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拜讀過張維應“理性思考”的讀者，應該不會懷疑以上的結論。當然人們肯定要追問張維應是怎么論證出這樣的結論，下面我們就分析一下這位“學者”的論證。張維應說：“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講的是事物的因果關系。比如說，“如果我們不削減政府的權力，腐敗現象就不可避免。”人們可以看看中國的足球，縱使削弱了政府的權力，足協變成了民間機構，比賽基本由資本左右，但依然不能幸免足球的腐敗，不能幸免假球黑哨的泛濫成災（見《足球的啟示》），可見張維應的“如果……,那么……”僅僅是以偏蓋全的論證，他故意逃避了資本和利益驅動的腐敗作用，以便“邏輯”出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
再比如張維應的理性思考第三部分強調：“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張維應舉證了一個醫藥行業泛濫成災的價格欺詐和商業行賄的藥價問題，指出；如果不容許藥廠繼續價格欺詐，許多藥廠的工人就要失業。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決不會容忍和放縱價格欺詐和商業賄賂的，因為一旦放縱藥廠的價格欺詐和商業賄賂，破窗效應將毀掉整個社會的交易規則，將導致所有公平交易規則和公平競爭規則的毀滅，將徹底毀掉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像假球黑哨毀掉中國足球的競爭力一樣，在強有力的國際競爭面前，結果付出的代價將遠遠不止藥廠工人的失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張維應的“嚴謹的邏輯分析”和“科學的理論指導”是多么的不肯遵守嚴謹和科學，其如此邏輯的目的不過是為證明其支持腐敗是次優選擇尋找借口，一個沒有規則和公平的市場將是怎樣的經濟？然而這些都抵不過張維應為了證明其精英理性和獨裁的誘惑。
我們都不會忘記“文革”是個人專制和個人判斷引發的浩劫，是民主政治的缺失引發的惡果，然而張維應為了證明他自己和精英獨裁的判斷是多么的理性，竟然把“文革”起因定性為多數人的暴政，用以指控民主政治是缺乏理性，是多數人的暴政。在此張維應與我們故意玩起了“學者”判斷與民主政治正確的概率游戲，前不久張維應就曾經使用概率很小的伽利略的例證，借此來否定學術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社會批判浪潮，來否定世界上已經浩浩蕩蕩的民主政治和政策取向，并由此得出張維應等精英“學者”的判斷才是社會的理性。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張維應歷史正確的概率決不會超過毛澤東，更別說是民主政治正確的概率了。
為了證明補償強權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的不可動搖，張維應故意刪除了中日關系中的關鍵性的尊重和互利等基本原則，以證明其不要糾纏既得利益歷史問題的“理性”，提出了否定一切公正原則和規則的“向前看”，并據此提出了強權的補償論。如果按照這種原則，當年日本帝國主義野蠻占領了中國，中國人民根本就不該“失去理性”地反抗，更不要對屠殺和掠奪中國人民進行還擊，因為日本侵略軍的野蠻遠比現在的官吏強權要瘋狂不知多少倍，因為反抗外來侵略的革命損失肯定比改革侵略者要大，就不能實現帕累托改進了。按照張維應的“理性”，中國人民真不該進行巨大犧牲的抗日戰爭，而應該采取“改革中的利益補償”辦法和帕累托改進，以及贖買的辦法再簽幾個《馬關條約》，“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和大東亞共榮。由此我們看出張維應的推理和理性是多么的嚴謹而荒謬。
張維應正是通過這種以偏蓋全的舉證和否定公正和正義邏輯，或概率極小的例證，論證了改革就是精英獨裁，開放就是兩極分化。
這就是主流經濟學所要推行的改革，由于“權力結構約束，意識形態約束和知識約束，”我們確實難以完全揭露他們改革的本質，但至少可以教育更多的國民認清主流經濟學"理性思考"的偽裝。
通過這些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思考”，我更堅信以下的觀點：”這場論戰已經完全不能再用一般的學術糾紛來掩蓋主流經濟學精英的圖窮匕現了。盡管毛澤東說過的話不能句句是真理，但其一切紙老虎和反動派是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臺的，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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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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