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飛岸：歷史比較——現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視野

歷史比較：現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視野

張飛岸

摘要：歷史比較的視野對現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歷史比較視野下的現代化研究包含兩層含義：首先，現代化理論本身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研究現代化理論不能忽視其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其次，現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關聯的歷史進程，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對后發國家按照與其相同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構成了制約因素。現代化發展史不僅不是如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言，是后發國家模仿先發國家的階段性發展的歷史，恰恰相反，現代化發展史是后發國家逐漸與先發國家模式相偏離的歷史。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現代化進程就越需要在更強的組織手段下完成。

關鍵詞：歷史比較   現代化   國家    意識形態

自二戰后，第三世界國家開始獨立的發展進程以來，現代化問題一直是各國理論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與這種對現代化理論的密切關注度不相適應的是，在現代化理論指導下的各國現代化實踐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現代化理論本身存在的誤區。這些誤區主要包括以下兩點：1、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強調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前提和目的是要實現向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轉型。2、強調發展的社會中心主義路徑，把國家看做發展的障礙，在發展路徑選擇上主張自由放任主義。

然而，研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史我們發現，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治轉型與經濟轉型并不是同步的過程，并且，幾乎所有成功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在其趕超階段都曾借助國家力量扶植本國工業并實行過貿易保護政策。針對當代西方現代化理論關于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的研究所呈現出的“罕見的非歷史性的特點”，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張夏準教授指出，這種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產生很大負面影響的政策，“可以說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刻意誤導”[①]。而克服這種誤導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研究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時“不應看他們‘說什么’，而應看他們‘做什么’，因此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要”[②]。

歷史研究的方法論貢獻

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即通過“歷史來研究現代化”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認識現代化理論“誤區”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一種具體的、歸納式的研究方法，其與目前在經濟學界占據主流地位的抽象的、演繹式的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不同的認識論功效。楊光斌教授在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民主的社會主義之維——兼評資產階級與民主政治的神話》中曾經對存在于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的一些人為締造的基于西方英國和美國經驗的“普世規律”進行過尖銳的批判和透徹的分析。他指出，“在我們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充斥著不少神話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來的“常識”，它們被不加辨別地接受，被視為理所當然，漸漸地被內化為“定理”、“規律”和思維方式，以至于人們對“常識”不再辨別，用“常識”去思考，用“常識”去講故事、說歷史、評現實，而這種神話般的“常識”卻可能是偽知識、假規律”。[③]他分析這些“假規律”支配社會科學主流研究的原因是由于人們忽視對社會科學概念產生情境的追問。“社會科學就是使我們如何知道的知識體系，而社會科學深受觀念的影響，觀念又來自經驗傳統。要想更好地認識世界，就需要在比較制度變遷的基礎上，對概念進行追根溯源式地辨析。[④]對于進行現代化研究的學者而言，克服概念情境障礙是決定其研究有效性與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克服概念情境障礙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莫過于歷史比較的分析方法。

存在于現代化研究中的理論神話很多，一些神話是自由主義大師締造的，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神話；一些神話是社會主義大師締造的，如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這些神話之所以能長期流傳一方面是由于人們習慣于對大師頂禮膜拜，并在延續大師思想的過程中維護自身基于學術范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就在于意識形態對其信奉者而言具有特定的思想封閉作用，習慣于一種意識形態思維方式的人，很難接受來自相反意識形態的正確意見。意識形態有價值偏好方面的，如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如西方特有的基于對人的普遍理性的信任而延伸出的普世主義的研究方法。對此，提出了具有廣泛影響的“落后的優勢”理論的著名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曾經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渴望：試圖發現一種在所有的時間和條件下都有效的普遍方法和普遍規律。然而，這些態度必須被放棄。它們過高估計了經濟現實和科學工具特性的簡單化程度。當經濟史學家組織和解釋他的材料時，他所能希望的只是發現有限的統一性模式，這些模式雖然也許對于某些地方和某些時期具有解釋的價值，但是卻可能完全不適合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時期。”[⑤]

格申克龍對現代化研究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其提出了“落后的優勢”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其提供并反復強調了一種不同于古典經濟學抽象演繹的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格申克龍正是通過對歐洲經濟史的比較研究克服了在當時經濟學界普遍存在的認為人類社會具有統一不變的工業發展模式的錯誤觀點，并且認為，普遍流行的現代化理論，無論是羅斯托的“成長階段論”還是馬克思的“社會進化論”都只是“一些學者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為原型所做出的一般理論概括，并不具有普遍意義。” [⑥]

為了突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格申克龍在其代表作《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話就明確指出，“本書是采用歷史的方法考察當前的問題” [⑦]通過對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關于歐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可利用的歷史資料加以綜合考察研究，格申克龍批判了馬克思的社會進化理論并提出了自己的“落后的優勢”理論。“我們關于落后國家工業化的大量思想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了馬克思的宏大理論概括的支配。根據這種概括，較為落后國家的發展道路將要遵循先進的、或已經實現工業化國家的歷史蹤跡。‘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欠發達的國家展示了后者未來的圖景。’（資本論序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理論概括的有效性基本上不容置疑。我們顯然可以富有意義地說，德國在上世紀后半葉遵循了英格蘭在較早時期走過的道路。但是，人們也須注意提防過于絕對地接受這一理論概括。因為它所包含的部分真實性可能會遮蔽現實存在的另外部分，也就是說，恰恰因為其落后，落后國家的發展可能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顯示出與先進國家根本不同的傾向。”[⑧]“在許多重要的歷史實例中，當一個落后國家最終發起工業化時，其工業化進程與更先進的國家相比將顯示出相當大的不同。這不僅體現在發展的速度上，而且還體現在從這些進程中產生的工藝的生產結構與組織結構方面。不僅如此，在工業發展的速度與特征方面的這些差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采用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結果，而這些手段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則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類似的存在。此外，工業化進程所處的文化氛圍，即它的‘精神’或‘意識形態’，在先進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也有顯著的不同。最后，這些落后的屬性在各個實例中顯現的程度，看起來是與當事國的落后程度以及其天然的工業潛力直接相關聯的。”[⑨]

可以說，格申克龍的學術成就得益于其強調的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但這種研究方法并不是他的首創。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產生于17、18世紀的歐洲學術思潮，其是在反思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自然法傳統的過程中形成的，并于19世紀，在德國形成了一個對學術研究方法產生深遠影響的歷史學派。

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格奧爾格·伊格爾斯曾對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觀進行過深入研究，盡管出于個人經歷和價值立場的影響，其對德國歷史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批判目的。但我們認為，德國歷史觀的形成與德國在當時世界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有著緊密的聯系，作為一種基于民族主義立場的研究方法，它對于后發國家研究被英美社會科學遮蔽的歷史和探尋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最大的價值就在于挑戰了啟蒙運動有關人類普遍理性的信仰，而這種普遍理性的信仰，正是社會科學專注于普世規律研究的源泉。針對這種普世規律的非歷史性和偽科學性，德國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在自然現象和歷史現象間存在著根本差異，由此在社會和文化科學中需要有一種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界中的現象本身是沒有生命的，缺乏有意識的目的；然而，歷史則是有生命有意識的人的活動，具有目的性，獨特性和不可重復性。人類的世界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人類特性，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原則。因此，變動的歷史是理解人類事物的惟一指南。由于歷史個體具有獨特性和多樣性的特點，歷史學家必須拋開抽象的概念和普遍的理性原則，直觀地面對具體的鮮活的歷史個體，通過理解歷史個體的獨特個性來獲取關于人類世界的客觀知識。[⑩]

德國歷史主義在經濟學界的表現就是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是19世紀40年代以后在德國經濟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學派，它一方面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一方面反對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德國歷史學派對后世影響最深的就是它的歷史比較的研究方法，其最獨特之處在于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一國經濟的發展，強調每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之路都是基于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因而根本不存在英國古典經濟學所說的關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共同規律。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希爾德布蘭德認為，“經濟科學并非從復雜的經濟現象中探求不變的相同的規律，經濟關系是依地點和時間的差異而相區別的，所以經濟科學僅僅是研究某一國經濟的‘國民科學’。”[11]正因為德國歷史學派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某一國的經濟發展，只承認具體國家的具體發展特點，因此，他們強調要摒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抽象的研究方法，而主張歷史的研究方法。歷史的方法“對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絕對不輕易地一律予以頌揚或一律予以否定。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于指出：為何以及如何逐漸發生‘從合理的變為不合理的’、‘從幸福的變為有害的’”。[12]

德國歷史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認為，在落后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必須的，在他看來，當時的英國政客和經濟學家們對于自由貿易的鼓吹是出于民族主義的目的，盡管這種鼓吹是以一種“世界性學說”的形式出現的。他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指出，“英國憑以達到今天強大地位的國家政策的準則是些什么。這些準則大致說明如次：一貫鼓勵生產力的輸入，商品輸入考慮在后，而這一點考慮在先。小心謹慎地撫育并保護生產力的發展。輸入的只限于原料和農產品，輸出的只限于工業品。把生產力的剩余部分，盡量用于殖民地的開拓與未開化國家的征服方面。這些準則都是過去英國的大臣和議會發言人所直認不諱的。1721年，喬治一世的大臣們當禁止印度工業品輸入的時候，曾公開宣稱，情況很明顯，只有輸入原料、輸出工業品，才能使國家富強。甚至到了查坦勛爵和諾思勛爵的時候，他們還毫不遲疑地在議會公開聲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馬蹄釘也不應當允許制造。到了亞當•斯密的時候，除了我們在上面所舉的一些準則以外，又初次添上了一條新的準則，這就是把英國的實際政策隱蔽在亞當•斯密所發現的世界主義的措辭與論據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國仿效這個政策。這本來是一個極尋常的巧妙手法，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學說的秘密就在這里。”[13]“任何一個通過使用保護性關稅和航海限制等措施，把它的制造業和航海業提到一個別國無法與其自由競爭的地位的國家，所能采取的最聰明的措施莫過于扔掉通向成功的梯子，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急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14]

德國歷史學派產生后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對美國經濟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世紀期間，美國不僅是最強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堡壘，而且也是抱有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學士聚集地。當時美國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這個新的國家需要新的經濟學，一種建立在不同政治體制和經濟條件下的新經濟學，而不是流行于英國的那個經濟學”。[15]亨利·凱里是美國19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學家，是林肯早期的顧問，他將他的經濟政策綱領命名為“美國體系”，以區別與他反對的“英國體系”，他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將美國置于初級產品出口國的帝國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16]進入19世紀的最后25年，美國大部分本土經濟學家都是貿易保護論的積極倡導者，當時美國的一位國會議員曾經認為“正如英國的工業品一樣，英國的貿易理論是為了出口，而不是用作本國消費的”。[17]

進入20世紀后，德國歷史學派倡導的通過歷史比較和歸納來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對世界各國學者持續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在韋伯、波蘭尼、熊彼特、法國年鑒學派、世界體系學派、依附學派和發展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劉易斯、羅斯托、庫茲列茨包括格申克龍的著作中找到明顯的痕跡。即使是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家阿爾佛雷德·馬歇爾也不得不承認“德國歷史學派比任何事物都開拓我們的觀念，增加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并幫助我們理解完美世界政府的計劃。”[18] 

    然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德國歷史學派在經濟學說史上的重要作用突然被掩蓋起來，而在現在的美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中，那些倡導貿易保護的經濟學家也不被提及了。[19]究竟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基于人們認為歷史的研究方法對經濟學不再有作用，還是像張夏準教授所言，這是一種發達國家刻意而為的“踢掉梯子”的行為呢？

失去歷史視野的當代現代化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則在于其現代化方案是在新自由主義的規范策略下實施的。盡管并沒有學者把新自由主義理論看作一種現代化理論，但事實上，由于其特有的實踐性——即為發展中國家設計了一套規范性的轉型方案，新自由主義理論可以看作是一種指導發展中國家轉型的新的現代化理論。

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衰落和新古典主義的復興，當代關于經濟發展政策的研究開始呈現出非歷史性的特點，古典經濟學抽象的、演繹的研究方法在經濟發展研究中再次占據壟斷性的地位。與此同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學科徹底的衰落了。充斥經濟學研究的是大量的公式、圖表和數據模型，似乎經濟學是一門只有與政治、社會完全脫離才具有普遍價值的純工具學科。然而，這種經濟學去政治化化的過程卻是精心預謀的，只有把形容詞政治去掉以后，經濟學家才可以論證說，經濟行為反映的是一種個體主義心理學，而不是以社會的形式建構起來的各種制度；據此又可以進一步斷定自由放任原則是符合自然的。[20]經濟學的普遍化假設使經濟學研究直接地面對現時，結果，經濟史在經濟學課程表中常常只占據微不足道的地位，經濟學遮蔽了經濟史，也就遮蔽了發達國家發展的真實路徑，從而可以使強調市場自發運行的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暢通無阻的推行。

對于政治經濟學衰落的過程，汪暉在其為《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一書所寫的導言中曾進行過細致的分析，“現代經濟學家以一種方法論的差異來表述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系與區別，他們嘲笑政治經濟學缺乏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手段。與政治經濟學家相比，現代經濟學家的工作范圍要狹隘得多，它首先關注的是專業性的、學科性的領域，以計算或統計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結果。因此，經濟學常常被視為社會科學中的‘數學’。對于經濟活動得以發生的其他環境條件的研究，如政治、社會、文化等制度、習俗和情境，通常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或人類學家來承擔。經濟學與上述各種社會科學一樣，都是在作為一種普遍的知識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瓦解的過程中誕生的。”[21]盡管政治經濟學被看做經濟學的起源，但它并不是經濟學，而是一種總體的社會科學及研究方法。政治經濟學不相信存在離開政治體系的經濟過程，也不相信離開總體的方法能進行單獨的經濟或政治過程研究，用安古斯· 沃爾克爾（Angus Walker）的話說，政治經濟學不是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它就是社會科學本身。[22]

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過程與政治和社會制度的關系，它認為經濟過程是內在于制度的過程，它所展現的不是學科的而是歷史的視野。政治經濟學的衰落從本質上就意味著經濟學歷史視野的消失。而遮蔽了歷史視野的經濟學為我們締造的就是一個波蘭尼所謂的經濟“脫嵌”于社會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中制造了無盡的災難。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范式，作為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對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這種復興得以實現的基礎就是在方法論上重新回歸一種非歷史的、強調人的理性的演繹推理。新自由主義從本質而言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反動，新自由主義認為，凱恩斯主義的錯誤在于違反了西方經濟學關于合乎理性的人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據該假定，人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動，問題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預，轉型的關鍵是“讓價格就位”，以及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在這種理性預期的假定基礎之上，新自由主義沒有給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活動留有余地，認為政府可以徹底地退出對經濟的干預。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的所有策略——包括產權私有化、價格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制定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對歷史和經驗的分析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基于理性經濟人的概念假設之上的，在這種假設之上，其論證人類社會應該從屬于自發調節的市場。這種非歷史的視野使其忽視了人類社會本質上不是一個純市場的社會，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純市場的社會。正如波蘭尼所言：“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毀滅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23]

事實上，二戰后凱恩斯國家管制主義的興盛正是建立在人類社會經歷過“大蕭條”和“二戰”后的一片荒野之上的。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是一種宏觀經濟理論，其實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進行調節，以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現象，這種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發調節的市場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的。為了克服由此而產生的危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針對的是供給過剩的生產要素，其作用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吸收過剩生產要素，從而促進經濟回升。因此，只要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存在于西方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就有效用。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而是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一方面，由于初級產品不足和資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產要素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固定資本存量則供給過剩。在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條件下，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滯脹”問題，反而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面對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發達國家亟須建立一種既能降低通貨膨脹又能解決初級產品和能源不足的經濟發展策略。新自由主義者敏銳地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新自由主義認為要解決當時發達國家存在的經濟滯漲問題，一方面需要降低生產成本，刺激投資欲望，另一方面要增加初級產品和能源供給，這兩者的實現都需要進行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要素整合和經濟結構調整。而擴展全球市場的前提，則需要建構一種全球統一的意識形態，即對自由市場的信仰。新自由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一種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自由市場理論主張拆除貿易壁壘，解除金融管制，以方便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新自由主義從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為應對危機產生的，因而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合理性是完全建立在發達國家資本集團的利益之上的，基于這種服務于特殊利益的視野，新自由主義所著眼解決的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危機，而是資本擴張的危機，因而它對危機本身產生原因的分析和針對性的解決方案都是有局限性的，其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的轉型方案更是有誤導性的。

“新自由主義”站在資方的立場認為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凱恩斯主義的高福利、高稅收政策，抑制了資本家的投資欲望，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了生產停滯的危機。作為應對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滯的藥方，“新自由主義”的首要目的就是放棄國家在緩和勞資矛盾中的作用，解除國家對資本的管制，使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得到盡情的發揮，以此來調動資本家的投資欲望，解決生產停滯的問題。然而，20世紀70年代生產停滯的原因不僅僅是高稅收抑制了資本家的投資熱情，更重要的原因是生產過剩導致了產品滯銷，由于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所以資本家便不愿再增加投資擴大生產。“新自由主義”在擴張全球市場的同時，由于沒有解決大眾貧困所帶來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使發達國家內部和全球范圍內的兩極分化空前加劇，所以在其推行后，全球范圍內的生產過剩問題更加嚴重，再加上“新自由主義”解除了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大量的資本便從生產領域流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分離，全球資本市場迅速泡沫化。在資本再分配機制中，越來越多的過剩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貨幣流通領域的投機超過了對物質再生產的投資，利率和有價證券增殖率超過了利潤率，膨脹的貨幣借貸資本超過了萎靡的產業資本，從事證券投機的大股東控制了再生產職能資本經理人，市場活動的短期行為超過了長期行為，所有這一切，到處滋長出撲不滅的泡沫經濟，最終導致了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美國次代危機之所以發展到金融危機的地步，正是政府放松金融監管的結果。據有關統計，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金融資產流量對GDP之比平均為257倍，1980—2007年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418倍；不僅如此，近一、二十年來，即使是非金融公司，其資產總額中金融資產也在迅速增長、所占比重越來越高。20世紀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體經濟資產之比為40%多，到90年代，這一比例已接近90%。^[24]在政府對金融投機放任自流甚至鼓勵的姿態之下，放貸機構明知貸款戶可能無力償還貸款，還是毫不猶豫地把款貸出，反正可以把貸款證券化，賣給投資銀行；投資銀行可以再賣給投資人，反正可以獲取手續費；評估機構可以故意高評，反正可以收評級費；投資人可以放心投資，反正可以衍生為“擔保違約掉期”，再賣給對沖基金。華爾街上演的一幕幕鬧劇充分驗證了馬克思當年對資本主義的評價：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在金融管制解除創造的巨大投機收益面前，整個美國都瘋狂了。在這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不過是為這種瘋狂投機的行為提供學理和道義上的支持。面對自由放任導致的狼狽處境，美國政府在最后關頭不得不提供巨資實行救助，而美國政府的大手筆救市行為徹底宣告了由里根總統一手締造的“新自由主義”神話的破產。

新自由主義神話破產的根源就在于其試圖建構一個脫嵌于社會的純市場經濟。波蘭尼認為，市場只有嵌入在社會之中，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要想創造一個完全自發條件的市場經濟，就必須把人類與自然環境轉變為純粹的商品，而這必然會造成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毀滅” [25]。布羅代爾在其三卷本的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對三種不同的經濟活動進行了區分，即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在他看來，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市場經濟是透明的和近距離的現實世界、是低利潤的區域、是不同市場之間水平聯系的區域，是服務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手段。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則是遠距離的和投機的世界、是投資和資本高速形成的領域、是非同尋常的高利潤區域。資本主義只關心交換價值，其從根本上而言是反市場經濟的，因為市場經濟鼓勵平等交換，而資本主義則制造和利用其壟斷地位，制造不平等的交換，其發展的結果是對市場經濟的毀滅。[26]用布羅代爾的概念解釋新自由主義就是其試圖用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使全人類服從于少數壟斷資本家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者說脫嵌于社會的市場經濟所犯得最大錯誤就是把萬物商品化。波蘭尼認為這種渴望建立商品化社會，并認為其符合人類自身利益的理論之所以產生是源于其研究方法的錯誤。其沒有從長時段的歷史的研究方法出發，而是從短時段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出發。“經濟人”假設建立在亞當·斯密關于原始人傾向于從事牟利性活動這個假設的基礎之上。而這種假設“與不遠的未來而不是與模糊的過去之間更有相關性，這導致經濟史學家傾向于將他們的興趣限制在相對晚近的歷史中，即在交換和交易具有一定規模的時期。無意識中，這導致天平向市場行為的心理學一側傾斜，因為在最近幾個世紀這一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中，每一種事物都可以被當成具有趨向于使那種最終被建立起來的市場體系得以建立的性質，而其他暫時潛伏下來的趨勢則被忽略了。”[27]然而，“近期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突出發現是，原則上，人類的經濟是浸沒在他的社會關系中的。他的行為動機并不在于維護占有物質財物的個人利益；而在于維護他的社會地位、社會權利和社會資產，只有當物質財物能服務于這些目的時，他才會珍視它。”[28]

在對人類社會進行長時段、多維度的分析之后，波蘭尼認為，“經濟人”假設從長時段看，并非人類的秉性，19世紀資本主義也不是中世紀以來市場活動持續擴展的自然結果，全國性市場的出現是國家有計劃的重商主義政策，亦即某些建國策略的副產品。所謂“自律性市場”必須將社會在體制上分割為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安排。[29]從這個意義而言，純市場經濟是人為建構的，而社會反向保護運動則是自發的。“保護性反向運動必須發生，因為一個脫嵌的經濟會導致的災難必須被阻止” [30]脫嵌的經濟之所以不可持續，就在于其試圖把土地、勞動力和貨幣這些不能作為商品的要素商品化。“商品就是那些為了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出來的東西。根據這個定義，土地、勞動力和貨幣都是虛擬商品，因為它們最初生產出來并非用于在市場上出售的。勞動力不過是人類的行為，土地是被細分的自然，而現代社會中貨幣和信用的供給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創造的。現代經濟始于假設這些虛擬商品會像真實商品那樣起作用，但這種手法會產生致命后果。因為這意味著經濟理論的建立基于一個謊言，而這個謊言恰恰使人類社會處于危險之中。”[31]“自發調節市場理論家及其同盟者經常把人類社會推到懸崖邊。但當不受限制的市場所產生的后果變得昭然若揭時，人們會抵制它；他們拒絕像旅鼠那樣前赴后繼地走向懸崖，自蹈死地。相反，他們會通過從市場自發調節的信條中抽身而退來挽救社會并使自然環境免于毀滅。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讓市場脫嵌就好比拉伸一條巨大的橡皮筋。讓市場得到更大程度自制的努力同時也增加了張力的程度。隨著進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崩斷——意味著社會解體——或者經濟回復到更嵌入的狀態。”[32]

新自由主義導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反應，證明了波蘭尼“雙向運動”的觀點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波蘭尼認為“市場社會是由兩種相互對立的運動組成的——力圖擴展市場范圍的自由放任運動，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盡管工人階級運動一直是保護性反向運動的一個關鍵部分，但是，社會所有群體都參與了這項事業。即使是資本家，也會周期性地抵制市場的自發調節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也會努力參與旨在增加穩定性與可預見性的各種保護性運動。例如，當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破壞了銀行體系的時候，商業群體就會主張強化中央銀行，以使國內的信貸供給能夠不受全球市場的壓力。”[33]他的這些論斷正在成為各國政府的實踐。

通過分析當代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發展史，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歷史的方法對經濟發展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忽視對經濟史的研究，意味著其忽視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一直是歷史的常態。按照抽象的自由主義原則限制國家的行為也許可以減少國家對自由的干預，但卻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除了古典自由權的重要性（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之外，免于恐懼和饑餓的自由同樣重要。國家管制可能會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以促進另一些人的自由。將資本自由移進移出是某些人所實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實踐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這里存在著巨大的外部性。自發調節經濟的神話，無論是在自由放任的舊偽裝下，還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新偽裝下，都并不代表對這些自由的平衡協調，因為窮人比其他人面臨著更強烈的不安全感，在大多數地方，處于貧困境地的人數急劇上升而生活水準已然下降。對于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連免于饑餓和恐懼的權利都沒有了。[34]那些按照新自由主義規范制定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實現經濟的增長，反而成為國際金融資本攫取投機利潤的犧牲品，而其之所以會接受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誤導，一方面是由于國家立場的缺失，另一方面恐怕源于對發達國家真正成長歷史的無知。

現代化研究需要回歸歷史視野

現代化理論的核心是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很多進行現代化研究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國家具有制度后發優勢，因而其不必像先前的發達國家那樣花費上百年的時間建立新制度，只需要進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問題的關鍵也許就在于制度發展的過程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歷史正是不同國家根據當時所面臨的具體國內國際條件探索最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歷史，簡單的制度移植是一種忽視過程的歷史錯位的觀點。

近30年來，發展中國家在當代主流經濟學指導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三化一步到位的激進轉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徹底的失敗，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種反歷史的，假定人類社會具有“普世”的現代化道路的轉型方案。而事實上，歷史發展沒有完全相同的軌跡，任何一國現代化的成功，都是源于其在特定的時期，由特定的人，實施了特定的發展戰略，任何試圖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出建設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須同時關照到歷史的這三個方面。因此，我們認為，歷史比較的視野對現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歷史比較視野下的現代化研究包含兩層含義：首先，現代化理論本身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研究現代化理論不能忽視其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其次，現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關聯的歷史進程，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對后發國家按照與其相同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構成了制約因素。現代化發展史不僅不是如傳統現代化理論所言，是后發國家模仿先發國家的階段性發展的歷史，恰恰相反，現代化發展史是后發國家逐漸與先發國家模式相偏離的歷史。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現代化進程就越需要在更強的組織手段下完成。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現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戰的需要，面對二戰后新興第三世界國家急切的工業化心態，美國意識到其必須在與蘇聯模式的競爭中規范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路徑，以使其適應美國全球利益的需要，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應運而生。傳統的現代化理論以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作為自身理論延伸的基石，在其看來，落后國家的欠發達狀態不過是現代化起飛之前的傳統狀態，是落后國家的與世隔絕和閉關保守造成了其欠發達的局面，只要落后國家能夠向西方開放，接納西方的現代經濟政治制度，其就可以逐步從后起到騰飛，最終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這種現代化理論認為，一切國家、民族和地區都有一條共同的現代化道路，只是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處于這條道路的不同階段而已，而通向現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傳統現代化理論由于實踐效果甚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遭到了來自西方社會內部如格申克龍、巴林頓·摩爾、斯塔夫利亞諾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學派的普遍質疑。來自內部的批判主要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對現代化理論進行反思，并構建起自己更具解釋力的新的現代化理論。而依附論則直接指責現代化理論是一種新帝國主義工具，其試圖繼續維持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關系，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與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脫鉤。

盡管傳統現代化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曾遭到過徹底的批判，但在實踐上卻因為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廣而在20世紀80年代后主導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造成這種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識的領袖，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會科學霸權的能力。對此，華勒斯坦曾評論說，“西方的社會科學擁有強大的社會地位，它以社會科學的典范姿態，憑借其經濟上的優勢和精神上的卓異來傳播自己的觀點，西方社會科學的這一使命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科學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機構的資助，這些西方機構大肆進行宣傳，讓人們把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各門學科當做具有普遍規范性的學科加以接受。那些在西方國家接受訓練的非西方社會科學家也有自己的使命，他們力圖使某些實踐能夠被本國政府和民眾接受，他們把接受和推薦這些觀點看做加入普遍學術共同體的門徑。[35]

正由于發達國家社會科學的這種強勢地位及其強烈的國家意識，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研究才更需要從歷史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去總結和探索現代化的經驗。

根據對發達國家歷史經驗的總結并結合具有歷史視野的學者對現代化研究的成果，我們認為，現代化研究需要明確一下幾點認識：

1、  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不同的現代化路徑

巴林頓·摩爾曾根據不同國家土地貴族與農民之間階級關系和結構的差異梳理出三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即以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模式，和以俄國和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這三種模式不但在發展序列上相互接續，而且在因果鏈條上輾轉遞進。西方民主道路為德、意、日法西斯主義道路開啟了大門，而法西斯主義在俄國和中國的失敗，又直接引爆了社會主義革命。從這種遞進關系，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現代化時間的推后，現代化的組織化程度逐漸增強。針對這種在現代化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特殊規律，格申克龍指出，由于導致某個國家落后的基本要素會以一種突出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將促使其采用本質上不同的實現工業化的制度手段。一國的經濟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業部門資本供給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國家工業化發展過程呈現出的與先進國家明顯不同的特點，不僅表現在通常更高的發展速度（工業增長率）上，而且也體現在生產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異上。[36]

巴林頓·摩爾和格申克龍的研究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條件對現代化實現方式的影響，隨著現代化時間的推后，現代化的組織化程度會逐漸增強。組織力的增強，說明后發國家比發達國家面臨著更加不利的實現現代化的條件，因而其需要更強的發展動機和更有效的發展策略。這些不利條件表現在：一方面，發達國家出于自利動機會遏制后發國家的發展，另一方面，后發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對外轉移現代化過程中積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強的內部消化能力。

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大多數關注到歷史條件的變化與國家現代化模式之間關系的學者都認識到了后發國家，比如德國、日本、俄國和中國等都需要開拓一條不同于英美的發展道路，但與此同時，他們都認為，盡管國家和政黨在現代化發展的某個階段可以形成組織力幫助落后國家克服當時存在的發展阻力并推動一國的現代化進程，但以國家或政黨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固的，其最終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轉型。這種觀點當然源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即德國、日本在二戰后，俄國、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都開始出現向英美模式的轉型。但對這一轉型的關注使大多數學者忽視了轉型的程度和結果。事實上，二戰后德日的轉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國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而對于俄國而言，其在蘇聯解體后發生的轉型從結果來看基本上是失敗的，中國更是從來沒有放棄政黨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強調這些國家轉型的過程和結果，是為了說明一個觀點，即對不同國家而言，不僅不存在一種統一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有效產權模式。

同樣關注現代化問題的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諾斯等認為，產權是一個關鍵的制度性因素，產權的合理性與否會影響投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產權的保護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否最終取決于國家對有效產權的保護程度。對于諾斯強調有效產權的保護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非常認同，但他把有效產權等同于私有產權的觀點卻是值得商榷的。盡管諾斯的結論是建立在對各國經濟史的分析之上的，但我們認為，其對材料的選取還是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事實上，產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諾斯的理論復雜得多。歷史上有許多事例證明：保護某種產權最終危害了經濟發展，而侵犯某種既有產權反而有益于經濟發展。例如，美國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在該案中，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駁回了土地所有者們既有的獲取清潔水源的權利，支持了煤炭工業——該州當時的關鍵產業，促進了經濟發展。[37]二戰以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產權，卻為這些國家和地區隨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中國的現代化經驗更是如此，無論是毛澤東時代對公有產權的保護還是鄧小平時代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提高了經濟績效，因此，我們認為，對于有效產權的保護而言，重要的不是保護私有產權還是公有產權，而是在何種條件下該保護何種產權。

與私有產權一樣，知識產權也被普遍認為推動了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但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制度也是逐步建立的，并非一步到位。在發達國家專利法創立階段，很多國家都是有選擇的設立專利制度，為了促進本國技術發展，多數專利法都疏于對發明原創性的審查。比如在美國，1836年專利法修訂以前，無須任何原創性證明，即可取得專利權，這方便了為進口技術申請專利。此外，在19世紀，英國（1852年前）、荷蘭、奧地利、法國等國曾明文許可本國公民為進口的發明申請專利。[38]從知識產權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當今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他們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的時候都是非常不完善的。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在當時最發達的國家也曾泛濫成災，特別是對外國人知識產權的保護更成問題，如今發達國家苛責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一種不平等交換的方式，也是一種違背歷史進程的做法。

現代化本身是一個漫長的制度變遷過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應該結合具體條件，不能進行制度移植。某些對發達國家有利的制度不一定對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利，很多現在被認為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制度，其實大多數都是已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產物，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每一個成功的制度都有其成功推行的特定條件，發達國家的制度建設就是隨著時機的發展逐步建立的，時機不成熟，即使好的制度也未必產生好的效果。另外，即使有好的制度，也只有與好的政策匹配才能達到期待的效果。

2、  重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

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歷來是各種現代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格申克龍在談到“落后的優勢”時曾經指出，“要使落后國家不斷積累的‘緊張’真正能夠轉化為引致工業革命爆發的動力，是需要條件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國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國家政府未能結合本國社會經濟環境適時地推行恰當的支出、稅收、金融與外貿政策等等，那么落后國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勢’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將不斷增長，從而落后國家就有可能‘錯過’其落后的優勢本可以為其提供的爆發工業革命的機會。”[39]通過制度變遷關注現代化問題的諾斯同樣非常強調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他認為，由于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而產權結構決定經濟績效，因而“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40]由此可見，無論是格申克龍還是諾斯都認為，國家是決定落后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對于國家在落后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在學術界基本上是有共識的，但很多學者認為，對于內生型現代化國家如英國而言，現代化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國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認為只要實現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發展中國家順利實現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學者所依據的正是英國的成功經驗，這種觀點認為，自由放任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國家只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障礙。

然而，認為英國的現代化是自發形成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歷史資料顯示，在19世紀英國完全具有世界工業領先地位之前，實行貿易保護和以退稅補貼等方式鼓勵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國基本的產業政策。很多人把英國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稱為重商主義，認為其是前工業社會時期英國的商業政策，而英國的工業政策是自由貿易。事實上，這不僅是對英國歷史的誤解，也是對重商主義的誤解。重商主義注重的是對財富的積累而不是生產力的保護，而英國在19世紀中葉以前，注重保護卻恰恰是其工業生產的能力。1721年，喬治一世統治時期的英國第一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對國家法律進行了改革，這標志著英國開始推行以提升制造業為目標的產業政策。沃波爾指出，“沒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41]布里斯科總結了1721年英國立法改革的基本原則“必須保證廠商在國內免受國外制成品的競爭；必須確保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盡可能予以獎勵和補貼”。[42]“英國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曾于1815年公開宣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里，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十年之后，作為國會議員和著名自由主義者的休謨又向國會提議 ‘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鏟除’。”[43]在這種動議之下，英國對歐洲大陸采取了工業品傾銷政策。

正是在國家對工業保護的基礎上，伴隨著18世紀后半期的工業革命，英國開始擴大了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技術領先優勢。從那時起一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在世界上的技術實力無與倫比，但同一時期內英國卻繼續實行它的產業促進政策。直到其工業品在世界上具有無可替代的穩固地位時，英國廠商要求自由貿易的呼聲才越來越高。1833年，英國進行了一輪削減關稅行動，1846年英國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進自由貿易的改革措施，廢止了保護農業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業品關稅。許多熟知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指出，英國的這一政策轉向或許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行為，旨在“通過擴大歐洲大陸的農產品和原材料市場來阻止歐洲大陸的工業化步伐。”[44]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英國的現代化進程并不像后來學者描述的那樣是自發的，恰恰是技術上的領先優勢使英國得以走向自由貿易道路，而技術優勢本身卻是英國在長期設置高額關稅壁壘后獲得的。更具有啟發性的是，發生在英國19世紀中期的經濟自由化也是英國政府掌控的結果，而不是自發實現的。這一點，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有過明確的論述：“自由放任絕不是自然產生的；若僅憑事物自然發展，自由市場永遠不會形成。正如棉紡制造業——當時主要的自由貿易產業——是保護性關稅、出口津貼和間接工資補助的幫助下才建立起來的一樣，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國家強制推行的。19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僅出現了各種立法以廢除種種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國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強，國家此時已擁有了集權的科層制度來實現自由主義信徒們所提出的任務。對于典型的功利主義者而言，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計劃，應該用于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自由放任不是一種實現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實現的目的本身。”[45]英國在政府的幫助下，實現了從貿易保護到自由貿易的轉型，但與其給人的印象相反，英國的這條轉型之路走得相當漫長，并且經過精心設計，從《國富論》的發表到格拉斯通預算案的發布前后共經歷了84年。[46]

所謂英國自下而上的現代化進程，只是相對于德國和日本等后發國家而言的，并不是說國家在英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國這樣起步最早的發達國家，她的現代化進程尚且得到過國家如此重大的幫助，對于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視了。唯一需要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正如諾斯所言，既是經濟成長的動因，也是經濟衰退的根源，問題的癥結在于，如何讓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那樣，把國家排除出現代化的進程。

3、意識形態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一書中曾重點論述過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的重要性。意識形態不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強政策合法性，“維持現存秩序的成本與現存制度的合法性有關。在參與者相信制度是合理的范圍內，實施規章和產權的成本由于以下簡單的事實而大幅度下降，這就是甚至當私人成本收益算計認為不服從規章或違反產權是合算時，個人也不會這么行動。”[47]由此可見，成功的意識形態是政府組織現代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一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夠把現代化的目標內化為意識形態本身，其不僅可以減少制度變遷的阻力，還可以提供制度變遷的動力，這種來自意識形態的動力越強，其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格申克龍在其《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一書中，對意識形態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進行了更加深入細致的討論。其把意識形態看做促進現代化的一劑猛藥。他認為，“在一個先進的國家里有關贊同工業化政策的理性論斷并不需要一種準宗教式的熱情。在一個落后國家中，大規模和突然發動的工業化努力則要求一種精神狀態的更新。”[48]這種精神狀態的更新就是意識形態的力量。

他在分析圣西門社會主義在法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對于拿破侖三世的當權擁有經濟和金融影響力的人們中大部分不是波拿巴主義者，而是圣西門社會主義者。”“為什么一種本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的觀念卻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為什么恰恰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更容易為法國曾經擁有的最大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們所接受？”“對此的回答必須再次利用經濟落后的基本條件。”“在法國的條件下，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作為發動一個工業化過程的精神媒介是完全不適當的。要想在落后的國家中沖破停滯的壁壘，喚起人們的希望，將他們的精力投入于經濟發展，下一劑猛藥將比保證更好的資源配置甚至更低的面包價格更迫切。在這樣的條件下，甚至商人，甚至一流的富于冒險和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也需要一種比高額利潤預期更為強有力的刺激。為了擺脫重重的陳規與偏見，所需要的是信心，而信心——用圣西門的話說——也就是相信，黃金時代不在人類的過去，而在人類的未來。”[49]相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法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格申克龍特別提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論對德國工業化的作用。“李斯特的工業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與圣西門主義有著十分密切聯系關系的理論，李斯特試圖將圣西門主義的精神信使轉化為一種在德國環境下可以接受的語言。在德國當時的環境下，既沒有預先的政治革命，也缺少早期的國家統一，由此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一種更適宜工業化的意識形態。”[50]與此同時，格申克龍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1890年代的俄國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其相似的作用。在使俄國的知識界能夠更好地調整、適應本國資本主義的到來以及它以往對于村社組織和農民、手工業者勞動組合的信念的破滅上，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比得了把該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視為一種歷史發展的鐵一般規律的結果這樣的思想體系。”“在俄國的絕對落后的條件下，還將需要比在法國或德國環境下更強有力得多的意識形態來為工業化快車的知識與精神之論加油助力。”[51]

在分析了意識形態對于法國、德國、俄國工業化的重要作用之后，格申克龍特別指出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于落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不適用的。針對當時受英國模式的影響，普遍流行的一種認為19世紀的工業發展本質上是與經濟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的錯誤認識，格申克龍強調這與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他還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即“與工業化過程相伴隨的特定的意識形態將傾向于根據一個已經處于其經濟高漲前夜的特定國家的落后的程度而變化”。為進一步證明其假設的合理性，格申克龍再次分析了法、德、俄三國的意識形態狀況。“在法國，一個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發展居然由一群公開聲稱是社會主義信條的狂熱支持者的大企業家所維系，這個謎注定仍然要使人迷惑不解，除非我們假定在一個落后國家中需要一種作用力極強的意識形態藥方，去克服停滯和按照常規行事的壁壘，并且誘導對于一種通常總會使人口中的大多數群體蒙受某種暫時的物質犧牲以及必然會產生傳統價值和信仰丟失的政策的普遍支持。在德國的場合（那里比法國更落后），通過令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服務于工業化進程，使得圣西門的學說得到了有效的增補（如果不是被替代的話。）在比德國還要落后的俄國，這同一職能由更致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履行，看來是與一種普遍性的歐洲模式相當吻合的。也許是這種聯系，而不是長期的社會主義傳統，有助于解釋馬克思的學說在1890年代對于人們所產生的吸引力，這些人預先傾向于接受這種學說既非個人性格所使然，也不是基于一般的哲學信仰。將這種成本高昂以及在很多方面顯示出冷酷無情的工業化進程，不是描述為一種深思熟慮的決策，而是描繪成經濟發展的鐵一般規律的一種結果，這顯然是為了撫慰知識階層遭到扭曲的道德良心”。[52]

借鑒格申克龍的意識形態理論，我們可以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作用進行分析。對于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首先在瓦解一個舊政權即國民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諾斯曾經指出，“如果主導的意識形態試圖讓人民將公正想象成與現存規章同樣久遠，進而從一種道德意義上服從這些規章，那么一種成功的、對立的意識形態的目標則是讓人民相信，不僅明顯的不公正是現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種公正的制度只有通過個人積極參加變革制度才能產生。成功的、對立的意識形態不僅應提供一幅可信的圖景，顯示不同集團已察覺的明確的不公正同知識企業家希望改變的大系統之間的聯系，而且應提供擺脫這些不公正的烏托邦計劃和行動的指導原則。”[53] 中國共產黨正是借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樹立起自身在群眾中的威信，并承諾在中國未來建立一個公正民主的社會，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于當時長期處于戰亂、貧窮和壓迫的中國人民而言無疑具有巨大的號召力。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意識形態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對于一個技術落后、資金匱乏的國家而言，其如果期望人民犧牲自己的消費需求，并承受工業化過程中的巨大痛苦，無疑需要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在團結人民的同時鞏固自身的合法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疑做到了這一點，因為它把這種犧牲成功的轉化為對一種對未來美好生活的信仰，在這種信仰的支撐下，眼前的犧牲不僅不是一種痛苦而且成為一種光榮。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發生了重大轉變，民族主義替代社會主義成為一種現代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民族主義崛起的過程中，自由主義逐漸被邊緣化。中國的自由主義之所以在20世紀初和 20世紀末的兩次意識形態斗爭中都沒能取得主流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自由主義對于一個處于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是不適宜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傾向于激發人的自利性，使社會喪失凝聚力，而任何處于發展過程中的國家都需要一種把各種力量聯合起來服務于統一的現代化目標的意識形態力量，無論這種力量是民族主義（德國、日本）還是社會主義（法國、俄國、中國），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克服個人的自利傾向，為一個“不按簡單的、享樂的、個人對成本收益算計來行動的團體注入活力”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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