那些積極追隨超級大國、吃里爬外、帶頭搞垮本國社會主義政權的人們，雖然一時得勢、自鳴得意，有的甚至成為劇變后的國家領導人，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就在美國中情局一手掀起的所謂“顏色革命”中，一個個被打得人仰馬翻，下場極慘。
    共產黨失去政權的味道，不應該只有東歐前領導人體會到，全世界進步人類都應該居安思危，從中得到應有的教益。共產黨改名、改性質，改旗易幟，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是20世紀留給后人的基本政治常識。
    當然，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遇到挫折，不等于共產黨的宗旨和信仰出現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共產黨名稱的人們大有人在。希望之光沒有彌滅。蘇聯東歐劇變的災難性后果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到極大的挫折，同時也使得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進步的人們總結了經驗教訓，有希望把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
    在蘇東劇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原東歐8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改名、裂變，重組、分化為20多個黨。其中，屬于共產黨性質的有12個，屬于社會黨性質的有10個（左翼和中派各5個），公開宣稱與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斷絕關系的右派黨只有3個。這些共產黨性質的黨，普遍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大難之后，在野的共產黨人重新奮斗。
    在蘇東劇變的沖擊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也有改名的，但只占極少數。這些改名的黨，大都是些小黨，人數極少。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改名也導致黨的分裂。其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派別，依然堅持共產黨宗旨和共產主義最終目標，掀起“重建共產主義運動”，重建共產黨。
    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在蘇東劇變的沖擊下，曾經發生過動搖，也曾想過改掉黨名中的“共產”二字，不再懸掛鐮刀錘子標志的黨旗。但蘇聯解體、資產階級反共氣焰的囂張震醒了他們，也從反面教育了他們。他們冷靜下來，與黨內的分裂活動和取消黨的錯誤主張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堅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西班牙共產黨就是這樣。西共十三大擊敗了“取消派”，決定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主義理想，繼續把《國際歌》作為黨歌，把鐮刀和錘子的紅旗作為黨旗。西共總書記宣布：“蘇共的解體不等于西共也必須解體，也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或共產主義的失敗”，在國內外的一切變革中“決不放棄原則”，“因為在原則問題上的退讓，將會損害被壓迫者和勞動者的根本利益。”“法共、比共、挪威共，都在類似的斗爭中取得勝利，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蘇東劇變的沖擊下，真正的共產黨人經受了考驗，認清了黨內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本質和危害，更加堅定地堅持黨的宗旨和共產黨的名稱。
     五、堅持共產黨的旗幟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蘇東劇變的沖擊已經過去近10年之久，在中國突然冒出要共產黨改名的思潮，這是耐人尋味的一個問題。其實，仔細聽聽那些主張共產黨改名的人的說教，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改變共產黨的名稱的要害，是改變黨的性質和追求。有人這樣推論：“既然共產主義目標是遙遠的，既然在2700年的征程里都要搞社會主義，那么，把共產黨改名為社會主義黨，簡稱社會黨，不就更加合情合理了嗎？”“社會主義黨”就是“社會黨”嗎？這種玩弄偷換概念的手法，只能表達自己政治上的淺薄和無知。鄧小平講的“幾代、十幾代、幾十代”就一定要理解為長達2700年的90代人嗎？共產主義的目標雖然遙遠，但并不渺茫，也絕對不可能需要2700年。今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雖然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但并不說明我們今天不能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真正的共產黨人，真正了解歷史發展大趨勢的人，就一定會像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號召的：在今天的運動中代表著運動的未來。
    今天的社會主義階段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未來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必要準備。胡錦濤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本質上具有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無可比擬的先進性。這種先進性，集中體現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為指導，堅持把實現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堅定信念和遠大理想，堅持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本質要求，堅持把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堅持把最廣大人民作為根本力量源泉等主要方面。”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決定號召黨員干部：“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全黨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中之重，……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這就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那種企圖改變黨的名稱、妄圖改旗易幟思潮的正面回答。
    在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是清醒的。誰都知道，蘇聯東歐的劇變是前車之鑒，不能忘懷。一旦取消了共產黨的名稱，取消了對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就存在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的前途命運就要遭遇到史無前例的曲折，中國的社會就要遭受歷史性的災難。因此，妄圖改掉共產黨這個名稱的思潮，就是企圖制造這樣一場大災難的思潮，這是一切共產黨人和進步的人們絕對不能允許的。
    （《環球視野》2010年6月12日第296期，摘自2010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