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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思想領域里的“轉基因”

一息尚存 · 2010-02-07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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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思想領域里的“轉基因”  

   

盡管中國在前年就已經公開明確地宣告了從此往后“不折騰”,可是,今年的新年伊始,中國就開始接連不斷地上演一出接一出的鬧劇。這邊在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農業生產領域里種植轉基因糧食的鬧劇鬧得正歡,那邊在同樣是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思想和文化領域里也同樣在上演著一場場的鬧劇。摩羅高調的《中國站起來》的鬧喊未休,周潤發飾演孔子的電影《孔子》就開始鬧演。《孔子》鬧演得正歡,韓德強的一篇《缺席審判“孔子”,何時方休?》的詰問又接踵而至。  

面對目前國內出現的諸如貧富兩極分化的日益嚴重而導致的社會矛盾加劇;有關部門不顧人民群眾的質疑與反對而一意孤行,強力推進轉基因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的種植;社會道德淪喪,黑社會猖獗;寶貴的自然資源由于無限制的大量出口而導致的日漸枯竭;由于思想認識的混亂而導致的中華民族重新呈現一盤散沙狀態等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問題,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急切呼吁只有迅速地回歸到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來,才能避免中華民族未來的悲慘命運。可就在有識之士在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命運而呼喚向毛澤東思想正確道路上回歸的時候,也有一些假冒偽劣的有識之士卻在不斷地發出回歸孔孟之道的叫喊。對于中華民族是否應該回歸到孔孟之道的道路上,由于個人認識問題的立場和能力的不同,原本無可厚非。  

孔孟之道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了中國人思想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孔夫子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而創立的;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在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斗爭過程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產生的。是毛澤東創立的用來指導中國人民如何才能取得反抗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與奴役的勝利;如何才能掙脫儒家思想的束縛;如何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是對如何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探索。毛澤東思想與孔孟之道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毛澤東思想理直氣壯地喊出了工農勞苦大眾反抗剝削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是“造反有理”,而孔孟之道則認為勞苦大眾受剝削和奴役是天命使然,勞苦大眾理應順從地接受剝削階級的剝削和奴役,否則便是破壞了社會的和諧。  

中國目前所出現的這些問題,是由于放棄了儒家思想并且還曾經打倒了孔家店才引發的?還是由于背叛了毛澤東思想才造成的?儒家思想能否真正地解決目前中國所存在的嚴重社會現實問題?能否應對得了目前日益嚴峻的國際局勢?孔孟之道是不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走向強盛的坦途?對于這個問題,不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也好,還是孔孟的信徒也罷,甚至是置身事外之人,其實每個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在當今中國的那些受益者看來,中國走上任何一條道路都可以,就是不能向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回歸。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劣中選優,只有向孔孟之道回歸,才是他們最佳的選擇。中國人都知道,自把儒家思想作為了國家的統治思想之后,中華民族卻經歷了千年的磨難,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更是經受了更多、更深的磨難。為了減少向孔孟之道上回歸的阻力,為了欺騙工農勞苦大眾,也可能是為了欺騙自己,以減輕面對死亡時所必須要承受的恐懼,這些人才自欺其人地將毛澤東思想嫁接到了孔孟之道之上,幻想著能給孔孟之道的實質披上毛澤東思想的外衣。以便借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對內蒙騙人民群眾,對外蒙嚇覬覦中華民族的強敵。而行孔孟之道之實,不僅能夠保護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還能擴大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早已從中華民族苦難的歷史中看清了,除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無論是選擇哪一種思想,無疑都是死路一條。而且隨著整個民族的滅亡,將中華民族引向滅亡的那些人自己也將難逃滅亡的噩運。但是,選擇毛澤東思想,對于壞事做絕且難以改變思想認識、更主要的是難以放棄既得利益的他們來說,就是死在眼前;而選擇孔孟之道,雖然全民族都將難免要為他們陪葬,但他們自己終還能多茍延殘喘幾天,或許還能另辟蹊徑,從而走向更加的“成功”。  

中華民族曾經雄踞于世界的東方,但自從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全民族的統治思想之后,中華民族卻開始日漸式微,宋明兩代曾經兩次亡國,并在近代又曾淪為了歐美列強和日本的半殖民地。對中華民族這一極其悲慘的歷史結局,儒家思想無論是優還是劣,作為統治思想,都難逃其咎。凄慘的歷史清楚地告訴了每一位中國人,儒家思想不僅不能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挽救中華民族,不能使中華民族在強國如林的世界上獨自屹立,而且還是造成中華民族衰落的罪魁禍首。無論是在古代與游牧民族,還是在近現代與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的西方和日本的較量中,儒家思想統御下的中華民族都經常是敗得一塌糊涂。如今為了證明孔孟之道不輸于西方文化,就只好拿戰勝了一切外來強敵的毛澤東思想來為其充門面,無恥地歪曲說毛澤東思想是在孔孟之道的基礎之上才產生的。  

毛澤東身為中國人,確實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也是毛澤東將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中華民族拯救出來的,更是毛澤東將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和奴役之下的中國工農勞苦大眾解放出來的。但是,毛澤東的勝利是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而并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勝利。毛澤東是在找到了馬列主義,是在將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具體社會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并將毛澤東思想運用于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活動之后,才將中華民族以及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拯救和解放出來的。毛澤東拯救中華民族,解放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依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而非是孔孟之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其他包括孔孟之道在內的任何思想主張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揭示了階級和階級剝削的本質,就是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運動的規律,就是指出了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實現自身的解放。從社會科學的意義來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先進的哲學,是用來指導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運動規律的科學,而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只不過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倫理學。倫理學雖然具有規范社會秩序的功能,但卻缺少用來指導研究社會發展運動規律的作用。  

韓德強為了將毛澤東與孔夫子緊密地聯系起來,為了證明毛澤東思想是在孔孟之道的基礎之上產生的,竟然這樣說到:“如果沒有受傳統教育更深的毛澤東,靠一批更具自由平等的“五·四”精神的留蘇派,中國革命早就失敗了。陳毅在紅四軍七大上主張大民主,結果是人心渙散,屢戰屢敗。后來民主決策攻打贛州,同樣慘敗。最終,30萬人犧牲27萬,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人們才認識到,毛澤東比大家考慮得更長遠、更周到、也更具靈活性,接受了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是怎樣領導的呢?客觀上是圣君賢相,愛兵如子,懂得人心向背,鍛造了一支仁義之師!中國文化向來相信,‘周以七十里地而有天下’。毛澤東實現了以小小的井崗山而有天下。這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是孔夫子生前不遺余力倡導的啊。”  

這樣的認識實在是難以不使人會感到好笑,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靠的是用中國的傳統文化鍛造了一支仁義之師?還是靠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締造了一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擁有的超凡的戰斗力,靠的是嚴格的等級制度?還是靠用革命理想教育使每一名戰士都迸發出了火熱的革命激情?革命隊伍中的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革命隊伍中的不同分工?還是嚴格的等級制度?歷史如果真的如韓德強所說的那樣,那么,同樣是受中國傳統教育,只是詩詞比毛澤東稍遜、而書法堪與毛澤東比肩、音律國畫比毛澤東還擅長、玩蹴鞠和談風月那就更是毛澤東所望塵莫及的宋徽宗不早就將大宋朝的軍隊鍛造成一支無敵于天下的仁義之師了嗎?那還會發生后來的女真入主中原,蒙滿并吞神州,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事嗎?中華民族恐怕早就應該雄踞地球,而且還極有可能雄踞宇宙了。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是向孔孟之道上回歸、還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之爭了,精英們也就不用上演將本是產生于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毛澤東思想,嫁接到孔孟之道之上的這場“轉基因”的鬧劇了。  

圣君賢相,愛兵如子,人心向背,仁義之師,這些都屬于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崇高境界。這些,無論是在奴隸社會時代,還是在封建社會時代,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斗爭過程中,這些都是遠遠不夠的,也是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主張背道而馳的。毛澤東的一生都在努力地探索如何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什么由“圣君賢相”來治理國家;毛澤東親手締造的是一支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根本目標的人民軍隊。而絕不是什么與人民群眾相脫離、僅僅不殘害人民群眾的“仁義之師”;毛澤東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但毛澤東絕不是單純地為了爭取人民的支持而對人民施以小恩小惠,毛澤東畢生所追求的是人民的徹底翻身解放;毛澤東對待革命隊伍中的每一位同志都親如兄弟,而不是視兵如子。兄弟之間還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而父子之間能夠做到真正的平等嗎?毛澤東始終提倡并切實地建立起了人民軍隊中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作風和制度,而不是孔孟之道所主張的什么“愛兵如子”、長幼有序、男尊女卑那樣的等級制度。毛澤東的所有主張,都只能是在消滅了階級的差別之后,才能夠真正實現的,毛澤東終生所為之奮斗的,就是要消滅包括階級差別在內的所有社會差別。消滅階級,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實現人人平等,只有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之下,才能做得到。而孔孟之道所主張的和諧,只能是建立在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忍受之上的。在工農勞苦大眾仍在遭受剝削,仍在遭受壓迫的情況下倡導所謂的和諧,就是對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行為準則和規范進行最無恥的強奸。把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之上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歪曲成了是在孔孟之道基礎之上產生的,貪馬列主義之功為孔孟之道所有,人世間可能再也找不出比這更為荒謬,更為無恥的事了。  

為了進一步證明毛澤東思想確實是來源于孔孟之道,韓德強繼續說到:“孔子希望一個人人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人可以成圣成賢的社會,甚至是一個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孔子希望樹立某種‘為人民服務’的執政風氣。”依韓德強看來,孔夫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不僅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驅,而且孔夫子本人還是踐行共產主義理想的光輝模范。  

孔夫子確實是提倡過人人都要有尊嚴,提倡過統治者和統治階級要尊重被統治階級的尊嚴,可孔夫子所提倡的人人有尊嚴只是在確立了“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這個等級社會制度基礎之后的尊嚴。在等級社會里,各個等級的尊嚴的標準是不同的,奴隸之間有奴隸的尊嚴,奴隸主之間有奴隸主的尊嚴,農民工的尊嚴與房地產大鱷的尊嚴肯定是不同的。公交車乘務員一個不經意間的微笑,都會令農民工在心里陡然感受到做人的尊嚴;公交車乘務員想對房地產大鱷報以一個矜持的微笑以體會一下做人的尊嚴,恐怕她這一生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尊嚴代替不了平等,平等才是真正的尊嚴。將尊嚴和平等這兩個概念混淆起來,想以此來抹煞階級的差別,想以此來把孔子裝扮成是一個“為人民服務”執政理念的優秀踐行者,可見孔孟的信徒們確實是已經到了黔驢技窮的山水末路了。  

孔孟的信徒們為了將孔子重新扶上“圣壇”,可謂是煞費了苦心。為了博得更廣泛的社會同情,電影《孔子》不惜將孔子塑造成是一個悲情的孔子,一個苦情的孔子。如果真的如電影里所展示的和歷史早已告訴了人們的那樣,孔子既不受統治階級的喜愛,又更為被統治階級所討厭,如此一來,那孔子豈不是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萬人煩”?做為“萬人煩”忠實“粉絲”的孔孟信徒們,豈不是要招致更多的人的討厭嗎?  

正如孔子自己所說的那樣:“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孔子在中國社會底層人民群眾的心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形象?儒家思想到底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么?儒家思想又到底給中國的普通工農大眾帶來了什么?每個人都知道。朽木只會越雕越爛,糞土之墻只會越圬越骯臟。尊孔者們,你們太累了,也該歇歇了!  

孔夫子也確實曾經主張過統治者要施行“仁政”,但孔夫子所主張的統治者要施行“仁政”,與毛澤東所倡導和要求的共產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的。如何看待“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間的不同,就是要看他們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奴隸主不允許男女奴隸自由戀愛,是不承認奴隸做人的權利;奴隸主指配男女奴隸成婚,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奴隸。孔夫子所主張的“仁政”,只不過是為了使奴隸主能夠獲得更多的奴隸,是為了維護奴隸社會的社會秩序而已,首先其在主觀上就不是為了改變奴隸們凄慘的命運。所以,孔夫子所主張的“仁政”與毛澤東所倡導和要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思想意識,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如果說孔夫子在奴隸社會的時候主張統治者要施行“仁政”,在客觀上由于可能還改善了奴隸們的一點命運從而還具有了一定的積極意義的話,而在今天如果真的實現了孔孟之道回歸,并且也確實施行孔夫子所主張的“仁政”,那么,不知是將今天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視為了奴隸?還是今天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真的就已經變成了奴隸?  

毛澤東思想確實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才創立的。但是,這個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是個什么樣的實際?受中國傳統教育更深的毛澤東也確實是非常地了解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這個實際,就是中國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懦性和墮性,就是中國工農勞苦大眾兩千年來在孔孟之道的束縛之下造成的精神上的麻木,就是中華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之下造成的民族血性的流失,就是中國人民所遭受的由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雙重剝削與壓迫而帶來的無與倫比的殘酷,就是中國人由于精神麻木而形成的對苦難超人的忍受能力。  

當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僅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這一聲炮響,也使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完成了。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卻足足地走過了二十八年艱苦而漫長的歷程。俄國革命血流成河,流的是反革命分子的血,而中國革命更是血流成河,可流的更多的卻是革命者的血,這其中的差異就是由于中俄兩國人民的精神和性格不同所決定的。強悍的俄羅斯文化造就了俄羅斯人淳樸率直與強悍的民族性格和勇于奉獻的民族精神,所以俄羅斯才不僅擁有了像“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那樣大量的精神貴族,而且還擁有了更多的像保爾和馬特洛索夫那樣的鋼鐵戰士,認準了真理,馬上便憤然而起,義無反顧地積極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俄國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俄羅斯帝國的反革命力量雖然十分強大,且有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干涉,但是在更為強大的俄國人民面前,反動勢力卻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因此,俄國的革命才會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便取得了成功。即使是歷史走到了今天,情況也同樣如此。雖然在修正主義分子的欺騙下,蘇聯人民拋棄了修正主義分子搞的假社會正義,但是在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問題上,如今的俄羅斯人民同樣是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的。而中國的情況卻與之不同,大多數的中國人在儒家思想漫長的荼毒之下,在孔孟之道的束縛下,普遍養成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和膽小怯懦的性格,普遍造成了精神麻木,喪失了團結互助的精神和反抗暴政的勇氣,由于擁有了過多的理性而導致無論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和付出與回報。因此,無論是在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抗日本侵略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時,還是在國共兩黨為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而進行的階級搏殺中,四億多中國人真正身入其中的,實際上連零頭都不夠,另外四億的中國人就好像于己無關般地在一旁充當著歷史的看客。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也一直在為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奮斗著,可是,直到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奪取了全國政權的時候,也只不過才擁有了一百多萬黨員和五百多萬解放軍將士,而且其中還包括一大批投機革命分子。少部分工農勞苦大眾和先進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在為全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奮斗著,在流血犧牲,可大部分的工農勞苦大眾卻只做側目旁觀。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使肯定會使所有受壓迫與受剝削的人對自由與平等產生要求和向往,可由于缺少勇氣與膽量又決定了他們中的大部分只能置身事外,這就是當年中國人精神與性格的真實寫照。如果對比一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軍士兵和八路軍、新四軍戰士以及后來的解放軍戰士的不同表現,人們對中國人精神與性格的認識就會更加的直接。同為中國人組成的軍隊,國民黨的軍隊在武器裝備遠遠強于八路軍的情況下,被日寇打得簡直是聞風喪膽。當時有個形容國民黨軍隊逃跑時狀況的民謠是:“聞風八十里,槍響一百二。”而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武強裝備極其落后的情況下,卻勇敢地開赴前線去迎擊日寇。造成這兩種截然不同表現的根本原因,就是兩支隊伍的宗旨和指導思想不同,所以兩軍的軍心士氣不同,兩軍將士的精神與勇氣也不同。后來有的國民黨軍士兵加入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特別是在解放戰爭中,大量的國民黨軍俘虜被補充到了解放軍的隊伍中,可當他們一旦成為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中的一員,立即就會變得異常的英勇頑強。因此,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的過程,也是一個以自己的執著、勇氣、奉獻精神,乃至是鮮血和生命來喚醒中國人民的過程,也是一個以毛澤東思想將中國人民從孔孟之道的精神束縛之下解放出來的過程,也是一個號召中國人民勇敢地站起來參與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斗爭的過程。正是由于大多數中國人的那種麻木的看客心理和怯懦畏懼的性格使他們置身于中國革命的事外,此消彼長,因此才造成了中國反動勢力的龐大,所以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經歷了長達二十八年的艱苦而漫長的過程。  

俄國“十月革命”的一夜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下苦苦掙扎的中國人民。一批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具有自由平等意識但更具有血性的中國青年,奮不顧身地投入到了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統治的斗爭中。他們認為在民族與階級雙重殘酷壓迫和剝削下的中國工農勞苦大眾也會像俄羅斯人民那樣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要求,會緊隨他們加入到反抗的斗爭中。但是,他們沒有真正地懂得中國,沒有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同胞。承受著民族與階級雙重殘酷壓迫和剝削的中國工農勞苦大眾雖不缺少革命的要求和愿望,但就是缺少敢于投身反抗的勇氣與膽量。因此,就在他們與壓迫和奴役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進行浴血奮戰的時候,就在他們與壓迫與剝削工農勞苦大眾的剝削階級進行生死較量的時候,比他們人數多得多的更具理性的中國青年卻在一旁一邊笑眼旁觀著,還一邊嘲笑譏諷他們不懂得理性。而更多的既缺少血性,更不懂理性的中國人則一邊“愉快地”接受著奴役與壓迫,一邊苶呆呆的充當著歷史的看客。甚至還有一些將理性轉化為了奴性的中國人則干脆充當了漢奸反過來危害自己的民族,殘害自己的同胞。由于中國革命力量自身的力量太小,所以反抗才會經常遭遇到失敗。失敗的原因,就在于沒有喚醒更多的人投入到反抗之中去。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會經常犯左傾的錯誤,就是由于錯誤地估計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他們根據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主觀地認為遭受著民族與階級壓迫雙重苦難的中國人民,一定比只遭受階級壓迫的俄國人民更具有革命的愿望,一定會群起投身革命,所以中國的革命也一定會很快取得成功。但是他們判斷錯了,他們錯就錯在正確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要求進行革命的愿望,卻錯誤地判斷了中國人民敢于投身革命的勇氣與膽量。他們不知道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之下,不少的中國人早已養成了凡事靠“求”的習慣,求佛祖保佑,求菩薩慈悲,求貴人相助,總是幻想著統治者能夠施行“仁政”。而毛澤東由于更了解中國的社會實際,懂得只有先將工農勞苦大眾從孔孟之道的精神束縛下解放出來,只有先將中華民族從儒家思想的毒害下挽救出來,恢復中華民族的血性,喚醒更多的人投身到拯救中華民族危亡和掙脫階級壓迫與剝削的斗爭中,中國的革命才會取得成功,所以,毛澤東才要“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令人可惜的是,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恢復起來的那點血性,很快就被當做是“文革”造成的“派性”給清除掉了,血性流失的中國人,很快在精神上也重新恢復了以前的麻木狀態。  

血性的中國人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奴役與壓迫,他們拯救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而是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  

毛澤東確實是懂得中國,他懂就懂在看到了中國人的身上確實是存有一定的劣根性,懂就懂在看出了中國人劣根性產生的病因,懂就懂在找到了如何進行治療的辦法,那就是要徹底地批判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孔孟之道。因此,從未與魯迅謀過面的毛澤東才會說:“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確實是罪不可逭。但至于孔子本人,既不可能像韓德強所說的那樣偉大、光榮、正確,也不一定像巴金所說的那樣猥瑣、可恥、邪惡。作為兩千多年之前的一個歷史人物,總是會有其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的,今天的人不應該要求兩千多年之前的孔子就應該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但是如果今天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惜又抬出孔子,欲圖搞借尸還魂,那就是今人的無恥了。  

如果放眼古今,放眼世界去比較,除了毛澤東,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只會在自己民族的內部去制造奴隸,不僅從來沒有做到去奴役其他民族,甚至有時就連如何使自己的民族免受其他民族的奴役都做不到。而且,往往越是這樣的統治者,在實行對內鎮壓的時候,卻是越不手軟。一個只會在自己民族的內部制造奴隸的民族,擅長“窩里斗”是在所難免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是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統治階級和統治者的卓越表現,這也是中華民族最為深刻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是統治階級和統治者的切身表現,而不是被奴役被剝削人民的真實寫照。為此,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吹鼓手們才要不遺余力的矢口否認民族劣根性的存在。實在否認不了,就只好拿別的東西來為其充門面。于是,上演將毛澤東思想嫁接在孔孟之道之上這樣的“轉基因”鬧劇就在所難免了。  

在尊孔的時代,中華民族逐漸陷入了半殖民地的苦海。在打倒了孔家店之后,中華民族才走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淵。  

時光仿佛是在倒流,今天的中國似乎是又回到了思想異常混亂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只不過那時的精英們高喊的是“打倒孔家店”而今天的精英們呼喚的是孔孟之道的回歸。孔孟之道的回歸和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日漸式微,造成了中國人精神的再一次麻木。在有識之士們就領海被鄰國瓜分、轉基因糧食的種植和國家統一等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在奔走呼號、嘔心瀝血的時候,少數能夠在中華神州這艘巨輪沉沒之前逃離這里的精英和成功人士對此漠不關心本在情理之中,可其余的十三億中國人不僅同樣也默然視之,而且還在馬上就要開始升溫的熱鍋里,悠然自得地洗著熱水澡呢。中華民族從衰落到復興,從復興到衰落的輪回早已告訴了中國人,放棄毛澤東思想,走上孔孟之道,對除了能夠投奔其他地方的少數中國人之外的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必定是一條死路。可是,就在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與孔孟的信徒就今后的中華民族是堅持毛澤東思想,還是走上孔孟之道這個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上進行激烈交鋒的時候,深受毛澤東思想之益的大多數中國人卻也竟然能夠置身事外,可能是早已養成了敬畏自然傳統的中國人一切都愿隨其“自然”,或是早就做好了再次充當歷史看客的準備。

孔孟的信徒們在誘騙人們向孔孟之道上回歸的時候,往往是打著繼承和維護民族傳統與民族文化這個誘人的旗號的,因此也就平空增添了許多的誘惑力。民族傳統與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其他民族的主要標志,民族傳統與民族文化是民族感情、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產生的基礎。信仰馬列主義決不會像崇尚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洋奴那樣造成本民族文化與傳統的喪失,因為馬列主義與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是有著本質的不同的。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馬列主義揭示的是階級和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揭示的是人類社會發展運動的規律和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改變自己命運的這個真理,并不是要消滅哪一個民族文化和傳統,而且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只有與本民族的文化和傳統結合起來,才能夠發揮出其真理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就為此做了最好的詮釋。  

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推翻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實現翻身解放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毛澤東思想產生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中國人民用馬克思所創立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來取代歷史上統治階級強加給普通勞動人民的腐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不是對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的拋棄和背叛,而恰恰是對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最好的繼承、保護和發展。而孔孟的信徒們所要繼承和維護的,無非就是要剝削階級永遠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這個傳統和愚昧勞動人民的儒家思想。  

毛澤東思想與孔孟之道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兩種思想意識形態,是無法在一種社會制度下共存共生的。所以,將毛澤東思想嫁接到孔孟之道之上,不僅反映出了其始作俑者實質上的別有用心,而且僅僅從形式上來看,也純屬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鬧劇。類似這樣的鬧劇,自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在中國就開始上演了,到如今,已經上演了幾十年,也不知上演了多少場?好在中國人也都早已都看慣了,鬧就由他鬧去吧,少數幾個人也制止不了,有閑心的時候,看看熱鬧就是了,只是但愿這樣的鬧劇,到最后可別上演成了全中華民族的悲劇,那樣可就成了“告別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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