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標準”乃現代特洛伊木馬計

“唯一標準”乃現代特洛伊木馬計

作者：王慶人  2010年5月11日

前言

2008年4月27日，《南方都市報》在京舉辦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解放思想三十周年紀念論壇”，紀念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唯一標準》）以及其后的“三十年思想解放”。我們對《唯一標準》的批評和質問恰好就是，你們打著“唯一”的旗號，到底“解放”到哪里去了？

很多人也曾批評過《唯一標準》，火力多集中在“唯一”這兩個字上。但是，后來發現毛澤東在批改《五評》時也曾用過“唯一”，有些人因此主張承認《唯一標準》。我對《唯一標準》仍然堅持批評的態度，因為它既非哲學“理論創新”——這是“南都論壇”的學者們也都公認了的——又幫助了一群人以“思想解放”為借口，一點點地修正了馬列毛的原則，簡直就是現代特洛伊木馬計。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五十年前群眾學“兩論”的高潮中，從《矛盾論》的注解中讀到特洛伊木馬計的。那是希臘荷馬史詩中的一段史前神話：古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來。后來，他們偽裝撤退，在城下營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內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計策，把木馬作為戰利品拉進城去。深夜，勇士們走出木馬，利用特洛伊人毫無戒備的時機，配合城外的軍隊，迅速地奪取了特洛伊城。（下圖引自《北青網》）

《唯一標準》貌似哲學論文，卻在“腹中”布下了千軍萬馬，借口“解放思想”，卻掩蓋了其后各種似是而非“理論”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實質，三十年下來將中國引至今天這步田地：三精英謂之“成就有目共睹”，億萬百姓謂之“資本主義復辟”。

《唯一標準》名義上是哲學論文，又用了“檢驗真理標準”這樣嚇人的標題，理應首先講清楚這樣幾個問題：

1.   到底什么是“真理”？

2.   具體真理如何形成了真理體系？

3.   在真理體系的內部如何檢驗人的認識？

4.   如何檢驗和由誰來檢驗一個完整體系的真理性？

顯然，只有交代清楚前第1個和第2個問題，才能開始討論真理檢驗。“檢驗真理”又分為第3條和第4條兩種情況，在討論真理檢驗的“標準”時自然也要先講清楚，作者到底是在討論哪一種情況的真理檢驗。但《唯一標準》在這些問題上統統打了馬虎眼。

不言而喻，《唯一標準》的作者們當年都還擁有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這可以從他們的工作單位、他們的工作職務以及他們上級領導的身份獲得證明。《唯一標準》全文共20個自然段，其中14個自然段落引用和解釋的是毛澤東、或者是馬列、或者是馬列與毛澤東，其文字量總和約占全文文字量的80%。其余6個段落雖說是作者自己的文字，但其中談及哥白尼日心說和海王星的發現的那段文字，就是恩格斯九十二年前《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有關段落的簡寫。《唯一標準》作者這樣安排文章結構，無非是向讀者表明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表明自己是在馬克思主義真理體系中討論真理標準問題。

但三十年后出席“思想解放紀念論壇”的15位學者，包括《唯一標準》的一位作者，已經不像是一群馬克思主義者了。也許他們會說：我們是在堅持“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但是，這年頭有誰不說自己“與時俱進”呢？至于你們的言行是否還符合馬克思主義，那可不是根據你們自己的說法來檢驗的，而是要靠實踐來檢驗的，要靠三十年來億萬中國人的社會實踐來檢驗。其實，有些人不需檢驗，他們從來就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如果《唯一標準》的紀念者們不是一群馬列主義者，甚至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這《唯一標準》的問題可就大了：它到底是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呢，還是什么其它主義的主張，甚或是什么“適合任何主義”的“真理檢驗普世標準”？如此一來，人們就有理由懷疑你們是否先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實際上塞入了自己的檢驗標準私貨，然后再一點點修正馬克思主義，最后或者變成了“普世價值”那套體系，或者變成了“化解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仇恨”的“社會民主主義”——那可就是貨真價實的特洛伊木馬計了！

無獨有偶，恰恰在《唯一標準》發表的整整六十年前，中國思想界有一場影響深遠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其影響甚至包括催生了整整三年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

先是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學者杜威的學生胡適，在其1918年7月20日發表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說道：“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其實胡適本人也不是不談“主義”的，例如他就利用自己主編《每周評論》的便利，取消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而以特大標題刊載杜威演講錄、宣揚在美英兩國走俏的實用主義——這不也是“外來進口的‘主義’”嗎？但他卻在自己的短文中批評他人“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

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批駁胡適的改良主義觀點，胡適則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新思潮的意義》（看：胡適那時就懂得“與時俱進”），鼓吹“一點一滴進化”的改良主義。李大釗一方面批判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另一方面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下面這段文字引自《再論問題與主義》的結尾段落，今天更加顯現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而于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同樣是解決“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李大釗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和胡適所主張的實用主義有著多么巨大的差別。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其實不過是少談些社會主義、多談些實用主義。本文將要分析，《唯一標準》的作者和策劃者恰恰是六十年后中國“少談些主義”者的代表，其后的“中國特色”恰恰是實用主義的泛濫，《唯一標準》恰好就是那最初亮相的特洛伊木馬。

《唯一標準》的作者和策劃者同時還有意回避了發生于整整七十年前的列寧反對馬赫經驗批判主義的斗爭的實質，或者片面地解釋列寧的原話，甚至有意隱去了列寧實際上明確反對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主張。這將在本文正文中詳細分析。

1．到底什么是“真理”？

列寧早就指出，不同的哲學派別對于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標準”，“實踐標準”等等問題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唯一標準》到底是以什么哲學派別來理解和回答這些問題的呢？

《唯一標準》的作者會說，我們約定的是馬克思主義真理觀。但你們無法解釋，為何現在歡呼“《唯一標準》”和“解放思想”的哲學家們并非一群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自稱“與時俱進”，卻又說不清自己進到了哪里。因此，我們不得不列舉幾種真理觀來請大家比較。

儒學家們認為儒家思想是“真理”。我在《紀念五一勞動節——從李大釗到胡錦濤》一文中提到，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就是造成中國大規模官員腐敗、官商勾結的文化基因，就是說我們并不承認儒家思想是“真理”。但這是不承認儒家思想的整體真理性，孔夫子的很多話還是有道理的，是有真理性的。老子《道德經》5000字，毛澤東常常引用，簡直是“活學活用”。但毛澤東還是批評老子思想是唯心的。

三大宗教也各有各的真理。大乘佛教倡導透徹覺悟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提倡渡己渡人、希望運載無量眾生到達菩提涅磐之彼岸。伊斯蘭教信仰真主，教人們追求真理，而真理就是真主通過穆罕默德給人們的啟示，寫在了可蘭經之中。基督教信仰上帝，也教人們追求真理，但他們認為真理就是上帝通過基督給人們帶來的啟示，寫在了圣經之中。這三大宗教各有各的真理，其虔誠的信眾占有全球人口的大多數。

前面提到的中國儒道以及世界三大宗教都是唯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它們的根本區別，就是其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盡管有著這樣根本性的差別，但馬克思主義與其它很多真理體系仍然有些相通之處。典型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毛澤東批評老子的唯心主義，卻欣賞其極其深刻的樸素辯證法。毛澤東也批評孔子的唯心論，但推崇孔子的因材施教、發揮主觀能動性等積極因素。毛澤東一貫主張，對中國文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繼承，但這并不是要繼承其整個體系，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馬克思主義者對作為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是十分忠誠的。年輕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在1928年3月就義前寫下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首詩最生動地表現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追求真理的決心和信心。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不斷發展的，典型的例子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批判馬赫主義以及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批判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不斷地發展著的；但這種發展絕不是修改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更不是將它曲解成什么其它的真理體系。

2．具體真理如何形成了真理體系？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師承柏拉圖，卻拋棄了柏拉圖唯心主義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認為實在界乃是由各種本身的形式與質料和諧一致的事物所組成的，人的知識是起源于感覺的，這已經包含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亞里士多德最大的貢獻在于創立了形式邏輯這一重要學科，并堅持將這種思維方式貫穿于他廣泛的研究、統計和思考之中。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堅持各個具體真理必須在邏輯上相容，不能相互矛盾。

其實，千百萬人在認識世界過程中都踐行著這個邏輯相容性原則，因為只有“自圓其說”、“以理服人”才能維持真理的生命力。亞里士多德只不過是將這種邏輯相容性的要求揭示了出來，嚴格地總結了出來，并在自己的真理體系中認真地踐行。這套邏輯相容原則也被他以后的學者廣泛地接受，人們在追求真理、發現真理之后，總是要找到各個具體真理之間的邏輯相容性，這就形成了真理體系；人們還要進一步維護自己真理體系的純潔性，設法排除體系中那些與其它具體真理無法相容的認識。由于歷史、文化、社會、尤其是階級等種種因素的差異，不同的人群構造了不同的真理體系，但凡有生命力的體系都努力地踐行著邏輯相容原則，只是各個體系所承認的“邏輯”內涵會有差異，相容性也有高下之分。

中世紀經院哲學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納是在基督教體系中追求邏輯相容性的“大師”。他指出不但應該證明“上帝的存在”，而且也能夠證明上帝的存在；然后居然在《神學大玄》中給出了證明上帝存在的五個證據，被后人稱作“五個證明方法”。這樣，阿奎納就將對上帝的迷信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了。阿奎納的證明雖然在表面上使用了形式邏輯，但證明本身又蘊含了某些無法為實踐所檢驗的假設條件。

除了形式邏輯之外，黑格爾在近代完成了“辯證法”，說他的辯證法揭示了“絕對觀念內部的發展規律”。但他是個“徹底的唯心主義者”，本末倒置地硬說現實世界是“絕對觀念”的表象，因而這套辯證法才反映到了現實世界之中。馬克思去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唯心主義因素，將其植入唯物主義，在其畢生的理論研究與革命實踐中運用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除了踐行“形式邏輯”層面的相容性，還踐行“辯證邏輯”層面的相容性。除去宗教信仰者之外，有些人誤解馬克思主義，往往就是因為他們誤解了其中的辯證邏輯。

其實中國人最有條件理解辯證法，因為中國的道家和佛家的辯證思想不但遠遠超過黑格爾之前的歐洲水平，而且要比歐洲哲學生動得多和豐富得多。人們都說，毛澤東是最偉大的辯證法大師，其實就是因為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后，花費了巨大精力整理中國文化中最為豐富生動的辯證法因素，并將其植入了馬克思主義、又演繹得出神入化。毛澤東在哲學上的建樹，是隨著他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完成的。這可不是隨便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外再加上“唯一”二字那么簡單。

據說，有人對某某領導人在去世后的悼詞里沒被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感到憤憤不平，其理由居然就是因為該領導人當初添加了“唯一”二字。可是在比較了毛澤東的哲學貢獻之后，這一憤憤不平的理由難道不是成了千古笑話嗎？

3．在真理體系的內部如何檢驗人的認識？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這里毛澤東所說的“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當然是指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內認識和發展真理。

現在我們來考察《唯一標準》中的這個“唯一”：它無疑是在堅持只準采用“實踐標準”，不準考慮、也不準利用該真理體系內部各項具體真理和認識之間的任何邏輯相容性。換言之，《唯一標準》就是拒絕邏輯推理、拒絕辯證推理、拒絕“站在巨人的肩上”！那又如何能夠沿著馬克思主義所“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前進呢？凡有過理論創新（無論是科技的還是社科的）經驗的人，在閱讀《唯一標準》都能斷定，其作者肯定不曾有過任何理論創新經驗。

在真理體系內部持續發展和創新是理所當然的，其“理”就在于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討論過的真理的相對性和真理的絕對性。毛澤東在《實踐論》對這一問題給出了更為生動的論述：“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于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

一般地說，當一個真理體系出現矛盾時，例如發現邏輯不相容、辯證不相容或者某個局部認識與實踐不符合時，就稱該體系出現了“危機”，而恰恰是這樣的“危機”預示著這個真理體系中創新機會的到來。在創新過程中，只有根據實踐和推理提出新的假設，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這一假設，直至解決了真理體系的危機、在其中發展了真理。

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往往是在真理體系中針對一個認識或假設進行推理，推導出一個可能被實踐者觀察得到的結果，然后再將這個結果與真實的實踐結果去對照。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實踐往往會受到各種自然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社會條件的限制，要想用實踐去檢驗人的認識，就必須在真理體系之內首先運用推理手段，將人的認識轉換為“可以觀測”的考察對象。不這樣做，就無法用實踐來檢驗人們認識的真理性。

因此，創新者不但要在形成任何深刻認識時、或者提出任何深刻假設時使用“邏輯推理”和“辯證推理”，而且就連設計“實踐檢驗過程”也離不開推理。所以，凡真心發展真理的人，凡具有創新經驗的人都不會像《唯一標準》那樣拒絕和排除推理。因此可以理解，正如《唯一標準》的第一作者胡福明所曾經公開表明過的，他最初給《光明日報》的投稿并無此“唯一”二字，這兩個字是別人在他的大標題生硬添加的。加上了“唯一”二字之后，整篇文章不得不改寫，因為那時作者們還沒有找到經典作家對“唯一”的支持，總要自己寫上幾段吧。這樣一來，三十年后就冒出來一個“首創權”問題。我們多么希望讀到胡福明的原始文稿，來幫他們斷一下功過是非呀。

《唯一標準》引用了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的一句話：“當然，在這里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斗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42頁）這話是說，光靠實踐標準是受到時間、地點、物理和社會條件限制的，但《唯一標準》的作者卻從這句話解釋出“唯一”來。這樣做，無異于為某些人借口客觀條件不足、拒絕判斷真理而敞開了大門，或者是為某些人拒絕判斷他們所“不喜歡”的真理而敞開了大門。

為了說明推理在發展真理和檢驗真理中的重要性，我舉一個幾何學第五公設的例子。念過初中幾何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一條公理，“在一條直線之外的一個點，可以引一條、而且只能引一條平行線”。這就是平行線公理，在歐幾里德幾何（也是一個“真理體系”）中按照順序排在五大公理之末，又稱“第五公設”。但是，這個公理實在太不顯然了。在歐幾里德之后的兩千年間，很多數學家都想從前四個公理中推導出平行線公理，或者說都想證明“第五公設是多余的”，這就是有名的第五公設問題。很多數學家花費了畢生的精力來證明這個多余性，有些人還宣布了自己的成功。但在這些人去世之后，人們發現他們的證明總是蘊含了某些假設（就像阿奎那證明上帝存在的那種假設），而那些假設和第五公設是可以互相證明的。說來說去，第五公設并不多余。

1826年，俄羅斯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他證明了第五公設在歐幾里德幾何中的必要性。其證明方法是將第五公設稍加修改，結果構造出來一個新的邏輯相容性幾何體系，被后人稱作“羅巴切夫斯基幾何”。但直到他1856年去世，學術界不但完全不承認他的證明，不承認他的新幾何，甚至還解除了他的教職。可憐的羅巴切夫斯基，在他死后12年，人們才恍然大悟了他的證明和他的幾何，那已經是他發表這一證明、這一幾何42年之后的事了。（下圖引自《科學蒙難集》）

我要敦促《唯一標準》的作者、策劃者和喝彩者們：請你們看著羅巴切夫斯基的相片，那雙追求真理、畢生相許的眼睛，解釋一下他發現真理以及檢驗真理的過程和標準吧！

在結束本小節時，讓我再重復一句：在閱讀《唯一標準》之后，凡有過理論創新經驗的人都能看得出，其作者們在1978年5月該文發表之前肯定不曾有過真實的理論創新經驗。

4．如何檢驗和由誰來檢驗一個完整體系的真理性？

第3小節分析了，堅持《唯一標準》的實質是要“脫離原有真理體系”去孤立地檢驗一條具體真理，或者完全從零開始考察整個體系的真理性。有的時候我們的確需要堅持這樣檢驗真理，那就是我們完全不相信、根本不相信被檢驗理論體系的情況。例如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學代表托馬斯·阿奎納所證明上帝存在的“五個證明方法”，我們難道還值得沿著阿奎納的證明去一個個地驗證其邏輯有效性嗎？完全不值得！我們只需對阿奎納說：你證明了上帝的存在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才是我們應該使用“唯一”的地方。

毛澤東正是在批改“五評（戰爭與和平問題）”文稿時使用了“唯一標準”（見描紅字句）：

“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侵略和戰爭行為，正在教育世界各國人民逐步覺悟起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些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上有錯誤觀點的人，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反面教育下，我們相信，有很多人會改變過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的“對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稿的批語和修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這里的“唯一”是極其恰當的，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赫魯曉夫集團修正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全不相信、根本不相信。《五評》在沿著馬列主義真理體系完成了全部推理和批判之后，在結尾處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義正詞嚴地鄙視修正主義的理論體系，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

《唯一標準》的作者們就不同了。他們在1978年發表該文時還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猶抱琵琶半遮面”。既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真理體系，就不能武斷地排除其中的邏輯推理和辯證推理，更不應該在大標題中宣稱“實踐”是“唯一標準”了——除非他們認為馬克思真理體系不相容、不值得在其中運用任何推理！

《唯一標準》的作者們和策劃者們堅持在大標題中使用了“唯一”，但愿這僅僅是當年的哲學錯誤。但這一錯誤的社會實踐效果就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列毛真理體系的完整性，適合自己需要的就承認，不適合自己需要的就“解放思想”。加上他們的“自己需要”日益脫離群眾利益，三十年下來就把中國搞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三十年后紀念《唯一標準》時，他們覺得氣候合適了、條件成熟了，就不再“半遮面”、不再舉馬克思主義大旗了。這不正是古希臘特洛伊木馬計的現代版本嗎？

在結束第3、第4小節時，我們引用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343頁腳注中的有關“實用主義”的一段話：

……實用主義既嘲笑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也嘲笑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它宣揚經驗而且僅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依據一般實證論思潮；專門依靠奧斯特瓦爾德……極其順利地從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這是為了實踐的目的，而且僅僅為了實踐，這里沒有任何形而上學，也沒有超越經驗的任何界限。

原來列寧早在1908年就明確說過，“實用主義”才“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呢！

作為一輩子搞（甚至“吃”）馬列的人，《唯一標準》的作者們和策劃者們顯然讀到過列寧的這個注解，因為他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經精心挑選過列寧同一文章的其它語句。但他們有意隱瞞了列寧的這句話。這說明了什么？這只能說明他們的目的是在《唯一標準》的大木馬中塞進自己的實用主義私貨。三十年來泛濫的貓論和摸論不就是這種貨色嗎？我們說“唯一標準”乃現代特洛伊木馬計，這難道冤枉了他們嗎？

結束語

本文引用了列寧1908年針對馬赫經驗批判主義的斗爭，引用了李大釗1918年針對胡適實用主義的斗爭，對這兩個主義的批判在中國當代確有不可估量的現實意義。

中國歷史上是小生產者、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國共產黨對此早有清醒的估計，對在這個汪洋大海中泛濫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早有充分的警惕，這反映在以下周恩來于1928年為黨所起草文件中的一段話：

（1）在思想方法上，小資產階級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黨內出現只重書本知識不注重實際的教條主義和只重感性知識而輕視理論的經驗主義。

其實馬赫經驗批判主義也是一種經驗主義，只不過“深奧得多”。中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尚未登大雅之堂。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有批評，但主要是教條主義，我們不再贅述。以下是鄧小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十分明確的談話：

“……即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就是只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不從具體情況出發來運用，它使我國的革命遭受過失敗和挫折。經驗主義，就是只看到一些具體實踐，只看到一國一地一時的經驗，沒有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兩者我們都反對。”

以下是毛澤東在其去世前17個月的批語（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見中共中央1975年第126號文件），將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提到了修正主義的高度：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主義，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的批評多么深刻，他的預言又多么準確：這樣自覺的黨就是因為“真懂馬列的不多”才鬧成現在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大泛濫。本文的目的是批評《唯一標準》，筆者希望另找機會分析和批判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

在結束本文時，筆者想起了英國天文學家哈雷（1656-1742）和他所預言回歸的哈雷彗星（下圖引自《Hudong圖片》）。

哈雷在觀察和分析了歷史數據之后，于1705年宣布他經過計算的預言：1682年曾引起世人大恐慌的那顆彗星將于53年后即1758年再次出現于天空。他的預言被很多人看作胡話。但那顆彗星在1758年圣誕之夜真的被一位農民天文愛好者觀察到了，那已經是哈雷去世16年之后了。

看看這些發現真理、堅持真理、將畢生貢獻給真理的人，他們所預言的真理分別在這樣的時刻獲得世人的理解：

——羅巴切夫斯基：1826年證明了非歐幾何，1856年去世，身后12年被世人理解；

——哈雷：1705年預言哈雷彗星回歸，1742年去世，身后16年被世人理解；

——毛澤東：1966年發動文革，1976年去世，身后33年被世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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