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重新閱讀法農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
英刊《新左翼評論》第57期(2009年5—6月號)發表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紀念弗朗茲·法農的文章，文章在20世紀50、60年代反殖民主義斗爭和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背景中對法農的代表作《黑皮膚、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進行了重新閱讀，認為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后殖民主義在精神分析學框架內對法農的引用遮蔽了法農著作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意義。沃勒斯坦認為，法農的思想對于我們思考21世紀人類的解放和進步仍有借鑒意義。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我無疑屬于我的那個時代”，弗朗茲·法農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黑皮膚、白面具》中這樣寫道。那是反殖民主義斗爭方興未艾的時代。法農1925年出生于法屬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曾是法國詩人艾梅·塞澤爾(Aim6C6saire)的學生。“二戰”期間法農加入了盟軍部隊參與作戰，戰后在里昂學習醫學和精神病學。他最具影響的代表作之一《黑皮膚、白面具》于1952年出版，這本書對當時的法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該書猶如發自心靈的哭泣，訴說一個黑人被投進一個白人主宰的世界的種種經歷。1953年，也就是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運動的前一年，法農被派往阿爾及利亞的h利達(Blida)精神病院工作。他很快就被他的阿爾及利亞病人講述的苦難故事激怒了。帶著對這些人處境的同情，他辭職前往突尼斯，為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GPRA)工作，并開始給革命力量的正式刊物《圣戰者》撰稿。
1960年，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派遣法農出任駐加納大使，當時的加納事實上是非洲團結運動的中心。臨時政府要求他不但要鞏固與加納之間的聯系，而且要加強與正在尋求獨立的非洲各國民族運動力量之間的聯系，那些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經常經過阿克拉。1960年正是在阿克拉，我第一次遇到了法農，并就世界政治形勢作了深入交流。他既為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運動感到鼓舞，又被他所觀察到的運動中領導者的種種局限而感到困擾。那些運動的種種弊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得到了深入闡述。隨后不久，他得了白血病，他先后到蘇聯和美國求醫，都沒有好轉。我在華盛頓的醫院里見到了他。在那兒，我們探討了美國新興的黑人權力運動，他對此很感興趣。他對美國的世界政策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他說：“美國人不想尋求對話，還在唱獨角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時間里，他傾注了主要的精力加緊撰寫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這本書在他死后以《全世界受苦的人》為名出版。有幸的是，他活著讀到了讓一保羅·薩特為這部著作寫的、讓他覺得精彩無比的序言。書名取自世界工人運動歌曲《國際歌》里的歌詞。1961年，法農英年早逝。
正是《全世界受苦的人》這部著作(而不是《黑皮膚、白面具》)使法農享譽世界。1968年，形式各異、種類繁多的世界性的革命運動達到巔峰，這部著作成了革命者的《圣經》。在1968年最初的革命火焰熄滅后，《全世界受苦的人》被束之高閣。20世紀80年代晚期，各色人物和后殖民主義運動又找出他的第一部著作大加引用，許多觀點與法農的原意相去甚遠。正如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的“導論”中所寫的，要想解決黑人種族隔離問題，所需要的遠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所能提供的。弗洛伊德提出有必要把先天本能分析推進到本體論解釋的層面，而對于法農來說，所需要的是社會學解釋。盡管《黑皮膚、白面具》在后現代主義經典中作為核心文本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在其出版30年后，它再也無法對身份認同政治產生什么重要影響了。相反，法農在該書的結尾部分表達得很清楚：
“有色人種的不幸在于他們受過奴役。
白人的不幸和不人道在于他們在某處殺過人。
他們甚至今天還在理性地設計這種不人道的行為。但是我作為一個有色人種，如果有可能永生的話，我沒有權利把自己局限在一個追溯既往的賠罪世界里。
我這個有色人種只想做一件事：但愿人永遠不要被工具控制。但愿人奴役人的社會永遠消失!但愿我有可能發現人并熱愛他們，不管他們在哪里。
黑人不存在，不比白人更多。”
不管法農曾經是什么，但他都不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他帶有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弗洛伊德主義，還帶有一點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更主要的是一個投身革命解放運動的斗士。盡管他屬于他的那個時代，但至今我們仍然能從他的著作中受益。《黑皮膚、白面具》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最后祈禱：我的身體啊，使我始終成為一個提問者吧!”正是基于這種審視精神，我才對法農的思想對21世紀的影響提出了反思。
在重讀他的著作時我一直很困惑。首先，書中作出的強烈聲明有多少是法農覺得完全有信心的、客觀的，尤其是當他心中對某些人充滿不滿時?其次，書中的聲明如何貫徹始終。有時在表述強烈聲明數頁之后，法農又流露出對如何實現既定目標的迷惘。和薩特一樣，我還困惑的是：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探討統治階級，而是論述“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一也就是法農眼里的有色人種的?法農一直對殘酷而又充滿優越感的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但他對那些僅僅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而維護不平等、不人道世界的有色人種感到更加憤怒。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展開對法農的思考：暴力的使用、身份確認和階級斗爭。
是什么讓《全世界受苦的人》這部著作產生這么大的沖擊力，引發毀譽參半的關注?那就是該書第一章與暴力有關的開卷語：“民族解放，國家復興，恢復人民、共同體的國家地位，不管用什么詞匯或者新的描述，去殖民化都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
這是分析、觀察的結果還是政策導向?答案可能是二者兼有。或許連法農自己也不清楚在這兩層意思中哪個為先，或者這根本無關緊要。社會的根本變革離不開暴力，這個思想并不是新近出現的。19世紀各種激進解放傳統證明，特權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的。權力需要從他們手中奪取。這種觀念有助于解釋社會變革中“革命路徑”和“改良路徑”之間的假定區別。然而在1945年之后，“革命”和“改良”之間的差別卻越來越模糊。因而，暴力的使用不再作為社會學上的分析而是作為政策導向就開始成為一個問題。
如果說曾取得權力的“革命運動”似乎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那么“改良運動”所取得的成效也并不比它強。因此如何對待暴力政策也出現了矛盾心理。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就曾經歷了這樣的輪回。費爾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阿爾及利亞共和國l臨時政府”總統(1958—1961)，他政治生命的前30年是以改良者的形象出現的，但最后不得不承認他和他領導的運動走入了死胡同；他于是斷言：如果阿爾及利亞不想成為一個永遠被奴役的殖民地，暴力起義是唯一有意義的戰略。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中，法農似乎把使用暴力的政治策略歸納為三點。首先，在摩尼教的殖民主義世界里，它來源于殖民者持續的暴力行為。
其次，這種暴力行為改變了被殖民者的社會心理和政治文化。“暴力實踐使被殖民者成為一個整體，每一個體都成了一個大鏈條的連接點，形成暴力有機體的一部分，開始對殖民者的暴力作出強烈反應。各個小團體相互承認，未來的國家已經不可分割。武裝斗爭動員了人民，也就是說，把他們拋向一條共同的道路、一個方向。”
第三點似乎跟第二點的樂觀基調有些矛盾。該書的第二、三章寫于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爆發期間，所以這兩章沉迷于對“暴力”的描述。第二章《自發性：優勢與弱點》對民族主義運動作出了普遍批評。法農認為，它們固有的缺陷是：太過于關注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因素，比如城市工人階級、技術工人以及公務員——也就是極小一部分人口。“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政黨對農村地區的人民表現出一種極端的不信任……歐化的農民形象讓人想起了工業化城鎮中的工人。”
正是這些固有的缺陷標志著這些運動無法成為“革命運動”。“革命運動”不能以歐化的工人階級為基礎，而必須依靠背井離鄉、被阻隔在城市邊緣的農民。“正是在這些人群中，在城市棚戶區的人群中，在流氓無產者的核心中，離叛者才發現了指向城市的矛頭。那些流氓無產者、背井離鄉者、饑餓的游牧部落，組成了自發的、最激進、最革命的武裝力量。”
在謳歌了游氓無產者后，法農把著力點轉到一度掌權的民族主義運動性質的分析上。“民族主義不是一種政治學說，也不是一個方案。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國家避免衰退，減少停滯和不確定性，那么就應該迅速采取步驟，從民族意識過渡到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上去……僅僅依靠民族主義作為大眾精神食糧的資產階級不但無法完成其歷史使命，而且會陷入一系列的災難中。”
至此，法農把敘述點轉到身份問題——亦即我的第二個論題上。在討論的開始，法農就認為，那些傲慢的古代文明再也無法給現代人以精神食糧；它的作用僅在于讓遙遠的西方文化的輸入合法化。殖民者的首要責任是使文化種族化。“那些歐洲人從未停止過用白人文化來填補因其他文化的缺乏而留下的空白。”法農認為，黑人傳統文化認同“如果不是抗議白人藐視人類邏輯的對立面，也是情緒化的產物”。然而，法農繼續寫道：“這個歷史性約束給非洲人帶來了文化，主張文化的種族化……并最終把他們帶人死胡同。”法農堅決反對把文化認同剝離于民族解放的政治斗爭的任何企圖。在第四章《論民族文化》中，他寫道：“如果相信可以創造一種黑人文化，那就是忘記了黑人正在消失這一現實……永遠不會有黑人文化這樣的東西存在，因為沒有一個政客覺得他有責任讓黑人共和國誕生。問題的關鍵是要知道這些人將給他的人民一個什么樣的處所，要建立一種什么樣的社會關系，他們對人類未來具有什么樣的設想。只有這些才是至關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虛幻的、無關緊要的。”
其最后要旨是極力反對身份政治。“如果一個人通過他的行為被人們所認知，那么我們就會說，今天知識分子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建設他的國家。如果這一建設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如果它體現了人民的意志，揭示了非洲人民的渴望，那么它就是十分必要的，并有著發現和鼓勵普遍價值的意義。因此，與其他國家相同的是，正是民族解放運動才讓這個國家在歷史舞臺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國際意識是在民族意識內部成長起來的。”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結論部分，法農在評價非洲發展道路(即“非歐洲道路”)問題上走得更遠，他以美國為例闡述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認為，美國在成功趕超歐洲后，成了一個怪物，其社會的墮落、病態和殘暴比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法農看來，非洲不應該嘗試“趕上”歐洲，并成為第三個歐洲。正相反：“人類期待于我們的不是此類模仿，這些東西幾乎不值一提。如果我們要把非洲變成一個新歐洲，把美洲也變成一個新歐洲，那么我們就把自己國家的命運交給了歐洲人。他們會比我們中最有天賦的人做得更好。但是，如果我們想讓人類進一步發展，發展到與歐洲所展示給我們的不同的層次，那么我們就必須善于創造和發展……為了歐洲，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人類，同志們，我們必須翻開新的一頁。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創造新人類。”
在這兩部著作中，法農的思考都圍繞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問題展開，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基本困境，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一直困擾著反體系的思想，并有可能影響到下一個世紀。對歐洲普遍性的拒絕，對于拒絕泛歐洲的主導地位及其在現代世界體系結構中的話語霸權是至關重要的。這正是奎加諾(AnfbaI Qui-jano)所說的“權力的殖民性”。但與此同時，那些一直致力于為平等世界而奮斗的人，或者可以稱之為“歷史社會主義的渴望者”，對法農所說的“民族意識陷阱’’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我的第三個論題——階級斗爭——從來沒有在法農的著作中被集中討論過，但它卻是法農世界觀和分析的核心，因為他是在馬克思主義文化中長大的一一無論是在馬提尼克島，還是在法國、阿爾及利亞。他所掌握的語言、所從事的工作，無不浸漬著馬克思主義前提和詞匯。但與此同時，法農與他的同事們又強烈批判、反對他那個時代共產主義運動中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艾梅·塞澤爾的《論殖民主義》一書經典地描述了為什么殖民地知識分子(當然不僅僅是他們)不再投身共產黨，而是采取另外一種階級斗爭模式。在這些辯論中，關鍵的問題是：哪些階級在進行著斗爭?長期討論的重點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蘇聯共產黨的類別。當時的基本論點是，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兩個存在根本利害沖突、并主導了歷史發展的階級是都市工業資產階級和都市工業無產階級。所有其他的集團都瀕臨死亡和解體，因為它們日益分化成兩大對立的陣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在法農寫作的時代，很少有人把這看作是對實際情況的翔實總結。當時城市工業無產階級還遠沒有達到世界人口的多數，總的來說，還沒有形成一個“除了鎖鏈，什么也不會失去”的集團。因此，大多數運動和知識分子都在探索不同的階級斗爭框架，以便作為社會學分析和激進政治的基礎。許多人提出了新的歷史主體后備軍，認為它們將成為革命活動的先鋒。法農認為新的歷史主體是去部族化、城市化的流氓無產階級。但他在描述“自發性陷阱”時，又對此表示了懷疑。
最后，我們從法農那兒得到的不僅僅是熱情和政治行動的藍圖。他杰出地描繪了我們所面臨的集體困境。沒有暴力，地球上受苦的人將一無所成。但是，暴力雖然是一種療法，也是有效的，但終究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打破泛歐洲文化的統治，就不可能進步。但隨之而來的對特殊性的主張是僵化的，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陷阱”。階級斗爭是中心，但我們要認清真正在進行斗爭的是哪個階級。沒有組織起來的流氓無產階級最終將自生自滅。
正如法農所預料的一樣，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從現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向其他某種社會形式的長期過渡階段。這是一個斗爭過程，結果難以預料。法農可能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他確實預感到了這些。他的著作就是例證。我們能否協力進行斗爭以建立更好的世界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是否有能力正確應對法農所提到的三個困境一～應對困境，以知識分析的方式處理困境，同時在道義上致力于法農曾經為之斗爭的“反異化”政策，以充足的政治責任感面對我們的現實世界。
[鄭英莉：遼河石油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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