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何曉明
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一起構成近代中國的三大社會思潮。在這三大思潮中，激進主義以其昂揚的氣勢、痛快徹底地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及英雄主義的精神感召力量，贏得了最大多數(shù)民眾的認可，也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方向；在歷史遺產格外豐厚的中國，保守主義也天然地擁有比較寬廣的社會基礎，博取了廣泛的社會同情 ；惟獨自由主義，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調，與幾萬萬中國民眾的“悲慘經(jīng)驗之間幾乎存在著無限的差距”，因而與廣大民眾相疏遠、相隔膜，雖然開出了花，但卻結不了果。本文作者從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來源及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政治氣候等三個方面對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作了宏觀掃描，有助于讀者比較清晰地了解這一在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又未能“結果”的社會思潮。
與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并為近代中國三大思潮的自由主義，給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貴的理論遺產和思想教訓。回顧這一不結果實的精神之花的生命歷程，并探討其中的原因，是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中一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任務。
一、變異的思想種子
就自由主義的運行而論，同樣是思想引領社會運動。只不過在西方是社會運動孕育思想，思想反哺社會；而在近代中國則是社會運動尋找思想，思想干預社會。孕育，則生命機理自然流暢；尋找，則帶有強烈的功用方面的考慮，無暇也無須顧及理論的圓熟與平允。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主義的思想種子落入中國大地之初，其品質和基因就與原產地的正宗母本不相一致，正所謂“橘逾淮而為枳”。
19世紀90年代，當康有為們?yōu)檎误w制的改革奔走呼號之時，嚴復卻端坐書齋之中，翻譯《天演論》，并連續(xù)發(fā)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著名論文，奠定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若干理論基點，如認識論上的實證主義、倫理學上的個體主義、歷史觀上的進化論、經(jīng)濟思想上的放任主義等等,從更為根本的思想啟蒙層面上，開始了中國自由主義的探索之路。嚴復認為：“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于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嚴復從“治本”著眼，提出“今日要政，統(tǒng)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而此三端，又可進一步歸結為實現(xiàn)真正的個體自由：“富強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挈矩之道者也。”應該說,在同時代知識分子中，唯有嚴復慧眼獨具，提出了“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深刻命題。
與嚴復的思路一致、但情緒更熱烈的梁啟超也是將“自由”一說引入中國的功臣。他在《新民說》中，贊美璀璨的“自由之花”和莊嚴的“自由之神”，揭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他將自由劃分為政治、宗教、民族、生計等四個方面的內容，其間明顯糅合了西方幾百年間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精華，而不是專述某人某派的思想。與嚴復“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的思路基本一致，梁啟超引入“自由”觀念，根本目的是要解決近代中國在列強環(huán)視的國際環(huán)境下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實現(xiàn)民族獨立的問題。這就從思想的動機方面埋下了混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根苗。在梁啟超看來，“民族主義不僅可以與自由主義并行不悖，甚至還反過來，自由主義只是達到或完成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繼春秋戰(zhàn)國之后，兩千年一遇的“百家爭鳴”的活躍時期。秩序的失范、信仰的失落、權力的失控，為形形色色的觀念、思潮、派別、黨團雨后春筍般的冒尖、生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遇。與保守主義抬頭、激進主義崛起的同時，自由主義也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期”。胡適是這一時期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在胡適看來，“‘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生的哲學是所謂的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他在著名的《易卜生主義》一文中說：“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母，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對于如何發(fā)展個人的個性，胡適提出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具體到負什么責任，胡適強調“小我”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大我”負責。“我這個現(xiàn)在的‘小我’，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遠談不上多么“純正”。他一方面鐘情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同時又對蘇俄的社會主義運動表示極大的興趣。“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于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jīng)濟制度下，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xiàn)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胡適主張“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以與古典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相區(qū)別。
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源頭在西歐。西方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運動與政治革命的理論結晶，盡管其間也有不同派別的差異和論爭，但其自身的思路縝密，體系完備，則是沒有疑問的。在中國，少數(shù)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接受自由主義的理論動因，在于援引、介紹其思想學說，以之作為引導中國擺脫殖民地危險、走上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路的航標。近代西方自由主義幾百年的思想史行程，在中國僅僅幾十年、十幾年甚至幾年間便已完成。急迫的現(xiàn)實功利目的，使得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理論重心的選擇上，更樂于接受19世紀以后流行于西方的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理論，注重個人與國家利益的相關性，而不太重視或者說不太贊同十七八世紀古典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體至上原則，并且同時又或多或少地對與中國現(xiàn)實社會問題發(fā)生密切關系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思潮發(fā)生興趣。因此，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體系遠不如他們的西方先輩那么“純正”，顯得比較駁雜。這里并不存在什么認識深度、理論素養(yǎng)、學術體系的問題。無論嚴復、梁啟超還是胡適，他們闡發(fā)的自由主義理論，都不存在與某一位西方先哲、某一派西方學說是否絲絲入扣、若合符節(jié)的問題，他們更關心的不是關于“自由”及其“主義”的思想如何保持“純正”的理論血脈，而是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范圍內，通過怎樣的方式作用于近代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政治現(xiàn)實和人生現(xiàn)實。
二、貧瘠的社會土壤
西方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是生機勃勃的、與社會生產方式血肉一體的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國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僅僅是數(shù)量極少的、與社會生產方式基本隔離的精英知識分子。這些人一般擁有良好的西方現(xiàn)代教育背景，留學歐美，但與本國的社會經(jīng)濟運動格格不入。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背景是由古希臘文明延續(xù)而來的民主傳統(tǒng)、競爭觀念和個體價值原則，而中國自由主義所面對、要改變的則是數(shù)千年來大一統(tǒng)君主專制制度和宗法倫理系統(tǒng)所養(yǎng)成的民眾的帝王情結、中庸意識和家族本位觀念。
在歐洲，自由主義是中產階級向封建貴族、王室及基督教神權爭取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權利的歷史運動的自然產物。無論是萌芽破土，還是大樹參天，它那生命的根系都扎入現(xiàn)實生活的肥沃土壤，與生機勃勃的中產階級經(jīng)濟實力的壯大和政治要求的拓展休戚相關。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自由主義在歐洲的牢固根基和旺盛活力。與之相較，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種子所植根的土壤，近乎一片荒漠。20世紀初年直到中期，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在中國舉步維艱。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的官僚資本相對于民間資本占有壓倒性的優(yōu)勢。這就極大地限制了中產階級實力的擴張。自由主義之所以沒有可以放心依靠、憑借的物質供給和精神供給之源，這是最根本的緣由。
論及與“國情”的關系，還須指出,由于三綱五常傳統(tǒng)倫理綱常的巨大統(tǒng)攝作用，個人價值在中國文化系統(tǒng)中的地位一直難以得到基本的認定,因而自由主義在中國幾乎很難找到合適的楔入點。嚴復在著名的《論世變之亟》中說，因為中西對“自由”的理解根本不同，于是帶來一系列觀念方面的差異，“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如中國重三綱，西人明平等；中國親親，西人尚賢；中國尊主，西人隆民；中國多忌諱，西人眾譏評；中國重節(jié)流，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西人求歡娛；中國美謙屈，西人務發(fā)舒；中國尚節(jié)文，西人樂簡易；中國夸多識，西人尊新知；中國委天數(shù)，西人恃人力；中國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西人喜黨居而州處等等。個人自由的觀念及其行為，在20世紀的中國，簡直有如洪水猛獸。正如魯迅所說：“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垢，茍被其謚，與民賊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誤為害人利己之義也歟？夷考其實，至不然也。”更應強調的是，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在做“深知明察”的工作、鼓吹個人價值的時候，剛剛把個人價值從家族、宗法價值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立即便把它編排進國家、民族價值的意義系統(tǒng)之中。在這里，個人的幸福是附屬于國家民族的利益之內的次要價值,這就與自由主義的宗旨發(fā)生目標的偏移和內涵的轉換。緣此，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就注定陷入不同形式的文不對題的尷尬境地。“這種現(xiàn)實困境的產生，與其說由于他們錯誤地選擇了自由主義，不如說在于他們錯誤選擇了實現(xiàn)自由主義的時機。而更正確地說，是中國近代的客觀情勢根本沒有為他們提供自由主義可以付諸實現(xiàn)的機會。”
三、不宜的政治氣候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復雜，尖銳劇烈，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之路艱難而曲折。溫和的、漸進的社會變革方式?jīng)]有力量推動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激進主義恰逢其時，急風暴雨的政治斗爭、你死我活的軍事對壘、唇槍舌劍的文化交鋒是社會運動的基本方式和主流形態(tài)。在這樣的氣候下，溫文爾雅、理性至上的自由主義，自然得不到現(xiàn)實的青睞，只能落得個孤芳自賞的下場，甚至比這更糟。
“五四”期間，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在活潑的輿論環(huán)境下，“百家爭鳴”的文化氛圍中，自由主義得到短暫的“自由”抒發(fā)的寬松條件。但是，1927年國民黨專制政權的確立，意味著自由主義“黃金歲月”的終結。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萬眾一心，舉全國之力抵御外辱是最大政治主題。“不信狄克推多制的”胡適，也暫時放棄了自由主義思想斗士的身份，受命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這一時段自由主義低落的原因很單：“中國人進入了這個痛苦的戰(zhàn)爭、政治萎縮、內戰(zhàn)與社會革命交織在一起的時代，胡適所持有的那種認為改變歷史進程的最終力量是理性和理性的人的寧靜信念，也存在不下去了。”40年代后半期，國共兩黨進入政治、軍事的全面決戰(zhàn)階段。一方負隅頑抗，一方志在必得。近代以來的激進主義潮流演至頂峰。自由主義者卻誤以為自己一展身手的時機來臨。民盟等自由主義政黨“誤讀”了美國的用心，勉力鼓吹“第三條道路”，精神亢奮。胡適更是異想天開，給毛澤東寫信，希望“中共領袖諸公”“痛下決心，放棄武力”。精明睿智如胡適者，竟然提出如此不著邊際的“建議”，只能表明自由主義者對于近代中國的政治氣候的規(guī)律和趨勢，缺乏起碼的認識水平和感知能力。從這一點看，徐志摩當年的詩：“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在夢的悲哀里心碎！”正是自由主義政治盲點和思想短路的絕妙寫照。
無論自由主義者的感受如何，贊同與否，激進主義無疑引領了近代中國歷史演進的方向和速率。急風暴雨的社會運動給他們以驚恐和不安，但知識分子古已有之、近代以來愈益強化的憂國憂民意識又決定了他們不甘心與激蕩的時局完全隔離。對于“十字街頭”的嘈雜喧鬧甚至血雨腥風，他們既興奮其內容的“進步”，又反感其形式的“無序”；既有感性的參與沖動，更有理性的猶豫彷徨。于是，他們在“十字街頭”筑起可以俯瞰世事的心靈之“塔”。這在胡適，表現(xiàn)為“心靈的惶惑”，正如研究者的客觀述：“他在暴力的時代主張丟棄暴力，在欺詐的時代執(zhí)著于對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個混亂的世界只固執(zhí)地贊頌著理性高于一切。”從“能坐言而不能起行”的嚴復開始，無論是“觀念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還是“行動的自由主義者”（如羅隆基），都始終身處思想的象牙塔中，對自己“精神貴族”的身份從未表示過自省和批判。他們真誠地信奉“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向往體現(xiàn)這一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的新社會的到來。但是，“他們的政治行動計劃是至親好友傍晚在家中聚會時進行的——而不是在會議廳和群眾大會中熱烈討論中進行的”。我們可以借用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自白來描述他們的心態(tài)：“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并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在近代中國流行的三大思潮中，激進主義以其昂揚的氣勢、痛快徹底的解決問題方式以及英雄主義的精神感召力量，比較容易贏得苦難民眾的認可。保守主義則因為迎合了一般社會大眾既想改變現(xiàn)狀，又害怕打破壇壇罐罐的普遍心理，從而在歷史遺產格外豐厚的中國擁有寬廣的社會基礎。惟獨自由主義，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既缺乏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接榫機理，又生不逢時，加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貫的精英做派和鄙視民眾的貴族心理，與幾萬萬中國民眾的“悲慘經(jīng)驗之間幾乎存在著無限的差距”，自然與大眾相疏遠、隔膜，他們的主張無法得到歷史的青睞和社會的采納，也就是再合邏輯不過的事情了。“胡適的價值標準和思想抱負表明，他對于他的人的‘社會愿望’或他們生活的‘實際條件’幾乎完全沒有什么真正的認識。”美國學者對胡適的這一總括性評判，同樣適用于近代中國所有的自由主義思想家。
（摘自《光明日報》2008年1月13日，原文標題為《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不結果實的精神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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