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大革命的故鄉看中國的政治改革”
宋魯鄭
大家下午好，很榮幸在著名的“烏有之鄉”能夠有這樣一個寶貴的交流機會，感謝郭松民老師，也感謝“烏有之鄉”。
接到郭老師的邀請之后，我曾非常猶豫。大家記得電視劇《蝸居》中宋思明有一句話：一個人不要做自已不擅長的事。而我最不擅長的事就是演講。再一個，我在法國學的是商科，不是政治學，擔心貽笑大方。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在今日的中國缺乏對言論的社會寬容。如果你肯定中國巨大的成功和進步，批評西方暴露出來的問題，你就會被批是五毛黨。如果你批評中國，肯定西方，則會被認為是五美分黨。這樣只剩下風花雪月是最安全的。所以今天，我們可以隨時討論、爭論，但盡量做到對不同看法的寬容，胡適不是說過一句話嗎：寬容比自由還更重要。
不過，最終今天還是勇于自暴己短和大家見面了。不僅僅是要以此表示對 郭松民 老師和“烏有之鄉”的感謝，更重要的是和各位朋友分享各自的看法以及我在海外的點滴感受。
“烏有之鄉”即使在海外，也是相當有名----但卻是被污名。比如極端、不包容。而我今天被邀請，就是某種程度對這種污名化的反駁。看過我文章的朋友，應該知道，我和“烏有之鄉”的立場有異有同，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完全相反。而“烏有之鄉”仍然把我這個“異議”人士請來交流，這是怎樣的雅量呢？
好，言歸正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西式民主能夠化解中國的困局嗎？》----從法國大革命的故鄉看中國的政治改革。
我首先解釋一點，為什么稱“西式民主”。以我在法國的體驗，民主確實不分東西，因為只有西式民主，沒有東式民主。民主被西方視為自己對人類文明的一大發明和貢獻，它怎么可能與其它文明共享呢？在巴黎有一次談到中國模式。我提出“中國模式究竟是第三路道路還是另一種民主”。結果聽到的是一片含蓄的嘲笑：中國？民主？呵呵。我很明白其話外音：民主是我們發明的專利，中國怎么可能有另一種民主？
而且在西方，民主更有文化化的趨勢。有一次爭論腐敗問題，我講了這樣一句話：為什么俄羅斯作為民主國家，腐敗如此嚴重？不料立即聽到一片笑聲和質疑聲：俄羅斯怎么是民主國家？后來我才明白，雖然政治制度上俄羅斯已經全盤移植了西方民主，但從文化的角度，法國百姓仍然不把它劃歸到民主國家行列。
這有點像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就是制度與文化的結合，是中國文明的象征。一提到儒家文明，大家自然想到的必然是中國，而不會認為東方儒家，西方儒家.
這里，我再明確一下，今天所談的民主是指西方公認的“多黨、普選、三權分立”式的民主。當然三權分立還有爭論，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是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一。如英國、德國、日本等。
我這次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有如下六個部分：第一，我為什么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自由主義的批判者。第二，法國的民主轉型過程及今日困境。第三、西方民主整體面臨的挑戰。第四，如何看待中國？進步、問題與解決之道。第五，影響中國模式未來的三個可能。第六、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點看法。
我是2000年去的法國。在這之前，我一直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果1989年之前我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哪么之后，我就堅定的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換句話說：文革時，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現在就是“民主一抓就靈”。然而，當真正進入現實中的民主社會時，我卻成為一個民主的堅定反對者。而且解決了自己一個長期以來的困惑：為什么鄧小平、周恩來這些深深影響到中國命運的偉人來到法國后，卻選擇了紅色革命。原因其實很簡單，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下面會詳細的論述這個原因。
由于1789年大革命的緣故，法國被稱為大革命的故鄉。而且其影響遠遠超過之前的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但是從1789年到今天，法國經歷了五個共和、兩個帝制、一次復辟、兩次君主立憲，還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發生一次大的制度變革。而每一次變革都是暴力：戰爭、革命、政變、起義。我這里重點講一下第四共和。第四共和是二戰勝利后建立的，結果僅僅十四年，就走向崩潰：政府完全靠借債（外債、內債）和銀行透支維持。政治上則由于阿爾及利亞危機，發生了傘兵軍事政變，后來漫延到科西嘉島，中央政府派去鎮壓的治安警察倒戈。這個時候，總統科蒂向議會發表諮文，指出內戰正在迫近，呼吁軍事強人戴高樂將軍組閣。最后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終化解危機。
從這個過程中看，法國的民主化之路有三個特點：一是 從 君主專制到民主制度的轉型，是極其動蕩，代價極高的，各種形式的暴力成為唯一的演變工具。二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法國幾個高峰期都是在高度集權時期。如拿破侖時代，第二帝國時期（就是這個時期法國才完全工業革命）、戴高樂時期。三是多數推進都是依靠強人，而不是制度。是強人改變制度，而不是制度產生強人。
回顧法國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轉型模式的代價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仍然把民主作為唯一的目的地，這就是絕路一條。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其實看看今天的泰國就明白了。我去年在臺灣觀選，一位學者講：臺灣民主是一個奇跡。因為從威權向民主制度演變沒有發生流血和暴力。我當即發言：什么是奇跡？奇跡就是概率極小的事情。由此看來，大陸如果進行民主化嘗試，必然難以避免暴力與流血。可是以大陸的規模，將是什么后果呢？
法國建立第五共和國后，出現了穩定和經濟增長，但到今天，又陷入困境：一是經濟增長乏力，今年第一季度僅增長0.2%。中國接近12%。二是財政赤字、公共債務龐大，都超過歐盟規定的3%、60%標準（中國則是遠遠低于這個標準），而且仍然迅速增長。2007年法國總理費永就宣布財政破產。三是改革無法推進，陷于僵局。
原因在我看來，還是它實行的這一套民主制度。由于普選，百姓可以用選票或者罷工等街頭政治綁架國家。政治人物推出的改革方案往往胎死腹中。甚至都出生了，也照樣夭折。德維爾潘政府推出的CPE法案就是一例。這個為了擴大青年人就業推出的微調方案，被國會批準，希拉克總統也簽署成為法案，但最終在此起彼伏的街頭抗議中宣布廢除。過去我們看到的都是公權對私權，民權的侵害，但在法國卻是私權，民權對公權的侵害。
另外就是法國公民社會的惡質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法國公民社會已經黑手黨化：只要利益，不要責任。2005年法國公投歐盟憲法，盡管這是法國人主導起草的一部憲法，對法國的利益進行了很大的照顧，而且朝野兩黨都罕見地意見統一，聯手呼吁百姓投票支持，卻最終被否決。實際上大多數百姓都沒有看過這部歐盟憲法，只所以投票反對，是因為對政府不滿。在法國人人都知道財政赤字主要來自醫療保險和退休養老制度，但卻不接受任何改革。當然這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被稱為“美國的心跳”的通用公司，面對經濟危機，既不能削減福利，也不能縮短工時，減少工資，以共度難關。最后只能選擇共同毀滅式的破產之路。
總之，現行的民主制度在法國已經成了制約這個國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且到現在也都看不出任何解決的希望。如果回顧法國這兩百年的歷史，恐怕會不會還是要靠暴力、革命、政變、戰爭、起義當中的某種形式進行解決呢？
談完了法國，就是第三部分，民主在整個西方遇到的挑戰。任何制度問題，一般會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自2007年開始，整個西方經歷了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直到今天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至于主權債務危機之后是什么，現在誰也不知道。就如同次貸危機發生時，我們沒有想到后面還會有金融危機。
危機發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共識：資本的貪婪和政府的監管不力。然而真的是政府不知情嗎？非也，非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做證時承認早就發現了次貸問題，但他振振有詞的質問：我能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嗎？大家知道，美國的兩房破產危機是次貸危機升級的轉折點。而對兩房，二十年前就有學者發現問題并呼吁解決。這就是現年六十多歲的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在他的力推下還將監管方案提交國會聽證。但由于兩大巨頭百般阻撓，在聽證會上甚至不讓他們說話，最后雖然允許成立了一個監管機構，但權限甚小，根本約束不了貸款巨頭。直至2007年9月，斯坦頓教授還發表論文呼吁警醒“兩房”的問題。這一次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就是由于政府刻意隱瞞，最后紙里抱不住火，才由新上臺的政黨公布了真相。我們是不是要打一個問號：為什么號稱民主的西方這樣對待選民的知情權呢？
從政治學的角度講，社會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階層。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統治者要征得被統治者的同意和選擇，并以被統治者同意的方式進行治理。而問題就出在建立在這一套理論之上的制度模式。
美國政府是通過選民選舉產生的。因此必須時時回應民意。比如對福利的永無止境的追求。這可稱依賴民意治國。問題在于，民意并不總是正確的，還經常處于變動之中，甚至前后矛盾。當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數美國民眾支持。但幾年之后，美國深陷泥潭，民眾又轉而反對。其實，像伊戰這樣復雜的地緣政治事件，民眾怎能有足夠的專業知識進行判斷？而且如此依賴民意治國，政治精英的責任何在？豈不把自己等同于大眾？別忘了，老百姓選你是因為認為你能力出眾，可以領導一個國家。這應該是政治人物占有權力的自私，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這又和選票決定選舉結果的制度密切相關。其實這樣的事情是民主國家的通例，絕非美國個案。印度人口增長失控，但無政黨敢提出計劃生育政策，否則就會被選民拋棄，也就只能任問題存在并愈演愈烈。
然而，決定美國政府的不僅僅是民意，背后還有更重要的財團，實際上，代表資本的財團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這可從候選人的選擇到最后的競選整個民主運作的過程得到驗證。全球民主國家，候選人的產生大都是政黨提名。這一過程，民眾根本無法參與。從美國的政治實踐看，候選人都產生于即得的利益集團中。要么是州長（如小布什），要么是議員（如奧巴馬），要么是屢立戰功的軍事強人（艾森豪威爾）。誰出線，都是政黨內部博弈、討價還價的結果。候選人產生之后，才交由民眾進行投票。而這個過程，誰擁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媒體、更多的廣告，誰就會贏得大選。而有能力承擔這個天文數字般選舉費用的，只有財團。民眾表面上是自己獨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實際上卻早就被財團以金錢操縱了。而且除了政黨推出的人選外，民眾根本別無選擇。所以西方民主一語以蔽之：選民被動地從有錢人篩選出的幾個候選人中行使神圣的普選權。
于是選民一切為了福利，財團一切為了利潤，政治人物一切為了選票，這“三個一切”就在民主的旗幟下統一起來。所以也才“銀行不能破產，百姓不能沒有住房”，直到紙里再也包不住火，成為全面危機。如果說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只是經濟危機的話，這一次，就是西方面臨的政治制度危機了。
從西方整體來看，大都跳不脫這個制度陷阱。這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希臘百姓強烈反對歐盟附加條件的援助方案，全國一半勞動人口罷工，并引發騷亂、警民對抗等暴力事件，一家銀行被焚，8人死亡。此前破產的冰島，盡管國會通過議案歸還欠款，但總統拒絕簽署，甚至舉行公投時，也被百姓一舉否決。
從國家層面看，西方各國無不負債累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被認為正在步希臘的后塵。歐盟的發動機法國和德國也一樣負債累累。仍然勉強維持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公債占GDP的比重以超過200%。而西方目前解決的辦法是借債還債。歐盟在美國的支持下（G7先達成共識），推出了高達7500億歐元相當于1萬億美元的救助機制。4400億歐元由歐元區國家以政府間協議的形式提供,600億歐元將由歐盟委員會從金融市場上籌集，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提供2500億歐元。然而對于歐盟這種“把整個老本都押上”的做法（英國《每日電訊報》），也引起了強烈的質疑：以債還債能解決問題嗎？
有許多人認為民主化可以制約政府開支，建立小政府，大社會。但看看無不負債累累的西方各國政府，真不知該做何感想？
西方談完了，我們再看中國。首先就是從什么角度和立場來看的問題。我比較贊同目前在海外的兩位學者的看法。一位是文學理論家劉再復。他認為今日中國是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另一位是哲學家李澤厚。他認為看中國一定要看宏觀，如果看微觀，哪就永遠只是問題。我結合自己在法國的體驗，再補充一條：中國正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階段，因此不能用西方已經發展完善了幾百年的標準來衡量和理解中國。
具體我講三點。一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傳統。二是中國的成就。三是中國的問題。
西方出于自己的意識形態，將中國視為一黨專政國家。其實，政黨、一黨、多黨都是西方的話語體系，并不適合中國。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就認為“中 國的 君主制度不是獨裁。集權不等于獨裁”。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在其專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樣的觀點：從先秦到清兩千年，我們對以往的傳統政治，至少不能很簡單地說它是專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國獨特的“天命觀”和“家國一體”。在中國沒有“君權神授”一說，更沒有法國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絕對皇權。在中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治理國家，如果失職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實踐上，中國設有諫議制度，所有官員都可以對皇帝提出建議和異議。出了問題皇帝要承擔責任，下“罪已詔”。“這種不稱職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識，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不妨看作是中國的民主觀。“家國一體”則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還有國母一詞、一職），與百姓一家。皇帝有責任和義務為百姓謀福利，從百姓的角度講，也有孝順的義務。這和西方利益博弈、權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說，中國沒有階級，沒有貴族，政權是代表整個國家。這就是中國傳承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面對這種制度，也難怪伏爾泰如此感嘆：“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
其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這個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的影響仍然無所不在。更不用說執政黨的基礎就是來自工農。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以人為本”，不妨看作這個政治傳統在新時代的延續和表現。
最后關于權力的合法性，東西方也相當不同。中國并不重視權力是如何產生的，衡量的標準是執政的有效性。象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朱棣以及東漢末年的王莽。這三個人的權力來源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創造了中國盛世，所以得到歷史認可和景仰。而王莽則由于新政失敗，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在二十世紀下半頁的崛起被視為當代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農業社會，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信息社會。中國也終于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講，正是由于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中國也終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環的發展演變模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崛起的原因，我們可以歸功于對內市場導向的改革和對外的全面開放，同時抓住全球產業大轉移和全球化的歷史性機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在符合國情基礎之上進行的不斷演變和調整，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性實用主義的再現。這應該是北京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國雖然重新成為世界性的大國，但不容否認卻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為復雜、內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設最為欠缺的大國。整體上仍然屬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搭車者而非提供者。這都是中國進一步崛起的挑戰和目標。
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是：貧富差距、腐敗、環境污染、社會的公平正義缺乏。
貧富差距我是這樣看的。第一，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世界公認的警戒線0.40。但放到全球看，超過警戒線的并不只是中國，也包括最發達的美國。中國香港甚至達到0.5。第二，中國的基尼系數分別在城市和農村并不高，但城鄉綜合就高了。第三中國全局性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城鄉和東西部。但人類歷史的經驗證明，消除城鄉差別唯一的辦法是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三十年來是全球的兩倍，農村人口迅速減少。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貧富差距在縮小，因為農村人口在減少。再過二十年，當農村人口降到20到10%之時，中國整體上懸殊過大的貧富差距就可降到社會可接受的程度。至于東西部差距，則由于地理環境等因素，如果不實行非常規政策，很難解決。比如美國允許拉斯維加斯開賭場。第四，中國對貧富差距的敏感度要超過其它文化的國家。這和中國傳統的均貧富觀念有關。因此，對貧富差距這一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不能僅僅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數。
關于腐敗，我的看法如下：首先，中國處于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于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于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于腐敗。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后，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后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并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于其它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敗過于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占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哪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在這里，我講一下從法國的角度看，為什么財產申報制現在仍然無法建立。官員財產申報是全球公認的、有效的反腐敗手段。但建立后要使其真正發揮效應，它是有著相當高的前提條件的。必須做到有健全的銀行支付、監管體系。在法國，任何受薪人員的工資都由所在單位直接轉到各受薪人在銀行所開的賬戶。每個受薪人在銀行開戶是強制性的，而且人人自動擁有信用卡和支票本。在法國如果不開戶，幾乎什么都無法辦理。就是日常消費，都有規定超過一定限額，不得使用現金。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就因為當巴黎市長的時候用現金購買了機票，便一直被檢察機關追查。此外，如果有人—--不管是受薪人還是普通的學生，往自己賬戶存現金超過一定數額，銀行必定約見本人，要求說明資金來源。如果有人長期不消費（比如他有其他灰色收入，工資不動），會被銀行舉報到稅務機關。如果無法說清，則面臨經濟處罰或法律的制裁。 如果沒有這一些配套制度，建立了財產申報制度也根本起不了作用。
環境污染從根本上講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在法國讀書時，一位老師講過一個標準：當人均GDP七千美元的時候，是一個國家環境從惡化到改善的轉折點。英國上世紀五十年代污染還相當嚴重，倫敦大霧事件造成數千人死亡。直到七十年代才好轉。
經濟學 家茅于軾 先生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不是貧富差距，不是腐敗，而是缺乏正義，主要是官員不講理。我是這樣理解的。村這一級政府是直選的，應該是講理的。中央政府也是講理的，制訂的政策也都是得到支持的，盡管有時可能會有滯后，如對房地產的控制。出問題的就是中間部分。這似乎更是是吏治和法治的問題。
關于民怨，我2000年來到法國后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過去我以為只有中國才有民怨，到了法國后看到社會如此先進，物質生活條件如此之高（現在不會有這種感覺了，博聯社有一位博友三年前去的法國，感覺法國已象農村），感覺應該是一個和諧社會。結果卻發現也是一個民怨社會。罷工此起彼伏，社會秩序經常被打斷，甚至癱瘓。顯然物質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而且從人性的角度講，幸福不幸福不再于自己有多少錢，而是自己比別人多多少錢。
最后，綜述一下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第一是經濟發展，有了經濟條件，貧富差距包括城鄉、東西部差距、腐敗以及官員申報制、環境保護都有了解決的基礎。第二是社會發展，建立各種形式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第三是政治改革。包括法制的完善、權力的制約。這一點，會在最后一部分講。
至于為什么西方民主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現在大家也應該明白我的想法。第一是它自身都運轉不良，甚至難以為繼。怎么可能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西方的學者也都承認這一點。美國的亨廷頓就指出：伊斯蘭和儒家文化不適合民主。另一位學者科恩在《論民主》一書中，也說道：“過去、將來、現在都有不適合民主的地方”。二是政治文化和傳統不同。西方在歷史上就是神權與皇權兩權相爭，就存在政權多元化的傳統。三是發展階段不可重復。西方民主是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經歷了宗教改革、民族國家的誕生、工業革命、市場經濟、社會改革運動。大體上講，王權被資本的權力制約，工人階級產生以后通過社會抗爭，又再次一定程度馴服了資本，在這個過程又形成了政黨，才出現今天的民主制度。而今天，如果實行民主，如前蘇聯和東歐，都是一步到位式的，這種漸進式民主已不可再復制。
中國模式發展到今天，在令舉世贊嘆的同時，也面臨著很大的爭議。中國模式能夠走多遠，中國未來何在，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西方制度化的俄羅斯？是一個非常令人關注的話題。我個人感覺到是有三種可能性的。
第一，中國模式遇到巨大問題無法解決而失敗。這對中國自然是災難性的結果。這個時候，中國就會可能選擇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肯定也是災難。此前的中華民國就是前例了。后來的蘇聯和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解體也是同樣的前車之鑒。
第二，西方的模式繼續受到危機的沖擊，而遲遲無法擺脫。唯一一個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華人社會臺灣進一步內耗、衰敗。最終這種模式在國際社會失去道義性和支持。這個時候，不管中國模式有多大問題，只要不嚴重到西方這個程度，就會得到主流的擁護而繼續下去。今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剛剛公布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亞洲的新加坡、香港都超過長期位居第一的美國。而新加坡和香港有兩個共性：都是華人社會，都不是民主制度。金磚四國中，中國唯一的非西方民主國家，但排名最前，18位，印度、巴西與俄羅斯名次依序為31、38、51。
第三，在二十年之內中國不發生大的問題，并終于成為綜合國力全球第一的國家。這個時候，從國外的角度講，已經無法再否定中國。你第二、第三總不能批評第一不好吧，總不能說第一應該向落后者學習吧。從國內的角度講，無論自己有多大問題，也不會有人再否定這個制度模式。因為我們是全球最不壞的模式。就象現在的美國，經濟危機、巨額國債、社會問題相當突出。但就由于它是全球第一強國，老百姓只是認為是執行政策的人出了問題，而不是制度問題。槍擊案再多，也不會有人上升到制度的層面進行質疑和批判。
我個人的判斷，第三種可能性最大。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的城市化剛剛接近50%，還有相當長的增長空間。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產。第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仍然有相當的空間。中國盡管經濟總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二，基礎設施方面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中國增長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卻遠遠沒有達到西方今天的水準和規模。這就是為什么面對2007年的經濟危機，中國可以迅速實施4萬億元投資，道理就在這里。至少在我看來，投資這駕馬車也還應該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消費的情況頗類似于投資。三十年來，消費不振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而且一直是通過全球化的貿易也就是外需來解決。目前中國的消費比重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亞洲的50%和發達國家的60%至70%。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同樣表明內需的空間極為龐大。2009年在進出口貿易萎縮的情況下，消費竟然增長了15.5%就是明證。中國只要出臺合適的刺激政策（如汽車行業下調稅費，家電下鄉），同時逐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消費將也會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而西方這種消費拉動性經濟到現在也已經沒有多大的提升空間了，相反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說的：美國需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至于進出口貿易，現在就斷言中國的出口黃金時代就宣告結束未免過早。由于中國巨大勞動力以及勤勞國民性，就是考慮到人民幣未來升值的因素，其競爭力也將長期維持。而隨著中國產業升級，高新技術出口的競爭力將會更加明顯。現在的高鐵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額資金、高端技術和龐大規模人力的大型民用飛機，中國一旦技術成熟，其競爭力在世界上也是無人能企及的。當然，中國節儉的國民性（政府和個人都有巨大儲蓄）不僅可以提供龐大的投資資金，更可規避風險。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無需借債，而西方都是停靠發行各種債券。
第二種也有相當的可能性。因為西方除非制度大變，否則難以改善。但西方這種選舉式民主，只能帶來政策的改革，卻不能帶來制度進步和變革。因為任何反體制的人，都被這種游戲規則排除在外了。
最后，我談一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點看法。大的思路是制度創新，而不是制度移植。首先，中國以中共為核心的多黨合作制不會改變。但可能會有更豐富、更開放的內容。比如參政黨的監督作用、議政作用和權力的分享比重會擴大，而且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再比如更多的社會利益群體參與執政。總的來說新加坡式的開放式一黨執政制度很值的借鑒。第二，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行合一制度不會改變，但在運作形式上會有大的調整。比如人大會增加會期，官員的代表減少，人大代表專職化、職業化。包括帶薪、有助手等。現在的人大代表是不領薪水的。有一位農民工代表，平時還要想法設法掙錢，養家糊口，這怎么能考慮國家大事呢？更重要的一點是產生的方式會有調整。現在我們看到的變化是城鄉同票。當然這也和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幾乎相當有關。而且我認為下一步將會是擴大直選的層階和比例。第三，唯一可能會有較大變革的是司法獨立。大家不要誤解，我講的司法獨立不是指獨立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是獨立于地方。即公檢法司的人事權、財政權都由上一級管理，而不是當地政府。這種做法在銀行、稅務都已實行，而且相當成功。
中國模式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究竟如何理解，不妨以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話做為一個注解和這次溝通的結束：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匯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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