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鋼憲法”是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實踐的偉大創造
奚兆永
今年是毛澤東批示 “鞍鋼憲法”發表五十周年。
列寧在 講到馬克思主義時曾說，“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同‘宗派主義’毫無相似之處，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學說的直接繼續。”（《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
對于鞍鋼憲法，也應該這樣說。毫無疑問，鞍鋼憲法誕生于鞍鋼，誕生于中國，它是相對于蘇聯的“馬鋼憲法”而提出來的一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但是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大道而產生的某種帶有“宗派主義”色彩的思想或方法；恰恰相反，它繼承了人類文明所創造的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實際上，任何先進的思想和方法，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都來自社會實踐，同時，它們也都有其思想來源。鞍鋼憲法作為一種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不僅是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有其思想來源，這個思想來源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關于管理的理論和方法。毛澤東和鞍鋼憲法的創造者，在吸收前人思想營養的同時，結合中國自己特別是鞍鋼的實踐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將其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可以說，鞍鋼憲法乃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原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所作出的偉大創造。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管理的理論原理
馬克思說，“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7頁)他還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同上，第369頁）
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也以鐵路為例說，“在這里，運轉的首要條件也是要有一個能處理一切所管轄問題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論體現這個作用的是一個代表，還是一個受托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都是一樣。不論在哪一種場合，都要碰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權威。”他還舉了大海上航行的船為例說，“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頁）當然，這還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情況。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隨著資本使用權和所有權的分離，利潤被分割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而前者又被說成是一種管理工資。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說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余的了，就像在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樣。”（《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頁）實際上，“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同上，第436頁）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指揮勞動或管理勞動的必要性的同時，也非常重視群眾的首創精神。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此，發揮工人群眾在生產和管理中的首創精神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恩格斯在談到權威和自治的關系時曾說，“權威和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將只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和他們說得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論述表明，在未來社會，由于條件的變化，權威將被限制在一個必要的范圍之內，而自治和民主的范圍將會擴大。
二、列寧和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管理理論的探索
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探討了工人參加管理的問題。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第二天或第三天（1917年11月8日或9日），列寧就起草了一份《工人監督條例草案》，該草案規定：
“⒈在工人和職員（共計）人數不少于5人，或年周轉額不少于1萬盧布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等企業中，對一切產品和原材料的生產、儲藏和買賣事宜應實行工人監督。
“⒉企業較小，可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工人監督者，則直接實行，否則，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實行，代表應立即在全體大會上選出，作出選舉記錄、并將當選人名單報告政府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⒊非經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許可，絕對禁止具有全國意義企業或生產部門（參看第7條）停工，以及對生產進度做任何改變。
“⒋一切賬簿和文據，以及一切倉庫和庫存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等，應毫無例外，一律對選出的代表公開。
“⒌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所作的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只有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有權加以撤銷。
“⒍在一切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里，一切企業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職員選出實行工人監督的代表，均應對國家負責，維持嚴格的秩序和紀律，并保戶財產。凡玩忽職守、隱瞞存貨和報表等等這，沒收其全部財產并判處5年以下的徒刑。
“⒎凡為國防服務以及與生產人民大眾生活必需品有關的企業，都是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354頁）
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進行監督管理企業的法規。
兩個月后，列寧又在1918年1月6-9日寫了《怎樣組織競賽？》一文，針對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攻擊，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意味著空前殘暴地壓制廣大的、占絕大多數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者的進取心、毅力和首創精神，而且還意味著排斥競賽，而代之以階梯上層的金融詐騙、任人唯親和阿諛奉承。”“只有現在才廣泛地、真正普遍地開辟了表現進取心、進行競賽和發揮大膽首創精神的可能性。每個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監督制服了資本家的工廠，每個趕跑了地主剝削者并且剝奪了他們土地的農村，現在而且只有現在才成了勞動者可以大顯身手的場所，在這里，勞動者可以稍微直一點腰，可以挺起胸來，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們千百年來都是為別人勞動，被迫為剝削者做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來工作了。”（《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376頁）
三個月后。列寧在1918年4月所著《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再次談到這個問題，并且把它作為“勞動群眾實際參加管理”的問題提了出來。他說，“說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的意義，這是資產階級談到時喜歡散布的一種謬論。實際上只有社會主義，通過消滅階級因而也消滅對群眾的奴役，第一次開辟了這種大規模競賽的途徑。正是蘇維埃組織從資產階級共和國形式上的民主轉到勞動群眾實際參加管理，才第一次廣泛地組織競賽。“（同上，第492頁）當然，在這篇文章里列寧還談到了“統一意志”或“一個人的意志”即人們通常說的“一長制”問題。他說，“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的、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以指導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凡是思考過社會主義的人，始終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同上，第500頁）
又要“勞動群眾實際參加管理”，又要“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于一個人的意志”，二者是不是矛盾呢？這個問題在蘇聯爭論了很長時間。
1920年1月27日，列寧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講話里回答這個問題時說，“如何組織管理的問題，即關于集體管理制和一長制的問題。人們在爭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這個問題做抽象的論斷，以此證明集體管理制優于一長制。但是這卻使我們遠遠離開了目前的實際任務。這種論斷會使我們退回到已經結束了的蘇維埃政權初建階段。現在該是采取更切實的辦法的時候了。”他還說，“集體管理制，作為組織蘇維埃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從頭建設的時期所必須的一種萌芽的東西。但是，在組織形式已經確定、已經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要進行實際工作，就必須采取一長制，因為這種制度最能保證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證對工作進行實際的而不是口頭的檢查。”（《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84頁）
1920年3月29日到4月5日，俄共（布）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的決議說：“為了更簡便而準確地組織生產管理工作，同時也為了節省組織力量，代表大會認為必須在工業管理方面逐漸采用一長制，即在各工場和車間建立完全的、絕對的一長制，在生產行政管理機構的中上層設立簡化的集體領導機構。”決議同時提出，“應當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解決日益廣泛地吸引工人階級參加經濟建設管理工作這個極重要的問題，但在采取每個措施時，絕不能忽視管理機構的穩定化、權限和簡化。”決議還認為，“鑒于對蘇維埃企業、企業組合及整個部門的管理工作還沒有制定出不容爭辯的形式，同時，必要的行政干部、經理人員等也還處于成長的初級階段，代表大會認為，在過渡到完全的一長制的道路上，是可以人需在工業管理方面采取以下各種辦法的：（略）”（《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0頁）
應該說，無論是列寧的論述，還是俄共（布）九大的決議關于一長制和集體管理制的決議，其實都照顧了不同的觀點，并沒有做出最后的結論，決議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性。而事實上，不同觀點的爭論也并沒有因此而結束。1921年10月17日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報告里又進一步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在這個報告里提出了“共同討論，專人負責”的原則。他說，“由于不善于實行這個原則，我們每走一步都吃到苦頭。整個新經濟政策要求我們把這兩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確。”他還說，“我們只有及時學會區分哪些事需要開群眾大會討論，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蘇維埃共和國達到應有的水平。”（《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1頁）在這里，列寧實際上是把一長制和集體管理制二者結合了起來：既要集體“共同討論”，又要個人“專人負責”。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作為列寧的學生，繼承了列寧的偉大事業，領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進一步探索了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問題。
斯大林在1929年4月13日所做的題為《關于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的報告中對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那樣工人階級的直接幫助、直接支持，能不能實現這些任務呢？不，不能。推進我國工業，提供工業生產率，造就新的工業建設干部，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積累，合理地使用積累來滿足工業的需要，建立極嚴格的節約制度，整頓國家機關，使它精簡廉潔，清除國家機關在我國建設時期所沾染的惡習和污穢，經常對貪污和浪費國家財產的人作斗爭，——所有這些任務，如果沒有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直接的和經常的支持，任何政黨都是不能解決的。”他還特別提到了“生產會議”這個形式，說“有一個時候，生產會議在我國非常盛行，不知道為什么，現在卻不聽說了。”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無論如何要使生產會議活躍起來。”他提出，“必須使生產會議討論的內容更廣泛些，更豐富些。應該在生產會議上提出工業建設的基本問題。只有用這樣的辦法才能提高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的積極性，才能使他們成為自覺的工業建設的參加者。”（《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7-128頁）
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所做的題為《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的演說中，還提出要從高校培養的知識分子和企業下層實際工作人員中提拔“工業指揮人員的核心”的任務。他說，“工人階級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不僅是由讀過高等學校的人所組成的，而且是由我們企業中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和礦井中的工人階級文化力量來補充的。競賽的發起人，突擊隊的領導者，勞動高潮的實際鼓舞者，各部分建設工作的組織者，——者就是工人階級的新的階層，這個階層也應當和讀過高等學校的同志一起組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核心，組成我國工業指揮人員的核心。”他強調，“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要排擠這些來自‘下層’的有創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膽地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可能發揮自己的組織能力，使他們有可能充實自己的知識，并且要不惜金錢來為他們創造適當的環境。”（《斯大林選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288頁）
斯大林還十分重視在工人群眾中開展勞動競賽。他在1935年11月17日所做的《在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說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和過去的社會主義競賽的不同：“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的時期內，社會主義競賽并不一定要和新技術相聯系。而且在當時，我們本來也就幾乎沒有什么新技術。相反，社會主義競賽的現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卻一定要和新技術相聯系。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他還說，“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以打破當前的定額，打破現行的生產計劃和平衡表為目的的男女工人運動。……它負有在我國工業中進行一場革命的使命。正因為如此，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其實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運動。”（《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375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的著作里很少講到“一長制”。這倒并不是因為他不贊成“一長制”，而是他認為，由于蘇聯還沒有足夠的精通技術、經濟和財務的人才，還不足以實行“一長制”。他在1931年2月4日所做的題為《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中說，“人們時常問：為什么我們沒有一長制呢？只要我們還沒有掌握技術，我們就沒有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只要在我們中間還沒有足夠的精通技術、經濟和財務問題的人才，我們家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掌握工廠和礦井的技術、經濟和財務，那么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都無濟于事，也都不會有一長制。”他強調，“任務就是要我們 自己掌握技術，成為內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全部完成，而一長制才能實行。（《斯大林選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頁）當時，在蘇聯擔任經理工作的許多領導人鄙薄技術工作，把生產上的事推給“專門家”，而甘愿進行“一般的領導”，所以斯大林對他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并且提出了“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來扭轉這種錯誤傾向。
在斯大林時期，特別提到“一長制”的是在1941年2月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會議上。在這次代表會議決議的第三部分（“黨組織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的任務”）中有這樣一條：“⒕必須大大加強企業的一長制，使企業經理真正成為對企業和生產狀況負有完全責任的全權領導者。”同時還有一條提出，“⒖必須將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經濟機關以及廠礦機關中工作的工程師和技術員派到企業、車間工作，派到礦井從事井下工作。”（《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五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1頁）這樣做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決議對此未作過多的闡述。
應該說，蘇聯之所以能夠在十多年時間里能夠趕上歐洲許多國家，從世界第五、歐洲第四的落后國家而成為世界第二、歐州第一的工業強國，并且戰勝德日法西斯，取得犯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除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外，也是和列寧斯大林在企業管理上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同時又注意發揮工業指揮人員的領導作用分不開的，簡單地把蘇聯的管理制度歸結為一長是不全面的。實際上，蘇聯出版的一些詞典在解釋一長制時，一方面雖然強調“它要求全體工作人員在生產過程中完全付出領導者一個人的意志，領導者個人對所委托的工作負責”，同時也強調“”一長制是與廣泛吸收勞動人民參加企業管理、討論和解決有關發展的生產的問題相結合的。“（科茲洛夫、彼而烏森主編：《簡明經濟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頁）上世紀70年代以后編撰的《蘇聯百科辭典》更將一長制解釋為“與委員會制相結合的原則”。（《蘇聯百科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3頁）
三、“鞍鋼憲法”：毛澤東和中國黨把馬克思主義用于中國實踐的偉大創造
毛澤東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值得注意的是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頁）
在有些人看來，毛澤東出身在山溝溝里，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留過學，因此認為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也不懂經濟不懂管理。確實，如果拿毛澤東與王明等人加以比較，他背誦和引用的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確實不多，但是，毛澤東卻是非常重視理論學習的，即使在戰爭年代，他也會想方設搜尋報紙和書籍刻苦地進行學習；他不同于王明等人，他所注重的不是個別詞句，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特別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善于用馬克思主義之“矢”來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之“的”，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就這方面來說，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又是其他人所不能與之相比的。
在馬克思主義的諸多原理中，毛澤東特別重視的，是要發揮人的作用。毛澤東曾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頁）后來他又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頁）1958年4月，他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還說，“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紅旗》1958年第一期）從這里可見毛澤東對堅持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這兩條的高度重視，而這兩條事實上也正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能夠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之所在。
應該說，這兩條都涉及到領導體制問題。毛澤東很重視黨委的集體領導體制。他在建立新中國前夕曾經為中央起草過一個《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文件，認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重要制度。近來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 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知識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今后從中央局到地委，從前委及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以前只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紙袋執行的問題）均需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一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當然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1341頁）在1956年9月舉行的黨的八大會議上，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又重申了這一制度。
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他說，“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他還說，“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 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1頁）
在毛澤東的論著里，我們似乎看不到關于一長制的論述。他當然不是不知道蘇聯提倡實行的一長制，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對一長制是有所保留的。這一點，我們從他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作的批語和談話里可以看出來。比如他說，“既然‘體力勞動和企業領導人員是統一的生產集體的成員’，為什么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實行一長制，而不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呢？他們不能設想工廠的管理可以有一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語和談話》，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上冊，第456頁）這里明顯地帶有對于一長制的批評，但是，毛澤東所說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就精神而言，和列寧在1921年10月提出的“共同討論，專人負責”的原則卻是完全一致的。
毛澤東為了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非常重視民主建設。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在軍隊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員會”，進行民主管理。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更特別注意發揮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特別是職工代表大會，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組織形式。企業的廠長要向職工代表大會報告工作，企業的一些重大問題包括職工福利的一些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的討論。此種形式與蘇聯的生產會議有些類似。在斯大林時代，生產會議曾經是蘇聯個人經濟和其他勞動群眾參加企業和機關管理的一種形式，企業和機關的領導人要在生產會議上向職工報告工作，生產會議還要研究工廠生產和其他方面的一切重大問題，領導人要負責實現生產會議上提出的各項建議。這種形式曾經在蘇聯很盛行，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說，后來不聽說了；雖然斯大林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后來的情況似乎也沒有見好。上世紀50年代蘇聯一些詞典還有生產會議的詞條，到了70年代、80年代，在一些詞典上連這樣的詞條也找不到了。我國在這方面似乎也有類似的情況。
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里，毛澤東還非常重視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原理。他不僅運用這個原理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而且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提出了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以后要進行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以后又在1958年提出了技術革命的問題。他在19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第21條就是專門論述“不斷革命”的。其中講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范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你也合作化，接著又是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 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 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后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以后，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干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1頁）。
毛澤東講這番話，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同時也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考慮問題的結果。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盡管進行了經濟戰線和政治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由于生產力的落后，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依然存在許多不相適應的矛盾，在許多方面依然處于被動狀態，這就要求實行技術革命，大大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具體地說，就是要用15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可見，毛澤東提出技術革命和趕超英國是和大躍進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提到大躍進往往把它和主觀主義、頭腦發熱聯系在一起，其實，所謂大躍進，也就是超常規的發展。應該說，大躍進的提出是有其客觀根據的。毛澤東說，“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長期保持下去。”（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語和談話》，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下冊，第718頁）
對于資產階級的大躍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曾經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們說，“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的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確實過去了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所追求的不是使用價值的滿足，而是對于剩余價值的無限制地追逐。這樣就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有一種無限擴大的趨勢，而這就需要不斷地進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方法，改變生產關系和整個社會關系。其結果是，“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以前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至于無產階級的趕超資本主義或大躍進，列寧曾經說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夠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過去蘇聯雖然沒有提出過大躍進的口號，但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卻用事實證明，社會主義能夠提供比資本主義更高得多的發展速度。蘇聯工業在十月革命前居于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僅僅十多年功夫它就趕上和超過歐洲所有國家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這還不是大躍進么？事實上，蘇聯提出趕超美國的口號比中國提出趕超英國的口號還要早一點。這從毛澤東1957年在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里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說，“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 個小國。他們性能原理，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每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頁）我們知道，蘇聯的鋼產量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已經趕上了美國。至于中國，1957年時的鋼產量只有535萬噸，而英國當時的產量有2174萬噸，中國鋼產量只是英國鋼產量的1/4，而到1972年中國已經達到2338萬噸，只比英國的產量2542萬噸少204萬噸，而到1978年，中國產量達到3178萬噸，早把英國當時的產量2020萬噸遠遠地拋到了后面，而中國今天的鋼產量更把美國的鋼產量遠遠地拋到了后面。難道這不是趕超或躍進的速度嗎？
應該說，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大躍進或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方針是正確的，也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實際上，1959年7月25日中共鞍山市委向遼寧省委報送并由省委報送中央的《關于鞍鋼當前生產和群眾運動情況與8月份工作安排的報告》，和毛澤東同志于1960年3月22日對這一報告所作的批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1958年大躍進以前的情況，這是第一階段。1959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1960年3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他要求將這個報告“轉發給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給大中城市的市委”，“并且當做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
毛澤東關于“鞍鋼憲法”的批示極大地鼓舞了鞍鋼的職工，也鼓舞了全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力地指導了中國技術革命的偉大實踐，使中國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并且在世界許多地方包括歐洲、日本和美國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今天的中國，許多人往往只知道學習西方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而對自己的偉大創造卻不知道，更談不上重視，實際上已經把它給丟到一邊去了。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努力學習和繼承這一寶貴的理論遺產，努力提升我們的管理水平，為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的主人翁作用，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把我國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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